元青，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清（通讯作者），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引用原文]:元青，李清 .王拱璧对日本新闻政策的揭露与研究[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35(03):61-70.

摘要：甲午战后至20世纪初，日本对华舆论渗透呈现系统性扩张，其新闻政策作为“软性侵略”工具，深度干预中国舆论生态。留日报人王拱璧首倡“日本对华新闻政策”研究，开创性地以实证方法揭露日本通讯社垄断与虚假报道的渗透机制；组织工人运动，以“切断信息链”策略瓦解日本通讯社在华传播网络，开创近代中国反舆论渗透斗争的先例。其抗争策略融合群众动员与批判性议程设置，推动中国新闻业从技术实践向学科建制转型，提出“舆论自主性”“新闻公共性”等本土化理论命题。王拱璧的思想与实践，形成反侵略斗争与学科构建的双重范式，为当代国际舆论战中的“去殖民化传播”提供了历史镜鉴。

关键词：新闻政策；王拱璧；留日报人；舆论自主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剧烈变动转型，中日关系呈现极其微妙复杂的态势。一方面中国各项改革“以日为师”；另一方面日本对华政策悄然改变，日益加紧对华舆论渗透。日本通过操纵在华报刊、通讯社和记者构建信息垄断网络，以议题设置、虚假叙事、经济收买等手段，试图瓦解中国民众的抗争意识，建构对华舆论霸权。至20 世纪初，日本对华舆论渗透已从零散的民间行为，演变为由国家机器主导的系统性工程，使新闻政策成为侵略扩张的“软性武器”。既有研究多聚焦于日本军事与经济侵略，其新闻政策的运作机制及其对中国社会意识的影响缺乏深度剖析；而中国各界的反制实践，亦多被简化为民族主义情绪，遮蔽了其在传播学理与学科建构层面的开拓价值。

留日报人王拱璧的新闻抗争，为此提供了关键研究切口。1917年王拱璧赴日留学之际，正值日本对华宣传的鼎盛期，对华新闻操纵主体、投入资本、操纵地域，都达到了规模空前的程度。在此背景下，王拱璧首创日本对华新闻政策的研究范式，通过实证调查，揭露了日方通过通讯社垄断、虚假报道实施意识形态渗透的本质。王拱璧不仅呼吁中国舆论独立，更提出自建通讯社、规范采编伦理、发展新闻教育等具体策略，形成“切断信息链”的反殖民传播方法论。其实践不仅直接冲击了日本在华宣传网络，更推动了中国新闻业由术而学的学科自觉。遗憾的是，这位兼具行动力与理论洞见的先驱，专文研究却是寥寥。因此，本文试对王拱璧反舆论渗透的新闻报国实践做一考述，重审其首倡日本新闻政策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历史镜鉴意义，以达抛砖引玉之效。

一、批判日本新闻政策的动因

近代日本对华新闻政策是一个多维度、渐进式的系统性工程，其核心目标是通过舆论渗透服务于对华侵略扩张。该政策涵盖宣传思想、机构控制与运作机制三个层面。最初的日本对华舆论渗透主要由来华浪人及民间团体主导，官方仅以自主和松散监管形势介入，尚未形成国家层面的规制。然而，随着日本外务省、军部的深度介入，日系新闻机构逐渐被纳入国家战略体系，新闻报导逐渐呈现出强烈的国家本位意识，形成具有明确政治指向的殖民传播网络。

1917年1月，寺田内阁发布《关于对华政策》，其附属文件《伴随对华方针、大纲的决定应采取的措施纲目》，首次将新闻操控列为对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提出“在北京及上海创办与我国有关系的英文报纸”。这一政策体现了寺田政府对日系报刊外宣功能的重视，延续了大隈内阁利用报刊操纵对华舆论、推行对华政策的方式，标志着日本对华新闻操控从民间自发行为转向国家主导的战略部署。1919年，日本在华新闻机构完成结构性扩张：东方通信社在华传播据点由3处扩张至12处，笼罩了上海、汉口、天津等通商口岸，形成覆盖中国主要舆论枢纽的信息网络。通过控制通讯社稿件源，日方得以间接操控中国本土媒体的议题选择权，形成“信源—传播渠道—舆论场”的三级操控体系。从实施路径来看，日本对华新闻政策呈现三大特征。

其一，机构扩张与地域渗透同步推进。从1896 年宗方小太郎在汉口创办《汉报》始，日本在华报刊呈指数级增长：从1896 年的2 种增加到1900 年的8 种，1909 年的26 种，“1916 年增至34 种，1918年更达到44种”。地域覆盖“由天津、北京、上海、香港、汉口、福州，扩大到青岛、济南、厦门、广州、东北大中城市等地”，呈现出从沿海通商口岸逐步向内陆延伸的趋势，在东北地区、京津地区、山东半岛形成三大战略支点。其二，资金投入规模持续扩大。资金投入的规模和力度，是衡量政策战略优先级的重要指标。据日本外务省档案显示，对华新闻操控经费，从1909年的16700日元激增至1917年上半年的106500日元，增幅近6.4 倍。这一显著增长趋势，不仅反映了日本对华新闻政策战略地位不断提升，更揭示了其在舆论渗透方面的巨大野心和投入力度。其三，媒介功能与军事侵略深度捆绑。日本新闻业虽形式上走过“官报—党报”的西式发展阶段，但其固有的文化传统和国家主义意识，终使其沦为军国主义的扩张工具。不少媒介自觉充当了鼓吹国家主义的工具，并日益将炒作的热点转向了对外战争。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媒体系统通过议题设置、虚假报道及经济收买等手段，为军事侵略营造舆论环境。这种殖民传播体系的建构，本质上是通过信息垄断实现文化霸权。其运作逻辑可以概括为：以国家机器为推手，以通讯社为枢纽，以地域渗透为基础，最终达成“以新闻促控制，以舆论助侵略”的战略目标。这种系统化的舆论操控，不仅弱化了中国社会的抗争意识，更深刻重塑了近代东亚的信息权力格局。

而王拱璧从革命实践者向新闻研究者的身份转型，本质上是殖民压迫语境下知识分子能动性与历史结构性张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新闻抗争路径的形成，源于三重动因的交织：早期革命实践塑造的媒介认知、留日经历触发的批判意识以及与同侪协作构筑的学术支撑。三者共同构成“实践感知—问题凝练—理论突围”的递进式研究逻辑。

首先，王拱璧的新闻思想根植于其早期反帝反封建斗争实践。王拱璧幼年受教于父亲主馆的私塾，16岁时入陈州中学堂，接受中西新学教育。1904—1906年，王拱璧在河南高等学堂就读，自由涉猎《新民丛报》《民报》等进步书报，对救国之理领会日深。1907 年，加入同盟会的王拱璧，积极投身于反满反帝的救国运动，参与策划地方起义。他通过刊发《告河南父老书》等文，以报刊为阵地，以新闻为斗争武器，呼吁抵制清政府借款修筑“浦信铁路”，并复印传单分发河南各地，积极进行舆论动员。

辛亥革命后，王拱璧深化了对媒介社会功能的理解。自1911年起，王拱璧先后任河南省党部文娱干事，“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体育、音乐教员等职。在河南执教期间，王拱璧推荐任白涛为《申新神州》等大报的“驻汴通讯员”，开启了任白涛从事新闻事业的生涯，也为此后二人共同研究日本对华新闻政策埋下伏笔。1915年，任白涛赴日本留学。随后，王拱璧因袁世凯复辟帝制及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深感“虽然推翻帝制，实行共和，但仍未拯民众于水火”。

如上种种经历促使王拱璧不仅将新闻作为信息载体，更是作为“唤醒民智、凝聚抗争”的政治工具。这种认知在其后来的新闻实践中得到了印证，为后续对抗日本舆论渗透提供了方法论启蒙——即通过争夺媒介话语权实现社会动员。

其次，王拱璧研究日本新闻政策的问题意识源于其留日期间的亲身体验。尽管在其留日之前，中国新闻界已意识到外国对华新闻政策的危害，如1915 年，《盛京时报》揭露德国利用新闻离间中国与联合国，粉饰本国对华图谋的野心；《申报》指出，“各国报纸为政府所利用而列于政策之一”。1916 年《民国日报》批判“某国组织某报事业简章中，以挑拨南北恶感，分裂中国为第一注意事”，认为“新闻政策已为今日各国政策之先锋”。但相关研究多停留于零散批判，缺乏系统性调查与理论建构。

1917 年王拱璧赴日留学之际，中日关系紧张，中国反日浪潮高涨，正值日本对华宣传的“黄金期”。王拱璧不仅目睹靖国神社展览中，日本以侵略手段从中国劫掠的大批藏物，更亲身经历了日本新闻界对中国的歪曲报道，直面日本对华新闻的系统性扩张。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王拱璧目睹了日本媒体对五四运动的污名化建构。如《每日新闻》将抵制日货称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愚蠢至极的排斥日货运动”，《朝日新闻》嘲讽中国民众“戴冬帽抵制日货”。

此类报道暴露了日本新闻政策的运作本质——通过议题操控与虚假叙事，试图消弥中国民众的抗争合法性。王拱璧痛斥日本“利用报社或通信社，制造种种讹言，以搅乱世人之观听，而遂其阴谋毒计”的新闻政策，以作为“‘对支根本政策’之大端”。强调日本“新闻政策”通过“挑拨我南北，颠倒我是非，污蔑我文明，堕落我社会；当拓殖倭种之先锋，作推销日货之利器”；旨在粉饰侵略，“行亡我之策”。而王拱璧的这种在地观察，也促使其突破早期零散批判，转向系统性研究。

1919年，王拱璧在反日斗争任务讨论中，提出系统研究日本新闻政策的主张。在赴上海支援青年运动期间，经上海学生总会的协助调查，起草完成对日斗争的指导性文件《对日帝新闻政策斗争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大纲》从新闻领域展开反抗日本侵略主义的斗争，运用“信息链阻断”策略，有效地回击了日本对华的舆论入侵和思想渗透，标志着王拱璧从行动者向研究者的范式转型，这对其后来探寻中国新闻的自主之路具有重要的价值。

再次，任白涛的助力，为其提供了理论突围的支撑力量。清末十年，因改革与革命的需要，书刊报纸呈井喷式增长，一些青年学子开始译介西方新闻学著作，并远赴国外学习新闻学，故这一时期也被看作是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奠基期。赴日前，王拱璧即认为报刊比学校教育的作用更大，且有参与革命宣传的直接经验，对国内新闻界也比较熟悉。前文提及他曾在上海的报刊发表文章，呼吁抵制清政府借款修筑，亦曾联络报界为老友任白涛谋业，足见其与新闻界联系匪浅。

留学期间，王拱璧“与热心国事的华人多取联系”，在三千留日中国学生中，被推选为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干事，河南分会会长，负责组织游行和宣传，专任对日本“新闻政策”的斗争任务。而王拱璧的学术突破也得益于与任白涛的深度协作，这种协作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材料共享。任白涛东渡日本后，将研究兴趣集中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对华的宣传政策上”，搜集了相关研究资料。据其自述，有关日本新闻政策“所收集的材料，老早就够大部头的专书使用了”。这些资料为揭露日本新闻操控提供了关键证据链，对王拱璧之研究助益颇多。二是方法互鉴。1919年春开始，王拱璧与任白涛停止课业，专门从事日本对华新闻政策的调查研究，立誓“不和日本帝国主义新闻政策斗争到底，决不罢休”！二人采用实证调查法，统计1918年前日本在华新闻机构数量，以量化数据揭示其渗透规模；王拱璧于同年发表新闻抗争力作《为今日报界进一言》。三是思想共振。王拱璧与任白涛在研究中协作共进，将对策研究上升为学科建构命题。在王拱璧赴上海支援五四运动前夕，二人便共同制定了斗争方法，因此王拱璧才能够在回国伊始草拟出《大纲》，迅速开展对日本新闻政策的斗争实践。任白涛在其《应用新闻学》自序中指出，此书“乃就正于爱研斯道之吾友王拱璧，旋经拱璧雠校一过，是正甚多”，足见二人协作深度。这种协作模式，既弥补了个体研究的局限，也凸显了近代知识分子在抵抗殖民传播中的集体智慧。

综上，王拱璧的日本对华新闻政策研究，绝非偶然的兴趣，而是个人革命实践与侵略压迫现实激烈碰撞的必然产物。从早期办报反清的舆论动员，到直面日本通讯社的议程操控，再到与任白涛协作的学术突围，三重动因交织推动其完成从“行动者”到“研究者”的身份蜕变。这种基于在地经验的批判性思考，不仅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华新闻传播机制提供了实证基础，更使其抗争策略始终紧扣“切断信息链”的核心命题，为后续组织工人运动、构建本土新闻理论奠定了前提。

二、对日本新闻政策的抗争与主张

王拱璧的新闻抗争实践不仅局限于对日本新闻政策的揭露与批判，更在于他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抗争策略和理论主张。这些策略和主张不仅在当时有效地抵制了日本的舆论渗透，还为中国新闻业的自主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路径。他的抗争策略与理论突破，共同构成了反殖民传播的双重路径，为后续的新闻学科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对日本新闻政策的量化调查与实证揭露。从民间来华自办报刊，到官方授意在华创办通讯社，日本对华舆论渗透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社会的毒害也进一步加深。王拱璧在《东游挥汗录》详细剖析了日本对华舆论渗透的手段和危害，其中日本最大的两家通讯社“东方通信社”“共同通信社”对中国新闻界影响巨大。前者为日本政府援助，后者为日本实业集团所组织，均服务于日本“对支根本政策”。“东方通信社”为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于1914 年在上海创办，表面为民办，实则受日本外务省领导，把日本新闻传到中国的同时，也把中国新闻传到日本和海外。通讯社为各报提供新闻通讯稿，从新闻源头控制舆论，既能操纵舆论导向，又能避免读者因资方为日本而产生警惕心。通讯社操纵方式隐秘、辐射范围广，故其危害远甚于报刊，这也使王拱璧提醒中国报界要特别注意日本通讯社的原因。1919年，王拱璧在时政刊物《心》发表专文，揭露通讯社之危害，指出“有极危险之一事，亦即为抵日先决之一事，为吾人受毒已深尚未澈悟者，日人之新闻政策是也。……既以‘东方通信社’‘共同通信社’弥漫传布于我国报界，以操纵我通国之舆论”。

日本对中国新闻的操纵行为包括但不限于自办报刊、收买记者、创办通讯社等，这一点在日本的官方档案中，也有印证。故此，王拱璧与任白涛详细调查记录了1918年以前日本在中国经营的各类新闻机构，统计显示汉文通讯社及其机关报12 家，日文通讯社及机关报26 家，英文机关报2家。日系报社已经占我国当时报社总数的五分之一，销售份数约达四分之一。通过以上调查，王拱璧警醒国人，除了关注通讯社的广泛影响外，更要警惕日系报刊在中国的庞大规模。日本民间对华团体东亚同文会对此亦有统计：1915 年12 月，中国报纸总量为242 种；同年6 月，日本在华新闻杂志记者及社员就已达318 人。这些数据展现了日本在华新闻势力的庞大，以及对中国时局的深度渗透。通过对日本新闻业的状况和对华新闻机构的全面调查，王拱璧揭露了日本新闻政策的野心和实质，并在此基础上撰写新闻论评，批判日本“新闻政策”。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对中国新闻界的斗争策略和舆论独立提出针对性建议，具有可贵的指导意义。

第二，“信息链阻断”与群众动员。1919年王拱璧代表中国留学生总会支援五四运动，他从日本对华新闻政策着手，开启新闻抗争，通过实证调查发现，日本在中国各大城市广泛发行中、日、英文各类报纸。此外，当时中国没有像样的自办通讯社，全国90%的报社都要倚赖日本通讯社。据此，王拱璧草拟出《对日帝新闻政策斗争大纲》，指出斗争重点是杜塞日本东方社和共同社新闻稿在中国的不实报道。

为了从源头截留日本通讯社稿件，王拱璧开展了如下策略。首先，动员群众力量，充分调动报业生产各环节的工人参与运动。王拱璧争取到“排字、印刷和送报工人的大力支持”，拒排日本通讯社稿件。不足一月，终使两社发稿不见踪迹，取得了对日本通讯社斗争的实效。其次，通过报刊开展认知纠偏，揭露日本虚假报道。王拱璧接连在《救国日报》发表《告报界书》《最毒的日货》，痛陈日本帝国主义新闻舆论的险恶用心，揭露日本以新闻政策为对华侵略之先锋、销售日货之利器的实质，呼吁报界抵制日本报刊通讯社对中国舆论界的渗透。

日本对华新闻政策的研究，既须从学理与调查数据揭露日本新闻政策的实质，更需中国新闻界针对性地应对和回击。因此，除去对日本侵华政策的揭露，王拱璧还利用报刊言论声援“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斗争目标，频繁在报纸发声。王拱璧先后发表《驻沪留日学生代表通电》（《申报》1919年6月9日）、《日本新闻政策的对华活动》（《新闻通讯》，1934年）、《帝国主义者又放烟幕弹》（《新闻通讯》，1934年）等文，指出“帝国主义者的新闻政策是侵略弱小民族一个最锋利的武器”，其在华通讯社“整个的垄断着中国的新闻界；专门造作谣言，挑拨是非，对国内专找傀儡，制造内乱，对国际是混淆黑白，尽量暴露我国的弱点”。因此，王拱璧极力呼吁社会各界，警惕帝国主义利用宣传手段制造的烟幕弹，表现出对中国新闻独立与自强的向往。

第三，提出信源替代方案，呼吁舆论自主。舆论问题曾是清末知识界讨论国是的重要话题，如当时政治运动中改革派与革命派的两位代表人物杨度、胡汉民，二人曾就舆论问题有过专论，说明舆论在政治改革、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相较而言，王拱璧对新闻舆论的讨论则更进一步，在肯定舆论政治功用和社会价值的同时，开始思考中国新闻界如何通过完善自我机制抵御外部舆论渗透。王拱璧在具体的调查研究中发觉，帝国主义“新闻政策”“对于民族不振作，舆论不健全的国家，它的效力尤为显著”。也就是说，帝国主义新闻政策存在遇弱则强的传播特点。

20世纪初，中国新闻舆论环境的昏暗与外媒的舆论操控构成了当时中国政治外交的双重困境，促使中国新闻界亟需关注并加强对此问题的研究。这种需求推动新闻政策的斗争实践转向学理层面的新闻构建。王拱璧由政治而学术，在对日本新闻政策的斗争中，注意到中国报界应重视舆论独立与健全，警惕日本对华舆论操控，并就此提出应对之策。第一，自设通讯社；第二，抵制外国通讯社稿件的流传；第三，纠正外国新闻谬误，揭示其用意之所在，以警告国人；第四，不曲循社会之好。这些建议，显现了新闻舆论研究的初步形态，具有拓荒之功。

王拱璧深入介绍、评述日本新闻政策，揭露日本新闻通讯对内愚民、对外诱导的新闻诈术，实为“日本对华新闻政策”的研究先驱。他不仅关注到日本对华新闻侵略行为本身，更通过调查研究，指出了日本新闻政策在对华侵略中的隐蔽手段和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王拱璧积极探寻中国新闻界防范外部渗透的有效手段，以新的知识视野与思想工具为当时中国初生的新闻业寻找出路，主张中国新闻业应时刻秉持自主、自立、自强的发展原则，通过振兴、健全舆论，抵御外部势力的干预和渗透。王拱璧对日本新闻政策侵略本质的洞察，使其从民族国家的立场，思考新闻学发展道路，以新闻实践推进学术进步，既因应时事，亦对当时新闻界有警醒效用。

三、由术到学：竖立“新闻学”旗帜

中国近代新闻事业长期受困于帝国主义新闻政策的渗透，其重要原因在于缺乏学科化认知与专业化教育。王拱璧深刻认识到这一点，扎根新闻业，关注新闻研究，呼吁中国新闻学界“赶快把新闻学这个科学的旗帜竖立起来”，强调“至少也和别种科学一样地看重它”。他围绕新闻客观性、职业伦理、运营机制等议题展开理论探索，推动新闻实践向学科化转型，其思想对当代新闻学发展仍具启示意义。

（一）反殖民斗争驱动下的学科自觉

蔡元培曾指出：“凡事皆有术而后有学。外国之新闻学，起于新闻发展以后。我国自有新闻以来，不过数十年，则至今日而始从事于新闻学固无足怪。”此论揭示了“术与学”的一般规律，也映射出中国新闻学科建设的滞后性。清末民初两次国人办报热潮中，各种新思想、新知识、新文化借助报纸刊物勃然发舒。这不仅唤起人们对时局前所未有的关注，也增强了社会各界对新闻报道的需求。一批“奇才”式的新闻记者，如黄远生、邵飘萍、刘少少、林白水、胡正之、张季鸾等开始享誉京城。新闻记者作为一种职业开始受到重视和尊重，但新闻业仍停留于技术实践层面。

作为兼具革命家与学者双重身份的知识分子，王拱璧的独特贡献在于将反殖民斗争经验转化为学科建构动力，形成“抗争驱动型”发展路径，与大多走向职业化研究道路的新闻学家相比，王拱璧早年并非专业报人、记者。在中国新闻学的初创时期，王拱璧以一个职业活动家的身份，在新闻实践与救国活动两方面均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先后参加辛亥革命、五四爱国运动，并以敏锐的专业眼光聚焦新闻宣传，开展爱国实践活动，进而产生新闻学科自觉。

在具体的研究中，他敏锐地捕捉到当时新闻界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外国通讯社垄断新闻源，导致评论模棱，拜金主义盛行。自清末以来，“外人利用新闻以扩充本国之政策，而中国不肖记者利用本国新闻以扩张外国之势力，颠倒是非，丧害良心，直名之曰：报界之卖国奴”者屡见不鲜，而当时中国新闻界的评论多数陷入“模棱”和“拜金”的泥淖，“能够不衷事实，瞎拍乱吹”。另一方面，从业者常识匮乏，惰性深重，亟待专业训练。对此，他提出双重应对策略：对外切断殖民信息链，对内构建新闻教育体系。这种“破立并举”的思路，使学科建设始终服务于民族独立的历史使命。王拱璧对舆论独立和新闻真实问题的重视，显现出可贵的新闻专业意识。即便是新闻之术业两端都取得迅猛发展的今天，外部舆论渗透、内部职业意识有待提高的双重矛盾依然存在。因此，王拱璧关注的问题和对策，不仅为当时的有识之士所关注，对于今日仍具有可贵的现实启示意义。

王拱璧的研究方法亦具有开创性。他采用实证调查法，系统梳理日本在华新闻机构，量化分析其渗透规模。这种基于数据的批判性研究，突破了早期新闻学研究的感性批判模式，为学科发展提供了方法论示范。他对新闻事业的投入，根植于近代知识分子追求民族独立的家国情怀，从反殖民斗争的视角提炼出“舆论自主性”等理论命题，使新闻学研究成为抵御文化侵略的思想武器。

自清末新政以来，政治改良与革命运动的势力此消彼长，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从根本上被撬动并面临重组。从旧的“四民社会”中解放出来的读书人挣脱“学而优则仕”的固化社会流动方式，开始在更广阔的社会舞台上以新知识分子的形象崭露头角。他们“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而作为近代新型知识分子代表的王拱璧，对中国新闻学道路的思考，正是从对外新闻斗争的实践中来，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民族性；也因为他在实践中注意收集材料，深入调查，尤其是对日本新闻政策的调查研究，切实服务于当时的社会需要和学术发展，为此后中国新闻学的理论创建，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二）新闻公共性与专业化的双重探索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竞相争夺舆论话语权。王拱璧观察到在西方平民社会阶层，报界的责任凸显。反观中国报界，“满纸糊涂，失去新闻之本旨、报纸之资格者，固比比皆是也”。造成此种弊病者，除了经济原因外，“良因当事者，于人间常识及专门新闻知识之缺乏，亦因惰性太深，不肯为彻底之觉悟”。王拱璧指出报业发展呼唤新闻学研究，认为只有通过专门的研究，才能成为合格的从业者。王拱璧提出的新闻学科建构围绕两个核心命题展开：新闻公共性与专业化建设。

在新闻公共性方面，王拱璧主张“报纸者，社会之公物也”，强调新闻应秉持公正、客观、通达的原则，服务于公共利益。他认为，报纸博取群众欢迎无可非议，但如果只是“迎合一般堕落社会之心理，以广其销路”，则只会造孽于社会。因此，新闻从业者不可“曲寻社会之所好”，当为社会之公共利益计。在任白涛《应用新闻学》序言中，王拱璧再次强调：“报纸第一的要务，乃是明确地把新闻记事报告于读者；而新闻记事的外表和内容，更须富于公正的，民众的，教育的，艺术的和现代生活的色泽。”王拱璧的如上思想，超越了工具性新闻观，直指新闻工作者为谁服务的重要问题，将公共性置于职业伦理核心，与现代新闻学“忠于公民”的理念，形成跨时空呼应。

在专业化建设方面，王拱璧指出新闻学科教育的两个突出问题。其一，认为新闻学教育的师资不完善，有些新闻学教授并不合格，没有经过专业且系统化的学习；其二，多采用教授自编的“讲义”，教材落后，缺乏深度。对此，他提出系统方案。针对师资匮乏问题，主张“不妨借才异地”，引进外籍专家补充师资。针对教材短缺，倡导编撰高质量本土教材；针对实务薄弱，强调产学研融合。这些主张与同时代学科建设形成互补，共同推动中国新闻学由“术”向“学”转型。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开启系统教育，1927年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的出版奠定了史论基础，而王拱璧的贡献在于，将反殖民斗争经验注入学科肌理。其建议虽受限于历史条件，却为学科发展指明方向——新闻学不应止步于技术传授，更需承担塑造国民精神、捍卫文化主权的时代责任。

具体实务层面，王拱璧在《为今日报界进一言》中提出十五项革新建议，涵盖编辑技术革新（如楷体排版、标点规范）、经营模式（如广告改良）等领域，架构起理论与实践互通的桥梁。他主张通过印刷革新提升阅读体验，通过广告学术研究拓展报社收入，体现出理论与实践互通的学术视野。王拱璧认为一份报纸要唤起阅报者的兴趣，除了论评正大适当、记事精美详实、文艺杂件名贵出色外，更要在编辑、排版、印刷方面多下些功夫，主张印刷之铅字尽量采取楷书、行书，注意配图以及句读标点的规范等。报社之收入不得不倚重报纸的销售，可中国报界“知利用广告者少，通广告术者更少”。因此，在报纸的经营方面，王拱璧提出改进办法，“乘时平其报价，以扩销路。提倡广告学术，改良广告方法”。

由上可见，王拱璧对新闻学研究的呼吁和主张，既源于其反帝救亡的拳拳报国之心，又着眼于中国新闻学的长远发展。他对新闻真实、舆论自主、报纸公共性、新闻从业者的基本素养、报纸的经营等诸问题的讨论，直触现代新闻学研究的关键问题，初具新闻公共性与新闻专业化之学科意识。

（三）抗争实践的理论遗产

王拱璧的探索具有双重历史价值。在实践层面，他开创了“抗争驱动型”学科发展模式，将新闻学研究转化为抵御文化侵略的思想武器，开启了从抗争实践向学科教育发展的路径，促进了中国新闻学的孕生。在理论层面，王拱璧提出的“舆论自主性”“新闻公共性”等命题，突破西方话语范式，为建构本土新闻理论提供了原型。其“切断信息链”策略有效地打击了日本在华宣传网络，动员排字工人拒排日本通讯社稿件的做法，彰显群众力量在舆论战中的关键作用，为中国新闻界争取自主权提供了方法论指导。这种“知行合一”的路径启示我们：学科建设既是知识生产过程，亦是文化主权争夺的场域。在中国新闻学科初创期（1918—1927），王拱璧与徐宝璜、任白涛等学者形成思想共振。1916年任白涛东渡日本留学“始知二十世纪之学术界，早有所谓《新闻学》者”。1919年，徐宝璜在《新闻学》一书中特别指出，“新闻纸之滥觞既迟，而其特别发展，又不过近百年事”，而以“新闻纸”为对象“特别研究之”，亦不过数十年时间。事实上，中国新闻学，正是在此时蹒跚起步。自1912年全国报业俱进会提议设立新闻学校起，直至1918年，北京大学设立新闻学研究会，系统讲授新闻学，中国现代新闻学教育方才开启。

王拱璧在中国新闻学的初创期，就为“竖起新闻学这个科学的旗帜”大声疾呼。他不仅于1919年3月为《东方杂志》撰写《为今日报界进一言》，呼唤报界应该注意新闻学的研究；在1926年为《应用新闻学》作序时，呼吁中国新闻教育者为新闻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做些事情，强调“必须拿办理工科的精神和设备经费去办新闻科，那末，这新闻科才算现代的新闻科”。凸显其对学科独立性的深刻认知。从1919—1926 年，在一众新闻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无论是新闻学研究的推广，还是学科教育的开展、新闻学专著的出版，都取得了不斐的成绩。

综上，王拱璧的新闻思想源于反殖民斗争实践，着眼于学科长远发展。在中国新闻学科的初创时期，他敏锐地观察到新闻学研究对于新闻业的指导作用，新闻教育对新闻学、新闻业的反哺作用，更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经费保障、师资完善等方面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和建议。王拱璧的新闻思想与实践，使新闻这一新兴学科有了创新发展的源头活水，他对新闻真实、职业伦理、运营机制等问题的探讨，触及现代新闻学研究的关键命题。其贡献不仅在于历史维度的开拓性，更在于为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体系建设提供了早期范本与思想资源，其思想遗产对当代仍具启示意义。面对数字时代“算法殖民”传播，王拱璧倡导的舆论自主权理念、实证研究方法、跨学科视野，为解构当代信息霸权提供了历史参照系。其思想的价值不仅在于历史贡献，更在于为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体系提供了思想资源。

四、结语

王拱璧的新闻抗争实践与理论探索，是近代中国反殖民斗争与学科建构交织的典范，体现了“新闻为社会之公器”的理念，展现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反殖民斗争中的独特贡献。他立足于实证调查，揭露日本对华新闻政策的侵略本质，以“切断信息链”策略瓦解日方舆论渗透网络，开创了以群众动员与批判性议程设置为核心的反殖民传播路径。在实践层面，他推动了中国新闻业从技术实践向学科自觉的转型；在理论层面，其提出的“舆论自主性”“新闻公共性”等命题，为本土新闻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早期范本。这一探索，突破了传统“冲击—反应”的被动叙事，以在地化知识生产揭示了非西方传播理论对抗文化霸权的可能路径。作为近代中国首位系统性批判日本帝国主义新闻政策的先驱，王拱璧的探索不仅树立了反殖民传播研究的旗帜，为当代“去殖民化传播”提供历史镜鉴，更警示我们：舆论自主权的争夺，既是历史进程中抵御文化侵略的盾牌，也是民族复兴征程上构建话语体系的基石。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清末民初早稻田大学中国留学生档案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9BZS086）；天津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中国‘转型时代’的日本对华新闻政策（1895—1920）”（项目编号：2021YJSB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