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消费具有“物的消耗”和“时间消耗”两个面相。如果说凡勃伦时代全面开启了消费从“时间消耗”到“物的消耗”的第一次转向，迎来了20世纪的“大众消费社会”，那么在21世纪的当下，消费正经历着从“物的消耗”到“时间消耗”的新转向。虽然消费的这一新转向蕴含着消费者摆脱资本逻辑的可能性，但事实上，资本基于对“时间”一以贯之的工具化利用，通过对时间的“碎片化”到“无感化”的“变脸”操作，依然延续着对消费的控制和支配企图。消费者只有深刻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在对抗资本的道路上迈出坚实的一步。
关 键 词：消费社会 消费 时间 资本逻辑
20世纪前半期，以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为特征的美国大众消费社会的诞生，开启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物的丰盛和消耗时代。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把消费理解为“物的消耗”也就成为与社会现实相契合的普遍共识。然而时过境迁，对消费的这一理解，在21世纪的当下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环顾我们当下的消费，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社会的到来以及各种社交媒体、平台的涌现，许多消费活动中物的消耗成分正在明显减少，对许多消费者而言，物的消耗本身已不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消费过程中所消耗的时间本身。换言之，消费者的主要目的是在时间消耗中体验快乐，享受时光和获得满足。无论是露营、旅行、玩网络游戏、观赏影视文化作品，还是去迪士尼或环球影城等主题乐园游玩、网红地(店)打卡、直播打赏、偶像应援等，无不说明了这一变化。然而，正如“时间就是金钱”这一资本主义名言所示，消费者自由地消耗时间，根本上是与资本逻辑对待时间的态度相悖的。对资本而言，时间往往是其实现增殖和不断扩大利益的手段，因而会天然地拒斥人们自由地浪费和消耗时间，尽可能地把消费者的自由时间不断纳入生产过程和资本逻辑之中，并最终为其带来更多的利益。如此，当下我们正经历着现代消费从“物的消耗”向“时间消耗”的转变。那么，我们该如何深入理解当下消费所出现的这一变化?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依然主导当下社会的背景下，消费的这一变化给生产者和资本带来了何种挑战，其又是如何应对这一变化进而维护资本逻辑的呢?
一、消费的两个面相及其第一次转向
如前所述，我们习惯于把消费通俗地理解为“物的消耗”，但不得不说这是我们对消费的一种时代偏见。事实上，所有消费都伴随着时间的消耗，即使在消费已极为便捷的当下亦是如此。然而，在生产与效率至上观念主宰的时代背景下，消费所伴随的时间消耗，通常被我们视为获取和消耗物质性商品的一种工具性和手段性存在而不受重视，也就更不用说把作为休闲活动的时间消耗本身作为消费的目的或对象来给予足够的关注了。因此，学者们长期以来习惯于为“生产性”活动出谋划策，而不屑于研究“无足轻重”的休闲活动①。不过，关于“时间消耗”的闲暇活动的衰退和“物的消耗”的消费的兴起这一点，凡勃伦早在1899年问世的《有闲阶级论》中就做了详细而深入的阐述②，凡勃仑本人也因提出“炫耀性消费”概念而被学界普遍视为消费社会学研究的先驱。在此，应特别留意的是，“炫耀性消费”这一概念是在“炫耀性闲暇”概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遗憾的是，随着20世纪消费社会的到来，“物的消耗”意义上的消费日益兴起，使得我们对凡勃伦的关注几乎都集中在其“炫耀性消费”的概念之上，忽略了对“炫耀性闲暇”概念以及“闲暇”与“消费”之间内在关联的关注。
凡勃伦认为，闲暇和消费同样具有博取荣誉的功用，两者共有浪费这个因素，都是表明拥有财富的方法，也习惯性地被认为是一体的。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阐述了现代消费替代早前的闲暇而成为表明财富地位主要手段的事实③。虽然凡勃仑把闲暇和消费狭隘地视为表明财富地位的一种手段受到诸多质疑④，但这为我们深入理解闲暇与消费之间的根源性内在关联提供了有益的启发。凡勃伦曾指出，闲暇并非指懒惰或清静无为，而是非生产性地消耗时间⑤。其言外之意是，我们在闲暇时间的消耗中，往往也会同时从事某些活动并或多或少地伴随着物的消耗。而日本学者山崎正和则明确指出，消费以物的消耗和再生为表象，其实质是以充实地消耗时间为真正目的的行为⑥。由此可见，无论是凡勃伦的“闲暇”，还是山崎正和的“消费”，事实上都同时包含着“时间消耗”和“物的消耗”，它们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而密不可分，共同构成了“消费”概念的内涵。
如果我们理解了消费具有“时间消耗”与“物的消耗”两个面相，那么凡勃伦指出的“炫耀性消费替代炫耀性闲暇”这一变化的背后，则隐含着消费从“时间消耗”向“物的消耗”的第一次重大转变。“炫耀性消费”的兴起为随后以“物的消耗”为特征的20世纪大众消费社会的来临吹响了号角，同时也宣告了作为“时间消耗”的闲暇的全面衰退。而事实上，消费的这一转变在18世纪已初现端倪。麦肯德里克等人就认为，大众消费社会形成于18世纪的英国⑦；麦克拉肯也指出，以“追赶与逃跑”(chase and flight)为特征的现代加速时尚体系于18世纪开始形成，并取代了先前以“古光泽”(patina)为原则的传统时尚现象⑧。
然而，消费在18世纪以后开始越来越呈现为“物的消耗”而远离“时间消耗”，这并非意味着消费不再需要消耗时间，而是指消费中的“时间消耗”越来越被极力地压缩和节省，进而沦为“物的消耗”的一种手段和工具。诚如山崎正和所言，虽然拒绝“物的消耗”这一意义上的禁欲主义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但17世纪以降拒绝“时间消耗”意义上的禁欲主义的出现，才真正意味着生产和效率至上社会的确立⑨。从这个意义上讲，韦伯所谓的禁欲式新教伦理，不仅仅是一种禁止物质享受意义上的禁欲伦理，更应被理解为一种禁止时间浪费意义上的观念枷锁。而鲍德里亚给我们呈现的消费社会正是这样一个符合韦伯“理性化”命题的极端经济理性的世界和“生产与效率至上”的社会，不仅“物的消耗”意义上的消费是资本逻辑的产物和生产的“逻辑性替代”，就连“时间消耗”意义上的闲暇亦是如此。因此，符号消费实际上有异于我们对它的常识性理解，在其物质性浪费表象的背后，恰恰是资本操控逻辑下的一种禁止物质享受和拒绝时间浪费的双重禁欲主义活动。
简而言之，“物的消耗”和“时间消耗”是构成消费密不可分的两个面相，而18世纪以来在“时间消耗”层面上的禁欲主义和效率至上观念兴起的背景下，消费的“时间消耗”一面因时间本身越来越被视为手段和工具而被不断压缩和轻视，相反，消费的“物的消耗”一面因合乎生产和资本的逻辑而被不断鼓励和诱导，进而促成了消费历史上的第一次重大转向——从“时间消耗”到“物的消耗”的变化。正是在这一变化趋势下，诞生了20世纪以物的丰盛和消耗为特征的大众消费社会。与此同时，也正是因为现代消费社会在“物的消耗”层面上体现出无节制的“买买买”倾向，促使我们对现代消费和消费社会总是抱有强烈的质疑和批判性立场。
二、从“物”再到“时间”：现代消费的新转向及其意义
然而就在这种对现代消费和消费社会的质疑及批判声中，消费又越来越呈现出从“物的消耗”转向“时间消耗”的显著变化。早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鼎盛时期，处于狂热的物质消费和投资盛行社会之中的山崎正和，就已敏锐地洞察到这一变化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意义。他明确指出，我们正迎来一个未来可期的消费时代，消费将越来越提高纯粹度而朝着其本质特征——充实地消耗时间——回归⑩。当身处21世纪的我们感受到这一变化正越来越成为现实时，不得不惊叹于山崎正和不同寻常的洞察力和预见力。
当然，消费的这一变化也可以从20世纪中后期以来国内外诸多研究中找到佐证。美国政治学者英格尔哈特发现，西方社会正经历着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认为人们的价值观正从“物质主义”转向“后物质主义”(11)。法国学者高尔兹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让我们开始拒绝西方社会的“生产者论”的观点，也即对财富、经济增长和物质的强调(12)。利波维茨基在阐述当下的“轻文明”趋势时指出，服务经济与信息社会紧密相连，共同构成了“非物质资本主义”(13)。国内学者郑也夫也宣称“后物欲时代的来临”(14)。日本学者三浦展承接山崎正和的观点进一步指出，不少消费者已经从“喜新厌旧”的观念中摆脱出来，日本社会正步入以“社会意识、利他主义、共享意识、地方意识、简单·休闲、服务性消费”等为特征的“第4消费社会”(15)。
在上述这些研究中，通过诸如“后物质”“非物质”“后物欲”等词汇来描述消费变化的做法，虽然暗示了基于“物的消耗”层面所理解的“消费”概念已呈现出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局限性，但因它们所涉内涵宽泛和边界不清，反而进一步模糊了我们对“消费”概念的理解。不过，山崎正和对消费及其本质的理解，打破了原先囿于“物的消耗”对消费浅显狭隘的认知，他一方面把“物的消耗”与“时间消耗”都纳入了消费范畴，另一方面强调了“时间消耗”才是消费区别于生产的本质特征。换言之，生产与消费在物的消耗层面上虽具有同样的构造，但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以节约时间和效率为本质特征的活动，而后者则是消耗时间和反效率的活动(16)。由此，我们可以把当今消费出现的这种变化理解为消费本质的回归，这意味着消费越来越脱离生产性而回归至生产的对立面——充实地消耗时间。因此，在山崎正和看来，真正的消费社会并非鲍德里亚给我们呈现的生产逻辑下无止境的“物的丰盛和消耗”的社会，而是一个消费者不断思索如何充实地消耗时间，不断通过与他人共享满足去探究自我成长和相互确认人生幸福的社会(17)。这就是山崎正和所谓的“消费社会美学”，体现了他对现代消费及其变化趋势所抱有的乐观肯定和积极迎合的态度。这与鲍德里亚在其符号消费理论中固执于资本操控论视角，对现代消费和消费社会的彻底批判和极度悲观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
山崎正和把消费的本质视为“充实地消耗时间”这一点无疑是颇具启发意义的，并且，他借此而强调现代消费正朝着其本质回归这一洞见，也绝非脱离现实的一种幻觉。就中国社会而言，在数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我们在经历了“物的消耗”意义上的消费盛行的时代之后，如今似乎也正在迎来消费的这一变化。社会上纵然有“宁愿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在自行车上笑”以及“996是福报”等言辞和论调，但从对其持久而广泛的质疑和声讨中，我们能够明显感受到当下不少消费者已不再执着于对物质财富的追求，而是越来越关注和重视工作和劳动之外自由时间的获得和确保。事实上，我们规定闲暇时间的正式制度所呈现的变化趋势——无论是近几十年来法定节假日的逐步增加，还是对每天8小时工作制以及“带薪休假”制度日趋严格的执行——都反映了对这些诉求的回应以及权益的保护。在这些自由时间里，消费者通常会去旅行、与亲友聚会、玩游戏(线上、线下)、观赏影视作品、观看演出/比赛/展览、读书、运动健身、野营，或从事其他兴趣爱好等与时间消耗相关的活动。在这样的背景下，朱迪认为我们有必要对中产消费者的消费倾向要么趋于炫耀要么趋于节俭的单向度认识做出调整(18)。王宁基于现实中消费所出现的新变化，也认为我们应该超越消费研究中传统的工具主义范式和个体主义范式的局限性，通过借鉴“自目的性”范式和“部落主义”范式，对那些自成目的的消费行动和以群体为单位的群体性、聚众性消费行动做出更令人信服的解释(19)。
那么，这种从“物的消耗”到“时间消耗”的消费新转向对于消费社会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如果说消费在凡勃伦时代的第一次转向，使得消费逐渐远离“时间消耗”的本质而几乎成为“物的消耗”的代名词，并最终沦为鲍德里亚所谓的资本操控下“生产的逻辑性替代”(20)，那么随后而来的消费新转向——消费开始重新朝着“时间消耗”这一本质特征的回归，则意味着消费越来越与生产及其遵循的效率至上原则背向而行，因而蕴含着对抗资本并摆脱资本逻辑的可能性。
正如相关研究指出的那样，“休闲正是消费社会的异己力量，是人们改变异化命运的有力武器，人们通过休闲活动来实现‘反异化’”(21)。德波在阐述其“景观时间”概念时引用了西班牙作家巴尔塔沙·葛拉西安《智慧书》中的一句名言——“我们没有任何属于我们的东西，而只有时间，甚至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也可享用”(22)。这句名言可以启发我们去更好地理解凡勃伦给我们呈现的历史事实——早先的有闲阶级更倾向于关注和重视闲暇，而非消费。因为在生产力低下和物资极度短缺的时代，相比于“物的消耗”意义上的消费而言，“时间消耗”意义上的闲暇是几乎所有人更容易享用的。不过不得不说的是，凡勃伦没有把闲暇中的“时间消耗”本身视为目的，而是倾向于仅仅把其视为证明财富和地位的手段，他对闲暇的这一立场是失之偏颇的。无可否认，闲暇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用以显示一个人的财富和地位，但是，正如凡勃伦本人的理解——闲暇并不意味着好逸恶劳或无所事事，而是非生产性地消耗时间——所暗示的那样，闲暇通常就是指人们从事各种“非生产性”活动本身，如美术/音乐/文学等艺术创作及鉴赏、节日聚会、礼仪礼节的养成、社交、游戏、影视娱乐、旅行等。而这些“非生产性”闲暇活动，无疑为人类社会历史上灿烂文化的形成和多样文明的涌现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因此，在山崎正和看来，现代消费从遵循生产逻辑与效率至上原则的“物的消耗”向“时间消耗”这一消费本质的回归，蕴含着人们从“效率”这一强迫观念中获得解放，进而摆脱三百年来拒绝“时间消耗”这一束缚的可能性。这并非仅仅是闲暇时间增加这么简单的问题，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重大变化(23)。
三、资本逻辑下的时间：从“碎片化”到“无感化”
不过，山崎正和对现代消费和消费社会的未来展望不免让人质疑其过于乐观。在生产与资本逻辑几乎无处不在的市场经济大背景下，消费者的时间总是会成为生产者和资本所瞄准的目标，各种“时间消耗”意义上的消费的兴起，说明资本对待时间的策略也正在改头换面——从时间的“碎片化”到时间的“无感化”。
(一)作为“物的消耗”的消费与时间的“碎片化”
如前所述，凡勃伦留给我们的不仅仅在于其广为传播的“炫耀性消费”的概念，更在于他对闲暇的关注，以及对消费与闲暇(时间)之间内在联系的启发性阐述，这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消费不但具有“物的消耗”和“时间消耗”两个面相，而且“时间消耗”才是消费区别于生产的本质特征。
而鲍德里亚的“符号消费”理论，作为凡勃伦“炫耀性消费”概念的延伸，则给我们呈现了消费的“时间消耗”的一面被不断摒弃，进而沦为几乎仅剩“物的消耗”的一面，成为与生产一样遵循效率至上原则的活动这一消费社会的图景。因此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者就是无意识的劳动者，“时间消耗”意义上的闲暇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消费的时间即是生产的时间(24)。虽然我们无法认同鲍德里亚在对待消费问题上的彻底的资本操控论立场，以及把古典马克思主义批判性生产理论用于消费领域的做法，但无可否认的是，他让我们深刻认识到，资本是如何试图通过对消费时间的极致分割和碎片化来实现其获利本性的。换言之，鲍德里亚的重要贡献在于，他告诉我们，无论是生产领域还是消费领域，资本对待时间的态度是始终如一的——希望让时间成为服务于生产并实现利益最大化目的的工具性时间。
我们知道，随着20世纪初期以流水线作业为特征的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应用和普及，“时间就是金钱”这一效率至上观念在生产领域中得到了越来越极致的体现，产品的生产在流水线上被分割为一个个细小的步骤，工人的劳动时间也因此被分割成同质性的碎片时间，工人由此受到资本家的牢牢控制而失去自由，俨然成了生产机器的一部分。20世纪30年代卓别林主演的电影《摩登时代》，正因运用夸张幽默而不失讽刺的喜剧形式给观众呈现了这一现代社会景象而成为经典之作。
如果说资本对待时间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那么在消费问题上，资本也同样不希望消费者从事“非生产性地消耗时间”的闲暇活动，而是希望消费者在一次次“物的消耗”意义上的消费中所需花费的时间，也能像工人在生产线上拧一个个螺丝的劳动时间一样，越短越好。正如罗萨所言，因为“消化”太花时间了，而且我们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逼迫我们要分秒必争，所以我们只能用更多地购物来取代实质上的消费。我们越来越无法将我们的个人时间结构与我们所处的历史时间有意义地联结在一起(25)。鲍曼也曾指出，消费所需的时间对消费社会而言是毒瘤，也是商品推销商主要的担忧，对他们来说，消费所需的时间减少到最短才是理想的(26)。时间再也不是“获得某些东西的迂回曲折”，只存在没有维度的“片刻、瞬间”(moments)(27)。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想必鲍德里亚也是为了支撑其在理解现代消费问题上的彻底资本操控论立场，不得不从逻辑上否定闲暇时间存在的可能性，并对“物的消耗”意义上的消费所需的时间进行了人为的压缩——把“消费”替代为“购买”。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鲍德里亚为何在其“符号消费”理论的建构中，明显无视消费者购买之前复杂动机下的选择和决策过程，以及在购买之后如何享用和处置等消费环节。对于资本而言，只要有消费者的购买就足够了，消费者“买买买”这一购买行为之外的过程不仅不重要，甚至希望它最好没有。也就是说，在资本眼里，消费总是被简化为瞬间的“购买”行为，鲍德里亚的“符号消费”也总是以时间为分母的(28)。正如罗萨所言，我们没有让体验到的时间变成“我们自己的”时间，我们体验到的时间，以及花费在体验上的时间都相异于我们(29)。
综上言之，消费的第一次转向带来了“物的消耗”意义上的消费的兴起，在这一背景下，资本对消费的控制，如同其在生产领域中对劳动的控制那样，是试图通过拒绝闲暇时间并让消费所需时间的“碎片化”策略来实现的。
(二)作为“时间消耗”的消费与时间的“无感化”
随后而来的消费新转向，则意味着“时间消耗”和闲暇活动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关注和重视而成了消费的目的。如前所述，资本对“物的消耗”意义上的消费的控制，是通过极力压缩消费所需时间的方式——时间的“碎片化”——来实现的。显而易见的是，当“时间消耗”本身成为消费目的时，原先资本对时间的“碎片化”策略就不再奏效了，这促使资本不得不在操控策略上做出变化和调整。在消费的新转向背景下，对资本而言，获取并控制消费者的时间消耗就成了重要事项。基于此，让消费者的时间“无感化”正是资本为实现这一目的而采用的普遍做法，并广泛体现于资本试图控制消费者时间的相关营销策略和手段之中。
关于资本对时间的“无感化”策略，我们可以从瑞泽尔所谓“新消费工具”的兴起中得到确认。在瑞泽尔看来，诸如迪士尼、大型购物中心这样新奇而有魅惑力的“新消费工具”和“消费圣殿”的涌现和不断更新，不仅是在消费者自由时间增加的背景下，消费和购物成为一种消遣方式的反映，也是商家引诱消费者去消费更多商品的一种策略。而“新消费工具”在其中起作用的关键恰恰是“对时间的引人入胜的使用”，从而让消费者丧失“时间感”(30)。
此外，瑞泽尔对山姆会员店的关注，也让我们看到资本和商家实施的“会员制”中所蕴含的时间“无感化”策略。瑞泽尔认为山姆会员店是一个“尽可能理性化和祛魅的场所”，但同时它也营造了一个量多价廉的“冷淡而实用的梦幻”(31)。瑞泽尔虽然把山姆会员店视为“新消费工具”，但并没有特别讨论“会员制”本身。事实上，“会员制”是带有明确时效性的一种身份或资格，会员须通过每年缴纳相应的费用才能获得或保有“会员卡”这一“身份证”。当消费者成为会员，也就意味着其可以在会员有效期内的任何一天进入店铺购物和享受优惠，消费者在会员时效内的时间发生了“内爆”，使得消费者的每一天都变成适合于进店消费和购物的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讲，“会员制”可以被视为一种克服了实体店铺时空局限的“新消费工具”，它通过会员费缴纳绑定了消费者的时间，这种会员身份让消费者感觉到自己无时无刻不与其保持着联系。犹如货币领域的商业借贷绑定了消费者未来的收入，会员制作为时间领域另一个版本的“商业借贷”，通过对消费者而言“不痛不痒”的会员费绑定了消费者未来的时间。因此，商业领域的会员制也往往是一种资本对消费者时间的“无感化”操控策略，而且被商家广泛采用，比如迪士尼会员、美容美发会员、健身养生会员、知识付费会员、影视会员、粉丝会员等等。
除了上述包括“会员制”在内的“新消费工具”对消费者时间的“无感化”操控策略之外，消费领域中还存在多种让消费者的时间“无感化”的做法，这些做法通常糅杂“节日化”“游戏化”和“社交化”等手段于一体，试图让消费者沉溺其中而忘却对时间消耗的感知。在早先兴起的“情人节”“圣诞节”等外来节日中，各路商家大肆宣传和营造节日气氛，进而推销各种商品和服务的做法已为我们所熟知。而随着互联网时代电商平台的崛起，“双11”“双12”“618”等“消费节”接踵而至。在此期间，商家通过诸如节日当天零时整点的下单开抢、倒计时“秒杀”、“盖楼”助力、抢红包、各路偶像明星助阵演出、头部主播直播带货、抽奖游戏式盲盒销售、定金预售式销售等等，为我们展演了一幅将“节日”“游戏”和“社交”等素材糅杂在一起而绘制的消费社会盛景，试图让消费者置身于这一盛景下的“狂欢”中来实现对消费者时间的掌控。而消费者在其中所消费的时间恐怕就是德波所谓的“景观时间”，它是正在变化的现实的时间、虚幻地体验的时间(32)。在这一时间中，正如鲍曼所言，消费者被不断置于新的诱惑之下而一直保持激动和兴奋状态，消费者市场像是用魔法召唤出了弗洛伊德认为不会达到的快乐状态(33)。
当然，上述种种使消费者对时间“无感化”的策略的最终目的，主要是让消费者在这一过程中购买和消费更多的物质性商品。就这一点而言，其与前述的时间“碎片化”策略并无本质区别。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虽然消费者的这种“时间消耗”可被资本和商家利用和操控而成为其获利的手段，但时间的“无感化”策略可以间接地反映出消费者对于“时间消耗”的关注和迎合。想必瑞泽尔使用“新消费工具”一说以区别传统消费工具的用意也与此有关。退一步讲，如果说这还不足以让人信服地说明资本如何对作为“时间消耗”的消费实施操控的话，那么我们不妨把目光转向那些接近纯粹“时间消耗”的消费领域。
网络游戏就是其中典型的例子。比如网络游戏的运营商会让玩家在其设定的固定时间去完成游戏副本、排位赛或相关活动，也会通过基于“算法”设置抽奖、盲盒等“游戏中的游戏”让玩家获取游戏道具或皮肤，而这种“谍中谍”的把戏可以让玩家上瘾并沉溺其中，从而实现资本对时间的“无感化”操作。正如相关研究所揭示的，商家依托游戏质量、关卡设计、社交元素等成瘾机制达到对用户群体的掌控，是实现游戏盈利、提升游戏口碑的有效方法(34)。由此可见，原本作为人们非生产性地消耗时间的游戏消费，在游戏运营方所设置的升级目标和一系列操控策略下却沦为一种生产劳动，以至于出现了游戏玩家花钱雇人为自己“代练代打”的奇特现象。如此，玩家与游戏角色的关系被颠倒了，玩家的生活节奏被游戏世界中的生命角色所重新营造，这使很多游戏玩家反而更喜欢从游戏中的经验值和升级的角度来理解世界，导致了游戏世界对现实世界的反噬(35)。同样，在曾经火爆的“偶像养成”和“饭圈”领域，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资本是如何通过糅合节日、游戏和社交等因素的一系列上瘾机制让粉丝们参与并沉溺其中的。在此期间，粉丝们不仅需要为偶像打榜、购买礼物和关联商品等而产生不菲的金钱开支和物质消耗，也需要不停地为偶像点赞、做数据、宣传和集资等，从而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这一过程中，偶像及其背后的资本运营团队实现名利双收，而粉丝们则以“爱”的名义继续开启下一轮游戏，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无感地”消耗在无穷无尽的应援之路上。这就像电影《楚门的世界》给我们展示的那样，楚门的生活是一档精心策划的电视节目，而他却对此浑然不知。正如肖尔茨所言，集中精力在互联网上，我们用来消遣的网瘾和时间消耗，已经成为我们时间的最大问题(36)。
因此，如果说“新消费工具”指的是“那些使人们作为消费者获取商品和服务、受控制和被剥削成为可能的事物”(37)，那么我们无疑可以把资本糅合节日、游戏和社交等因素于一体而设置的这种上瘾机制亦纳入“新消费工具”的范畴来理解。可见，在“时间消耗”意义上的消费兴起的背景下，资本正通过对“新消费工具”的不断开发利用和改头换面，试图实现消费者对时间的“无感化”，让其始终处于资本操控之下，面临诸多消费陷阱的诱惑。因为只有通过对时间的“无感化”操作，才能让消费者的时间在无意识中成为服务于生产和实现资本利益最大化的工具性时间。
结语：消费者需要何种时间?
由上述可知，随着效率至上原则在现代社会中不断渗透和加码，消费者越来越无法在生产和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就感，而无休止地“买买买”意义上的消费(即简化为“购买”的消费)，作为生产的“逻辑性替代”和资本操控的产物，给消费者带来的只是附着于“碎片化”时间点上一次次稍纵即逝的“快感”，它同样无法填补内心的空虚。这就是消费从“时间消耗”向“物的消耗”的第一次转向及其所带来的后果，也是鲍德里亚所批判的现代消费和消费社会的“无意义”之所在。也许正因如此，消费者开始重新认识到消费中“时间消耗”一面的重要性，让我们迎来了消费的第二次转向——从“物的消耗”向“时间消耗”的转变。然而，资本的贪婪本性使其试图通过“变脸”——不断开发一系列“新消费工具”和设置上瘾机制——让消费者的时间“无感化”，进而使消费者的“时间消耗”在无意识中成为资本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工具。如《楚门的世界》的结局那样，虽然走出这种“无意识”也许会使人感到突如其来的痛苦和空虚，但这至少让我们知道了真相。在此基础上，我们才可能展开具有自觉意识的时间消耗，进而实现独一无二的个体生命体验。
在当今消费正从“物的消耗”向“时间消耗”转变的背景下，从时间的“碎片化”到“无感化”，只不过是资本试图持续操控消费者，进而实现其利益最大化策略的一种“改头换面”而已。换言之，资本试图操控消费和消费者的策略，在根本上是围绕“时间”而展开的。假如我们没有深刻认识到这一点，如果我们对消费的理解仅仅囿于“物的消耗”甚至“购买”这一表象层面，进而将资本的操控逻辑也浅显地理解为资本企图让消费者购买更多物质性商品或支出更多的金钱，那么，我们关于如何抵抗资本的讨论也只能停留于消费者购买商品的数量和支出金钱多少这一层面。但由于我们无法为自己制定这样一个数量上的衡量标准，这种讨论事实上并不能为我们的现实消费生活提供可操作性，甚至可能会由此而把我们导向鲍德里亚式的极端态度——对现代消费的彻底批判和否定。罗萨曾指出，如果晚期现代社会的消费主体越来越倾向于用不断购物的方式来弥补无法真正获取、习得物品的遗憾，并且将购物与消费混淆在一起，那么这些现象对于尚未成为主流、尚不完美的异化批判与“错误需求”批判来说，就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出发点(38)。我们只有深刻认识到消费的本质特征是“时间消耗”，认识到资本操控逻辑本质上是围绕“时间”而展开的，才能真正站立于这个“出发点”之上。
至此，本文梳理了自凡勃伦时代以来消费所呈现的两次转向，以及在此背景下资本操控逻辑的“变脸”，进而揭示了资本操控策略在根本上是基于对“时间”的工具化“巧妙”利用——时间的“碎片化”和“无感化”——而展开的。在此过程中，鲍德里亚的“符号消费”理论和瑞泽尔的“新消费工具”概念无疑是具有启发性的，但他们缺少消费者的视角，并在消费概念的理解上忽视了“时间消耗”这一体现消费本质特征的一面，因此，都未能为我们提供对抗资本的有效路径。本文并不认同消费者自始至终都是受资本操控的鲍德里亚式的观点和立场，也无意让我们回到所谓莫斯—巴塔耶的“文化返祖式的草根浪漫主义”(39)。在消费者对抗资本的道路上，我们首先应做到“知己知彼”，在了解资本操控策略是围绕“时间”而设置的这一深层机制的基础上，再向前迈出重要的一步。这就是，我们需要获取一种时间，它既不是“碎片化”的时间，也不是“无感化”的时间，而是一种合乎个体生命节奏的时间，一种在自觉意识下“有节制”地消耗的时间。这既是给予消费者在对抗资本之路上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同时它也提醒我们，在当下消费新转向背景下，那些用于限制和纠正资本操控企图，进而保护消费者的相关制度和规则，也应该把着力点放在对这种时间的供给和保障上。
注释：
①王宁：《消费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79页。
②托斯丹·邦德·凡勃伦：《有闲阶级论》，钱厚默译，南海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97～109页。
③托斯丹·邦德·凡勃伦：《有闲阶级论》，第98、102页。
④参见山崎正和《柔らかい個人主義の誕生：消費社会の美学》，東京，中央公論新社，1987年，第129頁；間々田孝夫《21世紀の消費：無謀、絶望そして希望へ》，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16年，第104頁；吉尔·利波维茨基、埃丽亚特·胡《永恒的奢侈：从圣物岁月到品牌时代》，谢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2页；柯林·坎贝尔《浪漫伦理与现代消费主义精神》，何承恩译，台北，五南图书，2016年，第44～50页。
⑤托斯丹·邦德·凡勃伦：《有闲阶级论》，第56页。
⑥山崎正和：《柔らかい個人主義の誕生：消費社会の美学》，第167頁。
⑦Neil McKendrick,John Brewer and John Harold Plumb,The Birth of a Consumer Society: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Europa Publications Ltd.,1982,p.9.
⑧Grant David McCracken,Culture and Consumption:New Approaches to the Symbolic Character of Consumer Goods and Activitie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8,pp.31-43.
⑨山崎正和：《柔らかい個人主義の誕生：消費社会の美学》，第169頁。
⑩山崎正和：《柔らかい個人主義の誕生：消費社会の美学》，第172～173頁。
(11)Ronald Inglehart,The Silent Revolution: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Among Western Public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
(12)Andre Gorz,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An Essay on Post-Industrial Socialism,Pluto Press,1982.
(13)吉勒·利波维茨基：《轻文明》，郁梦非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3页。
(14)郑也夫：《后物欲时代的来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5)三浦展：《第4消费时代》，马奈译，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91～92、175页。
(16)山崎正和：《柔らかい個人主義の誕生：消費社会の美学》，第167頁。
(17)山崎正和：《柔らかい個人主義の誕生：消費社会の美学》，第213～216頁。
(18)朱迪：《品味的辩护：理解当代中国消费者的一条路径》，《广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19)王宁：《自目的性和部落主义：消费社会学研究的新范式》，《人文杂志》2017年第2期。
(20)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7页。
(21)潘海颖：《休闲消费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2页。
(22)居伊·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95页。
(23)山崎正和：《柔らかい個人主義の誕生：消費社会の美学》，第132～133頁。
(24)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第69、151页。
(25)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32、147页。
(26)齐格蒙特·鲍曼：《工作、消费、新穷人》，仇子明、李兰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第66页。
(27)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02～203页。
(28)吴金海：《消费的“时间隧道”：时间维度下的现代消费及其变迁》，《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29)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第139页。
(30)乔治·瑞泽尔：《赋魅于一个祛魅的世界：消费圣殿的传承与变迁》，罗建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1～42、204页。
(31)乔治·瑞泽尔：《赋魅于一个祛魅的世界：消费圣殿的传承与变迁》，第136页。
(32)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第100页。
(33)齐格蒙特·鲍曼：《工作、消费、新穷人》，第67、87页。
(34)江磊、帅嘉成、肖少龙：《营销视角下网络游戏消费的诱导机制及应对策略分析》，《中国商论》2022年第18期。
(35)蓝江：《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数字资本主义批判》，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43、149页。
(36)Trebor Scholz,Digital Labor:The Internet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Routledge,2013,p.10.
(37)乔治·瑞泽尔：《赋魅于一个祛魅的世界：消费圣殿的传承与变迁》，第77页。
(38)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第145页。
(39)参见张一兵《反鲍德里亚：一个后现代学术神话的祛魅》，《学术月刊》2009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