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是深化周边友好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任务，具有丰富的内在逻辑。从历史逻辑来看，睦邻友好传统、和平共处原则、区域一体化建设，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古今一脉相承的理念、共识和愿景。从理论逻辑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使命、全球化区域化的转型重构、周边战略博弈的严峻态势，突出了周边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局中的优先作用和核心位置。从实践逻辑来看，设施互联、经贸互通、安全互信等方面的丰富合作成果，彰显了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现实成效。从情感逻辑来看，长期人文交流、文化合作、文明互鉴形成的共同记忆、共识身份、共享情感，铸就了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深情厚意。四重逻辑科学揭示了周边命运共同体“为什么要建设”“为什么能建成”以及“为什么是重点、首要、关键”的预设前提。在四重逻辑的共同作用下，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必然、理论应然、实践实然、情感使然更加清晰，意义和价值更加重要，必将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洲价值观；周边外交；“一带一路”

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2025年4月，中央周边工作会议深刻指出，“周边是实现发展繁荣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的重点、运筹外交全局的首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中国“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建设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为共同愿景，以睦邻、安邻、富邻、亲诚惠容、命运与共为理念方针，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为基本遵循，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要平台，以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为战略支撑，携手周边国家共创美好未来”［1］。在国际形势日趋复杂的当下，中央召开周边工作会议，强调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了正能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自2013年10月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出“周边命运共同体”论断以来，学术界对其进行了跟踪研究，取得了丰硕研究成果。学者们分析了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提出背景与概念创新［2-3］，论证其理论内涵与外在挑战［4-5］，从政治、经济、安全、外交、人文等方面总结探讨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路径和实践成就［6-7］，阐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范式创新及其对中国式现代化和边疆治理的时代意义［8］。但多数研究侧重于阐释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是什么”“怎么办”的问题，较少涉及这些阐述的预设前提“为什么”的问题。在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召开之际，本文审视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必然性、时代必要性、现实紧迫性，全面提炼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内在逻辑，以期揭示周边命运共同体“为什么要建设”“为什么能建成”以及“为什么是重点、首要、关键”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情感逻辑。

一、历史逻辑：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是传统友好关系的时代升华

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有着深厚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渊源。亲仁善邻、讲信修睦、协和万邦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内含着中华民族内和外顺、天下大同的处世智慧。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一如既往扎根周边、睦邻周边，重视周边外交，大力推进与周边国家在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积累了宝贵的周边外交经验，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奠定了良好基础。

（一）睦邻友好传统奠定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渊源

中国自古主张“德不孤必有邻”“远亲不如近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曾高度概括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和平性是其中重要方面，这是造就“四海宾服”“国泰民安”“万邦协和”盛世气象的政治基础。汉代张骞的“凿空之旅”，是中国古代睦邻周边的典范。通过两次出使西域，张骞遍访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等西域诸国，掌握安息、条枝、身毒、奄蔡和乌孙等国的基本情况，促进中国与中亚、西亚国家的交流互鉴。张骞第二次出使归来之后，汉武帝又接连派出了数十个使团造访西域，一时间长安城里“使者相望于道”。唐朝与居住在中亚的昭武九姓粟特国家保持着常态化的外交与经贸关系，官方往来频繁，经济互通有无，长安成为世界第一国际化大都市，陆上丝路发展达到了巅峰。在千年前的撒马尔罕阿芙拉西亚卜康国宫城遗址壁画上，同时出现过唐高宗李治、天后武则天、康国国王拂呼缦、西突厥可汗乙毗射匮、萨珊波斯国王雅兹德嘎尔德三世的画像，这是各国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唐朝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彰显了泱泱大国的恢弘气度。鉴真六次东渡日本弘法传教，成为中日友好关系史上的佳话。玄奘法师西行取经，促进了中国与南亚的文化交流。王玄策四次出使天竺开拓了西藏至天竺的南方丝绸之路。明太祖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将朝鲜、日本、越南等十五个“不为中国患”的周边国家列为“绝不伐之”的“不征之国”。作为世界航海史上的创举，郑和下西洋传播了和平交往理念，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之间的文明交流。明清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构建了一种以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为核心的“封贡国际体系”，维系了东亚地区数百年的总体和平。在中国古人看来，“君欲从事于天下诸侯，则亲邻国”，邻国之间是“辅车相依，唇亡齿寒”的关系，亲近善待邻国，坚持“以德服邻”是建立王道霸业的基础。“国之亡也，邻国有焉”，轻视欺侮邻国，则会使国家陷入危机。

（二）和平共处原则彰显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共识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的周边外交环境复杂而凶险。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迅速与周边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朝鲜、蒙古、越南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对于属于资本主义阵营的邻国，中国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民间外交活动，推动双方关系发展。例如，中日两国之间的交往遵循“以民为主，政府配合”的原则，通过贸易投资、人才交流、文化团体演出等途径推进民间交往，逐渐推进政治接触，助力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的进程。对于那些新兴民族国家邻居，中国依据“三个世界”理论，将其视为反帝国主义反霸权主义斗争中可以团结的对象，努力与其发展关系，以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外交孤立。面对缅甸、巴基斯坦、菲律宾等邻国对新中国的疑虑，中国政府通过邀请一些国家领导人和民间团体访华等方式，传递睦邻友好信号，逐渐消除他们的疑虑和误解。随着周边国家对华交往与了解的增加，中国与周边国家迎来了两次建交高潮。1949至1965年间，中国与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斯里兰卡、柬埔寨、老挝建立外交关系，并通过友好谈判协商，与缅甸、巴基斯坦、阿富汗等邻国成功解决了边境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先后被纳入中印、中缅联合声明。在三国共同倡导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确立为指导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1972至1974年间，中国又和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孟加拉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经过这两次建交浪潮，中国与周边19个国家都建立了外交关系，有效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拓宽了周边外交舞台，奠定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平共处的大好局面。

（三）区域一体化夯实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制度平台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开辟了新篇章，与苏联、越南、蒙古、老挝等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与朝鲜、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等国家的友好关系进一步强化，与日本共同确定了“和平友好、平等互利、互相信赖、长期稳定”的双边关系四原则。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周边国家增多，周边外交迎来提质增量新阶段。中国与新加坡、文莱、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韩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至此，除不丹之外，中国与所有周边国家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为我国积极参与周边区域一体化进程创造了良好条件。1991年7月，外交部长钱其琛出席第二十四届东盟外长会议开幕式，标志着中国开始成为东盟的磋商伙伴。同年11月，中国正式加入亚太经合组织。1992年1月，在中国积极倡导和参与下，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正式成立。1992年，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正式成立。1996年4月，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国在上海共同发起了五国会晤机制。在此基础上，上海合作组织于2001年6月正式建立。1999年11月，中日韩三方会议机制开始形成。2000年11月，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贸区。2002年11月，中国同东盟10国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正式启动建立自贸区进程。2003年，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成为首个明确表示支持东盟一体化进程的主要大国之一。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贸区全面建成。随着实力增强、身份蜕变，中国在推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领航角色，在亚太经合组织中致力于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和经济技术合作，对促进开放的地区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实践都为新时代共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奠定了经济基础和制度平台。

二、理论逻辑：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是加强区域合作的必然要求

近年来，受到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新冠疫情、大国博弈等多重因素的交叠影响，全球主义向区域主义和国家主义回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亚太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心与重点，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意义日益突显，成为后危机时代中国与周边国家携手应对全球挑战、共同促进地区繁荣的现实需要。

（一）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是应对世界变局的中国睦邻之道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彰显新时代中国应对全球问题的大国担当。在经济贸易层面，近年来全球增长放缓，生产率增速下降，贸易和投资萎缩，加上新冠疫情、地缘冲突、保护主义的影响，经济全球化遭遇重挫。2022年5月，美国又推出了具有强烈排他性、封闭性色彩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其本质就是“美国优先”战略在印太经济合作领域的具体表现，目的在于搞“脱钩断链”“小院高墙”，企图形成一个排除中国的“新经济宗藩体系”。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借助金融霸权实施大规模对俄制裁，严重阻碍了国际贸易的正常流动，破坏全球经济秩序的稳定根基，导致全球地缘经济四分五裂。尤其是特朗普再度出任美国总统后，发起了全面的对外关税战，从对加拿大、墨西哥的直接打击到威胁欧洲，再到对几乎所有贸易伙伴征收“对等关税”、对中国征收高额关税的行径，标志着美国彻底抛弃世界自由贸易理念，企图重回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愈演愈烈的贸易战与报复性关税，将逆全球化思潮转化为政府行为，将美国一国的政策扩展为连锁反应，引发周边国家对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国际秩序的担忧和焦虑。这也导致部分经济实力弱、对美国依赖性强的邻国迫于压力向美国单边主义妥协，部分国家则在骑墙观望局势，从而使周边经济合作面临着新的不确定性。鉴于此，中国领导人不断在全球亲自倡导、带头传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提供中国方案，为面临分裂的世界凝聚合作共赢的最大公约数，“开创了解决人类社会共同挑战的新路径，旨在更大程度实现全人类社会的合作共赢”［9］。周边命运共同体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组成部分，其理念价值在于通过与周边国家深化合作、共担风险、共享利益，实现共同安全、发展与繁荣。这是新形势下以多边主义合作、睦邻安邻富邻方案抵制“美国优先”、以邻为壑的必要之举。

（二）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契合区域化趋势增强的现实

经济全球化屡遭波折，由全球化向区域化回退是当前全球产业分工的调整方向。从新冠疫情期间的经济交流深受影响，到俄乌冲突后的人为打压，再到特朗普2.0时期的处心积虑，经济全球化面临“彻底终结”抑或“暂时后退”的风险［10］。疫情催生的全球化“熔断”效应迫使部分国家，“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一种‘条形化’的全球供应链与产业链，或者采取区域一体化模式的‘块型的全球化’，以规避各种潜藏‘熔断点’的全球化风险”［11］。俄乌冲突导致的金融、技术、粮食、能源“武器化”趋势和全球产业链安全化重构趋势难以避免。“各国建立贸易‘防火墙’和产业‘隔离带’的需求急剧上升，被动‘脱钩’和主动‘筑墙’的尝试或更加频繁。”［12］特朗普政府向全球滥施关税的冲击波，更无异于向全球贸易体系投下了一颗“核弹”，严重破坏了经济全球化理念和秩序。全球范围内的各种分裂、分化、分歧、分割、分野，使经济全球化向区域化方向收缩后退的趋势日益明显。有的专家认为，“地球村”的黄金时代正在终结，全球化的逻辑正在被“区域化”和“伙伴圈”所取代，“不同区域联盟之间，贸易壁垒和政治分歧会越来越明显，跨区域合作的难度将显著提升”［13］。在特朗普2.0时期，美国极有可能把战略焦点转向亚太地区，在中国周边地区掀起新的地缘政治风暴。在美对华关税大棒、出口限制、投资打压、金融胁迫、科技制裁的广度和强度全面提升的情况下，中国与周边国家经贸关系压舱石的作用更加重要。只有做好周边工作，优化周边环境，才能稳住外交“基本盘”，才能在中美战略博弈中保有回旋空间。

（三）构建周边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第一步

从中国外交的重点布局看，周边地区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行起步区。习近平总书记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阐述始于周边，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部署也起始于周边。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就选择了周边邻国俄罗斯。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他第一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要概念。4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强调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应该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顺应时代潮流，把握正确方向，坚持同舟共济，推动亚洲和世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14］这标志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入中国周边外交活动议程。9月7日，习近平主席访问中亚邻国哈萨克斯坦时提出：“我们要全面加强务实合作，将政治关系优势、地缘毗邻优势、经济互补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优势、持续增长优势，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14］289在这次讲话中，他还第一次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国会演讲中指出：“中方高度重视印尼在东盟的地位和影响，愿同印尼和其他东盟国家共同努力，使双方成为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同舟共济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携手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双方和本地区人民带来更多福祉。”［14］292他还首倡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概念，表示“中国愿通过扩大同东盟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同东盟国家共享机遇、共迎挑战，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14］293此后，在巴厘岛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将命运共同体的外延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扩展到“亚太命运共同体”大周边层次，指出：“我们要牢固树立亚太命运共同体意识，以自身发展带动他人发展，以协调联动最大限度发挥各自优势，传导正能量，形成各经济体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格局。”［14］350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1949年以来的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提出了“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的时代命题。他强调，“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努力使周边同我国政治关系更加友好、经济纽带更加牢固、安全合作更加深化、人文联系更加紧密”［14］292。2014年11月，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切实抓好周边外交工作，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深化同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和互联互通。”［15］2015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演讲时强调：“中国始终将周边置于外交全局的首要位置，视促进周边和平、稳定、发展为己任。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是从周边先行起步。”［16］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由周边到大周边或泛周边（亚太、亚洲、亚欧）最终走向全球的过程。周边国家和地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始发之地、重点之地、关键之地、示范之地，也是决定兴衰成败之地”［17］。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成功实践和鲜活经验，能够为新型全球化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奠基石和试验田。

三、实践逻辑：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具备深厚的现实基础

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探索。中蒙俄经济走廊、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尼印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以及正在建设中的以中日韩为中心的东北亚经济走廊，从陆上将中国与周边联结成了利益共同体。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域也在周边，与周边国家构成了紧密的海洋合作网络。中国与周边国家在设施联通、贸易畅通、战略互信等领域的合作可圈可点，为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奠定了深厚的现实基础。

（一）设施联通：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血脉经络

“如果将‘一带一路’比喻为亚洲腾飞的两只翅膀，那么互联互通就是两只翅膀的血脉经络。”［15］497基础设施联通是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纽带桥梁，是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骨架支撑。“发展实体经济，重点是制造业，前提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没有基础设施，很难保障制造业健康发展；没有互联互通，融入全球化也无从谈起。”［18］中国周边邻国众多，各国政治体制、资源禀赋、意识形态、历史文化迥异，时空发展的巨大差异性十分显著。但是，基础设施匮乏成为阻碍周边各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中国式现代化的一条成功经验就是修路致富，中国深知积极推进与周边地区设施联通的重要性，不遗余力地帮助周边国家打通发展堵点。东盟地区是中国开展周边互联互通的重点区域。中国港口修建了通往东盟国家港口150多条班轮航线，实现了中国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的全覆盖。已建成通车的中老铁路未来将向南延伸，与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境内的铁路相互贯通，通过中新铁路连接中欧班列（昆明）。2024年12月，中国和越南“关于跨境标轨铁路合作项目的政府间协议”正式签署，相关项目有望于2025年底动工，泛亚铁路的宏伟构想渐行渐近。日本、韩国、中国华东和东北、俄罗斯远东地区是全球港口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各主要港口之间航线相互覆盖。俄罗斯、中国、蒙古、朝鲜、韩国都是铁路合作组织（OSJD）的成员国。西伯利亚大陆桥连接中俄，辐射日韩，形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陆地集装箱运输通道。在“一带一路”建设驱动下，以满洲里为枢纽的“中蒙国际贸易通道”，包括“滨海1号”“滨海2号”、跨黑龙江公路铁路大桥、中俄欧班列在内的“中俄陆海联运国际交通走廊”，以图们、珲春为中心的“中朝交通走廊”，以及中国珲春—俄罗斯扎鲁比诺—韩国束草——日本新潟“四国陆海联运航线”等国际化通道已经初具雏形。在中亚方向，双方初步建立起了涵盖铁路、公路、航空、油气管道的立体化基础设施联通网络。中欧班列西安中心开通了17条通向中亚的铁路干线。中吉乌公路、中塔公路以及已经开工建设的中吉乌铁路，打开了中亚通往太平洋的大门。在南亚方向，中国通过远东—东南亚航线与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等临海国家实现了海路联通。中国与南亚国家主要港口均可以实现货物双清关。中巴友谊公路联通卡拉奇和瓜达尔港两个重要港口，与巴基斯坦公路网相互联通，为中国从西部进入印度洋提供了便捷通道。便捷高效的基础设施联通网络有利于推动中国与周边大市场深度融合，促进人、财、物要素的自由顺畅流动，塑造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互惠机制。中国式现代化高速发展成果可以更快捷地惠及周边，周边地区丰富的自然与社会资源也能够为中国发展提供强大助力。

（二）经贸合作：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利益基础

经济贸易往来有助于为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夯实利益基础。经济利益是国家利益的最基本内容，经济联系是影响国际合作的关键因素。密切的经贸合作有利于强化共同利益认知，构建相互信任机制，使国际合作从经济领域外溢拓展至文化、政治和安全等各个领域，从而为命运共同体奠定必要的物质基础。“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密切程度和贸易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彼此难以替代的“互为必须”特征愈发显著。除不丹、尼泊尔、文莱、阿富汗、老挝等少数国家外，中国是其他所有周边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2024年，中国与亚洲周边国家贸易总额为1.89万亿美元，占中国与全球贸易的近三分之一，在中国10大出口市场和10大进口来源地中，亚洲周边国家各占5席和4席［19］。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建利益共同体的典范。2013年以来，中国与东盟贸易额年均增长7.5%。2024年，双边贸易总值6.99万亿元人民币，占中国外贸总值的15.9%，双方连续5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中国连续16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20］。RCEP正式生效后，中国东盟中间品贸易占比进一步上升，中国与东盟之间更加紧密、更具韧性的产供链关系已经形成。2024年10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实质性结束了3.0版升级谈判，将自由贸易范围从传统的货物与投资合作，拓展到了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等新兴领域。在东北亚方向，中国是蒙古国、俄罗斯、朝鲜、韩国、日本四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草原之路”合作对接共建中蒙俄经济走廊，大图们倡议不断走深走实，中日韩泛黄海经济技术交流合作成效突出。2025年3月，在第11次中日韩外长会议期间，三国达成了“重启自贸协定谈判”的共识，为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擘画了光明前景。在中亚方向，中国是中亚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主要投资来源国，双方贸易额从建交初期的4.6亿美元增加至2024年的948.2亿美元。截至2024年下半年，中国对中亚直接投资存量超过170亿美元，累计完成工程承包营业额超过600亿美元［21］。在南亚，中国与南亚国家贸易额从2013年的不足千亿美元，增长到了2023年的2 00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超过8%［22］。中国与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马尔代夫等国已是连续多年的最大贸易伙伴。密切的经济往来是形成相互依赖的必要条件，相互依赖是命运与共的初级阶段，命运共同体是相互依赖的最高形态。通过经贸合作厚植利益因子，是通向周边命运共同体宏伟目标的重要支撑。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成就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源源不断动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实践为中国与周边各国共享发展成果创造了更多更大机遇。

（三）政治互信：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安全保障

政治安全互信为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保驾护航，增添抗险能力。中国周边安全环境错综复杂，世界主要军事大国和有核国家集聚于此，俄乌战争、阿以冲突、朝核问题、印巴争端等全球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区域内安全困境螺旋上升，各种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中国与周边国家面临着共同的安全挑战，各国在区域安全治理的实践中，不断增进战略互信和安危与共意识，为命运共同体建设构筑了安全保障。中国和东盟在1997年就建立起了“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先后成为第一个签订《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对话伙伴、第一个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第一个表示愿意签署《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的国家、第一个明确表态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中中心地位的国家。在系列合作框架下，中国与东盟及其成员国建立起了类型多样的伙伴关系网络，命运共同体建设就是多年来双方制度化合作的累积叠加。在中亚方向，中国于2020年倡导建立中国—中亚机制。2022年6月，第三次中国—中亚外长会晤期间，各方一致同意建立中国—中亚元首会晤机制。2023年5月，六国元首共同签署了《中国—中亚峰会西安宣言》，并于2024年3月建立了常设秘书处，标志着中国—中亚机制正式升级定型。在南亚方向，囿于中印两国的复杂关系，中国与南亚传统安全合作略显不足，但在反恐打恐、跨国犯罪、公共卫生、防灾减灾、跨境河流治理、海洋治理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仍然有较好的合作基础。依托上合组织成熟的地区反恐机制，各国合作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执行委员会，为地区反恐合作奠定了国际制度基础。中国始终坚持周边睦邻友好政策，大力倡导周边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理念，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普遍安全观，向周边国家表明中国维护地区和平发展安全稳定的决心与愿景。《新时代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展望》指出：“中国愿同周边邻国长期友好，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共同维护地区持久和平。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23］中国致力于打造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与周边国家协同推进区域安全治理，构建责任分担、红利共享的安全共同体。这些积极友好信号在周边国家的影响力和认同度日益提升，为各国走出安全困境、走向安全共同体创造了良好条件。

四、情感逻辑：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拥有坚实的心灵契约

情感逻辑也是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重要的底层逻辑。命运共同体的最本质特征，就是成员之间的共生感和归属感。相互毗邻的地理位置，相亲相近的文化传统，频繁密切的文明、文化、人文交流，有效拉近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情感距离。情感层面的共享共鸣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塑造集体身份的关键要素，身份认同是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最终归宿。

（一）文化传统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情感基础

共同体是一种以情感和传统所激发的“我们—感觉”（we-feeling）为基础，酝酿深化而成的拥有共同身份认同的社会关系。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基础“除了共同的地域、血缘、宗教、文化、目标等‘共同性’之外，还需要情感联结”［24］。共同情感是促进个体对集体身份认同的关键因素。积极的情感共鸣可以激励个体协调一致维护集体利益，减少“搭便车”现象，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从而转化为共同体构建的情感冲动。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国际合作和区域一体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实现全人类“共治共享”为目标，超越了狭隘的“利己”观，实现了“利己”“利他”“利集体”的有机统一，彰显了极大的情感感召力。但凡关注人类未来命运的人，都会逐渐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形成观念共同体［25］。中国与周边国家在情感共享方面，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现实基础。“义利之辨”的儒家伦理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集体价值观，“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学观，已深深融入东北亚各国共同的文化内核。涵盖整个南亚次大陆的“喜马拉雅文明圈”自古就与“中华文化圈”相映生辉。大米文化、小麦文化、棉布文化、丝绸文化是两大文明圈共有的文化要素［26］。“中国太极和印度瑜伽、中国中医和印度阿育吠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两国人民数千年来奉行的生活哲理深度相似。”［27］中国和巴基斯坦也有类似的世界观与价值观——“都崇尚向善友爱、包容互鉴、和谐共生”［28］。中华文明与中亚文明交往历史悠久、情谊深厚。佛教、伊斯兰教与基督教都是经由中亚传入中国，与中国本土的儒道文化相互交融，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多元包容的信仰体系。时至今日，中国与中亚国家“都将文明的和谐共存作为发展目标，在坚持文明多元化和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积极推动人类各大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文明优越论’和‘文明冲突论’，反对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形成开放、包容、平等、共赢的文明交流氛围”［29］。亚洲价值观融合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融合”等核心要素，将成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根脉和价值纽带。

（二）身份认同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标识

情感共鸣触发的集体身份认同是共同体构建的重要载体。“群体成员身份是集体身份建构的核心变量，在群体身份认同的建构进程中，群体情感因素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30］在国际关系领域，积极有效的情感赋能有助于推动共有观念在各国之间的扩散传播。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共有观念是塑造国家行为体身份的最核心因素，身份认同直接框定国家处理对外关系的行为选择。在维护共同利益、应对共同威胁、追求共同发展的进程中，国家行为体之间会逐渐对彼此的利益观、价值观、发展观、区域观、全球观产生相互理解包容的认知和认同。随着“熟悉感”的强化和“陌生感”的弱化，国家之间的相互认同即“我们感”（we-ness）也会由此增强。这种认同感经过长期酝酿发酵，就会逐渐萌生出“我们是一体”（We Are One）的集体身份意识。在此过程中，“我们”和“他们”之间的界限就会逐渐模糊消解，“自我”和“他者”将会共享同一身份。拥有共同身份认同的个体就会倾向于把“他者”的利益也视为自己利益的一部分，其对外行为自然具有“利他性”。从地区合作实践来看，“集体认同是一体化的关键变量，缺乏认同的一体化只能算暂时合作，不能算形成了共同体”［31］。卡赞斯坦等学者在对比欧洲与东亚区域合作时也明确提出：“国际多边合作除了要有共同利益之外，还需要强烈的集体认同感。”［32］丝绸之路是中国与周边各国共同的历史记忆遗产。东南亚自古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各国在2000多年的互学互鉴中，衍生出了别具一格的“海丝文化集体记忆”。中亚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敦煌是中国与中亚国家千年友好交往的缩影和典范。蜀身毒道、茶马古道是中国与南亚国家友好交往的历史名片。“一带一路”是古代丝绸之路精神的传承与弘扬，丝路集体认同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建“一带一路”拉近了心理距离，为超越多元主体之间利益纠葛并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现实路径。

（三）人文交流是实现情感共享和身份认同的有效路径

人文交流是编织周边命运共同体网络的经纬。马克斯·韦伯在对社会行为进行分类时，区分了目的—工具合理性行为、价值合理性行为、情感行为和传统行为等四种行为模式［33］。人文交流互动更多的是一种情感行为［34］，是实现个体之间情感共享的主要路径。中国周边各国文化多样，既有受中国影响的汉字文化圈，也有伊斯兰文明、佛教文明、东正教文明彼此交相辉映。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演化而绵延不断、历久弥新，正是得益于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和而不同”文明发展与共存观念。以文化人、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彰显中国这一古老文明的大国风范。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进一步加强了人文交流和社会互动，不断强化民众在文化层面的相互理解与认同。培育澜湄意识是中国与东盟通过人文交流促进情感共享的典型案例。在2017年12月举办的澜湄合作第三次外长会议上，各方明确倡议要共同努力提升六国民众的“澜湄意识”。培育“澜湄意识”就是要以澜沧江—湄公河这条“天然彩练”为枢纽，通过人文交流培育和塑造“平等相待、真诚互助、亲如一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随着集体身份和文化认同的构建与强化，中国与澜湄国家合作的主要动力源从外部驱动转化为内在需求，不断拉紧构建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的纽带。高等教育一体化是促进青年人文交流的有效渠道。在2009年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期间，三国共同提出了“亚洲校园”（CAMPUS Asia）构想，服务东亚共同体建设。“亚洲校园”主要针对的是三国高校中的知识青年和有影响力的年轻学者，他们之间的深入交流有助于拓展和深化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民意基础。“久而久之，会有更多的青年对中日韩三国有包容的理解，逐渐形成独特的东北亚社群意识。”［35］2016年，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联合开发了“万里茶道”国际旅游线路和特色旅游产品，成为增强中俄蒙走廊人文交流的一个重要亮点。中国与中亚国家在丝路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的合作也有异曲同工之妙。2014年，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共同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球首例跨国合作申遗成功的项目。这条长达5 000公里的文化线路涵盖了33处遗址，是中国与中亚国家共享丝绸之路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佛教在中国—南亚人文交往中发挥着特殊作用，是双方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平台。2014年，由中国政府出资创办，印度、中国、斯里兰卡等18个国家的学者共同管理运营的那烂陀国际大学正式开始招生，为亚洲佛学文化的国际交流合作提供了新平台。这些共同的文化对塑造亚洲价值观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以人文交流合作走出一条超越经济利益、民族种族、文化差异的文明之路，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进入了近代以来最好的时期，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截至2024年底，中国与周边25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与17国及两个地区达成了构建命运共同体共识，在中南半岛和中亚地区形成了命运共同体“两大集群”，实现在双边和多边层面上的“全覆盖”。“三大全球倡议”在周边国家先行先试，中国的地区治理理念和方案在周边国家深入人心。在经济全球化退缩、地缘政治回归、大国博弈加剧、贸易冲突升级的背景下，周边国家在我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平衡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畅通国内国际双向循环中的角色作用愈发凸显，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大大提升。中国应当继续将自身发展置于周边共同发展的大棋局之中，通过自身现代化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着力改善周边环境，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和周边国家共同推动周边命运共同体不断结出硕果。

参考文献

［1］ 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李强主持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会议［N］．人民日报，2025-04-10（1）．

［2］ 刘卿．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的理论创新与实践［J］．国际问题研究，2022（2）：1-19+153．

［3］ 王健．中国周边形势新变化与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J］．国际展望，2022（1）：23-37+157-158．

［4］ 夏立平，钟琦．全球和合共生系统理论与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J］．国际展望，2022（1）：38-53+158-159．

［5］ 方长平，周方银，卢光盛，等．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成就［J］．国际论坛，2023（6）3-35+155-156．

［6］ 许利平，王俊生，屈彩云，等．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与路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55-75．

［7］ 许利平．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理论、现实与人文交流的路径探索［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15-29+222-223．

［8］孔金磊．从周边地区主义到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周边地区合作的新范式与新路径［J］．国际论坛，2024（3）：3-22+155．

［9］ 曾向红，田嘉乐．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的构建［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2（2）：129-137．

［10］ Adam S．Posen．The End of Globalization? What Russia’s War in Ukraine Means for the World Economy［EB/OL］．（2022-03-17）［2025-03-24］．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world/2022-03-17/end-globalization．

［11］ 刘贞晔．全球化“熔断”及其历史大转折［J］．国际政治研究，2020（3）：138-146．

［12］ 赵隆．俄乌冲突中的大国博弈及对未来世界格局的影响［J］．国际展望，2022（3）：56-78+158-159．

［13］ 刘栋，陈志武．全球自贸体系崩溃全球化谢幕，区域性联盟将成主流［EB/OL］．（2025-04-11）［2025-04-13］．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0613697?commTag=true．

［1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330．

［1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444．

［16］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276．

［17］ 石源华．中国周边学与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J］．世界知识，2020（4）：72．

［18］ 李丹．“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探索［J］．南开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136-145．

［19］ 赵忠秀．中国与亚洲周边国家经贸合作全面深入、稳中有进［EB/OL］．（2025-02-11）［2025-04-13］．https://www.chinanews.com.cn/cj/2025/02-11/10367024.shtml．

［20］ 蓝庆新，翟崑，张中元．深化中国与东盟国家经贸合作［N］．经济日报，2025-04-04（7）．

［21］ 汪金国．中国与中亚经贸合作的现状与未来展望［J］．人民论坛，2024（19）：76-80．

［22］ 邱海峰．中国同南亚国家经贸往来势头好［N］．人民日报海外版，2024-07-10（3）．

［23］ 新时代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展望［N］．人民日报，2023-10-25（6）．

［24］ 韦红，马赞菲．论灾难外交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精感建设［J］．社会主义研究，2021（2）：163-172．

［25］ 王清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情感赋义［J］．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9（4）：49-54．

［26］ 谭中．探索中国“家园主”文明国的诞生与成长———兼论喜马拉雅文明圈［J］．亚非研究，2015（8）：175-189．

［27］ 习近平．携手追寻民族复兴之梦——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的演讲（2014年9月18日，新德里）［N］．人民日报，2014-09-19（3）．

［28］ 习近平．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 开辟合作共赢新征程——在巴基斯坦议会的演讲（2015年4月21日，伊斯兰堡）［N］．人民日报，2015-04-22（2）．

［29］ 曾向红，王子寒．“三大倡议”与新时期中国的中亚外交［J］．国际展望，2024（1）：75-96+160．

［30］ 聂文娟．群体情感与集体身份认同的构建［J］．外交评论，2011（4）：83-95．

［31］ Alexander Wendt．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te［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8，No.2（June 1994），pp.384-396．

［32］ Christopher Hemmer，Peter J．Katzenstein．Why is There No NATO in Asia? Collective Identity，Regionalism，and the Origins of Multilateralism［J］．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6，No.3 （Summer 2002），pp.575-607．

［33］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56．

［34］ 王晓玲．“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与人文交流思路的转换［J］．现代国际关系，2015（5）：48-55

［35］ 董亮，缪高意．中日韩青年人文教育合作：以“亚洲校园”项目为例［J］．当代韩国，2020（4）：74-9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金砖合作对构建‘一带一路’文化交流机制的推动作用研究”（20CKS065）

李丹，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李龙龙，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