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鸣 刘朝晖:中国人类学世纪回眸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49 次 更新时间:2007-09-28 06: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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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鸣   刘朝晖  

  

  如果以1903年赫胥黎《天演论》中译本在中国的问世算起,中国人类学发展到今天将近百年华诞。站在新世纪的起跑线上,对一个学科的发展作历史性的回顾,不仅能反思学科发展的成败得失,而且更重要的是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在已有的对人类学学科历史的“回顾与展望”篇中,单论文就不下50余篇,更遑论洋洋大观的学科史著述。学者们对人类学宏观的理论方法、人类学的中国实践和社会遭遇、学科史发展的分期断代,以至于各个专门化的学科发展,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剖析和反思。这些都有益于我们从各个不同的层面和角度,来了解上一世纪中国人类学走过的艰辛道路,以及它对中国社会研究所做出的可贵的贡献。笔者试图以时间为经,以人事为纬,试图建构一个长时段的分析框架,以学术思想的发展为主轴,回顾中国人类学发展的百年历史。全文分为四个部分:一、20世纪初-----20世纪50年代末:人类学的中国启蒙、实践和学术转型;二、20世纪60年代-----20世纪70年代末:作为知识的人类学的蛰伏和低度发展;三、20世纪80年代初-----21世纪初:作为学科的人类学的重建与兴盛;四、中国人类学百年审视:观点与讨论。

  

  一、20世纪初---20世纪50年代末:人类学的中国启蒙、实践与学术转型

    

  基于对中国人类学学术思想史发展脉络的理解,我们把中国人类学在20世上半期发展历史的下限确定在20世纪50年代末。20世纪早期的中国社会是近代以来变革最为激烈的时期,出于救亡图存的爱国民族主义情结,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最先自觉地接受各种西方社会思潮,意图“洋为中用”,改造中国社会,使之走上富强之路。以古典进化论作为先导的人类学理论思想就是在这种大的社会背景下进入中国社会,并逐渐为国人了解和接受。为了叙述的条理性,我们把这个时期的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又细分为三个小时段,它们分别代表了人类学在中国的启蒙、实践与学术转型。

  (1)、人类学的中国启蒙:20世纪初-----20世纪20年代末

  作为知识的人类学在中西方社会历史文献中早就存在了。我们可以从二千多年前留下来的《历史》、《日耳曼尼亚志》、《史记》、《山海经》等文献中看到“人类学知识”的历史痕迹。但我们在这里指涉的人类学,是指近代以来才发展起来的知识传统,也就是如沃勒斯坦所言的,到十九世纪才完成自己“蜕化”的作为学科的人类学(沃勒斯坦:1997:22 )。

  受生物和社会进化论的影响,19世纪人类学研究的主题就是古典进化论学说,它带有对于客观性和进步性的深切关怀,主张社会与人文类型的研究应着眼于社会理论的实证价值,能直接为社会变革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这无疑与20世纪早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求索的改良社会的思想路径是契合的,所以,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起,人类学的理论思想传人中国社会可以说是合乎逻辑的选择和进入。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的西方人类学社会学的译著在中国问世:

  英国的赫胥黎 著 严复译的《天演论》在1895年完成,1903年出版;

  德奥帝国的哈伯兰(Michael Haberland)著林纾、魏易译的《民种学》在1903年由北京大学堂馆书局印刷发行;  

  英国的斯宾塞(H. Spencer)著 严复译的《群学肄言》(又名《社会学研究》)在1903年全书由上海文明编译书局出版;

  法国的涂尔干著 许德珩译《社会学方法论》在1925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英国的威斯特马克(E. Westmarck) 著《人类婚姻史》五四运动期间在北平《晨报》连载达一年之久;

  日本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起了桥梁作用。

  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萨端 译的日本学者贺长雄的原著《族制进化论》;

  1903年马君武把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第二编《社会学引论》的日译本转译成中文;

  另外还有林楷青译 鸟居龙藏著的《人种志》、高种译 太原祈一著的《社会问题》等等;

  不难看出,这些译著主要集中在二个方面:一是为人种学和民族学著作,二是为社会进化的人类学著作,而且以后者居多。这些译著为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起了思想启蒙作用,使国人不但了解了能改造社会的人类学进化理论,而且更重要的是促使一些知识分子自发地“西学中用”,并运用这些理论思想结合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来审视中国的现实社会。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基于西方人类学思想的中国最早的人类学著作,像1903年刘师培著《中国民族志》,1906年章太炎著的《俱分进化论》,1918年陈映璜著《人类学》,192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顾寿白著的《人类学大意》等等,这些著作都开始有意识地运用已传入中国的西方人类学的理论来解析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或者说,著述的作者试图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寻求本土的概念,以理解西方的思想体系。如刘师培在《中国民族志》一书中记述了中国历史上诸民族的分布、兴衰以及同化,其中即以“物竞天择”的进化论观点来分析,强调中华民族必须自强。又比如说,严复把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Study of Sociology)翻译为《群学肄言》,就是基于中国古代荀子的思想,他说:“斯宾塞……是根据进化理论来解析人类社会和文明起源,我把这种科学称为社会群体科学,因为正如荀子所说的,人类优于动物之处就在于其形成社会群体的能力”(转自王正毅:2000:358)。在这些著述中,不难看出有些分析尽管在今天看来并不尽完美,但却十分切中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现实。

  在运用西方人类学知识分析中国现实和历史的同时,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积极思考把相关的知识系统化和制度化,进行科学的学科建设。

  1906年国学大师王国维提出,在文学科大学中,可以设经学、理学、史学、国文学和外国文学四种,其中前三科的课程都应包括社会学,史学课程中还包括人类学;

  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规程中规定:文科文学门理科动物学门设人类学课程;

  与此同时,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也相继成立人类学系或确定人类学的研究方向,出现了专门的人类学教职和教授,如:

  李济1923年应聘为南开大学的人类学教授,后转聘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担任人类学讲师;

  厦门大学1922年开设了社会学课程,不久设立了历史社会学系,到20年代末先后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博士徐声宝,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等,并有相当丰富的人类学研究成果出版;

  北京大学在蔡元培担任校长后,成立研究所,设立国学门,社会科学门等,1917年,在国学门通科(一、二年级)就开设了人类学课程,北京大学还进行了富有成果的近世歌谣的收集工作,把研究视点转向平民生活。

  另外,燕京大学、上海复旦大学、沪江大学、金陵大学等先后开设了人类学社会学的相关专业。所以,可以说从20世纪初到1927年,中国的人类学知识逐步得到了机构性的制度化,并逐步从进化论、人种学和民族学的思想启蒙转化为一个具有学科体制的知识体系(王铭铭:2000:397)。当然,更为重要的是,1928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和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立。这些区域性和全国性的专业机构的设立,为推进人类学在中国的实际研究打下了良好的组织基础和人员准备工作,把中国早期的人类学的发展推向了实践阶段。

  (2)人类学的中国实践:20世纪30年代初-----20世纪40年代末

  此处言及的人类学的中国实践,既指涉实地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又包括西方人类学理论思想的“中国化”。这二十年是中国社会发展中最为波澜壮阔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人类学早期发展的“黄金时期”。大量的各类专门化的研究机构的设立,大范围的科学的田野调查,以及许多当代仍健在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在当时动荡的社会环境中,怀着对认识和改造国家的满腔热血,脚踏实地的追求自己“科学救国”的理想,他们为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播下了燎原的“火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1928年始,新成立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和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有组织、有计划系统地开展对中国社会的调查研究;

  1928年夏,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夫妇、中山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特约编辑员容肇祖和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的助理员杨成志等受派去云南进行人类学方面的调查;

  1928年8月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遣黎光明到川边作民物学调查,同年夏,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派遣颜复礼和专任编辑员商承祖,与地质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联合组成广西科学调查团,前往广西对瑶族进行调查;

  1929年初,林惠祥受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的委派去台湾进行高山族调查;

  1929年4月末,民族学组的凌纯声和商成祖赴东北进行满---通古斯语民族的调查;

  在20世纪30年代,还有燕京大学杨懋春的山东胶县台头村调查,李景汉的定县调查,凌纯声和芮逸夫的浙闽畲族调查,刘咸、杨成志、伍锐麟、王兴瑞、江应梁等先后对海南岛的黎族调查;

  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著名的调查还有1935年费孝通、王同惠的广西大瑶山调查和江村调查;1934和1937年林耀华的黄村和义序调查,凌纯声、 逸夫等对湘西的苗族瑶族调查;陈礼颂对潮州地区村落社区和宗族的调查;陈达对闽粤社会和南洋华侨的调查;陈序经、伍锐麟、杨成志等对福建广东广西等地的蛋民调查;罗香林对广东北江等地的客家文化调查,以及有关机构的大、小凉山的彝族调查等等,不一而足。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从东南沿海转移到大西南,人类学的研究中心也随之转移到西南、西北一带,学者们仍坚持调查研究的学术风范,并形成了颇有特色的边政研究。这个时期的调查大多是在当时的中央政府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带有明显的解决现实问题的目的。比较突出的调查有:

  1938年李安宅等人到甘肃从事藏族文化的促进工作和社会人类学的实地调查,并对藏传佛教作了研究;

  1939年费孝通、张之毅等在“云南三村”调查;

  1941年许烺光的云南大理调查,大夏大学的吴泽霖、陈国钧等在贵州调查;

  1941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作组成了以凌纯声任团长的川康民族考察团,调查川康民族文化;

  1942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经济学组的助理研究员张之毅到新疆调查社会经济;

  1943年林耀华从美国学成回国,与胡良珍等到四川大小凉山彝族聚居区考察;

  抗战期间,还有李方桂、罗常培、马学良等在贵州、云南、四川等地,对侗族、水族、傣族、纳西族、彝族、独龙族等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行调查。

  这个时期的调查大多是以资料收集的形式完成的。抗战胜利后,才系统地加以整理,在此基础上,陆续发表和出版了大量的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专著,如1947年商务印书馆(上海)出版了凌纯声、芮逸夫在1941年的湘西调查成果《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林耀华1944年写就的《凉山夷家》也在这年出版,另外还有:

  1945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了费孝通等在1943、1944年云南三村的调查成果《被土地束缚的中国》;

  1948年王兴瑞的海南岛黎族调查的成果《海南岛黎人调查报告》出版;

  1948年江应梁的云南调查成果结成研究文集《西南边疆民族论丛》由珠海大学印行;

  所有这些调查涉及社会文化、体质、语言、历史、考古等各个方面,留下了大量的丰富的田野调查资料,锻炼和培养了一批研究骨干,这既是一个通过调查尝试将理论与中国各民族的实际材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过程,又是一个人类学中国化的实践过程。

  (3)中国人类学的学术转型:20世纪50年代

  学术思想的演进与社会的变迁有极大的相关性,一方面可以说某一学术思想的产生发展是某一社会时段的折射,另一方面它又并不一定与社会“事件”(如政权更替,意识形态的转变等)同时发生,前者往往滞后于后者,毕竟学术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则。正是基于这点考虑,我们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到50年代末这10年看成是中国人类学的学术转型时期,并把它归入中国人类学早期发展的时间范畴之内。从学理上来看,至少有三个学术现象可以体现出其特征:

  其一,组织机构的调整。随着新兴政权的建立,原中央研究院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和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使命也宣告终结(其中有小部分的机构和人员迁台,继续从事相关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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