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现代化是一个权力结构转移的过程，即国家权力从某个人（专制制度）或某个集团（寡头制度）手中转移到民众手中，其最终目标是大众民主政治的建立。从世界历史上看，不同类型的国家，由于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现实国情的差异，政治现代化的模式也不尽相同。大体说来，政治现代化模式可以分为三种：其一是革命模式；其二是渐进改革模式，英国是这一模式的代表；其三是外力作用下的改造模式。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同时也是渐进改革模式政治现代化道路的开创者。

一、英国革命与英国政治现代化的奠基

对所有国家来说，现代化建设有三项任务：第一，建立现代国家；第二，发展现代经济；第三，建设现代社会。在现代转型过程中，走出的第一步都是在政治领域，即摆脱传统的国家形态，建立现代国家。

中世纪英国与欧洲其他地方一样，处于封建分裂状态中，国家是拆散的，社会是碎片化的。王朝时期，建立了君主专制体制，通过对国家行政机关的改革，建立起以国王、枢密院、国务大臣和财政大臣为核心的中央政府机构，结束了中世纪政出多门的状况，实现了政治权力所有权和执行权的分离，在英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以行政执行为己任的政府。

17世纪40年代的英国革命，试图推翻专制王权，但革命道路异常曲折。克伦威尔时期推翻了专制统治，却没有解决推翻了以后怎么办、建立什么政治制度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光荣革命”，“光荣革命”后第一次创造出一种完全现代形式的、符合现代社会形态的政治制度，就是君主立宪制。从政治构架的表象来看，英国并没有多大变化：君主、上院、下院依然是国家最主要的权力机构，君主依然高高在上，拥有全部的行政权和部分立法权；但议会主权的地位得到了确立，王权受到了极大限制。这样一个开放的政治体制框架，为后来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综观英国历史的漫漫长路，英国的政治现代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长期的斗争和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才得以实现的。在这样的过程中，政治权力从一个人手中逐渐扩散至贵族寡头的手中；从寡头手中再扩散至中产阶级手中；从中产阶级的上层扩散至中产阶级的下层，最后从中产阶级下层扩散至整个工人阶级手中。因此，各阶层在得到政治权力的时候都无比珍惜，这也为西方人重视自己的政治权力做了解释。

二、传统与变革的融合

——近代英国政治现代化的模式确定

“光荣革命”之后，议会成了国家的权力中心，君主立宪制逐渐完善，资产阶级内阁制、政党制逐渐形成。但是，议会制度并不等于民主，民众并没有参政的权利。英国贵族不但没有退出政治舞台，反而成了国家权力的主要执掌者。贵族垄断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决策，形成了贵族寡头统治，这种局面在英国持续了一个半世纪。

18世纪中叶后，随着工业化兴起，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开始形成，但他们依然难以获取相应的政治权利。打破贵族寡头制，实现大众民主政治，成为英国政治现代化的基本目标。英国采取和平改革方式完成政治民主化，一方面，在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国已经学会用和平的妥协手段来解决政治冲突，来改变国家政治制度，既然限制专制王权都可以采用妥协方式，为什么改革议会选举制就不可以呢？另一方面，君主立宪制提供一个民主框架，这是一种王权、上院、下院相互制约、共享权力的政治体制，而下院逐渐成为整个政权体系的核心。工业化以后，政治体制遭遇到的挑战，并非制度本身出了问题，而是议会下院腐败的选举制度难以包容新的社会阶级，这就为英国提供了一个和平解决问题的框架，使得通过改革完成政治民主化成为可能。

1760—1832年，英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议会改革运动，其目标在于议会下院选举权改革，旨在为新兴社会阶层进入政权提供晋升渠道。从1832年开始，英国先后经历了1832年、1867年、1884年、1918年、1928年五次议会改革。1928年后，英国所有成年人均获得了平等选举权，实现了政治参与的大众化，政治现代化的目标基本实现。

三、英国式道路的特点

英国式改革道路的形成，从理论上看，英国的保守主义植根于英国的保守主义的土壤，它并不是一味顽固地反对发展和进步，而是对社会变革的进程和方式持谨慎态度。当现存制度尚能维持、仍可继续时，它就坚守阵地、不肯变革，但当现存体制已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时，它就允许某种程度的变化，并在这个新的变化的基础上把守新的阵地，成为反对新的变革的守成力量。英国通过革命和改革的方式，在漫长岁月中逐渐地、平稳地实现了政治的现代化，最终成为一个典型的民主国家。

作为“本土型”或“内源型”变迁，英国政治现代化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原发性、自发性和首创性。英国作为人类现代化的滥觞之地，其政治现代化如同其经济现代化一样，没有可以遵循的现成范例，也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与教训，英国几乎是摸着石头过河先行步入民主化之路的。它率先在封建专制制度的一片汪洋中独辟蹊径，确立了一种全新的政治体制——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用宪法的权威给国王套上了一副羁勒，使国王的权力与行为受到约束。而后，当欧洲诸国启动资产阶级革命时，他们又率先以新政权为杠杆，实施广泛的政治改革，创立了资本主义责任内阁制、两党制和文官制，最终在“议会至上”原则之下克服了与宪政水火难容的专制，把国王变成了统而不治的“虚君”，英国也由此成为人类政治现代化的开拓者。即使20世纪，英国在制度创新方面依然具有活力。从凯恩斯主义到福利国家制度，再到第三条道路，都显示出了英国的原创力。

其二，渐进性、连续性和复杂性。在英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除17世纪政治革命历时48年外，议会、国会制、两党制、司法制、文官制、责任内阁制等宪政机构与相关制度的产生及发展都呈渐进累积态势。英国的君主制虽由于革命的冲击而一度短暂中断，但依然长久存在。而宪政实践中的“有名无实”和“有实无名”的交织相伴，又使英国政治现代化更加复杂微妙、扑朔迷离。例如，一位官员的名称往往不能表明他的实际执掌，作为政府执行首脑的“首相”，长时间只拥有“财政部首席大臣”的名号，直至1937年才终于得到“首相”称号；作为政府高级机构的枢密院，虽然常常出现在政府文件中，但实际上已形同虚设；国王虽为国家元首，但事实上只具有政治偶像的荣誉地位；名义上不是国家机构而且名号通常不见于官方文件的政党，却执掌着国家的政治权力。

其三，曲折性、缓慢性和滞后性。英国的君主政体历经漫长演变，有辉煌、有衰落，甚至一度被取消后又复辟和被改造。作为一个重视宪法惯例的国家，英国的每一种宪法惯例的形成都需要相当长时间，甚至某些法律习惯可以追溯到千年以前。英国议会选举法颁布于1406年，以后实施400多年，选区分布、选民人数和议员选举程序都变得极不合理。19世纪的三次议会改革是英国政治现代化的重要路标。选民人数一直在缓慢增长，而且占人口半数的妇女依旧被排除在选民之外。直到1918年和1928年两次颁布新选举法后，英国才最终建立不分性别和财产资格的成年公民选举制，表现出欧美各国历史上罕见的蹒跚而行的发展态势。英国也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摧毁专制政体的国家，但也是最后建立民主政体的国家之一”，英国堪称积聚以往岁月陈物遗迹的“宪政考古的博物馆”。

其四，灵活性、稳定性和权威性。理论上，英国民主制度具备立宪政体的一般特征，诸如程序上的稳定性、向选民负责、代议制、分权、公开和揭露、合宪性等。但在实践中，英国宪政是在动态调整过程中实现一以贯之的，体现出鲜明的英式特性。在宪法形式上，英国“有宪制而无单一的成文宪法”，其宪法“成分复杂，包括法律文件、判例、习惯法和惯例等。可以使统治阶级根据形势变化增删修改，解释和运用起来反倒得心应手”。在权力行使上，“分权”和“混权”兼蓄并存，属于典型的“混合宪制”（mixed constitution），即“主要政治权力的分割不够清晰，不受单一固定的成文法的限制；行政、立法和司法之间，立法机构的上院和下院之间，不过于强调权力的平等均衡。所以国家高层行政权和立法权可以由同一批人掌握。其中上院大法官甚至拥有三种权力，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可以酌情调整”。在政党关系上，每逢政治经济危机或对外冲突与战争，各大党总能偃旗息鼓、自觉休战，为了本国宪政制度的长治久存和国家的安全而配合。

文章来源：《世界政治研究》2024年第四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