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文化主体性反映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自觉意识、自主立场、自信程度，是其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鲜明文化特质。巩固文化主体性是建成文化强国的必要条件和应有之义，必须从四个方面着力：一是以坚定的文化领导权增强引领力，强化理论武装，锻造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二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凝聚力，增进文化认同，夯实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三是在“两个结合”中增强塑造力，坚持守正创新，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四是以文明交流互鉴增强辐射力，积极展示中国形象，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

【关键词】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 引领力 聚力 塑造力 辐射力

文化主体性是文化哲学的核心关切和重大议题。对于一个民族而言，文化主体性反映了该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自觉意识、自主立场、自信程度，是其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鲜明文化特质。文化主体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特性，是建成文化强国的必要条件和应有之义。习近平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1] 这一重要论述，指明了文化主体性的重要表征和强大作用。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必须从四个方面着力。

一、增强引领力，锻造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2] 文化的思想引领力，是文化主体性的重要反映，其强弱取决于文化的性质、地位。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必须增强思想引领力。

（一）文化主体性的引领特质

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自身本质上是民族精神或国家精神的辩证法。”[3] 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引领世界历史，就在于其优秀的民族精神、自觉的文化主体意识。应该说，黑格尔的有关思想虽带有西方中心论痕迹，但上述论断不无道理。文化引领力既表现为文化领域内先进文化对其他文化的示范作用，也表现为先进文化对于一定社会经济、政治的促进作用。从前者来看，文化领域内部存在着先进、一般与落后之别，先进文化在其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就后者而言，文化大致可归为思想上层建筑范畴，它反映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并且对之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4]

文化主体性是一个民族获得发展自主性、创造性的动力引擎。这种引领力，彰显了该民族的主体力量，凸显出该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自觉意识、自主立场、自信程度。这种引领力，始于文化自觉。而文化自觉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这种“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发展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5]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推进文化发展繁荣，推进文化自觉、自信、自强，注重发挥文化的引领力。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指出：“没有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精神力量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6]

（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思想引领力

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的文化心态一波三折，“走过了从‘天朝大国’的傲慢自负，到丧权辱国、任人宰割的文化自卑，再到逐渐回归自信、重新挺起文化脊梁的曲折过程，经历了从‘俯视’‘仰视’再到‘平视’世界的复杂心路历程”[7]。近代以来，以英国、法国为代表的西欧强国，运用“商品的低廉价格”这个心理重炮和以工业化为基础而铸造的坚船利炮，加紧了对古老东方民族的疯狂掠夺、肆意欺凌。如何重拾文化主体性、挺起精神脊梁，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重大问题。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先进知识分子上下求索。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习近平指出：“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8]

在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始终坚持发挥文化主体性，注重以强大精神感召力、先进思想引领力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同心同德、团结奋进。新时代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就是党领导人民在文化活动中体现出来的主动性、能动性、创造性，以及对坚持和发展中华文化的高度的自觉、自主、自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最有力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最有力地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引领力。

（三）以坚定的文化领导权增强引领力

文化领导权是领导力的重要标志。“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9] 在现代政治社会，意识形态安全水平是反映国家政权稳定程度的风向标，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权成为政党执政的利器。得文化领导权者得天下，失文化领导权者失天下，可谓现代文化建设、意识形态运行的一大规律。从启蒙运动助推西欧资产阶级战胜封建贵族的历史，到当今世界上一些国家意识形态演变及政权更迭的现实，无不证明马克思的这句名言——“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0]。在当代，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意识形态领导权角度提出的有关理论，如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概念、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以及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的媒介控制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马克思的上述观点。[11]

坚持党的领导是增强引领力的根本保障。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新时代新征程，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要深刻认识、自觉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把深刻的文化自觉与坚定的文化自信结合起来，把党的要求和人民的意愿结合起来，积极调动和发挥人民投身文化事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增强引领力的根本要求。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毛泽东深刻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12] 新时代新征程，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二、增强凝聚力，夯实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

民族是一个集合名词，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涉及广大中华儿女，反映了中华儿女的自我认识、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必须强化文化认同，增强凝聚力，夯实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

（一）文化主体性的凝聚特质

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认同”是一种重要而普遍的现象。从社会整体发展的角度来看，多用来“指那些身处民族国家疆域之中的人们被认为共同拥有的特征”[13]；就民族内部而言，主要是指一个民族的人们对本民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持接近态度，表现出一种带有“倾向性的认可与共识”[14]。由此可见，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为国家认同提供深沉、持久的精神文化支撑。而共同的生活实践、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价值观念、共同的民族意识等，构成一个民族文化认同的前提。一个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越强，本民族内部的凝聚力、向心力就越大，对民族和国家的精神文化支撑力量就越大。在这方面，一个民族是否形成稳定的核心价值观、鲜明的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关键的考量要素。

（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15] 从世界上看，美国虽然立国时间不长，但其两百多年的建国强国史，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其文化价值传统的形成发展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所谓世界领先地位的形成，与其注重个性、创新、竞争等文化特质有一定关联。当前美国出现各种社会问题，也有其文化病灶，与其枪支文化泛滥、极端个人主义盛行、种族主义抬头不无关系。[16]

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中生成的价值理念，诸如“和而不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革故鼎新”等，为中华儿女广泛认知和高度认同，构成中华文化的稳定因素和核心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遵循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承继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改革开放以来，面对中国社会的复杂变革，面对西方社会思潮的严重冲击，许多社会成员产生了较大的认知差异、价值观冲突，一些人内心深处笼罩着一种在精神上无家可归的放逐者意识，并由此陷入难以名状的精神焦虑之中。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推进、持续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融入社会发展、融入日常生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融入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机制，体现了制度层面的设计。释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除了从制度层面发力以外，还需要在融入日常生活方面努力。作为一种核心价值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难免比较抽象，要获得大众认知、认同，就必须将其还原成现实生活中可感知的东西，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和文化基础

民族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和组合形式，“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17]。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必然，有其各民族血脉相融的历史根基、信念相同的内生动力、文化相通的文化基因、经济相依的强大力量、情感相亲的坚强纽带。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18] 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兼收并蓄，逐渐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汇聚形成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吸引力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认同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19]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自己的精神家园，并以此为重要的精神文化滋养，形成了突出的中华文化优势，给中华儿女以情感呵护、精神支撑，涵养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使我们的国家虽历经磨难却屹立不倒。新时代新征程，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必须进一步增进文化认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和文化基础。

三、增强塑造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

文化塑造力，是文化主体性的重要表现。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必须增强塑造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

（一）文化主体性的塑造力

创造力是人作为主体表现出来的特质。创新创造是文化的生命特质，是文化繁荣兴盛的活力源泉。文化塑造力，是文化主体性存在的重要标志，反映文化主体的生命得以传承发展的自为性。

按照国际学术界流行的一种看法，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曾出现过著名的“轴心时代”。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看来，“这一世界史的轴心似乎是在公元前500年左右，是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产生的精神过程。”[20] 在这一时期，中国、印度、希腊等地集中出现了一些最不平常的历史事件，表现出非凡的文化创造力，发生了所谓“文化大爆炸”。“这一时代的崭新之处在于，在上述所有的三个地区，人们开始意识到其整体的存在、其自身的存在以及其自身的局限。”[21] 这些地方的人们由于有了主体自觉，因而成为当时世界上的“轴心民族”。这些观点，在国际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历史学、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人类文明的中心是不断变迁的。这一变迁过程，既是国际经济发展领先地域的交替过程，也是不同民族地域文化高地的交替过程，反映不同民族文化主体性世界历史地位的动态变化。

1940年，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勾画新中国的蓝图时指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22]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下当家作主，焕发出无比的主动性、能动性、创造性，共同创造出一个政治上自由、经济上繁荣、文化上先进的中国。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要求，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条件。

（二）在推进“两个结合”中创造新的辉煌

“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23] 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必须坚持“两个结合”。

思想理论界对于“第一个结合”研究时间长，共识成果较多；“第二个结合”提出时间不长，是当前思想理论界的研究热点。对于“第二个结合”如何实现的问题，当前存在一些不同认识。其中，有人抱持“儒家社会主义”，主张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整体装入儒家思想框架之内，完全以儒家思想重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人主张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整体植入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之内，完全以马克思主义重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我们看来，这两种主张都不符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本意，前者实际上消解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后者实际上抹杀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整体存在。[24] 从发生机制看，“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而彼此契合的基础在于双方的样态相异、观念相通、精神相吸，在于双方都具有主体地位。其中，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理论基础，是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精神文化基础，是根脉。魂脉和根脉缺一不可，决不能抛弃其中任何一个。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就其“结合”的表现而言，既有以前者引领、激活后者的一方面，也有用后者丰富、发展前者的一方面，还有两者经由“结合”而形成新的文化样态的一方面。“‘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2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化，是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文化，是植根中国大地、结合中国实际、反映中国人民生活的文化，是一种崭新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样态。

（三）在坚持守正创新中巩固文化主体性

中华民族具有守正的传统，更富创新的特质。几千年前，我国先民就提出“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还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论述。这些论述与传统文化中的“旧邦新命”“固本求新”“革故鼎新”等观念，为守正创新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26] 对文化建设而言，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唯有如此，才能继续沿着正确的道路推动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创新，创的是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唯有如此，才能彰显中华文明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

现阶段，广大文化工作者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积极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为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作出贡献。一是促进传统文化现代转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需要当代视角、当代阐释。二是丰富文化表现形式。“要正确运用新的技术、新的手段，激发创意灵感、丰富文化内涵、表达思想情感，使文艺创作呈现更有内涵、更有潜力的新境界。”[27] 文化界注重从传统神话故事中取材，积极利用数字技术，不断丰富文化表现形式的创新创造。三是促进文化产业升级。当前，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新业态成为文化产业的增长点，数字文博、动漫游戏、数智出版、智慧文旅等新型文化业态不断涌现。

四、增强辐射力，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

一个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不是自我封闭中的自我欣赏，而是对外交往中的对象化彰显。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必须增强辐射力，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

（一）文化主体性的辐射力

在唯物辩证法看来，自我与他者构成一对矛盾，两者相反相成。一方面，自我在与他者的对立中得以存在，在主体的精神挺立中得以体现。古人云：“自立自重，不可随人脚跟，学人言语。”[28] 另一方面，自我在与他者的统一中得以实现，在他者身上得到映现和确证。正所谓：“自己有了主见，才得有自己；有自己，才得有旁人。”[29]

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角度来看，“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30]。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一个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自然包含并表现出其如何对待他者的问题。一个民族的文化辐射力，是其文化主体性在他者身上的投射。一个民族的文化越是能够正确地对待他者，反过来，就越是能够对他者发挥影响力、辐射力。这就要求我们，既不能醉心于自我而忽略他者，迷失在自我欣赏、自我封闭的圈圈里，因夜郎自大而失去创新的自觉；又不能迷恋他者而忘却自我，迷失在他者崇拜的幻象中，因妄自菲薄而失去文化的自信。习近平指出：“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31]

（二）在展现中国形象的过程中彰显文化主体性

“五四运动”以来，中外文化交流总体上呈现西学东渐有余、东学西渐不足的状况。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读懂”中国文化、“解码”中国道路已成为一种重要国际现象。世界关注中国，这是好事，但中国形象不能任由他人演绎，中国人理应积极展示自己的国家形象。近些年，针对国际舆论中所谓“中国威胁论”“中国霸权论”之类的曲解和误读，我国思想文化界作出了及时有效的回应。今后应进一步做好澄清谬误、明辨是非的工作。同时，要超越“先被抹黑然后洗白”的做法，提高国际传播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主动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展现中国形象。

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形象，要有相应的国际传播能力。由于历史与现实、制度与文化、风俗与习惯等方面的差异，中外文化交流难免会经历一个中外之间长期的认知摩擦、碰撞、适应过程。研究国外不同受众的习惯和特点，采取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畴、表述，善于向国际社会诠释和表达中国理念，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增强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力、文化辐射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着力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是思想文化工作者的光荣使命。中华文化正以自信自强、开放包容的胸怀展现在世界面前。

（三）在文明交流互鉴的过程中扩大国际影响

“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32] 作为一种对象性的存在，文化主体离不开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对话。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为促进文明交流提供了有利的物质条件、经济基础和交往手段。日益紧密、频繁的国际交往，对文明交流互鉴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

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必须有宽阔的国际胸襟，积极推进文明交流互鉴。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历来注重学习借鉴。“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33]

当前，国际国内流行着各种版本的“中国中心论”。这些言论，观点不一、主张各异，对此需要具体分析、理性对待。从文化角度来看，最近几年，“何以中国”“世界舞台的中央”“回归世界文化中心”等提法日益渐增。这些提法，如果意在强调中国的悠久历史、文明传承、大国担当等，于情于理都说得通。但是，如果与“昭昭有唐，天俾万国”联系起来，将之解释为“天朝上国”“万国朝贺”“列国朝贡”，那就跑偏走样了，事实上陷入了“霸权周期率”的叙事逻辑，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旨归不符。

【本文为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重大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的原创性贡献研究》（项目编号：22LLMLA006）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23][25][26]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2]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

[3]Frederick Copleston, A History of Philosophy, Volume VII, New York: Doubleday, 1994, p. 225.

[4][2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664页；第663页。

[5]《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群言出版社2007年版，第176~177页。

[6]《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61页。

[7] 邹广文：《文化主体性的哲学审视》，《光明日报》2024年1月8日。

[8]《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18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8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0页。

[11] 孙来斌：《守牢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光明日报》2015年9月16日。

[1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页。

[13]【英】吉姆·麦克盖根：《文化民粹主义》，桂万先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9页。

[14] 贺金瑞、燕继荣：《论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15][18][31]《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38页；第285页；第480页。

[16][24] 孙来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8期。

[17]《斯大林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4页。

[19]《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67页。

[20][21]【德】卡尔·雅斯贝尔斯：《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李雪涛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8页；第8页。

[2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325页。

[28] 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五十八《文安陆象山先生九渊·语录》，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94页。

[29] 梁漱溟：《朝话》，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7页。

[30]《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19页。

[32][3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69页；第471页。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