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专家，各位学者，各位同学，各位朋友：

我很高兴以陈修斋先生“学生代表”的身份在这样一个隆重的仪式上发言。当我在准备这个发言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黑格尔在208年前，也就是在1816年，在一次关于哲学史观的讲演中所阐述的一个著名观点。这就是：哲学史不是一个“死人的王国”，而是“伟大的灵魂”——“哲学英雄”们前赴后继的历史。由此，我意识到，陈修斋先生不只是我们的一位循循善诱的良师，更是一位他所在时代的“哲学英雄”，一位“民族英雄”。因为他在其比较短暂的学术生涯中，面对盛行一时的前苏联专家的“斗争史观”，挺身而出，竟义无反顾地干出了那么多为常人想不到、干不了、不敢干的事情，为新中国哲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让我们这些学生至今仍引以为豪的卓越贡献。

例如，早在1957年，他与洪潜、任华、汪子嵩、张世英、朱伯崑编著的《哲学史简编》被誉为我国第一部用辩证唯物史观撰写的哲学史教材，被视为新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之作，而这六位作者也因此而被视为新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人。只是在后来一段时间，由于陈先生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人们在谈及该著作者时，竟平白无故地抹去了陈先生的名字，使得陈先生的学术生涯从一开始就蒙上了一层悲壮的色彩。

再如，北京大学哲学系编写的《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是我国编译出版的第一套西方哲学原著资料，一向是我国西方哲学史学者的必读书。至今已出齐6卷，分别是《古希腊罗马哲学》《中世纪哲学》《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和《十八—十九世纪俄国哲学》。陈先生参译了其中四卷，是所有译者中参译卷数最多的一位。由此看来，陈先生之为新中国西方哲学史学科奠基人的学术地位，可谓实至名归！

第三，文化大革命后，陈先生为我国近代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学科领域的学术带头人。“文化大革命”一结束，陈先生就被我国教育部门指定为该学科领域的“召集人”，之后他不仅主编了我国在该领域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1986年），而且还为我国培养了一批诸如冯俊教授那样在近现代法国哲学研究领域有重大建树的学者，使武汉大学哲学系在一段时间里成了我国研究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重镇。此外，他本人还是我国著名的莱布尼茨专家，他所翻译的《人类理智新论》和《新系统》等著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我国学者了解莱布尼茨思想的主要窗口；他与人合著的《莱布尼茨》一书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莱布尼茨专著。

第四，陈先生对我国西方哲学史学科做出的另一项影响深远的重大贡献，在于他高瞻远瞩，设计和规划了我国中世纪哲学的崛起。就目前而论，北京大学哲学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和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可以说是我国中世纪哲学研究的三个重镇。北京大学哲学系不仅编辑出版了《中世纪哲学》，而且还出版了《基督教哲学1500年》这部影响广泛的中世纪哲学著作。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不仅翻译出版了《神学大全》第1集，《反异教大全》《论存在者与本质》《论独一理智》等著作，而且还出版了《中世纪哲学研究》《中世纪哲学史》等著作，并在人民出版社推出了《经院哲学与宗教文化研究丛书》，在国际学界也小有影响。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在翻译和研究托马斯《问题集》方面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果。诚然，若细究起来，尽管我们这三个单位在中世纪哲学翻译和研究方面各有千秋，但相形之下，北京大学哲学系似乎更胜一筹。我之所以这样说，不仅是因为赵敦华先生著述了《基督教哲学1500年》并与人主编了《中世纪哲学》，更重要的在于他胸怀大志，经过多年苦心经营，培养和组建了一个国内顶尖的中世纪哲学研究团队，从而为该系中世纪哲学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实在令人钦佩之至又羡慕之至！

不过，我在这里想要强调指出的是，无论是北京大学哲学系，还是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和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之所以在中世纪哲学领域能够取得这些成就，都离不开陈先生的筹划和设计。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赵敦华教授是肩负着陈先生赋予他的振兴我国中世纪哲学学术带头人的重托于1982年前往鲁汶大学研究中世纪哲学的。与此同时，武汉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史教研室的教师，则积极响应陈先生“开荒种地”的号召，启动了中世纪哲学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平心而论，没有陈先生的雄才大略和运筹帷幄，我们这三个学校要在中世纪哲学领域取得如此骄人的成就，不可想象。陈先生振兴我国中世纪哲学研究，功莫大焉！

第五，陈先生不仅是新中国西方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人，而且还对我国现代西方哲学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1963年，经中宣部批准，陈先生被借调去北京，以《哲学研究》编辑部的名义，独立负责组织翻译、校选、编辑《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15辑，近300万字。尽管这些《选辑》在封面上都标注其为“供批判用的内部参考读物”，但在事实上却在那样一种特殊环境下，为我国现代西方哲学研究者打开了了解现代西方哲学真面目的一扇窗户，使严格意义上的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在我国得以名副其实地开展起来。我们不妨将其称作我国现代西方哲学学科尝试改革开放的一项重大举措！

最后，陈先生留给我国哲学界和哲学史界的最重大也最具影响的哲学遗产，就是他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对左倾教条主义英雄般的抵制和抗争。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里曾经强调指出：“哲学活动”并非一种“机械运动”，而是一种“自由思想的活动”。但在当时，在一片“学习苏联老大哥”口号下，前苏联的以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斗争为中心内容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风靡我国，我国哲学家和哲学史家研究和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权利濒临褫夺，因此实在是一个需要哲学英雄和民族英雄的时代。而陈先生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势下为了捍卫我国哲学家和哲学史家“自由思想”权利，挺身而出，干了一番常人想不到、干不了和不敢干的大事业，成了一位“哲学英雄”和“民族英雄”。他在1956年春天，与贺麟先生一起在《哲学研究》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为什么要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随后又在1957年1月北京大学哲学系举办的中国哲学史问题座谈会上，作了《对唯心主义哲学的估价问题》的发言。不仅如此，他还在身陷围攻的情势下，不退反进，会后还应《哲学研究》编辑部之约写出了一篇题为《关于唯心主义的估价问题的一些意见》的檄文。

他的这番英雄行为赢得了人们对他的高度崇敬，也赢得了人们对何为哲学、何为哲学智慧、何为哲学勇气、何为哲学人格的深层反思。我国著名的古希腊哲学专家汪子嵩先生在自我批评的基础上，诚挚地写到：“应该承认，在有这点觉悟上，修斋比我至少要早十几年。从提出‘百家争鸣’时起，他就敢于陈述自己的见解，即使在遭受围攻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为自己的意见申辩；虽然因此带来厄运，也没有动摇他的信念。”我国著名的西方哲学史专家和翻译家王太庆先生在谈到这件事情时，也同样敬重地写道：“一个热爱智慧的人认为哲学有无穷无限的前途，当然不能容忍僵死的形而上学观点把这个美好的前途断送，当然要起来与它抗争。修斋兄就是这样的爱智者。……修斋兄的爱智思想见之于行动，这说明他是真的爱智者，真的哲学家，不是假冒的。我当时虽然怀有同样的看法，也想说出来，却没有像他那样义正词严地侃侃而谈地发言，只能说明我对智慧爱得不如他那样深，我没有他那样正直。”诚然，陈先生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不仅因此而蒙受了不白之冤，而且还长期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颇有点像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尽管给人类带来了火种，其肉身却因此而长期受到铁链的绑缚，其肝脏也因此而长期受到鹫鹰的啄食。这也许是英雄的一般命运！但公道自在人心。陈修斋先生去世后，《哲学研究》杂志发表了一篇“讣告”式的悼文《沉痛悼念陈修斋教授》。据我所知，武汉大学哲学系自1957年重建以来，很少有人享受到这份待遇。由此可见，陈修斋先生在我国哲学界享有何等崇高的声誉和地位。

我今天讲的这番话，固然是对我自己讲的，但更重要的是对在座的年轻学者讲的。因为我们这些陈先生的亲炙弟子，绝大多数都已到了奔七乃至奔八的年纪，陈修斋先生所开创的哲学事业归根到底要由他们这些年轻人来传承，要靠他们发扬光大。

陈先生去世后，为了缅怀他的辉煌业绩，称颂他的不朽人格，我们先后在武汉大学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四本书：1995年，在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陈修斋先生纪念文集》（段德智编）和《陈修斋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段德智选编）；2009年，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陈修斋论哲学与哲学史》（段德智编）；两年后，又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哲学人生：陈修斋先生90周年诞辰纪念文集》（段德智编）。这四本书主要是以思维的和逻辑的形式展现陈先生的辉煌业绩和不朽人格的。而如今即将呈现在大家面前的则是以艺术的和直观的形态昭示陈先生不朽人格的陈先生的铜像。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此前，当我把陈先生铜像的照片用手机传给陈先生的关门弟子中国传媒大学陈默教授以及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委员冯俊和中央党校原副校长和原委员黄宪起时，陈默给我回了两个字：“神似！”冯俊给我回了三个字：“非常好！”黄宪起则给我回了四个字：“栩栩如生！”尽管他们所讲的字数有多有少，但他们都可谓异口同声地高度赞赏了这一艺术精品。有鉴于此，我在这里向陈先生铜像的制作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党政领导对陈先生铜像落成仪式高度重视，精心安排。在这里，我也向他们致以谢意！

最后，我还要致谢在座的各位：不仅要感谢你们的光临，而且还要特别感谢你们认真听取了我的发言！

谢谢大家！

2024年11月15日

于武汉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