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晨光:何以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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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晨光  

美国学界对中国历史或文学的分期,一般将魏晋至唐末称为“中古”(Medieval China),魏晋至隋代称为“早期中古”(Early Medieval China)。作为美国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热点,代表西方学界中国文学研究最高水准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中特意加大了中古文学的比重,写作中囊括了传统文学史中被认为是“非经典”的作家作品。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吴妙慧《声色:永明时代的宫廷文学与文化》(以下简称《声色》)是研究早期中古文学的又一重要力作。其英文原版〔Sound and Sight: Poetry and Courtier Culture in the Yongming Era (483-493)〕二〇一〇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在美国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中国研究书评》《中国文学》等期刊发表了长篇书评,十年后中译本问世,开始受到国内学界关注。中译本封底引用芝加哥大学苏源熙的评论,称“‘声不仅仅是一种物理现象,同时也代表了一种感官方式。永明时代的诗人对各种方式的感官知觉具有极大的兴趣……此书通过考察其诗歌里生动呈现的感官方式而将文学与思想文化史相连接”。吴妙慧通过在不同语境、角度审视和诘问文学文本,试图以新的眼光阅读中国诗。

永明(四八三至四九三)作为齐武帝萧赜在位期间的年号,是南朝历史上的全盛时期,却饱受后人诟病。永明诗人创制以声律为标志的新体诗,一度被后世视为南朝诗坛“声色”之风的“始作俑者”。《声色》书名取自沈德潜《说诗晬语》“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一转关也”。“声色”一词在传统语境中暗寓贬义,是与道德教化相对的“感官之娱”。士大夫囿于传统道德对声色犬马感官享受的规避,在艺术技巧彰显的作品面前往往保持着高度警惕。吴妙慧对“声色”做出全新的阐释,即“现象世界里如何看、如何听的问题”,进而展开两条线索:“一方面关注永明诗人作品中一系列的‘声色表现,包括声音、视觉、空间和动态;另一方面则观察他们或得意于官场,或竞美于王侯,或暂退于私园,或受命而离京,或出入于山水的情态际遇。”

一方面,《声色》对永明声律作品进行重读,通过对感知声音方法和观念的修正,改变以往对永明声律的认识。在第二章“知音”中,吴妙慧关注永明诗中词的整体声音效果,特别是每个词结尾连续的鼻尾音,如对沈约《石塘濑听猿》三十个音节的标识,发现其使用了十六个如猿、晨、远、近、见、山、欢(-n)、鸣、溶、溶、声、重、东、岭、唱(-ng)、岩(-m)来夸大一种鼻音效果,每句句末交替使用声门塞音“-p”(常见于入声音节,具有“直促”的声音特点),粤语朗读“-ng/-n”音与“-p”音的交替往还,仿佛“往来应答”的山猿啼鸣,以此表现诗人对猿鸣的领会及对听觉的细腻捕捉。她指出王融《移席琴室应司徒教》、谢朓《和王中丞闻琴》等表现音乐的诗歌,通过鼻尾音相和共鸣,诗歌似乎在发出瑟瑟风声与潺潺涧响,也是友人琴弦之间流动的乐音,不仅揭示出古人对语音音节间各种声音意象的感知,也向西方读者展现古典诗歌的音律之美。

除了敏感地感知声音,永明诗人的观物方式也有创新。第三章“所见一物”考察永明时期兴起的咏物诗,由沈约、王融、谢朓的观察能力入手,强调其在复杂微妙的宫廷环境中洞悉世事的能力。吴妙慧关注“佛教的观物方式”对永明诗人的影响,统治者和宫廷文人将视线投向细微、不起眼的物象,强调其洞悉世界与人生转瞬即逝的本质,“也从物象的变换中看到了一个更加真实,亦更加虚幻的世界”。

另一方面,第四章“在园中”、第五章“离京”、第六章“出入山水”,观察士人出入于官场、私园、京邑、山水之间的各种情态际遇。吴妙慧的研究视阈随诗人相应的旅途延伸至宫廷外的世界。他们对于空间的观察、对于移民/遗民身份的体认、对于山水自然以及行旅的反思,塑造了他们真实、丰富的诗人形象和诗歌风格。

《声色》围绕永明诗人深具时代特色的听音、观物、涉足、猎景的方式,革新了过去对永明诗人及宫廷文化的叙述,并就传统视角下对永明诗人的评价,以及仅从语义层面理解中国诗的普遍閱读模式进行反思。当然,任何学术著作都难免有其局限和不足,《声色》对永明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文化的语境阐释过于简略,某种程度上导致其研究深度略有不足。吴妙慧作为一名新加坡籍学者,想要跻身美国主流学界,需要时刻回应其中的研究趋势并与之展开对话。罗吉伟评价《声色》有意识迎合马瑞志《辉煌时代:永明时期的三位诗人》和田晓菲《烽火与流星——萧梁王朝的文学与文化》这两项当时最具代表性的研究。《声色》中也多次提到其立论建立在马瑞志、陈美丽、柯马丁、田晓菲等美国著名学者的先行研究之上。借此管窥其中的研究进展及学术旨趣的变化,或可为国内学界与其展开对话提供借鉴。

其一,对中国本土学者文献整理工作及其研究成果的借鉴和重视。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涉及的文献不仅包括英文、日文文献,而且表现出对大陆学界文献整理和研究成果的借鉴和依赖。就早期中古文学而言,几乎所有的美国学者引用古代典籍文献时,都会选择大陆学者的整理校注本,如宇文所安《中古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特别感谢了逯钦立编订《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精审。陶渊明的代表性研究,如柏士隐《不问世事的模式—中国中古早期对隐逸的实践和描写》、田菱《人格与诗歌:陶渊明在中国文学传统中的接受》《阅读陶渊明:读者接受的模式转换》分别使用龚斌《陶渊明集校笺》和袁行霈《陶渊明集校笺》。《声色》则使用了陈庆元的《沈约集校笺》和曹融南的《谢宣城校注》。国内学者的编年工作及整理的作家年谱,为美国学界校勘异文、文本分析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声色》就采纳了曹道衡、刘跃进《南北朝文学编年史》,刘跃进、范子烨《六朝作家年谱辑要》和陈庆元《王融年谱》。

由于国内外学术交流和人员流动的加强,为使研究跨越语言和大洋的鸿沟受到关注,美国学界迫切需要加强对中国学术前沿的了解,展开学术对话。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东亚系图书馆逐渐可用网络浏览中国各大图书馆的馆藏目录、检索中国期刊。多数学者对大陆学界的研究成果持尊重的态度并加以引用和吸收,如柯马丁称自己没有理由不去关注最新的中国期刊论文(《超越本土主义:早期中国研究的方法与伦理》)。《声色》使用如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田余庆《东晋的门阀政治》等中古史经典名作,还有归青《宫体诗研究》、魏耕原《谢朓诗论》、霍松林《简论近体诗格律的正与变》等在当时较新的研究专著、论文,还关注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复旦大学古代文学史教材《中国文学史》。《声色》中译本序称“从原书出版至今,超过十年的这段时间里,针对永明诗人或永明诗律所做的研究持续不断,近几年更不仅有全面厘清史料的著作,还有试图解释‘四声八病的语言功效的论述……虽然迟来了十年,本书的新译中文版问世,倒似乎是生逢其时”,可见其对国内研究成果的熟稔。

其二,重视对文学作品的翻译,并将翻译与研究紧密结合。海外中国学具有跨国别、跨语言的性质,研究者的首要任务便是翻译,“把文本逐字逐句译成英语,是在美国大学里学习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生的必经之路”(田晓菲:《关于北美中国中古早期文学研究之现状的总结和反思》)。文本的译者往往也是该作品的重要研究者,美国学者大多出版过相关领域的英译著作。在美国,英译是否充分决定着研究成果的丰富程度。数量庞大的明清诗歌由于译介缺乏而导致“文学本位”研究成果的缺失,中古文学取得的丰硕成果正是得益于像马瑞志、康达维、宇文所安、孙康宜等老一辈汉学家,以及新一辈的田晓菲、田菱、吴妙慧等人一直从事的基础翻译工作。六朝学界名宿马瑞志于二〇〇三年出版了近九百页的专著《辉煌时代:永明时期的三位诗人》,对谢朓、沈约、王融的全部诗歌进行了英译,堪称英语世界中对永明诗最重要的基础研究。而吴妙慧未借鉴其译文,仍然逐字逐句进行翻译。西方学者从“他者”角度看待中英文在语言和书写上的差异,对汉语原文中呈现的视觉性和听觉性进行精细阐释。吴妙慧在文本分析上的敏锐感受、审美体验得到的创见或许就得益于此。

其三,将微观的文本分析与宏观的文化研究相结合,强调回归文本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面对母语非汉语的西方读者,强调音韵格律的细读,是西方传播中国文学的切入点,同时又要将大量微观分析上升为宏观层面的语境研究,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陷。吴妙慧的博士论文《王融(四六七至四九三)的诗学之光:音调韵律的发明》以王融现存少量诗作探讨其对永明声律的贡献,展现了她古典语文学文本细读的深厚功底,以翻译为基础,细致分析具体诗篇的内容和主旨。《声色》在其基础上,将研究对象扩展至整个永明时代,除了从微观层面寻求文本细读的丰富与多元,还试图以宏观的文化视角进行全面审视,研究其中体现的文学观、审美观及宫廷文化。这不仅是作者个人的研究转向,也反映了美国学界的某种研究趋势,如康达维《东汉末年的宫廷文化:鸿都门学》、王平《中古早期宫廷文化与文学:萧统的著作与文学思想(五〇一至五三一)》、田晓菲《烽火与流星:萧梁王朝的文学与文化》,关注某篇作品或某位作家,并将其放在具体的文学史脉络及历史文化语境中审视文学现象,让完整的历史文化语境为文学文本提供参照,扩展文学研究的空间。

《声色》保持的观察角度的新颖和文本解读的活力,反映了美国学界的治学特点,既有对具体作品的字斟句酌、对原典严谨细致的通读与对比,更有在研究中不以新材料的发掘见长,但能在阐释文本时自出机杼、新意频出。通过梳理“他者”在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的洞见,拓宽思路,对旧问题做出新理解和新回答。

美国学界强调文本细读,重视文献、考据、校勘等文献学传统,其对旧问题做出的新理解和新回答亦是建立在扎实细密的文本分析及文献基础上,而非天马行空的想象性發挥。这些与国内的研究方法也是相通的。随着西方对中国文化、学术研究的深入,中美学者之间研究的互补性在增强:“近年来由于中西方深入交流的缘故,人们所谓的美国‘汉学,已经与大陆和台湾(香港)的中国文学文化历史研究越走越近了。可以说,它们属于同一学科的范围(field)。”(孙康宜:《谈谈美国汉学的新方向》)就连西方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文化史”思想,关注文本生成的文化背景,强调文学文本与其他社会、历史文本间的互动,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内提出的“重写文学史”“如何在宏观文化生态中观照文学”等议题也有异曲同工之处。强调文化背景是为了“真实地反映文学史的本来面目”,文化背景包括社会思潮、文化环境、意识积淀等,文学史编纂应“打破现存文学史叙述模式”,以“全新文学史叙述语言”,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阐述文学发展的历史(罗宗强:《文学史编写问题随想》)。

在当今全球化的语境下,以跨界视野吸纳文学与文化、本土与国际、人本与客观等多维度研究成果,有助于形成共识和互补,有助于理解中国古代文学在跨国、跨文化传播中的接受与阐释,被创造性的解读或误读,有助于在交流和碰撞中形成对其意义和价值的再认识与再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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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读书》2024年5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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