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达兑: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的苏东坡诗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41 次 更新时间:2024-06-02 21:44

进入专题: 苏轼  

姚达兑  

苏东坡诗文西译外传,始于何时?一九九四年二月,《读书》杂志曾刊出柳叶所撰《英译〈苏东坡文选〉》一文,提及李高洁(Cyril D. Le Gros Clark)的译著及其与钱锺书交往等事。一九三一年,英国汉学家李高洁出版了其译《苏东坡文选》(Selections from the Works of Su Tung-po)一书,不久钱锺书先生在《清华周刊》上发表一篇书评评骘其译文,后来李氏敬佩钱先生,邀请钱先生为其书再版撰序。李高洁的译著,是第一部以书单行的东坡西译作品。在此之前,东坡诗文在域外的传播,都是单句、单篇的外译,或存在于选集中,或出现于外文文章的引用中。

二〇一八年万燚在其著《美国汉学界的苏轼研究》中指出,一八三九年普鲁士来华传教士郭实腊(K. F. A. Gützlaff,1803-1851)在《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上刊出了一篇针对《苏轼全集》的书评,因而郭氏是英语世界苏轼研究第一人。此后,徐华在二〇二一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指出,东坡诗文在英语世界的首译是一八三八年郭实腊所译的东坡诗《赠眼医王彦若》。

郭实腊的译作附在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8)的一份报告之后。一八三五年,美国来华医学传教士伯驾在广州创办了一个眼科诊所,这便是著名的博济医局的前身。博济医局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一家西医学府,后因纪念孙中山先生在此学医,改名为孙逸仙纪念医院,现属中山大学。伯驾引进了当时最先进的西方眼科,同时也引进了现代医学。伯驾每半年为这家眼科诊所撰写一份报告,这些报告在欧美和中国几个英文杂志同时刊载,后来又在美国有重刊,还被转译为法语在法国重刊。伯驾在一八三八年上半年的报告中,提及诊所自开业以来一共医治了四百六十六位白内障患者,其中八十四位是近半年的就诊患者。这些数据,反映出伯驾的医术高超,已经赢得了极佳的声誉。伯驾的报告最后一页附有上述东坡诗的译文,因有多个杂志转载的缘故,郭实腊所译东坡诗也就在域外广为传播开来。

伯驾在译文之后,附有按语说明。起因是一位名叫马思雅(Ma Szeyay音译)的文人,患有白内障,经由伯驾操刀做完手术,重新获得了视力。故而马氏送来一把镀金的扇子表示感谢。马氏在扇上抄录了东坡的一首诗。马氏的一位朋友,在扇子的另一面画了一幅冬松图。他们送此扇向伯驾道谢,像东坡写诗向眼医王彦若表达感谢和敬佩的感情一样。此时广州正处夏暑,炎热难耐,二友希望此扇或可助医生驱热消暑。

尽管伯驾没有指出这首诗的诗题,但不难通过译文推测到原作是《赠眼医王彦若》。东坡三十五岁(一〇七二)始患眼疾,其文集中多次提及。此诗作于元丰八年(一〇八五),东坡于诗中描述了著名眼医王彦若一边谈笑自若,一边为患者做了极难的眼科手术,助人恢复了视力。伯驾是经验丰富的眼科医生,据此诗判断患者的眼中长了“翼状胬肉”(pterygium)。东坡原诗中“翳”字出现了四次,都被郭实腊译成了“cataract”(白内障)。伯驾根据医学知识判断,白内障是晶状体,而“翳”是眼睛表面的一种膜状物,故而可能东坡诗中所指,应是翼状胬肉。在这里伯驾加入了他的注释:“pterygium”这个词,是古希腊语演变而来的,原意为“翅膀”。这个意思,正好符合《康熙字典》中的“翳”字的解释:“翳”表示门或窗户上的屏风、昏暗、遮阴,类似翅膀,能开合或关闭等。他又引述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华英字典》对“翳”字的解释:“一种雨伞、阳伞或扇子,用来遮盖,或屏蔽。”伯驾报告中所附的英译东坡诗,出自郭实腊之手。

另据笔者调查,东坡西译,最早可追溯至一七二八年法国来华耶稣会士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1666-1736)用拉丁文翻译的苏东坡诗文中的片段。这个片断出自东坡《王者不治夷狄论》一文,译文载于马氏所著 《汉语札记》。马若瑟在十七八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文学西传史等方面有多项开创性的功绩,可谓是“中国文学西传”第一功臣。一七二八年他以拉丁语写成的《汉语札记》,是第一部关于汉语语法的著作。该书代表了十八世纪西方研究汉语的最高水平,书中所选文句皆取自中国经典作品。然而,《汉语札记》一书在马若瑟生前未曾出版。该书稿后被法国汉学家雷慕沙在法国皇家图书馆发现,雷氏请其学生儒莲誊抄了数份。这些抄本中的一份,寄给了在英属马六甲的马礼逊。马礼逊向多方争取出版资助,终于一八三一年在马六甲英华书院出版了该书。马礼逊后来又寄了一份给在广州的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1801-1861)。裨治文是首位自美國来华的传教士。裨氏请其亲戚裨雅各(James Granger Bridgman,1820-1850)将其译成英文,于一八四七年在广州《中国丛报》印刷所印行。

《汉语札记》一书的第二部分分为五章,主要讨论书写语言的风格。其中第三章节选了一些重要作家作品的文段进行分析,包括了《易经》《诗经》《书经》《大学》《论语》《庄子》《扬子》《荀子》,以及欧阳修和苏东坡—先秦之后入选者仅欧阳修和苏东坡两人。马若瑟征引苏东坡《王者不治夷狄论》一文中的一个句子来做风格分析。这个句子是:“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也。譬若禽兽然,求其大治,必至于大乱。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汉语札记》书稿完成于一七二八年,在一八三一年出版之前曾有多个抄本。笔者已读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一七二八年二稿(一稿为残稿,藏于大英图书馆。二稿是定本、最全),也读过一八二五年、一八三〇年完成的两个抄本。故而可以断定:东坡西译,始于一七二八年马若瑟,出处是其用拉丁语撰成的《汉语札记》。《汉语札记》在一八三一年刊行之后,英语世界才开始关注东坡诗文,遂有郭实腊等人针对东坡《王者不治夷狄论》的批评。也正因为此书的出版,方有一八三一至一八四二年间,郭实腊在其多种论著中多次提及东坡及其诗文。一八四二年三月,郭实腊发表了一篇针对《苏东坡全集》的长书评,使用了一种阴阳怪气的语调,给予东坡著作较多负面的评价。这是为何?也与《王者不治夷狄论》一文有关。

苏轼所处的时代,宋朝一直有边境隐患。辽、西夏等对宋虎视眈眈。嘉祐六年(一〇六一)六月,宋与西夏订下了屈野河西划界的协议。据《宋会要辑稿》,嘉祐六年八月十七日,苏轼、苏辙两兄弟同赴秘阁制科考试。这场考试是考“秘阁六论”,即六篇命题作文,题目是:《王者不治夷狄》《礼义信足以成德》《刘恺丁鸿孰贤》《礼以养人为本》《既醉备万福》《形势不如德论》。其中《王者不治夷狄》一题,出自《春秋公羊传》经文“公会戎于潜”句。因而,对宋而言,辽和西夏是夷狄,主动与夷狄议和,始终是折辱之事,故而此题既考经传,也要求答题者回应时事,为此前重要历史事件写出合理化的解释。

经文“公会戎于潜”,其中“公”即鲁隐公,背景是隐公二年春,隐公与戎人在“潜”这个地方会谈,但未能谈拢,同年八月双方才达成协议,故而经文后续有一句,“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前句只说“会”,即仅有会谈,没有结果,而后句则是强调了“盟”,即已结盟。春秋三传中,《左传》有更详细的笔墨写出历史事实。《左传》此段有曰:“二年春,公会戎于潜,修惠公之好也。戎请盟,公辞。”后文又有续:“戎请盟。秋,盟于唐,复修戎好也。”由这几句可知,二月,戎人请求和盟,所以隐公赴“会”,对方是想重修“惠公之好”。惠公为隐公之父亲,素与戎人有旧盟,此前两邦关系友好。《春秋》一书以隐公元年(公元前七二二年)开始。鲁惠公崩逝,隐公庶出,代其弟太子允(恒公)掌国君之位。戎人请求会谈之时,隐公暂摄君位,权力不稳,而且可能对戎人所提的条件他不满意,故而“公辞”。过了大半年,到了八月,戎人又来请求会盟,这一次在“唐”这个地方确立了结盟的和约。潜、唐(棠地),皆在鲁西南,中间隔着泗河,唐在西南更南的地方,离鲁更远。据此可推断:隐公提出的条件之一,便是戎人退到更南、更远的地方,到河的对岸去。但是,宋朝与辽、西夏的关系,却与此局势相反。此时的宋,常受夷狄侵扰,明显是较弱势的一方。其时,屈野河东西两岸,本为宋朝管辖之地。宋朝为求暂时的和平,让出利益,重议边界,急订和议。

对“公会戎于潜”一句,何休这样注解:“王者不治夷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而可矣。”东坡则依此句而展开论述。东坡认为,经文中“会”字很值得推敲,因为“夫戎之不能以会礼会,公亦明矣,此学者之所以深疑而求其说也”。因为戎人不可以“会礼”的“礼”相待,因为戎狄不可能“化诲怀服”、得到教化,所以这个“会”字用得令人生疑。东坡认为:“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诲怀服也,彼其不悍然执兵,以与我从事于边鄙,则已幸矣。又况乎知有所谓会者,而欲行之,是岂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将深责其礼,彼将有所不堪,而發其愤怒,则其祸大矣。”意即,戎人不犯境,已是幸事。如果以“会盟”的礼仪、以华夏的礼仪,去要求蛮夷,而对方又做不到,则会令对方很难堪。这只会激怒对方,惹来更大的灾祸。但是,既然孔子用了这个“会”字,便必有其深意。东坡又强为之解如下:“仲尼深忧之,故因其来而书之以‘ 会,曰:若是足矣。是将以不治深治之也。由是观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纯戎狄者,疾夫以中国而流入于戎狄者也。”因为是对方主动要求结盟,所以虽有深忧,但仍可用“会”字来记录。这样做还有一层原因,那便是虽然戎狄不懂礼、不可教化,不可以华夏的治理方式去治理夷狄,但是自己不能失了礼数。所以说,《春秋》此处所写的不是惧怕夷狄,而是怕中国失去了“礼”,堕落变成了夷狄。因而,东坡就此扣紧国家治理的主题,点出了其主旨:针对不同族群,要有不同的治理方式。

此时的宋朝本是失地求和,但是官方的考卷竟然要考生为这种受辱的情况做正当的、合理的解释,以显示出在道义上、文化上很有自信。东坡全文的论点是:“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也。譬若禽兽然,求其大治,必至于大乱。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此句结合孟子的“人禽之辨”,区分中国与夷狄,直接将华夷之别等同于人禽之别。东坡《王者不治夷狄论》可谓是很高超的应试作文,既扣紧了经典传释来申论,又回应了官方的意识形态要求。然而正因为这样,此文反而算不上是上乘佳作,何况其论证过程中有曲解经传、枉顾历史事实的情况。

《王者不治夷狄论》中的句子,隐含了中心与边缘、文明与野蛮的华夷观念。这些观念,通过马若瑟的著作和翻译,而为十九世纪的来华西方人所熟知。故而东坡的观念,也经常被引用,作为批驳的对象,或被放大,被当成代表了中国的夷夏观念。因而东坡诗文外译的影响,与近代中外势力此消彼长有一些关系。徐华曾指出,郭实腊“于一八三三年创办的中文报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里不止一次刊登了苏轼的作品,如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论》,便引用了上文提及的苏轼《王者不治夷狄论》中的同一段话”(徐华:《苏轼文学作品的英译与传播研究》,湖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二〇二一年,190页)。笔者翻查杂志,核对原文后发现,《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创刊于道光癸巳(一八三三)六月,是月刊,郭实腊引述苏东坡句子的文章《论》发表于道光癸巳八月一期,即该刊的第三期,而非创刊号。薛超睿在二〇一三年发表的论文指出: “一八三二年三月,东印度公司一位名叫胡夏米(Hugh Hamilton Lindsay)的职员在致苏松太道吴其泰的书信中就已经引用过这段话。”(薛超睿:《苏东坡——英国汉学对苏轼的最早接受》,载《中国文学研究》二〇一三年第四期,122页)笔者查核相关资料发现,此论也有误,胡夏米的引用,应是在一八三二年六月二十三日之后。据胡夏米的英文信件可知,吴其泰在六月二十三日的回信时提及,中华夷夏观念中的“夷”并非完全否定的概念,因为孟子提及了舜和文王都是“夷”,故而,吴氏反问:“‘夷这个词怎么会是不敬之词呢?除非是在你自己的想象当中才是不敬之词。(How then can this term be disrespectful, except in your own imagination?)”吴其泰依据的是《孟子·离娄》一章中的句子:“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但是,很快胡夏米发回了四条回应意见,其第四条即是针对东坡《王者不治夷狄论》的观念而阐发的。胡夏米将东坡原句译为如下这一段话:“The E. and the Teih cannot be governed by the same rules of government as those of the central nation. They are like the brute creation (like birds and beasts); if liberal rules of government were applied to them, it would infallibly give rise to rebellious confusion. The ancient kings knew this well, and therefore ruled them without laws.”胡夏米据此推断: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夷”即是蛮夷,代表了文明等级上的落后状态,所以“用此词来指称大不列颠的国民,对他们那个具有光荣特征的国家来说是一种侮辱,这样刺激了他们的心灵,只会引起他们的敌意和恶意”。胡夏米应该熟读了东坡的整篇文章,因为他反面地使用了东坡“彼将有所不堪,而发其愤怒,则其祸大矣”这一句的句意。

一八三二年胡夏米对东坡这段话的翻译,可能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一八三一年出版的马若瑟《汉语札记》。胡夏米或自己读了该书,或间接地得自其好友郭实腊的转译。一八三二年二月,郭实腊和胡夏米等乘坐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阿美士德号”,从澳门出发,沿海北上,途经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以及朝鲜等地。一八三四年,郭实腊将此段游历写成书,出版为《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1831, 1832, 1833.London: Frederick Westley and A. H Davis, 1834),为其赢得了巨大的声名。“阿美士德号”其实是一艘间谍船,此次非法航行,郭实腊为英国收集了不少中国沿海城市的情报。这些实地考察获得的情报,便为随后发生的鸦片战争中的英国提供了作战的参考。在胡夏米写书信的同一时段,郭实腊也在其文章中引述过东坡这一段话。比如,在一八三三年《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第三期上,郭实腊对該句中的华夷观念有进一步的反驳。

此后,东坡《王者不治夷狄论》中的这一段话或相关段落,在十九至二十世纪初的一些中外关系著作中经常出现。一八三六年,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1795-1890)所著的《中国人》第一卷中便直接摘录了马若瑟用拉丁语所译的《王者不治夷狄论》段落,并附上他的英语转译和评论,批评了中国人的华夷观念,以及对外国人的不友好。德庇时于一八四四年出任第二任港督,其汉学著作虽有偏见,观点也有偏颇,但是因为其地位的显赫,其作品也就流传广远。一九一〇年美国学者马士(Hosea Ballou Morse)在其所编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书中,抄录了德庇时英语转译的《王者不治夷狄论》片段,用以解释十九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对待外国人的态度。在抄录完德庇时的英译文段后,马士更进一步批评:“在理论上,中国人一向对于‘道极其尊崇,这是可以相信的,他们治理不理解‘道的夷狄的原则,同对于他们自己人民实行的原则是两样的。”(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第一卷 一八三四至一八六〇年冲突时期》,张汇文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五七年版,129页)由此可知,近代来华西方人中有一大部分认为中国人排外排教,其直接引证的理论依据便是东坡的《王者不治夷狄论》。

总之,东坡西译,始于马若瑟一七二八年的拉丁文译文,后因在一八三一年的正式印行,遂引起了在华西方人的兴趣,此后方有一八三八年郭实腊首次英译东坡诗。郭实腊在近代时期东坡诗文的西译和传播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笔者遍阅《中国丛报》二十年间各卷文章便发现,仅有郭实腊一人专门讨论东坡及其诗文。一八四〇年之前的郭实腊对于东坡有颇多的尊重,这是延续自马若瑟、马礼逊等人对于中国伟大作家的尊敬,但是在一八四〇年之后郭实腊便开始对东坡有极不友好的评价。这种不友好的评价,来自鸦片战争前后英国对华的敌意。

    进入专题: 苏轼  

本文责编:chendongdong
发信站:爱思想(https://www.aisixiang.com)
栏目: 学术 > 文学 > 中国古代文学
本文链接: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52086.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读书》2024年5期 ,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3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