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恒:一个老三届人改革开放前后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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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恒  

这是我写《四十自述》的文章后半部分,正好是改革开放开始的前后。文章虽然是写个人“黄金时代”的经历,但对如何看今天我们社会的“变”和“不变”,应该如何去走“下一步”,都是有启发的。全文基本没有修改。


在实习工厂里


从中学出来被分配去的厂子属于地方,当时工厂都是国家的,但有中央和地方的区别,而地方又有省、市、区、街道的区别。属中央的厂子地方不能掌握其产品,为了能保证地方工厂对铝的需求,所以建了我去的这个省级铝厂。当时工厂还在基建,但工人招了不少。记得当时用一个小三轮卡车,有一个其貌不扬的人事干部把我们几个铁路子弟连同简单的行李拉到了接近西固的一个村庄附近。厂子大部分职工都临时聚集在这里,租用了一些房屋,没有生产,暂时以搞运动为主。当时的政治空气是“青年学生要和工农相结合”,在我心中是压着一块石头走进社会的,觉得念过几年书有点文化的人比大老粗低一头。这种沮丧的心情多少也影响了我的一生。当初一起进工厂的学生中,我是上学比较多的,在填写进厂人事表格时,有一栏是“有何特长”,我没有能大胆介绍自己爱好无线电活动,而是什么都没有填,完全让命运摆布着,于是被分配当上了一名“电解工”。当时如果能填上这一特点,很可能当上自己心目中的电工,也许会完全改变我的一生。


在那临时住所住了一个月后,过了春节,我们这些学徒工就到了西固区一所中央企业厂子去实习。西固区是一个工业区,到处都是管道,有不少很高的烟筒,有点着火像火炬一样的;也有冒黄红色有毒气体的。更多的是普通烧煤的烟筒。快到西固区是药厂,大概主要生产制药的原料,散发着一股骚狐狸的气味,而快出西固时又是一种臭鸡蛋的气味。我们住的地方是一个废弃车间改成的宿舍,走廊很拥挤,到处是黑灰,过道堆满杂物,没有自然光线,电灯昏暗的照着。大家挤在一个大房间里,五十多人睡在一张连成的通铺上。不远有一个冒着火的烟筒,晚上关上灯,房间里一闪一闪的映着火光。


宿舍离厂子有十几分钟的路,过去仅是从书本上知道炼铝的原理是用电解法,同时把电解想成是一个很先进的工业过程,不会像炼钢一样使用原始的一些工具,实际一看,是全想错了。书本上学的理论并不是脱离了实际,而是书本不可能详细去讲很多细节,遇到实际问题是还需要去多想想。生产电解铝肯定要追求产量,而产量是直接和电流成正比,就必须有强大的直流电,而获得直流电要靠对交流电的整流,当时使用的是比较原始的汞蒸汽整流法,而大量汞的使用不可避免使整流所和其周围的空气有所污染。强大电流使电解质和铝能镕解,使电解得以进行,但也使车间温度升高。铝在阴极析出,而在阳极析出氧气,氧气使阳极氧化,为了铝的纯度,是不能使用金属去做阳极,而是用碳来做阳极。


阳极析出氧气,又有温度,碳很快氧化成二氧化碳散布在车间。为了使阳极连续工作,巨大的阳极接近熔盐的下部是坚固的碳电极,而中上部使用铝皮围住的半融化含丰富碳的“沥青”,再上面是新加入将受热融化的“阳极块”,就这样下面消耗着,上面添加着,日夜不停的生产。这种阳极的自培烧过程使车间里黑烟四冒,尤其早上十点左右,重新换接通电阳极棒,将快接近熔盐的铁质旧阳极棒拔出,此时车间真是黑烟笼罩。炼铝的主要原料氧化铝是一种白色的粉状物,车间到处落满了这种粉尘。氧化铝熔点很高,为了能在几百度熔解必须借助一种叫冰晶石的氟化盐,这样空气中又有了含氟的气体。


强大的电流,近千度的高温,使“池子”电解熔液很不“老实”,腐蚀熔解着四周的碳素砖,一旦碳素衬被腐蚀完了,最外面就是钢板壳,而这用钢板做成的电解槽两边都是铝板拼接起来的“输电线”,一旦腐蚀透钢板,发生“漏炉”,是很危险的。所以在正常生产中要多加一点氧化铝,用半熔的氧化铝“糊”在四周的碳素上,就像有意让稀饭中出现锅巴一样。但也不能过多,否则沉淀在底部,使电阻增大,阻挡了电流的通路,造成局部过热,侧部就更容易损坏。铝金属就在这槽底不断析出,火红的电解液微微翻腾着,最上面是用半熔的氧化铝结成的壳子,用来保持槽中的温度,阳极附近有大量气体生成,在这层壳上一定要留有“火眼”,使气体有逸出的通道。“火眼”被堵,很容易使槽内压力增加而出危险。


电解液中的氧化铝含量过低,会造成阳极底部附着气体,使电阻骤然增加,电解槽都是串联起来的,这里电阻一大,电压会增加到二十来伏,大大高于平常的几伏电压。但几万安培的电流使电解槽发出闪电般的蓝光,并伴有响声,此时工人们会奋不顾身打破结壳,加入氧化铝,搅动一下电解液,用底部的铝水来造成“短路”,使电解恢复正常。我们最正常情况下的工作,就是每个班把上面结壳打开添些氧化铝后再重新盖好,如果是早班,还要协助出铝工用虹吸办法把铝水吸出来,去铸成铝锭,每个槽子两三天才出一次铝。每个工人要照看四台电解槽子,平常就是巡视一下,看看有没有“火眼”被堵上,或是处理一下各种事故。电解工是六个小时一班,正常时这些活只用一个小时就干完了,其余就是围坐在一起“吹牛”。我们的工作环境是很差的,整个车间充满粉尘、烟雾、有害气体。车间里是一个个“火炉”,同时又四面跑着风。车间在一个十分高的大烟筒底下,也设计有排风扇,但很少用,偶尔打开,更是烟尘四起。车间外面到处是废弃的工具、废的原料。甚至大小便的痕迹。按要求是不能外出休息,但车间里恶劣的环境使大家都在门口休息。用破席子和废工具搭起个凉棚。工作用得最多的是铁锨,其它的工具也都是用钢筋焊成的。


当上一名工人才去掉了对工厂的幻想,体验到中国工人的劳动。每天上班前先到更衣室换上用粗帆布制成的白工作服,带上围裙、套袖、披肩帽、面罩、厚厚的口罩。手上带着十几层碎布缝制的“手闷子”,脚上穿着厚底的毡靴,样子很像宣传画上的炼钢工人。所以穿戴这样多,是在打开氧化铝硬壳时,火红灼热的电解液就完全暴露了,热量直接辐射出来,沸腾的电解液也可能飞溅出来,我们就在旁边抓紧加原料,重新制作出“壳”盖好电解槽。时间长了,围裙、套袖都会烤黄、靠焦,铁工具都很烫,赤手是不能干活的。正常生产时常有一种事故发生,就是为了提高电流效率,常使电解液高于槽边,相当于用氧化铝当“泥”,筑成“堤坝”将电解液“水”围在池子里。当电流增大,或是电解液中氧化铝太少时,电解液会腐蚀穿“堤坝”而漫出来,有时甚至流到沥青地面的过道上,引起火焰,如果是在夜间,一片火光,真还有点壮观。但此时的电解工们会奋不顾身去堵“堤”,真是赴汤蹈火,衣服常被烤焦,带的有机玻璃面罩变软。每次在电解槽前工作十几分钟,炙热,厚厚的口罩使人汗流浃背。几天不洗工作服,汗水和灰尘附着在厚厚的帆布工作服上,穿在身上像是冰冷的“盔甲”。


下班后,大家迅速跑向洗澡堂,在充满浓烈汗臭味的更衣室脱下工作服,跑向大池洗澡。一池水洗不了几个人,就飘满了肥皂沫,成了浑浊的水。水真是伟大,自己虽然已经污浊了,但仍然洗涤着疲惫的工人,动作慢的人,只能在这样的水中洗洗身体,粗看上去又恢复了干净。换上自己的衣服,拿上饭盒,下班了。当时有个顺口溜说电解工:“黑手黑脸黑脖子,腰里夹个饭盒子。”人的适应能力真强,我们这批年轻学生也很开适应了这种生活。开始的时候我动作笨拙、胆怯,常引起师傅的嘲笑。那是一个东北人,很高的个子,也有文化,我们的到来,使他感到自己是个工人阶级,要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我的身体还是可以的,很快动作也就熟练了,可以抓紧干完工作,出去透透风。


电解车间很少有女性,个别女工只是来很短时间,取下化验的样本。电解工们也就不用顾忌什么了,都在厂房外随地大小便,赤身裸体穿着工作服。休息时,大家大口喝着茶,或是吃冰棍,谈谈女人。几个五八年就参加工作的“老工人”在一起追忆奖金是多少多少。每个生产小组都挂着毛主席像,但也同样在烟熏火烤中。下班前,几个穿着破衣服,只有嘴边和眼圈还干净的“工人阶级”站在像前兴奋的喊着“敬祝万寿无疆”,而后就向澡堂跑去。电解槽一次启动后是不能停电的,电解工的工作是无春夏秋冬,无黑天白天,无节假日。每天四个班轮换,一个班休息,这样是每天6小时十足上班,每五天有一个休息日。而每四个休息日又要去加一个班,做点扫除卫生的工作,碰上清理地沟,比上正常班累多了,也更脏,灰尘更大。


电解工的工资在学徒期间高于学其它工种的,每月有38元,每上一个班有0.45元的高温保健费,夜班有0.3元的夜班费,这样加起来每月有50元的收入。其它工种学徒时每月24元,正式工作时,多数是二级工,每月是48元左右,我刚工作就有这样收入还是不错的。有固定工资,有休息,这对一个农民来讲是有诱惑力的,在电解工中,不少是能吃苦耐劳的农民合同工。他们和真正的产业工人一起,用自己的健康,用汗水,用很快衰老的容颜,换来一车车银白色的铝锭,也换来一点点仅够温饱的工资。在这个工厂实习近半年后,就回到了自己的厂子,这批农民合同工也不知后来的结果怎样。


在一个省属工厂


因为我们厂子产生有害气体,不能在城里,就建在市郊的山沟里,那里山势不太陡,略加平整就修建了厂房、宿舍和办公楼。国家办企业从没有长远打算,而是看上级能拨下来多少资金,钱少小办,钱多大办。同时要看当时吹什么“政治风”,我们这个工厂就是在“发展地方工业,发扬艰苦奋斗精神”的口号下建起来的属于省冶金厅的厂子。厂子设计的生产工艺就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是最简陋的。电解槽被称为“土槽子”,六个才能抵得上我实习工厂的一个,也就是讲只要把兰州铝厂的槽子略增加几个,就可以完全省掉我们整个工厂。多年的政治课上都是在强调计划经济优于市场经济,我也深信国家管理的工矿企业可以取得最好的经济效益,而实际情况是让我感到理论和实际相差太远了。


工厂建设得很慢,本厂的职工和负责施工的单位职工一起工作,而我们这些电解工主要就是打杂,没有什么具体工作。当时还是文革期间,学习是不可少的,形势不紧张,也就是读读报纸后就散掉了。不少人就趁此机会进城回家。我除去休息日很少回去,这个习惯几乎在我身上是根深蒂固的。认为在路上是一种时间的浪费,又要花车费,时间应该属于工作、学习或是锻炼身体(实际中我的大部分空闲时间都用去玩了)。记得一次运来不少氧化铝,喇叭大喊着让人们去卸车,普通职工们都不理会,而我去了,和一些大小领导们一起卸了很长时间车,现在回想起来真不知为什么。人们都很会谋私利,而我去坦诚对待一切,耽误掉自己的时间,而又不知要得到什么。这种战战兢兢的生活态度引起心理的不平衡,而产生一种失落感。


厂子在我们回去后三个多月就开始边继续建设边投产,这个厂的历史让我看到了一个国营企业诞生和发展的过程。国营企业理论上是高度计划性的,但在实际中完全是走一步看一步,从上面要到多少钱,就办多少事。明天换个领导,虽不是直接反对前任,但为显示自己功绩,就另搞一套。办企业,搞建设,不如说是怎样把钱从国家财政上“花掉”,全然不用考虑经济规律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常常为了地方一些官僚的利益,不惜浪费资金,采用落后低效的生产手段。我们厂子所在地市属黄土斜坡,土质很松,不适宜廉价建造厂房,但在艰苦奋斗的口号下,厂房建起来了,还没有投产就出现裂缝,有些甚至盖好不久就推倒重建。地方财力不足,提倡土洋结合,于是建的电解槽电流强度很小,电能的利用率也很低。厂子离开了铁路,运输上汽车就显得很重要,无形中又加大了产品的成本。工厂就这样拆了盖,盖了拆;停一段,生产一段;缓慢发展着。职工人数不断增加,除去炼铝,又增加了生产铝线原材。设备是大厂淘汰下来的,生产没多久就又改换了。


这种小槽子的污染比所实习的工厂轻多了,尤其是半停产状态时,厂房显得很冷清。上班很快干完活之后,就坐在地上“吹牛”。上夜班就偷着在槽旁睡觉,像是睡热炕一样。冬天有时气温很低,就找一件破棉袄盖在身上,冷风在上面吹着。情景就像是电影上所表现的一个无家可归最贫穷的流浪汉。简陋的设备也常带来一些麻烦,设备不能正常使用,就人工代替。例如出铝时,真空泵坏了,就用大铁勺从槽子底部舀铝水出来。站在沸腾的电解池边上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下班后,遇到上水坏了,或是锅炉坏了,常洗不上热水澡,就用冷水洗,想起来当时身体还真不错,火热的青春就这样浪费着。


荒唐的岁月有很多荒唐的事情,当是为了响应毛的“深挖洞”的指示,厂子就让车间自己去挖“防空洞”。我们厂子随便纵深走两步就到了荒山沟里,车间便让我们用铁锨去挖,挖成的“洞”不要说抗炸了,就是平静时也往下掉土,但也算是执行了“最高指示”。


由于工作是集中干的,虽然是每天8小时,但空余时间还是不少,除去班组组织的念报纸的“学习”外,我主要是看书、打乒乓球和下围棋。围棋是在刚回厂子不久学会的,学会后很快就迷上了这种神奇的游戏,并且下了很长时间的象棋几乎都不下了。当时业余时间的生活是很枯燥的,在厂里可以和一帮年轻人玩,回到家之后就没有什么事情可干。电影很少,但那时却是我看电影最积极的时期,买不上票,就到电影院门口去“钓鱼”(等退票)。厂里自备有放映机,常放电影,但如果是大家爱看的片子,则常常要等到电影院放完再拉到厂里放映,这样开演就到十一、二点了,一次甚至到二、三点才看上。最让我沮丧的一件事是看内部电影,当时有一些日本、美国和苏联的战争题材的影片内部上演,只有干部身份的才能看上,工人没有权利看。记得当时有日本的《啊!海军》、《山本五十六》,苏联的《解放》,美国的《中途岛之战》等等。后来形势宽松点,补看了几部,现在回想一下,还是对没看上的感到惋惜。


在七十年代初(大概是72年)图书馆开始接待读者,我知道后第一批办上了借书证,从此我和省图书馆的关系几乎没有中断过,借书证也几乎没有停止过使用。(现在我还有借书证,每月都去借五本书来看,但都是随便翻翻,有些看下内容提要就还掉了)最初一次借两本,半月期限。一本文学方面的,一本自然科学方面的。当时文学类书基本上是借鲁迅的著作,另一本借科普方面的,医学方面的也借过不少。记得一次将借来的大学电工课本带到车间去读,不小心给弄脏了,除去这一次,从没有将借的书丢失或损坏,可以讲是一个忠实的读者。休息日没事可干,就在图书馆的阅览室泡上多半天,在那里有时可看到一些借不到的“好”书。现在回想一下,借过的书总有上千册吧。有句话讲“天道酬勤”,大概是我的记忆力太差,勤奋而收获太低。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思想是很茫然的,不知干什么好,借的书很多就是走马观花浏览一下,真正留下深刻印象的为数甚少。一个人很好的黄金时代,就这样不知不觉荒废掉了。


在七十年代初,文革运动还延续着,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具体打、反什么也记不得了。厂子里有些工人出身不太好,或是有“前科”,如搞过“黑市交易”,就可能被揪出来,甚至还成立了专政队伍,来监视这些人。我们这些青年学生此时比“老职工”“历史”简单得多,从校门直接进了工厂门,又受到过系统的“教育”,当时不少出身好的学生都成了厂里运动的骨干。但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危险正悄悄来到我的身上。平时我看点书,常把一些内容简单摘抄在一个本子上,有时也简单写一点日记,因为我还是谨慎的,所写所记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但就是如此,也被一些试图在运动中表功的“同学”拿了去,被说成是“反动日记”。当我知道时,这个本子已经在运动办公室了,专案人员找我谈话,讲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情调,让我回去好好学毛选,改造思想,随后将本子还给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抄下来的毛主席在年轻时代所写一篇号召闹革命的檄文中的几句,“……鬼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地主不要怕”前面经常引用,后面几句我发现后就抄在本子上,这被指责为“煽动资本家、地主不要害怕”。这真让我体会到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也让我出了一身冷汗。从运动办公室出来后,惊魂不定,回到家中匆匆找出文革中写的一些日记给烧了,并主动写了一篇检查交给了班组长,但这个班组长是真正的工人,并不理会这些,关于此事也就再没有下文。事后不少同宿舍人向我表白是怎么回事,我没计较这些,我的宽容态度常得到同伴、同事们的赞许。现在回想起来,我也是太承受不了事了,烧掉的日记也太可惜了。记得当时有一个上海知青被批斗,在会上一句话不讲,也不回答任何问题,每次批斗好像都是他获胜。(这些上海知青后来大都设法调回了江南,或回沪养老)


一次人生转折


在我干了五年炉前工之后,一件突然的事件改变了我的工作。一次我用工具打在半融化的氧化铝结壳上,就像榔头打在稀泥上,一小块半熔的氧化铝飞溅起来,正好打入我的左眼,眼皮很快把它夹住,当时手很脏,疼痛不知让我怎么办,同伴们很快把我用汽车送到西固区医院,医院草草看了一下后,又把我转送到省人民医院。当时我也不知伤得有多重,剧烈疼痛过后,使我感到极度的饥饿和口渴。后找来镜子一看,眼睛肿得很大,但觉得感到视力还可以,有些庆幸。在我出事前不久,厂里一个年轻人因为铁水溅起,正好烫伤眼球,致使该眼完全失明。我的眼经过治疗,主要是注射抗菌素,肿很快消去了,但眼睑和部分结膜很长时间不见好,医生担心睑球粘连,经常用小玻璃棍拨动,结果还是发生了粘连,眼球转动不是很灵活。由于角膜也受了点伤,极小的结疤也使眼球曲率不好,视力还是受到伤害,外观不注意看不太明显。这是我26岁的时候,这个打击使我原本脆弱的心里更增加悲剧色彩,尤其在选择对象上。在省人民医院住两个多月后出院,住这样长主要是治疗中又发现眼底有出血,自己没有什么感觉,而是通过眼底镜看出来,于是又打了一段时间的抗菌素。


当时眼球与眼睑有点粘连,但眼球也可以活动,问过不少医生,都讲没有太好办法。厂里有不少上海的“知青”,是各类中专中技的学生。有几个关系比较好的就怂恿我去上海治疗,其中一位就给我搭上线,使我能办好手续去上海医院继续治疗眼伤,这位上海同事也就伴陪我一同去了上海。


上海市我国受西方影响最深的一座城市,在经济上当时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去上海看病时间并不多,使我有了一个了解上海的机会。我当时良心的驱使,对花公家的钱是很仔细的,外出多是步行,旅馆住最便宜的,一半时间是住大厅的走廊,每天七角;一半时间是住一个小旅馆,每天一元。这世上我想和我一样的“傻瓜”不会只我一个。


在上海五个多月的时间里,让我感到上海在全国来讲是最好的地方了。很多人对上海人带有偏见,认为上海人狡猾、小气。地方是否会决定一个人呢?这只能从总体上看,不可能绝对看问题。江浙一带的人相对而言,有比较高的文化素质,更崇尚知识和技能,他们追求钱财,但也能刻苦工作。他们小气、刻薄,看不起穷人,但有交换意识,也能尊重别人的钱财。尤其在献媚当权者,靠对自己人也落井下石去获名利上,要比北方人少一点。他们这些优点无疑是文化比较发达,较早接受西方文化的结果。所以上海在建设等方面当时明显优于其它地方。上海人也确实存在歧视外地人、北方人的一面。仔细想想,歧视外乡人大约是全人类的通病,能够坚持真正平等待人的,大概只能在虔诚的宗教信徒中去寻找。


在上海除去逛大街小巷之外,还去书店和上海市图书馆看书,上海有的书店开设一个角落,让人们免费看书。上海图书馆是上海著名的建筑,在市中心的人民公园(旧社会称“跑马厅”)。这里借书几乎对所有人开放,但只能当日还。我这个外地人去借书看,服务员感到有些奇怪。为了给朋友买书,我几乎逛遍了上海旧书店。我把开列好的旧电子技术方面的书名单交给售货员,他们很认真给我寻找,现在想起来,也是遇到的少有的良好服务。


在上海我逛主要街道都是步行,南京路从外滩到静安寺;淮海路全程,都多次去过。一次甚至从西南角徐家汇走到了外滩。上海道路十分好认,成“井”字型,多是南北或东西路。外滩风景很好,黄浦江水有些发黄,一股水腥味。苏州河的污染是令人吃惊的,水色发黑,几乎有点是臭水了。河上漂着一串串的船队。我还很有兴趣找到了中共一大会址,是一座漂亮的西式家庭小楼。几个月的生活使我感到,上海的繁荣是和殖民分不开的,西方治理城市、建造城市都比较合理,就是六、七十年代里的上海高层建筑也都是四十年代以前的建筑,而当时依然在全国保持领先地位。老解放区的干部到了上海也或多或少接受了西方管理城市的经验,整个城市不同于内地。上海普通居民住宅之拥挤真让我感到吃惊,厨房几家伙用,光线极差,住房几代人挤在一间房里,一片片的住宅都是三十年代老样子,整个城市的空间利用几乎到了极限。


在上海期间,我抽空去了苏州和杭州,江南之风景优美并非虚传,但给人的是纤小和细致的“美”。


看眼睛的最后结果是在上海新华医院动手术,眼球和眼睑粘连分开了一点,除此毫无收获。眼伤使左下角长期发红,但对生活和工作并没有太大妨碍,厂里并没有督促上班,但我还是要求上班,并希望能调换一个工作。实际上这个要求很容易的到,结果使我陷入极度的犹豫之中。一位有资格的老电工希望我干电工,和他一起干;同时厂里让我去当教师。我犹豫几天后,选择了当教师的路。觉得当教师有学习更多知识的机会,同时也觉得自己不擅长去干登高的工作,应避免一些危险。现在看来是选择错了,应该坚持我从小立下的从事技术工作的志向,去钻研电工技术,这也许会给我带来和今天不一样的人生。人很难能有机会选择,也许放掉这个选择会对人的一生产生很大影响。此时不是多考虑一下的时候,而是应该坚定地去追求自己的目标,而我仍然不由自主地随着命运安排好的路去走。(人生难料,所走的路是不可选择的,可以讲不存在“实验”,现在看来也谈不上当初选择是好是坏)


最初的教学工作


在厂子弟学校当教师,主要是当“保姆”,而对文化知识的传授只是要求有人去讲一下。整个学校才有十几个教工,但领导就有好几个,学校有书记、校长,甚至还有工宣队。几个领导是很平庸的,文化低,没有组织能力,一些很简单的事情也做不好。工宣队的两名工人是技术比较差的,车间无法安排。但这样的人可以当领导,凭什么呢?他们的优点就是唠唠叨叨,不停地念报纸,而不去做任何思考。能反复强调阶级斗争,向上表示自己的忠心。说得多了,别人就只好将他们看成政策的解释者,也就当成了领导。


学校当时有一个老知识分子,是个中年妇女,其丈夫是留美生,在师大当教授,不幸在农场劳动下黄河游泳淹死,我后来还去过出事的黄河边,也在那里劳动过。丈夫死后,她只好出来参加了工作,她这样的人和这些领导发生争执是自然的,有时争吵很激烈。校领导、工宣队还组织对她的批判,但结果是不了了之。最后罚她在这样一个厂办学校的校办工厂去“劳动”,后来不慎将手指让冲床切掉一截,就此休息去了。她对我比较有好感,常常对我什么都谈,但我并不是很热情,只是当作一般的同事。现在想想,这样的家庭背景,应该在别人困难时伸出热情之手。在那种政治环境下,只想避之,当然也就不会有朋友。我在学校,由于知识面比较广,常委以“重任”,算术、语文、物理、化学都教过,甚至还有体育。我对领导和普通教师都一个态度,也得到同事们的好感。


当上教师,马上就从“领导阶级”的位置跌到“接受再教育”的位置。一段时间还返回去当工人,讲要和工人阶级打成一片。但这常常也成了领导们排除异己的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我也趁机借口学工,去电工车间转了一个多月,成了我难得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机会,学习了一点实际的动手能力。


转眼到了1976年,毛去世了,这是我在学校听到的消息,当时政治空气骤然紧张起来,我意识到一个时代要结束了。在开追悼会时,除少数代表去市中心广场参加省市举行的大会外,其余职工都在厂礼堂临时搭的灵堂开会。久站不动比活动着更耗体力,虽然追悼会开的时间并不长,但不少人脸色蜡黄而站立不住。这当然也可能与礼堂人多,空气混浊有关。听讲在广场开会也有不少人站立不住,这也说明中国人体质基础还是差一点。我因为个高,在会场最后面站,背可以靠在墙上,没有站不住的感觉。


七六年发生唐山地震,一时人们对预测地震很感兴趣。普通单位是没有什么仪器的,于是靠走“政治”路线,用“土法上马”、“群策群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等豪言壮语来满足普通人的心理需求,来搪塞上级领导。一时间各处都要求安装预报地震的装置,学校也让我来搞一个,还去市里不少学校的“预测站”参观。真不知如何评价这些东西,时间是最好的“裁判”,今天这些早不知到哪里去了。或许有一天某个大城市发生了地震,又会想到,也许会再次重复。


大学在文化大革命的头几年是完全停办的,这种情况古今中外从没有过,就是八年抗战最危急之时也没有忘记办学。毛可能也认为不妥,就只好讲,不是不办,而是说理工科要办;后来又补充说,不是说文科不办。在这样的情况下,各大学开始招生,但条件降为初中毕业就可以,也不用参加考试,主要是作为对广大青年忠于毛的奖赏。厂里每年都有两三个名额,我自己深知不会得到领导的赏识,“家门”也不是很“红”,但每年都去报名,同时也从没抱什么希望,这样毫无效用的报名有五年之久。这种明知不行,还要去试一下的做法是和我办事习惯于半途而废分不开的。这种招生办法使不少大学里的有识之士感到不行,有一年就决定要考一下,强调了些文化知识的重要。在这种形势下,厂里不少人认为我应去上学,但后来出现了张铁生的事件,一切又回到老样子。


一九七六年随着“四人帮”的垮台,政治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到处平反冤假错案,否定十年,也想到了我们这批被耽误了的“老三届”。破例放宽了上大学的年龄,并恢复了考试的招生办法。这些决定当时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街头巷尾都在谈论大学招生。七七年的招生拖到了年底,在十二月举行了十年后的首次高考,当时报考和录取的人数比大约是五十比一。我在当时又一次暴露了我的弱点,信心不足,没有认真去准备。错误认为年纪大的只能被师范录取,对分数的重要性也估计不足,这样就又一次错过慎重选择的机会。实际上当时虽然报考者众,但十年不只耽误了我们“老三届”,而是整整一代人,相当多的人一考即“溃”,凭成绩录取我是绰绰有余的。全厂参加报考的人很多,但被录取的只有我和另外一个老三届的同学。


在七七年还有一件事,就是在十年不提升工资后首次普调工资。当时我们这批人大约有40%的人可以被提升。我在经济上不是太紧张,也不愿为此去争,抱着有意无意的态度,但后来还是被提级了。其原因我想是当时首次实行评选的办法,人们还能注意公平,有按劳取酬的意识。这样我就以每月领取三级工的工资而在七八年春天进入了师范大学。


我的大学生活


进入的大学,如果在十年前一定是感到比较懊丧的,但当时我已经近30岁了,能有机会上学,真感到十分满意。住在八个人一间的宿舍里,每日吃食堂的大锅饭,没有感到生活的不适应和艰苦。希望能学到一点知识,了却我渴望进入高等学府,追求知识的夙愿。我努力做到和二十岁的小伙子一样来学习,但愿望终归只能是愿望,毕竟年岁不小了。古人云“三十不学艺”,而我正是这个时期。


我入学后不久进行的一次数学测验中,几乎的到了满分,我高考成绩中也是数学和语文成绩比较突出。我过去自学的一点高等数学知识和一点点英语基础,使我在最初的学习中比较轻松,加上我坚定的学习态度,很快得到同学们的好感,被选为班干部。但不久,我对大学的教育环境有更了多的认识,办大学的理念相当多是延续苏联的教育方式,不重视实际,不讲效率。物理作为一门理性的自然科学,是一门难度较高的学科,比较抽象、深奥,是不适宜停止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学习而再来学习的,它的精华不是一般人所能了解和学会的。作为已经三十岁的人来讲,专心学习已经不太可能,尤其对我这样意志比较薄弱的人来讲更是如此。所以我在三、四年级时首先感到了学习上的吃力,从理解和记忆上都不乐观。这时我虽然人在学校,每日也照常上课,但经常心猿意马。几次考试仅仅刚及格,更增加了我的懊丧心情。这些思虑完全是多余的,学习上困难并不是我一个人有,而是大多数。今后工作也用不到这样多的知识,没有必要把学习看得太重,要是研究一下应付考试的“学问”倒是有实际意义的。应该把一些小事情做好,来继续“显示”自己,但我犯着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愿做的老毛病。


对于身体的锻炼我从没有放松过,当工人时休息时间不固定,锻炼也就是偶尔打打乒乓球,或去厂里附近的荒山上转转。在大学里我几乎是非常遵守作息时间的,每日起床后,在操场跑三圈,在校食堂买点玉米粥和二两馒头(中午吃六两,晚上四两)。回宿舍后,冷水洗脸后去上课。上体育课时,虽然体育老师比我年轻,但我还是认真做着各种动作,有时认真得让人发笑。出力的运动我可以很好完成,但对有技巧性的完成就很差。这也如同我的为人处事吧!在大学毕业时,我试着在操场进行“告别”跑步,大约一口气跑了六千多米,最后只是感到腿部肌肉有些不适。认真对待身体,也得到好的结果。从走上工作岗位,我从没因病缺勤过,有点小病不吃药就“抗”过去了,除去眼伤原因没有使用过抗生素针剂。(不怕锻炼的劳累,也从不惜自己的体力,可能也是我过早显得衰老的原因,真是少年不知困乏)


在大学有两次集中的体力劳动,一次是去校农场劳动,一次是在校挖防空洞。这些工作都是文革时期教育手段的延续,劳动锻炼是为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或是警戒知识分子不要“越轨”,提出要落实国家“深挖洞、广积粮”的战略方针。在这方面是不用考虑经济“账”的,挖防空洞是直接浪费财物、人力,而学校办农场更是“高投入、低产出”。当工人时,我踏实的工作态度,使我避免去挖防空洞和“拉练”(备战,而练习长途行军)。上了大学,政治“角色”转变了,成了知识分子,自然要参加这些活动。有了一段真正产业工人的历史,这些劳动并没有给我带来困难。在农场起猪粪工作比较繁重,而且比较脏,给我留下印象。挖防空洞有规定的进度,劳动强度也比较大。但除了给地下抛进去些水泥和砖石之外,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反而为今后基本建设增加些困难。


大学的同学不少是从农村来的,刚来时穿戴很差,从交谈接触中可以感觉到中国农村的落后。贫穷的环境一方面使人比较纯朴,刻苦耐劳,而另一方面使人感到见识短浅,过分重视衣食的荣耀。几年学习后,这部分人的变化最大,一反刚来的“寒酸”,一些让人感到有点自高自傲。他们当中不少人又经过几年努力,上研究生,甚至出国留洋。


在大学期间,长时期的积习无法使我仅钻在物理专业上,经常用不少时间去浏览各种报纸,关心着时事政治。同时物理学习上的困境,也是我认识到又一次的错误选择。年纪比较大了,不应当选择理论性较强的理科专业,而应当去选文科,历史或是中文,这样不仅可以发挥有社会经验的长处,同时也可以把平时所学所看的东西和专业结合起来。(今天注:也未必选错,不懂物理真是很难知道什么是“科学”,而掌握科学方法是最重要的)


在大学四年期间,也是中国政治变化比较快的几年。其间爆发了中越战争,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第一次政治民主的尝试,即出现人民代表竞选。但我很少去直接参与,除去较重的学习任务外,还有家庭责任的负担。同时过多的政治历史常识也让我比较谨慎。


上师范大学,毕业后去当中学教师,这对我来说是十分自然和应该的,认为学校要能给人以较多的学习环境,而更少一点社会上的庸俗和杂乱的人事环境。所以我对毕业分配没感到会有什么问题,但实际上无论是学校还是教育界,或是上级领导机关,同社会上其他地方一样,充斥着拉关系,走后门,结帮拉派。所谓的人事原则只不过和到处张贴的“为人民服务”一样,是让别人去看的,并不是要认真去做的。毕业时,有头脑的人都积极活动着,想方设法避免去做教中学的工作。我当了多年的学生干部,论条件是有条件去参与“活动”的。同时我的学习成绩在基础学科上是比较好的,一个教过我高等数学的老师多年之后还提到我,讲我在解析几何习题解法上有独到之处。我想去一所理想一点的中学应该是没有问题,虽然也努力了一下,但不知道干部人事制度上的诀窍,最终去了市上很普通的一所中学。(大学同学最终在中学教书的只是一小部分,大概不足20%,这实际上也反映了中国体制问题,用时髦的话讲,就是所谓的人才流失)


在市属中学工作


我去的中学是一所老学校,属市教育局管,教师属于市上的干部。其建筑设备和我所念中学差多了。教员中相当多是没有念过大学的,文化素质比想象中的差多了,这也让我明白为什么大家都不愿到中学来。只要有点能力的人只是把这里作为跳板,很快就“升迁”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留不住“人才”,一是上级管得较“死”,学校基层活力不够;二是教育经费比较少。“重视教育”、“关心下一代”都只是些口号,搞好教育工作也只能停留在纸上,空喊一下应付上级。这所学校所招收的高中生属于正好考不上大学的这一档青年,学习成绩之差让我吃惊。我在这里磨掉了最后一点锐气,有时想想,自己就如同唐吉珂德,骑着瘦马,挺着枪,向风车冲去一样,令人可笑,也令人伤感。(关于教育我看了不少理论方面的书,结合实际,隐约感到问题关键所在,这几年写了一些文章,不少观点散布其中,综合起来系统来谈教育问题,我的能力还是不够,何况这不是需要我去想的事情。这些十多年前的看法还是比较幼稚的。)


在刚大学毕业的一段时间里,政治风云变幻不定,对知识分子的作用提得越来越高,这种局面下,校领导希望我能提出入党要求。在改革浪潮的影响下,出于对社会问题的关心,我也写了入党申请书。在上大学时我就有过入党的机会,而且很可能是容易实现的,但我没有提出。我这个人在不迫不得已的时候是不会用自己的政治态度换取“食禄”的,或者讲不是随大流,而是有点“特立独行”。后来形势的变化使我对入党很谨慎,甚至决定在讨论我入党时,主动提出暂缓考虑。现在想一下,我这样一个总喜欢问“为什么”的人,进入党组织也不会发挥作用,没有必要入党,虽然在我今后的“名、利”待遇上会受一些损失。


在八五年底,一次选举人民代表,当时我第一次知道仅仅区一级的人大代表才是民众直选。分配给我们学校一个候选名额,要求是非党的知识分子,我的年龄也符合,就被提名。但和我同一选区的候选人姓王,选票上的排列是以姓氏笔划为序,我就排在第二位,投票选举后,我自然就落选了。但不知是什么原因,我估计可能是纯属偶然,我转而被提名为市人大代表的候选人。市人大代表是由区代表会上选出,候选人中至少百分之八十可当选,这样我就当上了五年一届的市人大代表,市代表大概是每五千市民中选一个,而如果选成区代表是三年一届。这样在五年里,每年可以去高级饭店吃住一个星期。对于吃喝百姓们纳税来的钱款我是有内疚的。无论是区代表还是市代表,街道(城市最基层的政府一级)也常组织活动,一次组织打着学习参观的旗号去外地旅游,我以我们学校经费紧张而推辞了。一次发了50元活动经费,我用来买了书。回忆这几年的“参政”颇有感慨,详细记述就不是个人琐事的回忆了,不可避免要谈论政治,而这绝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谈清的。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全体人民生产出来的财富,每一个人都有理由占有它,我也没有什么要自责的。


(这一段关于工作的事记录很少,大概是可谈和无奈的事太多了,不知该如何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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