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中国社会科学门类中，政治学属于法学类，与法学、社会学、民族学、中共党史党建等并列。我们应该厘清政治学的学科或门类特性，洞悉其中的时代之别、中西之别，更好地促进中国政治学“三大体系”建设。

政治学的六大特性

国别性。政治学的产生与国家政治实践有关。杨光斌认为，政治学理论及基础概念均是特定国家和特定历史经验的产物。发展至今，政治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的政治学即国家政治学；广义上的政治学，亦以国家为核心议题，国际政治学、比较政治学和杨光斌提出的世界政治学等，均是建立在国家政治学的基础上。正因如此，政治学首先应被界定为国家之学。当代世界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巨变并处于重组之中，在西方国家日渐衰落和一些发展中国家遭遇国家建构障碍之时，中国需要立足于当代政治实践，建立起与之相应并不断发展的中国政治学。

价值性。政治学与价值观密不可分。首先，价值观是政治思想的根基、政治理论的基石、政治制度的核心和支柱、政治实践的理念和准则、政治行为的准则和规范。其次，价值观反映了政治学的学科目标，如“良政”“善治”。最后，价值观与国别性结合在一起，不仅反映在具体的国家政治实践过程中，还反映了现代政治研究中的“正确”价值观、政治观和国家观。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既应该围绕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来展开，还要立足于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主题，倡导并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引领并践行“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有效性。政治学研究一直在追求成功的国家或有效的政府。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能长能久的城邦是一项成就”。林尚立认为：“政治学就是研究国家如何构成、如何治理以及如何避免失败的学科。” 杨光斌认为，有资格提供政治学知识产品的是国力强盛的国家。从这个角度看，政治学应该是“大国之学”“强国之学”“效用之学”。当今政治学研究对“国家成功”议题兴趣更甚，连带着对“政治衰败”“国家失败”的研究相继兴起。“中国之治”虽然基于当代中国政治经验，亦当为世界提供一般性的国家治理理论。

实践性。政治学研究建立在两个实践活动基础上：一为政治实践，二为政治研究。政治学研究政治实践，在方法论上有规范和经验之分，在结果上有理想政治、规范政治、理性主义政治和实证政治之别，都是现实政治实践的反映。政治学研究者虽然在价值取向、实践经验和政治立场上有所差别，对政治活动的认识、理解及学科性解释有所不同，但不改变政治实践与政治理论之间的关系。中国的政治研究也是如此。春秋时期的诸子学说，均立足治理实践。当代中国政治学应建立在当下政治实践基础上，认识到不仅中国不同于西方，近代中国的经验亦不同于近代以来西方的历史。

综合性。与经济学、社会学相比，政治学的综合性更强，具有统率性。柏伊姆认为政治科学是“实践科学的最高科学”，即是此意。当今世界政治发展的需求，使得政治学的综合性越来越被重视。当代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中，不仅“政党领导国家”“国家主导社会”特征突出，中国的经济模式亦由中国的政治模式所促成。对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而言，首先应突破“狭义”的政治学学科界限，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党史党建融为一体，展现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特殊性；其次要与经济学和社会学在理论逻辑上相互贯通，反映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一般性。

时代性。政治学是时代的产物，随时代而发展，政治学的研究主题也随时代而变化。“新政治科学运动”兴起后，政治学的“元问题”、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与具体问题、方法问题等叠加在一起，不仅形成了多层次的叠合局面，还在政治思想市场中形成了竞争格局。在世界各国政治发展进程中，哪个国家的政治实践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哪个国家就会产生基于国家政治实践同时又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当今世界政治格局已经悄然发生变化，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更是超越了既有政治实践道路和政治理论思想等范畴，必将产生与中国政治实践相对应同时又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理论和中国思想。

理解政治学的学科特性

政治学的六大学科特性包含内在的紧张关系，遵循着不同的逻辑。其中，国别性、价值性和有效性以现实国家为单位，因国家不同而不同，反映了政治学科的内敛逻辑，现实中以国家政治学的内在一致性反映出来；实践性、综合性和时代性反映了各国政治实践的共同性和世界政治格局演变的趋同性，反映了政治学科的扩展逻辑，意味着国家政治学发展为世界政治学具有不可逆转的趋势。从学科演进的历史来看，前三个特性更多反映在全球化时代以前政治学科的研究逻辑中，后三个特性更多反映在全球一体化趋势以来的政治学科研究中，在全球治理兴起后表现更甚。当然，这两个面向是不可分割的：国家政治不可能脱离国际政治而独立存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实践，都必须综合考虑世界趋势、时代背景和政治实践活动的整体情况；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学科建设，同样必须考虑世界政治发展的整体格局、理论优劣和未来趋势。

政治学的六大学科特性中，国别性、价值性、有效性、实践性、时代性这五个特性自政治学产生时起就一直存在，未来会越来越趋于突出和强化；而综合性则古今有异，中西有别。近代以来的西方政治活动受困于社会与国家“两分”和权力“分权与制衡”传统，国家政治实践的结果最有可能导向分裂主义：政治沦为权力的游戏，国家成为各种社会力量斗争和解决问题的场所；在国际社会，西方一些国家常常是地区性危机和局部性战争的根源，也是一些发展中国家衰败的源头。而现实世界则趋于一体。大卫·克里斯蒂安在《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中早就明言，人类社会正在沿着“许多世界—几个世界—一个世界”的脉络演进。世界地理大发现，开启了人类社会的“一个世界”的进程。然而，工业革命以来的资本主义发展，虽然具备了全球一体化的内在动力，但同时也是世界分裂和殖民依附体系形成的主要推手。现在全球经济已经逐渐联成一体，世界政治格局既有竞争，也有趋于融合的一面；全球治理的兴起，正在改变各个国家各自为政的格局，人类社会正在朝着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发展。

从这个角度看，近代以来的西方国家虽然以“发达”著称，但这是国家和资本意义上的，不是人类社会需求和世界发展趋势意义上的。从“人类社会需求”和“世界发展趋势”角度看，西方国家实处于“发展中阶段”：基于西方国家经验的各种政治思想和理论，不仅是世界分裂时期部分国家的经验反映，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成果。新世纪以来，中国在这方面率先破题。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时提出“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这不仅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基本需求，更反映了世界未来的发展趋势。

中国政治学“三大体系”建设

新时代，研究国家和世界政治的政治学将会越来越重要，政治学在社会科学中的重要性也将越来越突出，当代中国政治学科“三大体系”建设目标和任务也就更为明确。

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至少应包括四个二级学科：中国政治学（狭义）、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学、世界政治学。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是：以中国政治学为基，以世界政治学为最终目标；基于中国政治学，进行政治学理论探讨；基于比较政治学，提升政治学理论维度，使得基于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的政治学研究不仅具有中国特色，更具有理论一般性。这是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的逻辑。

中国政治学学术体系应着力于三个方面：一是中国政治的特殊性总结，典型如反映中国特色的国家理论、政党理论和民主理论；二是中国政治的普遍性总结，如主导性的集体行动理论、综合性的国家发展和国家治理理论，以及时代性的和平与发展理论等；三是中国政治研究的方法论总结，如历史性的政治学方法论、集体主义方法论等，同时在社会科学方法论基础上创建综合性的方法论。三个方面的建设，都有必要从当代中国的特殊性实践中发现人类社会的一般性规律。

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构建一套基于中国经验和政治实践的政治学知识体系，特别是反映中国特色同时又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体系。这一任务是中国政治学“三大体系”建设的基石和前提，任重而道远。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