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谈“恻隐之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96 次 更新时间:2007-08-16 08:5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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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 (进入专栏)  

  

  问:你提出人性能力作为人性的骨干或核心,同时说人性并不止于此,那还有什么?

  答:“恻隐之心”便是。这又是一个大题目,我今天谈不了。

  

  问:简单谈谈吧。

  答:何谓“恻隐之心”?“恻隐之心”到底是什么?人们讲得很多,学说、理论也五花八门,却一直不太清楚。这四个字是孟子提出的。孟子说它是“仁之端”,是人先验(先于经验)地存有而“活泼泼地”呈现出来的良知良能。孟子以小孩坠井人往救之的直觉的道德行为作为例证。这种行为不为名不为利,纯是一片天机呈现,认为这是道德的根源和动力。人在生活中逐渐失去了这种良知良能,所以要赶紧从内心发掘它、存养它,存则得之,舍则失之。这也正是宋明理学家所强调的“天地之性”“义理之性”等等一大堆学说的由来,它构成了中国伦理学的主流。通俗读物《三字经》一开头就是“人之初,性本善”,已普及到民间社会,影响极大。

  

  问:那么西方呢?

  答:David Hume以“同情心”作为道德根源和动力。Hume说,“同情是我们对一切人为的德表示尊重的根源”(《人性论》关文运译本,第620页,商务)“道德上的善恶确实是被我们的情绪,而不是被我们认知所区别出来的”(同上,第632页)。但Hume不认为这“同情”或区别善恶的情绪是某种先验或神赐的良知良能,而认为它们只是来自人的自然苦乐感受:“人类心灵的主要动力或推动原则就是快乐或痛苦。当这些感觉从我们思想和感情中除去以后,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就不能发生情感行为,不能发生欲望和意愿。”(同上,第618页)Hume在《人性论》中仔细讨论了人的各种情感,把情感分为“平静的”“激烈的”两大类,而将“平静”一类的如经常被误认为是“理性”的“慈爱”、“怜悯”、“同情”等等置于首位,强调它们正是道德的本源,认为理性只是依循这些情感的指挥来活动的。Hume说出了“理性只是情感的奴隶”这一名言。

  

  问:这很有意思,与Kant恰恰相反。

  答:Hume自有他的道理。如我以前所说,作为人性能力,理性凝聚的自由意志只是一种心理结构形式。它本身并非原始动力,相反,常常(虽然并不一定或必然)是某种原始力量推动这人性能力而实现道德。这原始力量之一就是“同情”即“恻隐之心”。这样也才能解决上次说过的Schiller嘲讽Kant的难点:我好意助人不算道德,恶意助人,反而道德。Hume所突出的正是作为道德行为原始动力的情感方面(同情心、恻隐之心)。

  

  问:可是,你还是站在Kant一方。

  答:对。因为“同情”根源于一种自然本能,苦乐更是建立在动物生理基础的需要、享受、欲望之上,它们不能构成人类道德心理的特质,既非充分条件,也非必要条件。有了同情心,并不一定能作出道德行为;道德行为也不一定要有同情心来作为原动力。如我前所强调,道德行为是服从理性,履行义务,并不一定与同情心有关。

  

  问:那你为什么又要强调提出Hume?

  答:因为Hume正可补足Kant,有重要的教育学意义。即重视“同情心”作为实现人性能力的正面的“自然天性”而加以培育。如对儿童爱心的培育,这样便可尽量避免理性凝聚的人性能力为邪恶观念和负面情感所左右或支配。因为在负面情感(如仇恨)或邪恶观念的支配或冲力下,也可以“义不顾身”地滥杀无辜,酿成大错,尽管它也可以展现出人的勇敢、顽强等等理性凝聚的意志力量即人性能力。

  

  问:可见,善恶行为既与人性能力也与人性情感相关,相当复杂。

  答:对。要把善恶观念、人性能力、人性情感三者作出区分,然后再看其复杂联系和关系。可以说,善恶行为都是人的自由意志所作出的选择或决定,所以人要对其选择和决定负责。动物性、人欲本身不是恶,有意(自由意志)选择去放纵或扼杀才是恶。这一点,中西哲学都讲得很明白。包括大讲“天理人欲誓不两立”的宋明理学也并不认为维持动物性生存的情欲本身是恶,而是认为过份宽纵它才恶。这种能支配、主宰、控制感性情欲的力量就是理性凝聚的人性能力,Kant突出这个方面来讲善恶行为,我以为抓住了人类道德的基本特征。但Hume所注意的不是这个人性能力方面,而是这能力之所以实现的原因。例如说,尽管你能做好事,但是为什么你会做好事?他认为原因是因为你的情感即同情、爱、恻隐之心推动你去做,去实现你的人性能力和自由意志。

  

  问:这是说情感与能力并不能等同。

  答:对。不能完全等同。

  

  问:所以培育人性情感也很重要。

  答:人的情感有许多种类和方面。有正面情感,有负面情感。如何了解、对待、培养是一个重大问题。当然,这里的正负二分只是为了叙说方便,实际情况远为复杂。

  

  问:那么,这作为正面情感的“同情”、“爱”、“恻隐之心”又来自何处呢?

  答:这是要害所在。可以分出先验和经验两大派,也可说是神学派和科学派。

  

  问:如何说?

  答:先验派当然就是孟子,也包括许多中西大哲。中国现代首推牟宗三。牟宗三大讲“圆善论”和“智的直觉”,把作为道德本源的“恻隐之心”极端神圣化和神秘化,提到了宇宙—人生的最高点,强调它就是中国生命哲学之根本。牟简称之为“觉”:“吾常言仁有二特性,一曰觉,……此觉是由不安不忍、恻悱之感来说,是生命之洋溢,是温暖之贯注,如时雨之润,故曰觉润。……觉润即起创生……其极也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案此即其无限性),此可由觉润而明也。此即仁之所以为‘仁体’”(《圆善论》260—261页,引《心体与性体》,台北,学生书局);“觉——不是感官知觉或感觉(Perception or Sensation),而是悱恻之感,即《论语》所言的‘不安’之感,亦即孟子所谓‘恻隐之心’或‘不忍人之心’”(《中国哲学的特质》第35页,台北,学生书局)。牟以为,正是这种“觉”“感”使“天道”“往下贯”,化为自己内在生命特性。“所以天命、天道观念发展的归宿,必为与主体意义的诚、仁两个观念同一化(identification)”(同上,第44页)。从而人的道德心灵就是宇宙本体,“恻隐之心”就等于“仁体”、“诚体”、“性体”、“心体”,也等于“天理”、“天道”、“天命”(参见《圆善论》262页等处)。道德心灵囊括一切,道德形而上学就是宇宙形而上学。这可说是把孟子的先验论在现代哲学的话语中推到了顶峰。

  

  问:牟大讲恻隐、悱恻、不安、不忍,以此来表述这个道德—宇宙本体,强调它们不是感知觉,但同时强调它也不是理性、观念、思维,又不承认它是人格神或上帝,那到底是什么呢?

  答:18世纪英国Shaftsbury、Hutcheson等人认为,道德直觉是由于人有五官之外的另一内在第六感觉,但它还是经验性的,还是属于人的自然身心的。与牟说的“心体”、“性体”、“天命”、“天道”等等根本不同。牟这个“不安不忍”“恻隐”“悱恻”那么高深神秘,不是感知觉,却又可以感受体验,所以我只好把它最后归结为某种宗教神秘经验,他自己也不讳言这一点(参见拙文《论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

  

  问:这可说是将“同情”、“恻隐之心”作为道德根基的先验论极致,你不是说还有另一派理论?

  答:那就是社会生物学的理论。我80年代提过K. Lorenz,这里想以K. Kautsky和E. Wilson为代表,他们都是在Darwin理论基础上的发展。

  

  问:请说说。

  答:Karl Kautsky是当年马克思主义的著名领袖。他在上世纪《唯物主义历史观》巨著中,用大量动物学和人类学材料,论说了人类道德来自动物本能,来自动物的“社会欲”。他说,“道德并不是人们特有东西,也不是人心里的一种神秘圣火为依据。它是动物所共有的,它是导源于各种社会欲的”(中译本,第二册,第29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从群居生活里面发出来了一大批高贵的欲:如完全献身于其共同体、同情、自愿牺牲、勇敢、名誉心……”“原始民族的道德,甚至像希腊人和罗马人那样高级的民族的道德,都可以在动物界找出类似的东西”(同上,第294页);“同情心既不是以思考为基础,也不是以想象为基础,这是一种由生存斗争培养起来的本能,人们遵照着这种本能活动而不用把它搞清楚,正如候鸟遵照着迁徙的本能活动,并不用完全明白它的意义一样”(第296页)。Kautsky甚至将共产主义也放在实现动物“社会欲”这个生理基础之上,以说明其有不可抗拒强大动物本能的普遍必然力量。

  

  问:Wilson呢?

  答:Kautsky引用的是早一些的资料,70年代Edward Wilson(哈佛大学教授)以包括遗传基因在内的更新的研究,作出了类似的结论。他区分以群体为中心(无条件利他)和以个体为中心(有条件利他)的动物族类,指出人类居中而偏后。人的利他行为实际是以个体及其最邻近亲属的利益为目的。他说,“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这种自我献身的冲动不必解释为神圣或超验的,我们有理由去寻找更为常规的生物学解释”。(《On Human Nature》,中译本《论人的天性》第140页,贵州人民出版社)“人的利他主义的多数表现,说到底都会有自利的成份”“人的怜悯心也是有选择性的,常常最终是自利的”(第142页);“利他主义自然要服从生物学法则”(第154页);“人的一切利他行为都受到一种强烈情感的支配”(第150页)“以感情为基础的直觉的选择的观念,其根源是生物的”(第155页),如此等等。总之,利他是自利,以有益于自己这个血缘种族的生存延续。这个受“强烈情感支配”如此崇高的“利他”的“道德”行为,实际乃生物族类经由竞争为维护、延续生存的情感本能产物。“道德并没有其他可以证明的最终功能”(第156页)。所谓“同情心”、“恻隐之心”、“不安不忍”的真实根源,不过如此。这与上面牟宗三讲的道德形而上学对照起来,真是一天上,一地下,一如此高远神圣,一如此低俗平凡,交相辉映,煞是有趣。

  

  问:关于这个道德“本能”还有什么说法么?

  答:最近(2007年1月29日)Time杂志有一篇题为《我们如何作出生死抉择》的短文,也很有意思。这文说,根据近来脑科学大脑扫描研究,是情感决定了人的一般行为选择。只有在脑内与抽象思维和认识控制相联区域的活动水平加强并占优势时,才作出相反决定。此文配图以一列火车开来,如不转闸换轨即将撞死五人,而换轨则将撞死自己所爱的一人或某一无辜的人,除非功利主义伦理学(亦即理性的社会认识或法则)告知和命令死五不如死一,人们不般不会去转闸换轨而宁袖手旁观。可见人的行为、道德的根基是情感而非理性,还是Hume正确。

  

  问:照这种说法,人的行为和道德完全是本能性或非意识性的了,根本无需人性能力、道德良心、自由意志了。

  答:对。这与我所说Kant强调人性能力完全相反。我以为刚才讲的那个例子倒恰好说明,即使并不一定是“善”或“对”,但决定改闸换轨,这一坚决执行理性命令不顾感情私利的抉择,正是自由意志和人性能力的展示,而为动物所不能。在战争中为掩护集体安全而闷杀啼哭的亲生婴儿,不被谴责而受赞扬,也以此故。中国传统讲的“大义灭亲”,也如此。当然,这都属于特殊或极端的情况。一般和更多的情况,是履行道德的义务常常以某种积极的、肯定性的情感,如同情、爱、怜悯等等来作为推动力量,在这一点上,Hume是有道理的。在这里情感与能力便合二而一,而理性似乎只是情感的奴隶了。

  至于为何一定要保全多人(或社会或群体利益)而损己,为何社会、群体利益高于一己,则属于另一问题,即善恶观念问题。善恶观念的各种具体内容是特定时代、社会、环境、习俗、传统所决定的,具有突出的相对性。并不是所有损己利人都是善,特别是在打着“集体”、“民族”、“国家”、“人民”各种旗号之下的所谓理性命令,好些时候便是虚假和伪善的。

  

  问:你多次说过尊老和杀老在特定历史社会条件下,都是道德的。但就人类总体讲,尊老比杀老仍然更道德。

  答:那正是由于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发展已无需杀老便能生存延续的缘故。同时也因为尊老比杀老在发展、培育在生物自然基础上的善良情感从而履行人性能力,对巩固群体和延续生存也更为有益。所以尽管善恶标准是时代、社会决定的,具有相对性,但由于人类生活发展,经由漫长历史,相对中逐渐积累出某些成为人类普遍性绝对性的善恶标准和原则。例如尊老毕竟取代了杀老。人类各民族各宗教各文化的善恶标准或原则由于社会生活的趋同已日益接近和彼此宽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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