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新元: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方位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839 次 更新时间:2023-08-08 2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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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新元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日趋没落的传统农业文明已无力与飞速发展的现代工业文明相抗衡,中华文明急需探求一种新的存在方式、新的发展方式。一批仁人志士意识到,中华文明只有融入已然开启的世界现代化运动,走向现代化,才不会被历史所淘汰。肩负民族复兴重任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践行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文明成果,是中国式现代文明发展模式。这种新型文明形态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处于同一个时空坐标中,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保持文明发展的民族性,为人类走出资本主义文明而实现文明升级提供了新思路、新范式。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创造的现代文明形态

一直以来,由于研究立场、视角的差异,中外学界对文明概念的理解各不相同。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2],是社会成员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以生产劳动为主的社会实践过程中,通过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矛盾而取得的一系列积极成果,主要表现为社会物质丰富、制度完善以及思想文化进步等方面。文明是一个永不休止的、不断从低级向高级演进的历史进程,“社会生产力的一切增长,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一切增长,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带来了“文明的一切进步”[3]。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人类社会经过封建社会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人类文明从农业文明发展到了工业文明、从古代文明发展到了现代文明。

之所以说人类现代文明进程始于资本主义,是因为世界现代化潮流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开启的。新航路的开辟、海外市场的扩大、殖民地贸易的拓展,拉动了商业、工业、航海业的快速发展,世界日益连成一个整体,旧的生产力已无法满足世界对工场手工业产品的需求,工业革命发生了,大量被制造出来的机器取代了人们的手工劳动。由此,“工场手工业代替了封建行会后又被现代大工业所取代,中间等级代替行会师傅后又被现代资产者所取代,从而加速了封建主义灭亡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兴起,为人类现代化潮流的兴起提供了丰厚社会土壤”[4]。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扩张,使资产阶级有能力且有必要对全部上层建筑进行彻底变革。于是,“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5],进而“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6]。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扩张加快了城市化进程,使城市人口迅速增长;与此同时,而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7]。在这一过程中,民族和国家的界限被打破,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分散的地方性市场最终被统一的世界市场所取代,“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8],狭隘地域性的民族历史最终被普遍性的世界历史所取代。工业化、商业化、市场化、城市化趋势迅速在全世界蔓延,“所有这一切产生了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9]——现代化时期。

在20世纪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以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唯一的现代生产方式,一直主导着世界现代化进程,“现代化”一度被等同于“西方化”“资本主义化”。然而,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只是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关系,资本主义社会与更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都是现代社会的形式,而且“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10]——社会主义社会。随着社会主义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从理论变为现实,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藩篱终被社会主义苏联所冲破。早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对“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的问题作出了回答。他们认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1]。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革命的理论指导下,在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列宁“没有从理论(一切书呆子的理论)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12],而是将社会形态更替的一般规律同俄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领导俄国人民成功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辟出一条非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发展道路。从此,世界历史进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两条现代化道路、两种现代文明共存的时代,人类发展迎来了社会主义的曙光。

现代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也是一个客观的世界历史运动。“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13]因此,当西方工业文明与东方农业文明发生碰撞时,当“天朝上国”的清政府与世隔绝的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14]时,中华民族为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毅然选择赶上世界现代化潮流,开始探索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可是,无论是将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因素融入中华传统文明,还是照搬现代资本主义的具体制度,都没能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无法完成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历史任务。难道中国要想实现现代化,只有资本主义这一条路可走吗?

在经历了漫长的反复比较、探寻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被证明在中国行不通,历史和人民最终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年,“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15]。于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作为民族复兴伟业的根本指导思想和领导力量,确定了通往现代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无疑伴随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激烈交锋,同时也拥有了现代文明发展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在过去一百多年里,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发展中涌现的种种危机,苏联社会主义实践遭遇的挫折失败,促使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深度反思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要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现代社会主义文明、怎样建设现代社会主义文明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探求“救亡图存”之路的实践基础上,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探索并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在这种独立自主的探索中成功开创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出一种新形态的人类文明。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16],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

我们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种新型的现代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这种新型文明形态,既没有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没有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没有丢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需要指出的是,基于中国人口规模大、地理环境复杂、历史文化悠久、没有经历完整且发达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等特殊国情,人类文明新形态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一般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并不完全一致。

在物质文明建设方面,我们没有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而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没有实行按需分配,而是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没有实行完全的计划经济,而是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文明建设方面,我们建立和始终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提出和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提出和坚持全过程人民民主。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我们建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提出和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文明建设方面,我们提出和坚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我们提出和坚持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历史依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原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核心理念、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宗旨要求、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路径、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的系统观念、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制度保障。同时,我们提出并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

作为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没有脱离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价值观主张,始终在共产主义文明的轨道上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中国国情、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文明发展思想同中国现代化的具体实践和中华文明相结合的产物,科学回答中国向何处去、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的重大时代问题;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文明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结果,已然成为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鲜明旗帜。

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有现代文明的一般特征,更有基于自身国情的中国特色,是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

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人类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体现了现代文明发展的经济开放、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等一般特征和基本要求。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创造这一文明新形态进程中,并不是全盘否定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文明成果,而是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充分吸收与借鉴了这些文明中的有益元素,创造出超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现代文明新内涵。因此,它又具有强烈的世界性而内蕴着人类文明发展一般规律属性,并以自身特质来反映人类文明发展的内在的、普遍性的需求。[17]

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18],我们所要建设的现代社会主义文明必须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中华文化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民族风格。人类文明新形态既内在地包含了社会主义文明的本质特征,又被赋予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且在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交流交锋互鉴中,实现了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

在文明的经济基础上,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任何一种文明都建立在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之上,所有制形式决定了文明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强调,“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20],他在《反杜林论》中也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21]。当前,人类社会存在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资本主义私有制文明是资本控制劳动、个人利益凌驾于集体利益之上、发展极端不平衡的现代文明,靠剥削、奴役本国人民和外国人民以及残酷的竞争和战争手段实现原始积累。其文明发展结果一方面将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最终衰落,另一方面可以为向社会主义文明过渡准备和奠定各种基础条件。社会主义公有制文明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现代文明,靠全体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现文明进步,其文明发展结果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社会主义制度日趋完善,并向着共产主义文明不断前进。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资本主义私有制文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文明是前后相继、替代超越的关系,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激化必然要求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崭新文明形式出现,这就是共产主义公有制文明阶段。[22]在中国现代化实践中,基于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而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文明进行了质的扬弃,成为人类文明从根本上克服现代资本主义文明金融危机频发、两极分化严重、社会矛盾尖锐、生态环境恶化等固有弊端的新选择,找到了人类文明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

在价值立场上,人民立场超越了资本立场。建基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上的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以资本为根本支配力量,一切社会经济活动都是为了满足资本增殖的需要,这造就了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基本趋势:人民被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部分,占人口少数的资产阶级“给劳动者布下天罗地网,吸吮他们的全部脂膏”[23],“靠别人的血汗‘吃得饱饱的,睡得香香的,过得好好的’”[24];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承受“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25],过着极其贫穷、痛苦的生活。唯物史观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力量,任何文明的发展都必须依靠人民的劳动创造。列宁指出,“无产阶级用事实表明,它是而且只有它才是现代文明的支柱”[26],只有坚持人民立场,现代文明发展才能获得不竭的动力源泉。中国共产党正是因为根植于人民,坚决“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27],才能依靠人民力量创造历史伟业,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创造出人类文明的崭新形态。从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到贯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从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到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共产党在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的同时,也在积极践行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国际责任与担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的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向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展现了一种崇高的人类情怀: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28]无论是中国式现代化,还是人类文明新形态,都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意味着由人民创造的文明成果不再是为少数统治者服务、不再直接被少数统治阶级所占有,文明进步与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实现了辩证统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真正回归到人类文明发展的正确轨道。

在发展模式上,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超越了利己排他、国强必霸。人类从进入世界历史进程开始,就已经成为且越来越成为相互依存、利益相关、命运攸关的共同体。各民族融入世界生产体系的程度越深,共同利益就越多,面对的共同挑战越多,联系也就越紧密。世界各国只有和平友好相处,才能实现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无视这一历史发展规律,通过“血与火”的征战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殖民体系,肆无忌惮地对其他国家和民族进行资源掠夺与经济剥削,各文明间的平等关系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建立的“支配—从属”关系体系,即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东方从属于西方,“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29]。在文明基础、文化传统、社会制度等方面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有着本质区别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人自古就推崇‘协和万邦’、‘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远亲不如近邻’、‘亲望亲好,邻望邻好’、‘国虽大,好战必亡’等和平思想。爱好和平的思想深深嵌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今天依然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30]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其他文明之间不是对抗、互斥的关系,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也不以贬损、抑制某一文明为代价,不同类型的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体系,文明交流互鉴应当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31]。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了现代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国强必霸”“赢者通吃”等狭隘发展逻辑,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责任担当,已经成为推动世界共同安全与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

在目标追求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超越了物的片面发展。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者被资本异化为非人,工人群众成了资产阶级的奴隶,受到资本家、机器的奴役;“不仅是工人,而且直接或间接剥削工人的阶级,也都因分工而被自己用来从事活动的工具所奴役;精神空虚的资产者为他自己的资本和利润欲所奴役”[32],导致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33]。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是“包容在需要的粗陋野蛮之中的文明”[34],这种文明“越是公开地把营利宣布为自己的最终目的,它就越是可鄙、可恨和可恶”[35],因为私有制使人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对物质利益的狂热追求剥夺和摧毁了人们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权利和条件,要想实现向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就必须建立“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6]。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主张,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目标指向,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建设都是为了不断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置于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通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激发人民群众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克服了现代资本主义文明“见物不见人”的弊端。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营造优美生态环境的长期实践中,人类文明新形态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深刻质变,中国人民逐渐把自身发展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家家仓廪实衣食足、人人知礼节明荣辱的美好画卷在中国大地徐徐展开,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相辅相成、共同推进。

人类文明新形态将在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交流互鉴中走向共产主义文明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方面,科学社会主义率先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由理论变成了现实。这些越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直接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虽然在社会制度上高于资本主义,但是在生产力水平和科学技术发展等方面却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它们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创造共产主义文明所必需的物质存在条件。因此,认真学习借鉴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先进的东西,如市场经济体制、社会化大生产的先进制度和方法、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等,是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必不可少的环节。另一方面,现代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37]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物质存在条件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胎胞里还未成熟,而且资本主义国家参考借鉴了社会主义的宏观调控等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从内部缓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同时,利用资本扩张、科学技术等手段将其内部不可调和的基本矛盾借助其主导的世界体系向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全世界转移,以延缓资本主义危机的爆发以及缓解危机爆发的程度。所以,现代资本主义文明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20世纪以来出现“两制并存”的格局不仅延续到了21世纪,而且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关于这一点,早在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就明确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38](即马克思的“两个决不会”论断——作者注)但是,资产阶级无论怎样进行内部调节和外部转嫁矛盾危机,也“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方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方法”[39](即马克思的“两个不过是”论断——作者注),最终是无法摆脱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铁律(马克思恩格斯的“两个必然”论断——作者注)。“两个决不会”作用下的现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注定要在长期共存中相互较量、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文明注定要在相互借鉴中相互竞争。“两个必然”和“两个不过是”作用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跨世纪的较量已经发生了阶段性的质变,即“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4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保持科学社会主义不变质,彰显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而且成功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出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文明新形态因在文明发展趋势上有力地回应了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必须回答和解决的重大问题,而彰显出一种文明新优势。但是,这一文明新形态的进一步发展、完善、成型,还需要负重前行;这一文明新形态向共产主义文明最终的成功转型,还需要中国共产党的继续努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继续发展。为此,在新时代新征程还需要坚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41]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不可缺少性和不可替代性,源于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无产阶级要想实现自身和全人类的解放,必须组织自己的政党,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于是就产生了除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共产党作为整个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42]。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多年来,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正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事实证明,只有来源于人民群众的中国共产党才能成为中国文明进步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而且,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发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马克思主义能否成为现代文明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关键在于是否由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先进政党作为坚强领导核心;先进政党也只有以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理论为根本行动指南,才能在现代文明发展进程中发挥先进作用。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使马克思主义能够永葆其美妙之青春。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向人民和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如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党和国家事业必将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第二,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如前文所述,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即社会主义社会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43]。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失败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44]。无产阶级需要国家机器作为自己镇压敌人的工具,就像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机器残酷地奴役、统治无产阶级一样。在还不具备消灭阶级、消灭国家的条件下,无产阶级争得统治权后不应当保留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实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创造社会、制度条件,因为“只有无产阶级专政,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够达到而且已经达到了高度的文明”[45]。

人民民主专政,意味着国家把原来属于社会的权力和力量归还给社会,减少国家政权对社会的干预;意味着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由社会的主人变成了社会的公仆,其使命仅仅是为人民服务;意味着国家的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人民可以依法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相较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只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立场上谋划发展,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中心推动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46]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贯穿党和国家全部理论与实践的一条红线,各项决策和工作要以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标准,接受人民群众的检验,从而增强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认同,将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巨大力量调动起来,凝聚起全党、全体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创造新的伟业团结奋斗的强大合力。

第三,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持续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遭遇空前严重的冲击,一时间,历史终结论、社会主义失败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等唱衰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言论甚嚣尘上。但是,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中国不仅没有在资本主义的进攻中倒下,而是坚决排除各种干扰,不断增强走自己的路的坚定性、自觉性,通过一系列改革举措逐渐调整社会经济体制和对外政策,成功捍卫了社会主义,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社会主义中国以无可争辩的力量和地位成为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历史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克服千难万险取得的宝贵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拓于中国人民共同奋斗,扎根于中华大地,是给中国人民带来幸福安宁的正确道路。无论遇到什么风浪,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根本问题上都要一以贯之,决不因各种杂音噪音而改弦更张”[47]。

随着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不断向前,为了确保我们的道路能够越走越宽广,我们的制度能够越来越成熟,必须在坚定“志不改、道不变”的前提下,深入推进改革创新,坚定不移扩大开放。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中产生,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发展壮大。“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48]只有主动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回应人民要求,坚持以改革促开放,以开放促改革,在改革与开放的相互促进中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永不僵化、永不停滞,才能赢得比资本主义更加广泛的制度优势,并且把这种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增添新的动力和活力。

第四,必须坚持发扬斗争精神,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局面。回望过去,依靠顽强斗争,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走到了今天;展望未来,党和人民也必然要依靠顽强斗争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走向明天。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作为“三个务必”之一,将“坚持发扬斗争精神”作为五项重大原则之一,表明坚持发扬斗争精神毫无疑问是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一个重要准则和力量源泉。

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相互激荡的时代背景下,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注定无法一帆风顺,面对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国际上霸权、霸道、霸凌行径肆意横行的严峻形势,必须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气概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坚定信心、迎难而上,不断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成就、发生新变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讲的斗争,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也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斗争,而是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知重负重、苦干实干、攻坚克难。”[49]新形势、新任务要求全党必须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既要敢于斗争,还要善于斗争,掌握斗争的科学方法,提升斗争艺术,领导全体人民在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实践中不断化解各种风险挑战,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第五,必须在尊重各国主权和独立性的基础上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加强同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增强文明发展的主动性和协同性。在世界早期现代化运动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先进性曾经推动资本主义文明走在了人类文明进程的最前沿。相对落后民族在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碰撞中因无力抵抗而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进而形成了“西方中心”的假象。现代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化被画上了等号,发展中国家只能扮演西方国家的追随者、模仿者,国家和文明的发展丧失了民族性、独立性和主动性。然而,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加速发展,“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50],“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51]。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各国无产阶级必然要走向联合,团结统一、共同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各民族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必须以各民族国家的独立自主为前提。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92年波兰版序言》中指出,“欧洲各民族的真诚的国际合作,只有当每个民族自己完全当家作主的时候才能实现”,“在资产阶级看来,波兰独立在今天至少是一件无关痛痒的事情。然而这种独立却是实现欧洲各民族和谐的合作所必需的”[52]。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都充分发扬国际主义精神,积极履行自己所担负的国际责任和义务。

长期以来,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定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促进世界持久和平、共同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类文明进步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努力“使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中的优秀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精神弘扬起来”[53]。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各国互相尊重主权、彼此团结合作,发展中国家将不再依附于发达国家,其文明也将不再是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附属品,不同类型的文明都可以自主选择文明进步的途径,获得充分发展的机会。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1世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高等研究院重大项目“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21@WTG006]的阶段性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姜越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

(作者简介:贺新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1世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高等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来源: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年6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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