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晨光:再论二谢“戏马台诗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21 次 更新时间:2025-01-25 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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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晨光  

东晋义熙十四年(四一八)九月九日,宋公刘裕于彭城戏马台设宴送别辞官归隐的孔令,谢瞻、谢灵运兄弟有同题之作《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以下简称《戏马台》)。李善于谢瞻诗题下注引《宋书·七志》“高祖游戏马台,命僚佐赋诗,瞻之所作冠于时”,认为要优于谢灵运之作。至此后世围绕二诗优劣的评价层出不穷,形成了延绵至今的诗学公案,即“戏马台诗案”。为方便比较,现将谢瞻、谢灵运二诗分别著录于下:

风至授寒服,霜降休百工。繁林收阳彩,密苑解华丛。巢幕无留燕,遵渚有归鸿。轻霞冠秋日,迅商薄清穹。圣心眷嘉节,扬銮戾行宫。四筵沾芳醴,中堂起丝桐。扶光迫西汜,欢馀宴有穷。逝矣将归客,养素克有终。临流怨莫从,欢心叹飞蓬。(谢瞻)

季秋边朔苦,旅雁违霜雪。凄凄阳卉腓,皎皎寒潭洁。良辰感圣心,云旗兴暮节。鸣葭戾朱宫,兰巵献时哲。饯宴光有孚,和乐隆所缺。在宥天下理,吹万群方悦。归客遂海隅,脱冠谢朝列。弭棹薄枉渚,指景待乐阕。河流有急澜,浮骖无缓辙。岂伊川途念,宿心愧将别。彼美丘园道,喟焉伤薄劣。(谢灵运)

历代围绕二诗优劣的讨论,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如元方回《文选颜鲍谢诗评》、今人彭燕《文选〈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诗〉发覆》(《文学遗产》二〇二〇年第六期)力主谢瞻诗为胜,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清何焯《义门读书记》、方东树《昭昧詹言》,今人赵鑫《重读谢灵运与谢瞻〈戏马台〉诗》(《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版》二〇二三年一月十六日)则推举谢灵运。这些诗学公案探讨的绝非二诗争胜的最终评定,其背后隐含着深层次的诗学论题,值得进一步挖掘,即侍宴应制诗体式的标准及规范化问题,如叙事章法的布局、场景功能的妥帖、经典的精巧运用及个人述情的限度等。现依此将二诗对比如下:

首先,二诗前半部分脉络大体相同,先咏节序继而颂圣,谢瞻诗送孔令仅有“巢幕无留燕,遵渚有归鸿”,清何焯认为“中间‘巢幕无留燕’二句,亦似兴归者,然送孔令终觉太略”(《义门读书记》卷四六)。诗末以自叹作结,凡四层。谢灵运诗“弭棹”二句写行人于斜乐中走向舣舟处,惜别之意弥满,本可作结;但“河流”两句又起波澜,悬拟孔令去舟水程与已送人后陆归景象,又以“岂伊”反问,折入“宿心”以自叹未能如孔令归隐以遂素心之旨,凡六层。

其次,与宴会配合的景物氛围上,时节为重阳之日,谢瞻笔下风物散发着愉悦平和的氛围,没有秋日的肃杀之气。美国学者吴伏生在《帝国命令的书写:中国中古早期的应制诗》(书名由笔者翻译)中指出诗中愉快的氛围源自诗人所处的宴饮场景,刘裕的出现消除了秋天别离的肃杀气氛。反观谢灵运诗,“边朔苦”“霜雪”“凄凄”“寒潭”等词颇有凄凉之感,似乎更符合此时节真实的自然景观。

最后,在诗末自叙上,谢瞻诗虽美孔令之志,表达的却是自己难以与之相从之意,诗意比较单薄,变相地表达对刘裕的忠心。谢灵运则不同,以孔令之高洁反衬自己的“薄劣”,自愧不如的微妙心理被真实地展现出来。

如果说二诗优劣尚存争议,我们再看谢瞻另一首《经张子房庙诗》(《文选》卷二一作《张子房诗》),全诗如下:

王风哀以思,周道荡无章。卜洛易隆替,兴乱罔不亡。力政吞九鼎,苛慝暴三殇。息肩缠民思,灵鉴集朱光。伊人感代工,聿来扶兴王。婉婉幕中画,辉辉天业昌。鸿门消薄蚀,垓下殒搀抢。爵仇建萧宰,定都护储皇。肇允契幽叟,翻飞指帝乡。惠心奋千祀,清埃播无疆。神武睦三正,裁成被八荒。明两烛河阴,庆霄薄汾阳。銮旌历颓寝,饰像荐嘉尝。圣心岂徒甄,惟德在无忘。逝者如可作,揆子慕周行。济济属车士,粲粲翰墨场。瞽夫违盛观,竦踊企一方。四达虽平直,蹇步愧无良。餐和忘微远,延首咏太康。

有关此诗的创作背景,《宋书·高祖纪》载:“十三年正月,公以舟师进讨,留彭城公义隆镇彭城。军次留成,经张良庙。”刘良注《张子房诗》曰:“晋末,宋高祖北伐,见张良庙毁,乃修之,并命诸人为诗。瞻时为豫章太守,遥以和此。”此诗作于义熙十三年(四一七),谢瞻并未跟随前往,应属遥和或追作。此诗前二十句咏史,栝衰周至汉的历史兼述张良,刘裕作为刘邦后人,承接其重整河山、执掌政权的正统性,从古代史事自然过渡至当代。第二十一至三十二句称赏刘裕功业和不忘祖德,其中“銮旌历颓寝,饰像荐嘉尝”仅一句写修庙祭拜。以“河阴”“汾阳”尧舜所居之典比附刘裕,盛赞刘裕之英明神武。“逝者如可作,揆子慕周行”,假设张良复生亦会慕此盛世,更是阿谀之至。自谦被压缩至“四达虽平直,蹇步愧无良”两句,末四句表达对盛世的祝福和期待。同其《戏马台》一样,李善注引王俭《七志》曰:“高祖游张良庙,并命佐僚赋诗。瞻之所造,冠于一时。”现存参加此类仪式的作品有郑鲜之《行经张子房庙》、范泰《经汉高庙》、傅亮《为宋公修张良庙教》《为宋公修楚元王墓教》《为宋公修前汉诸陵教》等。就连推崇谢灵运《戏马台》的方东树也说:“谢宣远《子房诗》,铺陈典瞻,当时以为冠,此特应制好手耳。”(《昭昧詹言》卷一)承认其是无可争议的应制诗典范。所谓“冠于时”“冠于一时”,不仅是指谢瞻诗获得了时哲的赞许,作为给当权者量身打造的应制诗,诗歌价值的评判很可能出自宴会的主持人和评价者刘裕。于臣子而言,诗歌内容和技法要随着当权者的知识结构、审美兴趣、价值观甚至施政方略而有所调整,才能迎合上意。

结合上述三首诗,我们对诗歌价值的评定不能仅依靠对文本客观、技术化的分析,还应回到其产生的具体历史文化环境中。当时所推崇的应制诗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章节布局上,要将对当权者的歌功颂德作为主体;二是中间叙述创作目的或事件如送别、修庙等,要言简意赅或一笔带过;三是景物描写应配合当权者身份,注重营造宏大壮阔的氛围甚至人为给景致赋予政治色彩;四是个体化的抒情或自谦只需用固定模式、套语,不需表达更细腻、深入的自我。这些才是判定应制诗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对诗人而言,只要掌握了这些关键因素,即便未能身临其境或缺乏真情实感,也能写作成功的应制诗。方东树称赏谢灵运《戏马台》的理由:“康乐之诗只是言有序,按部就班,一毫不漏,一字不蔓……‘弭棹’二句,次第不苟。‘河流’二句,水程陆程均到,此皆他人所易粗忽,而独从容细意,不可及处。”(《昭昧詹言》卷五)谢灵运在一首诗中把节令、刘裕、孔靖、水程、路程、自我面面俱到、无一遗漏的展现,与应制诗的要求相悖,反而被时人认为章法混乱、主次不分。方东树看似技术主义式的客观分析,也没有基于应制诗的写作规范,同样会影响后人对谢灵运诗作诗学层面的价值判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谢瞻制造出了应制诗的标准模板,而谢灵运诗在表情达意上则显然是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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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读书》2025年1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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