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古代在开展战争、制定边疆政策时，具有从政治视角出发，全盘考虑的“政治本位”取向。这一过程是国家或者王朝的“政治公利驱动”、不同部门或政治群体的“政治私利驱动”以及潜在的“政治文化驱动”三种驱动力互动与平衡的结果。皇帝在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在边疆政策制定中，拥有打上自身烙印的历史突破能力。中国古代核心地带生态环境较为优越，由此发展出发达的农业经济，构成了中国古代中原王朝的经济基础，而进行农业生产的编户齐民构成了中国古代中原王朝的统治基础。与此相应，中国古代中原王朝施政的首要目标与政治重心，是保障核心地带民众的基本生存，维持农业生产与政权稳定，从而形成了“内政本位”取向。“内政本位”取向注重内政与治边之间的平衡，注意限制战争的规模，避免由于征发大量人口、增加赋役负担而造成内政问题。这种取向有力推动中华文明长期保持突出的和平性。
关键词：边疆政策 大战略 内政本位 民本思想 和平性
边疆政策的出台，除受到经济因素影响，也就是所谓的经济驱动之外，还与制定这一政策的政权直接相关，也就是所谓的政治驱动。如同制定其他政策一样，某一政权在考察战争是否可行时，并不局限于战争本身，而会从政治角度，全盘考虑。相对于单纯的军事本身的战略，政治角度的战略视角更为宽广，因此被西方军事学称作“大战略”（grand strategic）。在“大战略”视角下，一个政权对于战争的谋划，仅需考虑战争本身的胜负，更需战争对政治的影响。也就是说，战争是政治的反映与延续。政权对于国家利益的界定，既包含客观的国家利益诉求，又受制于某一或某些政治集团的利益诉求，甚至强力政治人物也会在其中施加个人意志。即使国家利益，在不同的政治文化中，对于何为国家利益，哪些利益居于核心，哪些利益居于外层，国家利益如何追求（也就是所谓的国家利益的内涵、层次与实践），有着不同的认识与界定。可见，一项战争计划或边疆政策的出台，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政治因素并非全然是“公利”的，而是充满着各种政治私利的诉求，甚至政治文化的影响。中国古代不仅拥有世界历史上最为复杂与发达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而且具有源远流长又颇具特色的文化传统，还长期在广阔的边疆地带进行历史实践，相应在边疆政策制定中，卷入最为复杂的政治斗争，受到最为深层的政治文化的影响，有着十分独特的政治实践。
一、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的“大战略”视野与“政治本位”取向
关于中国古代战略文化，中外学界有不少讨论。整体而言，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战略文化主张防御，但也有少数学者持主张进攻的观点。加拿大学者江忆恩（Alastair Lain Johnston）就是持后一种（即主张进攻）观点的学者中最有代表性者。在《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与大战略》一书中，他指出中国古代战略文化并无任何独特性，与所有其他文明的战略文化一样，都是进攻性的。他以明中后期北边军事策略作为例证，指出其中充满了用武力解决的取向。但事实上，明中后期北边军事行动，基本都是为驱逐入犯的蒙古部族，在军事学上属于“攻势防御”（offensive defense），仍然是从“政治本位”的全局视角出发采取的有限军事行动。本文尝试结合中国古代的边疆经营取向，从整体上理解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的政治驱动。
“大战略”理论最早由英国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Liddell Hart，1895—1970）提出。利德尔·哈特继承了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学家克劳德维茨（Clausewitz）“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手段的继续”的观点，指出“战略”是对武装力量的领导，而“大战略”或者称“高级战略”，其任务在于调节和指导一国或几国的一切资源，以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而这个目的，正是由基本政策，即国家政策所决定的。因此，为贯彻大战略，不仅包括对武装力量的利用，还包括对经济、政治、心理等手段的总体应用，后者更是值得优先考虑的工具。也就是说，大战略的真正目的是利用各种方式尽量削弱敌人的抵抗能力，创造有利的战略态势，从而以最小的损失使敌人屈服。这便是大战略的核心内容——“间接路线战略”。大战略关心的不只是战争本身，还包括未来的和平与发展，军事胜利本身并不等于政治目的的实现。因此，当战争一方并不抱侵略对方的目的时，可以采取最为经济的办法，以达到有限的战略目的，保障当前与将来皆可抵御外来的侵略。只要安全威胁解除了，战争目的便达到了，不顾一切地追逐胜利是最为危险的。但这一观念容易反过来导致产生长期阵地防御的思想，致使国家全部力量消耗殆尽。节约兵力与求取胜利的最好方法，是在高度机动性前提下的攻守兼备。英国军事理论家富勒（Fuller）的《战争指导》继承了“大战略”理论，指出：“大战略的真正目标应该是一种有利的和平，而并不要求将对方完全歼灭。反之，它却希望能消灭或减轻战争的成因。”
但在20世纪70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之下，国际政治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学派所强调的“客观”“科学化”与结构性等开始受到质疑与挑战。以往大战略理论完全从国家追求权力与实力的理性主义立场出发，讨论国际关系的研究范式，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接受了新思潮的新现实主义开始兴起。新现实主义认为人类的行为存在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反复互动而模塑成规范，并不完全按照利益和势力平衡行事，具有不同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的决策者对待同样的形势，很可能有不同的利益取向。由于世界上存在多种不同文化脉络，因此不同国家战略文化也并不相同，呈现多元化特征。这便促使更多的学者开始思考大战略选择中的非理性主义因素。美国战略理论家约翰·柯林斯（John Collins）1973年出版的《大战略：原则与实践》一书，在大战略框架下着重提出了“道义”内涵，指出大战略还包括意识形态、生活模式、道义等层面。美国军事史专家杰克·史奈特（Jack Snyder)则提出“战略文化”（strategic culture）概念，用于揭示战略决策中集团或者个人所受历史传统、文化体系与价值倾向的影响，指出虽然当前看来属于决策过程的非理性主义层面，但在当时时代背景下，却是自然而然的内在逻辑结果。20世纪90年代异军突起的以观念、文化、身份认定为出发点的建构主义学派指出，战略文化是指在有关威胁和使用武力问题上，国家行为体所特有的、长期起作用的一套信仰、价值体系和行为习惯，它们主要根植于各个国家特有的地缘政治环境、历史经验和政治文化体制。影响最大的战略文化概念，是美国学者肯·布斯(Ken Booth)提出的，称“战略文化指在有关威胁或使用武力问题上，国家的传统、价值、态度、行为模式、习惯、象征、成就，以及适应环境、解决问题的特殊方式”。为避免战略文化研究出现不着边际的泛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战略文化研究者努力使战略文化拥有具体内容，认为战略文化是一种行为典范（Paradigm），以期为大战略设定优先次序。
虽然在历史研究中运用文化视角，容易形成文化性而非历史性的判断，但在充分考察客观历史状况之后，对其背后的时代价值、文化倾向加以审视，有助于揭示虽然无形但更为深层、更为久远的历史逻辑。与西方现代军事理论家所持观点相似的是，中国古代统治者始终将战争作为关系政权存亡之大事，从政治全局出发，考虑是否发动战争。《左传》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作为中国最负盛名的兵书，《孙子兵法》开篇即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反映出中国古代发动战争、制定边疆政策时，从政治角度，全盘考虑的取向，对此可称之为“政治本位”取向。
二、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的制定与政治斗争
一个政权在参与国际竞争时，既有代表所有民众，谋求政治公利的一面；同时其内部政治部门、政治群体甚至政治人物个人为追求本部门、本群体，甚至个人的政治私利，也将自身政治私利渗透其中。与此相应，一项政策的出台，便是政治公利与政治私利互动、妥协与平衡的结果。中国古代政权具有这一政治特征。比如君主、官僚集团便有不同的政治利益，相应在政策出台中便具有不同的政治立场。明丘濬便赞同北宋苏轼的在边疆开拓上君主与官僚集团具有不同的政治利益的观点：“苏轼谓‘人臣计与人主计不同。人臣非斥壤地，效首虏，无以为功。人主计惟天下安，社稷固耳。’”并明确指出：“昔人有言：‘有边事，边臣之福；无边事，朝廷之福。’至哉论乎！”
官僚集团内部在边疆开拓上也具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唐高宗仪凤年间，太学生魏元忠在上封事时指出，文、武虽在政治上分途，但在理想的状态下，对于安邦治国之道，应无立场分别。但在魏晋时期，也有文、武官员在军事才能上呈现明显分途者。如《魏元忠传》载：“从此而言，则陆士衡著《辩亡论》，而不救河桥之败；养由基射能穿札，而不止鄢陵之奔，断可知矣。”至于唐代，在选官标准上，便对文、武集团各有偏重，《魏元忠传》载：“然论武者以弓马为先，而不稽之以权纶；谈文者以篇章为首，而不问之以经略。而奔竞相因，遂成浮俗。”于是造成文、武在军事才学上，呈现出明显差异。《旧唐书》指出，自古以来，文、武集团在应对边疆族群的政治观念上，便截然有异。
相对于文官集团，武将集团更倾向于发动战争，以建功立业，实现自身政治利益。金张行信认为，“奉使者自专议和，将兵者惟当主战”为理所当然。东汉班固著《汉书》，在总结西汉一代对匈奴政策之后指出，西汉时以董仲舒等为代表的文官集团和以樊哙等为代表的武官集团，在对匈奴采取攻、守两种策略上，呈现截然对立的立场。南朝刘宋范晔著《后汉书》，以“祭肜、耿秉启匈奴之权”，“班超、梁慬奋西域之略”，评述了东汉武将开拓边疆以成功立名的政治选择。
与两汉相似，明初武将集团成为明朝北伐蒙古高原的请缨之人。洪武元年（1368）六月，北伐明军已占领鲁、豫二地，直指上都。在此之际，徐达奏请朱元璋称：“臣虑进师之日，恐其北奔，将贻患于后，必发师追之。”但朱元璋却不赞同这一做法，仍从传统的“内华夏而外夷狄”的地缘立场出发，主张放弃对蒙古高原的政治统治。接受朱元璋旨意的徐达“受命乃退”。因此，在攻占大都之后并未继续北上追击元顺帝。但洪武五年（1372），一直战无不胜的武将集团，鉴于北元汗廷仍盘踞漠北，从而向朱元璋建议，继续进军漠北，以永清沙漠。《明太祖实录》记载：“上御武楼，与诸将臣筹边事。中书右丞相魏国公徐达曰：‘今天下大定，庶民已安，北虏归附者相继，惟王保保出没边境，今复遁居和林。臣愿鼓率将士，以剿绝之。’”朱元璋最初反对这一方案，认为：“彼朔漠一穷寇耳，终当绝灭。但今败亡之众，远处绝漠，以死自卫，困兽犹斗，况穷寇乎？姑置之。”但在武将集团的坚持下，最终决定出兵漠北。
与武将集团相比，文官集团由于主要负责内政治理，因此更倾向于采取保守的边疆政策，将政权的关注点引导至内政建设上来。比如东汉安帝永初四年（110），文官集团就认为“文德可兴，武功宜废”，停止了练武制度。南朝刘宋文帝元嘉十九年（442），御史中丞何承天上《安边论》指出，两汉应对匈奴之策，文武官员秉持截然不同的方案，武官主张“征伐”，文官主张“和亲”。
再如明洪武时期，与武将集团锐意进攻蒙古高原相比，文官集团一直倡导近边防御。洪武三年（1370）三月郑州知州苏琦建议明朝回到中国古代儒家所秉持的防御观念，在北部边疆分地防御，认为“宜选股肱重臣，才兼文武，练达边事，分镇要害，以统制诸番”，苏琦反对进入蒙古高原，建议“若其来归，待之以诚，怀之以德，其叛也，喻之以义，示之以威，专明恩信，远示绥怀，勿启边隙，以疑远人，勿连兵祸，以劳中国”。洪武十八年（1382），国子监祭酒宋讷建议明朝在北部近边，实行屯守政策。他首先指出北伐蒙古高原具有很大的军事风险，因此不如在北部边疆采取防御立场，宋讷称：“今海内既安，蛮夷奉贡，惟沙漠胡虏，未遵声教。若置之不治，则恐岁久，丑类为患边圉。若欲穷追远击，又恐六师往返万里，馈运艰难，士马疲劳。陛下欲为圣子神孙万世之计，要不过谨备边之策耳。”宋讷认为备边之法，当模仿西汉赵充国，一边屯田，一边守御。宋讷从而请求称：“我朝诸将中，勇智谋略，岂无如充国者哉！陛下宜选其有智谋勇略者数人，每将以东西五百里为制，随其高下立法，分屯所领卫兵，以充国兵数，斟酌损益，率五百里屯一将，布列缘边之地，远近相望，首尾相应，耕作以时，训练有法，遇敌则战，寇去则耕，此长久安边之策也，又何必劳师万里，求侥幸之功，以取无用之地哉！”
永乐时期，朱棣发动对交阯的大规模进攻，对此阁臣解缙表示反对，主张明朝应继续保持与交阯的藩属关系。解缙称：“自古羁縻之国，通正朔，时宾贡而已。若得其地，不可以为郡县。”朱棣否定了解缙为代表的文官集团的主张，再次实现了“郡县交阯”的伟业。但由于交阯不断发动叛乱，明朝驻扎大军也耗费大量粮饷，虽然武将集团一直坚持维护这一战果，但在文官集团的长期反对下，最终在正统时期正式放弃。明丘濬主张在遣使联络四夷族群时，不应仅用武将，而要兼用文士，从而呈现出明代文士与武将在边疆决策中，争夺主导地位的政治心理。嘉靖十五年（1536），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唐胄反对武将集团鼓动世宗征伐安南的军事计划，称“锦衣武人，暗于大体，倘稍枉是非之实，致彼不服，反足损威。即令按问得情，伐之不可，不伐不可，进退无据，何以为谋？”
但值得注意的是，政治群体内部的政治取向并非完全铁板一块，对外也并非泾渭分明，隶属于同一政治群体的政治人物，会因缘不同的政治背景，在不同的政治利益驱动下，受到不同政治观念甚至个人性格的影响，进而呈现不断的变化。仍以东汉文官群体为例，同为儒士的马融，便对安帝时期儒士群体所持“偃兵”观念表达了不同看法，他认为“文武之道，圣贤不坠，五才之用，无或可废”。
另一方面，由于实行权力更为集中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君主个人拥有更大的政治权力，可以超越整个官僚体制，在政治决策上施加很强的个人色彩。比如西汉围绕对匈政策，文、武两大群体形成了不同战略取向，历代君主则对实行何种政策，发挥了最终的决定性作用。明代也是如此。朱元璋出身贫寒，在“小农政治意识”下，为防止元代中书省权大现象再现，维护皇帝绝对权威，在洪武十三年（1380），借“胡惟庸案”废除中书省、权分六部。与中书省汇总天下政务，具有决策权力不同，六部只是政务处理机构，仅负责与部门相关的政务处理，形成初步处理意见后上报皇帝，由皇帝最终决策。在这一新中枢政治体制之下，六部是地位平等的行政机构，彼此独立，各司其职，皆直承皇帝，下统地方，呈现六部分权的政治格局。明朝也有意保持六部之间这种微妙的制衡关系，以避免一部坐大、威胁皇权现象的发生。《皇明祖训·首章》便规定：“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对于武将集团、文官集团所提出的战、守两种方案，朱元璋一直根据当时的形势，选择合适的方案，并采取更为稳妥的方式，加以推行。比如朱元璋一边接受苏琦的建议，在洪武初年加强近边防御，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接受武将集团的建议，洪武五年（1372）发动了北伐。在洪武后期，朱元璋一方面接受了宋讷屯守方案，但另一方面，仍命武将集团肃清沙漠，在此之后，才在北部边疆普遍推广这一方案。
在六部分权政治体制下，兵部主掌全国军队、负责全国军事，维护国家安全是其最重要职责与利益，一旦战争失利，兵部便被推到风口浪尖，甚至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因此，在边疆战争中，兵部往往是主张优先考虑战争胜负的部门。与之不同，户部由于主管全国财政，财政平衡以及由此衍生的国泰民安，是其最重要的职责与利益。一旦财政出现危机、社会出现动荡，首先被问责的便是户部。因此，在边疆战争中，户部往往是主张优先考虑战争成本的部门。由于代表着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与部门利益，明朝在围绕是否发动边疆而开展的政治辩论中，一直充斥着这两大部门的政治斗争，而最终一锤定音者，便是拥有最高决策权的皇帝。永乐时期，明朝由于实行积极的边疆策略与对外政策，导致国库空虚，为此户部多次表示反对，但由于明成祖朱棣本人决意北征，这一政策便一直被延续下来。成化时期，鉴于鞑靼占据河套，打通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之间的地理通道，撕破了明朝西北边疆的整体防线，兵部尚书白圭主张实行积极的“搜套”政策，将驻牧河套的鞑靼彻底驱逐出去，以从根本上解决河套危机。与之不同，户部、西北巡抚由于肩负着财政平衡与地方稳定的职责，为防止由“搜套”战争引发的西北地区财政危机与社会动荡，他们更倾向于实行较为保守的“长城”政策，主张在河套南缘的榆林地区修筑长城。由于立场的巨大差异，兵部与户部、西北巡抚之间展开了多年的政治斗争，最终明宪宗决定以“长城”方案为主，从而开启了明中后期大规模修筑长城的风潮，使长城防御体系最终成为明代北边的主流军事模式。
明代边疆政策的制定，除不同政治部门的斗争之外，还存在政治群体的斗争。比如明代皇帝鉴于以江浙士人为核心的士大夫势力不断上升，控制着国家的日常运作，为加以抗衡，从而着力在内廷培养主要是出身于北方地区的宦官。宦官虽然权势很大，却由于在儒家政治观念与明代政治体系中，皆属非正常渠道选拔、升迁而来，因此多注重从建立军功的角度，提升个人的政治威望。正统时期王振鼓动英宗亲征瓦剌、成化时期汪直多次出征北边皆有这方面的考虑。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明代士大夫对宦官统兵出征、乱开战隙的不断批判。
可见，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的制定，不仅需考察不同政治部门、不同政治群体的政治斗争与利益制衡，还应考察君主个人的历史突破能力。
三、中国古代“内政优先边防”战略文化的形成
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的出台，除受制于政治背景之外，还与更为深层的对外政治文化，也就是战略文化密切相关。中国古代发动战争、制定边疆政策时，虽与其他文明一样，一方面会依托自身实力，根据当时国际环境，依靠武力积极进取。这也成为中国古代中原王朝战略文化的主体内涵，也是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对外政策的基本立场，使中国古代“有限开拓主义”的核心与立足点仍然是“开拓”；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在地缘政治与农业经济的影响下，“开拓主义”受到更多的制约，从而形成“有限”的“开拓主义”疆域模式，因此对于战争的决策，相对于其他文明，具有更为强烈的从内政角度出发，审视战争在付出与收益之间是否合理的取向，这便使中国古代的边疆决策呈现出“内政本位”的价值取向。比如唐太宗称：“昔人谓御戎无上策，朕今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岂非上策乎？”唐初魏徵等撰修《隋书》，指出往圣哲王在边疆政策上，为避免内乱，并不致力于拓边。秦汉、隋朝采取了相反的边疆政策，导致内政衰败，实为君主治国之教训。《隋书·西域传》就对秦汉、隋朝君主积极拓边行动导致的后果提出了批评。明丘濬认为“内治”应该优先于“外治”。由于中国文明的长期延续性，中国古代“内政本位”的战略取向逐渐积淀、衍发出“内政优先边防”的战略文化。
“内政优先边防”一方面是对“内政本位”传统内涵的现代概括，另一方面是对这一术语进行一种正面的、直接的表述。“内政优先边防”的提法，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古代士人对内政建设、边疆经营的一种客观政治排序，而并未有排斥经营边疆的色彩。“内政优先边防”，这种措辞反映的中国古代这一政治文化的基本内涵是，认为对于政权而言，内政稳定是政权得以稳固的根基；与之相比，边疆开拓虽有利于扩展疆土、扩大政治影响，但却因有影响内政稳定的可能，因此是需要谨慎采取的政治方式。如果边疆开拓影响到了内政的稳定，只能停止下来。也就是说，内政的稳定优先于边疆的开拓，边疆开拓只有在保证内政稳定的前提下，才能开展。
“内政优先边防”政治文化得以产生的客观因素，是中国古代的地理环境与经济方式。正如上文所述，中国古代核心地带生态环境较为优越，由此发展出发达的农业经济。与之相比，四裔边疆生态环境较为恶劣，无法形成发达的农业经济。这一地缘政治格局导致中国古代边疆开拓不仅收益率较低，而且由于战争占用劳动力，并增加了赋役负担，从而对农业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促使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在边疆开拓时，往往采取较为谨慎的态度。部分中原王朝虽在一定时期尝试采取更为积极的立场，但因往往造成民众流离失所、社会动荡不安，只能再次回归传统的模式。比如汉武帝“征伐四夷，师出三十余年，天下户口减半”，此后诸帝有鉴于此，在制定对外政策时，便在相当程度上采取了收敛的立场。长期的历史经验教训会逐渐形塑出一种无形的约束与规诫，这种无形的传统宛如一种文化制度，对后世政权产生长期而持久的影响，中国古代边疆开拓对于内政的不断冲击，促使后世政权在边疆开拓时，首先考虑是否会影响内政稳定。
这一政治文化产生的主观因素是在这一地理环境、经济方式基础上衍生的思想文化。一方面，农业社会对于劳动力与社会稳定的注重，促使中国古代很早便形成了“民本”思想。鲁桓公六年（前706），随国季梁认为治国的准则是“忠于民而信于神也”。鲁哀公元年（前494），陈国逢滑指出国家兴亡与衰落，在于对待民众的态度。逢滑称：“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鲁襄公三十年（前543），郑国丞相子产批评陈国积聚粮食、修理城郭，却不安抚百姓，将会走向灭亡时称：“陈，亡国也，不可与也。聚禾粟，缮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抚其民。”春秋时期，越王句践问大夫文种为政之要，文种答以“爱民而已”。
战国时期赵武灵王遣使告公子成实行“胡服骑射”政策，表达了利民为政治之本的政治观念。秦朝作为帝制中国的建立者，成为二千年帝制中国的模板与蓝本，却二世而亡，相应成为后世王朝追溯历史的“伤痕记忆”与治理国家的反面教材，成为后世君臣不断讨论的历史素材。司马迁认为秦朝在强盛之下，却二世而亡，源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汉武帝时，徐乐从民本观念出发，分别将陈胜起义、七国叛乱，形容为“土崩”“瓦解”，以揭示民心向背在国家统治中的根本作用。三国曹魏文帝时期，散骑黄门侍郎杜恕认为：“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术，在于丰财。丰财者，务本而节用也。”三国吴国孙权时期，上将军陆逊表达了“国以民为本”的政治观念。陆逊认为，历史上不存在民富国弱或者民贫国强的情况，因此治理国家首先要得民心，因此他“乞垂圣恩，宁济百姓，数年之间，国用少丰，然后更图”。
唐睿宗时期，户部员外郎李邕奏曰：“人为邦本，财实聚人，夺其财则人心自离，无其人则国本何恃。”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右散骑常侍魏知古也奏称：“臣闻人以君为天，君以人为本，人安则政理，本固则邦宁。”唐宪宗元和六年（811）诏曰：“为理之本，在乎安人。”唐中宗景龙年间，左拾遗辛替否上疏谏阻修建寺院，指出这一做法会耗费财政，失去民心，而民众是政权之根本。辛替否称：“臣闻君以人为本，本固则邦宁。邦宁则陛下夫妇、母子长相保也。”开元年间，唐玄宗制曰：“人惟邦本，本固邦宁，必在安人，方能固本。”
五代后汉乾佑二年（949）诏称：“民为邦本，政为民本。”辽太宗君臣也认为爱惜民众为军国首务。辽会同八年（945），“九月壬寅”，辽太宗君臣驻扎于赤山，辽太宗宴饮从臣时询问军国要务，从臣回答认为：“军国之务，爱民为本。民富则兵足，兵足则国强。”辽太宗认同这种观点。金兴定元年（1217），尚书左丞高汝砺指出“国以民为本”，因此不应加重民众赋役负担。成吉思汗时，塔本主张民为国本：“塔本初从太祖讨诸部，屡阨艰危。复从围燕，征辽西，下平滦、白霫诸城。军士有妄杀人者，塔本戒之曰：‘国之本，民也。杀人得地，何益于国。且杀无罪以坚敌心，非上意。’”刘世英也指出，“自古建国，以民为本”。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在即位前夕，任命太子少保张驴为江浙行省平章，也告诫道：“民为邦本，无民何以为国。汝其上体朕心，下爱斯民。”延祐六年（1419）十二月，元仁宗又对御史台官员表达了同样的政治观念，称“有国家者，以民为本。比闻百姓疾苦衔冤者众，其令监察御史、廉访司审察以闻”。
明英宗复辟后，意图营造万国来朝的局面，以弥补夺位的合法性危机。“英宗复辟甫数月，欲遣都指挥马云等使西洋，廷臣莫敢谏。”忠义前卫吏张昭从“内政本位”立场出发，指出国家首先要做的应该是“安内救民”，至于“慕外勤远”则是次要的。张昭还指出，汉武帝、唐太宗等圣君，皆是“深知本计者也”。当今内政治理仍存在较大问题，“畿辅、山东仍岁灾歉，小民绝食逃窜，妻子衣不蔽体，被荐裹席，鬻子女无售者。家室不相完，转死沟壑，未及埋瘗，已成市脔，此可为痛哭者也”。因此请求停止“和番”行动，用“府库之财，急遣使振恤，庶饥民可救”。张昭的建议被英宗接受。隆庆二年（1568），阁臣张居正在奏疏中，再次表达了“内政本位”的观念，称：
臣闻帝王之治，欲攘外者必先安内。《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自古虽极治之时，不能无夷狄、盗贼之患。惟百姓安乐，家给人足，则虽有外患，而邦本深固，自可无虞。唯是百姓愁苦思乱，民不聊生，然后夷狄、盗贼乘之而起，盖安民可与行义，而危民易与为非，其势然也。
他请求保障民众的生活，获得了穆宗的允准。万历十八年（1590），吏部等衙门在奏疏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诉求：“自古未有不安内而可攘外者，乞敕大小臣工同心体国，内务修举，外务镇定，以安人心。”
“民本”思想促使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将社会安定、民众乐业的所谓“国泰民安”作为国家安全感来源，而将开疆拓土仅作为进一步锦上添花甚至退一步的动乱之源。三国曹魏明帝时期，散骑常侍刘劭指出：“古者要荒未服，修德而不征，重劳民也。”尤其在帝制中国时期，中原地区从之前的分裂割据转为一体化的地缘格局变化，使民众十分容易凝聚而成为庞大的群体力量，对政权稳固形成巨大的威胁。如同汉高祖刘邦那样的“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的现象，并不稀奇。因此对于在边疆开展战争行为十分谨慎，体现出一种“慎战”观念。
另一方面，这一政治文化的产生，还与中国发达的人文传统密切关联。相对于其他文明，中华文明呈现出理性主义较为发达的特征。具体至政治层面，便是人文主义高涨，较少受到神权思想与贵族阶级影响。虽尊崇君权，却认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而是天下人之天下，有德者便可居之。
记载两周史事的《逸周书》指出，商汤在放逐夏桀之后，召集三千诸侯，指着天子之位称：“此天子位，有道者可以处之！天子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纪之，唯有道者宜久处之。”又载姜太公也称：“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国，非一人之国也。莫常有之，唯有道者取之。”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六韬》，假托姜太公名义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这一观念也为《吕氏春秋》所继承。长期充作帝制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不断发展了这一思想，因此孟子对齐宣王分析君臣关系时认为，如果君主视臣子为“手足”“犬马”甚至“土芥”，臣子则相应视君主为“腹心”“国人”甚至“寇仇”。荀子称：“诛暴国之君，若诛独夫。”汉谷永称：“臣闻天生烝民，不能相治，为立王者以统理之，方制海内非为天子，列土封疆非为诸侯，皆以为民也。垂三统，列三正，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唐杜佑也称：“夫天生烝人，树君司牧。是以一人治天下，非以天下奉一人。”清初黄宗羲也称：“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虽然这一政治观念有助于促进中国社会阶层流动与保持活力，但却相应带来天命无常，因德运而转移的政治观念，为政权内部的转让、政权外部的“革命”，提供了政治舆论。中国古代不仅有政权禅代之事，而且普通民众也时常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政治心理之下，不断掀起战争，以至于有“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 的感慨。相应，中国古代政治最为基本的命题，便是如何保持政权统治。在这一政治模式下，与遥远的边疆威胁相比，历代统治者首先关注者皆为防范内部叛乱的发生，长期相沿，遂形成“内政优先边防”的政治次序。
在远古时期，“内政优先边防”政治文化便已产生。《诗经》记载了臣下劝谏西周穆王安抚民众，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无纵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即安抚民众，才能绥安四方。《管子》记载开创齐国霸业的管仲主张安定民众，加强内政治理，认为这是实现霸王之业的前提与基础，即所谓“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该书又载：“彼善为国者，壤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且无委致围，城肥致冲。夫不定内，不可以持天下。”《国语》记载了晋国范文子主张治国应遵循先消“内忧”，再除“外患”的政治次序。
楚共王时期大夫申叔指出德行、刑罚、和顺、道义、礼法、信用，是开展战争的依托与凭借，只有在内安置好百姓，对外发动战争才能取得胜利。晋国魏绛指出忽视中原地区的争夺，致力于进攻“夷狄”的做法，实质上是“得兽失人”，将会得不偿失。“戎，禽兽也，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 “晋侯曰：‘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魏绛曰：‘诸侯新服，陈新来和，将观于我。我德，则睦；否，则携贰。劳师于戎，而楚伐陈，必弗能救，是弃陈也。诸华必叛。戎，禽兽也。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劳师于戎，而失诸华，虽有功，犹得兽而失人也，安用之？”战国时期成书的《晏子春秋》也主张：“不能爱邦内之民者，不能服境外之不善。”《逸周书》认为政权在饥荒发生时，不应发动战争，而应谨守边境，即“男守疆，戎禁不出”。战国时期，苏代游说燕王哙，也指出内政不修，无法抗拒外敌，即“内寇不与，外敌不可距”。汉晋时期成书的《孔丛子》，对先周政权在边疆族群的压力下，不断迁移的历史，进行了儒家化解读，认为这是周代先王为保障民众，而放弃土地的主动行为：
子思曰：“狄人攻大王，大王召耆老而问焉，曰：‘狄人何來?’耆老曰:‘得菽粟财货。’大王曰：‘与之。’与之至无，而狄人不止。大王又问耆老曰：‘狄人何欲？’耆老曰：‘欲土地。’大王曰：‘与之。’耆老曰：‘君不为社稷乎？’大王曰：‘社稷所以为民也，不可以所为民者亡民也。’耆老曰：‘君纵不为社稷，不为宗庙乎？’大王曰：‘宗庙者，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遂杖策而去，过梁山，止乎岐下。豳民之束修，奔而从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乘之邑。此王道之端也。
北魏孝文帝时期，司州都郑道昭上表，指出三代之前圣君修养道德，以礼乐治国，长期保持了太平盛世。反之，战国时期各国以武力相竞，“五籍灰焚，群儒坑殄，贼仁义之经，贵战争之术”，从而导致天下分裂、民众死亡。
武则天时期，右武卫铠曹郭元振主张：“夫善为国者，当先料内以敌外，不贪外以害内，然后夷夏晏安，升平可保。”唐中宗时期，右补阙卢俌鉴于农业歉收，指出不应贸然发动战争。他主张轻徭薄赋以安定社会，在此基础上，加强农战储备，认为“数年之后，有勇知方，帑藏山积，金革犀利”。这样便具备了发动边疆战争，获取彻底胜利的可能。“然后整六军，绝大漠，雷击万里，风扫二庭，斩蹛林之酋，悬藁街之邸，使百蛮震怖，五兵载戢，则上合天时，下顺人事。”可见，卢俌实秉持明确的“内政优先边防”的政治文化，即“理内以及外，绥近以来远，以惠中国，以静四方”。
四、结论
中国古代在开展战争、制定边疆政策时，具有从政治视角出发，全盘考虑的“政治本位”取向。在这一过程之中，所涉及的政治因素，既有追求客观政治利益的“政治公利驱动”，也有不同部门、政治群体，为维护本部门、本群体利益，而采取相应边疆立场的“政治私利驱动”；还有潜移默化、影响每个政治人物关于政治利益界定的“政治文化驱动”，是三种政治驱动互动与平衡的结果。皇帝由于在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具有摆脱各种政治因素影响，乾纲独断的相对政治权力，在边疆政策制定中，拥有打上自身烙印的历史突破能力。
中国古代核心地带生态环境较为优越，由此发展出发达的农业经济，构成了中国古代中原王朝的经济基础，而进行农业生产的编户齐民构成了中国古代中原王朝的统治基础。与之相比，中国古代四裔边疆生态环境较为恶劣，无法形成发达的农业经济。相应，中国古代中原王朝施政的首要目标与政治重心是保障核心地带民众的基本生存，从而维持农业生产与政权稳定。在这种政治环境下，中国古代很早便形成了以民众为政治根本的“民本”思想。
在这种地缘政治与政治思想影响下，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为了开拓生存空间、解除边疆威胁，虽也不断进行边疆开拓，加以扩张；但另一方面，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也一直注重内政与治边之间的平衡，注意限制战争的规模，避免由于征发大量人口、增加赋役负担，而造成内政问题，从而形成了在保障内政稳定基础上，进行适度战争的政治逻辑，这就是中国古代战争的“内政本位”取向。“内政本位”取向是中华文明在保持长期延续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开拓的主观观念根源，推动中华文明保持了长期的和平性。由此可见，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之间具有内在统一与彼此契合。
原文发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4年第2期。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