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献珑 刘朝华:新质生产力赋能更紧密的“全球南方”合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4 次 更新时间:2024-10-07 2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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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献珑   刘朝华  

内容提要: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成为国际秩序的重要塑造者。新质生产力是中国为世界共同发展、合作发展、和平发展提供的又一个重要公共产品。本文尝试阐明新质生产力与“全球南方”这两个重要概念间的理论融通性,并以印度洋岛屿国家为例,检视“全球南方”国家面临的发展瓶颈与治理困境,在此基础上梳理中国推进“全球南方”合作发展中的具体实践与务实举措,探讨新质生产力赋能“全球南方”的作用机制。研究提出重塑科技共同体赋能“全球南方”创新发展,重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赋能“全球南方”协调发展,提高自然资源利用效率赋能“全球南方”绿色发展,优化国际贸易和投资结构赋能“全球南方”开放发展,以期为进一步推动更紧密“全球南方”合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全球南方”;赋能发展;印度洋岛国

2023年7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黑龙江、浙江、广西等地考察调研时,提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2023年9月15—16日,“77国集团和中国”峰会在古巴召开。峰会通过的《哈瓦那宣言》将中国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和主张纳入其中,进一步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南方”大家庭的天然成员和坚定一员的地位。当前,“新质生产力”和“全球南方”已成为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厘清“新质生产力”和“全球南方”之间的理论融通性,明确新质生产力赋能“全球南方”合作的作用机制,对推动“全球南方”国家的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全球南方”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融通性

(一)“全球南方”的概念发展背景

作为一个政治地理学概念,“全球南方”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不断演化。从安东尼奥·葛兰西提出“南方问题”开始,“南方”一词就不断被赋予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内涵。在《南方问题的一些情况》一文中,安东尼奥·葛兰西认为,工业化的意大利北方和以农业为主的南方实际上同时受到了意大利北方资本家和梵蒂冈教廷的控制与剥削,“资产阶级宣传家在北方群众中想方设法传播的是这样一种思想:南方是锁链,它阻挠着意大利的社会发展,使它不能获得更快的进步;南方人从生物学上看,生来就注定是劣等人,半野蛮人或纯野蛮人;南方落后,错误不在资本主义制度或任何其他历史原因,而在于使南方人懒惰、低能、犯罪和野蛮的自然环境。”解决意大利“南方问题”的唯一出路是发动南北方的劳动者团结在无产阶级旗帜下一致反抗剥削。可以说,“南方”一词,由此具有团结协作和反剥削的政治内涵。

“南方国家”的提出则是着眼于近现代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权力结构。相对于主要分布在北半球、经济发达的“北方国家”,“南方国家”主要指经济社会上仍处于发展中的国家,这些国家大多位于北半球南部和南半球,具有相似的反帝反殖民历史和民族国家独立运动奋斗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主义运动和去殖民化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大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争取到国家独立、民族自决和政治主权,成为反对经济殖民主义和政治霸权主义的坚实力量。长期以来,因研究侧重点各异,“南方国家”通常与“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第三世界”“中间地带”等概念相交叉。万隆会议的召开、不结盟运动的开展与77国集团的兴起等,成为南方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觉醒的标志。南方国家开始重新评估和调整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寻求更加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南南合作”是南方国家之间为减少对外部的依赖,走向更加独立和自主的发展道路的合作,不仅包括经济发展和贸易往来,还涉及知识、经验、政策、技术和资源等领域的发展方案及分享交流机制。贯通非洲东部和中南部的坦赞铁路就是中国人民同坦桑尼亚、赞比亚人民并肩协作,在全球范围的南南合作中树立的光辉典范。

“全球南方”概念的使用是对“南方国家”的继承与发展,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2004年发布的《打造全球南方》报告中,明确将中国列为“全球南方”国家。然而,2023年以来,美西方发达国家和受其操纵的国家,妄图将中国排除在“全球南方”之外。对此,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的一员,我们始终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当前,基于南南合作的“全球南方”合作机制和路径已日臻成熟,组织形态也更为丰富多样。截至2024年1月,77国集团成员国已增加至133个,并发展出“77国集团和中国”等工作机制,在应对气候变化、贫困和疾病等全球性问题和共同的发展问题上已取得实质性进展。从国际秩序愿景看,中国与“全球南方”成员一道反对国际秩序阵营化、对抗化,是世界多极化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推动者。“全球南方”尽管还面临诸多现实问题,如成员众多,价值观多元,尚未建立起一体化的国际组织,尚无凝聚共同利益的行动纲领等,但不可否认的是,“全球南方”正崛起为一支影响全球治理格局的重要力量。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成为“全球南方”和平崛起的压舱石。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国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激发新的经济活力,不断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澎湃动力,可以为“全球南方”和平崛起提供更多的发展机遇,注入更强的发展信心。

(二)从国际视角理解新质生产力理论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并作出重大部署,强调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概括地说,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例如,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新质生产力在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支撑力的同时,也必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新动能和新机遇,具有重大的全球意义和时代价值。

首先,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因应国际政治经济新格局新变化。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基于我国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底层逻辑,但从外因的视角看,在现阶段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也与国际政治经济发展新格局新变化密切相关。例如,部分主要经济体尤其是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前景依然黯淡、失业率居高不下,国家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暗流涌动。鉴于地缘政治形势趋紧,尤其是面对领先国家对后发追赶国家进行的技术封锁和技术遏制,中国以高水平开放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以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是在应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要搞一种模式”,既谋一域也谋全局,只有把握中国的外部环境与全球竞争发展的新趋势,才能深刻理解当前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其次,发展新质生产力惠及全球。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在发展动力、形态、理念和路径等方面存在本质区别。新质生产力发端于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它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新动能,理论创新和实践成果将惠及全球其他国家。具体而言,新质生产力赋能全球发展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第一,新质生产力强调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创新成果的推广应用有助于全球其他国家提升自身的科技水平和产业竞争力;第二,新质生产力通过促进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将推动全球产业链向更高端、更智能、更绿色方向发展;第三,新质生产力注重绿色、低碳发展,其理念和新技术传播有助于其他国家,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开放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第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有助于缩小全球发展差距,提升“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因此,新质生产力这一重要概念的提出和发展实践,不仅对中国自身的高质量发展具有指向意义,也将助力解决全球发展面临的共同难题,为实现世界永续和平、绿色健康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三)理论融通的可能性及意义

综上所述,“全球南方”和新质生产力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但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关照下,在理解和应对当今世界的发展挑战、推动国际合作和全球发展视域中,“全球南方”和新质生产力具有至少三方面共通之处:第一,都强调创新和变革,“全球南方”国家摆脱受制于人的传统发展模式寻求发展,需要创新思维、创新方法和创新范式,而新质生产力本身是创新驱动的先进生产力;第二,都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无论是新质生产力还是“全球南方”,都以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核心,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第三,都强调开放合作,“全球南方”强调通过南南合作等机制加强团结协作,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也需要国家间的技术交流和知识共享。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阐明,“我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个概念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个重大任务,主要考虑是: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

综上所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一脉相承,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同新时代中国生产力发展实际相结合而成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成果,更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发展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充分彰显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本质上可以运用于引领中国及其他国家的新发展实践中。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有着相似的历史境遇、相近的发展阶段、相同的政治诉求和共同的发展目标,借助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在互利共赢中可以实现共同的高质量发展。

二、全球南方国家现存发展问题:以印度洋岛国为例

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不断显现和美西方反全球化、逆全球化背景下,“全球南方”依然是有力量的理论概念,对团结凝聚力量、推动解决南方国家现存的发展问题仍具有重要意义。以下以印度洋岛国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为例,检视“全球南方”现存的发展问题。

地理意义上的印度洋岛国主要包括六个国家,自西向东分别是位于西印度洋的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科摩罗、塞舌尔,位于北印度洋的马尔代夫和斯里兰卡。尽管6个印度洋岛国都属于77国集团成员,是“全球南方”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印度洋岛国的发展尚未真正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核心议题,随着全球资本主义流动,全球地缘政治重心加速东移和美西方国家掀起的“逆全球化”浪潮,其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与困境也越发突出。

(一)西方大国介入加剧与区域组织赋权不足

随着全球地缘政治经济重心的加速东移,以美国为首的域内外西方大国不断通过双边或小多边机制加强自身在印度洋地区的存在,其中以法国、英国为代表的前宗主国经略印度洋的意图日益明显。在大国战略博弈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印度洋岛国不得不面临“选边站”的困境和压力。鉴于海岛小国的脆弱性和敏感性,利用多边机制抱团取暖获取更大集体话语权理应是高效安全的选择。然而,域内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如环印度洋区域合作联盟、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等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大国的印太政策,地区主导权与影响力极为有限,进一步增加了地区秩序变动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就地区秩序现状而言,印度洋岛国尚无法改变大国干预地区事务和区域组织赋权不足的局面。岛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提升战略自主性、寻求战略支撑、增强集体话语权的目标仍然任重道远。

(二)区域认同缺失与地缘政治碎片化

从地理位置来看,印度洋岛国分属西印度洋和北印度洋两个次地区体系:一是西印度洋地区,包括马达加斯加、塞舌尔、科摩罗和毛里求斯;二是北印度洋地区,包括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在西印度洋次地区体系中,各岛国深受非洲文明的影响,其中东非斯瓦希里文明的影响尤为显著。科摩罗语、马达加斯加语和毛里求斯与塞舌尔克里奥尔语均是以非洲班图语为主体,受外来语言影响混合而成,语言上的近似性为彼此的文化和身份认同奠定了基础。就北印度洋次地区体系而言,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与南亚次大陆文明有着深厚历史渊源与现实联系。从语言发展角度来看,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的民族语言均属印度-雅利安语支,其语库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古印度语。鉴于各次地区体系内部的历史文化联结,成员之间表现出明确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感,但由此也导致两个次地区之间的认同缺失,地缘政治碎片化问题突出。

(三)内生发展动力不足与国家治理效能低下

印度洋岛国的被殖民历史、资源禀赋与社会文化异质性对其现代化进程形成明显阻遏,内外问题叠加共同导致了岛国发展的多重困境。首先,岛国政治局势复杂多变。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治理指数(WGI)显示,印度洋各岛国的得分普遍较低,毛里求斯得分最高,但最近十年的治理状况并无明显改善;其余五个岛国各项得分多为负值,科摩罗、马达加斯加等国的得分全球倒数。究其原因:首先,岛国的现代民主政治根基薄弱,移植而来的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在岛国出现严重“水土不服”。

其次,岛国社会结构无法有效整合,不同族群的利益长期失衡,家族政治等给岛国带来挑战。整体而言,印度洋岛国和众多新兴发展中小国家面临着相似的现代化困境。同时,岛国经济内生动力不足。在长期的殖民统治下,部分岛国形成了单一种植制经济结构,较为典型的当属马达加斯加、科摩罗和斯里兰卡。经济结构单一使岛国更易受到全球初级商品价格冲击的影响,在世界贸易体系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经济上的依附性将严重制约其国家现代化的进程。

最后,岛国风险应对能力低下。气候变化带来的海平面上升及气象灾害等问题,以及突发性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带来的公共卫生问题成为印度洋岛国面临的两大主要风险。海平面持续上升挤压了岛国可利用的生存空间,对岛国发展构成严峻挑战,极易引发次生社会危机。除生存空间问题外,岛国还面临着气象灾害频发的考验。此外,麻疹、疟疾等传染病及新冠疫情等导致的公共卫生问题成为岛国面临的第二大现实威胁。各岛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各异,在医疗基础设施建设、疾病防控投入、民众公共健康意识等方面存在发展不均衡问题。

以印度洋岛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小岛屿国家所面临的发展瓶颈和治理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部分“全球南方”国家现实处境的写照。一方面,“全球南方”国家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整体上仍处于相对劣势地位,面临美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持续性“压迫”,其在迈向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不得不平衡外部势力的介入和影响;另一方面,受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部分“全球南方”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整体上较慢,经济结构相对单一,转型发展困难重重,经济发展面临瓶颈和挑战。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不得不依赖外部力量来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经济对外依赖程度不断上升,从而导致其经济发展更加容易受到全球经济发展形势影响,应对全球经济的抗风险能力不容乐观。

除了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全球南方”国家普遍面临形式各异的治理困境。这些国家不仅要处理本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政治经济多重挑战,还需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带来的社会环境危机,国家治理任务艰巨。同时,由于部分“全球南方”国家发展水平不高,资源禀赋相对有限,其国家治理能力相对较低,社会资源调动较难。因此,仅凭自身努力很难应对这些治理困境,向外寻求更高层次的援助合作成为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如何合理运筹域内外力量,努力寻求“南北援助”和“南南合作”的平衡点,既促进自身发展和提升治理能力,又避免沦为大国博弈的筹码和介入大国争斗,将是持续考验“全球南方”国家突破发展瓶颈和提升治理能力的重要挑战。

三、新质生产力赋能更紧密“全球南方”合作的作用机制分析

面对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形势严峻,南北发展鸿沟扩大等一系列严峻挑战,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既是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动作为之举,也是以自身现代化实践推动世界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担当之举。整体而言,新质生产力可以通过重塑科技共同体赋能“全球南方”创新发展,重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赋能“全球南方”协调发展,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赋能“全球南方”绿色发展,优化国际贸易和投资结构赋能“全球南方”开放发展,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赋能“全球南方”共享发展。

(一)新质生产力重塑科技共同体赋能“全球南方”创新发展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和新发展阶段的艰巨任务,以创新赋能提效为契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我国在国内外新形势下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桎梏的重大战略决策和关键政策抓手。从“全球南方”的角度看“关键核心技术桎梏”,可以更加清晰地意识到,美西方发达国家长期以来将科技当做限制、遏制、剥削其他国家发展的手段,包括但不限于:科技垄断、不合理征收高额专利使用费、干扰并阻挠科学技术的自然流动传播、限制及切断学术及人才交流、对科技产品的上游进行断供、对科技领域相关企业和个人进行制裁,造成发展中国家的人才流失等。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不平衡分布、冷战思维和霸权逻辑等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发展赤字和创新鸿沟。

科学技术本是人类的伟大创造性活动,科技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在科技合作中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重塑科技共同体,构建包容、平等、均衡的全球科技创新格局,将逐步推动全球科技格局的重组和创新生态的变革,促进“全球南方”的科技进步和高质量发展。一方面,部分西方发达国家仍然是世界领先的创新强国,但其领先优势正逐步被削弱;另一方面,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枢纽节点在中国等“全球南方”国家迅速崛起。

中国长期以来通过援外技术培训、人力资源开发合作等务实举措,汇聚新质动能,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增强“造血功能”,增强其自主创新和自我发展的能力。以印度洋岛国为例,中国秉持“授之以渔”的理念,与印度洋岛国分享发展经验和实用技术,赋能岛国科技人才培养。2024年,中国将面向包括岛国在内的印度洋国家启动实施“蓝色英才计划”,围绕绿色发展、应对气变、海洋规划、渔业发展等领域设立100个专题培训项目,同时建立中国-印度洋地区海洋合作与培训中心,提升各国的海洋可持续发展治理水平。此外,国内多所高校及科研院所先后与马尔代夫、斯里兰卡等岛国签署协议,建设国际技术人才交流与发展平台,通过定向援外技术培训等方式,为岛国经济社会发展筑牢科技人才基础,助力岛国经济转型、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此外,中国还通过加强来华留学教育政策倾斜、搭建高水平人才培养平台、派出专项公关科研团队等具体措施,助力岛国提升专业化人才素养、解决人才短缺危机。

(二)新质生产力重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赋能“全球南方”协调发展

从经济学来看,人力、土地、能源、制度性交易成本等综合成本结构变化,带动了百年来全球范围内的四次大规模的制造业产业链大迁移:20世纪初,英国将部分“过剩产能”向美国转移;20世纪50年代,美国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向日本和德国转移;20世纪60—70年代,轻工、纺织等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向韩国、新加坡和部分拉丁美洲国家转移;20世纪80年代初,新兴工业化国家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技术高消耗产业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在大迁移过程中,“全球南方”小国,如资源制约型的印度洋岛国,因市场规模小、产业体系不完整、能源价格高、基础设施落后,很难突破产业链价值链的“低端锁定”困局,获得整体性协调发展的机会甚微。此外,在发展中国家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攀升过程中,会遭到“俘获效应”: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利用市场优势和先进技术,对发展中国家的价值链攀升实行阻截,限制发展中国家的自主研发和创新应用,后发展国家实现“弯道超车”变得困难重重。

近年来,疫情、地缘政治冲突和气候危机等引发的“黑天鹅”“灰犀牛”事件不断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美国、日本和欧洲发达国家选择制造业回流以应对经济的不景气。中国则呼吁创新因素是推动全球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提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系统谋划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布局,部署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四链融合,不断释放发展新动能、构筑发展新优势,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中,与各国一起建立多元化的合作伙伴关系,增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

以印度洋岛国为例,中国长期致力于通过科技创新和应用,通过搭建国际科研合作网络,持续推进南南合作技术转移,推动技术援助与产业合作,引领印度洋岛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从传统向更高效、智能化的方向转变,促进新商业模式和新产业形态的涌现,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基础。作为中国与印度洋地区的重要合作交流平台,中国-印度洋地区发展合作论坛迄今已召开两届。2023年12月,第二届中国-印度洋地区发展合作论坛召开,专设“印度洋岛国可持续发展”分论坛,塞舌尔、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科摩罗、马达加斯加等印度洋岛国出席论坛。论坛发布的《中国-印度洋地区蓝色经济发展合作联合声明》聚焦中国-印度洋地区国家蓝色经济发展援助合作问题,成果清单涵盖了渔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计划,旨在帮助印度洋国家提升渔业养殖、水产品加工、资源养护与调查等领域能力水平;提出“新能源印度洋”倡议,支持光伏发电、水力发电、海洋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等技术在印度洋地区国家推广运用等。

(三)新质生产力提高自然资源利用效率赋能“全球南方”绿色发展

气候变化、传染病大流行、资源能源短缺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由于其复杂性、超长性和跨国性的特点,经常导致全球的非常态危机,尤其给“全球南方”国家带来复杂严峻的影响,加剧了贫困、粮食匮乏、基础设施灾害等问题。印度洋岛国等沿海发展中国家特别容易受到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和能源资源匮乏的影响,因此在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议题上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关切。然而,“全球变暖对21世纪经济和社会的运作方式构成了生存威胁,只为应对地方性生产和区域性环境破坏而设计的基础设施和治理系统已不再符合未来几十年对良好环境和有效治理的需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中国与发展中国家进行了更多的绿色技术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合作,尤其在推动绿色能源应用、海洋资源探测、生态环境改善、智慧城市建设等方面的积极政策,已将绿色低碳科技推向更多国家,使得绿色智慧产业成为国内外市场的重要力量。

作为全球清洁低碳能源使用的引领者,中国在推动与印度洋岛国绿色高科技合作,提高岛国自然资源利用率,助力岛国实现能源转型和“双碳”目标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中国先后与岛国签署“光伏电站专案投资协议”“马尔代夫11MW光伏项目”等多个清洁能源合作建设规划,助力马尔代夫、斯里兰卡等国家建设太阳能发电站、风力发电站、水电站等设施,为当地提供清洁、可持续的能源,帮助岛国逐步实现能源结构多元化,推进清洁能源行业发展,应对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等挑战。中国与印度洋岛国建设了多个联合研究计划和联合实验室,如中国科学院-斯里兰卡联合科教中心、中国-马达加斯加大陆架联合实验室等,合作项目覆盖了绿色能源、绿色农业、海洋技术、环境发展等多个领域。此外,中国与塞舌尔、斯里兰卡、马达加斯加等岛国持续开展联合海洋科考调查,助力岛国海洋资源探测、生态环境改善等。

(四)新质生产力优化国际贸易和投资结构赋能“全球南方”开放发展

从全球价值链和国际贸易的传统类别上看,中国的贸易舒适圈、经济舒适圈一直被局限在西方发达国家范围内,这也为西方发达国家依然能支配全球大部分资源奠定基础。而新质生产力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创造新的竞争优势,重塑全球贸易投资结构。以数字贸易、跨境电商、智慧物流、数字金融等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新业态,以“元宇宙”、AI演艺直播、数字设计等新模式、新产业、新服务不断涌现,新质生产力打破了传统的市场限制、时空限制,而中国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将更有效率地实现内外市场联通、要素资源共享,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数字化弯道超车的机遇,推动国际贸易和投资结构朝着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发展。

对于“全球南方”国家而言,中国不但是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领域最大的产品出口国,也通过资金、技术和经验带动了发展中国家的数字化转型,优化了国际投资结构,也使低门槛、高效益新生产模式涌现,助推当地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为技术、知识和资本密集型新产业。与此同时,“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人民购买力的上升,将为中国打开更广阔的市场,有助于中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对全球格局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数字经济合作一直是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下,中国全力推动包括印度洋岛国在内的非洲国家破解数字转型瓶颈,缩小数字鸿沟,打破数字贸易壁垒,涵盖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电子商务运用、移动应用支付、社交媒体等,新应用、新场景、新业态持续涌现,数字经济合作的形式和内涵不断丰富,助力非洲实现数字化转型。以印度洋岛国毛里求斯为例,华为在中非合作论坛“九项工程”的框架下,对接毛里求斯发展规划,持续加大在数字创新、绿色发展等领域的合作力度,为毛里求斯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2024年7月,华为在数字人才3.0发布仪式上宣布,将在未来4年内提供4000个ICT人才培训机会,包含华为ICT学院、华为未来种子、政府公务员培训、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培训和数字技能普惠计划,助力毛里求斯成为数字人才强国。迄今,华为已与毛里求斯七所大学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开设有AI、5G、数通、云计算、数字能源等课程。近年来,华为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通过技能培训、支持文教事业等方式助力毛里求斯消除数字鸿沟,夯实国家发展所需的数字人才基础。

(五)新质生产力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赋能“全球南方”共享发展

作为人类创造性劳动的产物,新质生产力既对人的素质、对人的协作和共享精神提出更高要求,也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新条件新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新质生产力通过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使得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人类。可以说,以人为本的发展,是新质生产力的基本价值遵循。

新质生产力赋能“全球南方”的共享发展主要体现在:第一,科学技术和高科技产品大范围开放共享,逐步打破了小部分国家从中垄断牟利的局面,也使得“全球南方”国家的劳动资料不再处于稀缺状态。例如,数字化开放获取使得知识文本和先进技术资料可以免费、自由且有尊严地获得,“全球南方”国家的劳动资料不断推陈出新,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二,新质生产力通过引入自动化、智能化技术,提高“全球南方”国家的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使产品更加丰富、价格更加亲民。第三,新质生产力助推劳动者技能结构升级,改善就业结构,使劳动形式更有弹性。例如,一些危险的传统体力劳动被智能机械所取代,劳动者向更高附加值、更安全的行业转移,提高了整体就业质量。

从中国卫星产业的“走出去”,既可以看出中国卫星通信企业如何实现从区域运营商向全球运营商的转变,也可以看出新质生产力如何赋能“全球南方”的共享发展。2012年8月,中国航天首个在海外建设并拥有自主使用权的斯里兰卡康提电信港奠基,实现了中国航天资源的国际化和“天地一体化”服务的“走出去”;同年11月,斯里兰卡首颗通信卫星“SupremeSATI”搭载中国“长征”火箭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弥补了斯里兰卡在通信上的不足,让斯里兰卡成为全球第45个拥有通信卫星的国家;2013年5月,中国和斯里兰卡两国共同签署航天项目合作协议,中方在轨交付一颗自主研制的通信广播卫星,并开展北斗系统在斯里兰卡的商业运营。中国与斯里兰卡的卫星合作计划助力斯里兰卡的移动通信、广播电视、地理信息系统、卫星导航、互联网等相关领域实现飞跃发展,提升了斯里兰卡的渔业、交通、信息采集等行业的能力和效率,也提高了斯里兰卡人民的生活质量。合作也使斯里兰卡获得技术转移和能力建设的机会,促进了本地人才的成长和技术发展。以渔业为例,斯里兰卡拥有超过1700公里的海岸线和超过50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渔业维持着斯里兰卡超过250万沿海居民的生计,是该国粮食安全和经济发展的关键。中国卫星提供的气象和海洋监测数据,对于斯里兰卡实现常态化生态监控、渔业资源科学精细管理和可持续开发具有重要意义;北斗系统的精准定位和导航功能帮助斯里兰卡渔船提高捕捞效率,优化捕捞路线,优化防灾预警系统,提升渔业生产的安全性;通信卫星彻底改变了传统的渔船管理模式,通过智能化分析决策同步管理渔船,避免进入有争议海域,有效应对海上紧急情况。随着新科学技术的升级和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斯里兰卡渔民从传统的打渔转入“海上牧场”的建设,转向休闲渔业、智慧渔业和数字渔业,收入也获得极大提升。

结语

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际形势持续动荡,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和发展具有深远的全球意义和时代价值,深刻影响着全球经济社会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是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和必由之路,同时也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新动能,提供更多发展空间和机遇,推动世界经济的平衡与包容性增长。新质生产力正在成为引领全球发展的引擎,为变乱交织的世界不断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作为“全球南方”的一员,中国始终关注南方国家共同需求,致力于维护“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和发展空间。新质生产力将有助于推动“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有助于进一步缩小南北发展鸿沟,赋能“全球南方”国家的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构筑新竞争优势,赢得发展主动权。

参考文献略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项目编号:22VHQ003)阶段性成果。

文章来源:《当代中国与世界》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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