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炜光:乌台诗案始末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45 次 更新时间:2007-06-26 08:5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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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炜光 (进入专栏)  

  

  苏东坡在他44岁那年摊上了个案子,这案子差点要了他的命。像他这样的大文豪,朝廷、民间都很尊敬、喜爱的人物,怎么会卷进一个杀头大案呢?是谁在陷害苏东坡?

  有人说,罪魁祸首是王安石,正史里、野史里都有这个说法,就是现在,许多学者或作家还是这样写。那么,王安石真的陷害过苏东坡吗?如果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位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怎么竟是这样一个卑鄙无耻的小人?如果不是,那又是谁?他们是什么目的?为什么要置苏轼于死地?我们就试着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事情发生在元丰二年,也就是公元1079年,当时苏轼刚从成都被贬到潮州,他很喜欢这个地方,每天吟诗作画,自得其乐,觉得比在成都受气好多了。

  可惜好景不长,刚刚过了三个月就出事了。那天,苏轼正在他的“办公室”里工作,进来几个御史台的人,对他宣布:“御史中丞召见”。御史台是什么地方?相当于今天的“纪检”部门,召见,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请喝咖啡”吧。

  苏轼不知其来的目的,说:“臣知多方开罪朝廷,必属死罪无疑。死不足惜,但请容臣归与家人一别。”来的皇差叫皇甫遵,他淡然说道:“并不如此严重。”打开公文一看,原来只是份普通公文,上面说免去苏轼的太守官位,传唤进京。苏轼这才松了一口气――否则可能就得当场自尽。

  他的妻子王弗送夫出门,心里非常难过,泣不成声,拉着他的衣襟不肯松手。大家一定读过《江城子》,知道苏东坡两口子是非常恩爱的。为了安慰她,苏东坡开了句玩笑:“娘子,别哭啦,你就不能学学人家杨朴的老婆,做首诗送送我?”王弗听了破涕为笑――臭酸文人,都什么时候了,还想到作诗?

  杨朴是谁?宋真宗时候的一个隐士,有一次入京见驾,真宗问他:“卿临行时可有人赠诗么?”――宋朝是个文化发达的时代,人们很喜欢作诗,还经常把自己写的诗送给别人,表示某种情意。隐士回答说:“只有臣妾作诗一首。”“好啊,能否说来听听?”那隐士背诵道:“更休落拓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如今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很俏皮的诗句,宋真宗听了呵呵大笑。

  苏东坡在家经常跟妻子讲到一些文坛趣事,此时提起了这个故事,是想让紧张的气氛缓和下来,告诉妻子――我没事的,你放心吧。

  潮州到汴京要走二十多天,长途押解,犹如一路示众。当时有一个通判叫祖无颇的目击说: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其实,岂止是一个太守,正如余秋雨先生说的,绳子捆扎的是一个世界级的文化名人,此刻就这样被人牵着,在中国贫瘠的土地上,一步步地行进。

  对此行的前景,苏东坡是比较悲观的,凶多吉少,回来的可能性不大。他曾一度想投江自尽,看守严密没找到机会,或是东坡怕给自己的亲人带来麻烦。当然,如果他真的投江的话,那江河淹没的将是中华民族的一位最伟大的诗人。

  苏轼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的监狱。二十日,被正式提讯。案子是由御史台来审的,提出的罪证是一本别人为苏轼刻的诗集。御史台的别称是乌台,苏轼这个案子又是由诗而起,所以这个案子在历史上也叫“乌台诗案”。对“乌台诗案”,我们至少要问三个问题:

  第一,苏轼获罪的原因是诗作,但到底是什么诗,哪句诗,使他惹祸上身的?御史台主审官把这本诗集当中的一些词句摘出来,捕风捉影,夸大其词,硬说苏东坡在诗里流露了对政府甚至对皇上的不满和不敬,用“文革”中常用的一个词,就是“无限上纲”。

  那么,苏东坡诗词中有没有这样的词句呢?确实有。苏东坡恃才傲物,是一个“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经常在他的诗歌中讥讽朝政,特别是对王安石的新法很不恭敬。你越说好,我越说不好。这样一个人写的诗,自然很容易被人抓住把柄。

  监察御史舒亶在他的弹劾奏疏中把苏东坡的诗一款一款分析给皇帝听:陛下不是实行青苗法吗?他就说“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不是要明法整顿吏治吗?他就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却无术”;陛下不是要兴水利吗?他就说“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盐碱地)变桑田”;陛下不是要推行盐禁吗?他就说“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

  苏东坡的诗经舒亶这么断章取义地一“解释”,立马变得处处与新法、也跟他神宗本人过不去了。宋神宗正为新法不能顺利推行而烦恼,舒亶的挑拨正如火上浇油,便也开始对苏东坡不满了,于是命御史台立案审查。这就是“乌台诗案”的由来。

  可见,不是哪一首诗,哪一句诗,而是很多诗里面的几句诗,被御史台的人抓住了“小辫子”,要跟苏东坡算总帐。

  第二,这些人为何要陷害苏东坡?诗案的发生,正值王安石变法时期,朝廷围绕赞成与反对变法,形成新、旧两党,苏轼作为“旧党”中的中坚人物,对王安石变法是持否定态度的,并屡作诗文讥讽,“新党”成员对之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后快。因变法而引发的新旧党争,终于演变为欲置对方于死地的争斗。

  苏东坡的性格就是率真、耿直,他想不通,为什么王安石变法这么十万火急,这么大刀阔斧,全然不顾社会的承受能力,放慢一点速度,先整顿好人心,选用一批贤良,缓缓图之不是更稳妥、更能收到实效吗?治理国家,难道就是发展经济这么简单吗?老祖宗不是这样的,大宋王朝是以文治国的,这个传统丢了,国家会出大问题的。

  他想不通,就拆执政者的台,频频上书劝阻,劝阻不成就私下串连游说,联合起一批贤德人士共同抵制,抵制不成就吧一肚子的牢骚不满发泄到他的文字里去,作诗讽刺,作文咒骂,文人不就是这两下子吗?一介文弱书生,能做的不过是掼掉自己的乌纱帽,不与执政者合作。可是,他这样做的同时,危险也就伴随而来。现在,大难终于降临到他的头上了。

  御史何正臣率先发难,向神宗皇帝上疏,指控苏轼诽谤新法,并进呈苏轼诗文,请神宗御览。神宗对此反应冷淡,只是将他的奏疏交给中书省去办理。事情久拖未决,苏轼毫发无损,令新党人物大为不快。恰在此时,刚到湖州的苏轼依照惯例上了一份《湖州到任谢上表》,里面有几句讥讽时政的言词,御史中丞李定、舒亶等人感觉抓到了确凿证据,立即上疏,再次弹劾苏轼。

  御史中丞李定说,苏轼有四条“可废之罪”;一是“怙终不悔,其恶已著”;二是“傲悖之语,日闻中外”;三是“言伪而辨,”“行伪而坚”;四是“陛下修明政事,怨己不用”,认为苏轼“讪上骂下,法所不宥”。

  监察御史舒亶手段最为毒辣,东坡的那些所谓的“反诗”就是他亲自摘录出来的。他还告诉皇上,苏东坡的那个“上谢表”如今已经“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的程度!“愤”是愤苏东坡,“惋”是惋皇上。有多少“忠义之士” 在“愤惋”呢?他说是“无不”,也就是百分之百。他把问题往极处夸张,神宗就是再“圣明”,也禁不住这样肆无忌惮的挑拨。皇帝一旦过问,御史台的人就有了上方宝剑,定要查个“水落石出”,苏东坡自然也就在劫难逃了。

  第三,王安石与这一切有无直接关系?关于荆公与诗案的关系,大致有三种说法:

  其一,政敌说。“诗案”发生在元丰二年(1079年),而王安石早在三年前,也就是熙宁九年(1076年)就离开政界了。那一年,王安石由于丧子的原因第二次罢相,去了江宁,最后连宰相都不干了。“诗案”是三年之后的事了,其时的宰相已是吕惠卿,怎能把“诗案”和王安石扯在一起呢?难道王安石闲居南京,却能够遥控指挥清洗政敌?那时又没有手机、电脑,王安石的神通是不是太广大了?

  从熙宁二年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到“诗案”发生,已经10年过去,苏轼一直没有放弃对新法的功绩,王安石一直不以为然,在他断断续续执政的八年内,苏轼一直可以畅所欲言,王安石一直未加干涉,怎么他当宰相的时候不办苏轼,退隐山林多年后却想到要报复苏东坡了?

  吕惠卿确实是王安石提拔的,但这又能说明什么?在王安石当政时,吕与王的政见已然不同了,他不陷害王安石就算不错了,又怎么会在王安石远离政坛以后,秉从他的什么意志,替他清洗所谓的“政敌”呢?所以,“政敌说”于理不通。

  其二,嫉妒说。说王安石是因为嫉妒对手的才华而下毒手的,这更是一种想当然的说法。王、苏二人政见不同,但并不影响他们欣赏对方的文采,在才情文学上他们二人恰恰是相当欣赏对方的。王安石曾称赞东坡:“子瞻,人中龙也”;在读到“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的东坡佳句时,抚几慨叹曰:“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一句”;苏东坡则称王安石“名高一时,学贯千古;智足以达其道,辨足以行其言”。相关的例子,在各自留传的作品中很容易找到,历史上也从没有留下任何王安石嫉妒苏东坡的记载,更不会因嫉妒而生仇恨陷对方于死地,这决不是半山的为人。反倒当代的人,倒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所以,“嫉妒说”同样站不住脚。

  其三,“小人”说。林语堂在他写的《苏东坡传》中,把王安石称作“王安石那群小人”,的确,“乌台诗案”的制造者李定、舒亶、何正臣等,历来被视为王安石的“朋党”,王安石提拔的人、他的助手、学生和继承者,几乎都被官方修订的正史《宋史》列入奸臣的行列,他本人虽没有被列入其中,但历史声誉能好得了多少?也是被骂了一千多年。

  苏轼和王安石都是从政的文人。他们有许多的共同点,都是奇才,唐宋八大家,他俩就占了两家;他俩都具有高尚的人文精神,富有同情心,关心劳动人民的疾苦。他们各自的诗作中很多都反映了这方面的内容。但是,他俩政见不同,两人的关系也受到影响,逐渐疏远,最后闹到水火不容的地步。熙宁新法每推进一步,苏东坡都要写诗文讥讽,弄得王安石十分恼怒;苏东坡性情豪放,不拘小节,有时出口不让人,有时弄得王安石下不来台,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报复的事显然是有的。苏东坡半生颠沛流离,有一些就是他王安石造成的。

  所以,客观地说,尽管王安石没有直接参与“乌台诗案”,但也不能说与他毫无关系,起码是他启用的那些人,有几个是贤德君子呢?李定是王安石的学生,他表面上还尊重王安石,遵守他的教诲,但是他的私德、心胸、手段、志向,他王安石怎么能担保呢?事实证明,正是李定,这些小人们,制造了这个千古怨案。

  其实东坡的弟弟苏辙早就下过结论:“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实际上,不禁是李定,王安石、苏东坡、宋神宗,大家都有小人的倾向,表现就是不能容人,气量狭窄,个人意气用事,政见不同导致朋友都做不成。这样的事,所见所闻实在太多,古来如此。

  所以,我们可以说诗案与王安石的变法有关系,但跟王安石本人无直接的关系。这个问题一定要说清楚,不能让荆公背了1000躲年的黑锅再背下去。

  此刻,苏东坡正被关在御史台的大狱里大受其罪。诗人的作品件件都成了事儿,被主审官抓住不放,审了又审。日复一日、通宵达旦的连续逼供,终于使他实在支持不住了。他想闭闭眼,喘口气,唯一的办法就是承认。而这样的罪名一旦承认,就是死路一条,苏东坡不是不知道,但他没有其他的选择。而认罪之后,剩下的,就只有干等着皇帝批准来杀头了。

  在形势最紧张的时候,苏东坡已丧失了所有的信心和希望。他把一些青金丹偷偷埋起来,准备一旦知道自己要被处死,就把它吞下去。他还跟儿子苏迈约好一件事:每天送饭的时候,都要有菜和肉,如果听到外面传要判我死刑,你就送鱼,不要送菜和肉。苏迈是个老实人,每天给他送菜和肉,天天念叨:送菜送肉别送鱼、送菜送肉送鱼,不对,别送鱼……。

  有一天,苏迈外出筹集生活费用,就托了一位亲戚代为送饭。可是粗心大意的他临行前忘了交代一句:千万不要送鱼。正是无巧不成书,那位先生跟苏迈一样,也是个老实厚道之人,看苏迈天天不是菜就是肉,太过单调,怎么也不给先生改善改善伙食,打打牙祭?于是就吩咐老婆真的做了一条鱼――还是美味的红烧鱼,给苏轼送去了――“先生,您吃鱼。”先生一下子懵了――“完了完了,我命休矣!”虽有思想准备,但这一天真的到来时,苏轼还是感到如晴天响了一个霹雳。不就是几句诗吗,何致死刑?

  稍微镇定下来以后,他把狱卒梁成叫了过来:如有笔墨,可否借来一用?监狱里有规定,犯人不得接触笔墨,可是这个狱卒人很善良,慈眉善目,同情苏轼的遭遇,平时很照顾苏轼,甚至每天晚上给他准备热水洗脚,不厌其烦。送笔墨对他来说小事一桩,但对苏轼来说却如雪中送炭。

  东坡伏在案子上,就着牢房里昏暗的光线,提笔写了两首诗。其中有几句显然是写给他兄弟苏辙的:“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埋骨的地点,他希望是杭州西湖。这实际上是苏轼的绝命诗,表达的是他当时的那种极其悲愤、伤感的情绪。(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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