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然:历史地理中的“区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5 次 更新时间:2021-01-05 22: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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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然  

   早在一九九0年五月我投考谭其骧先生的博士生时,在考场上谭先生就指示,如果我能考上,就以两湖的历史文化地理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谭先生认为,做历史文化地理,综合性的区域研究才是第一等的题目。在我之前,他已指导卢云完成以《汉晋文化地理》为题的博士学位论文。他说,卢云是学历史出身的,所以应该选一个时段,以全国为空间范围;而我是学地理出身的,就应该选择一个区域,时间做通代的,也就是做一个与卢云相对称的工作。

   那年九月,我如愿以偿,幸运地成为谭其骧先生的博士生。但内心非常沉重。因为这个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如此宏大,而我之前并未做过前期工作,很担心在学制规定的三年时间内能否完成学业。因此入学不久,我就多次向他讨教,能否换一个选题,或者将题目加以缩小,只做湖南一省。每次提起这个话题,他的回答都是“着毋庸议”:空间和时间范围都不能变,空间不能缩小到只做一省,时间不能缩短到只做某个断代。至于什么时候做完,那是我的事。

   谭先生对我的另一个要求是,读博的三年,不能全部用来做博士论文。他的理论是:既然叫博士,那就得博。必须花一半,至少花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读书,读跟学位论文无关的书。因此在入学后的第一年,我完全没有对博士学位论文展开思考,也不敢向谭先生多问这方面的问题,生怕他误会我不想读书,只想着早点做论文、早点毕业。

   一九九一年春夏,谭先生给我一道指令,叫我把湖南、湖北的政区沿革梳理一下。我花了大约个把月,写了一篇万余字的作业,交给他。在那前后,他也曾几次主动跟我谈起我博士论文选题范围内的问题。一次是问我,湖南省境内民族成分的变化过程。他教导我说:做中国的文化地理研究,这个问题必须先弄清楚。另一次是讨论两湖境内的文化区域归属。

   读博时间有限,效率是生命线。考虑到效率问题,我决定先把历朝的史料先过一遍,将其中与两湖文化地理相关的史料给摘出来。当时我的策略是将史料分成两大块:明清以降,主要靠方志及一些专题史料;古代,主要用《四库全书》。中国地方志总共数千种,主要成书于明代以降,尤其晚清以降。这些志书虽然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当时人记当时事,可信度总归还比较高。而明代以前的典籍,绝大部分已收入《四库全书》。复旦图书馆四楼文科阅览室正好有一套台版的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字大,纸张好,翻起来特别舒服,特别快。

   于是我备了一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先翻阅已经整理出版的古籍,将看过的书在目录上做好标记。没整理出版过的就看库本。到一九九二年暑假前,总算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以及本校、本所收藏的两湖方志过了一遍。暑假又回长沙,在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查阅了复旦未收藏的湖南方志。

   正当我在长沙看完所需的湖南方志,准备稍事休整,然后回校撰寫论文的那个下午,湖南师大历史系的一位老友紧急找我,转告我一个噩耗:谭先生走了!

   谭先生是一九九一年十月十九日午后生病的,此后一直住在医院里。尽管他自发病以后就再没说过话,但我总怀着一丝侥幸。因为自一九七八年他初次中风以后,又多次复发过小中风,每次他都挺过来了。这一次,我希望仍能如此。几次跟低我一年级的学兄靳润成一起去医院看他,尽管每次叫他、跟他说话都毫无反应,我也希望下次来叫他他能够答应。万不料,等来的竟然是这样一个结果。

   送别谭先生,我的博论进入撰写阶段。此时对于这篇博论会写成什么样,我心里仍然一点数都没有。市面上、图书馆里,关于文化的书很多,但关于文化地理的很少。寥寥两三本与历史文化地理相关的著作,与我关系最近的是卢云的《汉晋文化地理》。一九九0年入学初,我就向葛剑雄先生借到这本博士论文的打印稿,细细地读了。但凡读过那本书的可能都有感受,那是一种极为震撼的阅读体验。作为博士论文,其篇幅多达六十余万字。将汉晋时期的文化地理,按学术、宗教、婚姻、音乐四个要素展开。可以说,每一章单拿出来,都可以作一篇博士学位论文。我,绝对不可能写那么多。而且他在《文化区:中国历史发展的空间透视》中提到的文化区的基本特征、生成和演变因素,以及划分历史文化区域的原则与方法,与地理学的做法其实有隔阂。

   从本科到硕士,我在地理系读了七年。地理学最本质的特征,是区域性和综合性。这两性互为表里。虽然也有部门地理的研究,但那不过是地理综合的基础,最终还得落到综合地理上来。而综合地理,也就表现为区域地理。不落实到具体的地域,没办法综合。因此,做区域地理或曰综合地理研究,首先要有地域综合体的概念。而具体工作的开展,不可能一上来就直接综合,必须先抓出一些要素出来做部门分析,等到把部门分析做到位了,这才有进行综合的基础。既然如此,抓出来做部门分析的要素,必须是对全局具有深刻影响的主导因素。不可能随便抓出一些要素做一些分析,放在一起就说是做区域地理了。做区域地理,必须抓主导因素;主导因素分析做好以后,再进行综合。而综合,可以说是一项独特的地理学技术。我在地理系读书那七年学到的东西,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述,就是这一句。

   由此来反思卢云的《汉晋文化地理》,里面展开分析的学术、宗教、婚姻、音乐四大要素,能否构成当时全国文化地理格局的主导因素已经构成问题,而上述几个要素在该书中完全是一种独立状态。既没有彼此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也没有这几个要素对当时全国整体文化地理格局产生何等影响的讨论。作为曾经的地理系学生,我绝对不能这样做。

   为了解决文化地域综合体中的主导因素问题,我多次找副导师周振鹤先生讨论请教。他随缘点化,说了一些他的个人意见,同时建议我看点文化人类学方面的书。我跑图书馆一看,文化人类学的书在书架上总共就那么两排。借了几本抱回寝室,看完,没什么感觉。再去,换几本。等到把架子上两排书差不多翻完,我总算明白文化人类学家概念中的文化是怎么一回事了。但如何把这一概念运用到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中来,一时仍没有主意。

   由于一直没有趁谭先生健康时向他请教为什么他觉得两湖这个空间范围不宜缩小,至此,已完全无从得知他对于这一选题的总体构想。出于工作量的考虑,我决定将博士论文的空间范围调整到只做湖南一省。这一想法得到周振鹤先生的认可。

   所幸我这份紧张每次还不等表格做完便烟消云散。每次列表列到一多半,已有结果便隐约表明,总体空间格局与之前做过的那些要素分区是对得上的。这表明这些单项的民俗文化背后存在着一定的关系。等到把各项民俗文化的分区做好,后面的综合文化分区也就呼之欲出了。

   综合文化分区当然之前也没有人做过。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时候中山大學司徒尚纪先生也在做一个同样的工作。他做广东文化地理,因为在地理系,没有在标题中强调“历史”,但事实上他的工作每一步都是从历史出发的。而且文化这东西与地理学其他的研究对象不同,其他很多研究对象可以就现状展开探讨,而文化脱离了历史简直没法讨论。司徒先生也是地理学出身,我们不约而同地借鉴地理学中综合自然区划理论。综合自然区划可以说是中国地理学界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当时地理学界一众大佬以此作为一项重要的中心工作,提出了很多区划方案,后来不断完善,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学术理论和实际操作方法,久已成为地理学思想方法的经典。近十余年来,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对于没受过地理学训练的历史地理学生来说,如果领会了这套理论、学会了操作方法,对于地理学的精髓就思过半了。

   我把那些单项的民俗文化分区,连同之前做好的方言、民歌、宗教信仰,放在一起合并考虑。就空间分划来说,基本上不用多考虑。一项项关联得简直太完美。我需要做的只是,首先从综合区划的操作规程出发,将这些文化指标分出个轻重:分别有什么意义,哪些是主导性的,哪些是比较次要的,要从学理上找到依据。其次,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区域系统,须从整个文化生成、变异的大背景中加以解释,并总结出一些影响因素。

   工作推进到这一步,我心里很清楚,作为一项区域性的历史文化地理研究,这篇博论有一个目标是可以实现了。那便是独辟蹊径,不克隆卢云《汉晋文化地理》的工作,建立一个区域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模式。

   当年我说对谭先生的耳提面命悠然似有心会,并没有做展开。在此可以概括地说两点。一是有一次在谭先生家里,他突然考问我:“湖南湘、资、沅、澧四水,资水是属于湘水的,还是属于沅水的?”我毫无心理准备,也从来没有想过类似的问题,陡然间听他一问,有点蒙。犹豫了好几秒,揣摩着他的意图,抖抖索索地反问他:好像是属于湘水的?他深深地点了点头,说:“嗯,我也觉得是湘水的。”然后又问我:“澧水呢?”我考虑到澧水与湘水之间悬隔资、沅二水,自然不可能属于湘水;它流域又比沅水小很多,地位不能与沅水相比,于是再问他:“应该是属于沅水的吧?”他又点点头,说:“嗯,我也这样想。”

   以我当时的学力,居然能做出这样的反应,老实承认,瞎蒙的成分居一多半。后来在写论文的过程中,我不断地思考,谭先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为什么会这么想?随着一个个文化要素的分区方案揭示出来,每次都是湘、资一个大区,沅、澧一个大区。到最后综合文化分区时,湘资区中资水中上游为一个亚区,沅澧区中澧水流域为一个亚区,完全顺理成章。应该说,谭先生的上述感觉得到了较为完美的论证。我想,如果把这个作业交给谭先生批阅,对这一点他应该基本上会满意的吧。

   另一点,谭先生一直没有正式阐述,但我有感觉。就是他对于地理学的感觉非常好,对于区域地理的综合性,把握非常到位。在他的概念中,区域地理就是综合地理。一定要着眼于整个地域的综合特征。有一次他给我举例,说:苏北有河、漕、盐三大政,做苏北的区域研究,一定要三大政并举。以此类推,他让我做两湖历史文化地理,如果我只抓住某些单项文化要素,不能合起来,他显然不会表示满意。后来写这篇论文,每写一个单篇,我都揣摩,如果先生在,会给我什么样的指示。等最后这个综合文化区划做出来后,我不仅能把所有的文化要素在区域上统合起来,还能从政区、民族、人口等因素中寻绎出一些发生学背景,甚至还可以联系到自然环境的差异来加以讨论。从自然环境到人文环境,再到文化发展及其地域分异,呈现出一条清晰的理路。我想,这个做法,应该也是谭先生乐观其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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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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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20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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