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革命时期，醒狮派标榜妨碍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排外主义”，暴露出其对外观念上的妥协性与反动性。对此，中国共产党以党刊为主要阵地，同醒狮派展开激烈的思想交锋。本文将这一批判视为围绕“内外”关系建构中国的思想系统，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从价值与意义层面以民族解放运动理论批判醒狮派的“一致对外”论；从本体与方法层面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批驳醒狮派的“唯心”民族性说；从功能与本质层面立足反帝反封建驳斥醒狮派的“盲目排外”观；从影响与行动层面以革命统一战线论为工具揭露“排外主义”对革命之妨害性。这一论战，显示出百年前中国共产党便有了朴素的“两个结合”与“破局”思维，即在融合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之上认知中华民族。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醒狮派 批判 民族解放 反帝反封建

一、问题的提出

晚清以降，“变局”就是影响中华民族发展与命运走向的关键词。“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亦成为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探索及领导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见证。而今，历史又到了一个新的变局时刻。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新时代党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深刻洞察世界格局变化所做出的重大判断，关系到中国共产党人何以认知“变局”、以何定位中国在 “变局”中的位置，从而以“不变”来应对不确定之“变”。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两个结合”是新时代党应对动荡“大变局”所形成的自觉的破题之法、克难之刃。从历史与逻辑的角度说，中国共产党此前亦有“两个结合”的质朴实践，下文将展开讨论的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醒狮派“排外主义”的批判就是一个鲜明例证。

关于中国共产党与醒狮派思想之争，学界早期集中于意识形态博弈，即沿历史脉络揭示中国共产党对醒狮派阶级属性的批判，强调的是政党斗争。进入20世纪后，学界视野进一步开阔，主要形成以下三种研究进路：一是从知识社会学出发，部分学者将中国共产党与醒狮派之争归结于对国家与社会关系认知的不同；二是从近现代党刊史的研究视角切入，聚焦《中国青年》文本对醒狮派的批判，着重分析恽代英、萧楚女等共产党人的政治思想，同时探究身处帝国主义时代的醒狮派在历史发展中走向末路的原因；三是从话语建构的视角出发，将对醒狮派的批判置于中国共产党“打倒帝国主义”话语权斗争的过程之中，此类研究侧重于中国共产党反帝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这些分析都有政党中心的特点，自有强大的解释力，但我们不能停留在中国共产党与醒狮派之间的紧张关系上。这一论战，在认识论上直指中国共产党如何在“变局”下认知中华民族（讨论“我是谁”），它同时涉及民族存亡之际如何处理传统中国和现代中国的关系问题（讨论“我们往何处去”）。延展开来，这一辩论在内核上表现为“两个结合”。

循此，本文依托《醒狮》《中国青年》《向导》等报刊材料，从“内外”、传统与现代等角度重新考察中国共产党与醒狮派间的思想论战。根据贝塔朗菲（Bertalanffy）的一般系统论与关系实在理论，我们将中国共产党对醒狮派“排外主义”的批判视为有破有立的中华民族思想系统，以对“内外”关系的认知为中心，建构起“价值与意义、本体与方法、功能与本质、影响与行动”四个层次的分析框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中华民族思想子系统之间存在着耦合关系，也即整体议题下的次级议题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与此同时，构成整体系统的这些要素与外界亦存在着联系。换言之，中国共产党批判“盲目排外”思潮的认知前提，是将中国置于世界民族体系的整体坐标系之中，据此重新思考民族层面的自我与“他者”间的关系，这些他者包括内部的封建主义势力（主要指各色军阀）、官僚资本主义势力，外部的帝国主义势力（向外殖民掠夺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其他民族国家。诚然，其间我者与他者的关系一定是存在对抗性的，这体现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彻底的“反帝反封建”，但研究中亦应看到二者的共生性，即同时重点关注中国共产党对内部性与外部性的来回关照与联系，在此基础上探析民族革命与世界革命的统一性如何适应于近代中国民主民族革命的现实环境。

二、价值与意义：以民族解放运动理论批判“一致对外”论

相较于五四运动爆发以来激烈的“主义之争”，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群体更多关注于中国要不要革命、革命向何处去的现实议题。围绕救亡图存的主题，各类政治力量陆续登上近代政治思想的历史舞台，而政治主张的背后隐含着不同政党的对外观念，其所秉持的价值理念正是提出思想主张的根本依据。醒狮派打出国家主义的旗帜，高喊“一致对外”，以极端排外思想攻击共产主义及其政党。新生的中国共产党首先从价值序列出发，回击醒狮派的原始“排外”观念。

（一）“排外主义”的价值论及对民族解放的不利影响

中国青年党创办的《醒狮》，其出版宣言体现出明显的“对外”色彩。他们提出“以对外应重于对内，不幸而有内乱发生有扫荡廓清之必要时，亦当以对内为手段，对外为目的”，其用意落脚于“使西人咸知救‘睡狮’已醒而不可复侮，共保国际和平”。掩藏在其强烈的危机意识与爱国情感之下的，是一种“仇外”的极端民族主义倾向。这使得中国青年党在看待他者民族之时，往往难以形成理性的认知，极易落入“排外主义”的窠臼。

一方面，从价值论层面而言，醒狮派主张国家和民族至上，否认与排斥阶级观念，鼓吹共和政体。其最高政治目标是建立政治文化共同体，爱国成为国民的最高道德属性，试图建立一个民族国家。究其本质，醒狮派国家主义者的价值内核是以国家作为基本单位的集体主义，政治愿景建立在最原始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认知根基上；共产主义者则以实现整个无产阶级的解放和建立自由人联合体为最高目标。价值观方面的根本分殊使两党走上两条截然不同的政治道路。醒狮派警惕国内的“赤化”，它首先将自身定位为“反共反俄之先觉斗士”。《醒狮》周报作为中国青年党思想输出的主阵地，据统计，其所刊载的90%左右的文章都为攻击和谩骂苏俄及中国共产党。醒狮派攻击共产主义的西方“他者”身份，将苏俄及共产党一并看作中国民族革命的“敌人”，拒斥共产主义的阶级学说，鼓吹集合全民力量，追求一种全民共和政体。

另一方面，就政治立场方面而言，醒狮派国家主义者宣称“外抗强权”，反对“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极端批评国际主义。其以醒狮“怒吼”的比喻渲染以“排外”为标志的爱国情绪，号召全体国民“共图革命”，专门提出“外抗强权”的口号来对抗中国共产党的“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在其看来，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认为列强在华政策不一，共产主义者是为实现“世界革命”，醒狮派国家主义者决不“遵苏维埃之号令”；二是认为后者有“干涉他国”之嫌，而醒狮派国家主义者但求“保护本国”。“排外主义”下的醒狮派对国内外时局形势的判断实质上是模糊而不聚焦的，这也体现在其政治取向上。醒狮派对内并不主张直接地、彻底地推翻民族民主革命的真正对象——军阀政权，在大革命后期甚至选择投靠封建军阀，来达成“消灭共产党”的政治目的。

（二）中国共产党与醒狮派围绕价值序列论战的具体表现

大革命时期，面对醒狮派持续刊文“污名化”共产主义的行径，以毛泽东、周恩来、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施存统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反应迅速，展开针锋相对的思想博弈，《向导》《中国青年》等党刊媒介成为这一论战的主要平台与话语载体。

1. 以党刊为阵地传播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高度重视理论宣传平台的搭建与载体的打造，党的二大闭幕后不久，《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陆续创办与发行。国民革命时期，党刊作为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与价值观念的宣传先锋军，主要表现为以下两大特征。第一，突显党性，坚持政治属性。“坚持党媒姓党”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意识形态建设的首要前提和保障。针对《醒狮》创办以来醒狮派的种种反苏反共思想，中国共产党人以批判为武器，高擎党性旗帜、忠于无产阶级，其中恽代英、萧楚女等人作为青年党员代表的主力战将，以词锋犀利的话语方式、简洁易懂的话语风格，使得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的传播更有力度。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中国青年》自1923年创刊以来，截至1927年共发行168期，刊发各类文章1000余篇，其中1924—1927年以直接驳斥“国家主义”或“醒狮”为题名的文章共有52篇，尤其集中在1925—1926年，从而形成思想论战的高峰期。第二，明确服务性，坚守人民立场。“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工作始终坚持的宝贵历史经验。作为中共中央的第一份机关报，《向导》在1922年创刊时便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的立场是关注最大多数中国人民所想要的是什么，即“依据全国真正的民意及政治经济的事实所要求”。为反驳醒狮派对共产主义者长期以来的攻讦，陈独秀多次在《向导》撰文，主要从理论视角阐述中国革命必须与世界革命相联系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即马克思主义者是为全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与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同时，他尖锐地指出，国家主义派作为“反革命的民族主义者”彻底沦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帮凶，使得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传播更有深度。

2.高擎民族解放运动旗帜揭露“一致对外”论的局限性

中国共产党人在进一步理解、深化与运用马克思列宁民族解放运动理论的基础上，更加明确地给出了中华民族在面对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如何“站起来”的答案，并就此同醒狮派“排外主义”进行有理有据的斗争。其一，以“全世界被压迫者一致联合反抗帝国主义”来解构醒狮派的狭隘排外观。施存统最早指出，“国家主义”的本质是最原始的、单纯的“排外主义”，他认为国家主义不管好的歹的、红的白的，只要是“非我族类”，都是“其心必异”，一概加以排斥。施存统指出，当前中国已进入“世界经济”的时代，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结成联合战线是事实，只有根据事实的战斗方略才能将中华民族从奴隶的境遇中解放出来。针对排外主义对弱小民族的压迫性，恽代英一针见血地揭露“国家主义乃是资产阶级用以愚弄人民，驱使一般压迫的工人平民，以蹂躏同运命的殖民地弱小民族的口号”。

其二，以“无产阶级团结革命力量”指出“排外主义”不能有效团结革命群体的客观事实。中国共产党人指出，醒狮派国家主义者“把士商阶级看得很重要，而很忽略农工平民的力量”，并揭露“士大夫救国论”的不合理之处。“民族解放运动决不是什么国家主义，”既然“要求全民族解放，我们自然更要注意力求那些最受压迫而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工阶级的解放”。中国共产党注意到团结农民阶级的重要性，指出“现在努力的对象不单是智识阶级，我们现在要向田间去、要向农民社会里去，要使一般农民觉醒；农民哪一天觉醒，改造的事业便是哪一天成功”。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是在融合中国革命与农民传统文化的关系基础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从事农民运动的萧楚女提出，可以利用农村传统乡俗把分散的农村组织起来进行宣传教育。他说：“中国农村中，除了每年清明祭祖，和二月二做土地会之外,简直毫无一点组织,他们既没有组织的习惯,现在一旦去要他们如何组织,必须多少仍要利用他们原有的一些乡俗,从‘俱乐部’这一类性质的组织入手。”毛泽东更是突破书斋里“革命”的思想桎梏,注重实践层面的积累。不同于以往从传统的知识背景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做法，毛泽东通过做农民运动，多次深入调研农村地区，结合实践经验掌握农民阶级的心理。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重要途径。

醒狮派囿于一种向“内”爱国的道德极端化表达，故步自封为一系列的仇“外”价值倾向与政治主张。与之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结合“内外”关系的共生性，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共产主义融合到一起，指明苏俄对于中国革命运动的帮助，认清革命的朋友、敌人，从而坚定中国革命的方向与共产党人的阶级使命与历史任务。对“内”，中国共产党体悟到阶级压迫是民族压迫的根源，“三座大山”压迫下的中国人民必将争取民族解放；对“外”，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引下，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这一行动本身能够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浪潮进行对接。

三、本体与方法：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唯心”民族性说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思潮斗争中，“主义”成功的关键在于它如何立足于传统之“本”结出现代之“花”。大革命时期，怎么去看待与应对时局之变，本质上关系到在战争革命的背景下，如何看待传统与现代的中国，这也是形塑政党的对外观念与方式的重要一环。面对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醒狮派选择从唯心史观切入，建构“中西杂糅之文化保守主义体系”，以此寻找立论的思想本体依据；中国共产党人则在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理解与阐释中华民族的“内外”之变，以唯物史观联结马克思主义的外部性与中华文明的内生性。

（一）醒狮派的“国格”精神论及其对阶级革命的反动效应

“国家压倒一切”是醒狮派“排外主义”体系中一系列主张与行为的出发点，并不断抽象上升为一种固有的民族性，即“国格”精神。醒狮派试图以“国格”联接传统与现实，实质上却是将二者割裂，乃至分裂“内外”。对一切具有不确定性的“外部他者”的排斥，使醒狮派难以完成从传统中国迈向现代中国的根本思想转变。

1. 宣扬“国性”情感说以动员民族革命

醒狮派在最初定义“国家主义”之“国家”的本体时，便肯定“不独有其实质，又复具有其灵魂”即“国性”的存在，主张国家有人格且是“一个群体的自我”。从“国耻”切入，分析“耻”从何来与“耻”有何用，将国耻视为“全国民所共感之耻”，并与“国性”直接挂钩。在他们看来，国家的意识是各个意识互相感染的结果，即必须从精神层面认识自我国家，同时不忘抨击共产党人视“国家”为“世间无此物”。“国性”是醒狮派认知中国之本体的思想根基，因此“发展国性、开扬国光”成为他们革命行动的动员工具。在思想史上，将国家拟人化与将民族情感化的单一化做法蕴藏着相当大的危险性，这一方面极其容易激起国人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另一方面极其容易使自我陷入唯心主义的危险境地之中。事实上，“排外主义”思想走向在后期也确实呈现出浓厚的唯心色彩。

2. 推崇“全民族”主导国家并反对“阶级斗争”

醒狮派宣扬全民共和政治应由全民族主导，十分反对阶级斗争学说。醒狮派多次指称：“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劳工专政，即欲以不平之方法求得其平，以阶级代阶级，以专政易专政，其结果亦徒使社会永远不平而已。”在其看来，应实现“国民合作”，阶级斗争只会“离间国民之感情，涣散国民之团结”，并断言以此革命将永不能成功。与此同时，鼓吹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攻击共产党人“不自团结本国之民众，而惟痴望他人之援助”。1926年中山舰事件使国民革命陷入政治危机，醒狮派随即煽动国内舆论“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武力铲除共产党人”。事实上，极端“反共”的政治立场并没有使醒狮派以“国格”精神带领中国人民走向革命成功的道路，相反，其排外倾向愈明显，政治主张便越极端。这也为它在1927年后期最终走向政治破产埋下思想的导火索。

（二）中国共产党以唯物史观批判“民族性”说的具体表现

中国共产党人注意到醒狮派的诸多观念只停留在口号宣传上，在以具体的革命纲领与行动来指导中国民族革命方面则是落后的，这样极容易陷入弱小民族无以革命的怪圈，最终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据此审视，醒狮派的对外观念又极可能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又一工具，呈现出本体论与方法论上的自相矛盾性。

1. 揭露醒狮派对中国历史与民族性的混淆

醒狮派以中国知识阶级自居，表示他们历来尊重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性，故而“国家”之建立只应由他们发挥才能来领导。中国共产党人首先肯定中国固有文化，随后指出传统文化亦是民族自信力的来源，但坚决反对醒狮派总拿一国的历史文化偏见，去提倡空洞与实际生活无关的爱国精神。对此，中国共产党人给的方案是，在认清现实利益关系的基础上，以民族自决权为保卫本民族利益而革命。中国共产党尖锐地指出，“与物质生活无关的爱国精神”只是统治阶级历史欺骗的结果，国家主义“既全以心理原素为基本，此等感情的激奋，若非有显明的经济利益以为之后盾，每不易持久而收效”。可见，共产党人是以经济基础为依据，从物质维度揭示出醒狮派偏于“唯心”的思想本质。

2. 强调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现实性与必要性

中国共产党坚定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有力量领导中国的民族革命，丝毫不摇动的与帝国主义为彻底的战斗”，并且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坚持无产阶级的行动主张，即“振兴自己的实业，即要修正条约，收回税权”。恽代英也精准地识别出醒狮派惯用“‘全个民族’的好听名词欺骗无产阶级，想使无产阶级眼光注意到对外，因而自甘忍受本国资产阶级的压迫，而不努力于谋自己阶级利益的争斗”。实质上，决定民族革命行动成功与否的关键不是醒狮派所鼓吹的“生之欲望”，而是因为经济是决定人类行为的最重要的原因，“国民革命也必须由经济争斗以引导一般人到政治争斗上面，对于无产阶级尤须由阶级争斗以引导之到民族解放运动”。值得一提的是，当共产党人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解释历史时，思想观念是作为意识形态来看待的，它并不强迫人们接受其抽象的价值，相反它自身已被迫成了阶级利益之表现的存在形式。于是，中国共产主义既可以赞同对部分历史遗产之内容的拒斥，而同时又能继承传统，传统文化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强大的思想资源”。

在民族主义浪潮兴起的背景下，不同于排外主义者与反传统主义者对文化遗产近乎惰性的处理方式，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共产党以一种客观的批判态度反省中国的过去，力图重建现代与传统的联系。从唯物史观出发解读，即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中国共产党主要思考的是由“传统”向“近代”（现代）的转变。实质上，中国古代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和辩证统一的哲学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在本体上具有一定的契合性。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中华文明具有包容性与开放性，通过历史唯物主义，以现实的民族和阶级利益联接中华民族的过去与未来。

四、功能与本质：立足反帝反封建批驳“盲目排外”观

历史与现实的内在逻辑表明，政党历史使命的实现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而其功能定位直接决定能否找准实现目标的方向。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积极推动国共合作，共同领导以“打倒列强，除军阀”为目标的国民革命运动。反观此时期的醒狮派，其以极端“排外主义”将西方整体视为“想象中的敌人”，并将“反共”作为“先天的使命”。

（一）“排外主义”的本质功能论及对“联俄、联共”的破坏性

区别于义和团运动对“排外主义”的再造与表达，醒狮派的“排外”因爱国的道德象征与极端的“仇俄仇共”更表现为一种“盲目排外”。从《醒狮》周报刊登的大多数文章风格来看，其多习惯性地沿用“呜呼！”“之乎者也”的八股文体来论述。笔者并非说此举便是在推崇或者捍卫绝对的封建正统思想，但至少可以从文化层面表明，作为已经历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知识分子，醒狮派在某种程度上并未实现彻底的思想解放。

1. 恐惧与“忿怒”：对西方列强的总体主张

在内忧外患交织的动乱时局与民族情感的双重激荡之下，醒狮派在看待西方他者时表现出一种“想象的恐惧与忿怒”。醒狮派指出，“强权”即“以种种压力强加于个人或者国家者是也”，并将强权细分为四种（武力侵略政策、文化侵略政策、经济侵略政策和宗教侵略之政策），故而主张应根据其对华政策的不同而分别对付，但对英国、日本要断绝各种关系，尤其需断绝与其经济上的往来，对苏俄则直接视为极大的敌人。《醒狮》专门创办“中俄问题专号”，以列举苏俄之罪证，特地炮制“新俄祸”一词，坚称苏俄宣传无产主义的真实目的只为“赤化中国”，是为行侵略之举，醒狮派将其称为“变相的帝国主义”，并对有“联俄”倾向者一律视为国贼。以恐惧与“忿怒”为主的本质判断所指，实则是一种对排外情绪的主观加工，背后对应的是醒狮派对当下时局中的国际关系与自我民族的认知不清，由此建构的由“排外主义”定位的政党功能也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混乱性。

2.鼓吹“全民革命”：对“联俄、联共”大加挞伐

醒狮派极力倡导全民合作，不仅大力反对阶级革命，同样也反对国民革命。宣扬实施“全民革命”，意指参与革命的力量包括农工商学各界，而不偏于任何阶级，并采取自下而上的革命方式。醒狮派机械地认为中国革命只是本国、本民族事宜，无关联合世界与其他民族国家，主张“凡有以压力相加之强权国家，不问其为何种制度，吾人皆当依‘民族自决’之原则，起而以武力抵抗之，此则国家主义者之天职也”。在大力抨击国民革命的基础上，醒狮派提出要走“内不妥协，外不亲善”的路线，认为应该与一切军阀断绝关系，而专力于民众之组织；对外应该与一切列强断绝关系，而不假丝毫外援。实际上，醒狮派对国家、民族、革命的去阶级化的认知是不彻底、不完全的。他们主张立足于国家却看不见国民，主张“全民革命”却看不清革命的对象是谁。这种以无具体革命对象论为基础的“内外”认知，是带有极强的笼统性且不切实际的。

（二）中国共产党把握现实国情批判醒狮派的具体内容

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社会环境中孕育并成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首先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因而继承本民族几千年历史所积累的一切优点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正所谓不破不立，中国共产党在“破”除醒狮派“排外主义”的同时，建“立”起深刻的反帝反封建的时代革命叙事。他们超越“内”“外”的边界与各自局限性，在统筹“内外”关系的基础上立足国际主义，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本土化的结合方式。

1. 揭露“排外主义”下全民革命的不彻底性

1925年末，中国共产党与醒狮派的思想论战达到最激烈的阶段。中共中央专门颁发文件强调，“我们现在对于国家主义派及国民党右派之思想上的争斗，非常重要，必须在此种争斗上得到胜利”。毛泽东评价醒狮派为“附属于帝国主义的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将国家主义归类于“反动政派”，是阻挠“为中华民族得到解放而革命”的敌人。毛泽东的这一判断是符合醒狮派阶级身份的。与此同时，他也注意到醒狮派所高喊的“为祖国而牺牲，乃无上光荣”具有很大的蒙蔽性，故而指出“这是资产阶级欺人之话，我们万不要受他们的愚弄！”“被压迫阶级起来推倒压迫阶级才有价值”。恽代英对醒狮派也有“属于资产阶级”的论断，指出“革命事业每每是被他们的互相猜疑、倾轧、好奇立异所牺牲破坏的”。中国共产党人前后对醒狮派所做出的两种属性的判断，并非冲突或者自相矛盾的。相反，这恰恰体现出醒狮派自身的革命立场具有不坚定性，呈现出左右摇摆不定的突出特征。

2.突出反帝、反封建的时代革命主题

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指出醒狮派“经济绝交说”“不合作主义”对于本国经济来说并不具有现实性，且容易使得反帝运动走入错误的道路，以至于失败。萧楚女出版书册《显微镜下之醒狮派》，系统地梳理了醒狮派言论中的逻辑相悖之处，“醒狮派相信在他们底国家主义之下，各阶级是可以本了天然的爱国本能，‘一致趋赴’去对外”，但这显然仅仅只是一种意图号令国民的道德象征，与已有的中国革命具体现实相悖。瞿秋白指出，国民革命是适应中国社会、解决实际问题的现实道路，他还特别强调：“帝国主义所最恐惧的，便是中国民族与苏联战线联合，而国家主义派所最反对的，也是这一联合战线！”。恽代英接着指出，中国解放的前途在于“顺应国际主义的潮流，联合世界革命势力，以共同打倒帝国主义”。

区别于国家主义派在处理“内外”关系时“对内趋于保守，对外极端激进”的鲜明特征，中国共产党从融合“内外”关系出发，对醒狮派“排外主义”中的“外”是否合理、“排外”是否可行进行了详实地分析。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凌厉的、针锋相对地方式批判排外主义思潮，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的是带领中国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挽救民族国家的使命任务。尤其是在五卅事件爆发后的全国民族情绪激昂的时局下，反帝反封建这一革命口号得到广泛传播，并迅速为社会大众所接受。

五、影响与行动：以革命统一战线论驳斥“妨害革命”说

将“主义”置于社会系统（环境）之中审视，能更好地认知与理解 “主义”在变局之中所产生的实际影响，以及后续指向何种行动。醒狮派在宣传强劲时期一度出现“国家主义之鼓吹甚嚣尘上，与三民主义、共产主义鼎足而三”的局势，尤其对中国青年群体形成误导。在“狂风暴雨中的中国思想界”，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地面向全国人民宣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加强对爱国青年与知识分子群体的争取。伴随着受国家主义影响的青年的觉悟及对中国革命的同情，1927年中国共产党初步迎来胜利。

（一）醒狮派的民族主义观及对青年群体的蒙蔽性

醒狮派的国家主义外层套用了民族主义这一颇具情感动员性的工具，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救国救民的时代背景与当时青年群体的爱国心理，故而在国内得以风靡一时。然而“反赤”不仅对中国思想界与群众造成了狭隘化影响，同时醒狮派也以排外主义为武器将更多的政治矛盾指向共产主义及其政党。

1. 情感层面主张极端集体主义

醒狮派以集体主义者自居，将国家主义之精神看成是“中国生死的关键”，主张“个人行为受国家的裁制”，高度强调群体、民族、国家的优先性。为了实现国家主义,他们把国家当作一种信仰，使民众产生凝聚力。同时在道德观层面，提出要培养“国人为群”的国民教育策略。但这种个体教育所重视的最终目标指向并非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是实现最高的集体利益，提倡的是国民应牺牲个人利益服务于国家利益。醒狮派的集体观体现出对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的忽视，尽管其多次抨击共产主义是为“自利主义”，但自身却正是缺乏对个体最基本的关注。忽视个体能动性的政治思想显然是不健全的。国家主义者在民族危亡之际，以民族主义展开动员固然能够得到短暂的响应与服从，但长久来看，落实在政治实践中则难以产生持久、正向与理性的影响力。

2.实践层面宣扬“安内”与“攘外”

醒狮派指出，“国家主义的政策亦不过在安内攘外而已，”即对外以求“自保”，对内以求“自强”。一方面关于“安内”，醒狮派曾以秦桧、岳飞之喻来形容当时国内的矛盾，主张用“除国贼”代替“倒军阀”的口号展开宣传。相较于五四运动时期高喊的“内惩国贼”，醒狮派则将“国贼”定义为“其行为有背于国家之公意有害于国家之生存者也”，并以此为依据分为军阀、官僚、政党、政客等十大种类，指出以上皆为国内革命的对象。可惜的是，醒狮派提出的“内除国贼”更多地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意在对“倒军阀”革命口号的否定，从而引出将共产党列为“新国贼”进行攻击的论调。另一方面，关于“攘外”，醒狮派的最终政治蓝图指向“世界大同”，这是对古代传统的“天下观”的一种延续，“而应由积有四千年历史，抚有四百兆民众拥有四万万方里，真爱和平而施行共和之中国民族，提携环境各邦，建立亚洲大共和，永享和平之幸福”。醒狮派困于“排外主义”的藩篱，这使其所构想的世界体系必然是以自我民族国家为中心，本质上未能摆脱民族主义的桎梏。

（二）现实影响语境中中国共产党批判“排外主义”的具体呈现

早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便提出现阶段的中国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的论断。这也为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具体行动提供了准确的行动判断。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积极建立基于阶级关系的革命统一战线行动叙事，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群体因此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信心。

1. 以党刊回信为主要方式警醒青年群体

大革命后期，陆续有无党派青年指出，“对于《醒狮》报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言论矛头只对准共产党而无实际对抗外权的行动”很是悲观，以恽代英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公开致信回复青年群体的疑虑，揭露醒狮派“把怎样救现在的中国反置之度外，他们绝无益于中国的革命。他们反要妨害中国的革命”，同时指出其对三民主义的混淆与对革命的危害，尤其对青年的危害：“有许多青年极易受他的欺骗……使许多有希望的青年走反革命的歧途”。恽代英指出，国家主义前后矛盾的言论与行动只为增高其在青年群众间的地位。“从国家主义觉悟过来的彭十严说，他以前完全是误于自己的成见，误于片面的宣传，误于不深切去研究。他与其他脱离国家主义关系的人一样，对于联俄、联合共产党两方面，都表现其认识的清楚。可见，‘反赤’的宣传已经渐次不能蔽惑青年了”。中国共产党多以直接揭开醒狮派“真实政治面目”的方式警醒青年群体，其中亦不乏辛辣的讽刺，这对于祛除“排外主义”对青年的蒙蔽性具有良好的效果。

2.以革命统一战线论鼓舞青年群体

中国共产党把“有觉悟的青年视为中国革命前途的命运”，历来十分重视将青年群体作为政治动员与宣传的对象，在宣传上注重突出青年的民族意识，强化中国青年的身份认同。对曾被醒狮派蒙蔽过的爱国青年群体，恽代英十分体恤地强调，称“在现在异说蜂起之时，青年们因为识别力的关系，一时误入歧途，本不是什么希奇事”，并进一步鼓励青年群体及时认清、站稳革命的立脚点，“加紧研究近代的社会科学，以求彻底了解近代社会，去参加实际的革命工作，用实际工作证明自己在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实际情形”。从1923年到1927年，《中国青年》最高发行量达3万份，表明其在当时的思想界仍属于有一定影响力与先进性的年轻刊物。陈独秀也曾在《向导》和《新青年》两大党刊上发表了近30篇批判醒狮派的国家主义的杂文，为争取革命群众做出突出贡献。1926年底，醒狮派以“赤焰天莫能当，纷纷余子竟投降”来感慨中国共产党在争取革命群体与宣传马克思主义上所取得的成功影响。

政治话语的传播对受众的政治心理势必产生一定程度影响，或直接或间接地左右群体的政治倾向。概以言之，中国共产党人以党刊为依托，起到鼓舞信仰共产主义的青年群体的作用，指引年轻一代找到正确的革命方向，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坚定前进。由此可见，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以积极的行动挽救与消除错误思潮所带来的影响，引领青年群体最终通过革命实践改造世界，体现出对马克思主义实践本体论的切实运用。这正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追求的“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相契合，是早期中国共产党探索“两个结合”的行动典范。

六、简要结语与启示

面对中华民族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定位自我与他者、实现民族解放这一时代主题，中国共产党与醒狮派选择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方向。醒狮派的“排外主义”使自身陷入难以自圆其说的困境，凸显出同民族主义一样具有“哲学上的贫困”。醒狮派从西方借鉴“国家主义”学说，但在与近代中国现实结合的过程中，未能解决两种文明之间的根本冲突，亦未能有效处理好“内外”关系，反而在动荡时局之中演变为一股激进的“排外”思潮。与之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变局”之下，对中华民族的定位是在民族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进行塑造的，从而在早期探索中自发形成朴素的“两个结合”的思想逻辑和实践尝试。

这一思想论战的过程也是凸显中国共产党“破局”思维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人牢牢抓住醒狮派在对外观念上的思想罅隙，从价值与意义、本体与方法、功能与本质以及影响与行动四个层次出发，围绕“内外”关系展开系统性批判，并在融合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之上认知中华民族。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意识，一方面，使中国共产党早期在动荡时局中最大限度地凝聚与争取民心，对接民族解放运动，传播反帝反封建话语，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奠定了重要的认知基础；另一方面，从理论视角出发，其亦使得马克思主义在本土化与时代化之中得以保持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彰显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能够随着时代、实践、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的特质。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史中积累了颇为丰富的认知、判断与处理动荡时局的理论与实践经验，较早地体悟到如何对待“变局下的中华民族”，即认识到“自我”与“他者”，“内生”与“外来”，“传统”与“现代”，“理论”与“实践”这四对关系并非绝对割裂的。实质上，每一对关系都属于一体两面，认知“内”而谈“外”实际上并不矛盾。中国共产党在统筹“内外”的基础上，体认到“世界之中国”与“中国之世界”的竞争与共生关系，深刻认识到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意义与必要性，据此成功地将中国民族革命引导到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中，亦初步形塑了“两个结合”的思想与行动范式。回顾这一时期的思想论战，旨在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应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有效的历史借鉴和思想启示。目光聚焦到变局之下的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以“两个结合”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积极倡导构建一种全球合作的世界秩序；在对外关系上，直接对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聚焦关注更多的是国与国之间的合作，而非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与冲突，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对世界负责，亦为使中国破解变局之难，从而化被动为主动。

原文发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