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关于教育强国建设，依然还有几个源头和底层问题需要讨论。第一，到底什么是教育强国？教育强国的重心是以教育“强”国。第二，什么国家才称得上教育强国？各个国家在教育领域都存在一些共同的挑战，哪个国家能率先攻克这些难题或者做得更好，这个国家就是教育强国。第三，教育何以强国？一是巩固和扩大本国的意识形态优势，二是为产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高质量人才，三是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第四，如何实现教育强国？教育强国有三大战略任务，一是把决定一个国家是否能真正成为教育强国的关键内容，定位为主战场任务来正面攻坚；二是抓住智能社会的历史机遇，开辟智能教育新赛道；三是降低教育强国建设征途中的羁绊，打通掣肘点。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以理论创新引领事业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历史经验。教育强国建设不是教育大国建设的简单延长线，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是一个系统性跃升和质变，有很多源头性、基础性的底层问题需要研究。本文尝试归纳提出教育强国的四个底层问题，并试图作出回答，求教于各位方家。
内涵：什么是教育强国
在很多人看来，教育强国概念是不言自明的，就是指教育很强的国家。它是相对于“教育大国”而言的，建教育强国就是要解决我国教育“大而不强”的问题。但随着讨论的增多，人们逐渐发现教育强国还有另外一种理解，那就是类比“教育救国”的概念，把“强”理解成动词，教育强国就是通过教育来使国家更强大。再后来，又有不少学者在“强”字上继续做文章，认为教育强国除了自身强、支撑强，还需要认同强，即要得到世界其他国家认同。沿着这个思路，又有学者认为认同不仅仅是其他国家的国际认同，还包括国内老百姓的认同。
教育强国首先是一个政策概念。对教育强国的理解也要与党的二十大报告紧密结合起来。党的二十大报告有一个论断特别重要，宣示着新时代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那就是：“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教育战线来说，如何通过教育来支撑强国建设，也就成了最大的政治问题。而且，教育强国建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确实也是密不可分的。教育强国和现代化强国是局部服从整体、具体目标服务于总目标的关系。
若按照这个线索，很明显，国家强调的教育强国，重点就是教育“强”国，即教育怎么支撑现代化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这是全党中心任务和最大政治变化的逻辑延伸。在过去，教育系统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更多地还是考虑“自身强”的问题，目标就是让中国成为一个教育很强的国家。当然，从理论上说，这两者也并非矛盾。只有“自身强”，才能做到“支撑强”。但这确实是两个不同的政策重点。
需要再强调的是，作这种区分，绝不是简单的概念思辨，更不是“文字游戏”，而是思维方式和立场的重大转变。而现在，需要我们站在国家的立场来思考教育问题。要向上穿透一层，在谋划重大教育改革之前，首先回答“这样做，能为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强国提供什么重大贡献”。教育系统要逐渐开始习惯，国家对教育的支持将会越来越取决于我们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外延：谁称得上教育强国
世界上哪些国家称得上教育强国？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说自己是教育强国？这也是所有教育强国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都必须回答的另外一个源头和底层问题。很多人在面临这样的问题时，首先想到的是一系列指标，比如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师生比、教育投入等应该排在世界前列。这跟我们熟悉教育并习惯于站在教育领域本身思考问题有关。其他领域也是如此。试想，如果有人问那些对军事比较了解的人，“什么样的国家才称得上是军事强国”？他们中很多人也肯定会想到各种指标，比如航母、导弹、军种、军队规模等。笔者访谈过几个专家和领导，他们都得出了一致的答案，那就是：打得赢战争的国家，才是真正的军事强国。显然，当两个答案放在这里的时候，我们都清楚，那个看似更加外行的回答，才抓住了军事强国的本质。从根本上说，是先有国家打赢了战争，确立了军事强国的地位，然后才有很多专家去研究这个国家为什么能打赢战争，最后再把这些原因提炼成军事强国的指标，用来评价和引导其他国家。这就是强国的底层逻辑。
弄清楚强国的底层逻辑之后再来讨论什么才算得上真正的教育强国就简单了。第一，各种各样的指标对建设教育强国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这些指标不是教育强国的本质。即使在这些指标中排名第一，也不一定是教育强国。第二，各个国家的教育都负有国家责任（比如，要为国家经济建设培养高质量人才），也必然都会遇到一些共同的难题（比如，怎么才能培养出更有创造力的人才），只有当我国能够率先攻克这些难题，或者在解决这些难题时，我们能比其他国家做得更好，我们才是真正的教育强国。总而言之，教育强国是那些教育在履行国家责任和义务中做得最好的国家，而不是那些在各种指标中最靠前的国家。
这里需要再作点补充论述的是关于教育强国的认同问题。很多学者非常看重教育强国建设的认同问题，并把“认同强”视作教育强国的一个重要指标，但认同本身并不是教育强国的本质属性。一个国家是不是教育强国，本质上不取决于别人是否认同。当然，一个国家真正成为教育强国，必然最终是会得到认同的，但谁认同以及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尺度中得到认同，才是关键。
机理：教育何以强国
承前所述，教育强国的评判标准是看教育对国家的支撑贡献，是在解决各主要国家所共同面临的教育难题和挑战中，率先胜出或者做得更好的国家。那么，各个国家，特别是大国，在教育上都面临什么样的共同难题和挑战呢？在笔者看来，当前所有的大国，在教育上都面临着三个最重大的挑战：一是要巩固和扩大本国意识形态优势，二是要为本国重要产业参与国际竞争培养所需人才，三是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有力支撑。
1. 巩固和扩大本国意识形态优势
维护和扩大本国意识形态优势，简单地说，其实就是增强国家的说服能力。国家说服能力，包含对内和对外两方面。我国特别重视意识形态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国家的稳定和长治久安奠定了重要基础。这是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但也要看到，对标教育强国建设的更高目标，依然存在不小的挑战。在对内说服上，提升立德树人能力，让广大青少年在更深层次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主流价值“入脑入心”还是有很多工作要做。特别是要有“底线思维”，当我们的学生将来处在一个相对开放、有多样化甚至不良外部信息干扰的环境中，能否坚信并有力辩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在对外说服上，“有理说不出、传不开”的问题依然严峻。在一些重要议题的辩论上，我国高校的学者或成果具有多大的国际影响力和说服力？如果在这些问题上，没有形成明显突破，还依然是处于全面守势状态，那很难说已经建成了教育强国。只有当如此理解教育“强”国，才能真正理解立德树人工作、思想政治工作、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大意义。
2. 自主培养产业国际竞争所需人才
培养人才本身就是教育最重要的职责使命。但近些年，国家希冀教育系统源源不断地培养出大批新兴战略产业所需人才，表现得越来越迫切，甚至越来越焦虑。教育在这方面承担的国家责任也越来越重。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会越来越强调教育为产业服务，这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都不会改变。这看上去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实际上却蕴含着重大政策导向的转变。高校要做好及时调整心态的准备。比如，在接下去几年，产教融合会加速，那些与新兴产业或战略产业建立深度合作的学校和学科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学科结构调整也会加速，那些与产业关系不大的学科会被大幅压缩；国家对大学和学科的评价标准也会有明显改变，会更多地根据产业人才供给情况进行资源分配；等等。
3. 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有力支撑
教育支撑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主要有四个发力点。首先是为国家科技人才培养后备力量。最近，国家开始特别重视中小学的科学教育就是源于这样一个背景和考量。其次是做好基础研究，厚植国家科技创新基础。高校是基础研究的主阵地。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科技中心和头号科技强国，一个重要的表现（也是原因）就是集聚了大量的科学家——二战以后，诺贝尔科学家中有56.9%是美国人，图灵奖中的71%是美国人，菲尔兹奖27.9%是美国人。再次是直接参与国家科技创新。教育不仅仅是培养科技后备力量，也不仅仅是从事基础研究，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本身也是重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同样可以通过承接完成国家重大战略科技任务，来直接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最后但同等重要的是，通过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为科技人才成长和发挥作用营造良好的环境。纵观人类科技发展史，科技和人才总是向发展势头好、文明程度高、思想交流活跃、鼓励创新的地方集聚。
规划：如何实现教育强国
要宏观规划教育强国建设，需要先有一套关于教育强国战略任务的底层认知框架。在笔者看来，如果把战略任务简约到不能再简约，那就是三个方面：首先是要把教育“强”国的三个战略支点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的“主战场”，因为在这三方面的真实竞争力，才是决定我们是否真正成为教育强国的关键；其次是要利用智能时代提供的独特历史机遇，主动开辟教育强国建设的新赛道，塑造新优势；最后是破解教育强国建设过程中的主要掣肘点。
1. 攻坚教育强国建设的主战场
什么是主战场？就是决定一个国家能否真正成为教育强国的三大任务。首先是要想方设法提升立德树人能力和国家说服能力。第一条就是要在理论的彻底性上下大功夫。理论只有说服人，才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第二条就是要做到形式的多样性。哪怕有彻底的理论，也不能用一个模式去教育学生。第三条就是要做特殊的制度安排，让中国的学者敢于和能够就一些敏感问题在国际上发声、争论，提升国际说服能力。
其次是要攻坚产教融合这个老大难问题，更加有的放矢地培养国家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学校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与国家和区域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不匹配，这是教育系统面临的一个非常巨大的现实压力。这个问题的实质还是产教融合问题。从理论上说，产教深度融合，我们应该是有优势的：一方面，我们历来强调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并以此作为社会主义教育的优越性；另一方面，之前“部门办学”体制就是以此来设计的。但由于多方面原因，我们的优势并没有发挥出来。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需要在管理体制上作一些调整，比如笔者曾提出要建立新型的行业部委参与高等学校办学的教育治理体系。
最后是要为国家科技创新作出更大贡献。我国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由四部分构成：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但这四支力量的协调机制事实上还是没有理顺。协调机制的指导思想就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谋划、一体推进。我国一直存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二分的传统，很多人认为科学研究是科研院所的主责，培养人才是大学的主责。但现在，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越来越难以区分，这种格局需要作出调整，要让教育更好地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就需要打破部门利益藩篱，把更多战略性科技力量投向高校，把高水平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发展统一起来。
2. 抢抓智能教育的新赛道
后发国家追赶超越，经常都是伴随着时代的大转折、大变革。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历史时期，先发国家的很多传统优势才变得不再那么重要，而新的赛道正在形成。我们现在建设教育强国，也同样面临着难得的历史良机。当前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中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就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不仅是改变国际力量对比的重要变量，更是教育大变革的主要推动力。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给人类教育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各国的教育以及负载其上的优势和劣势，都可能会被重新“格式化”。这种巨大的不确定性，事实上就把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教育，都放置在了一个差不多的起跑线上。在人工智能时代怎么重塑教育体制机制，就成了中国追赶美国、建设教育强国的新赛道，虽然挑战巨大，但机遇更大。纵观历史，任何教育强国的建成都是顺应时代发展趋势、推出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改革举措的结果。今天，我国要建教育强国，就需要顺应智能社会的需求，谋划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改革。让学生广泛地运用人工智能产品，进而倒逼课程和评价制度改革，可能是当下必须要做而且可以做的事情。
3. 降低教育强国的掣肘力量
中国在未来十多年要建设教育强国，有扎实的条件基础，但同样也面临着很多的阻碍。其中两点是必须要正视的，哪怕无法彻底解决，也要想方设法降低其负面影响：一个是资源配置问题，一个是评价改革问题。
增加教育经费投入强度迫在眉睫。除此之外，还必须要建立全新的教育资源配置观。核心要点是三条：第一，不要把教育资源投入看作教育部门的需要，而是要把它看作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需要；第二，教育资源不仅仅是教育经费，任何能推动大家去把教育搞好的激励机制都是教育资源，比如政治资源、社会资源、信息资源等；第三，教育资源投入不仅仅就是“给予”、增量，减少限制、“做减法”也是一种资源投入。当年我国改革开放、开辟特区就是这么来的，这方面我们也有很多重要历史经验可以借鉴。
除资源配置之外，另外一个重大阻碍就是教育评价问题。建设教育强国必须调动各方的改革动力，激励机制的设计至关重要，而激励机制归根结底就是评价导向的问题。这需要有一个突破口。综合地看，科研成果评价改革可能比较适合作为评价改革的突破口。其一，它不涉及国家基本制度，不会触发公众敏感神经，而且公众总体上对其非常支持。其二，它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科研成果评价做好了，人才评价就能做好，广大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就能充分地调动起来，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就会打开局面。
柯政，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教授
摘自：《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4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