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刚:麦克弗森的霍布斯解读之辨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87 次 更新时间:2016-04-20 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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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刚  

【摘要】本文考察并分析了麦克弗森对霍布斯政治理论的解读。麦克弗森认为,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详细阐述了人际间围绕权力的竞争,但这种权力竞争必须引入市场社会的预设方能成立。在这一社会中,道德义务可以从人的平等权利和市场社会中推衍出来,主权者也是市场社会良好运转的保证。但是,在麦克弗森看来,霍布斯并没有注意到资产阶级社会中必然产生的阶级分层和对立。本文从文本和逻辑等角度对麦克弗森提出的市场社会范式及其对霍布斯新道德的解释进行了批判性评析,认为麦克弗森对霍布斯思想中自然哲学与人文主义的关系、现代政治的本质特征、主权者的性质等问题的讨论值得充分肯定且富有启发意义,这为我们理解霍布斯提供了重要线索。

【关键词】霍布斯  占有式个人主义  市场社会  麦克弗森


一、麦克弗森对自由民主理论的诊断

麦克弗森(C.B.MacPherson)是加拿大著名的政治理论家,其理论工作集中于对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反思和诊断,并致力于在真正的民主社会中促进社会全体成员充分而自由的发展。在麦克弗森的理论努力中,霍布斯的思想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是其构建自己政治理论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因素。为了更好地定位麦克弗森对霍布斯的解释,本文有必要先对麦克弗森整体的理论努力进行简要交代。

在1976年回应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派学者的批评时,麦克弗森袒露了自己“一直在努力进行的工作就是构建自由民主理论的修正版,这一修正版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马克思,我希望这一理论能够更加民主,同时能够挽救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市场等同之后而消失了的、自由主义传统中有价值的部分”。①麦克弗森的理论努力和体系构建可以进一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自由民主传统的系统清理和反思,特别是对从霍布斯到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的英国自由主义传统进行批判性解释,他将这些政治哲学家的理论统称为“占有式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sm)。在麦克弗森看来,当代自由民主理论的很多缺陷都是来自于占有式个人主义,而要修正自由民主传统,首先就要对其理论根源进行清理。麦克弗森在理论上有破有立,在找到病根之后,其理论工作的第二部分就是重建民主理论的基础,即把人从功利的消费者转化为积极主动的行为者和创造者,注重人性的发展。

麦克弗森的理论努力在20世纪的学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值得注意的是,从自由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各派似乎都不甚满意麦克弗森。有学者将麦克弗森视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他对政治思想史进行了错误的诠释,还有人批评他对自由主义进行攻击,更有人认为他的观点相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还不彻底。而将他列入自由主义阵营的学者也对其表达了不满,认为他赋予了个人主义太多意涵和任务。另有关注麦克弗森政治理论历史性特征的学者,如剑桥学派的学者,认为他对17世纪英国政治思想的语境分析太过笼统。麦克弗森著作的丰富性使得对其理论特质的把握本身成为有争议的问题,那么他的理论立场究竟是什么呢?总体来看,麦克弗森一方面对密尔的自由主义理论进行了改造;另一方面,在对自由民主理论进行批判的时候,他又利用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传统中的理论资源。所以,麦克弗森认为自己既不是通常称谓的自由民主论者,也不是想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替换自由民主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用麦克弗森自己的话说,他“整体接受并倡导自由—民主社会以及由密尔和19-20世纪唯心主义理论家阐述的规范性价值,但拒斥当前的自由—民主社会和国家,因为它们没能捍卫这些价值,或者说无力实现这些价值”②。

在了解了麦克弗森的系统理论体系之后,我们就可以更明确地把握霍布斯在其政治理论中的位置。霍布斯是麦克弗森批判性反思的自由民主传统中的重要政治思想家,在这一批判性传统中,麦克弗森还阐释了英国平等派、哈灵顿、洛克、休谟、伯克、边沁、密尔等思想家。但在这些思想家中,霍布斯是第一位看到资产阶级社会核心特征的思想家,霍布斯开启了他所谓的“占有式个人主义”的理论源头,同时也开启了存在内在困境的自由主义理论传统。可能也正是基于此,麦克弗森给予了霍布斯较多的关注,曾多次在不同的文本中探讨霍布斯与现代自由—民主传统的关系,以及霍布斯在20世纪的意义。在为霍布斯的企鹅版《利维坦》所作的导论中,麦克弗森开门见山地提出了霍布斯与当今世界的关联。在他看来,霍布斯的著作在当今仍值得阅读的理由有三:首先,我们的世界被权力的难题所困扰,而霍布斯是系统分析权力的思想家;其次,霍布斯的首要关切是和平,这也是我们关心的重要议题;最后,霍布斯将其政治体系构建成了科学,他试图将科学应用到政治分析中来。麦克弗森进一步指出:“我们生活在市场社会中,我们的行为、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由市场的需求所塑造。我们是资产阶级的人。”③而霍布斯用科学方法来构建的人与社会的范式本质上是资产阶级范式,结合上述三点,霍布斯的政治思想就可以被理解为对资产阶级权力与和平的科学分析。通过将霍布斯置于特定的社会背景和范式中,麦克弗森一方面展示了霍布斯思想在17世纪的独创性和深邃的洞察力;另一方面也指出,霍布斯的思想不能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着的市场社会。由此,他认为,资产阶级国家到了20世纪不断地受到挑战,“我们不可能期望关于资产阶级社会和国家的科学,还能给我们提供足够的指导”④。

简而言之,在麦克弗森看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及其占有式个人主义成功地将个人效用最大化,但是自由民主社会却无法实现人的发展能力的最大化,这也是市场社会无法摆脱的内在局限性。在麦克弗森的“占有式个人主义”思想史中,霍布斯是重要开启者之一,考察霍布斯的思想对于解决当下自由民主理论的难题有着重要意义。在麦克弗森看来,身居历史环境中的霍布斯政治思想究竟是如何揭示资产阶级社会和国家的特征,以及存在哪些必然的内在局限的呢?下面我们就转向麦克弗森对霍布斯政治思想内在脉络的阐释。


二、麦克弗森的霍布斯解释

从文本上看,麦克弗森的霍布斯解释集中在从人到国家这一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权力斗争构成了其分析的要害。正是从前国家阶段的人性及人际关系的阐释中,麦克弗森发现了霍布斯学说背后隐含的市场社会前提。

1.人性与人际关系

如大多数霍布斯研究者一样,麦克弗森注意到,霍布斯在进行政治分析时采用了不同于传统政治学的方法,但是这一方法并不能简单地归为欧几里得式的几何演绎法,因为这种方法不能为政治科学找到自明的前提。麦克弗森提出,霍布斯实际上采用的是伽利略的“综合—分析”法,用霍布斯自己的话说就是:“我要从构成国家的要素入手,然后看看它的出现、它所采取的形式,以及正义的起源,因为对事物的理解,莫过于知道其成分。”⑤麦克弗森注意到,霍布斯在不同的政治文本中将人和钟表这样的机械进行类比,要理解国家这个大钟表的运转,就要先了解人。

在《利维坦》第一部分对人的机械论分析中,麦克弗森看到了现代科学在霍布斯人性学说中的应用。麦克弗森指出,霍布斯将人还原为由感觉器官、神经、肌肉、想象、记忆、理性等构成的机械装置,对外界的刺激做出反应。人所有的行动都可分解为身体和心智的基本运动,并且从宽泛意义上说,人体就是自我运动、自我引导的质料(matter),因为“人体中有维持其运动的欲望或努力”⑥。麦克弗森暗示霍布斯对人的这一表述,即人对自己的持续运动有内在要求,实际上是在政治分析中完成了伽利略在自然科学领域的革命:“在伽利略之前,人们假定一个静止的物体,除非有外物推动,否则它将永远保持静止,并且只有在外部力量的推动下才会持续运动。伽利略却认为运动中的物体除非有外物阻停它,否则将一直保持为运动,其运动并不需要外部力量的持续作用。”⑦在给出人的科学理解之后,麦克弗森洞察到,仅靠机械论的人性规定,并不能推导出国家是必需的。因为如果每个人都按照外部刺激进行自我运动,不和别人发生关联,那么是不需要国家或社会的。要理解霍布斯理论中从人到国家的必然逻辑,就必须从对个人的机械论理解推进到人际关系中对权力的争夺上来。

按照霍布斯对人的机械论描述,麦克弗森总结出人的动机行为进阶:

(1)人由欲求和厌恶所驱动,所有的人都会不停地寻求自己欲望的满足,不同的人对权力、财富、荣誉的满足度是分不同层级的。

(2)人的权力就是他当下拥有的,能在未来获得对其来说是好的东西的手段。

由(1)和(2)可得出:

(3)每个人必须总是寻求拥有一些权力,虽然不是每个人都会主动追求和别人一样多,或者超出别人的权力。

到此为止,麦克弗森认为,霍布斯的理论还没有涉及真正的人际关系,一切看起来还都是比较和谐的,但是,此后,霍布斯给出了“自然权力”和“获得的权力”的定义:“自然权力(原始权力)就是身心官能的优越性,如与众不同的膂力、仪容、慎虑、技艺、口才、慷慨大度和高贵的出身等等都是。获得的权力则是来自上述诸种优越性或来自幸运、并以之作为取得更多优势的手段或工具的权力。”⑧麦克弗森从“优越性”这里看到了霍布斯从人到人际关系过渡中的重要变化,即从个体化的自我运动和欲望的满足转变为人与人的比较。这是一个关键的过渡,由此得出了后续结论:

(4)每个人的权力都抵抗和阻碍其他人权力的效果。麦克弗森认为这一结论是很彻底的,即人的权力可以被简要界定为超过别人。

(5)所有获得的权力就是对其他人的权力发号施令。

(6)有些人的欲望是无限的。

(7)基于以上几点,霍布斯最终推出关于人性的结论:“我首先作为全人类共有的普遍倾向提出来的便是,得其一思其二、死而后已、永无休止的权势欲。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并不永远是人们得陇望蜀,希望获得比现已取得的快乐还要更大的快乐,也不是他不满足于一般的权势,而是因为他若不多求就会连现有的权势以及取得美好生活的手段也保不住。”⑨

上述7点将霍布斯从个人到人际间权力斗争的逻辑清理了出来,麦克弗森从中发现了逻辑的缝隙,即从(3)到(4)和(5)的过渡并非自明,也就是说,并不能从霍布斯对人的机械论分析中推导出人自己的权力一定要优越于别人。麦克弗森认为:“你可以从社会中或自然状态中普遍的权力斗争转到主权者的必需上面,但是你不能从作为机械体系的人直接转到对权力的普遍斗争上,或自然状态上。”⑩霍布斯如果想要证成人际间权力的普遍竞争,就必须添加新的条件,这新条件来自对社会的观察。麦克弗森从此推断出两个重要的结论:第一,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或人的自然状况并不是与文明人相对立的“自然”人,而是其欲望已经文明化了的社会人;第二,自然状态下的人际关系实质上是已经建立了社会关系之后的人际关系。

2.自然状态与市场社会

既然单纯的机械论人性观不能推导出《利维坦》十一章(既上述第7条)的结论,麦克弗森就为霍布斯加上了一条重要的假设。自然状态下的人实际上是已经社会化的人,自然状态也并非真正的“自然”状态,而是带有很强的社会性。熟悉思想史的读者看到这里即会联想到卢梭对霍布斯自然状态的批评,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曾富有洞见地指出:“考察社会基础的哲学家一直感到有必要尽可能回溯到自然状态,但他们没人达到了自然状态……我们绝大多数哲学家甚至从未动脑筋怀疑自然状态也许从未存在。”(11)由此,卢梭严厉地批评霍布斯将自然状态描述为战争状态,认为这么做的根源是将“自然人”与“我们见到的人”混为一谈。

从对自然状态下人性的把握来看,麦克弗森与卢梭的观点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与卢梭想要构建真正的自然状态不同,麦克弗森则将精力放在了解释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状态究竟是怎样的社会上。麦克弗森认为,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是生活在文明社会中的人,并拥有文明人欲望的人,在所有法律和契约约束消失了之后所处的状态”。为了获得自然状态,霍布斯“摒除了法律,但并没有摒除人的社会性行为和欲望”。(12)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麦克弗森认为,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实际上是社会或国家解体后的状态,并不是19世纪人类学家将自然状态历史化后为我们描述的事实性的“原始社会”。自然状态成为霍布斯的逻辑建构,如同霍布斯的“分析—综合”方法所揭示的那样,我们需要想象国家或社会解体之后构成国家基本要素的人的状况。麦克弗森进一步区分了“反社会性”(anti-social)和“非社会性”(non-social),在自然状态下,人的行为不是非社会性的,而是反社会性的。

霍布斯对自然状态的描述似乎也支持了麦克弗森的洞察,比如在《利维坦》第十三章中,霍布斯说:“因为每一个人都希望共处的人对自己的估价和自己对自己的估价相同。每当他遇到轻视或估价过低的迹象时,自然就会敢于力图尽自己的胆量(在没有共同权力使大家平安相处的地方,这就足以使彼此互相摧毁)加害于人,强使轻视者作更高的估价,并且以诛一儆百的方式从其他人方面得到同样的结果。”(13)此外,引起争执的三个原因,竞争、猜忌和荣誉,都带有非常强的社会属性,这三个要素只有在缺乏公共权力的情况下才会导致毁灭性的后果。麦克弗森由此得出结论:对于霍布斯而言,自然并不与社会或国家相对立,恰恰是从对社会中人性的分析中,霍布斯推导出自然状态必然成为战争状态。不仅如此,麦克弗森还进一步指出,霍布斯人性洞察中的社会性因素并非是随意的,也即并非任何社会下的人性都能推导出霍布斯笔下的权力斗争和战争状态,只有一种特定的社会形式符合其理论努力,这就是市场社会。在麦克弗森看来,后者是霍布斯政治分析中隐而未现的核心预设,可以进一步从权力的市场分析中得出。

自然状态下一切人与一切人为战,人们围绕权力进行得一望二的追逐,这些都是霍布斯的文本所明确指出的。麦克弗森除了得出权力的普遍对抗外,还进一步分析了人际间更为细致的权力关系。他根据霍布斯对价值的表述,发现了市场化价格这一要素。在《利维坦》第十章中,霍布斯这样界定人的价值:“人的价值或身价正像所有其他东西的价值一样就是他的价格;也就是使用他的力量时,将付与他多少。因之,身价便不是绝对的,而要取决于旁人的需要与评价。善于带兵的人在战时或战争危机紧迫时价格极高,但在平时则不然。学识渊博、廉洁奉公的法官在平时身价极高,在战时就不免逊色。对人来说,也和对其他事物一样,决定价格的不是卖者而是买者。即使让一个人(像许多人所做的那样),尽量把自己的身价抬高,但他们真正的价值却不能超过旁人的估价。”(14)在这里,麦克弗森发现,在霍布斯对于价值的规定中,人对别人价值的估量是要和对自己的估量进行比较的,对别人的尊重或轻视是根据对自己的评价和估量而定的:“互相评价的表示一般称为尊重或轻视。高度评价一个人就是尊重,低度评价则为轻视。但这里所谓的高低,要以一个人对于自己的估价来理解。”(15)麦克弗森将之解释为“由接受者主观认为的尊重是对其价值的自我评价和市场评价间的差异”(16),这就是竞争性市场的本质特征。每个人的价值通过别人给予他的尊重得以彰显,其价值由他人对其权力的观念决定,同时也决定了他人对其权力的看法。这样一来,“尊重就不简单是接受尊重的人和给出尊重的人之间的关系,而是接受尊重的人和给予他尊重的所有其他人的关系,所有其他人是指与他运用自己的权力有或远或近关系的人”(17)。每个人,只要和实施权力的人有关系,就会独立地对该人的权力作出判断,并且与自己的权力进行比较,在相当数量的人给出自己的判断时,该人的权力也就具备了客观的价值标准。在麦克弗森看来,这种情况要能成立,只可能是因为“每个人的权力都被视为商品,商品是指通常完全为了交换的事物。在市场中,每个人都是奔着权力来的,要么是作为供给者,要么是作为需求者”。(18)

这样一来,麦克弗森在《利维坦》中发现了客观性价值,即人的价值是由他人决定的,其标准是该人的权力对于他人所能带来的好处。换言之,每个人的价值就如同市场决定价格机制那样被塑造。在自然状态下,当谈及每个人的价值或价格时,麦克弗森提醒我们,实际上我们已经在谈论售卖自己的权力或购买他人权力。由此,麦克弗森认为,霍布斯的权力定义是中性的,同时,基于机械论的人性观也无法独立推导出自然状态下权力的相互竞争关系,要达至霍布斯的结论,就必须加上社会性的条件。通过对权力关系的分析,麦克弗森认为,这本质上是市场—价格机制,自然状态下的权力关系实际上是权力的市场决定关系。在完成这一转化之后,霍布斯所面临的挑战就是要创立一种社会机制:一方面保障权力的正常竞争,但同时又不会将整个社会带向毁灭。麦克弗森通过将自然状态和社会混淆,而提出用市场社会来保证和平的竞争关系。

人与人进行权力竞争但同时又能不摧毁社会,这需要一种特定的社会形式,麦克弗森给出的答案就是“占有式市场社会”(possessive market society)。那么,究竟什么是占有式市场社会呢?麦克弗森的定义是:“占有式市场社会与传统或等级社会不同,没有对工作和奖励的权威性分配;这一社会也不仅仅限于对产品的市场交换,还包括劳动力市场。如果要为这一社会确定单一标准的话,那就是人的劳动力是商品,即人自己的精力和技能不被视为他人格的内在部分,而是被视为财产,在对其的使用和支配上,人可以自由地以某一价格转让给他人。我称之为占有式市场社会是为了强调其作为完备市场社会的这一特征。占有式市场社会同时也暗示了劳动力已经成为了市场商品,市场关系塑造或渗透进所有的社会关系中,所以我将之称为市场社会,而不仅仅是市场经济。”(19)

通过将人的权力和追求权力的手段还原为市场社会中的商品,麦克弗森用市场关系替换了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但是,霍布斯自然状态下人与人之间激烈而残酷的权力竞争似乎与市场中商品的交换有着较大的差别,麦克弗森必须进一步解决市场社会中竞争的性质这一问题。在他看来,市场社会中的竞争实质是大企业主必须利用不断扩张的资本来获得更为低价的商品,竞争也就成为了人将他人权力化为己用而非自己的权力为他人所用的手段。麦克弗森采用了马克思式资本主义的发生学解释,认为在资本主义阶段,随着土地和资本向部分人手中集中,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而社会分化之后,掌握资本和土地的资本家实际上掌握了受雇佣者的劳动力,也即个体最为本质的那一部分。进而,失去劳动力所有权的人要不断地向资本家出卖自己剩余的占有式权力(possessive power)。

在市场体系中,每个人都拥有某些权力,至少拥有自己的劳动力,而市场性竞争是个体间在不同层面的全面而持续的竞争,每个人都被抛入市场,通过这一机制根据自己的付出而获得应有的份额,市场决定了每个人的价格。麦克弗森对市场社会中人的权力的界定,与霍布斯对自然状态下人的权力的界定有着契合之处,权力既被理解为个人的能力,同时还包括进一步获得未来善好事物的手段。正是从这些契合之处,麦克弗森大胆地推论,霍布斯实际上描述的就是17世纪英国的资产阶级社会。

3.利维坦及其局限

以市场社会的视角,麦克弗森为我们重新解释了利维坦的正当性。与霍布斯自己陈述的利维坦的首要目的是保障人的安全略有不同,麦克弗森更多地关注利维坦保障财产的经济逻辑。麦克弗森提醒我们,虽然主权者的任务是保护“人民的安全”,但这里的安全并不仅仅是生命的保存,而是包括了生活的满足,即每个人都有合法的产业,而不怕别人或国家的侵害。麦克弗森认为,霍布斯完全是从经济思维来构想主权者的责任的,而这恰恰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图景。比如在对税收的讨论中,麦克弗森认为自己找到了霍布斯的资产阶级底色。在《利维坦》第三十章中,霍布斯首先澄清了征税是为了使得国家有能力保卫公民,征税应该是平等的。但是,麦克弗森发现,霍布斯还是区分了富人与穷人,“只是富者另外还雇用贫者,所以便不但由于自己、而且也由于更多的其他人而负有债务。考虑到这一点之后,就可以说税收的平等与其说是要取决于消费者的财富均等,倒不如说是要取决于消费本身的均等”(20)。因为有些人通过统领更多的劳动力而获得更多的收益和财富,他们消费更多,由此也应该缴纳更多的税赋,在麦克弗森看来,这就是资产阶级的税赋观,即税收的合法性只是因为它能够使人获得个人财产。

在关于国家的其他描述中,麦克弗森认为,霍布斯的国家完全是资产阶级国家,其政治思路也是要推动和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比如,霍布斯将劳动力自然地视为商品,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核心标准。此外,霍布斯还不满于前资本主义的交换正义和分配正义,认为事物的价值只由市场决定。在麦克弗森看来,霍布斯不仅看到了市场社会的发展,而且将其视为正当的,其他任何的道德价值体系在市场社会逻辑面前都已失效。按照这一论断,霍布斯就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代言人,敏锐地把握到社会的变化,并用新的科学话语体系系统阐释了符合新的社会形式的政治形式。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读者读到此处肯定会生出一个疑问,按照麦克弗森的逻辑,如何将霍布斯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结合在一起?霍布斯似乎并没有提出阶级分化,而是建立了主权者直接和每个个体建立关联的现代政治。麦克弗森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认为这是霍布斯理论的内在缺陷。

这一理论缺陷反映到霍布斯理论中就是对主权者本身的理解,无论主权者是一个人还是一个会议,麦克弗森认为霍布斯都没能够看到市场社会将产生自身的阶级分化。换言之,霍布斯试图通过利维坦构建一个中立的人为代表是富有欺骗性的。伴随资产阶级市场社会而来的,是购买资本和劳动力的资产阶级与出卖劳动力的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分化,主权者不可能成为市场般的自动机制,而必然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表。在资产阶级社会中,那些拥有较多数量财产和资本的人恰恰需要这样一种主权国家来保障其财产权。霍布斯看到了市场社会给人带来的平等,但忽视了市场社会下和平的权力竞争所导致的必然结果,那就是阶级分化的社会。用麦克弗森的话说:“霍布斯看到了阶级,但是没有看到阶级团结的政治重要性。可能是对平等的痴迷使得他没能从科学想象中认识到这一点。他看到了资产阶级秩序的首要特征:其运转需要法律平等,其合法性需要平等的道德设定。他没有看到资产阶级秩序形成后的特征:它必然导致阶级分化和阶级团结。”(21)


三、麦克弗森解读的局限与启示

麦克弗森对霍布斯的解读还有很多细节性的阐释,但是经过上面的简要考察,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麦克弗森整个解释的努力方向。他在霍布斯对人性的机械论描述与战争状态所要求的人性之间找到了理论缝隙,并从中插入了霍布斯自己也认可的基于对人的观察而得出的人性结论。麦克弗森将自然状态下人的社会性进一步扩展,用占有式市场社会替代了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用市场社会所塑造的社会人性补足机械论人性,同时用历史决定论为霍布斯政治哲学强加了17世纪英国社会的背景。在将霍布斯界定为资产阶级的理论先驱的同时,麦克弗森也发现,霍布斯虽然在新的社会形式下构建了保障和平竞争的政治理论体系,但仍无法摆脱资产阶级理论本身的束缚。总体看来,麦克弗森的这一解释带有浓厚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和经济分析色彩,恰恰因为麦克弗森较强的解释预设,导致了这一理解在上个世纪引发了极大的争议。本文此处并不试图将麦克弗森对霍布斯的解读进行面面俱到的评析,而是就其中的几个关键性议题进行重新评估,以期发现麦克弗森解释范式的局限与启发。

首先,麦克弗森认为,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是占有式市场社会,并且和当时的英国社会勾连起来,为此,他提供了三处文本证据。但是,坦白地讲,麦克弗森所找寻的文本证据并不能完全站得住脚。第一处文本出现在《利维坦》第二十四章,在讨论国家的对外贸易时,霍布斯说:“人类的劳动也和任何其他东西一样是一种可以营利的商品。”麦克弗森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暗示,但是,从文本上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是在国家产生之后对劳动的描述,而非在自然状态中,故而不能用来佐证在自然状态中霍布斯就持有此观点。相比起来,麦克弗森更为看重第二处证据,即霍布斯关于交换正义和分配正义的讨论。霍布斯认为:“正确地说,交换的正义是立约者的正义,也就是在买卖、雇佣、借贷、交换、物物交易以及其他契约行为中履行契约。分配的正义则是公断人的正义,也就是确定‘什么合乎正义’的行为。在这种事情中,一个人受到人们推为公断人的信托后,如果履行了他的信托事项,就谓之将各人的本分额分配给了每一个人。这的确是一种合乎正义的分配,可以称之为分配的正义,更确切的说法是公道。”(22)麦克弗森认为,霍布斯在这里讨论的是正义的市场概念,所有的价值都还原为市场价值,正义本身也就还原为了市场概念。但是,这段文本在《利维坦》中实际上是被霍布斯用来界定建国过程中契约的性质,而并不是描述自然状态中权力的市场竞争关系。第三处文本是在《利维坦》之外,麦克弗森还试图进一步将霍布斯还原到17世纪的历史语境中,通过考察霍布斯论述英国内战的著作《比希莫特》,认为霍布斯所描述的英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市场社会。而麦克弗森提出的这一文本证据就更加外在了,能否用《比希莫特》中对英国描述的片段来证明霍布斯政治哲学的基本思路是有待商榷的,更为重要的是,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极少提及英国的现实政治。我们至少可以从这些地方推论,霍布斯在构建自己的政治哲学时,并非只考虑一国一时,而是在处理更为普遍和长久的现代政治命题。

以上对几处文本证据的反驳实际上揭示出用占有式市场社会来解释霍布斯政治理论的外在性,即如果按照霍布斯自身的文本逻辑考察的话,我们就会发现麦克弗森的这一预设过强,而丧失了对更广泛文本的解释力。不仅如此,如果我们认真对待麦克弗森关于霍布斯理论中人性和自然状态的理解,就会遇到更为艰难的理论问题。根据前文的分析,麦克弗森认为,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实际上是文明社会中法律和共同权力被移除的状态,换言之,自然状态是国家或社会解体后的状态。与自然状态的社会化相对应的是,自然状态下的人也是带有很强文明属性的社会人。更具体地说,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和自然人性实际上是占有式市场社会以及资本主义时代下的人。这一理解在方法上并没有偏离霍布斯的“分析—综合”方法,但是在实际解释中却有着非常严重的后果。如果麦格弗森的解释成立的话,那么自然状态是具有非常强的社会性的,并且这一社会性的特色是个人财产和权力的竞争。当他引入经济逻辑来界定社会性的时候,实际上把自然状态下人与人之间竞争的残酷性给抹杀了。换言之,受过市场社会洗礼的人,是很难在撇除法律和共同权力的情况下必然产生激烈而普遍的权力对抗的。在麦克弗森不断用经济逻辑替代生命的保存这一生存逻辑的时候,也取消了霍布斯理论脉络中从自然状态到战争状态的必然性,由此而来的必然后果就是,如果自然状态下的竞争没有那么残暴和无序,为什么人还需要从自然状态前进到国家状态呢?更进一步的批评是,如果自然状态真的是法律移除后的资产阶级社会,那么自然状态最有可能演化为基于阶级分化的阶级统治状态,而这恰恰是麦克弗森批评霍布斯没有意识到的资产阶级社会的通常状态。

除此之外,麦克弗森对于人性的阐释也很难获得霍布斯文本上的支持。在麦克弗森的整个解释框架中,市场社会不仅是理论的总体背景,而且实质性地塑造着国家和社会最基本的要素——人。但是,根据他的解释,在自然状态中,人是受过市场社会塑造和文明教化的。也就是说,自然状态中的人是适合于过国家或社会生活的,并且首要的是商品的消费者。但是,霍布斯对此恐怕要持不同的看法。在《论公民》的第一章,霍布斯开宗明义地反对亚里士多德关于人在自然的意义上是社会的动物这一命题,并且在后来的补注中解释道:“人是可以变得适应社会的,但不是通过自然,而是通过教育。”(23)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霍布斯虽然承认人在自然状态中存在着一些社会性关系,但是这种社会性并不足以强大到保证人可以自然地过上社会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对自然状态的解释,还是对人性的解释,麦克弗森的立场都过强了,以至于会损害霍布斯自身从人到自然状态—战争状态—契约—利维坦的政治演进逻辑。

第二个引人注目的问题是麦克弗森对道德义务和权利的解释,这也是霍布斯20世纪研究史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目前,学界已经对霍布斯具有道德学说达成共识,但对其道德学说的性质却有着诸多争议,正如麦克弗森在《占有式个人主义》一书中所注意到的那样,像施特劳斯(Leo Strauss)、泰勒(A.E.Taylor)、奥克肖特(M.Oakeshott)、瓦伦德(H.Warrender)等重要的霍布斯解释者都花了很大力气解释这一问题,而与这几位不同的是,麦克弗森提出,霍布斯是从事实推导出道德义务。麦克弗森提醒我们,纵览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思想史,权利和义务往往是间接推导出来的,以往的理论努力总是要借助“自然”(nature)或上帝的意志来决定人的道德义务和权利。如果缺乏外在的力量,人是很难设想义务理论的。但是这种情况在霍布斯这里有了决定性的倒转,他不再从外部世界寻求义务的根源,而是从人的内在中寻求。根据霍布斯的机械论理解,如上文阐释的那样,人是试图永远保持自身运动的装置,有着寻求自身持续运动的内在动力。更为重要的是,人这么做只是物体世界的规律,而无需外在强加某项特殊的道德体系。

麦克弗森从每个人都需要持续运动这一点看到了权利的来源,换言之,“每个人都有持续运动的权利”。此外,这种要求自己身体持续运动的权利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除了来自唯物主义机械论的平等外,市场社会的预设也提供了另一种平等,“市场的假设使得霍布斯能够说人在不安全的意义上是平等的,因此推出道德义务的必需性”。(24)在麦克弗森眼中,霍布斯在道德哲学上最突出的贡献就是阐释了符合市场社会的平等的道德义务观,这不仅将传统靠外在力量规定的价值观基础替换掉了,并且还终止了存在着等级差序的道德体系,也就从实质上消解了预设人之不平等的传统社会。基于自利和自我运动、自我引导的道德原则是能够被绝大多数人、甚至所有人接受并适用的原则,而这恰恰是现代市场社会的核心要义。

麦克弗森指出了霍布斯道德平等的两项重要因素:唯物主义机械论和市场社会。但是,在这两项因素中,后者发挥着实质性的作用。用麦克弗森的话说,“只有社会像市场社会这样碎片化,人才有可能被视为自我运动装置的个体”(25),只有在市场前提下,霍布斯才能将现代自然科学应用到社会分析和政治分析中来。此外,市场的存在才使得新的平等成为可能。传统的等级社会对不同阶层的权利的规定是不同的,并且需要超越性价值来维持社会的有效运转。市场社会自身带来了客观化的价值评价,即人的价值是由市场机制决定的,而市场机制是客观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能力将自己的主观标准强加到别人头上。换言之,在麦克弗森看来,是市场社会的历史属性作用于作为装置的人,并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人性,才使得霍布斯能够如此构建其理论体系。

麦克弗森的这一理解颇为新颖,并且试图将霍布斯的新科学层面的事实纳入到道德考量中来,但是,这一理解的解释力也存在很大的局限。下面,让我们看一下霍布斯在《论公民》和《利维坦》中是如何讨论权利的。

在《论公民》中,霍布斯第一次提到权利,他说:“如果一个人尽全力去保护他的身体和生命免遭死亡,这既不是荒诞不经的,也不应受指责,也不是与正确的理性相悖的。可以说,不与正确的理性相悖,就是按照正义和权利去行事的。‘权利’这个词确切的含义是每个人都有按照正确的理性去运用他的自然能力的自由。由此,自然权利的首要基础就是:每个人都尽其可能地保护他的生命。”(26)

在《利维坦》中,霍布斯如此讨论权利和自然权利:“著作家们一般称之为自然权利的,就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因此,这种自由就是用他自己的判断和理性认为最适合的手段去做任何事情的自由。……因为人们的状况正像上一章所讲的一样,是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交战的状况;在这种状况下,人人都受自己的理性控制。凡是他所能利用的东西,没有一种不能帮助他抵抗敌人,保全生命。这样说来,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人对每一种事物都具有权利,甚至对彼此的身体也是这样。因此,当每一个人对每一事物的这种自然权利继续存在时,任何人不论如何强悍或聪明,都不可能获得保障,完全活完大自然通常允许人们生活的时间。”(27)

从霍布斯的上述文本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权利概念要比麦克弗森的解释丰富得多。从机械论身体的自身维续可以为权利找到一个最初的起点,但是霍布斯笔下的权利与人与人对抗背景下的自我保存有着内在关联,并且霍布斯明确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对每一种事物,包括别人的身体,都拥有权利,这是麦克弗森所无法解释的。人对万物拥有权利实际上也消解了麦克弗森基于占有式个人主义的预设,以及对自然状态社会性的理解。

以上两点对麦克弗森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站在霍布斯的角度来谈的,即如果按照霍布斯本人政治理论进展的逻辑来看,麦克弗森的解释存在预设过强和过度阐释等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麦克弗森并非忠实不疑的霍布斯学者和研究者。但是,正如本文开篇所试图揭示的那样,对于麦克弗森来说,解释霍布斯并非其首要的理论关切,他所要做的是用占有式个人主义来梳理17世纪以降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史,从中找到自由主义所具有的优势和缺陷,并为当下的民主理论找到新的可能性。在理解了麦克弗森对霍布斯所做的“六经注我”式的解释之后,站在霍布斯文本的立场对麦克弗森解释的细节错误进行批评的意义并不大,毕竟霍布斯只是麦克弗森本人政治理论构建过程中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将目光更多地投向其晚年对自由民主理论正面的修正上。

尽管麦克弗森不能被完全视为忠实不疑的霍布斯学者,但是并不表示他对霍布斯的理解是非常肤浅的。事实恰恰相反,麦克弗森对霍布斯思想的把握是非常深刻的,他对霍布斯的关键性“误读”实际上是看到了霍布斯政治逻辑难以逾越的困难。在这些关键性的地方,麦克弗森有意采取了一种符合他自己理论建构的解释路径。麦克弗森对这些问题的揭示,对于帮助我们重新理解霍布斯和现代政治哲学的内在理路富有启发性。在笔者看来,麦克弗森为我们揭示了三条值得认真对待和继续阐发的线索。

第一,麦克弗森正确地把握到霍布斯政治哲学中自然科学与社会性分析的缝隙,即从纯粹的唯物主义机械论理解的人性是很难自然过渡到后来对自然状态和战争状态的讨论的。用霍布斯的话说,关于公民和国家的研究一方面是其哲学体系的第三部分,另一方面也可以撇开前两部分(第一哲学和物理学、论人)而单独写就。虽然霍布斯在《论公民》中采取的是后一种方法,而在《利维坦》中采取的是前一种方法,但是通过哲学把握的人性与通过观察人而获得的人性结论之间存在着张力。在其背后,进一步的理论命题是:第一哲学和人文主义的洞见在霍布斯政治哲学中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麦克弗森对此给出的答案是:人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后发的社会决定的。如果这一解释难以成立的话,那么重新梳理和把握霍布斯政治理论中的自然哲学要素和人文主义元素就是非常必要的。在20世纪对霍布斯的解释中,施特劳斯对霍布斯人文主义的面相做了较多的阐释,但是霍布斯自然哲学与政治哲学的关系仍然有待深入发掘。

第二条线索是麦克弗森对市场社会的平等这一重要特征的揭示,无论用市场社会来解释平等是否成立,麦克弗森确实揭示出现代政治与传统政治的一个重要区别,即传统政治是基于等级和人的自然差别的,而在现代政治中,这种本质上的差异消失了。在麦克弗森的理论中,这一传统与现代的差别被表述为传统社会与市场社会的差异。在新的占有式市场社会中,没有对工作的权威性安排和权威性奖励;契约有着权威性的定义,并且是被强制的;每个人都理性地寻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每个人劳动的能力造就了自己的财产,并且财产是可转让的;土地和资源由个人所有,也是可转让的;有些个体想要比他们已有的更多的利益或权力;有些个体比别人拥有更多的能力、技能或财产。现代政治在决定性的意义上必须面对平等的个体,并以此为出发点发展出一套新的政治和社会组织模式。现代政治的这一特征最初是由马基雅维利系统阐发的,他在《佛罗伦萨史》中对“人民一贵族”的发现就开启了这一进程,直到19世纪,托克维尔在其《论美国的民主》中最终系统阐释了平等与民主的本性。在思想史的进程中,霍布斯通过建立主权者与每一个个体的直接联系的方式,最为形象而深刻地阐释出现代政治的本质特征,麦克弗森在这一点的理解上可谓抓住了要害。

第三条线索是对主权者性质的理解。按照麦克弗森的逻辑,霍布斯没有看到资产阶级社会统治的本质,即掌握资本和劳动力的资产阶级统治出卖劳动力的阶级,利维坦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如果我们对照20世纪另一位深受霍布斯影响的政治理论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的解释,就可以看到截然相反的结论。在施密特看来,霍布斯政治理论的一个主要工作是将国家即利维坦的道德中立化以及机械装置化,而当国家变成了一架机器之后,就不再具备任何价值属性,这将最终导致现代政治的内在困境。麦克弗森和施密特的理解差异实际上反映出两人对于现代政治和现代国家的不同理解,即现代政治和主权者背后到底有没有实质性的规定性。麦克弗森为霍布斯的现代主权者加上了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但是正如本文前面所批评的那样,麦克弗森的理论强加是颇为牵强的,因为我们所熟悉的市场社会在17世纪并非主流,也不是霍布斯这一代哲学家思考的首要命题。只是到了18世纪,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和政治经济学家们才开始系统思考现代商业社会下的政治问题。但是,麦克弗森的时空错置并不代表这一问题是没有意义的,而是恰好揭示出霍布斯机械国家的另一面。因为,按照霍布斯自身的观点来看,现代的主权者最终仍要落在自然人身上,而不能完全成为一架机器。这样一来,中立化的机械如何与带有很强自然属性的人发生关联,现代国家除了公共安全的提供之外,是否还应该以及是否有能力谈论实质性的价值问题仍是我们现代人不得不思考和面对的。

纵览20世纪的霍布斯研究,麦克弗森独具特色,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其霍布斯研究主要用意并不是针对霍布斯提出新的阐释范式,而是要将霍布斯纳入他对西方自由主义及民主理论的反思之中。综合以上讨论,我们可以说,麦克弗森的霍布斯解释为我们重新考察现代政治的发端提供了重要契机,他通过引入竞争性市场社会和占有式个人主义,为霍布斯提供了崭新的理解范式,这一理论预设过强的解读成为麦克弗森自身理论构建的重要起点。如果回到霍布斯的政治逻辑,我们会发现,麦克弗森在市场社会的引入和新道德范式的讨论上存在着重大缺陷,但是这些阐释上存在的问题是霍布斯自身思想内部所包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所导致的。透过这些明显带有麦克弗森个人特征的阐释,我们看到他对霍布斯关键议题的深刻把握能力。在这些关键点上,后来的研究者需要认真对待麦克弗森打开的阐释空间以及提供的线索,因为正如麦克弗森所言,在今天继续阅读霍布斯对于我们理解现代社会和我们自身仍是非常必要的。


①C.B.MacPherson,"Humanist Democracy and Elusive Marxism:A Response to Minogue and Svacek",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1976,Vol.9,No.3,pp.423-430.

②C.B.MacPherson,The Rise and Fall of Economic Justice and Other Paper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56.

③④⑥(21)C.B.MacPherson,"Introduction",in Thomas Hobbes,Leviathan,Penguin,1968,pp.9-12,pp.9-12,p.28,p.60.

⑤(23)(26)[英]霍布斯:《论公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11、7-8页。

⑦⑩(12)(16)(17)(18)(19)(24)(25)C B.MacPherson,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Oxford:Clarendon Press,1962,p.77,p.18,p.22,p.38,p.38,p.38,p.39,p.48,p.79.

⑧⑨(13)(14)(15)(20)(22)(27)[英]霍布斯:《利维坦》,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2、72、93-94、64、64、269、115、97-98页。

(11)[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因与基础》,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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