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字化浪潮与全球化加速演变的新时代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教师队伍建设面临巨大的挑战。传统教育形式在技术革命的冲击下，表现出理论阐述不足、实践适应有限等问题。目前思政教师队伍存在结构失衡、数字化断层与制度激励异化等诸多情况，制约着“三全育人”发挥。在此情形下，本文立足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跨学科剖析思想政治教育教师队伍建设面临的多维性难题，探索一条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效度的新型建设路径，为锻造政治坚定、学术深厚的新时代思政教师队伍提供科学解决方案，从而回应“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命题，为构建中国特色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模式。

一、问题的重释：思想政治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多维张力

（一）结构性危机与生态位失序

思想政治教育教师队伍在结构性方面表现出的危机，本质上为教育生态位的失调，具体表现为代际断裂、学科背景单一以及职称体系固化，制约思政队伍的可持续发展。

1.代际断裂与文化基因接续危机

目前思政教师队伍年龄呈现“橄榄式”分布，中年教师占比最大，新生代教师与资深教师则比例较低。[1]这种结构导致教育经验的代际传递受到阻碍，年轻教师难以系统化了解传统思政教育的精华，而资深教师的经验智慧又缺少科学有效的传承路径。不同代际教师对教育方式的适应程度、对学生的认知能力存在差异，使教学风格与育人理论难以较好融合，加深思政队伍内的代际断裂。[2]

2.学科背景单一与知识生产僵化

思政队伍学科背景同质化，多集中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等传统人文社科方面学科，而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甚至新兴科技方面的跨学科人才匮乏。[3]这种“单一”知识架构在面对社会现实情况的时候，尤其在数字化、全球化背景下，往往难以提供多角度的理论呈现，极大降低思政教育的说服力与解释力，且单一学科背景下的思政教师队伍难以应付当下多元化的思想冲击。

3.职称体系固化与职业发展失衡

当前思政教师职称晋升呈现“倒金字塔”形式，高级职称比例偏高，而中级教师上升空间受限。[4]这一现象产生两个矛盾：第一，青年教师因晋升通道狭窄而产生职业疲倦，教学热情受阻；第二，部分高级职称教师因缺少更高发展目标，而出现“职业高原”情况，科研动力下降。这种职称体系的失衡，不但影响教师个体的发展进度，而且削弱思政队伍整体的创新活力。

（二）能力迭代与数字时代的知识鸿沟

数字化迭代改变当今知识传播与认知方式，思政教师的理论研究能力、教学方法与科研范式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的能力结构已不能适应智能化时代的发展需求。

1.理论阐释遭遇“后真相时代”的解构危机

在遭遇巨大信息冲击的当今，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多元化，传统意识形态灌输的方式已被淘汰，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等重构了碎片化、情绪化的认知方式，从而导致情绪化叙事逐渐消解严谨的理论逻辑。[5]思政教师若依赖于传统理论模式，难以走进学生内心，难以突破学生认知，甚至会因话语体系的差异使学生产生逆反心理。可见，当下如何将抽象理论以符合数字时代认知模式的方法进行表达，成为亟须关注的问题。

2.教学方法与“具身认知”范式的冲突

新时代学生（尤其“Z世代”学生），其学习方式由被动接受式向沉浸式、互动式转变，传统的“教师讲—学生听”的方式难以激发内部认同感。[6]认知科学研究表明，具身学习（如情景模拟、虚拟体验等）可有效提升知识内化程度[7]，然多数思政教师采取传统方法的不在少数，缺少对数字化技术的掌握，从而造成教学方法与学生学习需求之间的错位，令教学效果不佳。

3.科研成果陷入“实验室逻辑”的困境

目前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研究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问题，诸多成果局限于抽象概念与政策阐释，缺乏对现实问题的深入解剖，这种依托“实验室逻辑”的研究方法，使思想政治教育学术成果难以转化为可落地可指导实践的资源，造成科研与育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脱节。尤其在面对社会热点时，思政教师所具备的知识量如明显滞后，就难以提供及时且有效的思想引导。

（三）制度异化与激励系统的价值悖论

当下教师管理制度在追求效率化的同时，也呈现出考评体系工具化、培训机制碎片化，以及激励形式单一化等问题。

1.考评体系工具化

思政教师评价制度过度依赖项目申请、科研论文以及获奖荣誉等量化指标，忽略了教书育人实际效果以及学生思想心理发展等质性指标。失衡的导向促使思政教师将大量精力投入于可量化的科研产出中，而课堂教学、师生谈心谈话、主题活动等核心职责被弱化，若不能及时修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将异化为“数字竞赛”，思政教师的主体地位与创新能力被抑制，教育的价值目标被边缘化。

2.培训机制碎片化

教师的专业发展培训往往呈现碎片化、专题化特点，缺少系统性与连续性，各类培训项目内容重复、浅显，难以促进教师能力有效提升，且培训方式多采取理论讲授的方式，缺乏问题导向、案例分析以及互动讨论等，导致参与培训的教师积极性降低，培训效果不佳，若不加以整改，将会令教师专业成长陷入低水平恶性循环。[8]

3.激励形式单一化

现行教师激励机制重视物质方面（如职称晋升、项目经费等），而轻视精神方面（如职业认可度、荣誉感等），这种激励方式，将教师职业动机外化为物质层面的追求，其内在的价值逐渐淡化，尤其对于高级职称思政教师，当物质激励已趋饱和，便存在所谓“意义真空”状态，丧失持续发展的动力，如此不利于思政教师队伍整体建设以及集体智慧的形成。

二、理论的升维：复合范式整合下的逻辑重构

（一）本体论奠基：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的再诠释

思政教师本体论应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对象性活动理论为元理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9]然教育作为特殊社会活动，是存在于主客体、个体与社会之间的辩证统一。思政教师不单承担着知识的传授，更是价值观建构的重要促进者，其本体论定位应表现在“意识形态再生产的主体（经师）”与“价值关系建构的介体（人师）”的辩证统一。

阿尔都塞所呈现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深化以上认知，教育并非机械的知识传递，而是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关键部分，思政教师作为国家主流价值观传递者，理应在学术自由与政治规训中保持一定的张力。[10]传统“经师—人师”二元理论无法适应新时代数字化教育的复杂性，必须建构“政治—学术—人格”三位一体的本体论形式：政治性，作为意识形态的捍卫者，可确保教育的正确方向；学术性，作为知识的创造者，可保障理论阐释的深度；人格性：作为学生精神成长的引路人，可实现教育感召力。本体论重构，将思政教师融入社会再生产与个体发展的辩证关系之中，使之有效连接宏观意识形态与微观生态体验。[11]

（二）系统论整合：结构功能主义的超循环模型

教师队伍建设是一个复杂体系，可结合卢曼社会系统理论，视为“教学—科研—服务”三位一体的功能结合体，该系统并非静态状态，而是持续性信息交换与能量流动的动态平衡。为进行系统论整合，可引入帕森斯的AGIL（适应—目标达成—整合—模式维护）模型：适应，教师需不断调整自身知识体系，以适应社会的发展与教育的需求；目标达成，明确思政育人的目标，保证意识形态教育科学有效；整合，协调个体发展与团队协作，减少系统内耗的产生；模式维护，保证系统内文化元素的存在，使教育传统可延续。[12]

单一结构化分析并未呈现动态，为此可引入超循环理论[13]，将教师队伍建设解释为非线性累积，而是以“教学—科研—服务”三个子系统互融，形成正反馈循环，具体表现为：社会服务延伸教育场域，增强系统开放；教学实践挖掘学术问题，推动学术研究发展；学术成果反馈教学，提升理论水平。这一循环模型关键在于“熵增抑制”，以外部能量（如政策支持、技术赋能）与内部自组织（如教师共同体建设）为源，促使系统从混沌走向有序，形成动态稳定的高阶平衡态。

（三）方法论创新：数字孪生与教师发展生态学

在数字技术社会背景之下，思政教师专业发展被重构为“数字孪生生态”，即物理世界的教师与虚拟世界的数字化相互映射、协同发展，这一生态建构需基于三大技术逻辑。

1.大数据画像与能力诊断精准化

传统教师评价集中于主观经验指标，缺乏运用数字孪生技术采集教学行为、学术产出、学生反馈等数据的能力，新时代教师应构建“能力图谱”，可基于机器算法，识别教师个体有利区以及不利因素，提供综合发展路径，如思政教师在理论阐释上较为突出，但互动性以及学科融合性较弱，可依托数字系统推荐情景模拟训练方面的内容。

2.元宇宙教研与教学范式沉浸式重构

在虚拟课堂方面，思政教师可运用元宇宙技术，打破物理时空限制，采取全新的教学方法，如运用VR场景模拟“后真相时代”，训练教师面对意识形态挑战的应变能力，抑或借助数字分身技术，以“旁观者”视角反思自身教学实践，这种具身化学习体验，可加快教学范式的代际迁跃。

3.区块链与“贡献—激励”智能合约

当前教师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贡献度难以量化以及激励较为滞后，在此情形下，引入区块链技术，由于这种技术具备不可篡改性与智能合约的自动执行特性，有利于构建新式激励生态，将育人成果（如学生成长案例）、学术贡献、社会服务等上链存证，以及通过去中心化自治组织（DAO），实现同行评议与价值分配，有效形成“贡献即回报”即时反馈循环。

三、理论的再出发：范式革命的未来图景

（一）本体论革命：“数字灵工”的新主体性建构

在智能技术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教师主体功能正发生着范式的转变，其中“数字灵工”（Digital Spiritual Worker）这一概念的出现[14]，预示着教师本体论认知发生根本性改革，这类新型主体并非技术工具的简单适应以及传统人文立场的坚守，而是在“技术具身”与“价值先验”辩证运动中形成的第三方存在。

技术具身体现在教师认知方面的数字化建构，当脑机接口、现实增强技术等成为认知器官的扩展，教师的认知方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知识的获取由线性转为多维度体现，思维过程从个体向群体走近，教学实践从物理空间延伸至虚实结合。这种具身并非简单化技术支持，而是呈现“技术—身体—意识”三元认知结构，使教师获得前所未有的教育感知性。

价值先验体现在教师对技术理念的批判性跨越，在算法加成的世界中，教师应保持价值判断的自主能动性，这种自主性不是技术之外，而是源于对技术逻辑的把握。“数字灵工”的特殊之处在于，技术体系的内部运作以及立于人类文明高度开展价值审视，于千万数据流中坚守人文根本。

技术具身与价值先验辩证统一，构成“数字灵工”的本质，技术具身提供教育干预的新方法，价值先验保证了教育方向的准确性，这种新型主体性有效克服技术乌托邦的盲目自信，避免了人文怀旧的保守性，在技术发展与价值演练中建立具有张力的创造性，未来教师将不再局限于简单的知识传递，而是化为数字文明时代的“架构师”，在bite与灵魂之间开辟出全新世界。

（二）认识论跃迁：复杂性科学与教育神经学的范式融合

价值观教育正发生着认识论基础的重构性变化，传统灌输式认知方式已难以阐述数字原住民价值形成逻辑，亟待建立“复杂性科学与教育神经学”跨学科式认知框架，以此在根本上改变教师对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了解。

复杂性科学为价值观呈现提供系统思维新方式，价值观养成并非简单“刺激—反应”，而是个体认知系统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多层次交流，借助复杂适应系统理论，解析价值观演化特征，微小教育干预可采取正反馈循环产生指数级变化，价值观转变呈现非线性跃迁，群体价值共识也将采用自组织规律。

教育神经学则打破价值观“黑箱”，以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脑电图（EEG）等神经影像技术，直观测量价值判断的激活状态，由于价值观内化关乎默认模式网络与任务正相关的协同刺激以及情感反馈系统与认知控制系统的动态平衡，这一理论促使教育方法从灌输式转向神经可塑性，采用特定教育场景设计优化价值观的编码历程。

双方的范式结合，对教育认知论产生革命性突破，价值观形成是神经可塑性与社会复杂性共同作用下的呈现，这一认识论的跃迁，将引导教育实践从经验直觉向科学有效进发。

（三）实践论迭代：教师发展数字孪生体的革命性意义

思政教师专业发展与数字孪生时代发生交互，思政教师数字孪生不是机械的数字模拟抑或数字工具的运用，而是构建教师专业成长的平行智能体系，这一实践论创新彻底改变教师培养的模式。数字孪生的核心价值在于实现职业生涯的全周期发展，通过整合多维数据，构建教师专业发展的动态模型，预测不同发展路径的可能。基于此，数字孪生可为每位思政教师生成定制化发展路线图，根据认知特征推荐最优化学习序列，以及依据情感模式适配最佳教学策略，同时针对思政教师职业瓶颈提供突破方案，这类评估并非机械指令，而是保持教师主体性下的智能伙伴关系，在尊重专业自主权的前提下实现精准赋能。

实践论中更深层次革命在于数字孪生改变教师发展的本体论状态，当物理世界教师与数字孪生形成互动的关系时，思政教师的专业发展则突破时空限制，进行“虚实共生”，教师可在虚拟环境中开创新的教学方法，通过数字分身同时参与多个学习专业共同体，借助现实增强技术获得即时教学反馈，这种新式发展模式可极大拓展思政教师专业成长的可能性。

思想政治教育教师队伍建设已进入“范式革命”的历史窗口期，唯有实现理论创新，敢于突破学科边界，充分运用数字化工具，以技术赋能重构思想教育生态体系，以制度韧性来激发思政教师主体功能，此举方可造就一支既有政治定力、学术张力，也有数字魅力的新时代思政教师队伍，不仅是落实“三全育人”战略支点，更是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教育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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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章奇，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材料技术学部讲师】

【来源：《中国德育》202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