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历史分期有助于厘清时代主题切换，揭示经济思想演进的连接点与转折点。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考察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演进机制，并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划分成四个主要时期，研究发现：（1）学界对于“秦汉之变”“唐宋之变”“明清之变”三次重要社会变化在传统经济思想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历史性、关键性作用，已基本形成共识。（2）考察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动态演进，须立足历史实践、剖析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本期经济思想的产生、碰撞与融合主要取决于本期的社会实践和前期的经济思想的影响；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思想市场是贯穿经济思想发展演进的三条主线。（3）依据学界共识与演进机制，可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划分为先秦、秦汉至唐中叶、唐中叶至元、明至鸦片战争前四个时期，分别代表了传统经济思想的形成、传统经济思想的基本教条的确立、传统经济思想的变化，以及传统经济思想的曲折发展，各时期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作者：段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岳翔宇，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研究院副教授；程霖，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研究院教授。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5年第4期。

优秀且悠久的传统文化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深厚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丰富的传统经济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科学研究和全面理解这一思想，首先要明确界定其历史分期。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历史分期，是指将先秦至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经济思想的演变历史划分成若干时期，以揭示不同时期之间的差别与特征。作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从形式上看，对经济思想的演变历程进行分期，似乎是为了方便阶段性讨论和描述而采取的一种写作策略，令研究传统经济思想的相关论述更具直观性。但从实质上讲，历史分期是历史叙事的时空把握，也是研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发展演变的出发点，其分期逻辑取决于论者采取怎样的研究方法和视角来切入浩如烟海的既有史料，进而决定以何种关键因素作为分析经济思想演变过程的主线和评价不同历史时期经济思想特点的依据，从而划分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阶段。因此，历史分期是研究方法与历史评价的总体反映，具有基础性和综合性的特点。

在新的历史方位下，对传统经济思想的历史分期加以回顾与总结，有助于准确把握经济思想长河中的连接点与转折点、厘清经济思想的时代主题切换、合理评价各时期历史地位等重要问题，为传统经济思想的专题性研究提供方向指引与有益参考。鉴于此，本文首先对已有文献中的传统经济思想历史分期及其研究方法加以评述，总结其共识与不足；其次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构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演进机制；最后，结合经济思想的演进机制和历史分期共识，厘清经济思想的演变脉络，阐述三次重要变化与四个主要历史时期，并作出合理的历史评价。

一、史学史回顾：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历史分期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从近代学科初创期开始，对传统经济思想历史分期问题的重要性便有初步认识，随着学科建设的推进，对该问题的探索亦不断深入，总体上相关研究表现出了继承与发展，而非颠覆与断裂。在学科奠基时期（19世纪末—1949年），研究者普遍认为“秦汉之变”是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分界点；在学科形成与发展时期（1949—2000年），学界开始意识到“唐宋之变”对传统经济思想的重要影响；到了拓展时期（2000年迄今），受经济史学界关于明清早期工业化及中西大分流等相关研究的启发，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开始关注和强调“明清之变”对于传统经济思想的改变。

（一）学科奠基时期（1949年以前）：普遍以“秦汉之变”作为关键分界点

从近代文献来考察，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奠基时期的学者对于传统经济思想的历史分期主要采用了以“秦汉之变”为分界的两分法，或至少将其作为一个关键分界点。陈焕章在最早系统研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著作《孔门理财学》（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1911）第三篇“一般经济原理”中指出，“春秋以前是古代经济阶段，春秋和战国是过渡性经济阶段，由秦至今是现代经济阶段”。甘乃光在中国第一部以“经济思想史”命名的著作《先秦经济思想史》（1926）中表示“我国经济思想除了先秦以外，汉后的思想家实不能越先秦思想家的雷池一步”。在新中国成立前经济思想史领域影响力最大的著作《中国经济思想史》（1936）中，唐庆增按照经济思想发展之趋势与史料之多寡，将中国经济思想划分成胚胎时期（上古时期：自原始至秦末为止）、实施时期（中世时期：自汉初至明末为止）、发展时期（近代时期：自清初至“现在”为止）这三个阶段。这些研究均十分强调“秦汉之变”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

近代学者的历史分期思路，在研究方法上明显受中国传统史观或西方进化史观影响。传统中国学术界治史向来强调“秦汉之变”，尽管各学派分期之法各不相同，但不期而同地认为“周、秦之间皆若有一界画”，主要是因为秦统一后有“封建易为郡县”这一关键转变。清末民初之际，西方线性进化史观传入中国，并与中国传统史观相对接，这种方法通常使用“上世—中世—近世”或“上古—中古—近代”等形式加以概括。

但如果从历史评价角度来看，学科奠基时期关于传统经济思想史的历史分期讨论又深受古典政治经济学这一西方经济理论分析工具的影响。在学术经历上，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学者多有海外留学背景。例如，陈焕章留学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经济学，《孔门理财学》是其博士毕业论文；唐庆增为密歇根大学经济学学士，后入哈佛大学学习财政学和西洋经济思想史，获硕士学位。在研究方法上，多数研究注重以一般性经济规律为标尺，以派别和人物为核心，基于西方范式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加以比对、诠释与分析。虽然他们已经意识到经济学理论的适用性问题。但在写作中仍难以摆脱照搬西方理论体系的做法，加之史料上的局限，近代许多学者在评价传统经济思想历史价值时直接考察中国古人何时开始关注到西方经济理论中强调的生产、分配、交换等范畴，因此普遍突出先秦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因为先秦思想家已观察到这些经济活动环节并展开具有哲学深度的讨论），而对汉以后经济思想评价不高，认为后者在维度及内容上并没有比先秦更加丰富，只是先秦思想的重复或注脚。

由于学科奠基时期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在研究方法上尚未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未能有效地协调历史学方法（进化史观）和经济学方法（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古代中国各时期经济思想的发掘、诠释与分析也不够全面、深入和客观，因此其历史分期的内在逻辑并不自洽：一方面承认“秦汉之变”代表了社会、制度乃至国家治理层面的进化，并将其作为经济思想分界点；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分界点前后相比，经济思想并没有演进，反而陷入停滞，却未解释这一“矛盾”的根源，甚至没有意识到其存在。因此，尽管后世学者也同样认可“秦汉之变”是传统经济思想发展历程中的一次重要变化，但其研究方法与分期逻辑上却未必与民国时期学者相同。

（二）学科形成与发展时期（1949—2000年）：对“唐宋之变”展开深入考察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唯物主义的应用与普及使得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得以创新。此外史料也更加丰富，扩展了研究视野，促使学界在继续关注“秦汉之变”等传统问题的基础上，对汉代及以后的经济思想开展了更加深入的分析。基于唯物史观，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将“秦汉之变”视为领主经济与地主经济过渡、社会组织方式与经济思想变化的分界点，并沿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逻辑线索进一步推进，继而发现了“唐宋之变”对传统经济思想发展的重要影响，从而提出了一个新的重要分界点，在历史评价方面也更加重视唐宋经济思想的分化性特征。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1962）按照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及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变化，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分成封建领主经济阶段（先秦时期）、封建地主经济体系上升时期（即豪族地主经济阶段，秦汉至唐中叶）、封建地主经济体系衰落时期（即庶族地主经济阶段，唐中叶到鸦片战争前）等三个阶段的经济思想。该书认为“后代学者对经济问题的研究，虽在基本原则上很少超出先秦诸子所涉及的范围，但是在具体内容上的丰富与发展却很可观，其意义不下于先秦的简单经济原则的提示”。赵靖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虽然在分期上没有突出“唐宋之变”，但在第3卷“卷首语”中明确指出唐中叶“开始显露出此后一个长时期经济思想领域中的新的发展动向”。姚家华和孙引（1995）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划分成春秋战国时期、封建地主经济发展前期（秦汉至隋唐）、封建地主经济发展后期（宋至鸦片战争前夕）等三个时期，并指出宋以后“许多传统的经济思想教条已经日益动摇”。

深入考察“唐宋之变”在传统经济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是经济思想史研究者们不再沿袭新中国成立前流行的史学分期逻辑、主动采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创新探索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历史分期的结果。当前学界的共识是秦汉以后传统地主经济的生产关系和社会运行逻辑确实在唐宋时期发生了明显转变，如科举制兴起、豪族门阀地位削弱、纸币诞生、宏观经济管理的重点由土地制度转向理财和税赋制度等。叶坦指出，“两宋三百余年在中国经济理论发展史上是重要的转折时期”，并从生产力思想、“工商皆本”论点的提出、“称提之术”等三个方面考察了宋朝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一个承前启后、新旧思想交汇的转折时期。林立平指出唐宋时期，由于交换经济的繁荣、商贾势力的崛起，使得“整个社会呈现出变革的态势”。葛金芳则指出，宋代社会在诸多方面“都萌动、发生着一些引人注目的重大变化，使宋代社会呈现出与前迥异的不同世相来”等。由此，经济思想史研究者开始注意到，此前“被历史学界较多接受”的传统观点实际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胡寄窗表示他在传统经济思想分期问题上进行了仔细推敲、修正了流行版本。赵靖也提出，只有在科学把握唯物史观的基础上，以土地这一古代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为切入点，采用“地产—地租、赋役”的分析模式，才能“揭示出支配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发展变化的历史规律”。这一时期学者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系统梳理传世文献，具有开创性贡献，但受限于此时地契、方志等非官方史料还未被大规模整理以及早期工业化、地权制度等关键经济史问题还未得到深入探讨等制约因素，未能将明清列为一个独立的历史时期加以考察。

（三）学科拓展时期（2000年迄今）：对“明清之变”的讨论不断丰富

国内史学界早在20世纪50年代便开始热议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相关讨论虽在70年代有所中断，但至80年代仍在持续，直到90年代才降温。这一研究范式为寻求合理解释明清社会经济发展迈出了重要一步，不仅破除了长期盛行的“中国停滞论”，更通过搜集方志、档案、笔记、文集、契约等资料，显著拓展了明清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内容。但这些研究也或多或少存在着以西方经验为参考系来评判中国的“欧洲中心论”问题，因此自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开始，学界开始转向明清早期工业化及中西大分流等方面的研究，探讨明清时期中西在农业、商业和手工业等方面发展的经济分化问题，认为当时江南地区手工业在经济中所占的地位日益重要，甚至已超过农业所占的地位，尽管这种早期工业化未必会引发近代工业化。这些社会经济史方面的丰富资料与探讨也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带来了启发，尤其是在史料挖掘、思想剖析等领域有了长足的发展。此阶段中国经济思想史学者除了关注上述两个转折时期外，研究重点逐渐增加了“明清之变”。叶世昌《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2003）将传统经济思想分为西周及西周前、春秋、战国、秦汉、三国至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至清前期这七个时期。赵晓雷主编《中国经济思想史》（2010）古代部分分为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至南北朝、唐宋元、明至清朝初期五个时期。此外，该阶段还有若干面世的著作亦按照朝代予以分期。这些分期方法虽有差别，但都比以往著作划分得更为细致，且均将明清经济思想与此前的思想分割开来，增加和强调了“明清之变”这一关键分界点。

与前一时期相比，21世纪以来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但对史料的挖掘更加丰富，细节上也更加关注经济思想与各时期政治、经济、社会环境背景的联系，同时吸收了社会经济史学界的诸多研究成果，对明清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向的认识更加全面深刻，如地权交易形式日益成熟、商帮与商业资本逐渐兴盛、变革赋役制度以臻于完善、对外贸易空间在特定时期内空前扩大、白银货币化进程等。因此在历史评价方面，本时期经济思想史学界对明清经济思想的评价明显提升。例如陈勇勤指出，明朝的反传统异端思想“成为有活力的经济思想领域中的一大亮点”。赵晓雷等认为，在个别生产部门和个别地区出现现代人所说的“资本主义萌芽”、社会经济开始走上“原始工业化”的背景下，“明中期以后经济思想十分活跃”。

由上可知，学者们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发展演变的理解呈现出由浅及深、从初步到成熟的一个过程，虽然每个时期的分期方法都独具特点且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紧密相关，但长期来看，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中国经济思想史领域的运用和普及不断深化，研究方法的完善性和分期结论的科学性都在不断提升。虽然既往研究对于中国经济思想史古代部分的历史分期有所差异，但若求同存异地看，学界对于“秦汉之变”“唐宋之变”“明清之变”这三次重要社会变化在传统经济思想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历史性、关键性作用，逐渐形成基本共识。这有赖于学者们在研究中不断挖掘新史料、吸收其他领域新观点、深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等科学方法，既重视社会经济发展对中国经济思想的决定性作用，又不忽视经济思想传承与创新进程中的相对独立性。但目前来看，关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历史分期的研究仍有几点不足：其一，新近文献越来越倾向于将朝代更迭作为分期节点，这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对历史发展阶段的深入讨论，减少了对关键影响因素的探究。尚未有文献系统梳理和集中论述前述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三次重要变化及其四个历史发展阶段。其二，鲜有文献从理论层面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分期逻辑予以详细说明，并进一步探讨传统经济思想运行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和发展特点。其三，相关研究在历史演进和经济思想演化衔接上还有不足，从而对各时期传统经济思想发展演变的总体评价尚有一定分歧。

有鉴于此，本文将在综合已有文献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阐述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演进机制，从重大历史变迁推动思想发展演变的角度进行历史分期，并基于这一逻辑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发展脉络做简要梳理。

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演进机制与三条主线

本文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结合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自身发展特点，考察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演进机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构建唯物史观时指出，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需要运用“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这门科学主要概括了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所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进而在认知功能上取代思辨哲学——后者因试图寻找通用于不同时代药方或公式而轻视历史知识。因而，构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演进机制，须坚持逻辑与历史的有机统一：既要以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为第一性，又要用抽象逻辑揭示经济思想发展的客观规律。

（一）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演进机制

图1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演进机制

如图1所示，从简化角度看，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动态演化可分成上一期、本时期、下一期相互联系的三个时期。某一时期传统经济思想的产生、碰撞与融合主要取决两方面。一方面是本期的历史实践，即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另一方面是前期的经济思想的产生、碰撞与融合。具体来看：

其一，传统经济思想受到本期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影响。本期的社会存在对本期的传统经济思想具有决定作用。经济思想的产生本质上是人们对客观社会实践的反映，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意识下对当前经济事实和经验事实的总结提炼和抽象概括，有助于认识经济现象、把握经济规律。换言之，传统经济思想是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普通民众等各类社会主体对所处时代社会存在的认知产物。有的是对微观经济管理实践的总结，比如先秦时期的“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与时逐”等经营智慧和治生理念，是范蠡从商业活动实践中，提炼出的保证商品质量、加快资金周转、把握市场行情等商业经营原则。有的是对重大宏观经济问题的回应，比如秦汉以来，土地兼并已上升为牵动社会各方面的主要经济问题，国家旨在抑制兼并，以扩大自耕农数量、增加政府税赋，推行了多种土地制度，“限田”“占田”“均田”等思想相继产生并纳入主流土地政策中。又如，明代以来，中国商品经济繁荣，与世界市场日益紧密，白银自下而上崛起于民间市场，不可逆转地成为了社会流通领域主要货币，国家为应对这种潮流，推动了一系列财政、货币、赋役制度改革，由此提出了“一条鞭法”“摊丁入亩”等思想及其政策。总之，传统经济思想不是凭空产生，而是以历史存在为根源，以各类社会经济问题为动力。

同时，传统经济思想受到本时期社会意识的影响，其叙述表达与古人本时期思维方式、话语体系密切相关。有的是思想家主动为“纯粹”的经济思想概念披上伦理外衣，为经济活动提供价值判断，揭示其合理性与正当性。比如，春秋战国以来，儒家、法家常采用“义”“利”、“本”“末”等对立概念描述经济现象，并将“义”“本”等概念作为评价经济活动正当性的标准，反映了社会主流意识面对“道义—逐利”“农业—工商业”等两难问题时所贯彻的价值观。又如，南宋以来，浙东学派以功利为主要内容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正统儒学观念，提出了“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等思想，为功利主义正名。有的是思想家受到本时期本学派的话语言说方式和解读表述方式，采用精巧加工的语言传递或直观或深邃的道理。春秋时期儒家学派常采用“微言大义”的方法，使人们在有限话语中得到无限启发，如“百姓足，君孰与不足”；道家学派常采用矛盾法，用排斥日常的哲学思维启迪人们，如“无为而治”“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魏晋南北朝以来，佛教经济思想常带有因果、轮回色彩，如“无尽藏”“长生库”等概念，表达相关的金融经济活动。因此，由于各时期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差异与变化，使得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各时期展现出各自特点，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每一期的经济思想都映射着每个时代的重要主题。

其二，前期经济思想的产生、碰撞和融合对本期的经济思想产生了较大影响，主要有两个影响渠道。首先，上一期经济思想反作用于本期的社会实践，进而对本期经济思想产生影响。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经济思想对历史实践具有反作用和相对独立性。任何一个时期的历史实践，无论是社会存在还是社会意识，都或多或少但不可避免地受到既往经济思想的影响，进而间接影响该时期的经济思想演进。比如，先秦法家所推崇的重本抑末、郡县制、控制民众等国家治理思想，在第二时期即被秦王朝执政者作为国家治理经验所继承，上升为大一统的国家制度。这种全国范围内施行的政策实践，钳制了秦王朝经济思想市场的发育，从而抑制了秦朝经济思想的产生、发展，与以往百家争鸣的思想市场形成较大反差。又如先秦时期，为考察官员政绩、记录经济活动等，已形成了“会计”“上计”等经济思想，及至下一时期，这些思想以规范的制度形式得以巩固，中式会计报告基本形态“上计簿”开始确立，并出现了专门的组织机构“会计司”。这种社会实践亦不断催生着会计思想的深化，比如唐宋时期记账方法开始由三柱结算法向四柱结算法转型。其次，前期的经济思想直接对本期经济思想的产生、碰撞与融合产生影响。这是因为在新的社会实践下，思想家面对新的社会问题，常常需要从以往的经济思想中汲取经验，通过继承、沿袭与吸收旧的经济思想，进而提出新的解决方案。比如，宋代王安石为解决农户在青黄不接之际的钱粮短缺问题，借鉴并改进了西汉以来的“常平仓”思想，形成了“青苗法”方案，在把握经济规律基础上适度干预农村金融借贷市场，有助于农户度过饥荒并免受高利贷压榨。又如，明代面对白银货币化的趋势，丘濬设计了“三币之法”，这种货币思想最早源于《管子》中的“三币之法”，丘濬对其加以改进，形成了一种包含铜钱与纸钞的复合型白银流通制度思想。

（二）影响经济思想发展演变的三条主线

由上可知，经济思想的发展演变总是植根于社会存在中，并同社会意识交织影响，因此要厘清经济思想的演变脉络，就必须立足历史实践、剖析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具体来看经济基础、国家治理、思想市场是影响经济思想产生和发展的三条主线（如图2所示）：

图2 影响经济思想发展演变的三条主线

第一是经济基础的发展。唯物史观的核心命题从一般意义层面指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经济思想作为上层建筑的构成元素归根到底受到了经济基础的影响。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历史的源动力，对生产技术的思考必然会产生、积累由技术层面引发的经济思想或者技术经验，这直接体现在《四民月令》《天工开物》等有关经济生产的科学技术著作中；另一方面，在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中，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权力结构和运行逻辑呈现出相应变动，间接改变经济思想家所面对的社会存在、决定了经济问题讨论的议程设置。换言之，在历史实践的演进过程中，经济基础的发展推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变化，协作分工、社会组织形式、土地所有制、家庭经济结构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改变，各时期思想家基于社会经济实践的变化从经济思想的角度提供了丰富的阐释、分析和主张。

第二是国家治理的演进，即政治上层建筑变化。所谓的国家治理即治国理政的活动，是指在面对社会内部经济基础的变化以及战争、饥荒、自然灾害等外部环境冲击时，在上层建筑层面所推行的制度措施及各类政策，其目标是为了维护统治、强盛国力、稳定秩序等。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围绕“治国平天下”的目标而提出各种经济政策措施、推行各项经济制度，其中均蕴藏着丰富的经济思想，如推行郡县制实现了中央对地方有效控制、完善“乡里制度”提升了对基层的资源汲取和社会动员能力、强化对官僚体系的考核监察有助于激励官员廉洁奉公、设立常平仓以实现粮价调节与储粮备荒、开展土地和人口普查工作以掌握统计数字、改革税制以提高国家财政收入、加强重农抑商政策以维护封建统治等。这些国家治理行为在传统农业社会的形成、运行与长期赓续中占据重要地位，是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直接体现。

第三是思想市场的变化，即思想上层建筑变化。所谓的思想市场是指思想创造、传播、消费、再创造的主体、内容、设施与环境，亦属于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在经济学说史的研究中，对于经济科学演化的原因和机制，长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经济学说的产生与演化是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变化的结果。……另一种看法可以简单（但不一定精确）地称作内因论，它强调经济学说的产生和演化是经济学说自身内在逻辑的结果。”如果把经济学说产生和演化的过程看作一系列思想产品的生产过程，那么对于经济学说的产生与演化来说，外因与内因是交互作用的，前者直接影响需求，间接影响供给，后者则直接作用于对思想产品的供给。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等因素是影响经济思想演变和发展的重要外在因素，经济基础和国家治理决定了对解释性或指导性经济思想的需求，国家治理不仅限于社会政治因素，体现着社会组织方式，与经济基础体现的生产组织方式相对应。思想市场则是内在因素，那么经济思想的供给显然受到意识形态及各类流派的影响。横向来看，思想市场上交流讨论的活跃程度，受当时政府行政管理约束的直接影响。如学术的垄断与下移、书籍流通及文本传播、学术场所的设立与取缔、中外文化交流的开放与禁止，凡此种种都将影响思想家、政治家等主体面对时代问题时所倡导经济思想的深度、广度与影响力，影响不同供给主体所主张经济思想的交锋与争鸣、碰撞与融合。纵向来看，思想市场是影响经济思想传承与创新的重要因素，例如古代社会中儒家的独尊地位奠定了主流的意识形态。儒家经典、历代史书等文本，均记录保存了丰富的经济思想；“经学”“诗教”等学术传统传承、巩固、强化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所特有的话语体系、分析方式，保证其赓续不断并规范其价值取向与发展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三条线索中经济基础居于核心地位，经济基础决定了国家治理和思想市场的发展，同时不应忽视国家治理和思想市场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三者在交织发展的历程中共同推进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螺旋式上升、曲折中演进。

三、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三次重要变化与四个主要时期

依据演进机制的三条主线并综合已有观点，本文认为传统经济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三次重要变化，分别是秦汉之变、唐宋之变、明清之变，根据这三个分界点将古代中国经济思想的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具体来看：

（一）先秦时期：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形成时期

由于缺乏可靠史料，学界对西周以前的经济思想讨论不多。西周时期在经济基础上，形成了封建领主制经济形态，农民人身依附关系强烈。人们对土地、农业的重要性认识逐步深化，重农思想不断发展。在国家治理上，推行了分封制、宗法制、工商食官、井田制等制度，也代表着土地、财政、金融、会计、农业、赋役等思想的产生发展。在工商业政策上，国家并未轻视私人工商业，甚至持有重商态度。在思想市场上，教育制度以“学在官府”为主导，存在着鲜明的教育垄断，经济思想的发展仍处于萌生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在经济基础上，一系列革命性技术如牛耕、铁农具等的渐次出现，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进步，瓦解了原有稳定的生产关系，加速从封建领主制经济向地主制经济转变。进一步看，生产力进步推动了市场分工扩大和财产私有深化，使得各行业形成相应的利益集团，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儒、墨、道、法、杂、兵、农、商等诸多学术学派，纷纷提出各自的经济学说，捍卫和支持所代表的社会阶层的利益与发展。

在国家治理上，“富国强兵”是这一时期统治阶层的核心诉求，为维护社会稳定，取得争霸战争、兼并战争的胜利，各学派从经济伦理、分配、财政、土地、货币、人口等若干方面提出“见利思义”“轻税”“农战”“子母相权”“徕民”等多种乃至对立的经济思想与政策设计方案。随着战国后期集权化的制度构建，各类经济思想在激烈的交锋争辩中走向融合，“轻重”“事本禁末”等国家干预思想占据优势，同时墨家、农家经济思想逐渐边缘化。

在思想市场上，随着“学在官府”制的瓦解，士人阶层兴起并逐渐壮大，思想市场空前活跃。诸家学派对经济实践、国家治理、商业经营、价值价格、社会分工等多个命题提出独特见解与主张，在分析方法、经济伦理、基本议题等维度上都呈现出丰富性、原创性特征，为后世经济思想的发展深化提供了一个大体的轮廓，可视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形成时期。

（二）秦汉至唐中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基本教条的确立时期

秦汉时期在经济基础上，伴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发展，经济形态发生重大转变，封建领主制经济形态转换为地主制经济形态，标志着生产方式进入新的阶段，在中国古代取得了两千余年的绝对支配地位。地主制经济下国家、地主、农户之间存有动态博弈关系，三者间相互交织、消长与竞争。为抑制地主的土地兼并，思想家提出了“限田”“王田”等土地方案。地主对农户的超经济强制依然存在，但农民生产独立性、积极性提升。货币、商品流通较此前更加发达，人们对于货币作用、高利贷等已有较理论化认识。

在国家治理上，突出地表现为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形成，立范百代。此前基于松散封建领主制的国家治理经验已不再适用，秦汉基于法家、儒家思想建立“大一统”的国家形态结构，强化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其中所展现的若干重要制度，成为后世两千多年的国家治理范式。比如，郡县制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直接控制；车同轨、书同文、度量衡标准化，保障和规范了社会经济活动有序开展；编户齐民制度全面推广，提升国家资源汲取能力，实现了对人口的直接控制，以家庭为单位的户籍制度由此定型；垄断铸币权，采用严刑峻法防止盗铸，实现币制统一；国家经济治理重心之一在于重农抑商，通过“算缗”“告缗”“盐铁官营”、酒榷、均输平准等一系列政策，抑制私营工商业，以保证财政收入和社会稳定。

在思想市场上，统治阶层通过“焚书坑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措施，钳制了此前较为自由发展的思想市场，儒家思想被逐步塑造成正统思想，吸收法家等其他学派理念后进一步上升为社会基本准则，成为历代具有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反映到经济思想上，经济思想由百家争鸣走向大一统，《盐铁论》成书意味着传统经济思想的重要转折点和正统经济思想形成标志，“重义轻利”“重本抑末”“黜奢崇俭”作为正统经济思想的三个最主要的、最具代表性的儒学化教条被广泛接受，在后世的经济思想领域长期处于主导地位。

魏晋南北朝以来，受军事战争、自然灾害、国家治理等因素影响，社会经济出现局部变动，某些方面表现为倒退逆转，但仍处于秦汉以来的历史阶段之中，直到唐中叶才出现显著的发展变化。在经济基础上，在国家、地主、农户的动态博弈下，土地所有制逐步由世族大地主主导，农民人身依附特征突出。对地主家庭的微观经济管理思想的讨论增多，《齐民要术》反映了商人治生之学向地主治生之学的转化。经济重心开始南移。该时期对废钱用谷帛、货币拜物教、通货紧缩等问题有较多观点。在国家治理上，尽管部分典范化的中央集权制度遭到冲击和破坏、门阀政治盛行，但在民族融合进程中，秦汉时期积累的若干制度得以延续，并吸收以往制度思想，提出并实施了“占田”“均田”“租庸调”等制度。在商业政策上，魏晋至唐中叶期间，尽管政府实施了一些抑制商业的法令，降低商人的社会地位，但由于大商人与门阀世族和官僚阶层的紧密结合，这些政策未能有效限制大商人势力。在思想市场上，儒家思想在官方的主导地位并未根本动摇，但玄学兴起、佛教传入，道家、法家等思想的复苏，使得儒家正统思想受到较大冲击。当然，各类思想相互联系与渗透，也丰富儒学内容，并推动其发展。在经济思想上，儒学正统经济教条未能有效贯彻，享乐和拜金主义较突出，佛教、道家的经济思想传播广泛，直至隋唐统一之后，儒学正统经济思想再度强化。

（三）唐中叶至元：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变化时期

在经济基础上，唐中叶后，土地关系呈现出关键性的变化，在国家、地主、农户的动态博弈下，土地所有制由世族大地主主导向中小庶族地主主导转变，“不抑兼并”的土地安排成为后世处理土地问题的基本准绳，延续至明清。伴随世族地主世代衰微，佃农以人身依附关系为特征的超经济强制逐步松弛，佃农成为农民的主体，并以分成租为主。土地私有制有了重大发展，土地产权流转日益频繁，庶族民众有动力和激励去获得更多政治、经济发展机会。商业经济日益繁荣，工商业行会兴起；商品流通范围扩大，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诞生；坊市制的限制逐渐被打破；经济重心南移逐步完成，海外贸易活跃。在此基础上，土地典权制度思想逐步发展，纸币发行与管理思想日渐丰富，思想家质疑并批判传统教条，为工商业作辩护，提出了众多重商和支持市场的观点主张。

在国家治理上，唐中期以后，赋役制度发生重大变革，旧的赋役体系被打破，新赋税体系开始建立，两税法的推行，使得赋税对象由人丁转向财产，赋役并重走向赋重于役，改善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分配关系。科举制逐渐成熟并延续至晚清，促成积极的社会流动，实现了官僚体制内外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互动渗透，构建了国家治理的韧性结构，不因皇帝或官僚作为与否而动摇。征兵制向募兵制转变，面对日益增长的军费支出，国家对工商业的抑制逐步放宽，较多地引入民办因素，运用市场规律开展理财活动，推动了多项带有功利色彩的专卖制度、征商和消费政策。设置市舶等制度，推动了积极的海外贸易，直至明代前期。

在思想市场上，科举制度强化和延续了正统思想，在大规模人才选拔实践中，科举制通过应试内容、评价标准，使得儒学保持着主流意识形态，为国家提供了较为统一的文化观念。同时，科举制有着自我调适弹性，容纳了理学、心学等对儒家经典的多种阐释，并不断吸纳民间学术思想。在经济思想上，正统经济思想的藩篱逐渐突破，浙东事功学派兴起，反对空谈，主张义利统一，强调经世致用和崇实重商；李觏、范仲淹等思想家亦对崇俭思想提出了质疑，鼓励消费。

元代时期，游牧文明冲击使得社会经济在某些方面有所倒退，体现了历史发展的曲折性和复杂性，但同时也有着新的进步和发展，总体上社会经济形态仍与唐宋类似，处于唐宋以来这一大阶段中。在经济基础上，南方地主制经济形态大致延续宋代模式；北方地主制经济形态中则明显掺入了游牧经济的某些因素，各类特权地主队伍日益庞大，自耕农与佃农地位下降，土地关系出现倒退，直至明中叶后才实现新的发展。国内商业呈现畸形发展，奢侈品贸易盛行，对外贸易兴旺发达。其中，纸币在货币流通中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纸币滥发常常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现象，因而思想家对纸币发行与管理、纸币贬值等思想的探讨尤其丰富。在国家治理上，游牧文化带来了若干落后制度，如赋役制度出现逆转，力役加重，国家重新在北方征收人头税，致使两税法中断近一个世纪。但元王朝仍积极吸收农耕文明，建立了先进制度，如推行行省制，塑造了中国行政区划体系，对后世具有较深刻影响；全面推行纸币，并颁布了中国货币史上首部比较完善的货币法规《至元宝钞通行条画》；疏浚大运河，推行大规模漕粮海运；提供部分商人各类特权，促进国内外商业贸易继续发展。在思想市场上，文化氛围多元宽松，中原文化、蒙古文化、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相互碰撞冲突和融合。尽管科举制度在元朝发挥的作用较小，但正统理学在该时期完成制度化进程，成为明清时期的过渡。在经济思想上，受游牧文明影响，正统经济思想教条短暂地偏离主导地位，重商思想较为浓厚；在义利、本末思想上，继承了唐宋以来的致用和务实倾向，为明清实学的兴起奠定基础。

（四）明至鸦片战争前：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曲折发展时期

在经济基础上，土地所有制实现较充分发展，并在土地租佃关系中出现重大变化，分成租转向定额租，人身依附关系基本由超经济强制转向经济强制。人口急剧增长，创造人口数量新纪录，人地矛盾突出。商品经济发展迅速，以纺织业为代表的江南手工业不断发展，出现“早期工业化”；流通领域内，商帮兴起，城乡市场网络体系形成，国际贸易在特定时间内有较大发展。同时，由于丝绸茶叶瓷器等中国制造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是各国青睐的奢侈品，中国处于出超地位，导致大量白银货币持续涌入中国。在此基础上，经济思想在土地、人口、商业、货币等领域中呈现出新发展，如地权制度思想活跃，极大延展了地权交易的多样化选择，并催生了其金融属性；人口思想丰富，洪亮吉的人口论具有较高理论价值；商业经济思想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并进一步孕育出反正统、反教条的因素。

国家治理上，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程度走向顶峰，废除丞相等措施使得官僚集团对皇权的制约逐渐失效。赋役财税制度呈现重大变化，随着一条鞭法、摊丁入地的推行，赋役制度由赋重于役走向役并入赋，徭役制度逐步终结；财税制度确立了白银的官方货币地位，实物税转向货币税，人头税转向财产税，白银货币化逐步完成。随着工商业在公共事务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抑商政策总体趋势不断放松，国家通过减税、颁布法律条文，保护商人利益，并通过捐纳等政策，一定程度提升了商人社会地位。为平衡国家安全和海外贸易利益，对外贸易政策由积极开放转向保守，贸易活动受到较严格限制。

在思想市场上，科举考试以八股取士，推行文化专制，理学心学日益朝着理性化、精致化、系统化发展，发展并强化了儒家正统思想。但在正统思想极端强化下，民间实学思潮兴起，具有早期启蒙思想特点，影响广泛深远。在经济思想上，正统经济思想教条逐渐动摇，重义轻利思想出现较大变化，“士好言利”“弃儒从贾”渐成风气；黄宗羲、王源等思想家坚决反对传统抑末思想，指出工商皆本、末亦不可轻；田汝成、陆楫等理性看待消费问题，公开反对黜奢崇俭思想。然而总体上看，尽管该时期经济思想层面涌现了对已有经济体制的深入反思，开始具有一定反专制色彩，但未能从根本上颠覆正统经济思想体系。同时，由于中西方劳动生产方式、资源要素约束等差异，东西方世界在经济上开启大分流，进而中西方经济思想逐渐拉开差距，开启大分流。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被迫中断了自然演进的路径并卷入中外经济思想碰撞争鸣的大潮中，开始漫长且艰难的现代转型过程。

四、结语

自近代以来，学者们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历史分期的研究由浅入深，分期方法由中国传统史观、西方进化史观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转换，分期节点由向来强调的“秦汉之变”向“唐宋之变”和“明清之变”依次拓展。然而，新近研究仍存在不足，过于依赖朝代更迭作为分期标准，缺乏对分期逻辑及关键影响因素的系统性探讨，并且在各时期经济思想演变的衔接和整体评价上尚存分歧。鉴于此，本文系统考察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演进机制，提炼出经济基础的发展、国家治理的演进与思想市场的变化这三条主线，将具有突出连续性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发展演变划分为四个时期：先秦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形成时期，在经济思想的丰富性和原创性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为后世经济思想的发展勾勒出大致轮廓；秦汉至唐中叶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基本教条确立时期，以重义轻利、重本抑末、黜奢崇俭三大教条为核心的正统经济思想逐步占据支配地位，经济思想开始关注大一统国家的经济治理问题，为后世的思想和政策制度确立了一整套可供操作的基本框架与实践指南，但其知识层面的教条化也成为后世经济思想发展的制约因素；唐中叶至元代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变化时期，随着商品经济发展、门阀世家的衰落与寒门地主的崛起、科举制改变了国家治理模式，各类新旧思想交锋，反正统教条的思想观念显露，渐趋自由化、商业化，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明至鸦片战争前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曲折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皇权达到鼎盛，但经济基础的变化尤其是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促使经济思想层面涌现了对已有经济体制的深入反思，开始具有一定反专制色彩，但未能从根本上颠覆正统经济思想体系，同时与西方经济思想走上不同发展路径，开启大分流。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全面把握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历史分期与演进机制，是传承创新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重要前提。根据历史分期，可以从宏观视角揭示传统经济思想的总体特征、发展脉络，以及关键性转折，进而可将各类传统经济思想系统整合。基于演进机制的讨论，未来研究可从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思想市场等多维度切入，深入探索传统经济思想现代转化的理论方法与实践路径，为传承创新中华优秀文化提供重要学术支撑。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专项一般项目“中国自主的经济思想史知识体系构建研究”（2023JZDZ07）、上海财经大学创新团队建设项目（2020110932）、“国家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计划”（GZB2024084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