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金海:消费的“时间隧道”:时间维度下的现代消费及其变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82 次 更新时间:2019-01-21 00:4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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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金海  

   内容提要:消费社会学领域中相继出现的“符号消费论”、“麦当劳化消费论”和“第三种消费文化论”等理论分野虽然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现代消费的多样性,可是在理解具体消费现象问题时却往往会面临一个困境:由于在某一具体的消费现象中往往同时存在着消费的功能性、关系性和文化性等价值,我们通常无法借用上述某一消费理论对实际消费生活中的具体消费现象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借用山崎正和在其消费概念理解中所聚焦的时间维度,尝试对凡勃仑以来的消费及消费社会主要理论分野作重新阐释和梳理,可以为解决现代消费理论困境、认识现代消费及其变迁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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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缘起:一个消费社会学的理论困境

  

   肇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消费社会化潮流,在其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给我们呈现了现代消费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王宁认为,对消费的研究应该从认识人的需要开始,而需要是源于人的“物质匮乏”、“社会匮乏”和“精神匮乏”三种存在状态①。无独有偶,日本学者间间田孝夫把现代消费的价值分为功能性价值、关系性价值和文化性价值三大类,提出了“消费的三相理论”,认为消费的三大价值如同三种颜色在调色板上描绘出了具有丰富多样性的现代消费,并由此构成了现代消费文化②。事实上,正是基于对消费的三大价值中的某一价值的聚焦,在消费社会学领域中形成了三大理论板块。

   首先,消费的社会学研究长期以来所主要关注的是消费的关系性价值,特别是在凡勃仑“炫耀性消费”和波德里亚“符号消费”理论的影响下,把消费视为人与人之间差异化或社会竞争的研究可谓层出不穷。其次,美国学者瑞泽尔另辟蹊径地对消费的功能性价值进行了探讨,提出了“社会的麦当劳化”观点,给我们提供了从理性化角度重新认识现代消费及其发展趋势的路径③。可以说,“社会的麦当劳化”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长期以来波德里亚的“符号消费”理论在消费社会理论中独占鳌头的局面,引起了消费社会学界对消费的功能性价值的重新关注,也让我们再次认识到韦伯的“理性化”趋势的巨大威力。再者,关于消费的文化性价值的社会学研究,我们有必要关注日本学者间间田孝夫所作出的努力。间间田孝夫对消费社会学长期以来过度关注消费的关系性价值的做法表达了异议,他认为追求消费的文化性价值的第三种消费文化正越来越显现出其在现代消费中的重要性,因此对现代消费的多样性价值特别是文化性价值的关注才应当是消费社会研究的重点所在④。

   如上所述,与传统经济学及其周边相关学科仅仅依据其效用来理解消费的单纯做法不同,消费社会学的研究告诉我们消费具有多样的价值,给我们提供了理解现代消费的多种理论视角。上述三大理论分野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现代消费的多样性,可是在理解诸多具体消费现象时却往往会面临一个困境。这一困境在于,由于某一具体的消费现象往往同时包含着消费的功能性价值、关系性价值和文化性价值等多种价值,这使得我们通常无法借用上述某一消费理论对实际消费生活中的具体消费现象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比如,奢侈品消费通常被解读为是一种符号消费,然而奢侈品优良的材质和精细的做工往往使其品质过硬、功能出众,能给消费者提供更为出色的功能性价值。此外,奢侈品的设计美感以及其背后的品牌文化也是吸引消费者的一大因素,换言之,奢侈品也给消费者提供着普通商品不可比拟的文化性价值。所以,仅仅把奢侈品消费视为符号消费的做法是片面的甚至粗暴的,它掩盖了消费者选择奢侈品的其他动机。

   笔者认为,导致这一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对消费概念的理解上存在不足:一方面,我们对消费概念的理解过于浅显和宽泛,使得原本以完全不同逻辑而存在的现象都统统被纳入了“消费”范畴;另一方面,我们又在缺少统一划分标准和逻辑前提下把消费的价值加以人为的分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各自为政的多种消费理论。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消费概念呢?

  

二、消费概念的再认识

  

   对于充斥于日常生活中的消费,或许由于其过于日常化的缘故,我们通常很少去认真地思考“什么是消费”这个问题。当被问及“何为消费”这一问题时,似乎我们很难一下子找出一个统一而明晰的定义。根据一些学者对“消费”词源的考究,消费具有“完全消耗、吞食、浪费、花费、用光”等含义⑤。如果对消费的理解停留于这一层面的话,那么我们显然是无法把生产和消费加以区别的。我们知道,经济学通常把消费分为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两大类。而这样的分类恰恰意味着消费与生产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界线。哪怕在一些“生活消费”中也通常存在着生产活动,比如日常生活中的饮食消费,就其可以实现劳动力再生产而言,我们亦可视其为一种生产。事实上,大多数消费社会学者沿用了经济学把消费分为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的含糊做法,把关注的焦点放在“生活消费”领域,并没有对生产与消费的区别加以深究,从而也就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对消费概念的深入探讨和明确界定。

   王宁认为:“所谓消费,是在现代经济、社会条件下,人们为满足其需求和需要,对终极产品(物品、设施或劳务)的选择、购买、维护、修理或使用的过程,该过程被赋予一定意义,并带来一定的满足、快乐、挫折或失望等体验。”⑥这一消费定义似乎通过强调消费的对象是“终极产品”,进而试图把消费与生产加以区分。但遗憾的是,这样的定义依然没能把生产和消费加以本质地区别开来,因为所谓的“终极产品”很多时候只是相对而言的。比如在“消费者从宜家选购家具,然后回家组装并使用”这一符合王宁所定义的“消费”现象中,不但消费者所购买的家具只是相对而言的“终极产品”,而且整个过程中甚至还包含着“组装家具”这样可以被视为生产的环节。

   因此,依据人们的需求和需要的对象是否为“终极产品”来界定消费概念的做法依然存在着漏洞。那么到底何为消费?我们又如何区分生产和消费呢?日本学者山崎正和指出:“人类所有的消费行为都可以用生产的姿态来实施,同样人类所有的生产行为也都可以用消费的姿态来实施。”⑦换言之,生产和消费的根本区别既不在于实施的主体不同,也不在于实施的客体不同,而在于人类实施这一活动(生产或者消费)的姿态不同。此处所谓的“姿态”即可以理解为我们对待时间的态度。因此在山崎正和那里,生产是以效率至上为原则的活动,而消费的本质则是对时间的消耗。只有这样定义消费才能让我们实现对生产和消费的明确区分⑧。

   由此可见,山崎正和从时间维度上对消费概念的重新诠释不仅让我们解决了一直以来经济学、消费社会学对生产和消费概念的含糊处理所带来的困惑,使得生产和消费真正成为互为对立面的概念;同时也给我们开启了一扇从时间维度重新理解现代消费及其变迁的大门。基于此,本文将借用山崎正和在其消费概念的理解中所聚焦的时间维度,尝试对凡勃仑以来的消费及消费社会主要理论分野作重新阐释和梳理,从而为理解现代消费理论困境和认识现代消费及其变迁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三、时间维度下消费的“产业社会之旅”

  

   (一)闲暇的退场与消费的兴起

   众所周知,我们对消费的社会学式关注肇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产业社会。生活于那个时代的凡勃仑因在其名著《有闲阶级论》(1899)中提出了“炫耀性消费”概念,而被通常视为消费的社会学式研究的先驱者。值得注意的是,凡勃仑的“炫耀性消费”概念是其在阐述“炫耀性闲暇”概念的基础上提出的,足见两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凡勃仑曾指出:“关于明显有闲与明显消费发展情况的观察来看,两者同样具有博取荣誉的功用,尤其是两者共有的浪费这个因素。在前一情况下所浪费的是时间和精力,在后一种情况下所浪费的是财物。两者都是表明拥有财富的方法,同时两者也习惯地被认为是一体的。”⑨然而在消费社会学领域,相比于“炫耀性闲暇”,我们长期以来似乎对“炫耀性消费”概念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学界对两个概念冷热不均的这种态度,当然也是在很大程度上符合社会实际状况的。因为在凡勃仑那个时代,作为表明拥有财富的手段的“炫耀性闲暇”就已经逐渐退场了,取而代之的是“炫耀性消费”成为人们证明财富、社会地位的主要手段。正如凡勃仑所言:“在准和平文化阶段,不论作为财富的直接说明或礼仪标准的因素,有闲曾居于第一位,它所占有的地位都远在浪费性消费之上。从那个时期以后,消费的势力逐渐增进,到现在它无疑已占据首位。”⑩

   按照凡勃仑的说法,产生这样的变化的原因在于炫耀性闲暇的有效性降低和炫耀性消费的有效性相对增长。他指出,在早期占压倒性优势的奴隶制和身份制,使得有闲阶级的活动只能是以武力侵略敌对部落和在自己部落内对奴隶阶级进行镇压的日常工作,而不是从事实际有用或者甚至表面上有用的任何工作。但到了以工资劳动和现金支付为特征的和平阶段,强迫劳动已不复存在,对生产劳动的耻辱感已经没有以前那样敏锐,于是推崇事物实用性和有效性的“作业本能”(the instinct of workmanship)开始抬头并发挥作用。这使得那些显然无目的和无意义的闲暇渐渐受到轻视,但在对任何带有生产劳动性质的工作一概加以鄙视的荣誉准则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以浪费为特征的炫耀性消费就取代闲暇而成为表明财富和地位的有效手段。(11)在凡勃仑看来,炫耀性消费如果仅仅作为一种对财物的浪费,显然是与“作业本能”相违背的,但正如他进一步指出的那样,如果任何商品或劳务的根本目的是明显浪费,即使是显而易见的,也不能就此断定它不存在任何实用性。因为在消费品甚至产品效用构成中,实用和浪费这两种成分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12)

   换言之,在“作业本能”日益发挥作用的社会背景下,作为浪费时间的炫耀性闲暇只能越来越被认为是无目的和无意义的而受到轻视,与此不同的是,炫耀性消费则不管实际上有多么的浪费,因其中伴随着商品的实用成分,从而可以避免与“作业本能”之间的冲突,得到道德上的认可。因此在凡勃仑那里,作为浪费财物的炫耀性消费,通过伴随于其中的“实用”要素这一道德“遮羞布”,在“推崇事物的适用性和有效性,鄙视不切实际、浪费和无能”的“作业本能”抬头的背景下成为作为证明财富、社会地位的有效手段。

   凡勃仑通过“作业本能”的抬头解释了炫耀性闲暇的有效性降低的原因,然而其对炫耀性消费有效性增加的解释似乎并不十分明晰。虽然消费所具有的“实用”成分这一道德“遮羞布”可以让消费即使是一种极度浪费的情况下也避免与道德相悖,但这最多只能是炫耀性消费有效性增加的必要条件,而绝非充分条件。当然,在关于炫耀性消费的有效性增加的阐述中,凡勃仑提到了“个人接触面”和“社会流动性”这两个变化因素(13),但关于这两个变化因素究竟是如何导致炫耀性消费有效性增加的这一问题,其分析并不够充分。

关于凡勃仑的这一问题,笔者曾在别文中通过“差异化的进化”角度对此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对炫耀性闲暇和炫耀性消费的差异化效用作了比较,进而认为炫耀性消费替代炫耀性闲暇是遵循效用最大化原则的“差异化的进化”的结果(14)。(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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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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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2018年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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