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然而，在历史的视野中，那些被浓墨重彩地书写的，往往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大人物”，而无数“轻于鸿毛”的小人物则烟消于历史记载之中。随着平民史、微观史的兴起，这种局面开始被打破。
1831年，一位32岁、可能名为何鲁的中国人，因患肿瘤，搭乘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历经3个月的航行到达英伦半岛。当时的手术尚无麻醉，他在伦敦盖伊医院解剖学剧场的数百人围观下，切除超50磅的巨大肿瘤，经历了一场1小时44分的手术，何鲁死在了手术台上。因他是第一个前去英国做手术的中国人，加之病症奇特等诸多因素，这台手术旋即在医学界和媒体报道中引发轰动，可谓“满城皆谈何鲁”，甚至可以说，在近代外科史上留下了“沉重的一笔”。但这个小人物之死，在随后的一百多年中却几乎不再为人关注，除了医史界偶有提起，在中文世界更是鲜有讨论。
正是这个事件，成了医学史家高晞所著《何鲁之死——1831年震撼全球的医疗事件》一书的主题。
高晞将此书写成了一本很有特色的历史著作，故事性、可读性非常强，并带领读者思考了一些更深入的问题。书中，作者展示了一种非常精细的历史写作风格，对众多相关人物和事物都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将这个事件呈现于细节丰满的背景中。她利用了大量文献档案，包括医学报告甚至政治漫画，尤其是通过对当时媒体报道的发掘，图文兼具、细致入微地描述了事件的前因后果和扣人心弦的经过。此外，作者在以何鲁之死和肿瘤作为核心线索讲述故事的同时，还结合了图像史的研究，将历史的触角延伸到医学史之外，涉及了中西方文化交流、东方主义、身份认同等新兴的史学议题。也正是这种开阔的历史视野和看似发散但却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分析，让这部著作避免了空洞的宏大叙事，成为当代史学以小见大、言之有物的典型之作。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的写作方式也很特别，开篇不是常见的文献综述，而是基于各种原始史料直接生动还原核心故事，这样的写法无疑更能抓住读者。作者也同样重视20世纪80年代至今国外对何鲁之死事件重新兴起的各类研究，并将这些研究所展示的各种新视角、新描述置于全书的最后“余论：何鲁的遗产”部分。
阅读该书，读者可以注意到，高晞在讲述和讨论何鲁之死的案例及其史学意义时，显然有她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如书中“结论”最后一句话所说：“何鲁的故事告诉我们，医学的全球化并不只是寻找‘科学’真理的全过程，而且它的起点也不一定在西方世界。”作者在总结西方学者对此事件的各类历史研究时，也表明了对于历史的“真相”及意义的看法和疑问：“作为历史事件的何鲁手术，在不同时代经不同的历史学家书写的故事跨越了空间和时间的自然边界，并在不同专业领域中转换，以不同的主题反复进入读者的眼帘。然而，何鲁，一个连真实名字都未曾留下的中国人，关于他的所有人生故事都是由旁观者叙述与记录的，读者如何辨清哪种语境下的叙事才是最接近真实的？”
或许，真相并不唯一，各种“真相”也都只是留给读者去评判和思考的素材而已。但作为真相的一种，《何鲁之死——1831年震撼全球的医疗事件》一书的建构，无疑是中国历史学家最新贡献的一份极有学术权重又颇具接受度的选择。
（作者：刘兵，系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