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何谓文化主体性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文化主体性”的重大论断，并强调“第二个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文化主体性的凸显和巩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自觉担负文化使命的重要基础，对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深远意义。
从过往的研究成果来看，关于文化主体性问题的讨论，国内学界普遍认为肇始于费孝通提出的“文化自觉”概念。1997年，费孝通在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首次提出文化自觉，并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详细阐释，一度受到国内学界的广泛关注，并由此引发了对文化主体性的讨论。需要注意的是，关于文化主体性的内涵，迄今为止，尚未得出被国内学界广泛认同的定义，不同学者各持己见，大体有以下三种观点：一是“自省”说。有学者认为，所谓文化主体性主要就是“对自己的民族文化重新予以认识，从而接受传统、承认传统为我们所自有、独有、固有的，进而批判传统、超越传统，从而创新传统”。二是“自主”说。有学者将中华文化主体性界定为：“中华文化在同外来文化交往交流中体现出的文化表征，突出表现为独立性、主导性和自为性。”三是“综合”说。有学者解释道：“所谓文化主体性，即是指一种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相遇时，既能自觉自省，又能自尊自重，且在此基础上产生积极的适应性与创造性。”
“自省”说和“自主”说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化主体性的基本内涵，但前者侧重于如何正确认识本民族传统文化，却没有涉及民族文化在对外交往中如何与外来文化相处的问题；后者则恰恰相反，其所关注的重点是民族文化在对外交往中如何保持自主性，却没有体现如何对待本民族传统文化的问题。“综合”说体现了对“自省”说和“自主”说的平衡，但是它也没有完全揭示文化主体性的内涵。那么，究竟何谓文化主体性呢？要理解这一概念，首先须从“主体性”谈起。根据《辞海》释义，作为哲学范畴的主体性是指“人在主体与客体关系中的地位、能力、作用和性质，常与‘实体性’相对。其核心是人的能动性问题”。也就是说，主体性往往用于指涉“人”，是人基于理性而获得的自主自为的能力和精神状态。将文化和主体性相提并论，显然赋予了文化以人格和意志，是一种拟人化的修辞性称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思想和文化相接相连、彼此相通，也就意味着“文化主体性”概念的提出，表面看是在谈文化，但本质上体现的是人对文化的认识和作用，所伸张的是人绝非被动的、无意识的承受文化之客体，而是在文化存续和发展中具有意识能动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主体性也可称为人的文化主体意识。
就其内容来看，文化主体性并不完全等于费孝通所说的文化自觉，后者只是前者的必经阶段，没有文化自觉就不可能产生文化主体性。也就是说，文化主体性并非一种自在状态，而是人们自觉到的一种文化意识。概括而言，文化主体性涉及的关键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如何认识文化的本质属性和价值功能，二是如何正确处理古今中外文化的关系，三是如何创造新文化以及创造什么样的新文化。根据这三个关键问题，文化主体性的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文化觉醒，即文化本身并不是少数精英的消遣品，必须由人民群众掌握，由此实现其思想观念的“去魅”；二是文化自主，即人们在应对外来文化的刺激和挑战时，能够自觉地以独立自主的态度对待之；三是文化认同，即人们在了解和熟悉本民族传统文化发展历程的基础上，自觉理性地承认和维护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四是文化发展方法，即人们在推动文化进步时，能够自觉地掌握科学的文化发展方式和路径；五是文化创新，即人们能够根据时代发展和实践需要自觉地创造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新形态。质言之，所谓文化主体性，主要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交流场域中的人面对古今中外文化关系时所显示出来的意识能动性，它突出地体现为人们既能够自觉地拥有文化意识、自觉地坚定文化自主和增进文化认同，又能够自觉地掌握文化发展方法并能实现文化创新。
不同文化间的碰撞与融合主要是按照文化自身的运行逻辑展开的，历史上的中国人民往往洋溢着文化的自豪，他们既没有应对外来文化的焦虑，更不存在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危机，文化主体性总体上处于一种被遮蔽的无意识状态。及至近代，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导致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国仁人志士逐渐认识到中华传统文化随着中华民族的衰落也失去了往日的光辉。由此，在古代一度被遮蔽的文化主体性，进入近代以后逐渐成为困扰中国人民的时代性难题，中华文化主体性在先进而强势的西方文明面前开始动摇了。因此，重建和巩固文化主体性，成为近代以来各文化流派所共同关注的主题。但由于立场、目标、哲学方法论等差异，产生了文化保守派、文化西化派和马克思主义学派等分梳。历史证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下简称“第二个结合”），有效地重建和巩固了文化主体性，这是其他文化流派所无法企及的。
二、“第二个结合”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文化意识
从起源上看，文化本身是由人所创造的，属人性是文化最鲜明的特性和最高原则。文化主体性归根到底是人的主体性的重要体现，而人的主体性的凸显必然要通过文化来启蒙和滋养。可以说，没有人的文化觉醒，文化主体性就无从谈起。
在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灿烂文明。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文化在整体上往往为少数精英所垄断，诚如毛泽东所说的：“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等人通过进行文化反思，深刻意识到文化在救亡图存中的重要作用，强调“盖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这种论调无疑凸显了文化伦理的价值功能，但也不免有文化决定论的嫌疑。但是，从效果来看，由于新文化运动提倡的民主、科学等现代价值观念的性质以及传播介质的历史局限性，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仍主要集中在精英阶层。诚如瞿秋白所观察的：“‘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对于民众仿佛是白费了似的。五四式的新文言（所谓白话）的文学，只是替欧化的绅士换换胃口的鱼翅酒席，劳动民众是没有福气吃的。”对于“没有福气”接触文化的普通群众来说，其文化主体意识显然被遮蔽了。因此，如何让文化走向人民大众，直接关乎文化主体性能否得到彰显。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则彻底打破了以往人民群众与文化相互疏离的现状，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化的立场和旨趣。
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实践中，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共产党人不仅科学地揭示了文化本身的价值功能和地位坐标，更为重要的是明确提出文化必须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要通过文化来唤醒个体的自我主体性和救亡意识。与以往的精英文化不同，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这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的人民立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大力开展文化教育建设，通过创办学校，出版发行马列著作、党报、党刊，发展文学创作以及组织戏剧演出等多种方式，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程度。文化一旦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便会成为一种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由“批判的武器”转化为“武器的批判”。人民群众在文化上的觉醒，促使他们积极踊跃地投入到挽救民族危亡的革命中来，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
根据唯物史观，人民群众是文化的生产者和享有者，如果离开人民群众的土壤，文化必然会失去生命力。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推进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明确提出了文化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原则，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文艺是文化的具象表征。习近平曾专门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强调衡量文艺好坏的根本价值标准就在于是否满足人民的需要，文艺要热爱人民，“热爱人民不是一句口号，要有深刻的理性认识和具体的实践行动。对人民，要爱得真挚、爱得彻底、爱得持久”。尤其是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他在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时，不仅明确提出“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的重要论断，而且还将“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纳入到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更深层面进行理论定位，这深刻体现了他对人民精神富有重要意义的认识自觉。在他看来，我们所建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仅要建立物质层面的高楼大厦，更要建立文化层面的精神大厦。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一以贯之地推进“第二个结合”，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全面发展，促使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一代有了平视世界的文化底气和精神风貌，更加自信、自立、自强，“中国人民的前进动力更加强大、奋斗精神更加昂扬、必胜信念更加坚定，焕发出更为强烈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
概言之，在百余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实现“第二个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真理深刻揭示了文化的本质属性和历史使命，明确规约了文化发展方向，并使之真正为人民所拥有，由此唤醒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意识，极大地丰富了其精神世界，这是文化主体性得到有力巩固的鲜明体现。
三、“第二个结合”促进了人民群众独立自主地对待外来文化
当一个民族通过军事手段征服另一个民族时，不仅会削弱被欺压民族的自信心，同时也会削弱其对自身传统的依恋。形成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化西化派，面对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当时强烈地感受到中华文明存在的不足之处，逐渐陷入文化自卑的情感境遇，甚至发出“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百事不如人”。的感慨。这种激进的思想主张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初，便渐渐演变为“全盘西化”论。在“全盘西化”论者看来，文化是一个整体系统，不可能有选择地进行区分和嫁接，“我们要格外努力去采纳西洋的文化，诚心诚意地全盘接受他，因为他自己本身是一种系统，而他的趋势，是全部的，而非部分的”。不难看出，文化西化派将中外文化的关系视为尔疆我界，带有明显的形而上学色彩，其全盘认同西方文化而极力否定本民族文化的主张，无疑湮没了自身的文化主体性。
针对“全盘西化”论，中国共产党表示明确反对，并进行了严厉批评。事实上，对于深谙唯物辩证法的中国共产党人而言，在1938年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前后，就明确发出了“文化中国化”的呼声：“我们欢迎古今中外一切人类的劳动经验的结晶的世界文化，但我们同时提出我们要融化它，要中国化它”。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系统地阐述了对待外来文化所必须坚持的态度，即“一切外国的东西……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这里的“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表明我们对待外来文化要有一种独立自主的态度。需要指出的是，在该文中，他还明确将如何对待“外国的东西”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类比，认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的其他文化，都要与中国的“民族的特点相结合”，因为“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可见，“第二个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之意，也与“文化中国化”具有高度的通约性。事实上，从“第二个结合”本身来看，这一思想超越了“全盘西化”论的二元对立思维，主张辩证地看待中外文化关系，这既有助于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又有助于坚持独立自主的地位而不迷失自我，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文化主体性的巩固。
独立性是文化主体性的鲜明特征。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随着文化交流的愈加频繁和深入，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如果没有内在的自主定力，而是一味地移植外来文化，就不可能有文化主体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想文化上的独立自主，不仅从大历史观出发将独立自主概括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十大宝贵经验之一，而且还拓展并深化了独立自主的内涵，创造性地提出了“自信自立”的概念，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把它升华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自信是自立的精神砥柱，自立是自信的外在表征，没有自信就不可能实现自立。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强调，有教养的人往往体现着一种高度自信，而决不会自怨自艾，相反，“妄自菲薄是一条毒蛇，它永远啮噬着我们的心灵，吮吸着其中滋润生命的血液，注入厌世和绝望的毒液”。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灵魂，文化自信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必然要求，它赋予民族、国家以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从而在把握历史主动中自觉担负新的文化使命。失去了文化主体性，也就失去了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托。
知识是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巩固文化主体性必然需要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话语体系、叙事体系，自觉掌握、传播符合本国国情的话语叙事。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强调要“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并由此创造性地提出许多反映世界和中国发展实际的新概念、新话语、新论断、新理论，从而打破了以往人们倾向于用西方知识体系来解释世界和认识中国的思维定势。例如，他提出“文明交流互鉴”的思想，打破了过去西方学者坚持的“文明冲突”论；丰富完善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打破了过去世人所认为的“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概念，重构了民主、自由、公平等现代性概念的语义内涵，打破了西方“普世价值”的神话；等等。概念的创新往往意味着话语权的伸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谁掌握制造概念的能力，谁就掌握着话语权”。通过对新时代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习近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地提出“不忘初心”“自我革命”“全过程人民民主”“新发展理念”“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真正的多边主义”等丰富的概念和理论，它们既充盈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因子，又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固有主张，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鲜明标识。
四、“第二个结合”强化了人民群众对本民族文化的理性认同
文化身份是一个民族的核心标识，直接关乎一国人民对本民族、本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一旦文化身份意识式微或文化主体性动摇，必将导致更为严重的民族危机。聚焦于文化身份的认同，近代以来的文化保守派开出了为寻求认同而斗争的药方，主要有文化复古论、文化调和论、中国本位文化论等主张。应该说，这些主张虽对外来文化采取批评接受的态度，但其出发点是以固有文化为本位，所遵循的仍是“中体西用”的旧逻辑，或显或潜地折射出华夏中心论的自圣情结。与对外来文化不加分辨而接受的文化西化派相比，文化保守派则近乎狂热地捍卫民族文化的旧道统。历史证明，二者都不足以有效地巩固文化主体性。
巩固文化主体性当然离不开文化主体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但认同有理性和非理性之别，非理性认同所催生的必然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中国共产党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来认识、辨析民族传统文化，强调既要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以来的历史文化遗产，又要区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在这里，“提高民族自信心”一词已经实质性地触及了文化主体性，毕竟没有这种自信心，文化主体性是无法重建的。不仅如此，从这里的“剔除”和“吸收”两个词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人已经破除了文化保守派对待文化的盲从和迷信，体现了理性的精神。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发起新启蒙运动时，中国共产党就响亮地喊出了“理性（主义）”这一口号，强调要理性而不是盲目地对待中华传统文化。诚如青年时的胡绳所说的：“在我们的抗战中所发展起来的思想文化潮流，其基本的方向，应该是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的实质就意味着要辩证地看待问题，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有批判性的清理和吸收，这是增强文化主体性的必由之路。1943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进一步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这里的“最优秀传统”一词，明显是把“非优秀传统”排除在外，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采取的是批判的、理性的态度，对其中优秀部分的认同是一种理性认同，与文化保守派那种企图尊孔复古的狂热主张不可同日而语。不仅如此，该决定还首次明确提出了“第二个结合”的雏形——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并称这种结合“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上的创造才能”。“第二个结合”作为“思想上的创造才能”的重要表征，通过重塑人民群众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理性认同，有力地巩固了文化主体性。
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对待本国历史和本国传统文化，是人们所面对的“历史之问”，需要在理性力量的牵引下慎重抉择。正是遵循“第二个结合”的逻辑，中国共产党既反对文化虚无主义又反对文化复古主义，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理性态度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整理、研究和发掘，强调“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这里，他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到精神命脉的高度，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尚属首次，体现的是一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超越传统自圣情结的理性认知，这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当前，我们站在了近代以来的历史最高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呈现出不可逆转之势，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民族复兴的题中之意，更是推动实现民族复兴的精神动力，“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这无疑是增强文化自信的物质基础。在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看来，经由现代化发展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将会“鼓励这个社会的人民对自己文化的信心，从而成为文化的伸张者”。可见，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文化自信和近代以来文化保守派的那种自信完全是两回事，前者要求“养成昂扬向上的风貌和理性平和的心态”，后者则洋溢着捍卫旧道统的自圣情结。
值得注意的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儒家看来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对儒家文化的信仰和皈依，他们或把“第二个结合”的精神实质理解为要用儒家文化来“儒化”马克思主义，或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径直称为所谓的“儒家社会主义”。总之，在他们看来，“当今中国政治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实现中国政治的‘复古更化’，纠正中国近百年来治国理念的歧出，重新回到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即‘周孔之教’中来确立中国政治秩序与政治权力的历史文化合法性”。应当承认，巩固文化主体性也是新儒家的重要关切，但问题在于他们巩固文化主体性的理路与近代以来的文化保守派并无二致，核心主张都是搞文化复古。习近平多次指出，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的基本态度是尊古而不复古，“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如果一味地搞文化复古，文化主体性不仅不会得到重建和巩固，反而会受到削弱。平心而论，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当然需要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中汲取执政资源，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意识形态领域用儒家文化来代替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蕴含着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但这决不等于“儒家社会主义”。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第二个结合”的精神实质在于，它一方面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开花结果的有根性，另一方面赋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发展的方向性，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主体性的理性体现。
五、“第二个结合”彰显了文化创新发展的科学方法
方法是路，文化创新必须遵循科学的方法论，这是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主体性的根本途径。20世纪30年代，唯物辩证法在中国得到空前传播，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唯物辩证法热”的文化盛况。得益于这一哲学方法论，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了“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思想。从内在机理看，“第二个结合”既不是像文化保守派那样以中国文化为本位来“化”外来文化，更不是像文化西化派那样将中国文化湮没于外来文化之中，而是在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中华传统文化既有精华又有糟粕的基础上，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辩证扬弃，汲取精华部分，以便在当代发扬广大。“第二个结合”本身是一种新文化观，它蕴含着丰富的唯物辩证法基因，超越了近代以来所有以形式逻辑推动中国文化创新发展的旧文化观。对此，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讨论中，张岱年曾明确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运用唯物辩证法来创新发展文化的支持，在他看来，“文化是最复赜的现象，文化问题只有用唯物辩证法对待，才能妥善地处理”。历史证明，近代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的照耀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重新焕发荣光，从而避免了其在风雨如磐的近代中国趋于没落甚至衰亡的命运。
从文化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以科学方法推动文化创新发展的历史。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自觉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尤其是创造性地提出了“第二个结合”的重要论断。应当承认，中国共产党此前确有“第二个结合”的思想和实践，但并没有实质性地提出“第二个结合”这一概念。概念是思想的物质载体和基本单元，二者虽互为表里，但毕竟有所分殊，当“思想没有上升为概念，其理论化的程度就有所限制”。“第二个结合”概念的明确提出，意味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创新发展规律的认识进一步深化，表明其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存在高度契合性，推进“第二个结合”的目的决不只是为了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也是为了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来“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其在新时代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推动文化创新，“第二个结合”不仅是一种发展方式，还是一种发展范式，它“规定了一个研究领域的合理问题和方法”，必将成为人们自觉处理古今中外文化关系的学术传统。自“第二个结合”概念被提出以来，不少学者认为推动文化创新只需要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就足矣，这实际上忽视了外来文化和文化创新的内在关联。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历来具有胸怀天下的世界眼光，善于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事实上，习近平在阐释要通过“第二个结合”来推动文化创新之时，从来没有忽视过外来文化的重要作用。例如在党的二十届一中全会上，他明确指出：“讲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不排斥吸收人类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不仅不排斥，而且要积极学习借鉴，用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武装自己”。应该如何“学习借鉴”呢？当然不是像过去的文化西化派那样陷入“体”“用”的传统定势之中作全盘照搬，而是遵循“第二个结合”的逻辑，运用唯物辩证法这一文化创新方法对外来文化进行合理扬弃。也就是说，要秉持开放包容的心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这里，“培育和创造”的发生，显然是以“传承发展”和“促进”为逻辑前提的。质言之，只有以“第二个结合”为根本范式，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中有益成分的有机融合。通过这种综合创新而生成的新文化，不仅能够大大提高中国人的思想和文化水平，而且还能够取得当代创新性形态和世界性身份，进入真正伟大的时空坐标。
综上所述，“第二个结合”概念和有关思想的产生，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遵循科学方法创造新文化的热情和信心。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曾预言：“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而就文化自信本身来说，人们所自信的对象不仅包括丰富的文化内容，也包括科学的文化发展方法。正是在“第二个结合”所催生的文化自信中，文化主体性也得到进一步增强。
六、“第二个结合”造就了新的文化生命体
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的终极生命在于创造，无论是文化的基石、框架，抑或是其宗旨目标、价值关怀等，不仅是为创造而设置，而且也在等待创造。文化主体性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有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出现。简而言之，是否有新的文化生命体的产生，是文化主体性是否得到巩固的衡量标准。
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进时期，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此就有所反思。在他们看来，新文化运动在破除旧文化上下功夫居多，但问题在于如何建立新文化。相比于“破”，“立”更加重要和迫切，“我主张攻击旧道德并不是现在的急务，创造新道德、新信仰，应当格外注意一点……有创造再有研究，只有攻击没有创造，就只能引起怀疑，因此每每发生误会”。如果说“破”更多地体现了一种革新的勇气，那么“立”则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创新的智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是彻底的革命性政党，一个重要表现即善于将“破”和“立”联系起来，正如同其在政治上既要推翻一个旧世界更要建设一个新世界一样，在文化上亦是既要打破旧文化的统治更要“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种文化层面的破立并举之思路和做法，折射出中国共产党对“第二个结合”的方法遵循以及文化主体性的彰显。
从本质上看，“第二个结合”既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简单相加，更不意味着二者的彼此取代。根据唯物辩证法，矛盾是联系的实质内容和发展的根本动力。马克思曾指出，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这种经矛盾双方共同作用产生的“新范畴”，就是以扬弃的方式超越矛盾双方异同关系之后所建构的一种新形态。也就是说，在“第二个结合”中，结合的双方是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体，二者在辩证融合中既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又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最终在互相成就的基础上孕育产生新的文化生命体。这种新的文化生命体，合本土特色和世界眼光、历史继承和时代创造于一体，是“第二个结合”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有力明证。
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不仅明确提出了“第二个结合”的重大论断，而且创造性地提出要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即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从内在关系看，一方面，“第二个结合”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明确的发展方向，内在地形塑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特质，从根本上规约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种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在内的复合型文明体；另一方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则是经由“第二个结合”所产生新的文化生命体，它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同时由于马克思主义追求的共产主义社会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追求的大同世界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二者的结合催生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人类情怀，使其成为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对此，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
第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具有自觉的创造性。创新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进步和发展的灵魂，但不是每一个民族、国家都善于创新，然而失去创造意识和创新自觉的民族必会被隐入历史尘烟。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也是激发创新创造的根本动力。新时代，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国共产党人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性和精神主动性，为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提供了科学方案，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文明新形态，这深刻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能动创造性和文化主体性。
第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盈着浓郁的中国味和民族魂，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从历史长时段来看，在数千年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中华文化的赓续传承绵延不绝，每个时代都产生了反映各具特点的文化精华。例如，先秦时代有诸子百家，两汉时代有“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魏晋时期玄学盛行一时，隋唐时期佛学取得重要发展，宋明时期理学和心学影响巨大，有清一代产生了考据学派，等等。文化精华是辨识不同时期中华文明发展成果及其重要地位的基本标志，具有提纲挈领的重要作用。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两个结合”的产物，既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又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标识，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深刻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思想境界和精神面貌。
第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开创的，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自创立以来之所以能够穿越时空而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关键在于它本身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会随着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相应地呈现出新的理论形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不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简单移植，也不是对某一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单纯复制，更不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迷信，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两个大局”的基础上创立的，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自主性和原创性特征，是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
综上所述，“第二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它超越了近代以来其他文化流派给出的各种文化发展方案，唤醒了人民群众的文化意识，促进了人民群众独立自主地对待外来文化，强化了人民群众对本民族文化的理性认同，开创了文化创新发展的科学方法，造就了新的文化生命体。这标志着曾一度遭遇动摇的文化主体性进入了重建和巩固的新阶段，标志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进入了新阶段。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原文刊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