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陆学艺（1933—2013）江苏无锡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我国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社会学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等。曾担任《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副主编。值陆学艺先生诞辰91周年之际，特刊发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原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陈锡文同志《怀念陆学艺》一文，谨以纪念陆学艺先生。
20世纪70年代末，我就知道了陆学艺这个人名。1978年，我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学习。不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农村拉开了改革的序幕。当时，我已有了下乡务农十年的经历，又在读农业经济学，自然对农村改革的情况十分关注。记得从1979年下半年起，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未定稿》编辑部的王小强同志那里，陆续得到了几篇署名陆学艺或他与人合写的农村调研报告。这些报告，真切地描述了当时农业农村落后、农民贫困的现状，强烈地呼喊着应当改革农村经济体制、赋予农民经营自主权。那时，我还没有见过陆学艺本人，但从他那些文章的字里行间，我读出了他是一个有学问、有情怀、有担当的人。记得在1981年底的一次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研讨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陆学艺。我在会上简要介绍了暑假时到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所做的农户家计调查的情况。会议结束后，陆学艺过来问了我几个具体问题，并说，他看到过几份我们今年暑期到凤阳农村调查的报告，觉得不错。然后他问我，是南方人吗？我说我祖籍江苏丹阳，但生在上海。他又问，你名字中的“锡文”这个名字有什么来由，我说，我出生时，父亲正在无锡文化教育学院，于是就给我起了“锡文”这个名字。他笑着对我说，那我们可以算是半个老乡了。我告诉他，我读了他的不少文章，很受教益；但不明白他作为一个哲学研究者，怎么会如此执着的研究农村问题？他说，不管是研究什么的，都不能脱离实际，都得为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服务；眼下最需要的不就是研究农村改革、为“包产到户”正名吗？
1982年夏，我被分配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工作，虽然与陆学艺不在同一个研究所，但是交往的机会毕竟多了起来，尤其是各自从农村调查回来后，总会找机会交流切磋一番。我那时还是农村理论和政策研究领域的新兵，在与他的交流中，我总是受益良多，深感他是我的良师益友。1983年秋，陆学艺受中国社科院的指派，率队到山东省的陵县进行蹲点调研，并挂职担任中共陵县县委副书记。此后不久，我在一次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领导同志听取有关单位农村调研情况的汇报会上。听杜润生主任说，了解农村情况，既然有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式的面上调查，也要有在一个地方住上一段、与农民进行深入接触的蹲点式调查，两者结合，才能把农村问题搞清楚。杜主任还说，现在的问题是，做前一种调查的人多，做后一种调查的人少，而社科院陆学艺他们去陵县挂职蹲点调查，是在加强后一块短板方面开了一个好头。后来，按照杜老的要求。中央农研室聘请了几位当时在县一级担任领导职务的同志为特约研究员。我记得有河北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河南新乡副县长刘源，以及陆学艺等人。每次筹备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起草中央指导农村工作的文件时，杜老都会把这些特邀研究员们请来，亲自召开座谈会，当面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1985年，陆学艺结束在陵县的蹲点调研，回中国社科院担任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此时我已经调到了国务院农研中心工作，但因为都在研究农村改革和发展问题，交往的机会仍然很多，尤其是在各种研讨会上。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农村改革发展面临着一些复杂的新情况：首先是粮食产量在连年增产之后，1985年却出现了明显减产（比上年减少了564亿斤，既减少了6.9%），这引发了“关于包产到户的潜力是否已经挖尽？”的争论；其次是对于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进一步改革的方向和内容究竟是什么，也有不同的意见。那一阶段的各种农村改革研讨会，围绕的也基本是上述两大问题。在我的记忆中，那是陆学艺在会上会下讲的多的也是两大问题：一是担忧粮食生产出现滑坡。他说现在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是在吃老本，新的不建，老的不修，农业生产条件越来越差。二是担忧实行家庭联产经营后，农民会出现分化现象，有劳力、有门路的农民家庭快速脱贫致富了，而缺劳力、缺门路的农村家庭虽然能吃饱饭了，但脱贫的难度仍然很大。我知道他所忧虑的这两个问题，都是以扎实的乡村实地调查第一手资料为依据的。1986年4月，陆学艺写了《农村农业面临比较严峻的形势》一文，刊发在社科院5月份的《要报》上，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关注。1986年6月10日，邓小平同志在听取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当前经济情况时的谈话中指出：“农业上如果有一个曲折，三五年转不过来。”“有位专家说，农田基本建设投资少，农业生产水平降低，中国农业将进入新的徘徊期。这是值得注意的。”邓小平同志这里讲的“有位专家说”，指的就是陆学艺写的上述文章。此后，中央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提高了对农民的粮食收购价格。但即便如此。也还是直到1989年，才使得全国粮食总产量超越1984年的水平。
1987年，陆学艺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很快又担任了所长。此后的一段时间，他在继续关注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同时，致力于复兴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发展，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由他主编、2002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问世后，引起了很强的社会反响。报告中关于中国社会群体已分化成十大阶层的分析，一时成为人们观察和研究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参考依据。记得我第一次读这本《研究报告》时。脑子里突然闪现出他20多年前对我说过的那句话：搞研究不能脱离实际，得为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服务。我想，当年他如此执着地研究农村改革和发展，如今他又倾心研究社会转型和社会群体的分化、分层，都应着了他自己讲的要服务于国家和人民当下最需要研究的问题。城乡全方位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仅极大的释放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潜能，也带动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快速转型。我很清楚，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陆学艺就高度关注包产到户后农民的分化问题；而到了社会学研究所之后，他更是把研究快速增长下的社会群体分化、分层问题，看做可能是对中国未来发展有着全局性影响的重大课题。
1998年，恰逢农村改革20周年，党中央决定，将拟于当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的主题，锁定在深化农村改革上，全会拟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决定（草案）》20周年。我和陆学艺都有幸参加了这个文件起草组的工作，这也为我们俩在半年多时间里能经常交流提供了机会。那时我对他谈的多的主要是农业经营体制和粮食流通体制问题，而他对我谈的多的则是社会群体的分化、分层和社会结构的转型问题。他对农业问题很精通，而我对社会学则是门外汉。因此，谈到农业问题时，我俩能热烈讨论，而谈到社会学问题时，我就只能是听他讲和向他请教了。他的讲述，有几点我印象极深。一是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社会群体也必然要经历从均质化到差异化的转变，因此，社会群体的分化具有必然性，但只要这种分化不是贫困更贫、富者更富的两极分化就不可怕。二是关键是要给所有人都创造机会公平的环境，给所有人都提供经过自身努力能够向上流动的机会。三是工业化、城镇化意味着财富和机会大量向城镇集聚。如果不加快改变农业人口仍占大头的现状，社会结构的变动就会滞后于经济结构的变动，由此将引出诸多新的社会矛盾。四是政府要适应社会群体分层后利益诉求多元化的现实，注重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和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当时的一个大背景是，当年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已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的“民工潮“正在涌起，而农业人口转移的”城镇化“问题则尚未提上改革发展的议程。2000年，党中央预备召开十五届五中全会，会议将审议通过中央关于第十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我参加了会议文件起草组的工作。在我的记忆中，党中央首次明确提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就是在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这个建议中。在参与文件起草的过程中，我很自然的想起了两年前陆学艺对我谈到的那些关于社会群体分化、分层以及如何适应社会结构变动的理念，心中很是感叹！
此后不久，我调到中央财办和中央农办工作，与陆学艺直接交流的机会少了，但还是经常能收到他寄来的文章或著作。2008年初春的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说是有份报告想让我转呈给中央领导同志。收到后才知道是陆学艺与其他十几位学者写给胡锦涛同志的一封关于加大对社会学发展扶持力度的建议信，署名的人中除了陆学艺，还有我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时的老主任王梦奎以及吴敬琏等人。我立即与总书记办公室联系，得到允许后将这封信呈报给了胡锦涛同志。后来得知，陆学艺通过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华建敏同志向总书记转呈了此信。胡锦涛同志和其他有关中央领导同志对此信作了重要批示，这对推动我国社会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1978年算起，在此后的35年时间中，陆学艺无论在对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推动上，还是在对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学科发展的理论应用上，都倾尽了他的全部心血和才华，他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才这样做的，他是我们这个时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楷模，他在上述两个领域的建树，将记载在中国社会科学改革发展的史册上。
2022年5月8日
本文节选自《陆学艺全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一卷“序言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