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晴:中美俄三角战略关系试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97 次 更新时间:2007-09-10 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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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晴  

中美俄三国之间的彼此关系是一种战略关系,当无疑问,这是由三方的大国地位决定的。

中美战略关系从新中国建立至上世纪70年代初是一种战略对抗关系,这是由冷战之初的新中国政治定位和美国敌视新中国的态度决定的。从1971年后到苏联解体前,中美之间发展出一种战略借重、合作和对抗兼有的关系。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起伏较大,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和认知出现争议,“非敌非友”、“亦敌亦友”、“战略竞争者”、“潜在对手”、“战略合作伙伴”等说法不一而足,最新的说法是“利益攸关者”。总的来说,中美战略关系还是朝向更具建设性的合作伙伴方向发展。

中美之间的新战略关系基于如下几个背景:其一,中国采取了和平发展的国家战略,对现存国际秩序采取了融入改革的方针,这一路径选择对中国的发展显示了实践有效性,同时也和现今国际秩序的主导国家形成一种共生竞争关系,避免了绝对性对抗。其二,中美经济关系的依存度已相当高:美国是对华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中美互为数额巨大、增长很快的出口市场,由于美国的种种自限政策,中国享有较多的对美贸易盈余,但同时也是美国国际收支的平衡者。其三,中美之间在政治、安全、经济等领域有若干共同利益的交集,形成了一定的战略合作的复合性构件。

中美战略合作关系的未来似取决于如下几个条件:其一,中国的和平发展是否能获得容纳性的国际环境和足够的国际空间?其二,美国在台海两岸关系上能否坚持“一个中国”的两国关系基础共识?其三,经贸关系上能否更多地形成利益交集点,减少对抗点?其四,美国的对外政策能否减少单边主义、道德自大和自我利益至上的色彩,多一些国际协商和人类共同利益的成份?此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政治多极化、多元化的发展,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发展,全球性挑战的发生和全球治理趋势的形成,也会对中美关系形成重要影响。

历史上,中俄关系经历了四个阶段:中苏战略同盟、中苏意识形态论战和国家对抗、国家关系正常化和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冷战之后,中俄两国之间逐渐形成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两国互为邻国,发展长期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关系,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和人民心愿。此外,冷战后两国所面对的国际环境,也使这种选择有了更强的必然性。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同于以前的中苏同盟关系,它的特点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因为现在的两国关系中不存在以前的冷战格局背景和意识形态背景。

中俄两国之间存在一定的军事技术合作,近年也共同进行过有限的联合军事演习。前者的背景是:中国迄今仍受到西方的军事禁运,俄国则受到美国的战略挤压,国内军工企业则急需发展对外贸易合作,以求生存和发展。后者的背景是:两国面对着各自的反恐、反分裂共同课题。

中俄两国在经济结构上有很强的互补性,能源合作是两国战略协作关系的重要内容。但就目前而言,中俄贸易额还不大,贸易结构还较为单一,市场的开放度还不高,不能反映两国潜力。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扩大两国经贸合作,还有待于今后实践中磨合。

在当今的世界格局中,俄国渴望重振辉煌,中国希冀民族复兴。两国有类似的国家期待,有类似的国际处境,在国际事务中也有较多的共同点。另一方面,为避免历史常出现的大国愿望冲突,也要求两国在现实的国家关系中增强战略理性。在这一方面,两国增进彼此的文化理解和互敬具有重要意义,两国也自觉地开展了这方面的建设,如互办文化年活动。

俄美两国之间在叶利钦和老布什时首次提出“战略伙伴关系”的说法,2001年,普京和小布什重申了这一说法。但有人认为,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机制始终未能建立,有名无实,它主要表现为两个核大国之间的一种有意识的战略克制。

近年,美俄关系出现了一定的紧张,主要原因是美国挤压俄战略空间和谋取核优势的动作咄咄逼人,如北约东扩,如将反导系统部署在俄的国门之前。俄罗斯素有大国情结传统,客观上,作为天生大国,也只能按大国方式行事。普京上台之后,俄罗斯的国家定位和国家利益界定更趋清晰,对美国进逼的反应更趋强硬和坦率。但是,两国关系主要表现为基于国家利益的战略博弈和战略克制,其中没有意识形态对峙因素,不能说是“回到冷战”。

在中美俄三角关系中有如下特点:其一,中美关系中,经济是长线;中俄关系中,政治、军事协作是长线;俄美关系中,核博弈和核合作是主题。其二,在综合实力上,美国是大头,中俄是小头,中俄有寻求均衡、主张多极的天然倾向。其三,防止全球秩序和环境的灾难性崩溃是美国的根本利益所在,美国虽是仅存的超级大国,但资源有限,“帝国负担过重”,只可通过与地区大国合作才可能维系全球稳定。美国近年的主观战略扩张,实为战略短视之举,今后势必回到寻求更多战略合作的轨道,而这种合作的前题之一是美克制私欲膨胀,寻求全球均衡。防止全球性系统和体制的崩溃也与各国利益攸关,这是各大国进行战略合作的基础条件,各国似可在这一基础条件上,在面对全球性挑战时,创造全球性管理的新模式,形成全球合作的新战略理性。

(黄晴,人民日报国际部主任,原总参谋长黄克诚大将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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