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华:海外中国研究与世界中国观的塑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24 次 更新时间:2024-04-16 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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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树华 (进入专栏)  

 

【摘要】在世界学术发展史中,海外的中华文明研究、中国研究是一门历史悠久、传承不断的学科。该学科的发展,对于世界人民了解中国社会、中华文明具有重要作用。海外中国学、中国研究,既应研究中国历史、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和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还应研究现代中国,研究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与经验,研究中国道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角色与贡献,解码中国之治、回答世界之问。当前,身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人们已经看到,中国之治为人类政治文明作出了新贡献。解码中国之治能够为世界中国学的研究注入思想和文化力量,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也能够为世界中国学的研究提供更多相互交流的平台。

【关键词】海外中国学 汉学 中国之治 中华文明 国际传播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中国与世界的互视与对话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人类文明丰富发展的宝藏。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在五千多年漫长文明发展史中,中国人民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自中华文明走出其诞生的疆域,就引起了他国人民的极大兴趣与密切关注,由此形成的海外有关中华文明的研习和探究也一直延续至今。在东方,中国研究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在西方,中国研究走进大学,成为一门学科,也有了数百年的历史。在世界学术发展史中,海外的中华文明研究、中国研究是一门历史悠久、传承不断的学科。该学科的发展,对于促进世界人民了解中国社会、探究中华文明有着重要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改革开放步稳蹄疾,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面貌为之一新,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逐渐提升。海外的中国研究得到迅速发展,成为了受人关注的“显学”:学者人数增加,研究机构增多,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一些研究观点甚至影响着社会舆论走向和政府政策选择。

学界一般认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汉学”“sinology”(汉学)大约出现于18世纪晚期的欧洲,与20世纪在美国形成的作为区域研究的“中国学”“China Studies”(中国研究/中国学),在很多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晚于西方一些国家。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打开了向世界开放的大门,在实现民族复兴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自信地加强同世界各国的沟通交流,借鉴人类历史上一切有益的文明成果,积极开展与当代世界的文明对话与交流合作。因此,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研究所为代表的一批外语好、学术功底深厚的专家开展了跟踪海外中国研究动向的研究,他们及时译介海外学界不同领域学者发表的中国研究成果,开启了同海外学者围绕中国研究的交流与对话。这是当代中国对海外汉学、海外中国研究大规模译介的开端,可以看作为中国国内海外中国学学科初创和建设的1.0阶段。之后的40年时间里海外中国学研究学科发展一方面打开了中国观察世界学术动态的窗口;另一方面,中国也通过世界对华研究反观自身,从中发现趋势性和规律性的问题。

这个时期提出的“海外中国学”概念,意在整合汉学、中国研究等学科的译介。那个时期,国内历史学、外语类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聚焦的问题多是争论“汉学”“中国研究”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比如,有学者认为,与传统的汉学聚焦于古老中国的语言文字、典籍等研究不同,“中国研究”含有地理的概念,即在中国这一区域内发生的、出现的事物都可以成为它的研究对象,有区域研究、国别研究之意,而与前两者不同的是,中国学的内容更广、范围更宽。中国学已经不局限于地理中国的范畴,具有了“文化”“文明”的意涵。即中国这一区域内发生的事物不仅成为一种中国文化,也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具有长久的影响,而且,该文化的影响已超出了中国的地理范围,扩展到世界,对人类历史的发展同样有着鲜明的文化影响和文明价值。

可见中国学、中国研究,既应研究中国历史、研究古代文明的辉煌和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还应研究现代中国,研究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与经验,研究中国道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角色与贡献。

“他山之石”:近年来世界中国学出现的六大变化

随着海外中国研究的扩展,加上中国知识界自主性、主体性的增强,中国学的内涵和外延随之迅速扩展。在近20年左右的时间里,海外汉学——海外中国研究——海外中国学——国外中国学——国际中国学等概念持续转换,直至“世界中国学”概念横空出世。近10多年来兴起的世界中国学概念,旨在汇聚世界研究中国的成果,连通中外,贯通历史与当代,回答世界之问、时代之问、历史之问,聚焦中国,丰富和光耀人类文明百花园。

环顾世界,聚焦世界中国学研究发展,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学科领域正在发生着六方面的显著变化:一是开展中国研究的地区范围不断扩大,北至斯德哥尔摩,南到南非,东起日本、韩国,西至巴西、阿根廷,都有中国学家的身影。二是中国学的学科地位不断提高,从过去单纯的区域性研究扩展为历史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多学科交叉融合,一些中国学家成为当地专业学术性团体的带头人。同时国际上不少顶尖学者转向中国,以中国为研究案例。三是中国研究的领域和视野持续拓宽,由过去的历史与文献研究拓展到当代中国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环境等诸多领域。四是中国研究的问题性、针对性不断增强,由过去的学院派研究转向更具现实性、对策性的智库研究。五是中国研究的应用性不断提高,研究成果走出“书斋”,走向政界、商界等实际领域。六是中外互动性不断加强,国外中国研究与走向世界的中国本土学术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对话。

横看成岭侧成峰:只有不断加强海外中国学家与中国本土的学术对话与交流,才能冲破刻板认知,拓展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理论视域

我们看到,近年来很多国外学者基于“中国道路”的世界性影响,围绕对当代中国及其未来走向的理解和透视,从中国发展的独特经历中寻求充实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经验,以此为视角开展了十分严肃的学术研究。他们既以学术性眼光透视当代中国问题,同时又在对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的审视与解读中不断深化中国问题研究,对此我们要给予充分的肯定。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条件局限,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中国研究呈现出一种片段式的、碎片化的研究,缺乏从整体上、历史上、动态中把握和理解中国的能力。2016年,西班牙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劳尔谈到了当前西班牙中国研究的现状与问题,也反映了国际上较为普遍的一种现象。他指出,在西班牙和欧洲一些国家里,大学的中国研究仍是象牙塔中的“密封舱”。大学之间、大学与智库之间交流甚少。研究内容上,虽然主题不一,但仍高度集中在“中国崛起”等话题,缺少对中国社会深入细致全面的总括性研究。在西班牙学术界,很少有学者能够主动打破对中国形象的刻板认知。中国形象,在一些人的笔下或课堂中,仍停留在诸如老生常谈式的异国情调、遥远而奇异的国度等。而作为中国研究者,面对西方媒体不时炒作的“中国威胁论”等论调,也感到莫名其妙又无可奈何。

分析发现,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无外乎以下几方面:一是文化差异影响。由于国外学者与中国在文化、政治、学术传统等方面存在差异,这使得他们难以全面、深入地理解中国的发展道路和现实问题。这种文化差异可能导致他们在研究中出现误解、偏差甚至错误。二是对实际国情了解不足。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国问题时,可能因为对中国实际国情了解不足,导致其研究结果与实际情况存在偏差,影响他们对“中国道路”的理解、判断和评价。三是政治立场与方法的差异。国外学者的政治立场和学术观点可能与中国存在根本不同,这可能导致他们在研究中存在一定的偏见,从而影响对中国问题的客观研究和判断。

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国外学者的政治立场、学术观点、文化传统与我们有根本的不同,其观察中国问题的“异域视角”、掌握中国国情实际的不足,都决定了其研究中必然存在对于“中国观”的误解、偏差甚至错误。这就更需要中国学术界加强与他们的对话与交流,借鉴其优长,解读其用意,辨析其不足。只有在学术的相互交流与碰撞之中,才能不断拓展中国问题研究的理论视域,进而共同构筑当代中国问题研究崭新的学术景观。有鉴于此,德国汉学家顾彬教授非常赞同汉学家与中国本土文化对话的重要性,认为海外汉学家只有多与中国本土文化交流,才能洞悉中国文化的深层奥秘。

共同解码中国之治、回答时代之问,为世界中国学的研究注入思想和文化力量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迫切需要回答好“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中国之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生动而独特的表达。中国之治超越了西方理论中单一的“政治现代化”路径,破解了现代化和民主化的悖论。中国之治遵循制度与道路的规定性,也重视实践的能动性,以相对灵活、及时有效的关键之策推动改革与创新。中国之治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关怀,彰显了大国治理的博大精深与价值追求。要研究中国之学,就要研究好中国之治。

在当今世界,中国之治是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理论的有机统一,开创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新样态,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成长提供了丰厚土壤和园地。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理应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偏狭视角,跳出西方话语及逻辑假设,全面回答那些富有时代性、民族性、全球性的重大命题。与此同时,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还要以世界眼光,从中国发展、中国奇迹、中国之治中提炼出可以与世界分享的哲理、道理、学理,提炼中国之治的核心概念,向世界传播中国之道。

中国之治是中国在走向世界舞台、融入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独立自主探索出的治理新路。中国成功的政治实践没有遵循西方既有理论提出的所谓“政治现代化”路径,而是超越了西方,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的核心政治问题是“如何构建符合本国实际的政治制度和运行体制,并在此基础上建设可以实现自身目标的高效治理体系”。许多海外研究中国的学者还提到,中国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国家治理之路,中国共产党良好的治国理政能力和国家治理成效增强了世界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了解和支持。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自主探索出来的,是具有鲜明的自主性、主体性的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运用系统观念、辩证观点、均衡思维,科学地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实现了社会发展的协调有序,摸索出了“广土巨族”国家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这个古老而生机盎然的东方文明大国的历史复兴之路,为世界政治文明开启新境界,展现新面貌。

世界现代化比较视域下中国之治的蕴意与特点

中国之治凝结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价值追求和成功经验。中国之治的经验优势,既包含具有中国特色的内涵因素,也包含可资比较借鉴的一般性原则和规律。在当今复杂国际形势下,中国之治彰显出可贵的价值内涵和普遍意义。

文明是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所创造的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成果的总和。文明是社会历史进步和人类开化状态的基本标志。历史文化传统是中国之治的基因和根脉。中国之治深植于中国大地,深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在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书写了古老文明赓续传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气质。

中国之治呈现了中国社会发展面貌的巨大变迁,也正在深刻影响、改变着世界的面貌和格局。中国之治有力地回击了“文明优越”“文明隔阂”“文明冲突”等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延续、更迭和创新。社会主义制度因中国的发展再次彰显强大的生命力,社会主义文明形态重放异彩。中国发展奇迹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它向世界证明,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从本国实际出发,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独立自主地实现发展和进步。

如何解码中国之治?怎样阐释中国之治的多维表现?在新时代,中国之治的内涵和外延广泛而深厚,既有中国发展、中国成功的外在展现,也有中国奇迹、中国贡献的深刻内涵;既有中国之大、中国之强的物质体量,也有中国之美、中国之妙的精神魅力;既有中国之路、中国之制发展方向的制度规定,也有中国之理、中国之道的规范价值——在中国之路的基础上形成中国之制,中国之制的顺畅运行成就中国之治。中国之治是过程与结果的有机统一,是途径与价值的有机统一,是中国之路与中国之制的有机统一。中国之治蕴含着丰厚的学理和大国治理之道,其发展价值取向和经验原则拓展了世界发展图景,丰富了人类发展的内涵和理念,必将深刻影响世界发展格局与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

中国之治体现着当今世界大变局中的良政善治,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政治发展与治国理政中的样态凝练与生动实践。中国道路之于人类文明的价值日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中国之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在新时代的生动诠释,彰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中国之治在道路、制度、理念、文化等多个层面丰富着人类政治文明的内涵,以中国之理、中国之道为人类文明百花园增光添彩。

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再到“中国之理”,呈现出中国奇迹鲜明而独特的逻辑链条。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目标和发展问题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强的相近性。中国之治的理念和经验是发展的、包容的、开放的,既有特殊性,又有普遍性。未来,中国之治将为世界拓展更广阔的发展前景,也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促进世界中国学发展:建构中国之学与弘扬中国之道

长期以来,由于欧美日等国研究中国学起步较早,加之政治立场、学术观点、文化传统的不同,导致在国际上中国的解释权很大程度上由西方主导。近年来,国内外关于中国问题研究的对话与交流也推进了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思考的不断深入,我们要通过促进世界中国学的发展,搭建外部世界认识中国的畅通渠道,形成中国与世界有力的对话机制,解码中国之治,提炼中国之理,构建中国之学,弘扬中国之道。

中国之治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关怀。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孕育了灿烂的政治文明。中华文化崇尚人与自然“和合共生”的自然观,秉承“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国家观,奉行“利民之用,厚民之生”的民生观,推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自由观与权利观,主张“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文明观。这些思想和理念蕴含着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追求,反映了中国人宽广而纯洁的精神世界。这些文化观念有着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并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变迁与时俱进,体现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永不褪色的精神价值。

中国之治反映着大国治理的发展韧性、治理艺术与价值追求。由“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由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中国之治以制度韧性推动着政治文明形态演进与发展。文化传统是制度演进的内生性因素。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成就了制度自我完善与发展的稳定性、连续性和包容性,是中国政治制度展现出活力与韧性的文化基因。

中国之治应是世界中国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当代中国的民主观和发展观,为中国全面、协调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价值保障。中国之治充分体现了国家意志与民心所向、德治与法治、自由与秩序、权利与责任、廉洁与效能、改革与稳定、秩序与创新、发展与安全等政治价值和治理要素的有机统一,也必然会成为世界中国学的重要研究内容。

中国之治的叙事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成长的丰厚土壤,也应是世界中国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中国的发展成就和成功经验立得住、行得通,也应该能够传得出、讲得清、说得好。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尤其要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视角,跳出西式话语及逻辑假设,用融通中外、内外相通的中国叙事,讲明中国道路及其经验是历史的、发展的、包容的、开放的,既有中国特色,也反映了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发展中国政治叙事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要讲清、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观、人民观、世界观,也要讲明、讲透中国之治的系统观、历史观、实践观。构建中国之治的叙事,要总结和提炼好中国之治的文化观念和治理观念,深刻阐释中国道路的理论逻辑和实践成就,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所秉持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追求,提炼中国之治的核心概念,向世界传播中国之道。

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是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创新发展的使命。在实践基础上,中国之学要突出社会现实层面的问题意识,要着力提出时代大命题,要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真正做到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制度与实践,用中国制度与实践升华中国理论。

如何从具体到抽象,解释中国奇迹的逻辑链条和发展机理,向中国与世界学术界提出了极富挑战性和创造性的历史之问和时代命题。要善于从中国发展、中国奇迹、中国之治中提炼出可以向世界分享的哲理、道理、学理,讲好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故事。打通内政与外交、内宣与外宣、政治实践与价值观念、学术体系与舆论话语之间的“隔断”,力求使实践经验、概念逻辑、学术话语、价值观念与叙事表达能够相互融通、连接中外、融贯古今。

历史大趋势不可逆转,世界将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多元文明将竞相绽放。身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人们已经看到,以中国之治为标志的世界政治新生态正呼之欲出,人类政治文明的百花园必将因此更加多姿多彩。解码中国之治能够为世界中国学的研究注入思想和文化力量,发展中国叙事话语体系也能够为世界中国学的研究提供更多相互交流的平台。我们应当团结世界上更多的有识之士和学术界同仁,以中国研究为纽带,促进不同地域的研究主体进行对话与交流,不断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携手促进人类文明进步。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兼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理事长)

 

【参考文献】

①张树华、韩旭、王阳亮等:《中国之治:制度体系与治理效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

②[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

③[美]阿里夫·德里克:《重访后社会主义:反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5期。

④[波]亚当·沙夫:《我的中国观》,《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1年第4期。

⑤[美]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⑥[美]沈大伟:《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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