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建业:先秦考古实证中华文明突出特性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逻辑(二)”笔谈(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511 次 更新时间:2023-12-10 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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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建业  

 

中华文明指中华民族进入国家社会以后所拥有的物质、精神和制度创造的综合实体。她起源于距今8000多年,形成于距今5000多年,并发展延续至今。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时期的大量考古学资料,足以实证中华文明早在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阶段,就已经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认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必须追溯其源、究其根本,只有这样才能看清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脉络,建立更加深厚坚实的文化自信,从而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更有价值的借鉴。

一、中华文明是唯一一个延续五千多年并发展至今的原生文明

人类历史上有过很多文明,但原生文明仅有亚欧大陆的中华文明、古西亚文明、古埃及文明以及中美洲文明。中美洲文明从距今3000多年前开始形成,公元15世纪后被摧毁。亚欧大陆的三大原生文明都形成于大约距今5100年前,但古西亚文明和古埃及文明在延续3000多年以后消失了,只有中华文明是连续发展至今的“活文明”。

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完整连续。中华文明的根基在旧石器时代,至距今8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长江、西辽河流域产生较为复杂的宇宙观、伦理观、历史观和知识系统,进入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一阶段。距今6000年以后,社会复杂化程度加剧,中华文明起源进入第二阶段。距今5100年前后,出现浙江余杭良渚、甘肃庆阳南佐等超大型都邑性聚落,形成区域王权和地缘关系社会组织,出现区域性原生国家,中华文明正式形成,进入“古国文明”阶段。约距今4000年,从夏代开始进入“王国文明”阶段,秦汉以后发展到中央集权郡县制阶段,历经各个朝代直到现代中国。

中华民族的宇宙观、伦理观和历史观从8000年前传承至今。距今8000年前后,在浙江义乌桥头、河南舞阳贾湖、湖南洪江高庙、浙江萧山跨湖桥、甘肃秦安大地湾、辽宁阜新查海等遗址发现八角形纹、龙凤图案、八卦符号,以及含石子龟甲、骨“规矩”、骨律管(骨笛)等,表明当时已经形成“天圆地方”宇宙观和敬天观,出现观象授时、象数龟占和祀天仪式。河南新郑裴李岗、郏县水泉以及甘肃秦安大地湾等遗址的土葬“族葬”习俗,则是重视亲情、崇拜祖先、牢记历史的伦理观、历史观的体现。之后以“敬天法祖”为核心的思想观念及其物化形式长期延续,比如最早出现在湖南洪江高庙、辽宁阜新塔尺营子等遗址的大口獠牙的龙面纹饰,又流行于四五千年前的浙江余杭良渚、陕西神木石峁、湖北天门石家河等大型聚落,到了商周时期发展为青铜器上的兽面纹或饕餮纹。祀天、敬天传统长期传承下来,发展为当下对自然的敬畏之心,而祖先崇拜、亲情伦理观念则积淀出仁善、和睦等文化基因。

中华文明物质和制度创造长期延续。物质创造方面,不晚于七八千年前就已出现榫卯木结构建筑技术,五六千年前已出现夯土建筑技术、丝织品、漆器等,都成为延续至今的中国特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万年前源自中国的稻、粟、黍等农作物,至今仍是中国人的主食,且“南稻北粟”的农业格局长期延续。制度创造方面,至迟到夏代就已出现有中心圈层结构的“天下”观政治模式,并在历代得到不同程度的继承发展。以择中立宫、中轴对称、主次分明为准则的都邑制度,从5000年前的南佐都邑一直延续至明清。体现礼乐制度的鼓、磬等打击乐器组合,肇始于4000多年前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至夏商周三代逐渐成熟并长期延续;作为核心礼器的青铜鼎,贯穿夏商周三代,之后逐渐演化为鼎形祭器香炉。

中华民族族群主体、语言主体和文字主体前后延续。古史传说中华民族主体有着共同的祖先,从伏羲、女娲到黄帝、炎帝、蚩尤等,再到后来中华大地上各个族群,一代代绵延至今。现代中国人多数是5000年前中国人的后代,使用与5000年前相似的语言。黑龙江流域至蒙古高原许多遗址距今七八千年前古代人群的遗传学特征,至今常见于当地通古斯语、蒙古语等人群中。黄河中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早期农业人群在遗传上具有连续性,是现代汉藏语系人群共同的祖先。包括台湾在内的华南地区古今人群也具有遗传连续性,现代南岛语系人群直接起源于华南沿海地区,与长江下游的稻作农业文化属于同一遗传谱系。四五千年前,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陶寺文化等已有原始文字,尤其陶寺陶器上的朱书文字已与殷墟甲骨文属于同一系统,从甲骨文、金文发展演变到现在的汉字,之间没有任何缺环。

二、中华文明的创新发明持续不断

伟大的文明之所以长久,必然既有延续或不变的一面,也有发展或变革的一面,创新是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动力源泉。精神创造或者宇宙观、伦理观、历史观虽然也在不断发展,但传承和延续是主流,创新发明更多体现在物质和制度方面。

中国新石器时代有很多物质方面的原创性发明。中国长江流域南部地区水稻的驯化尝试,可以上溯到距今1.5万年以前;至距今9000年前后上山文化、裴李岗文化等已出现较多栽培稻,同时在华北地区已驯化黍、粟。家猪饲养在距今9000年前也已开始。稻、黍、粟后来传播至亚欧大陆各地,水稻至今还养活着地球一半以上的人口。丝织品也是和养殖有关的物质发明。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出土的被切割蚕茧,山西夏县师村、河北正定南杨庄等遗址出土的石或陶质蚕蛹,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出土的牙雕蚕,河南荥阳汪沟遗址出土的丝织物残件等,都是黄河中游地区仰韶文化中晚期出现养蚕丝织技术的明证。丝织品及其制作技术后来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亚欧大陆各地。

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发现的目前世界上最早用于炖煮食物的陶容器(釜),已有约2万年历史,1万多年前陶器逐渐分布到中国中东部广大地区,而西亚最早的陶容器距今约9000年。8000多年前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先民发明陶甑,可以对稻谷或粟米等进行蒸食,距今6000年以后在长江下游、黄河下游等地出现既可煮也可蒸的高效炊器陶甗。煮、蒸的熟食技术,与亚欧大陆西部古老的烧烤熟食方式有很大差别。距今9000年前后上山文化的彩陶、距今7500年前后高庙文化的白陶、距今5500年前后油子岭文化的黑陶,在世界范围都是年代最早的。距今4000多年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胎壁最薄者仅约0.3毫米,堪称世界制陶史上的奇迹。距今3800年进入夏代晚期,在浙江和中原等地出现原始瓷,后来发展出蔚为大观的瓷器文化。

石凿是中国特有的制作榫卯结构的工具,最早出现在距今9000年前后的上山、贾湖等遗址,而在距今七八千年前的浙江萧山跨湖桥、余姚河姆渡等遗址明确发现有榫卯木结构建筑(建材)。此后石凿和榫卯木结构建筑在中华大地广泛分布,榫卯木结构建筑成为中国最典型的建筑形式之一。距今6000年前后中国出现夯土技术,距今5000年前后在南佐、良渚、双槐树等遗址都有大规模使用夯土技术建造房墙、砌护壕沟、铺筑广场等的实例,之后中国的城墙也基本都是夯筑。夯土技术是利用丰富的土壤资源就地取材、因地制宜而发明出来的、最有中国特色的墙体和基础建筑技术。

中华文明还有一些伟大的次生发明。中国青铜冶铸技术虽然可能源自西方,但陶寺和河南登封王城岗等遗址青铜容器残件的发现,表明距今4000年前后中原地区已发明复合陶范铸造青铜器的技术,有别于西方和亚欧草原的石范法、失蜡法技术,晚商时期已能铸造出司母戊方鼎等重器。块炼铁技术也当源自西方,但到春秋早期中原地区已经发明生铁冶炼技术,战国和汉代发展出生铁韧化技术、生铁固态脱碳钢、炒钢技术和百炼钢等以生铁为本的先进钢铁冶炼技术。大量钢铁工具和武器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变革。此外,新石器时代已有利用中药的证据,中医药为中华民族的绵延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制度创造方面,中国于距今5100年前后出现的若干“古国”,是一种以中心都邑为核心的区域性原生国家。距今4000年前后进入夏代,各区域性古国被整合进“九州”,初现以中原为核心的“天下王权”,形成“五服”制或圈层结构政治空间,进入“王国”时代。西周是王国时代的极盛期,封建宗法制度的创立和礼乐制度的完善,是周代祚命绵长的关键原因。秦汉时期全面推行的郡县制,有助于中央加强对地方的控制,经过历代的继承与改革,沿用至今。在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社会形态和政治制度不断适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而变革。

三、文化上和政治上的统一性由来已久

中华文明在文化上和政治上都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与古西亚、古希腊等以城邦为基础的文化和社会状况有较大差别。

距今8000多年,中国各地文化交流加速,不同文化系统之间开始接触融合。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其泥质陶的出现可能受到长江下游上山文化的启发,而裴李岗文化人群的西进催生了渭水和汉水上游地区白家文化的诞生,并向北对华北地区的磁山文化、向南对长江中游的彭头山文化产生影响。以裴李岗文化为纽带,多个文化系统初步联系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有了早期中国文化圈或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萌芽。距今6000年前后,仰韶文化东庄—庙底沟类型从晋南、豫西、关中东部向外强力影响,黄河上中游地区仰韶文化面貌空前一致。而庙底沟式的花瓣纹彩陶流播至中国大部分地区,西至甘青和四川西北部,北至内蒙古中南部,东北至西辽河流域,东达海岱、江淮,南达江湘,此前的三大文化区或文化系统格局大为改观,中国大部分地区文化交融联系成一个超级文化圈,以中原为中心,分为核心区、主体区和边缘区三个层次,其空间范围涵盖后世中国主体区域。三层次结构和夏商周时期的畿服类圈层政治空间结构有相近之处,意味着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上早期中国的形成。到夏朝建立前后,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范围已与当代中国疆域基本相当甚至更大。

约5100年前形成的早期国家,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太湖周围等局部地区,当时的国家形式只是拥有区域王权的“古国”或“邦国”,而萌芽状态的“天下王权”应出现在“涿鹿之战”之后。《史记·五帝本纪》等记载,轩辕黄帝到过中国大部分地区,西达陇东、东到海岱、北至华北、南达江湘,当时还设官监国、诸侯来朝,很有政治一统气象。从考古发现看,距今4700多年黄土高原对周边文化影响显著,至少黄河流域可能一度实现以黄土高原为中心的原初一统,长江流域可能也受其节制,说明文献记载有一定真实性。因此,政治上中国的起源当在距今4700多年的庙底沟二期之初或者传说中的黄帝之时。约距今4100年,王湾三期文化等南下豫南和江汉两湖地区,造成范围广大的石家河文化灭亡,可能对应《墨子》等文献记载的“禹征三苗”事件,夏王朝由此诞生。“禹征三苗”后长江中游地区已被纳入夏朝版图,因此,夏禹划分“九州”的传说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由此而言,夏初夏王已经初步具有一统政治王权。文献记载夏朝统治集团除夏后氏外还有许多其他族氏,亲缘与地缘(政治)关系紧密结合,夏朝“九州”疆域更是统一天下的结果,政治上的早期中国正式形成。至秦汉时形成“大一统”国家,发展为近现代意义上的统一中国。

文化上和政治上突出的统一性既是中华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也构成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基础。这一特性植根于中国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也是“一元”宇宙观、伦理观和历史观长期传承的必然结果。

四、包容性是中华文明与生俱来的品格

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体现在中华文明内部多个支系文化和人群的密切交往交流交融、文明起源和形成多种路径的汇聚融合,以及对外来优秀文化的兼收并蓄。

中国地域环境广大多样,物质文化面貌多彩多姿。目前发现的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可归纳为若干文化大区或大系统,比如苏秉琦等有“六大区”说、严文明有“三系统”说。中国新石器时代早、中、晚期也可分别划分出不同的支文化系统。这些“多支”的文化及其人群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加强,在距今6000年前后形成水乳交融的“一体”局面。在庙底沟式的花瓣纹彩陶见于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同时,长江下游地区的陶圈足盘和玉石钺等器类也流播到黄河中下游、珠江三角洲地区,甚至已经越过海峡到达台湾岛。距今5000年前后黄土高原上的南佐都邑遗址,出现绿松石、朱砂、白陶原料瓷石和高岭土等可能来自长江中下游、黄河下游等地的资源。距今4000多年中原地区的陶寺都邑遗址,吸收源自东方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的玉石器、美陶等文化要素,并将玉器文化推广到包括陕北、甘青在内的黄土高原等地。距今3800年中原地区的二里头都邑遗址,汇集本地和周边地区的玉器、陶器等要素,并将玉牙璋、陶鬶、青铜牌饰等礼仪性器物推广到中国大部分地区,体现夏王朝海纳百川、辐射四方的王者气象。

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道路或子模式各地也小有不同,可归纳为三种,即富贵并重的“东方模式”,重贵轻富的“北方模式”,以及居于二者之间的“中原模式”。从大约距今4500年开始,陶寺大墓随葬大量高等级玉石器、彩绘陶等,已具有“东方模式”富贵并重的特点;约距今4000年以后夏商周时期大墓棺椁成套、器物成组,更是无法简单用“北方模式”、“中原模式”概括。这些小有不同的社会发展子模式汇聚融合,使得中华文明稳步向前发展。

真正意义上的中西文化交流,至少在50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在中国的彩陶、黍、粟等逐步向西传播的同时,源自西亚和亚欧草原的黄牛、绵羊、山羊、小麦、青铜和块炼铁技术、马拉战车等也先后传入中国。绵羊、山羊、黄牛等的传入和畜牧业的形成,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黄河中游地区以粟作农业为基础的生业经济格局,极大地增强了社会适应能力,促进了陶寺、石峁、二里头、二里岗、殷墟等夏商前后大型聚落的繁荣发展。铜器尤其是青铜器技术的传入,不但提高了生产力发展水平,而且在此基础上次生发明的复合陶范铸造青铜器技术,为夏商周三代的繁荣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块炼铁技术传入中原后次生发明出以生铁为本的钢铁冶炼技术,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有深远影响。马和马车的传入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原有的交通运输和战争方式,对夏商周乃至后世中国政治一统局面的形成和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突出的包容性就像生物多样性一样,蕴藏着多种发展可能性,使中华文明活力无穷。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兼收并蓄,是“多支一体”的中华文明稳定发展、绵长延续的秘诀之一。

五、和平性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中

距今8000年前后,西辽河流域兴隆洼文化的聚落内部房屋排列整齐,黄河流域裴李岗文化等的墓地内部墓葬秩序井然,可见中华文明在起源阶段就有对稳定社会秩序的强烈追求。当然,中国各地区多支系人群和文化频繁交往交流,免不了碰撞冲突的一面,但和平发展始终是主流。西亚距今四五千年前的许多城堡,城墙、马面、塔楼等一应俱全,显示了较强的军事防御功能,与西亚城邦之间长期频繁的战争背景有直接关系。后来巴比伦、亚述、希腊、波斯、罗马的情况也莫不如此。比较而言,中国从距今8000多年开始的多数时间里,大部分地区目前尚未发现坚固的城堡,常见的环壕聚落军事防御功能有限,一些地区环壕聚落沿用到历史时期,并不存在必然演化为城堡的趋势。距今五六千年前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古城如石家河、良渚等,堆筑城垣宽而低矮,主要功能应是防水而非军事防御。距今5000年前后出现的石城、夯土城等倒是有较强的防御功能,但主要出现于黄河中下游地区。一些大型都邑并不都有外城垣,比如南佐、二里头、殷墟等。中国新石器时代专门武器种类很少,最常见的武器只有弓箭和钺两种,并且都是由生产工具改进而来,夏代晚期以后出现的剑、战斧等武器都源自西方。青铜在亚欧草原主要用于制造武器和工具,传到中国以后则变为主要铸造象征社会秩序的鼎等青铜礼器。中国夏代以后的政治疆域基本上都小于文化上中国的范围,中华文明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基本保持稳定,极少见跨越文化上中国的范围而大规模对外扩张的现象。在古代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中国向外传播的主要是粟、黍、丝绸、瓷器、造纸术、印刷术等农作物、生活用品和民用技术。和谐稳定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生活方式,和平共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处世之道,积淀形成中华文明特有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以及敬畏、和合、仁善等文化基因。

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与其广大深厚的农业基础相关。中国大部分地区位于中纬度大河地区,气候适中,土壤肥沃,有着发展农业的良好条件。农业生产周期较长,育种、施肥、轮作,工具制备、农田和水利设施维护,以及生产经验的传承等,都需要很稳定的社会秩序,这就是中国人“故土”情结的由来,长此以往就会积淀出追求秩序、稳定内敛、爱好和平的文化特质。和平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刻进了中国人民的基因里。

中国古代有世界上最大范围的农耕区,加上“南稻北粟”二元农业体系的互相补充,以及小麦等农作物的传入,基本能够保障中国大部分地区人民的食物来源,为定居提供条件。中华先民当然也有移动迁徙,但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表现为农人对附近新耕地的不断开垦,开发在不知不觉当中缓慢进行,中国文化圈的形成过程主要就是农业传播发展的过程。中华文明与生俱来的和平性,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华文明“多支一体”格局的形成和连续发展。

从先秦考古学角度观察,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逐步起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且贯穿古今,相互联系。其中连续性是中华文明最突出的特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则是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原因。考古学证实,中华文明是唯一一个延续五千多年并发展至今的原生文明,其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完整连续,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以及族群主体、语言文字前后相承。中华文明富有创新精神,数千年以来涌现出很多原创发明和次生发明,社会形态和政治制度在适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中不断变革,持续创新为中华文明连续发展提供不竭动力。中华文明在起源阶段就具有文化上的突出统一性,形成和早期发展阶段具有政治上的突出统一性,统一性是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基础。中华民族内部多支系文化和人群密切交融、多种文明起源路径汇聚融合,对外来优秀文化兼收并蓄,突出的包容性使中华文明充满活力。中华文明起源阶段开始就有对社会秩序和稳定的强烈追求,军事设施和武器不发达,崇尚礼器和礼制,主体范围保持稳定,体现出突出的和平性,稳定内敛、爱好和平是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作者韩建业,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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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历史研究》2023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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