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志鹏:中国的国际话语需求与知识供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73 次 更新时间:2024-01-18 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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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志鹏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①、中国式现代化②、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强国③,是现阶段中国社会建设与发展愿景的描述。上述愿景既基于坚实的实践经验,也有着相当丰富的思想理念。它对知识界认知、总结、归纳、分析中国的实践经验和道路选择提出了具有挑战性的命题,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形成与表达,尤其是对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诸多思考空间。这几个体系之间是什么关系?④进而,更深度的问题是:为什么要提这些体系?为什么要在中国走向现代化,彰显自身风格、自主版本的现代化的时空条件下提出前述数个体系要求?⑤当中国日益发展为一个世界级的重要大国,官方和学界在国际社会发出声音、表达话语、进行叙事的机会日益增多。此种显著需求与应然供给之间的对应关系值得密切关注和深入研究。

二、话语表达困境的需求侧阐释

自主知识体系是一个问题导向的理念,主要来自需求侧的话语表达困境。具体体现在无论是官方话语还是学术话语,在进行学术交流、国际对话的时候,存在一些短板。尽管在很多时候中国的立场表达或者理念陈述,以及关于中国或世界曾有、现有、应有状况的叙事⑥获得了其他国家政府和民众的认可,但并不是说所有的话语表达和观点陈述都达到了良好的沟通效果。不得不承认,有一些话语的接受度远远达不到要求。在国际场合或者是双边交流的场合,来自中国的话语表达在接受端经常遇到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情况是“没听说”,主要体现在对于中国的一些提法、主张、概念,接受者非常陌生,而且也得不到必要的解释。尤其是在直接语境中,接受者无法了解话语表达者、故事叙述者所采用的一些特别概念、特别提法的含义。国际社会是这样,在国内也经常碰到一些极其陌生的词,政府官员习以为常,听者却很可能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第二种情况是“听不懂”。具体表现在中国所做出的一些论断、主张没有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而仅仅是将主张摆在那里,仿佛这些主张能自证一样,这就导致接受者无法真正理解表达者的意思。

第三种情况是接受者不同意、不接受、不认可,这更多体现为一种对立的情绪,也就是对中国话语表达者、故事叙述者所陈述的观点持完全相反的立场,对于中国的主张不接受、不同意、不认可。这种情况极有可能来自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也很可能来自文化上的差异和理论立场上的不同。比如,中国在国际社会善意地提出一种主张的时候,很多西方国家都认为中国的意图并不是表面的目的。中国在国际事务方面很努力,一些西方人就认为中国是要追求霸权,试图通过一系列的主张和行动称霸世界。

这三种不同的态度表明,我们想要说的,听者没有听进去,我们的话语表达没有真正达到目的。话语表达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是听者的问题,但我们的一些话语表达生硬,不通俗易懂,或者在一些场合存在着文过饰非的情况。这种表达方式导致很多论辩不能深入。

提升话语传播的效果给我们提出了很多挑战。其中,以何种手段更高质量地表达中国话语,是传媒领域高度关注的问题。进而,需要研讨的问题是,表达的内容是否有可改进之处?如果我们对中国在国际社会话语表达和叙事方式进行细致的梳理,就不难发现,很多问题明显存在着话语表达的内容缺陷。从表达的角度讲,很多时候我们对于不同的事务都采取同样或非常类似的表达方式,而没有细致地阐述和具体地分析,这就是话语表达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的政策话语、学术话语原来都是片段式的,提出的一些观点没有分析,没有下一层的深度解读,没有一个环环相扣、层层深入的体系化结构。学术、政策的核心在“体系”,不成体系的说法就是碎片化(fragmentation)。

三、学术理论积累的供给侧分析

对话语的需求向供给侧传递,就要求提供良好的话语内容与形式,也就是高质量的话语供给。为了解决话语表达的短板与问题,最重要的是在供给侧进行学术理论的积累。形式上指向如何使传播生动活泼,如何优化话语表达叙述策略,而实质上,也是最为关键和主要的问题,就是我国学术研究支撑不足,无法为话语需求准备充分的内容资源,由此导致话语结构不明晰,话语表达不透彻,无法给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实践提供坚实而充分的支撑。而高质量的话语供给,需要一个系统才能完成。一是话语工作的承担者,即话语的表达者和设计者、话语形式的确立者、话语渠道的提供者。二是话语工作的制度构造,即将上述行为体有机组合在一起的话语构建机制,具体体现为规划设计话语、实施完成话语、表达话语的组织机构和工作程序。三是支撑话语的知识系统。在前述组织机构和工作程序背后,需要一套相对完善且不断演进的信息和论断,作为话语的基础和底层逻辑。虽然我们反对那些只注重实质而不注重形式的工作思路,高度认可在话语的交流和传播领域进行高水平形式、渠道建设的重要性,但是尤其值得关注的显然还是实体问题,也就是表达的内容、表达的灵魂。没有这些内容层次的提升,无论在形式领域做多少努力,都很难真正达到预期的效果。学术论断把相关的知识串联起来,形成基于社会实践的网状体系。这种体系结构即知识体系,相关的论断则属于一系列的理论。

如果这些信息和论断都来自外部,则此种体系所生产的话语就很难有自主性,也很难有说服力,更难在话语的竞争中获得优势。这就需要我们在更加独立的基础上去构建知识体系,既需要信息完整准确和不断更新、不断拓展,更需要相关的论断具有清晰透彻的特征。这种清晰透彻的论断只有在理论层面深入思考方能完成。

供给侧的努力要能够应对和满足需求侧所提出的目标。在当今诸多国际事务中,中国的话语表达能力有待提升,需要国内各个领域、各个行业的理论专家和实务工作者提供良好的话语内容与话语形式,从而改善我国好的故事未能构建、未能表达出去的状况。同样,在学术研究层面,我国的理论判断未能被国际学术界充分知晓、理解和认可,需要在学术构建层面积极推进相关研究,作出一系列咬得准、体系化的理论判断,进而形成良好的学术格局,支撑中国学术界与国外同行的交流与对话,促进中国现代化的学术研究者与国外同行协同发展。

在研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基本理论时,要在格局认知和思想理念层次上使基本概念和核心逻辑保持一致,包括对时代背景和未来方向形成基本共识。在对基本概念匡定通约性理解的基础上,找到个性化的阐释;在对事物基本性质厘清跨文明共识的底色上,确立个性化、专门化的分析和认知。例如,作为现代政治学和法学的核心范畴,尤其是国际法的起点范畴,主权应当向什么方向发展?帝国的概念可能有诸多理解,从政治学、法学、历史学可能做出不同维度的解读,但是最基本的认知需要存有共识。尽管不同学者、不同学科可以强调同一概念的不同侧面的表现、不同方向的特点,但不宜呈现冲突。故而,我们的研讨涉及一个前提性的问题:当我们讲现代化的时候,我们在说什么?可以看到,无论是传统的对现代化的理解,还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现代”这个词都没有具体化、细节化,也就是说直接把“现代”这个词放到解说里。然而,我们不禁要追问:现代意味着什么?现代化不像工业化、农业化、科学化、老龄化。大工业生产、市场经济化,这都有非常清楚的参照与衡量尺度;但是现代化中的“现代”,只是一个时间标度,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国家,很可能什么都不做,随着时光的流逝慢慢老去,这个行为体是不是“现代化”了呢?如果说消极怠惰、无所作为不能算现代化,那么这个时间标度很可能就什么实践意义都没有。即使在现代,在我们所见、所历、所感知的生活场景里,有的人的心境可能留存在唐代,有的人的衣着可能停留于汉代。同在一个时间断面里,却不意味着都一起现代化。由此,现代化就一定包含着一些超越时间维度自身的尺度,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前提性问题。就人们对于现代化的体会而言,它的备选尺度应该包括思想的开放性而非封闭性,生产的工业化而非农业化,科学技术的普及化而非遏制性收缩,市场的充分自由度而非排他性,教育更广泛的可及性而非垄断性。具备了这样一些特征,就可以初步认定为趋向现代化,否则就可能背离现代化。在对何谓现代化的认识达成基本一致之后,分析中国式现代化,需要考虑将一些前现代的现象拉向现代;要从容面对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出现的问题、存在的危机、面临的挑战,以及反思现代化,超越现代化,如上林林总总,非理论无以达致。

综上可知,供给侧提供良好的话语表达,要以相关的人才、组织机构、工作程序和知识准备为前提,而组织机制和人才都应以知识的传输、培育为根基。这就意味着,知识体系是整个话语体系供给的基础,而知识的核心又是理论,由此理论就成为整个知识体系构建和发展的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培育壮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⑦作为实体领域研究的专家,首先,要进行理论生产,要拿出理论,尤其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其次,对理论进行检验,进行逻辑整合、体系融合。以实践为基础生产理论,就是总结、归纳实践,可能会产生一些初级理论;更多的理论生产,实际上是从理论生产理论,以及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些理论到底靠不靠得住,需要验证。主要是用逻辑,包括形式逻辑自身,用理论的逻辑和实践的逻辑来检验。由理论联结信息而形成知识体系,由知识体系促进发展而提升知识水平,实现人的认知升级和能力强化,促进相关的组织机构按照良好的机制生产国际社会交流合作所需的话语,这就是知识生产引致话语完善的供给侧运行逻辑。

四、达致供求平衡的契合点

需求侧的话语困境给供给侧带来了压力和挑战,需要积极有效地予以应对,才能构建供求关系的平衡。就中国发展进程和世界文明格局而言,中国话语的关键需求在于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解读。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体现形式是各方面、各领域、各部门、各层次的实践。将这些鲜活的实践总结、归纳、整理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判断,是确立中国特色现代化话语、形成中国特色现代化叙事的基础工作。只有做好这项基础工作,才能更明确地认知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指向、基本内容、主要原则和价值导向。因此,我们要密切关注改革开放40余年的现代化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余年的现代化建设经验,并由此上溯到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为了救国图强、富国强兵而进行的一系列现代化探索,这是塑造坚实而有力的现代化中国话语的基础工程。在这一基础工程的支持下,构建和完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法学等各个方面的现代化中国基本论断,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紧迫任务。将这些来自实践、基于问题的论断进行比较、整合,就能够逐步提炼更高层级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并且使其不断体系化,形成良好的结构和完善的推理逻辑。在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过程中,必须认真思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几个核心问题,如中国共产党的地位与意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引领,中国历史传统的影响和转化,外国理论和实践的引入及革新。上述思想理论学说经过国内同行探讨,以及与国际同行沟通比较,就有可能完善或强化中国特色的学科建设,尤其是在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领域。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不仅有利于对学科的基本范式、层次结构形成共识,从而高效推进本学科的学术进化和学术交流,而且能够更好地转化到教学体系中,使得该领域的人才培养更为体系化、精细化、合理化。当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在话语体系的需求下逐渐成熟,也就会整体上形成一个更强的知识体系。这种知识体系既能够完成学科内部论证的逻辑闭环,也能够妥当地进行教学活动,推进人才培养,从而构建更高质量的话语规划、话语设计、话语内容充实、话语完成和话语表达,有力推进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并为中国式现代化服务。国际政治事务、经济事务、社会事务、法律事务等在变革发展,我们的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也随之不断变革发展。⑧跨越既有学科的国家安全学、人权学,就体现了学科构建的发展。

以理论构建为基础,发展学术体系、学科体系,推进人才培养。人才培养好了,毕业之后形成工作团队,共同服务于话语体系,进而提升话语供给能力,以回应话语需求,形成一个良好的话语层次的中国形象中国表达。

五、结论

国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对哲学社会科学界提出了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命题,同样对教育界提出了自主知识体系的命题。这是当代中国重要的政策命题、政治话题。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不仅蕴含着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学术化阐释和学理化总结,本身也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部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繁荣、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智慧支持和理论保障。以体系化的理论构建形成自主知识体系,意味着自主知识体系一定是以理论为核心的。没有理论,所谓的自主知识体系就是一个空壳。只有以自主知识体系推进体系化的话语构建,从话语角度切入知识构建的动因,以话语构建现代精神文明,才构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服务的中国话语。因而,不断提升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自觉,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观念,是中国知识界的光荣使命。

 

【注释】

①从党的十六大至二十大,中国共产党连续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主题目中都有这个概念(此前使用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充分说明这个概念的核心地位。

②党的二十大报告11次提及这一概念,并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界定。

③党的十九大、二十大报告数次提及这一目标。

④田心铭:《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载《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6期。

⑤莫斌:《新时代的学术创新与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载《哲学动态》2022年第4期。

⑥有一个前提问题需要厘清,即中国为什么要表达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立场,中国知识界为什么要提出与其他国家知识界不同的学说。不同国家基于不同地域文化、社会背景、历史际遇等因素,有着不同的追求目标,因此会有不同的主张。而中国社会在发展进程中遇到了一系列独特的,至少是具有差异性的问题,完全用其他国家的理论难以解释清楚。在政治、经济、法律、社会领域,都存在此种现象。因此,我们要从实践出发,从现实出发,提炼具有自身特色的主张,总结具有中国特色的阐释模式。

⑦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⑧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三大体系”建设研究课题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进程评价:理论与实践探析》,载《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2年第1期。

 

【作者简介】 何志鹏: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法学院(He Zhipeng, Legal Theory Study Center & School of Law, Jili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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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开放时代》2024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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