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对研究居民财富积累与财富分配的国内外文献进行系统梳理。首先，本文介绍了四种主要的数据来源：国民账户中的资产负债表、家庭调查数据、税收数据以及全面的行政数据，并对比了不同数据来源在研究财富问题上的优缺点。其次，本文系统介绍了研究财富问题的理论文献，早期的理论文献根植于财富的帕累托分布特征，近期的理论文献则在具有微观基础的Bewley模型中考察异质性偏好、收入风险、代际传递、税收政策等因素对财富不平等的影响。再次，本文将研究财富问题的实证文献划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实证文献关注居民的财富积累过程，第二类实证文献侧重于某个市场因素或制度因素对居民财富分配的影响。最后，本文回顾了我国在居民财富积累与财富分配研究方面的进展，并提出了改进的方向。

关键词：财富积累　财富分配　财富不平等

一、引言

经济发展与合理分配不仅是国际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热点议题，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两大经济学内涵（杨新铭，2024）。2015年，联合国提出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都与经济发展、不平等相关。经济发展和经济分配有两个重要的维度：收入与财富。同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的研究相比，居民财富积累和财富分配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对于揭示经济不平等的根源至关重要。一方面，经验证据表明，各国的财富不平等程度明显高于收入不平等程度，并且财富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并不存在完全的相关性。另一方面，居民财富不仅关乎家庭的经济福祉，而且会对经济发展、代际流动、政治稳定等结果产生深刻影响。近年来，随着各国财富数据库的不断丰富，涌现了一批研究居民财富积累与财富分配问题的重要成果（岳希明、张玄，2024；张延、宋嘉楠，2023）。

在中国，居民财富的快速积累与居民财富的合理分配关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李实，2021）。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了“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的重要论述。目前，学者们基于家庭调查数据，形成了对中国居民财富积累与财富分配问题的基本认识（李实等，2005；李实等，2023；柳建坤、何晓斌，2024）。然而，与国外研究相比，我国关于财富问题的研究还存在一定差距。从研究数据上看，国内研究主要基于传统的家庭调查数据，这类数据缺乏对富裕人群的有效覆盖。尽管部分学者使用富豪榜数据进行“拼接”（罗楚亮、陈国强，2021），但是数据拟合效果依赖于“拼接”方式的选择（罗楚亮、陈国强，2021）。从实证研究来看，我国关于居民财富积累机制的文献还较少（李实等，2023），关于居民财富分配问题的文献更多以描述性统计为主，来自因果推断的经验证据还相对缺乏。从理论研究来看，仅有少数文献在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下讨论中国居民财富不平等背后的驱动机制（孟宪春，2023；郭杰、陶凌峰，2022；陈彦斌等，2013；陈彦斌、邱哲圣，2011）。因此，本文将从全球视角出发，对国内外研究居民财富积累与财富分配问题的文献进行系统梳理，试图达到两个目的：一方面，通过分析世界上不同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居民的财富积累与财富分配路径，启发我们多角度、更全面地思考共同富裕的内涵和实现路径；另一方面，通过梳理文献中使用的数据来源、理论模型和实证方法，追踪学术前沿的研究动态，为研究中国居民的财富问题提供借鉴和参考。

与现有文献（易行健等，2021；李实等，2022；易行健等，2023）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现有文献主要关注各国财富不平等的典型事实，但对数据来源与测算方法缺乏系统梳理。本文全面梳理了研究居民财富问题的宏观和微观数据，探讨了不同数据在覆盖范围、测量精度和时间跨度等方面的适用性，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数据选择的参考。其次，现有文献探讨了财富不平等的驱动机制，但未区分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本文系统梳理了理论研究的发展脉络，指出早期文献基于财富的帕累托分布特征，而近期研究增加了微观基础。同时，本文还梳理了两类实证文献：一类通过分解居民财富积累过程考察资本回报、储蓄等因素的作用；另一类聚焦于货币政策、税收政策、技术进步等特定因素对财富不平等的影响。最后，本文从数据来源、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三个维度整合国内外研究成果，为我国居民财富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改进方向。

二、研究居民财富的数据来源与测度方法

高质量的财富数据是研究居民财富积累与财富分配问题的基石。研究居民财富积累的宏观数据主要来自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下的资产负债表。研究居民财富分配的微观数据主要有三种类型：家庭调查数据、税收数据和全面的行政数据。

（一）基于国民账户数据的居民财富测度

财富的宏观数据来自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下的资产负债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也称国民账户体系，是一套由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共同推出的国际公认的国民经济核算指南。1993年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关于测度各国国民财富（national wealth）的指导方法。国民财富由私人财富（private wealth）和公共财富（public wealth）两部分构成：私人财富涵盖住户部门及为住户部门服务的非营利机构的净财富，而公共财富则包括政府部门及公共行政机构的净财富。通过一个国家的资产负债表，我们可以掌握该国的财富规模和财富结构。各国的资产负债表由各国的国家统计机构和中央银行进行编制，编制的数据来源包括企业财务报告、行业协会数据、政府机构统计数据、金融机构数据以及住户部门调查数据等。

（二）基于家庭调查数据的居民财富测度

家庭调查数据是研究居民财富积累与财富分配问题最常见的数据来源，在使用家庭调查数据研究各国居民的财富问题时，有两个值得关注的要点。

1. 家庭财富的定义

在家庭调查数据中，家庭财富通常指的是一个家庭持有的可市场化的财富，它等于家庭持有资产的市场价值减去家庭负债。家庭资产又由金融资产（包括流动资产、股票、债券等）和非金融资产（包括房产、经营性资产等）组成。家庭财富核算的差异主要在于养老金财富的处理。一部分家庭调查项目，例如，美国的消费者金融调查（SCF）、英国的财富及资产调查（WAS）和意大利的家庭收入及财富调查（SHIW），都在财富核算模块中询问了居民的个人养老金（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价值。还有学者讨论了将基本养老金纳入财富框架对居民财富分配的影响。然而，另一部分基于家庭调查数据的财富研究，在计算家庭财富时并未将居民的养老财富纳入考量范围。因此，在使用不同国家的家庭调查数据进行财富分配跨国比较时，需要统一家庭财富的定义。

2. 家庭调查数据的样本代表性

家庭调查数据常规的抽样方法在研究居民财富分配问题时存在两个缺陷：其一，部分稀有资产（如私人经营性资产）的极端分布提高了对样本数量的要求，需要使用大量的样本才能准确描绘稀有资产的分布特征；其二，问卷调查拒访率与家庭财富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关系。越富裕的家庭，拒访率越高。为弥补上述缺陷，诸如美国的消费者金融调查（SCF）、英国的财富及资产调查等部分调查数据会对富裕人群进行过度抽样。以美国的消费者金融调查为例，该调查数据采用二元抽样框的抽样方法。第一个抽样框采用地理区域分层、三阶段与规模度量成比例（PPS）的方法抽取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样本。第二个抽样框使用美国国税局提供的税收记录对富裕家庭进行过度抽样。与美国的消费者金融调查数据不同，大部分国家的家庭调查数据对富裕人群的覆盖不足，学者们通常将富豪榜数据与家庭调查数据进行“拼接”来弥补这一缺陷（罗楚亮、陈国强，2021）。

（三）基于税收数据的居民财富测度

个人所得税数据和遗产税数据等税收数据也被用于研究发达国家的财富分配问题。

1. 个人所得税数据：收入资本化方法

利用个人所得税数据推算居民财富分布的方法被称之为收入资本化方法（capitalization method）。收入资本化方法的核心思想是，假设同种资产在不同人群中具有相同的资本回报率，从而通过所得税数据中的财产性收入分布推算出对应的财富分布。Saez & Zucman（2016）将美国所得税数据中7种类型的应纳税收入与美国宏观数据中的财富分项相对应。如，利息收入对应生息资产，房屋出租收入对应非自住的房产，经营性收入对应经营性资产等。对于每一种财富分项，Saez & Zucman（2016）都计算了一个资本化因子（资本回报率的倒数），它等于居民持有的财富总额除以居民获得的财产性收入总额。当得到所有财富分项对应的资本化因子，就可以根据所得税数据中的收入分布推算出居民的财富分布。

2. 遗产税数据：遗产乘数法

利用遗产税数据推算财富不平等的方法被称为遗产乘数（estate multiplier）法。由于发达国家遗产税的免征额很高，仅有极少部分人需要缴纳遗产税。因此，利用遗产税数据我们只能估算出分布顶端（前1%~2%）的财富占比，并通过分布顶端的财富占比来衡量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程度。遗产乘数法的核心思想是通过年龄和性别群组的死亡率将遗产税记录转化为在世人口的财富分布。具体步骤如下：首先，利用遗产税记录获取去世个体的财富水平及年龄、性别等人口学信息。其次，根据各年龄和性别组别的死亡率推算每条记录代表的在世人口数量及其财富总量。最后，将遗产税记录按财富水平排序，结合宏观财富数据，估算出财富分布顶端（如前1%）的财富占比。

（四）基于全面行政数据的居民财富测度

除了使用家庭调查数据、个人所得税数据和遗产税数据外，在征收过居民财富税（wealth tax）的挪威、瑞典、丹麦等北欧国家，学者们还使用全面的行政数据（administrative data）来研究居民的财富积累与财富分配问题。由于在全国范围内对居民的净财富征税，这些国家的政府会对居民的收入、财富状况进行详细的记录，从而产生了一套全面的行政数据。行政数据的数据来源包括个人所得税申报单、雇主、银行、证券公司、房地产交易平台、私人企业资产负债表、上市公司股东名册等。学者们可以将不同数据来源的信息汇总到同一家庭，从而得到全体居民的财富分布。

（五）不同数据来源的优缺点对比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下的资产负债表可以对一个国家的国民财富规模和财富结构进行准确、全面的刻画。然而，仅依赖于宏观数据无法捕捉到居民财富的分布特征，也无法对比不同家庭在特定经济环境下的财富积累模式。因此，微观数据是研究财富分配问题不可或缺的数据来源。结合现有文献，本文对不同微观数据的优缺点进行对比。

全面的行政数据是研究居民财富积累与财富分配问题质量最高的微观数据来源。与家庭调查数据和税收数据相比，行政数据主要有四个方面的优点：第一，行政数据覆盖所有居民，不仅包括财富分配底层的居民，而且包括财富分配最顶端的居民。第二，数据来源可靠，大部分的收入、财富分项来自雇主、银行、证券公司等第三方机构。第三，行政数据是面板数据，可将居民的财富积累在个体层面上分解，并研究个体特征对财富积累的影响。第四，行政机构数据可以匹配父母与子女的财富，可以对财富的代际传递进行研究。

然而，在大部分国家全面的行政数据难以获取，家庭调查数据和税收数据是更常见的数据来源，他们在研究居民的财富积累与财富分配问题上各有侧重，也存在各自的优缺点。首先，从覆盖人群上看，即便部分的家庭调查数据对富裕家庭进行了过度抽样，但是仍然缺乏对超级富豪的有效覆盖；而微观税收数据由于存在未填报纳税单的群体，导致对底层分布的覆盖不足。其次，从财富的测算上看，家庭调查数据虽涵盖资产、负债及人口特征等信息，但财富价值依赖户主报告，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所得税数据使用收入资本化方法，假定同种财富的资本收益率相同，但不同人群的实际回报率差异较大，可能导致高估财富不平等。此外，收入资本化方法还需借助其他数据估算未产生应纳税收入的财富。遗产税数据通过遗产乘数法推算财富不平等，但存在两个主要问题：其一，难以准确估计不同财富群组的死亡率差异；其二，人们在去世前的行为变化可能会影响测算结果。最后，从时间跨度来看，所得税数据和遗产税数据的研究年限通常长于家庭调查数据。

三、居民财富积累与财富分配的理论研究

本部分将对财富积累机制的理论文献进行梳理，这些文献致力于探究财富不平等背后的原因。早期的理论文献通常从财富的分布特征出发，通过数学推导来证明收入的分布特征、财富的增长形式如何导致财富的偏态、厚尾分布。近期的理论文献，在前人研究的核心思想上加入了微观基础，在宏观模型的理论框架下考察异质性行为人的储蓄决策如何影响财富分配的不平等。

（一）早期理论研究：产生财富帕累托分布的理论模型

经验证据表明，各国在横截面上的居民财富分布具有两个典型特征：其一，与正态分布不同，财富分布的偏度为正，分布向右侧倾斜，说明居民财富的均值明显高于中位数。其二，财富分布的右侧尾部近似于“帕累托分布”（厚尾分布），说明居民有一定概率持有巨额财富。经济学家帕累托最初研究发现，无论是跨国比较还是跨期比较，社会中的大部分财富始终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帕累托的发现激发了学者对财富帕累托分布理论机制的探索。Benhabib et al.（2018）将相关文献分为三类：第一类文献强调劳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以帕累托（1896）为代表，认为劳动收入的偏态和厚尾分布会导致财富的类似分布。然而，仅靠劳动收入无法完全解释财富不平等。于是，第二类文献从资本回报的角度出发，试图研究财富积累的随机过程是否会带来财富的偏态、厚尾分布。这类文献的核心思想是，假设居民的财富会朝着社会平均水平收敛，但由于财富增长的随机性，社会中存在极少数的个体可以在长期中保持着正的财富增长率，从而积累起巨额财富。第三类文献假设财富存在爆炸式积累，认为财富不平等源于个体寿命和遗产继承差异。现实中，这种积累模式可能源于储蓄率或资本回报率随财富上升而上升。

除了上述的三类文献外，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提出的“r-g”理论也根植于财富的帕累托分布特征。“r-g“理论的核心论点是，资本回报率（r）和经济增长率（g）的分离导致了财富的分化。一方面，皮凯蒂利用发达国家丰富的历史数据观察到，在历史长河中，资本回报率明显高于经济增长率。另一方面，皮凯蒂与祖克曼通过对财富积累过程的数学推导，证明了居民财富的帕累托分布系数是“r-g”的一个减函数。这意味着，资本回报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差距越大，财富不平等程度越高。“r-g”理论背后的经济学含义在于，资本回报率的提高会增加资本积累相对于劳动收入的重要性，当经济增速下降时，贫富差距扩大会导致社会中经济和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

（二）近期理论研究：具有微观基础的理论模型

产生财富帕累托分布的理论模型由于缺乏微观基础而受到批评。部分学者指出这些文献只是机械地进行数学假设与推导，没有考虑微观个体的最优化选择，也没有阐明收入、财富分配背后的经济学原理。这些批评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学者们开始将有微观基础的宏观模型作为分析框架，考察异质性行为人的储蓄决策如何带来财富分配的不平等。

1. 基本分析框架：Bewley模型

财富分配的宏观模型起源于Bewley（1977）模型，后由Aiyagari（1994）和Huggett（1996）扩展。Bewley模型基于不完全市场假设，认为个体通过储蓄应对收入风险，在消费与财富积累间进行选择来最大化终生效用。Aiyagari（1994）将其扩展为无限期模型，假设个体存活概率恒为1；Huggett（1996）则构建了生命周期模型，个体年轻时积累财富，老年时消耗财富。与无限期模型相比，生命周期模型增加了两个储蓄动机：平滑退休消费和应对长寿风险。在Bewley模型中，财富不平等源于个体年龄差异和劳动收入冲击差异。然而，无限期的基础Bewley模型会低估富裕人群的财富-收入比；而在考虑生命周期的基础Bewley模型中，行为人缺乏足够的动机和时间来积累起巨额财富。两者都不能很好地拟合现实中的顶层财富聚集程度。于是，学者们从消费者偏好、收入风险、支出风险、代际联系、创业行为、财富回报和税收政策等方面改进Bewley模型，以考察居民的异质性对财富不平等的影响。

2. 消费者偏好的异质性研究

平滑消费是居民储蓄的主要原因。在最优化问题中，行为人需要在当前的消费和未来的消费中做出选择。经验证据表明，不同的个体通常展现出不同的时间偏好和风险厌恶程度。在Bewley模型中，这体现为异质性的时间贴现率和异质性的相对风险厌恶系数。时间贴现率越高，代表个体越有耐心，越倾向于为未来的消费储蓄。相对风险厌恶系数越低，代表个体对利率变动越敏感，利率提高时越倾向于增加储蓄。Krusell & Smith（1998）假设时间贴现率是一个随机变量，研究发现，与传统的无限期Bewley模型相比，加入时间偏好异质性后，模型估计的美国顶层1%人群的财富占比从3%上升到了24%。Sargent et al.（2021）发现，通过引入时间偏好的异质性可以解释财富不平等程度为何高于劳动收入不平等程度。Cozzi（2012）发现在考虑了风险厌恶程度的异质性后，无限期Bewley模型估计的财富基尼系数至少上升20个百分点。

3. 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异质性研究

除了平滑消费外，居民还需要进行预防性储蓄来应对劳动收入风险和支出风险。基础的Bewley模型假设居民的劳动收入服从一阶自回归过程。这意味着，居民的劳动收入风险与个体特征无关。然而，现有的经验证据表明居民的收入风险会受到年龄、收入水平等因素的影响。Casta?eda et al.（2003）在生命周期的Bewley模型中考虑了异质性的劳动收入风险，发现最高的收入水平与其他收入水平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距，且收入越高的家庭面临的风险越大。高收入家庭为应对较高的收入风险会进行更多的预防性储蓄，从而加剧了财富不平等。除了劳动收入风险外，支出风险也会对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产生影响。Hubbard et al.（1995）研究表明，针对低收入家庭的福利项目会削弱其预防性储蓄动机，导致财富积累不足，这解释了现实中大量家庭财富接近零的现象。De Nardi et al.（2010）在生命周期的Bewley模型中考虑了异质性的医疗支出，并假设居民的自付医疗费用随居民的年龄、永久性收入增加而增加，其研究结果表明，医疗支出风险是富裕的老年人保持较高储蓄率的主要驱动力。

4. 财富代际联系的异质性研究

在世代交叠的宏观模型中，父母与子女的代际联系存在两种形式。一方面，父母可以通过遗传、教育投资等方式影响子女的人力资本，从而影响子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收入水平和在资本市场的投资水平；另一方面，父母可以通过遗赠的方式将财富转移给后代。为提高Bewley模型对财富不平等的解释力，学者们引入了财富的代际联系。Heer（2001）在模型中纳入父母自愿遗赠动机，发现其对财富不平等影响有限，而意外遗赠则会加剧不平等。Laitner（2001）假定社会中只有小部分人关心后代的生活水平，其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利他主义者比其他人群储蓄更多，自愿遗赠会增加财富不平等程度。De Nardi（2004）在Bewley模型中同时考虑了自愿遗赠、意外遗赠、人力资本遗传对财富分配的影响，其模型结果表明，低净值人群的储蓄动机主要是预防性储蓄和平滑消费，而高净值人群的储蓄动机则受到自愿遗赠的驱动。并且，人力资本的代际联系也会加剧不平等，生产力高的父母不仅会留下更多遗产，其子女也更有可能获得更高的劳动收入。

5. 创业行为的异质性研究

经验证据表明，居民的创业行为与财富持有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关系，居民的创业活动对于理解顶层财富的集聚至关重要。受到经验证据的启发，学者们开始在Bewley模型中考虑创业行为对居民储蓄和财富积累的影响。Quadrini（2009）指出上述文献的模型设定存在三个方面的共同点：一是将居民的创业选择内生化，二是假设创业者可以通过资本投入来获得收入，三是强调创业活动的融资约束对企业家的影响。这些文献发现，考虑创业行为的Bewley模型可以更好地拟合现实中的顶层财富占比。其背后的关键机制在于，最优的企业规模需要较大的资本投入。在面临融资约束的情况下，创业者需要保持较高的储蓄率才能持续扩大企业规模。因此，富裕的企业家储蓄更多的财富，导致较高的财富集中度。

6. 资本回报的异质性研究

早期的Bewley模型假定，所有的行为人具有相同的资本回报率。然而，各国的经验证据表明，不同人群中的资本回报存在异质性。Gabaix et al.（2016）提出居民财富回报率的异质性主要有两种来源：第一种称为类型依赖——由于居民的投资技能、风险承受能力等存在差异，个体间可能存在持续的财富回报异质性。第二种称为规模依赖——由于居民的投资机会、信息质量等与投资规模有关，财富水平越高的个体可能拥有越高的财富回报率。于是，最近的理论研究在Bewley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资本回报率的异质性假设。Benhabib et al.（2015）在Bewley模型中加入了财产性收入的特异性风险，他们发现足够的财产性收入风险会带来财富分布右侧尾部的帕累托分布。Humber et al.（2020）在无限期的Bewley模型中假定，个体相对于全社会的超额回报率取决于个体的财富水平和特异性冲击，并考虑居民资产配置的异质性。Xavier（2021）在无限期的Bewley模型中假定，存在三种不同类型的行为人，他们分别具有“高、中、低”三种类型的财富回报率。Gomez et al.（2023）在Bewley模型中假定，居民可以在风险资产和无风险资产之间进行投资组合选择。上述理论文献的结果都强调，资本回报率的异质性对于解释居民财富不平等程度至关重要。

7. 税收政策的异质性影响研究

20世纪80年代开始，英美等发达国家开启了一系列以新自由主义为特征的社会变革。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收入、财富不平等程度不断上升。于是，学者们开始基于Bewley模型研究税收政策对居民财富分配的影响。Cagetti & De Nardi（2009）使用Bewley模型考虑了不同情况下废除遗产税的影响。研究发现，如果废除遗产税后需要提高其他税率（消费税、个人所得税）来弥补政府的财政损失，那么财富分配顶端的人群将获得巨大的收益，而大多数人将遭受损失；即使保持其他税收不变，废除遗产税也会减少政府的转移支付并降低市场利率，从而使一部分人利益受损。De Nardi & Yang（2016）基于Bewley模型发现，降低遗产税率会缩小财富不平等，但同时会降低社会的总产出。Kaymak & Poschke（2015）利用Bewley模型发现，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税收和转移支付政策的变化解释了近一半的财富集中度上升。Humber et al.（2020）使用Bewley模型，考察税收改革、劳动收入不平等、资本回报异质性等因素在美国财富不平等上升中发挥作用的相对重要性，其研究结果表明，美国个人所得税的税收累进性下降是美国财富不平等上升的最主要驱动力。

四、居民财富积累与财富分配的实证研究

除了理论研究外，探究居民财富积累的来源和财富不平等产生的原因还需要经验证据的支持。在现有的实证文献中，关于居民的财富积累与财富分配问题有两种研究范式：第一种研究范式是对居民的财富积累过程进行分解，通过反事实估计的方法分别考察储蓄、资本价格变动、遗赠等因素对居民财富积累与财富分配的影响。第二种研究范式是将关注点聚焦于某个影响因素（如全球化、税收政策等），通过计量方法量化该因素对财富不平等的影响。本部分将分别对这两种研究范式的相关文献进行总结。

（一）居民财富积累分解的实证研究

根据现有文献，居民财富积累的来源可以分解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来自居民储蓄，居民储蓄的多少取决于居民的储蓄动机和居民收入（李实等，2023）；第二部分来自资本的价格变动，在文献中又将其称为资本利得或资本损失；第三部分来自家庭间的财富转移，包括生前的财富转移与死后的遗产继承。部分学者为了突出财富回报在居民财富积累中的重要性，还会采用一种新的划分方式，将居民财富积累的来源分解为：劳动储蓄、财富回报和家庭间财富转移三个部分。其中，劳动储蓄取决于居民的劳动收入和劳动收入的储蓄率；财富回报取决于财富产生的财产性收入和资本利得，分别对应财富的收益率和资本利得率。本文根据文献中使用的数据类型对研究居民财富积累的文献进行梳理。

1. 基于宏观资产负债表数据的财富积累分解

在宏观层面，现有文献通常通过分析各国的国民财富与国民收入之比来描述各国的财富积累过程。Piketty & Zucman（2014）通过修复发达国家20世纪以来的资产负债表发现，大部分发达国家的国民财富与国民收入之比呈现U型变动趋势。在1910-1950年间，各国的财富收入比大幅下降；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各国的财富收入比逐步上升。Piketty & Zucman（2014）将各国财富收入比不断上升的现象称为“资本的回归”。他们把财富积累分解为储蓄和资本价格变动两个部分，分解结果表明，20世纪初至20世纪中期，欧美国家财富收入比的下降主要归因于这一时期实施的一系列“反资本政策”，这些政策导致了资本价格的持续低迷。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欧美国家对资本市场的管制逐渐放松，资本价格得以回升。同时，这一时期生产率和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也共同推动了财富收入比的持续上升。

2. 基于所得税数据的财富积累分解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富裕人群的财富占比急剧上升。为解释不断加深的财富聚集程度，学者们开始基于所得税数据对居民的财富积累过程进行分解，并利用反事实估计的方法分别考察劳动收入、居民储蓄、资本回报率等因素对居民财富分配的影响。

Saez & Zucman（2016）首先对美国居民的财富分配问题展开了研究，并将财富积累的来源划分为资本利得和居民储蓄两个部分。他们利用宏观家庭资产负债表数据推算出居民的资本利得率和储蓄率，并指出财富集中度上升存在三种可能的解释：收入不平等加剧、富裕人群储蓄动机增强、富裕人群资本利得率更高。反事实估计的结果表明，美国财富不平等加剧主要源于富裕人群收入激增和储蓄率不平等程度上升。借鉴Saez & Zucman（2016）的研究方法，Garbinti et al.（2021）对法国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居民财富积累进行了分解，通过反事实估计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后，法国财富不平等的加剧主要来自储蓄率不平等程度的上升和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Martínez?Toledano（2022）改进了Garbinti et al.（2021）的财富分解方法，研究了西班牙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财富不平等变动，并将财富分为金融资产、净房产和经营性资产三类，发现富裕人群可以在经济周期中更灵活地配置资产，其资产重组行为是西班牙财富不平等上升的主要原因。Blanchet & Martínez?Toledano（2023）比较美国和欧洲的财富积累过程发现，欧洲的劳动收入不平等上升速度较慢，且中产阶级从房价快速上涨中获益更多，因此欧洲财富集中度的增长相对温和。

3. 基于家庭调查数据的财富积累分解

除了基于所得税数据进行财富分解外，学者们还使用家庭调查数据对居民财富积累的来源进行研究。Kuhn et al.（2020）结合密歇根大学的历史消费者金融调查和美联储的现代消费者金融调查，将财富积累来源分解为资本利得和财富储蓄两个部分。研究发现，财富不平等变动主要源于各类资产的不均匀波动以及不同人群的储蓄动机和财富-收入比变化。具体而言，房地产市场繁荣缩小了财富差距，因为中产阶级的房产占比更高；而股市繁荣扩大了差距，因为富裕家庭持有更多金融资产。此外，资产价格激增会推高居民的财富-收入比，从而抑制居民储蓄在财富积累中发挥的相对作用。Wolff（2022）基于消费者金融调查数据研究美国财富前1%人群的财富变化发现，1983-2019年间的平均财富增长了157.2%，并指出资本价格变动是这一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Feiveson & Sabelhaus（2019）通过构造伪面板（pseudo?panel）数据对美国居民生命周期中的财富积累过程展开研究发现，资本利得在财富积累中始终起关键作用，且随着年龄增长，居民获得的资本利得和财富转移越多，使得部分居民在老年时期依然能维持正的财富增长率。

4. 基于行政数据的财富积累分解

基于所得税数据和家庭调查数据的分解方法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具体而言，基于所得税数据的分解方法主要存在以下不足：首先，该方法无法捕捉家庭间的财富转移（如遗产继承）对财富分配的影响；其次，该方法假设同种资产在不同人群中的价格变动率和回报率相同，这一假设可能与现实情况不符。此外，这两种分解方法均依赖于合成储蓄率（synthetic saving rate）的计算，即通过财富变动、资本利得率和收入水平推算储蓄率。若资本利得率的计算存在偏差，则储蓄率的估计值也可能偏离真实水平。相比之下，全面的行政数据避免了上述问题。基于行政数据，学者可以在家庭层面分解财富积累，为财富分配研究提供更可靠的经验证据。

基于全面的行政数据，学者们发现居民财富回报率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并且这种异质性对于解释财富不平等变动至关重要。Fagereng et al.（2020）使用2005-2015年间挪威的行政数据测算了居民财富回报率，发现财富回报率在个体间差异显著，且与财富水平正相关。面板数据回归的结果表明，可观测的个人特征变量能够解释回报率异质性的1/3，在加入个体固定效应后解释力提升至1/2。这表明，居民财富的回报率存在永久性的个体差异。Fagereng et al.（2021a）还使用2005-2015年间挪威的行政数据来研究挪威居民的财富积累过程。研究发现，居民的净储蓄率在财富的分布上基本相同，而居民的资本利得率随财富的增加而显著提高。通过反事实估计发现，资本利得是财富不平等变动的主要驱动因素，而净储蓄率异质性的影响较小。Bach et al.（2020）使用2000-2007年间瑞典的行政数据，将居民的财富增长分解为财富回报和居民的财富储蓄两个部分进行研究发现，净财富集中度的变动很大程度可以由财富回报率所解释。此外，Bach et al.（2020）使用双胞胎数据回归的结果表明，个体特征差异（类型依赖）和居民财富水平的差异（规模依赖）都是居民财富回报异质性的来源。

（二）居民财富不平等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关于居民财富不平等研究的第二种实证研究范式是，通过计量方法，考察市场因素和制度因素对居民财富不平等的影响。

1. 经济全球化对财富不平等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的第一个重要维度是商品的自由流动，表现为对外贸易的增加。代表性文献的研究重点在于考察对外贸易对各国的就业水平和工资差距的影响。根据居民财富积累的来源，全球化可能会通过影响居民的工资差距来影响居民的财富差距。例如，Acemoglu et al.（2016）通过构造中国进口冲击的工具变量进行研究发现，中国的进口竞争会增加美国的失业人数。Hakobyan & McLaren （2016）基于美国人口普查数据及行业、地区层面的平均关税数据研究发现，墨西哥的贸易竞争使得美国工人工资增长率降低了5%。Keller & Olney（2021）发现，美国的出口贸易对美国公司的高管薪酬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他们认为全球化是最近美国高收入人群收入激增的重要原因。

经济全球化的第二个重要维度是资本的自由流动，意味着各国金融化程度的加深。一方面，金融化和全球化会影响居民的资产配置行为。Barrot et al.（2022）研究了来自中国的贸易竞争对美国家庭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发现贸易竞争会使得居民通过增加住房负债的方式应对收入风险。金融危机后，在贸易竞争较大的地区，负债家庭更有可能出现信用评分下降、抵押贷款拖欠或住房被强制执行的情况。另一方面，金融化和全球化为富人逃避税收提供了便利。Alstads?ter et al.（2018）利用最新公布的宏观经济统计数据，估计了每个国家在离岸避税天堂拥有的家庭财富总量，并根据离岸财富数据重新估算了美国、英国等10个国家的财富不平等程度。研究发现，离岸财富加剧了居民的财富不平等。

2. 技术进步对财富不平等的影响

根据现有文献，技术进步影响居民的财富不平等程度主要存在两个渠道：一个渠道是劳动收入渠道，技术冲击可能会改变居民的劳动收入差距，从而影响财富差距。关于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主要存在两种理论：技能偏向型（skill?bias）理论和任务偏向型（routine?bias）理论。技能偏向型理论认为，技术进步倾向于替代低技能劳动力。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工资差距急剧上升，众多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技术进步提高大学技能溢价的经验证据。任务偏向型理论则认为技术进步更倾向于替代常规型任务，这一理论源于“工作极化”（job polarization）现象的发现。另一个渠道是资产配置渠道，技术冲击可能会给居民的资产配置带来异质性影响，从而带来居民财富回报的差异。Gomes et al.（2023）使用瑞典行政数据和工业机器人数据研究了自动化对瑞典居民财富积累的影响机制，其研究结果表明，工业机器人的使用显著降低了居民的财富积累。具体来说，自动化冲击会增加家庭面临的劳动收入风险，当劳动收入风险增加时，居民会降低风险金融资产的配置，从而降低居民的财富水平和在财富分布中的相对位置。异质性分析的结果表明，自动化对低学历人群的负面影响更加显著。因此，自动化可能会放大高学历人群与低学历人群的财富差距。

3. 经济周期对财富不平等的影响

在不同的经济周期中，资本市场的各类资产价格，以及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率和工资水平都会呈现不同程度的波动，从而影响居民的财富不平等程度。Kuhn et al.（2020）使用1950-2016年间美国的家庭调查数据发现，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价格赛跑”会影响美国居民的财富差距：当房地产市场繁荣时，中产阶级从房价上涨中受益，居民财富不平等程度下降；当股票市场繁荣时，富裕家庭从股票上涨中受益，居民财富不平等程度上升。Bartscher et al.（2020）使用相同的数据库研究发现，收入停滞和房价上涨共同推高了中产阶级的负债规模。并且，过高的负债-收入比使得美国家庭的净财富水平对收入和房价的波动更加敏感，增加了美国中产阶级的金融脆弱性。Wolff（2016）使用1962-2013年间的消费者金融调查数据研究金融危机对美国财富不平等的影响，他们发现金融危机导致资产价值下跌，财富不平等程度急剧上升。尽管危机后资产价格反弹，但是美国中产阶级的财富水平未能恢复。这是因为，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长长期陷入停滞，中产阶级必须降低储蓄率才能维持危机前的消费水平。Mckernan et al.（2014）使用1983-2010年间的消费者金融调查数据研究了经济衰退对美国居民财富积累的影响，其研究结果发现，发生在2007-2009年间的金融危机使美国家庭的平均财富减少了28.5%。异质性分析的结果表明，年轻家庭和有色人种家庭在经济危机中损失的财富比例更大。由于这些人群主要位于财富分布的底部，经济危机的冲击会扩大社会中的财富不平等。

5. 税收政策和货币政策对财富不平等的影响

除了经济全球化、技术进步、经济周期等市场因素会对居民的财富分配产生影响外，税收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制度因素对居民财富不平等的影响也引起了诸多学者的关注。其中，学者们研究的税收政策包括财富税、遗产税等。Jakobsen et al.（2020）将丹麦开始于1989年的财富税改革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模型来研究财富税对居民财富积累的影响。研究发现，财富税对富裕人群尤其是超级富豪的财富积累有显著影响。关于遗产税对财富不平等的影响，学术界发现了不同的经验证据。Elinder et al.（2018）使用瑞典居民的财富数据和遗产数据研究发现，遗产继承具有缩小财富不平等的影响，而遗产税的影响则相反。Nekoei & Seim（2023）使用准自然实验的方法研究了家庭继承财富对财富不平等的长期影响。研究发现，由于遗产回报率的差异，家庭继承财富会在长期中扩大财富不平等，而遗产税则可以在长期中缓解财富不平等。

McKay & Wolf（2023）对最近研究货币政策与不平等的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提出了货币政策影响不平等程度的三条渠道：第一条是收入渠道，宽松的货币政策既可以通过利率影响居民的利息收入，也可以通过刺激经济影响居民的劳动收入，从而影响居民的财富分配。第二条是资产配置渠道，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对各类资产的价格变动产生异质性影响，由于居民财富结构存在差异，居民的财富分布也会随之改变。第三条是利率渠道，利率变化不仅会影响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的相对价格，还会影响居民的借贷成本，从而改变居民的储蓄（或借贷）行为。总之，货币政策对财富不平等的影响取决于上述三条渠道的相对强弱。Domanski et al.（2016）使用美国、法国等6个发达国家的住户调查数据研究了货币政策对财富分配的影响，其研究结果表明，货币政策通过利率渠道对财富分配的影响不显著，但通过推高股价加剧了居民的财富不平等程度。

五、中国居民财富研究的进展与展望

在前文中，我们主要对国外研究居民财富积累与财富分配的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接下来，本部分将回顾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进展，并对未来我国居民的财富研究提出几点可改进的方向。

首先，从研究的数据来源来看，学者们主要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等家庭调查数据，形成了对中国居民财富积累与财富分配问题的基本认识。一方面，21世纪初以来，我国居民的财富水平显著提升，居民财富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李实等，2023）。另一方面，我国居民的财富不平等程度显著扩大，财富差距明显大于收入差距。为了弥补家庭调查数据中富裕人群代表性不足的问题，学者们利用富豪榜数据重新对中国居民的财富分布进行测算，其测算结果表明，我国的财富不平等程度已经处于较高的水平（罗楚亮、陈国强，2021；李家山等，2021）。为了将中国的财富分配问题与国际进行比较，Piketty et al.（2019）结合国民账户数据、宏观税收数据和家庭调查数据对中国居民的财富分布进行估计发现，自1978年以来，中国居民的财富收入比迅速上升，目前财富聚集程度已接近美国水平。

其次，从理论研究来看，学者们基于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讨论了中国居民财富分配背后的驱动机制。陈彦斌和邱哲圣（2011）、孟宪春（2023）在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框架下研究了房价上涨对中国居民财富分配的影响。陈彦斌和邱哲圣（2011）发现高房价会扭曲居民的储蓄和财富积累行为，使得中低收入家庭的福利受损。孟宪春（2023）则将中国的房价上涨区分为不同类型，模型结果表明，信贷驱动型的房价上涨会加剧家庭部门整体的债务风险，而收入和需求驱动型的房价上涨可以优化家庭的债务和财富分布结构。陈彦斌等（2013）通过研究通货膨胀对中国居民财富分配的影响发现，由于穷人家庭持有更多比例的货币资产，通货膨胀会加剧整体的财富不平等程度。Yang & Gan（2020）的研究表明，在理论模型中纳入父母对子女的遗赠动机可以显著提升模型对财富不平等程度以及家庭投资组合选择的解释力度。郭杰和陶凌峰（2022）在Bewley模型中考虑了预防性储蓄、生命周期、代际传递和异质性资产回报率等因素发现，居民资产回报率的差异，尤其是城乡资产回报率的差异是中国居民财富不平等最核心的影响因素。

最后，从实证研究来看，关于我国财富积累与分配问题的文献更多以描述性统计为主，缺乏来自因果推断的经验证据。并且，许多文献都强调了房产在中国居民财富积累和财富不平等变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李实等（2005）基于CHIP1995和CHIP2002数据发现，中国城镇住房的私有化进程扩大了城乡之间以及全国的财产差距。Knight et al.（2022）基于CHIP2002和CHIP2013数据发现，净房产占中国居民净财富的比重从53%上升到73%，对中国财富不平等的贡献从64%上升到79%。李实等（2023）对中国居民的财富积累过程进行了分解，其分解结果表明，中国居民财富积累的第一大来源是房价上涨，第二大来源是居民储蓄。柳建坤和何晓斌（2024）则基于CFPS数据研究了2010-2020年间中国家庭的财富不平等变动趋势，其研究结果表明，住房不平等是中国家庭财富不平等的主要来源。岳希明和英成金（2022）通过研究中国家庭近20年的住房财富不平等变动发现，城镇家庭的住房财富不平等程度呈现扩大趋势，而农村家庭的住房财富不平等程度则呈现缩小趋势。Wan et al.（2021）研究发现，地理因素是导致中国住房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国居民财富结构的改变，住房对财富不平等的影响可能会减弱，金融资产对财富不平等的影响可能会增强（柳建坤等，2023）。

通过梳理现有的文献，本文为未来我国居民的财富问题研究提供以下几点可改进的方向：（1）构建高质量的居民财富数据库。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财富分配研究缺乏税收数据的支持。并且，现有的家庭调查数据也缺乏对富裕人群的有效覆盖。构建高质量的中国居民财富数据库可能是未来研究的一大难点，更是一大重点。（2）完善居民财富的测度方法。尤其是在进行财富分配的跨国比较时，需要统一家庭财富的定义，形成与国际学界接轨的居民财富定义和测量标准。（3）在Bewley模型的分析框架下考察行为人异质性对中国居民财富不平等的影响，并与其他国家的模型参数、模型结论进行对比，从中可以进一步发现各国居民财富积累行为的共同特点和不同表现。（4）通过对不同人群的财富积累分解，考察资本回报、劳动储蓄对中国居民财富积累的相对重要性，有助于深入理解居民财富积累来源和机制，为规范财富积累机制提供研究支撑。（5）通过因果推断的计量方法，探索影响中国居民财富不平等的制度因素或市场因素，为制定缩小财富分配不平等政策提供经验依据。

作者简介

李实，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邮政编码：310058，电子邮箱：lishi9@zju.edu.cn；

陶彦君（通讯作者），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邮政编码：310058，电子邮箱：12101008@zju.edu.cn。

原载《经济学动态》2025年第2期，注和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