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中美关系极其复杂紧张的今日，了解日本学界近年发生的对中美日关系认识的演变不无裨益。近年来日本在中美日三国关系中自我定位的转变情况和原因，为何及如何从曾经出于自身的国家利益而保持相对平衡到今日积极站队美国的态势，值得加以关注。日本夹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在美国从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向拜登的重视同盟国的方针转换过程中，机会主义地改变对华关系认知和外交态度。而近年日本学界有关学者先后提出所谓“方案A”“方案B”和“方案A+”，官学双方对中美日关系的认识具有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

关键词：日本学界；中美日关系；方案A；方案B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尤其是自2016年底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并于翌年初就任第45任美国总统以来，日本学界对中美日关系的研究和讨论呈现出空前热烈的情况。其特点呈现为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参与人数众多，人员所属领域广泛：主要有各大高校的学者、智库的专家（这两个领域人员互有重合），政府各部门的退任官员（多数已转为高校教授或智库专兼职研究员、研究所所长等）以及“民间学者”和有关新闻从业人员等。

第二，形式多样化：出版著作和发表论文、举行专题讲座、各类人员共同出席各电视台的时政辩论节目、在自媒体和推特等上发表见解等。

近年来日本政界在中美日关系上值得关注的动向是，安倍晋三在退任首相前在对华外交关系上曾有某些正面表现,在美日同盟关系上也一定的“自我克制”（其中有增强日本对美话语权的意图），而到了岸田文雄上任后则显著倒退。最明显的例证不外是岸田文雄2024年4月11日在美国参众两院的讲演。

这种外交态度的改变与上述日本学界对中美日关系的认识之间形成一种可以表述为“异质同构”的关系，或者可以简单称作官学互动的“默契”。下文将针对这一现象对其背景和原因进行剖析。

一、日本学界对特朗普政权的对华政策以及美国内部问题的认识

日本学界在中美日关系问题上率先（2019年6月）提出“方案A”“方案B”这对概念的是庆应大学教授、笹川财团智库的美国问题专职研究员中山俊宏。实际上这对概念并非他本人首创，他明确说是借用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所长彼得·詹宁斯（Peter Jennings）2018年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由于特朗普的离经叛道，澳大利亚需要一个“方案B”》。所谓“方案A”，就日本而言即是“以日美同盟为主轴全面运营国家的战略”。从进步派学者白井聪的立场看来，这就是“自发性的对美从属”，他使用“国体”一词来表达这种“荒唐”的国家状态。他批判道：“日本战后体制依附于‘美国爱日本’之类的妄想之上……即便在日美关系的正式外交场合，煽情话语也多被使用：日美关系是特殊关系，并非出于利害得失的考虑才走到一起的，而是基于真正的相亲相爱云云。”而所谓“方案B”，就日本而言便是摆脱美国，在日美同盟之外寻找自主性、自救性的国家出路。那么问题是，无论在国家体制层面还是国民感情层面一直是“对美一边倒”的日本，为何此时提出“方案B”呢？

从时间上看，无论是彼得·詹宁斯还是中山俊宏提出“方案B”，显然与特朗普已担任美国总统两年多直接有关。众所周知，特朗普上台后以“美国优先”为口号的“异常”言行，引起了日本等美国同盟国的困惑和担忧。可以说作为盟国的澳大利亚先日本一步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就有了彼得·詹宁斯提出的“方案B”。按常理日本作为与美国关系更加“密切”的同盟国应该率先做出反应，所以中山才指出日本是否太过于“高枕无忧”在日美同盟之上的疑问。在这一问题上，中山认为部分人对特朗普判断有误。因为特朗普对中国发动了贸易战，给中美关系造成巨大冲击，加之新冠疫情全球爆发，特朗普等无理地将责任推到中国身上。见此情形，这部分人至少是心中窃喜的，认为特朗普政权上台更有利于日本。并且，这些人自以为相比于澳大利亚等国，美国对日本“情有独钟”“关爱有加”。而且他们还服用了这样的“定心丸”：美国政界（包括特朗普政权）和学界中有一批被称为“知日派”的精英，且这些美国“精英”多是“对华强硬派”。对此中山并未完全否定，他说除非是“日美同盟否定派”，否则在日本的确难以产生主动摸索“方案B”的动机，然而也不能对已发生的情况视而不见而停止思考。他引用美国一篇文章的题名“America's Long Goodbye”（“美国一去不返”），指出无论是特朗普代表的保守右派还是桑德斯代表的自由左派，实质上均是“美国优先派”。美国优先的思想已渗透于美国国内“疲惫不堪”的中产阶级之中，必将迅速侵蚀美国的“国际主义”根基，而且难以指望再有将之扳回来的力量出现。所以日本不管提不提“方案B”这个概念，必须未雨绸缪，通过增强自己的能力，让美国另眼相看。几乎与中山俊宏同时或稍后，日本学界陆续出现了关注和探讨“方案B”问题的人，当然他们不一定直接使用这个概念。这些人首先看到了美国明显“向内转”的倾向，同时也看到中美力量此消彼长的趋势，所以他们较以往更注重对中美日三边关系作综合思考和讨论。

日本法政大学教授森聪在2019年4月发表了分析特朗普政权下美国对华战略的《美国的对华竞争路线：在水面下相互对峙的两种战略》一文。森聪认为美国对华关系的认识中产生了较严重的危机感、迫切感和焦躁感，美国对华战略转换的标志是2017年12月特朗普政权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此文件将中国定位为企图超越美国、进行经济侵略的“修正主义国家”，改变了奥巴马政权“欢迎和平和繁荣的中国崛起”的对华态度。简而言之，中国从“争取合作的对手”（增进利益）变成了“必须要求其改弦易辙的对手”（补偿损失），而对华的行动方针也从“合作为主，竞争为辅”改变为“竞争为主，合作为辅”。不过，森聪认为，虽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体现了特朗普政权的基本对华认知和态度，但它并非一定能约束特朗普的判断和具体政策，总统有权根据国内外情况采取对策和措施。而且森聪更注意到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特朗普政权内仍存在所谓的对华“鹰派”和“鸽派”：前者以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为首，后者以财政部长姆努钦、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为主。特朗普会根据这些派别的不同意见就具体问题做出具体判断。与此相关的是，中山俊宏注意到了2019年7月美国百名专家联名上书，反对视中国为敌。这可以说是代表着美国国内较温和理性派的观点和立场，其中虽不乏认知偏差和价值偏见，但总的结论和主张比较温和理性并具有建设性。尽管该信在美国及其他西方媒体的影响并不如在国内媒体那么大，但其显示美国还是有不少理性和温和的力量，有助于中美关系向好的方向发展。有鉴于此，中山指出日本朝野仅片面地看到特朗普对华强硬一面，加之当时的首相安倍晋三对特朗普本人“曲意逢迎”收到效果，致使日本人生活在一种可称为“特朗普现象下的无所作为空间”里，也就遑论来思考和提出“方案B”了。

森聪还进一步指出，在华盛顿的对华对亚洲的政策专家中存在两种不同型态的“政策理念”（ideal types）。而这两种不同“政策理念”又是从四种主张中筛选出来的。四种主张分别是：绥靖（容易实行，但对美国危险性极大）、集团性对抗（有效但实施有难度，因为过于强硬的话他国不愿跟从)、全面施压（较容易实施，因为美国可以“单打独斗”）、颠覆政权（难以实施且危险性极大）。他认为当时实际的争论是在“集团性对抗”和“全面施压”之间进行。按照他的解释，所谓“集团性对抗”是接受有利于中国的力量转换，与志同道合的国家组成联盟，在不严重伤害中国经济的情况下抑制住中国的发展。与此相反，所谓“全面施压”则是扭转对中国有利的力量转换。简而言之，即是重视中国的“行为”抑或“力量”的区别。因特朗普的个人风格等因素，那时的美国政府基本采取“全面施压”的做法。

对于特朗普的个人特点，日本学者不仅注意到了他“重利轻友”即热衷“交易”、轻视盟国的一面，同时也看到他与幕僚、智囊等之间并非完全默契无隙。比如，对于彭斯两次（2018年10月4日和2019年10月24日）所谓“铁幕演说”，特朗普并没有直接表态，且后一次讲演被特朗普大为推迟，所以其认同程度值得怀疑。而智库学者渡部恒雄观察到，除了担任总统贸易顾问的彼得·纳瓦罗之外，无人赞同中美脱钩，因为脱钩可能更有利于中国。对于彭斯的两次讲演，他认为与第一次相比第二次调子有所降低，明言不脱钩，强硬言辞不过出于竞选需要，并非主要针对中国。概而言之，他们对美国的对华态度和态势的基本判断是：特朗普与所谓鹰派之间存在差异与距离；美国精英集团也抱有不同的对华态度和策略。而且他们能较客观分析破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美紧密经贸关系对于美国的利弊，比如过分强硬制裁的双刃性问题等。这勾起了日本人在20世纪80年代被美国制裁的苦涩记忆，在这一点上难以一味附和美国。并且他们认为中美关系之间存在所谓“好坏转换”的周期问题。即美国政府对华态度和策略，因政权更迭和因时因事会在“强硬”和“柔软”之间反复转换。不过问题是，在当时的阶段尚难以判断特朗普政权下的对华“强硬”是进入了周期的“强硬”阶段？还是完全脱离了“好坏转换”的周期律，决定性地正在进入“强硬”的“单行道”？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以特朗普“蛮勇好斗”的个人特性或者说他秉持的“竞争性世界观”而言，在他的政权下与外国（不限于中国）关系的紧张程度，必然会较之于历届美国政府高得多。出于如此判断，当拜登2020年末击败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他们便倾向于预测拜登政权将“软化”对华态度。

围绕中美紧张关系，他们还分析了特朗普个人因素和美国社会内部问题的关系。对于表面起因于贸易摩擦的中美紧张关系，有学者先从美国内部去寻找原因。最为明显不过的是所谓“特朗普现象”。2016年特朗普当选第45任美国总统，自他上任开始美国出现一系列变化：向内转、自我中心、民粹主义等等。如何解释这些变化？一般认为是特朗普改变了美国，但是这不过是倒果为因的看法。其实，特朗普的登台以及他毫不掩饰地提出“美国优先”的口号，完全是由于美国此前已开始陷入严重的社会“撕裂”状态。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alker Bush）即小布什总统任内在2001年遭遇“9·11”事件，他因此发动了一连串反恐战争：2001年10月开始的阿富汗战争推翻了塔利班政权，2003年1月开始的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美国虽然表面上打赢了两场战争，但经济被拖垮，美军伤亡很大，民众也厌倦了战争。小布什对医疗保险和社会福利体制进行了保守主义的改革，加重了多数民众的负担，同时美国又经历了房地产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致使他总统任期结束时几乎成为认可度最低的美国总统。而民主党人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Barack Hussein Obama)于2008年11月4日，正式当选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洲裔总统，并于翌年1月就任美国第44任总统。奥巴马以美国民主党极为自由激进的风格，除了进行半途而废的医改之外，还推行包括承认同性婚姻等在内的政策，加剧了美国国内的撕裂。以后来的所谓民粹主义理论来解释，正是在小布什和奥巴马执政的16年期间造成了美国内部撕裂，为民粹主义的“卡里斯马”型领袖特朗普上台创造了社会条件。简而言之，美国出现所谓的“特朗普现象”，本质上是美国社会严重“撕裂”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特朗普发动中美“贸易战”的主要原因是在美方内部。

那么，为何“轮流坐庄”的美国民主、共和两大党非但不能弥合国内的撕裂，反而使之日益加剧呢？正如前文已指出，无论民主党的左翼还是共和党的右翼具有一个共同点：主张美国优先，要求向内转。首先现实中美国社会撕裂的最主要形式为“既得利益集团”和“被遗忘的大多数”之间的矛盾。简单而言，就是“上”与“下”的矛盾：包括“富”与“贫”、“精英”与“民众”、“建制派”与“反建制派”等。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其国内白人中产阶级的生活状况和生活感受是衡量社会矛盾的最主要指标。所谓“铁锈地带”“白人蓝领”“低学历人群”等词语反映了美国国内矛盾和社会撕裂的典型地域和人群。在此仅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法国历史学家、人类学家、人口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埃马纽埃尔·托德（Emmanuel Todd）于2016年准确预测到特朗普当选总统而受到极大关注。对于特朗普当选总统，当时无论在美国本土还是在盟国日本鲜有人能准确预测，包括日本的美国问题研究的领军人物中山俊宏和特朗普政权时期的日本驻美大使杉山晋辅都对结果大跌眼镜。然而埃马纽埃尔·托德在2016年上半年就强调特朗普有可能当选，2016年10月到访日本期间做讲演并发表文章，明确指出特朗普当选并非天方夜谭。他的意思是根据特朗普的人品去预判总统大选是不可取的，因为美国社会现实是需要一个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向内转、对外态度强硬的领导。

那么，托德是如何分析和判断美国社会现实的呢？他除了直接观察即做所谓的“田野作业”，多次在美国较长时间逗留（2016年在美国度过一个夏天）之外，更采用统计学的方法，统计出了此前15年美国中年白人男子（45至54岁）的死亡率（包括非正常死亡）大为增加的结果。1998年至2023年间美国上述人群的死亡率以平均每年0.5%的速度上升。与此相反，美国同年龄层的黑人和拉丁裔男子的死亡率则分别以2.6%、1.8%的速度下降。其他的富裕国家同年龄层的死亡率也以大约2%速度下降。其冲击性结论是，这时期超额死亡的美国中年白人男子少则为96000人，多则为485000人。这个人群超额死亡的原因主要是自杀、吸毒、滥用药物等。并且托德注意到这样的超额死亡率在经济衰退的美国东北部地区即所谓的“铁锈地带”尤为严重，且大比例是高中以下的低学历蓝领白人男子。尽管美国是多人种的移民国家，但白人选民毕竟占四分之三。据此他做出了特朗普胜选的预测，得出了日本那些“事后诸葛亮”后来才得出的结论：与其说特朗普改变了美国，不如说美国选择了能改变美国的总统。以民粹主义的理论观点解释，即是作为典型的民粹型强人领袖，特朗普准确把对了美国“上”与“下”严重撕裂的社会脉搏。因为民粹主义最主要的题中之义便是“迎合大众”和“煽动大众”。这也是为什么被定位为“中间偏左”的民主党和“保守偏右”的共和党均解决不了美国社会撕裂问题的原因所在。

如上所见，正是因为特朗普这样的“政治素人”竟登上了美国总统的宝座，才促使日本学界和媒体界等“恍然大悟”，开始格外关注和注重分析研究美国内部问题，并不得不“佩服”本来就跟日本关系匪浅的埃马纽埃尔·托德的“先见之明”。那么，2021年民主党的拜登取代特朗普入主白宫后，日本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

二、拜登入主白宫后的对外政策调整和摆不脱的“特朗普阴影

众所周知，乔·拜登（Joe Biden）上台后喊出的口号是“美国回来了”。他不但这么说，也很努力地这么做，比如立刻申请重新加入世卫组织，重新加入《巴黎协定》，重新申请加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拜登本人自2021年1月上任以来，在首次外交政策演讲、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等场合时反复宣示“美国回来了”，踌躇满志，一副要带领美国重回“正轨”的架势。然而，在美国“特朗普阴影”至今挥之不去，当然这不仅指特朗普本人可能卷土重来再入主白宫，更包括特朗普代表的“美国”将长期存在下去。

因此，时至拜登执政三年多的2024年5月，任职于笹川财团智库的美国问题专职研究员渡部恒雄又提起了“方案A”“方案B”的问题。据他透露其智库建立了“方案A”“方案B”的专题研究团队。“方案B”甚至包括选择站队中国和与全球南方结伴结盟等选项。关于“方案B”，目前还未提出最终结论报告，但先出了中期研究结论，即所谓“方案A＋”。何为“方案A＋”，简单的解释就是“日美同盟＋日本的主动角色”。渡部恒雄本人不加掩饰地表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024年4月11日在美国国会的演讲就是对“方案A＋”的呼应，这可以认为是对岸田政权的官方注解。

岸田文雄出任日本首相之后，内阁于2022年12月16日通过了修改后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整备计划》三个重要文件，标志着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发生根本性重大变化。其中，首次宣称日本要拥有打击敌国导弹基地的所谓“反击能力”；进一步架空“专守防卫”的安全政策底线，为最终完成修宪铺路；首次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首次提出在强化日美同盟的同时加强与所谓“同志国”的安全合作，通过拉拢更多国家加入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在全球范围构建威慑中俄的战略态势。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出台决定了未来5至10年日本安保政策将更具外向性和进攻性，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将产生较大负面影响。如果使用“日美同盟+”来表示的话，应该就是“日美同盟+同志国”（包括菲律宾、澳大利亚、印度、韩国、北约国家）。那么，这是否就等于上述的“方案A＋”呢？其内涵有重叠和关联，但并不等同。

因为时至今日，日本学界对美国的认知已发生较大的变化或者说深化。而这种变化不可能不影响政界，甚至与后者构成互动关系。日本学界对美国现实认识的一个共同点是美国社会已陷入了撕裂、矛盾重重。特朗普上台不过是促使人们探头下望美国深不见底的深渊的契机而已。同时美国的国力衰退也并非始于今日，而中国崛起则更凸显了这一点。如前所述，“特朗普现象”不是原因而是结果，其原因既有表层的现实因素，更有深层的美国建国以来的历史因素。因此，日本学界开始关注后者并将之与前者加以联系，试图分析解释美国的现实和预测其未来。

2024年的情况是，11月的美国大选变成了拜登的副手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Devi Harris）和特朗普的对决，虽然谁当选并非不重要，但无论谁当选，美国的内部问题都不会发生实质性变化。拜登上台后召集所谓“世界民主峰会”，大力宣扬“民主”与“威权”的意识形态对抗，摆出一副意欲重新点亮世界民主灯塔的架势。但是有日本新一代学者指出，不是在别的地方，正是美国民主本身出现了“自我崩溃”：每次大选的最大效果就是加剧加深社会的撕裂。同时美国体制的“能力缺陷”也已暴露无遗：处理新冠大流行失败、种族歧视、贫富悬殊、毒品泛滥、抢劫频发等等。因此世界上很多国家对美国民主打上了大问号，非拜登几句口号所能打消。美国在自我定位层面也发生了所谓“国际主义”与“孤立主义”的“顺位转换”。而这两个概念是美国“特殊主义”或称“例外主义”的下位概念。可以说“特殊主义”是美国建国理念，它的核心内容简而言之就是“唯我独尊”：美国无论在物质层面还是精神道德层面均是无与伦比的国家。而它的表现形式有两种：或作为所谓“新世界”孤芳自赏、高高在上、不理睬“旧世界”的“孤立主义”；或担负引领世界维护和平的责任积极介入世界事务的所谓“国际主义”。美国自18世纪建国以来一直坚持前者的方针，自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开始，则转身扮演后者的角色。但进入21世纪后，尤其是进行了长达差不多20年的“反恐战争”，给有关国家和地区造成了巨大损失和灾难自不待言，美国自身也付出了“得不偿失”的极大代价。于是从奥巴马执政时期开始调整美国的对外干预政策以适应减弱了的美国实力。及至2016年特朗普上台标志着上述“顺位转换”的正式启动。

拜登上台后一改特朗普对待盟国“六亲不认”的骄横做派，表现出尤其重视盟国日本的姿态。如拜登入主白宫不久就邀请时任日本首相菅义伟访问美国，成为他上任后接见的第一位外国领导人。对此日本官方和有关媒体就如同自夸日本是G7中唯一的亚洲国家一样加以炫耀。但是有日本学者注意到，一个月前中美最高外交官员在阿拉斯加举行过会谈，双方激烈交锋、互不相让。因此完全有理由认为菅义伟得以“捷足先登”访问白宫，取决于中美关系的结构性原因。即拜登政权将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定位为最重要的课题，其政权的有关官员和智囊面对日方人员也毫不讳言中国因素是制定其国内外政策的首要依据。因此为了应对中国，拜登环顾四周发现最可靠顶用的伙伴非日本莫属。从今日的视点来看，可以说高喊“美国回来了”的拜登政权，从上任伊始就采用了寻找代理人的策略。

这是因为除了美国社会严重撕裂、“反恐战争”后国力衰退的现实因素之外，在更深层次发生了前述的“国际主义”与“孤立主义”的“顺位转换”。与此相关，有日本学者进一步援引《大西洋》杂志专栏作家乔治·帕克(George Packer)的新书《最后的希望：危机与复兴中的美国》(Last Best Hope: America in Crisis and Renewal）中关于美国已经分裂为四种叙事的论述。这四种叙事是“智慧美国”(Smart America)、“正义美国”(Justice America)、“自由美国”(Free America)、“真实美国”(Real America)，分别代表着精英治国、批判理论、自由至上主义、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对于美国历史和现实的理解。作者分析了这四种叙事产生的历史脉络、价值和缺陷，并解释了在美国人不再对国家的目标、价值观、历史或意义有一致看法时，社会撕裂是难以避免的。简而言之，“自由美国”是一种美国意欲领导和改变世界的霸权叙事；“真实美国”则是一种厌恶和抗拒被世界改变自己的土著叙事；“智慧美国”是一种主动适应和拥抱外部世界的开放叙事；“正义美国”则是一种关注美国内部不公乃至罪恶并要求加以矫正铲除的告发叙事。我们理解四者关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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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种叙事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对比最近的三位美国总统（奥巴马、特朗普、拜登）的所作所为加以说明。民主党籍的奥巴马无疑是“智慧美国”的典型代表，受到过最优良的教育，靠着个人奋斗出人头地，最终成为了第一位非洲裔美国总统。但是他背负着黑人“原罪”，一只脚又踩在“正义美国”的泥潭里，如他曾被质疑是否算“真正”的美国人。而共和党籍的特朗普则属于“自由美国”一方。“自由美国”的代表人物是里根，特朗普推崇里根，两人的共同点是均在70岁左右出任总统，主张建立“强大的美国”，以白人支持者为权力基础。但特朗普“背叛”自己的阶级，以坐拥亿万财产的富豪身份站到“真实美国”一边，为下层白人群体发声，赢得无数的铁杆“川粉”。至于拜登更是被撕裂成四份，在此仅举他任期内的若干事件加以说明：拥有教授资格的拜登本人无疑属于“智慧美国”；在他任期第二年挑起俄乌冲突并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至今，则是属于“自由美国”的例证，其目的是控制北约，维持霸权；在巴以冲突中支持和偏袒以色列，但后来在“正义美国”的压力下（全美高校学生举行抗议示威），不得不对内塔尼亚胡政权加以某些“限制”；拜登提倡的所谓“为了中产阶级的外交”“购买美国”等，可以说是为了争取“真实美国”的选民。因此可以说，作为老人总统的拜登是这四种美国叙事的混合体。

三、日本官学界应对之策的实质

如上所述，日本的官学界不可能不认识到美国这种分裂且不稳定的政治状态，尤其基于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国策（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不会不谋求应对之策。这种对日本唯一的同盟国美国的政治和社会现实的不安或称为疑惑的心态，就是受到“特朗普阴影”影响。因为特朗普开启的“特朗普现象”并非“一次性”的，它将以“运动”的形式长期存在下去。可以断定这正是学界提出“方案A”“方案B”问题和岸田文雄在美国国会发表全英文演讲的原因所在。

就某些学者而言，“方案B”是一个事先就打算排除的选项——当然最终研究报告尚未提出——只是为凸显原封不动的“方案A”已行不通，而为提出“方案A+”做铺垫。在这些学者的心里，“方案A+”是对日美同盟的“再选择”，是“日本通过增强自身的能力来让美国选择日本”。有学者更直白地说：今日日本不是害怕被卷入由美国引起的冲突，而是担心被美国抛弃。那么这样的说法是否成立呢？下面让我们分析一下日本“官方注解”即岸田文雄首相2024年4月11日在美国国会的讲演。

岸田的讲演的确在“献媚”美国，但日本学界特别注意到了岸田下面这段话：“当我们今天在这里会面时，我感觉到一些美国人对自己在世界上的应有角色产生了自我怀疑的潜流。”其中“自我怀疑”（self-doubt），翻译成日语为“自己疑念”。有日本学者认为作为日语表达不自然，日语固定词组有“自己欺瞒”“自信丧失”等，所以岸田说的“自己疑念”，应该相当于日语“自信丧失”的意思，并推测这是岸田有意使用的委婉表达。问题不单纯是美国“丧失自信”，而是美国历来就存在上述的“四种自我叙事”，对外部世界而言就是四种不同的“国际主义”思想。今日在美国占上风的是主张“向内转”“向内收敛”的其中两种叙事，即“正义美国”和“真实美国”。至于岸田文雄本人是否具有这样的认识不得而知，但他了解美国人的“自信丧失”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于是他紧接着就强调：“而这种自我怀疑出现在我们的世界正处于历史转折点的时刻。后冷战时代已经过去，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将定义人类历史下一个阶段的转折点。美国为了建立国际秩序而付出了几代人的努力，但现在它面临着来自那些价值观和原则与我们大相径庭的人的新挑战。”在他列举的种种“挑战”中，特别提到了中国：“回到日本的周边地区，中国目前的对外立场和军事行动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都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他如此这般的言说，既是出于本国的“一己私心”，也是故意刺激美国，企图拉住美国向内转的趋势。因此我们不能仅看到今日日本唯美国马首是瞻的一面，更应该看到它的战略考量。有日本学者此前就强调，日本必须与“不同的美国”打交道，不管谁担任美国总统，日本都只能主动“适应”之。因此，岸田访美结束回国不久，日本就派出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亲赴纽约的特朗普大厦拜访特朗普。这不仅是为特朗普再次上台做好准备，更是表示日本乐意与任何美国政权保持坚定的同盟关系。其实岸田访美的主要目的就是建立所谓“超越党派的日美共识”“制度化日美同盟关系”。事实上岸田政府业已迈出了前述的扩军强武的一大步，突破了“专守防卫”的安全政策底线，迅速将日本变成了一个“能够战争的国家”。

其实，有日本学者认识到了“地理是命运”的道理：美国只要愿意随时可以“拔腿就走”,比如2021年败退般的阿富汗撤军，而中国则是“搬不走的邻居”。美国的最大“强项”之一就是它的任何行动都拥有几个“剧本”，并且必要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最坏剧本”。在这一点上更有进步派学者内田树指出：西太平洋的美军已处于“撤退”态势，而在日美军基地还没有“挪窝”的动向，很可能是由于美国国内的利益集团之间尚未达成共识，比如白宫、美军方和所谓“军工复合体”之间矛盾错综复杂、利害交叉龃龉，虽一时半会不至于达成撤除在日美军基地的共识，但此议论非始于今日，今后的可能性也非为零。因为至少随着军事科技迅速更新换代（AI化、无人机化、机器人化等），传统的地面基地、大型航母、有人战斗机迟早会变成“无用之物”。而日本完全知道其唯一盟国美国的下述情况：从小布什时期开始，美军就打出了“数据化变革”（digital transformation）的口号并推出具体措施,如削减使用重装备、展开速度迟缓的陆军，建设能够在全球迅速投入作战的机动力强大的军事力量；到了奥巴马时期，美国则开始推出由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提出的所谓“离岸制衡”（offshore balancing）战略：美国远离战端地区，只提供军火等间接支援，不亲自下场，隔岸观火，坐收渔利，如美国在俄乌冲突中的做法就是典型例子。因此美军撤出第一岛链并非天方夜谭，尤其是在“特朗普阴影”笼罩下，谁敢打包票不会变为现实。

正是基于这种危机感，岸田文雄提高了调门，什么“美国不孤立”“日本是美国的全球性伙伴”，甚至“僭越”（日语的常用词）地宣称“作为美国最亲密的朋友，我们日本与你们并肩站在一起”云云。之所以说他“僭越”，是因为众所周知英国才是美国的“最亲密盟国”。当然岸田文雄也非“光说不练”，如前所述日本已经准备“分担”“承担”更多，即便“特朗普们”有朝一日“亲父子明算账”，日本也在所不辞。事实上，有日本学者在岸田文雄演讲后指出，今后盟国（不只限于日本）不能再“躺平”在美国的怀里。言及此处，我们不由记起日本的极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就毫不客气地说过，日美同盟并非免费，甚至骂美军是日本的“看门狗”。民粹型日本网络评论家甚至历数美国的“弊端”和“靠不住”，主张日本必须主动放弃依赖美国，进行“自我核武装”。这应该就是这部分人的“方案B”。而作为进步派政治评论家的古贺茂明则提出了另一种“方案B”：今日日本必须进行改革，必须宣告决不再进行战争。日本最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不让“台湾有事”发生，如果真的发生了，日本唯一能做的就是“避之唯恐不及”。而安倍晋三下台后一再宣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其用意之一也是为了拖住驻留亚太地区的美军。他被认为能伸能屈，对特朗普“曲意逢迎”，与后者关系良好。这是部分日本人“引以为豪”并津津乐道的“佳话”。正因为如此，安倍更心知肚明特朗普再上台对日本意味着什么。作为安倍政权外交大臣的岸田文雄也明白其中意味，所以在美国国会亮出了他的“方案A+”，即“日美同盟+日本的主动角色”，包括大幅提高军费、增购美国军备、增设基地、增加自卫队投入等，不一而足。关于这一点，日本前外交高官田中均指出，问题的本质不是多花了多少钱，而是改变了日本的“国家形态”。而在俄乌冲突上，日本不顾国家利益完全站队美国，岸田文雄2023年3月还“冒险”亲赴基辅访问，甚至给泽连斯基送上写有“必胜”字样的自己家乡的工艺品作为礼品。对此，不少日本人都觉得表演“过分了”。岸田此举与其说是为了乌克兰，不如说是为了日本自身，为的是表明日本在今后世界范围内的“军事冲突”中都与美国“肩并肩”，“留住”在日美军。岸田也在钓鱼岛问题上与中国抗衡，让美国不至于在“国际主义”上大步后退。日本害怕有朝一日失去美国这座靠山，哪怕这座山只是一个符号。如果说美国才是战后至今日本真正的“天皇”的话，一旦今后美国不实际承担保护日本的责任，那么美国作为“符号”即“象征性天皇”（symbolic emperor system）或“精神权威”存在亦并无不可。换而言之，对于日本的亲美保守统治集团和它的支持者来说，对美隶属已不是为了国家利益，而是业已“自我目的化”。这也是所谓“方案A+”的实质：为了维护现代“国体”而不停地自我加码。因此随着时间推移，这个“+”完全可能是不封顶的“N”个。

四、结语

我们倒是想看到日本有关智库中具有一定理性的学者们能拿出他们的“方案B”，而不是得出完全否定的结论或者只给“方案A”不断“添油加柴”。这样至少可以给日本的当权者们提个醒：日本不必“一条道走到黑”。岸田文雄本人在美国国会演讲中说：“这种自我怀疑出现在我们的世界正处于历史转折点的时刻。后冷战时代已经过去，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将定义人类历史下一个阶段的转折点。”如果从我们的立场去做积极意义上的阐释的话，应该就是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将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既然美国都有不小比例的人们“自我怀疑”，日本不是更应该自我思考一下吗？目前为止，在日本国会内除了日本共产党、社会民主党、令和新选组等几个“弱小”政党外，其他政党均不质疑日美同盟。日本国民的态度分布应该与此形成正比。对于这样的日本政治现实，白井聪禁不住愤然抨击道：日本是“没有主权者的国度”，而“美利坚”才是真正的“天皇”（主权在皇）即“国体”。而此种悲惨的状态，根本上乃是日本社会本身的悲哀，日本人本身的悲哀！当然，要求上述日本学者们拿出正面意义的“方案B”是不现实的，但希望至少能出现一个可称为“方案A-”的东西。这即是说，不是给日美同盟加多些什么，而是减少些什么，或者说打点折扣。其实在这一点上，不止一个前日本外交高官表达过想法，比如特朗普时期任日本驻美大使的杉山晋辅认为日本应该有相对独立的外交政策。他还以美国的最亲密盟国英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54年便建立代办级正式外交关系、1972年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为例，说明日本作为美国盟国也不必在外交上对美亦步亦趋，尽管他不质疑日美同盟本身。因此我们愿意看到的是，日本的“官学媒民”等都多做做“减法”：执政者减少盲目对美隶从；学界减少意识形态偏见；媒体界减少不负责任的负面报道；民间减少崇美拜美的心态……这样的话，不仅有利于作为亚洲国家的日本自身，也有利于中日关系平稳发展。

而从2024年9月下旬石破茂最终赢得第28任自民党总裁选举并随后出任第102任日本首相的结果来看，至少可以说避免了最坏事态的即时发生，日本不少左翼进步人士为此松了口气，而对上面我们所提议的“方案A-”来说，抑或可以期待产生某些正面效果。首先，这是日本自民党内部实际依然存在的几个政治派别力量此消彼长、激烈博弈的结果。作为最大派别的安倍派由于失去了安倍晋三这个能够控制大局的掌门人，且因为被揭露“黑金事件”而元气大伤。在此情况下，16年来5次竞争总裁、前4次基本上均因遭安倍晋三极力阻止而以失败告终的石破茂，因为没有了最大的“拦路虎”终于如愿以偿。同时被视为安倍晋三最忠实继承人进入终选投票的女政客高市早苗极端保守右倾，言辞嚣张，宣称将以首相名义参拜靖国神社，引起党内的担忧和各方面的批判，应该说在这一点上她给对手石破茂送了分。其次，在自民党民望大跌的情况下，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出现了新的动向。立宪民主党抢先自民党数日选出了前首相野田佳彦为新党首。这对自民党是不小的威胁。明确表示要重夺首相宝座、再次实现政权更替的野田佳彦是一个论战能力极强的政客，显然自民党的前三名总裁候选人唯石破茂有与之抗衡的能力。这应该是菅义伟和岸田文雄派别最终选择石破茂的原因之一。最后，不可忽视的是美国和中国因素。拜登政府对华关系的定位是“既竞争又合作”“有管控的竞争”“避免竞争演变成冲突”。这具体落到美日同盟关系上，就是既要利用日本这个“小伙伴”抑制中国的崛起，又不愿引起真正的军事冲突。正如白井聪指出，作为与美国的所谓“知日派”过从甚密的日本亲美保守派最清楚其中的“两难”（dilemma）困局：既不能不煽动“中国威胁论”，以便让日本有理由大量购买美国军事装备，又不允许引发实际的军事冲突，以避免自己被迫介入的严重后果。而在中日关系方面，在岸田文雄执政的差不多三年时间里不得不说“有退无进”。对此日本官学界指出有必要使中日外交关系止跌回稳，恢复两国高层互访的声音亦不绝于耳。因此，反映在这次自民党总裁选举上，应该是尚能权衡利弊得失的自民党若干政治派别和比较理性清醒的国会议员们，在最后时刻选择石破茂而摈弃扩军备战主张明确、好战姿态显露无余、一旦上台便可能制造即时外交危机的高市早苗的主要原因所在。当然，石破茂实际将如何处理中美日关系，包括他是否能够掌控住大局，赢得多长的执政时间等，则有待听其言观其行。

作者：魏育邻（作者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日语语言文化学院教授）

转载自东北亚研究通讯，2025年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