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刘咸炘《医喻》《左右》《同异》《流风》是一组分析中国儒学发展得失的文章。这一组文章是在横观偏正，纵究源流，站在明统知类，建中立极，综贯老子、孔子的学术宗旨的基础之上，拯救中国学术各趋极端，往而不返而开出的一剂药方。刘咸炘整合老、孔，发展与提升了儒学发展现代转型的新境界。他期待中国儒学史从非左即右、往而不返、争斗不息、别有所图的邪路上回归老子、孔子的太古之道。刘咸炘坚守先秦儒学的中观理想，对中国真正的自本自根的中国文化具有坚定的信仰。刘咸炘认为，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包荒含弘，任天圆道，返本开新，才是中国儒学光明的未来。
刘咸炘的《医喻》《左右》《同异》《流风》这一组文章分别写于1926年末至1927年年底，整个时间跨度不到一年，而且被刘咸炘全部编排在《推十书·中书》中，紧接在纲领性文献《三术》《学纲》《广博约》《一事论》《认经论》之后，按副标题所示，依次排列，明显带有特别的内在逻辑。笔者仔细揣摩之后深以为，这一组文章是刘咸炘分析中国儒学史的发展得失，横观偏正、纵观源流，站在明统知类、知人论世、建中立极的学术宗旨上，试图拯救中国学术各趋极端、往而不返而开出的一剂药方，纠正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汉学与宋学、理学与乾嘉之学的争斗弊病，从而在新的时代，回归到老子、孔曾思孟所开启的太古之道上去。
一、阳尊阴叛，失儒之真
刘咸炘在《医喻》《左右》《同异》《流风》一组文章中详细分析了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各种问题。他继承了其祖父，川西夫子刘止唐“吾以圣人之道定百家，不以百家之谬溷圣贤”【1】的学术精神，直指自西汉至晚清儒学歪曲了圣贤的思想、有失原始儒家之真。他认为中国历代的儒学之所以失真的关键原因在于西汉以后的统治者所宣扬和标榜的并不是真正的儒家思想：
自汉以来，上下宗儒者千数百年，如按其实，则非真也。治术惟缓急两端相乘，英君谊辟所用，非道家即法家。汉高、汉宣、明祖皆刑名；汉文、光武、宋太祖皆黄老也。惟汉武帝、唐太宗乃假儒术。武帝之伪儒，人皆诋之。太宗则儒者所称，然实虚言多而实效少，且其根本已谬，于儒术不相容。二人实创科举之制。士之不毁孔、孟者，徒以科举故。而阳尊阴叛，儒道卒不明者，亦以科举故。二人者，功之首罪之魁也。科举一废，孔、孟遂为毁端。此无足怪也，欺人之术露而久蓄之疑发也。【2】
这段文字从政治的角度入手，高屋建瓴，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刘咸炘认为自汉代以后，中国的所谓儒学不是受道家之害就是受法家之毒，一会儿刑名，一会儿黄老。尤其是大家称道的儒学功臣汉武帝、唐太宗都是假儒学，他们是别有所图的人。刘咸炘在这里特别谈到了科举制，应该值得我们注意，因为他阐述的角度很特殊。刘咸炘认为，科举制似乎尊崇了孔孟之道，没有科举制，孔、孟儒学也传承不下来，但是，它的本质是“阳尊阴叛”。对统治者来说，标榜的是一套，而实际执行的却是另外一套。对于统治者来说，科举制是为了笼络人才，加强政权的稳定，控制思想，并不是真是为了发展儒学；大量士子趋之若鹜，是为了获取功名利禄，绝大多数在官场盘根错节的斗争中良知渐失，最终是什么道义都没有了。这就导致了中国“儒道卒不明”，是“欺人之术”。之所以说它是“欺人之术”，就是统治者和中国古代绝大多数读书人在科举制的问题上达成了心照不宣的默契，一方面是笼络人才、诓骗人才的手段和精神枷锁，另一方面是挂羊头卖狗肉，阳儒阴法，利用儒家思想来愚弄社会民众，韬晦弄权，谋取功名利禄。科举制一方面对儒学的传承是有功的，但是，从根本上来讲，它同时又对千百年来中国古代社会的世道人心、天道伦常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最终对儒学的发展是致命的一击。所以，晚清科举一废，孔孟之道就毁灭了。这是千百年“欺人之术”所必然要导致的结果。
《汉书·儒林传》后面的《赞》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3】一方面是猜嫌禁制，另一方面又立五经博士劝以官禄，恩威并施，威胁利诱，其结果只能是导致原始儒家思想的扭曲发展。科举制只不过是西汉之后伪儒学的极端表现形式罢了。所以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自欺欺人之学，也就是引文中刘咸炘所说的“欺人之术”，本来早就应该结束了。早在刘咸炘之前数百年，陆象山与王阳明就持有相同的观点。陆象山指出：“秦不曾坏了道脉，至汉而大坏。盖秦之失甚明，至汉则迹似情非，故正理愈坏。汉文帝蔼然善意，然不可与入尧舜之道，仅似乡原。”【4】王阳明也写道：“自科举之业盛，士皆驰鹜于记诵辞章，而功利得丧分惑其心，于是师之所教，弟子之所学者，遂不复知有明伦之意矣。”【5】
陆象山的意思是：“秦朝之所以没有坏了‘道脉’，因为它是明火执仗地与儒家、与诸子百家作对，而且时间相对比较短，‘天下苦秦久矣’，全国人民都知道，敲剥天下也好，焚书坑儒也罢，都是明的。它的结果像泡沫一样，最后一哄而散。毕竟时间太短，灰飞烟灭得也快，是一个反面的典型，大家都很清楚。所以，对中国社会的毒害也不是很深。可是，汉代就不一样了。它是典型地打着儒家的旗号反对儒家。也就是说，表面上它好像尊奉的是儒家，但是实际上，却从骨子里进一步败坏了儒家的正道。汉文帝本来是在中国古代被尊奉为二十四孝之一的楷模，但是，在陆象山这里却只是一个乡愿。”【6】陆象山的观点当然是十分犀利。王阳明的话，就更加彻底，完全一言以蔽之，把所有朝代的科举考试都否定了。他的意思是科举考试把整个儒学的明伦礼仪、世道人心都毁灭了，毁人子弟莫之为甚。陆象山与王阳明对科举制的批判之猛烈，与“五四”时期的刘咸炘相较，毫不逊色。所以，作为传承刘止唐衣钵的刘咸炘，在这一点上与陆王心学的观点是一样。
刘咸炘痛心地说：
儒之失真则已久矣！儒于九流，道最高。而失真亦最早，分派最多，蒙垢最甚。孔门诸子已各不同，不及数传，遂有八儒。若虞卿、鲁连之徒，竟止几微似孔子而已。虽思、孟弗能统。荀卿已有贱儒、俗儒、小儒之目，不待他家之排诋也。然如世硕、公孙尼辈，虽已失真，而尚言存养，至荀卿矫空道《诗》、《书》之弊而归于《礼》，始与道家相绝而为法家之导。此实为儒失真之第一因。汉承秦俗，阳儒阴法，经师承荀之传，守文者有荀之谨而失荀之大，是为拘儒。树义者多兼法家，是为杂儒。又有驳杂无旨，徒供文辞者为文儒，扬子云为之魁，始昌言衷于一圣而其学不深。南朝和会老、庄，知用力于本原，稍胜汉世之粗。然能深而不能大，亦不免于拘杂。中唐至北宋诸人，所见不出荀、扬范围，尤与扬近，而枵弥甚，是可谓之夸儒。宋周、程诸子出，始能精深，过于南朝，几得之矣。然有一大失焉，则排道家是也。自汉以来，儒之成家，往往兼道家，虽未真得合一之道，尤羁縻弗绝。宋诸公所以突过前人者，实资于道家。顾乃极排之不与通，故其流益狭隘不能容异。得儒之严而失儒之大，是可谓之褊儒。明儒承宋益精，又矫宋而趋于通广，又有进矣，然亦失之枵夸。近世又反之，则徒以考据，益无与于儒术，其谈微言大义者，亦不过反于西汉而已。凡拘、杂、媚、文、夸、褊诸病，以真者论之，皆不免于伪。至于达者之希世保位，穷者之随风慕禄，则一谓之俗儒而已。【7】
在这段文字中，刘咸炘对中国古代儒学发展的各种问题描述得至为真切、细致。第一，“分派最多，蒙垢最甚”，孟荀之际“已有贱儒、俗儒、小儒之目”，言外之意，似乎是在说，儒学后来呈四分五裂状态，情况极为复杂。即便孔子的晚年，已经发出了浩叹：“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8】又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8春秋动荡，天下熙熙攘攘，滚滚红尘，各国君主利欲熏心、得陇望蜀、贪婪好战，孔子仅仅凭借自己的思想感召怎么可能把置身于利欲熏心世界中的学生都始终团结在自己的身边呢？第二，“荀卿矫空道《诗》、《书》之弊而归于《礼》，始与道家相绝，而为法家之导。此实为儒失真之第一因。汉承秦俗，阳儒阴法，经师承荀之传”。刘咸炘意思很明确，儒家思想堕落的开始，一是阳儒阴法，二是“与道家相绝”。虽然这只是他的一家之言，但是笔者认为，这确实是精当准确，抓得很准。《易传》《礼记·中庸》等先秦儒学篇章实际上都是儒家与道家彼此深度渗透形成的巨著。新近出土简帛文献资料郭店楚简一号墓三个《老子》版本，下葬年代在公元前330年前后，在孟子之前。这些文献已经证明，原始的老子与孔子儒家本来就没有针锋相对的争斗。这也印证了刘咸炘的论断。核心问题是秦汉以后的学术大都是在法家的根本左右、推动下发展的。这样一来，原始的儒家思想离原始道家的精神越来越远，这是原始儒家丧失其“真”的原因之一。从上面引文的最后一个句段，我们可以看到，刘咸炘对法家的渗透可谓痛心疾首、深恶痛绝。第三，汉代以后的历代儒家，皆失原始儒家的真正精神，拘儒、杂儒、媚儒、文儒、夸儒、褊儒，层出不穷。说它们“伪”，是因为它们“得儒之严而失儒之大”，表面上字斟句酌，循规蹈矩，实际上根本没有儒家的骨气，丧失了原始儒家的真正精神。这既批判了汉唐儒家、宋明理学，也批判了乾嘉学派。更为严重的是，世风日下，“达者之希世保位，穷者之随风慕禄”，经典已经成为人们追名逐利的工具，那些所谓的学者本来就别有所图，还谈什么儒学精神呢？于是乎，儒家就污染、堕落得不成样子了。
同时，这段文字，也是一篇简短而重要的关于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发展历史的评判。值得注意的是，刘咸炘承认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儒家的“道”最高，而且他自己以儒家自居（“道家本吾兄弟，存吾道之一半者也”），这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因为置身于“五四”时期，举世都在“只手打倒孔家店”的时候，刘咸炘却理直气壮称“吾儒”，展现了他置身思想混乱的时期却坚守着他坚如磐石般的信仰，这是十分了不起的。他把孔孟以后儒学发展史上的种种劣迹罗列出来。他认为，这些问题之所以发生的真正原因都在现实功利的侵染之深。从刘咸炘整体理论来看，说到底，他认为，这是家天下对学术的戕害，但是，即使如此不堪，也并不能否定原始儒学的真正伟大，更不能否定儒学本身。儒学在秦汉以后的各种表现，劣迹斑斑，不堪入目，与真正的原始儒学完全是两回事。此其一。他认定孔子以后的儒家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是每况愈下的历史，是一部不断脱离孔子、“失儒家之真”甚至背离孔子的历史，其根本点在于荀子“为法家之导。此实为儒失真之第一因”。这段文字的核心批判对象，是“法家”借助于统治者的权力对中国学术的戕害，所以，秦汉以后，儒学的历史，发展的走向令人十分沮丧，根本问题是皇权阳儒阴法，尔虞我诈的官场风气、功利主义的引诱毒害了中国的学术界，破坏了儒学的正常发展，进而也就毒害了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毫无疑问，这些观点都是极其重要的。此其二。刘咸炘用了两个字来概括秦汉以后的儒家思想：一是“伪”。先秦时期就存在“贱儒、俗儒、小儒”本来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儒学，是儒家内部的问题，最多算是不得要领而歧出。但是秦汉以后拘儒、杂儒、媚儒、文儒、夸儒、褊儒，“皆不免于伪”。这个“伪”字，刘咸炘下得很重。他把当时政治权力的渗透与学术的矫枉过正联系起来，自然就力透纸背了。到处都是权力的幽魂，利益的驱使，犬儒的卑躬屈膝。二是“俗”。导致这样的原因，一方面与统治者的威胁利诱、学者趋炎附势有关：“达者之希世保位，穷者之随风慕禄”甚嚣尘上，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完全没有了孔子、孟子的风骨，没有了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儒之为道，在公与中。中则难求，公则易滥”，义大而隐，故理论的表述常有模糊之状，使人难以参悟，世俗生活中的儒者离真正的儒学思想实在是太遥远了。深层次的根本原因，当然是学者趋炎附势，唯利是图，没有真正的信仰，要么下笔千言离题万里，要么恍炫虚空，没有着落，都不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儒”【9】。对此，刘咸炘在《推十书》中方方面面的相关讨论都是十分沉痛的。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斗争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争夺话语权的政治斗争。在唐宋以后，生产力已经逐步发达起来，中国文化已经烂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壮大，市民意识已经风起云涌，士农工商所组成的社会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与此同时，他们的政治诉求也都已经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但是宋明时期的理学家们却是高谈阔论，视若无睹，“世之儒者，每执统一而忘变化，拘于同而暗于异，此不可不察也。拘同暗异之弊，至宋而大著。论史则举圣贤之行以为极则，稍异则加贬而不察其事势，故三代后无完人”【10】。朱陆之争、朱王之争，长达数百年针锋相对、势同水火，其实作为学术本身来说，有己无人，彻底打击对方，也是极不正常的现象。刘咸炘的批评把宋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每况愈下的实质原因一语道破。这是非常深刻、深远的判断。日本著名学者岛田虔次在讨论到朱陆之争的时候，就有非常犀利的观点：
朱子学的“性即理”和陆王学的“心即理”的对立、抗争，不用说，这并不是说一方是体制方面的思想，另一方是反体制方面的思想。体制的维持、名教的拥护，这是二者一致高唱的大理想。两者都是一样把“理”的存在作为前提、把“理”的死守作为使命的理想主义。要说那个抗争，简言之，不过是站在同一立场的霸权的争夺战。这样的说法，充分有道理。否，岂止那样，连立这样的说法（非官方的陆王学的方面，是更彻底的体制拥护性的，是对体制更彻底的奴隶性的）也是可能的。【11】
这段文字涉及到的问题很多，它不仅指出了朱陆之争、朱王之争的政治背景，而且也进而指出了它们的学术本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千古之所同然。只要坚持真理，以赤子之心面对事实，真金就不怕火炼。由此而证明了置身于西蜀冷僻之地的刘咸炘，面对五四时期甚嚣尘上的形势，却是目光如炬，冷峻深刻。
二、用“太古之道”拯救儒学
刘咸炘认为，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凡事皆有一，有一则生左右，左右皆生于一。因此，凡事皆有两端。这就是“宇宙之多争”的原因，更是宇宙生生不息的根本动力。所以刘咸炘引用《老子》曰：“夫惟病病，是以不病。”因此，“为道者无他焉，绝长补短，节过文不及，以期于和而已”【12】。绝长补短，节过文不及，惟有同中有异，相生相克，是以得生。世间万事万物只有变化流动，互相碰撞、参验，才有可能得到发展。用刘咸炘的原话就是：“用一参两，以两裁一，进退于两而以得一，酌取于一而以得两。此数者，皆非圣人之所执也。”【12】天地万物，都是阴阳相摩，八卦相荡，因此“用一参两，以两裁一，进退于两而以得一，酌取于一而以得两”，都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立中观，没有真正理解和掌握大中至正、中和悬衡的根本方法，没有渗透理解《礼记·中庸》。刘咸炘说：“是篇之不明，儒术之所以日趋于褊也。”【12】刘咸炘运用了先秦儒学最根本的经典来批判秦汉以后学术各家各派执一而废百的荒唐。刘咸炘指出：“夫春夏秋冬，一阴阳消长耳，虽四而实二也。二者何？两端也，如悬衡焉。”【12】只有充分认识到这种绝对中的相对，一与两之间的循环互动，坚守道义而又不忘经权、时中，建中立极为太极，包荒含弘为途径，中立而不倚，和而不流，才有可能在异中求同，在同中显异，中国社会，以及中国的儒学才能够得到正常的发展。刘咸炘的代表性著作就是他的《推十书》，千万余言，整部著作都统领在他的“中书”“左书”“右书”，大中至正的结构框架之内，展现了他的学术理想。
刘咸炘认为，中国的学术，纵言之则为源流，“道家明于纵之两，故以常道御反复焉，横言之则为反对，若周秦诸子是也。荀卿谓庄周蔽于天而不知人，卿则蔽于人而不知天。墨、宋为人而杨、魏为我，墨子贵兼而料子贵别。荀卿所谓倚其所私者也”【12】。都是相反相成的典型例子。在引用了《中庸》“智者过之，愚者不及。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又引“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之后，刘咸炘说：“此儒家之大义也。《易传》曰：‘中正以观天下。’儒家明乎横之两，故以中行折狂狷。”12这里的“中正”“中行”，就是超越于往复之上的“太极”，就是建中立极的刚中之正，也就是和而不流，执两用中，鸢飞鱼跃，不断被超越、提升，才有可能生出万物的“三”。
因此，一与两的归宿是“三”。根据《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13】，《说苑》“发于一，成于二，备于三”【14】，还有龚定庵的“初异中，中异终，终不异初。然则仍二而已。阴阳实一太极，阴偶阳奇而为三”【15】。刘咸炘将人生和学术分为三个层级。刘咸炘写道：“人生态度不外三种：一曰执一，举一废百，走极端者，诸子多如此，此最下。二曰执两，此即道家。子莫乡愿似执两，而非真执两，何也？子莫执中，实是执一。乡愿生斯世，为斯世，是不能御变。进化论即是生斯为斯，故显与道家不同。黑格尔正反合三观念，颇近道家，然因而推论云现实即合理，合理即现实，是即论势忘理，为道家之弊，然不得谓道，必流于乡愿。果能执两，则多算一着，当矫正极端，安得但当时为是而同流合污哉！既言御变，必有超乎变者，故道家之高者皆言守一。夫至于守一，则将入第三之高级，老、孔之正道矣。老谓之得一，孔谓之用中，此即超乎往复者也。”【15】在这里，刘咸炘讨论中国学术的发展，却有世界胸怀。对进化论和黑格尔的批评，近一百年过去了，即便是当今中国的学界，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未必比刘咸炘更加清醒、透彻。这段文字讨论了对于人生的态度，第一个层级是“执一”，但它是“举一废百”，先秦诸子往往不返，《庄子·天下》篇早有批判，后世儒学之歧出，非左即右，相互倾轧，各趋极端，更是如此。第二个层级是后世的道家“执两”，道家“执两”在于“御变”，矫正极端。但是类似于黑格尔的“现实即合理，合理即现实”，“论势而忘理”，这是在强权的面前，没有真理、没有信仰的表现。刘咸炘认为老子以后的道家随波逐流，都脱离了老子的本真。在刘咸炘的笔下，与老子不同，此后的道家是偏离了中观至正之道了的，他们之间是有区别的。第三个层级是老子、孔子之正道，就是超乎往复、统合阴阳的太极。是建中立极为前提的中立而不倚，负阴而抱阳，得一而用中。此之谓“三”，是对更高级的“一”的回归，是真正的大中至正。这套思想方法涵盖面极广，用庞朴先生的话来讲就是“包括了人们全部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三者之正反合的演进过程”【16】。笔者也认为，刘咸炘的这种总结是基于中国儒家和老子的哲学思想，尤其是中国古代儒学的发展状态而提出来的一套新的学术方法论，其真正的目的是在为中国儒家哲学寻找出路。但是从根本上来讲，刘咸炘也是在返本开新，是对先秦道家、儒家哲学新的诠释与发展。
刘咸炘说：“世人于医，知偏之为害，而于学则不免执一，盖其效之近远异也。务于同而忽于异，昧于史而竞于子，识有通塞，观于医家而百家可知矣。”【17】中医认为，人的身体一定要平衡。金、木、水、火、土，心、肝、脾、肺、肾，相生相克，则阴阳和谐，气血两旺。如果五脏六腑某一方面突发邪火，身体立刻就失去平衡，处于病痛的状态了。刘咸炘的意思是，中国古代儒学史，包括整个古代中国的学术史的发展，始终都处于阴阳不和谐，五脏六腑不和谐的状态。根本问题，就像柏拉图的洞穴隐喻理论所比拟的一样，各执一偏，举一而废百，种种偏蔽，云遮雾挡，私心自用导致的结果。
那么，何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这一系列问题呢？刘咸炘补救儒学正常发展的办法是援老入儒，回归到原始的儒家与道家，并且把原始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整合起来，来拯救中国整个的学术历史。所以他的儒学思想实际上就是要借助于老子、孔子的太古之道，通过否定秦汉以降家天下威胁利诱下的所谓儒学传统，以彰显原始老子、孔曾思孟的真精神。刘咸炘学脉悠远，所以，他的理论旗帜始终是要回归到老子与孔子的原点上，用老、孔的精神来整合，拯救红尘滚滚、纷繁淆乱的全世界文化。
“太古之道”一词首见于《老子·第十四章》：“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18】这应该就是“太古之道”最早的出处。“夷”“希”“微”，是道体精微缥缈的存有状态。在《老子》中，这是一段极其精微的文字。“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在五四运动时期由刘咸炘再次提出来，意味深长。刘咸炘借用了老子的太古之道，整合了孔曾思孟的思想，抖擞精神，来重新清理中国学术的发展理路，这里有否定中国秦汉以后的学术争斗不息、往而不返的层面，也有否定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文化天演论和功利主义的层面，更有否定五四运动用欧风美雨毁灭中国文化的层面。突出地体现了刘咸炘十分深远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伦理观和政治理想。
刘咸炘说：
盖儒之为道，在公与中。中则难求，公则易滥。儒行凡十三条，孔子无所成名，不似他家之义小而显，故常有模糊之状。苟以儒家宗旨安在问古今学人，吾知其必罕能为简明之言以答也。此非独根本未明之咎也，末亦有失焉。今欲明真儒，当一方为精微之本，一方通广大之末。道家本吾兄弟，存吾道之一半者也，当合之。法家乃吾篡贼，使吾道蒙冤者也，当斥之。【19】
在这段文字中刘咸炘已经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第一，传统的儒学著作，遣词造句，诠释的空间太大。今后的儒学理论表述的本身应该用“简明之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模糊之状”，使儒家思想的“根本”明朗起来，否则就会有太多的理论漏洞，被人误解，被人歪曲，被人“排诋”。刘咸炘的意思是，中国儒学的发展必须尊崇大道至简的原则，否则繁文缛节，下笔千言，离题万里，就不是儒学的本来面目。这不仅是《周易》“易简之善配至德”20的精神，而且也是从《老子》第四十八章那里得到了灵感：“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21】当然，从其祖父刘止唐那里传承了阳明学“减、诚、纯”的理路，也是顺理成章。刘咸炘提倡的老孔“太古之道”的核心就是大道至简、至大至公、任天圆道。他认为，回归老孔，归真反璞，是治理人类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五四运动的过程中各种严重问题的一剂良药。
第二，“道家本吾兄弟，存吾道之一半者也”。这与其说是刘咸炘对原始儒家、道家高深旨趣的一种深刻的观点，还不如说，是刘咸炘面对世界的发展大势，依托于中国传统的精神资源，对世界文化的一种回应。刘咸炘认为，儒家要进一步发展，确实需要整合原始道家的方法，这套方法就是微妙玄通，藏往知来，明统知类，察势观风，秉要执本。刘咸炘的意思是，在铲除专制之害、清除法家之毒之后，与道家携起手来，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原始儒家、道家共同的政治理想：“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22】这是一套从心性到政治都无比畅达的思想解放之路。由此而回归天道，重新整合，察势观风，明统知类，考镜源流，任天圆道就可以走向“天地位焉，万物育焉”【22】的达道。这既是对古老老、孔之学的回归，也是面对新的时代开出的极具信心的救世良方。《中庸》是一部解《易》之书，而儒家、道家都认为《周易》是自己的本经。所以，《中庸》在原始道家、儒家的思想整合上达到了完美的地步，刘咸炘十分推崇。他认为，《中庸》是一部真正的儒学著作：“子思之时，儒多歧矣，诸杂流已萌芽矣，不得已而著书，所以存儒之真也。”【23】
第三，在“盖儒之为道，在公与中。中则难求，公则易滥。儒行凡十三条，孔子无所成名，不似他家之义小而显，故常有模糊之状。苟以儒家宗旨安在问古今学人，吾知其必罕能为简明之言以答也”的这段文字中，刘咸炘表达的意思是，先秦儒家，相对于诸子百家来讲，最大的特点就是“中”和“公”。所谓的“中”，就是建中立极的“中”；所谓“公”，就是修齐治平，最终是由小康走向大同。目标确实是太高远了。刘咸炘的祖父刘止唐曾经在青城山闭关修道了八年，所以，刘咸炘的理论体系中始终有道家的影子。因此，刘咸炘的表述之中似乎隐含了太史公的话：“夫儒家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以其事难尽从。”【24】司马氏的话比较尖锐，但是刘咸炘的话比较宽厚。这个“中”是要通过《周易》和《中庸》《孟子》对人的心体的提升，通过戒慎恐惧、克治省察，完善自己的未发之“中”；这个“公”是要通过孔子的忠恕之道，穿越《大学》的“三大纲领”“八大条目”，知微之显、溥博源泉、於穆不已，达到天下大治。这确实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路程。先秦儒学提倡的“君子和而不同”【25】，中立而不倚，和而不流。用《老子》的话来讲，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26】，都是学术昌明的基础。《礼记·中庸》在这方面的思想有更加辽阔的提升：“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25】《中庸》这段文字的内涵和外延极其广阔，具有无限诠释的空间。当然也包含了学术史应该展现的理想状态。刘咸炘是中国文化最坚定的信仰者。所以，他批判秦汉以后儒学发展的真正理论武器就是这种老子与孔、曾、思、孟阴阳摩荡、周流六虚、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任天圆道的“太古之道”。笔者认为，相对于当时的西方文化与五四运动时期的种种偏激表现，刘咸炘确实要冷静、深远得多。
第四，刘咸炘提出了“今欲明真儒，当一方为精微之本，一方通广大之末”。这个表述实际上来自《礼记·中庸》：
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25】
在《中庸》中，这个“精微”之本，指的是君子之道的自我修养，也就是《礼记·大学》里面的“明明德”。用老子的话来说，就是“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微妙玄通”【26】的君子，用孔子的话来讲，就是“忠恕之道”的“忠”。文行忠信、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就是孟子的“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达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25】等等，都是精微之本。但是，《周易》强调“感通”，在《中庸》中就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这些话在原始儒学的经典中可圈可点，内涵极端丰富。“广大之末”，指的是“恕”，就是强大的内心世界所爆发出来的巨大能量，在《中庸》中就是由知微之显、於穆不已，以至于无声无臭，来感化不断推向远方的天下。此之为“鸢飞鱼跃”的极致，是人性修养上的进一步拓展，落实在社会管理层面就是“九经”。在刘咸炘这里当然应该是依托于老子、孔子的创造性提升。
第五，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通广大之末”，在风起云涌的“五四”时期，时代毕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西学的东渐已经越来越猛烈了，各方面的情况和形势都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此时此刻的刘咸炘已经给“通广大之末”赋予了新的意义。他认为，面对世界和中国的各种问题，我们必须学习、借鉴，包荒含弘。刘咸炘每个星期都要购买新书，他家的藏书有两万多册，其中有大量的西学著作。刘咸炘是一位极其开明开放的学者。不过从根本的思路来看，刘咸炘走的还是中体西用的路。但是，他不仅仅只是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且是要解决全世界、全人类的问题，要用最原始的道家和儒家的“太古之道”来引领、整合整个世界的文化。
在《中书·学纲》中，刘咸炘指出：“（昔儒）争斗日甚，书籍日繁，人厌把卷而思焚书，其故皆由统系不明，各趋极端，往而不反，终不能合。”【27】在利益的驱使下，官场、学界斗得天昏地暗。关键的问题在于没有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刘咸炘说：“学术之多歧，由性说之不一。”是故“道之裂，治学之变，皆性之不明也。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是以各执一而皆穷”【28】。“揣其本”，就是说对原始儒家的根本精神没有坚定的信仰，就是孔子的“忠”。“齐其末”，就是孔子的“恕”。就是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所以没有做到这一点，在刘咸炘看来，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学达性天，是我们的学人在心性、性情、身心的修养上没有真正按照圣贤的经典要求做到家，于是，刘咸炘又回到了先秦儒学从心性到政治的老路上去了，不过理论的视域当然已经大不相同。刘咸炘指出：
子思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此言一而同也。吾欲释之曰：化质之谓性，化见之谓道，化俗之谓教。盖不知质之异，则无以调之而复其本性；不知见之异，则无以正之而达大道；不知俗之异，则无以修之而成至教。……是故欲知同者，必先明异。不明异而欲明同，则其于同也必偏而不周，浅而不深。而其为言也，必窕而无当，高而不可循。故《易》终未济，而其《彖》曰：“君子以慎辩物居方。”【29】
对《中庸》的解释北宋以来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刘咸炘的这段高论，从学术史的角度抓住了《中庸》的成人成己、成己成物，悠久无疆的实质，尤其是他把《周易》与《中庸》一以贯之，强调同中有异，异中显同的思维方式，注重了辨物居方、化质为性与原始儒学根本大体的辩证关系，提出了“不知见之异，则无以正之而达大道”的重大学术思想。此既表明了刘咸炘对秦汉以后中国古代儒学史的批评态度，也展示了他自己对中国学术未来发展的殷切希望。毫无疑问，刘咸炘的这些思想在章学诚那里得到了根本性的启发：“学必本于性天，趣必要于仁义，称必归于《诗》、《书》，功必及于民物，是尧、舜而非桀、纣，尊孔、孟而拒杨、墨。其所言者，圣人复起，不能易也。”【30】但是，刘咸炘在这里的“大道”，说的是世界性的文化融合之后的儒家与道家的共同宗旨，这是与章学诚有根本不同的地方。而且，刘咸炘的“异”，也包括了世界各种思想流派和异端学说，这是新文化革命给中国文化的发展带来的重要资源，当然就更是章学诚望尘莫及的了。
注释
1刘沅：《槐轩约言》，见《槐轩全书》（十），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3716页。刘沅（1767-1855），字止唐，号青阳子。他创立了槐轩学派，其刘门养心功在四川各界影响深远，在学术思想上属于阳明学的余绪。清末民初，蜀中国学大师，多出其门。《清史稿》有《刘沅传》，刘咸炘是其嫡孙。在《推十书》中，刘咸炘多次引用刘止唐的观点，多次指出自己的很多观点直接来自其祖父刘止唐，深受其影响。
2刘咸炘：《流风附记》，见《推十书》（增补全本甲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70-71页。
3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620页。
4陆九渊：《语录》，《陆九渊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04页。
5王守仁：《万松书院记》，见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13页。
6欧阳祯人：《〈陆氏家制〉及其对陆象山的影响》，《贵州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
7刘咸炘：《流风附记》，见《推十书》（增补全本甲辑），第71页。
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88页，第124页。
9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88页。
10刘咸炘：《同异》，见《推十书》（增补全本甲辑），第60页。
11[日]岛田虔次：《朱子学与阳明学》，蒋国保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24页。
12刘咸炘：《医喻》，见《推十书》（增补全本甲辑），第52页，第56页，《〈中庸〉述义》，第91页，第54页，第54-55页。
13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17页。
14刘向撰：《说苑·辨物》，见赵善诒疏证：《说苑疏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524页。
15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甲辑），第54页，第54页。
16庞朴：《一分为二二分为三——浅介刘咸炘的哲学方法论》，见郭齐勇主编：《萧萐父教授八十寿辰纪念文集》，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531页。
17刘咸炘：《医喻》，见《推十书》（增补全本甲辑），第51页。
18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第31-32页。
19刘咸炘：《流风附记》，见《推十书》（增补全本甲辑），第71页。
20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本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21页。
21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第127-128页。
2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8-39页，第18页。
23刘咸炘：《中庸述义》，见《推十书》（增补全本甲辑），第89页。
24司马迁：《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967、3965页。
2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48页，第38页，第22-23、38页，第270页。
26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第117页，第10、33页。
27刘咸炘：《学纲》，见《推十书》（增补全本甲辑），第9页。
28刘咸炘：《推十书》（影印本），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96年，第444页。
29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甲辑），第64页。
30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416页。
欧阳祯人（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来源：《中华文化论坛》 202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