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如何做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82 次 更新时间:2023-07-30 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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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 (进入专栏)  

为何要研究新结构经济学[1]

什么是新结构经济学?什么是新结构经济学研究?怎么做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这些都是我老生常谈的问题。我经常提出要“强本固元”,上述问题是“强本固元”需要弄清楚的问题,也是抓住新结构经济学这座理论创新金矿给予的时代机遇的关键性问题。我相信如果弄清楚什么是新结构经济学,沿着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去做研究,就会有很多原创性或开创性研究。

而且,经济学理论和任何科学理论一样,目的是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这应该是我们作为知识分子研究经济学理论的初心。目前,我没有看到一个发展中国家按照现在国际上盛行的理论去制定政策而成功实现向发达国家追赶的例子,少数几个成功实现追赶梦想的国家和经济体在追赶时期推行的主要政策,从当时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来看是错误的。分析起来不难理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发达国家的理论来自发达国家,自觉不自觉地把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社会、政治、文化条件等作为理论的前提或暗含前提,忽视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这些前提条件方面的差异,把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运用于发展中国家,自然难于实现改造好世界的目标。

如果新结构经济研究也是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来看中国存在的问题,或是用中国的资料来检验主流经济学已经存在的理论,我个人认为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难以真正抓住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经济奇迹带来的理论创新机遇,从而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开创性的贡献。而且,这类研究还可能强化看似逻辑严谨却未触及根本原因,甚至似是而非的理论,误导经济决策和社会舆论,这样的工作有愧于社会给予我们的优厚待遇。

也许有人会说,不沿着主流理论做研究很难发表,但是,任何理论创新一开始都很难被学界接受,都只有在和旧的理论冲突与斗争中披荆斩棘才能前进并得以建立,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不比任何理论的创新难。即便很难发表,为了让我们的理论研究能够实现“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功能统一,我们也要迎难而上,做正确的事。

什么是新结构经济学

新结构经济学的定义

从定义来说,新结构经济学是用现代经济学通行的研究方法,也就是新古典经济学中以理性人为基本假设的方法[2],来研究一个经济体(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结构和其转型的决定因素及影响的一个学科。这里所指的经济结构,包括决定一个经济体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以及决定交易费用、影响一个经济体正在生产和使用的产业、技术所蕴含的生产力能否得到最大程度发挥的各种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的结构。结构的内涵是指具有异质性的因素的组合,例如在单一部门的宏观模型中,就没有产业结构的概念。所以,技术结构是指各种不同技术的组合,产业结构是指各种不同产业的组合,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的结构也是指各种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的组合,任何一个经济体都是各种子结构层层叠加、相互交错组成的结构。以理性人为基本假设的新古典研究方法是现代经济学的主流研究方法,例如,金融经济学是使用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金融的供给、需求和金融市场的运行等,劳动经济学是使用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劳动的供给、需求和劳动市场的运行等,新制度经济学是用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制度和制度变化的决定因素及影响。从定义来说,新结构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的各个子领域不同的是研究对象,使用的研究方法则是相同的。

新结构经济学的定义,除了表明所用的研究方法之外,核心是认为一个经济体的技术、产业、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等的结构是内生的,不是外生给定的,一个经济体结构的转型也是内生的,因为如果不是内生的就不会有研究其决定因素的说法。同时,经济结构和结构变迁既然是内生的,在研究如何改变经济结构和其影响时,也必须把结构的内生性考虑进去,例如,低劳动生产力水平的结构的影响之一是收入水平低,要提高收入水平,自然有赖于从低劳动生产力水平结构往高劳动生产力水平结构升级,但这种升级要成功必须从改变更根本的决定产业和技术结构的因素着手。同时,不同产业和技术结构的规模与风险等特性可能不同,可以为其生产和交换降低交易费用、减少风险,让产业和技术所蕴含的生产力水平得到最大释放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也可能会有不同。

为何要研究结构和结构变迁

为何要为研究结构和结构转型,并为其内生化高调地鼓与呼?因为这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本质,也是现代经济学要研究的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亚当·斯密于1776年发表了开山之作,经济学才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学科,研究的就是什么是财富,以及一个国家财富水平高低的决定因素的问题,本质上就是研究经济发展的问题。亚当·斯密的开山之作现在被简称为《国富论》,全称则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根据安格斯·麦迪森以及许多经济史学家的研究,在18世纪之前,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西欧国家人均GDP的增长每年只有0.05%,要1400年才会翻一番。从18世纪开始到19世纪中叶,西欧这些发达国家人均GDP的增长突然加速了20倍,增加到每年1%,翻一番所需要的时间从1400年减少为70年。19世纪中叶到现在,西欧和北美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增速又翻了一番,提高为每年2%,人均GDP翻一番所需时间进一步降为35年。[3]库兹涅茨将西欧等发达国家从18世纪以后出现的经济加速增长称为现代经济增长。[4]

其实,在18世纪之前,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世界是平的”。当时,国家之间人均GDP的差异,像最富的荷兰和最穷的非洲以及亚洲国家之间的差距也就四五倍,国家之间经济规模的差距主要取决于人口规模的差距,这就是为何根据麦迪森的估计中国和印度两国经济规模之和在18世纪之前的将近两千年里长期占世界经济规模的50%左右,而中国一国的经济规模在1820年时还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在那之前,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人口的增长,人均GDP水平基本不变,从18世纪开始才出现人均GDP的持续增加。这种人类经济史上巨变产生的原因是18世纪中叶起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带来了技术不断创新、新的附加值更高的产业不断涌现,劳动生产力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得以不断提高。但是,工业革命的影响不仅是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社会分工和社会结构也开始出现新的分化,同时,由于生产规模扩大、生产流程细化、资本投入增加,也加大了技术、市场和经济的风险,对硬的基础设施的要求越来越高,金融、法律、教育、政府的作用等经济社会政治制度安排也相应有了新的需求,只有各种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适应于不断升级的产业和技术的需要,才能使交易费用足够低、风险可以被承受,产业和技术所蕴含的生产力得以最大程度地释放。所以,现代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一个产业、技术、软硬基础设施等各种结构不断转型,不断在更高的生产力水平上调整和相互适应的过程。

把结构内生化的重要性

起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逐步在西欧和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北美、澳大利亚等国家传播开来,世界上绝大多数其他地区未能发生同样深度和全面的工业革命,于是出现了引领工业革命和工业革命滞后的国家之间人均收入水平差距的迅速扩大,出现了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和落后的依赖传统手工业和农业的国家之间的“大分流”。[5]经济是基础,落后就要挨打,人均收入低的地方成了发达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纷纷取得政治独立,开始启动自己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以赶超发达国家。

在亚当·斯密撰写《国富论》时,工业革命还处于星星之火的阶段,从亚当·斯密讨论的针工厂是传统的法国手工作坊而不是当时在英国已经出现的更为先进的现代针工厂,可以了解到他并没有观察到工业革命的发生。[6]《国富论》中提出的许多理论论断都是总结自工业革命之前英国或欧洲的经济发展经验。对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一直到1912年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创造性破坏的概念和理论,才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研究。[7]

从亚当·斯密开始,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在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转移到美国,由于近水楼台先得月,也由于英美是当时世界的经济中心,发生在经济中心的经济现象是最重要的经济现象,所以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研究的主要是发生在英国和美国这些发达国家的问题,提出的理论也主要是根据这些发达国家的经验现象总结而来。他们的研究通常以发达国家的各种结构为前提,探讨这些结构如何作用和运行,例如财政理论、货币理论、金融学、产业组织理论、劳动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或其中一个变量发生变化的原因和影响,例如内生增长理论。

对发展中国家如何加快发展以追赶发达国家的问题,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展中国家取得政治独立,出于指导发展中国家在它们自己政府的领导下开启工业化的需要,发展经济学这门新的子学科才从现代经济学中独立出来。第一代发展经济学家看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巨大收入差距,以及发达国家先进的现代化制造业与发展中国家传统的农业和自然资源产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之间的差距,认为发展中国家要赶上发达国家,就需要建立现代化的先进制造业。不过存在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是,这些先进的制造业无法在市场中自发发展起来,于是第一代发展经济学家就认为这是由于落后的文化、价值观等深层结构因素造成市场失灵的结果,从而主张由政府发挥作用,克服市场失灵,采取进口替代战略,由政府直接动员、配置资源来发展这些先进的产业。

第一代发展经济学家关注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差异给收入水平带来的影响,在政府的直接干预下,发展中国家确实建立起了一些现代化的制造业,但是,这些制造业建立起来以后效率非常低下,出现了莱宾斯坦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X效率问题[8]。发展中国家建立了这些产业以后发展速度慢,不仅未能赶上发达国家,而且危机不断。现在回过头来看,第一代发展经济学之所以失败,在于未能认识到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其实是内生的,在未具备改变内生现象的条件下去拔苗助长,用意很好,却只能以失败告终。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发展经济学式微,经济学界盛行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者看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市场干预程度的巨大差异,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之所以搞不好是由于政府过度干预扭曲市场,造成资源错误配置和寻租腐败等政府失灵的结果,发展中国家要改善经济绩效必须建立起像(理想化的)发达国家那样完善的市场制度,所以,提出了以休克疗法推行“华盛顿共识”主张的“市场化、私有化、以财政平衡达到宏观稳定化”。从逻辑上来说,新自由主义的分析和结构主义的分析一样是很严谨的,但是,推行的结果是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经济增长速度低于结构主义盛行的60年代、70年代,危机发生的频率则相反,究其原因在于,新自由主义忽视了政府的干预扭曲是内生于保护补贴在结构主义时期建立起来的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的需要。

上述两个例子说明,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时,不仅要看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软硬基础设施等各种结构的差异性,要使理论能够实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目标的统一,还需弄清楚各种“落后”的、“扭曲”的结构的内生性,只有着手改变造成内生现象的外生原因,现象的改变才能水到渠成,获得预期的效果,否则很可能好心干坏事。

为何新结构经济学将要素禀赋作为内生化结构分析的核心自变量

既然结构是内生的,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结构和结构转型呢?目前主流文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解释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为何出现农业比重下降、制造业比重呈现驼峰形、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的库兹涅茨曲线,并提供了两种解释。一是谢丹阳等人提出的需求的收入弹性说,农产品、制造业产品和服务业产品的收入弹性不一样,随着收入水平提高,需求结构发生变化,产业发生此消彼长的结构变化。[9]另外一种是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提出的不同的技术进步率,随着经济发展,技术进步最慢的产业的就业比重会变大,技术进步快的产业的比重会变小,服务业的技术进步最慢,所以其比重随着经济发展变为最高。[10]

这两种假说的主要目的在于解释发达国家库兹涅茨曲线产生的机制,并且其理论模型推导的结果也能符合卡尔多事实。这样的理论假说对于研究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以及财富如何随着结构的转型不断增加而言,则有明显的缺陷:第一种收入弹性假说,把收入增长的机制外生化,然而收入持续增长的机制却是现代经济学也是新结构经济学最关心的问题;第二种假说把技术进步的方式外生化,但是,技术进步的方式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关键机制,同样,这样的假说也放弃了我们最想研究的问题。

对于我们想研究的一系列问题,比库兹涅茨曲线和卡尔多事实更重要的是:第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不一样,发达国家的生产活动集中在劳动生产率水平高的资本相对密集的产业,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活动集中在劳动生产率水平相对低的自然资源产业(如农业),以及劳动相对密集的制造业;第二,在发展的过程中,各种类型的产业所使用的技术资本密集度越来越高,同时制造业内部,如著名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提出的雁阵模型所描述的,不断生生灭灭朝资本密集度更高的产业升级;[11]第三,在发展过程中,硬的基础设施如电力、道路、港口,以及软的制度安排如金融、法律、社会组织、价值观等结构也不断演变。我们需要一个可以把这些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结构差异和一个国家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所发生的各种结构转型都内生化,并统一在一个理论框架里给予自洽解释的理论体系。要有这样一个一以贯之的理论,则需要找到在一个经济体中属于最根本的、可以作为第一推动力的自变量。

经过30多年的探索,我认为在成千上万的社会经济变量中唯一能够把上述各种环环相扣的内生现象如抽丝剥茧般层层深入解析,或像庖丁解牛一样一刀下去迎刃而解的自变量,就是一个经济体在任意一个时点上给定的、随着时间可以变化的要素禀赋和其结构。

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上的要素禀赋,包括资本、劳动和土地等自然资源,是给定的,[12]是这个经济体在该时点上整个社会的总预算。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各种要素禀赋的相对量不同,越发达的国家资本禀赋相对越多,越不发达的国家资本禀赋相对越少,所以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要素禀赋的结构不同。要素禀赋可以随着时间的迁移而变化,资本的增加取决于每一期生产所创造的剩余以及剩余中用于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劳动的增加则取决于人口增长率,土地等自然资源在现代社会可以假设为不变。要素禀赋增长的速度不一样会导致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而言,可以假定存在一个可供各个经济体中的生产者选择的、给定的、外生的、资本密集度各有不同的产业和技术集,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由于要素禀赋结构不一样,在不同的产业上会有不同的要素生产成本,采用不同技术的成本也不一样,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要素禀赋结构不一样的经济体会有不同的比较优势。发达国家由于资本相对丰富,其产业会集中在资本相对密集的区段,并且采用资本相对密集的技术来生产;反之,资本相对短缺的发展中国家则会集中在资本使用相对少的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并采用资本使用相对少的技术来生产。因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和技术结构不一样是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13]

同时,对一个经济体来说,从任何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出发,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比较优势的变化,这个经济体就会像赤松要所描述的那样,不断进入资本更为密集的产业,并且采用资本更为密集的技术来生产。[14]并且,随着资本的积累,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资本密集度提高,所用的技术也会资本越来越密集,规模经济变得越来越大,市场范围不断扩大,投资需求和风险不断增加,对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的要求会越来越高。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劳动者抵抗风险的能力也会发生变化,社会组织、价值观等也会有相应的改变,只有这些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能够随着产业和技术升级的需要不断完善,才能降低交易费用,使产业和技术所蕴含的生产力得到最大释放。所以,各种硬的基础设施和各种软的制度安排是内生于产业和技术结构,而产业和技术结构则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15]

上述分析框架不仅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基本原理一脉相承,而且,扩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在现代经济中的运用。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经济基础是由生产力以及和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组成,但是,生产力是由何决定?在马克思主义中没有讨论,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实际上是跟一个经济体的主要产业有关,如果这个经济体的主要产业是土地和劳动力都密集的传统农业,或者是劳动力很密集的轻加工业,这样的产业结构生产力水平低,劳动生产率和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也就低。靠劳动获取生活资料的劳动者在生存线边缘挣扎,有工作就能生存,没有工作就活不了。资本拥有者比较富有,远离生存线,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中就处于有利的地位,劳动者除了在偶尔团结起来发生革命时之外,与资本家讨价还价来维护权利的能力弱,就容易处于被剥削的地位。反之,如果一个经济体的主要产业是资本密集型,生产力水平高,这样的产业劳动生产率和工人的工资水平也会高,劳动者会有积蓄,一年半载不工作也能活命,资本家不雇用工人则无法获利,因此,在劳动者与资本家的谈判中,天平往劳动者倾斜,劳动者的权益和地位上升。

但是,什么因素决定一个国家以劳动力密集的产业或以资本密集的产业为其主要产业?是新结构经济学所主张的要素禀赋结构。同时,资本密集度不同的产业,其规模经济、分工程度和风险特性不一样,和其相适应的作为上层建筑的各种制度安排也如前面所述会有差异。因此,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只有上层建筑的制度安排满足经济基础的需要,交易费用才会低,产业和技术所蕴含的生产力才能得到最大的释放,所以,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除了要素禀赋,一个经济体还有很多种不同的禀赋。因为禀赋的定义是,一个当前给定的、对决策者的决策有影响的变量。按这样的定义,一个经济体的劳动者在目前的生产、生活、社会互动中会形成一定的技术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社会网络,一个经济体所拥有的基础设施和作为上层建筑的社会、经济、政治组织、文化、风俗等,以及其地理位置、气候等也都是禀赋。

既然这么多变量都是禀赋,为什么我认为要素禀赋是最重要、最根本的禀赋呢?这不仅是因为其他类型的禀赋已经被很多人研究过了,再从这些因素入手做研究,只是印证现有理论的观点,更重要的是,现有的研究忽略了要素禀赋结构对产业、技术结构和软硬基础设施的决定性作用。

以广为研究的社会资本为例,社会资本对发展有没有贡献?什么时候社会资本才有贡献?我认为社会资本有贡献是因为某种制度安排缺失,这时社会资本可以替代那些制度安排来使生产活动得以实现。举例来说,由于信息不充分、不对称,拥有社会资本的社会群体可以通过比较好的互信,克服信息不充分、不对称的问题。在金融不发达或者金融扭曲的地方,某一地区的金融可得性不足,这时社会资本所增加的人的互相信任就可以通过相互赊欠来弥补金融供给的不足;另外,在法律制度不健全,合同的权利和义务无法依靠法律来保障时,社会资本可以使市场交易得以进行。但是,社会资本支持发展起来的产业并不会违反当地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比如,温州以拥有高社会资本闻名,早期发展的产业同样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一个地方即使缺乏社会资本,例如广东,在政府的招商引资、筑巢引凤下同样也可以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起来,因此,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是第一位的。其他禀赋的作用也一样,具有某种特殊禀赋的地方有可能比其他地方更快或更容易地把当地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起来。

由于要素禀赋结构在结构分析中的关键地位,将来如果有“中国学派”或是“北大学派”,我认为这个学派的特点就是在思考问题时都有一个共同的切入点,那就是以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作为分析的切入点,来内生化产业、技术和软硬基础设施等其他结构,并研究这些结构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再讨论其他禀赋或因素的作用和影响。

要素禀赋和其结构在经济学的分析中具有这么重要的地位,想清楚了也不奇怪,这是因为一个经济学的理论不管多复杂,分析一个现象时,不是用收入或预算效应,就是用相对价格或替代效应来解释。要素禀赋是一个经济体在某一时点上的总预算,而其结构则决定了在那个时点的要素的相对价格,也就是要素禀赋和其结构同时包括了解释社会经济现象时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

以要素禀赋和其结构作为一个经济体内生化结构分析的第一要素,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它们在每个时点上是给定的,随着时间变化是可变化的,把它们作为结构分析的起始自变量,不会像德隆·阿西莫格鲁那样陷入历史命定主义之中,认为500年前白种殖民者在拉丁美洲不适应当地气候及地理条件导致死亡率高让拉丁美洲国家形成攫取性制度安排,进而经济发展不好。[16]

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我们强调一个经济体只要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有为作用,在市场经济中为企业家消除软硬基础设施的瓶颈限制,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会变成国内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这个经济体就能快速发展起来,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变成一个高收入经济体。

什么是新结构经济学研究

从一个经济体的结构内生化及其影响来研究该经济体的发展、转型,以及从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结构的内生差异性的视角来探讨与经济运行有关的现代经济学的各个子领域的研究,都属于新结构经济学研究。

经济发展

发展的问题主要是研究一个经济体如何从生产力水平低的产业、技术、软硬基础设施的结构,升级到生产力水平高的产业、技术、软硬基础设施的结构,以及这种结构升级带来的对就业、收入水平、收入分配、软硬基础设施的影响。由于各种结构环环相扣又是内生的,是由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来驱动的,那么就要研究如何提升要素禀赋结构,也就是提高人均资本的拥有量。

新结构经济学的主张是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消除软硬基础设施的瓶颈制约,帮助企业家将根据要素禀赋结构而言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迅速变成具有显示性比较优势或竞争优势的产业。首先,在发展上可以研究政府如何甄别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如何甄别和克服软硬基础设施的瓶颈限制,政府如何给创新企业家提供激励,要素禀赋以外的其他禀赋如何发挥作用,比如原有产业所形成的技术资本如何造成产业发展的路径依赖;其次,研究人均资本拥有量提高推动产业技术结构升级以后,如何进一步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推动硬的基础设施和作为上层建筑的各种制度安排在现有基础上的内生变动;再者,也可以研究上述各种结构变动对分工、收入、分配、家庭、社会、政治、规范、价值、理念等一系列要素的影响;最后,研究在这些结构的变迁中,市场、政府、企业家、社会组织等的作用。上述几个层次的问题都可以建立数理模型,提炼出可验证的假说,然后收集国别、地区、企业和家庭的数据来验证假说。

研究经济发展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有一个根本性的差异,就是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处于全世界的前沿,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只能依靠自己的发明,而发展中国家多数产业技术与世界前沿有差距,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时有后来者优势,这种后来者优势也存在于各种制度安排的创新上。当然在利用后来者优势时,选定升级的产业、技术、制度安排也必须符合比较优势的原则,否则,可能就变成了赶超,结果要发展的产业中企业没有自生能力[17],或引进的制度安排不能提高效率、公平、社会和谐等,欲速则不达。这方面也可以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和实证资料来检验。

经济转型

转型的问题主要是研究一个结构有扭曲的经济体如何消除扭曲变成一个各种结构环环相扣且都没有扭曲的经济体。扭曲可以发生在产业、技术、硬的基础设施和各种制度安排的层面上,可以用理论模型和经验实证来研究扭曲产生的原因、扭曲的后果和如何有效消除扭曲。

在转型研究上,新结构经济学和主流的研究有两点不同。

首先,由于产业、技术、软硬基础设施等的最优结构是内生于各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因此,扭曲与否是跟自己的“最优”状态比较而言,而非像现在主流文献上的流行做法那样把凡是和发达国家有差异的都当作扭曲来对待。并且,转型的目标不是发达国家的制度,而是适应于自己发展阶段的产业和技术所需要的制度。这方面可以做的题目很多,我们可以把那些发表在重要的杂志上、有影响的文章拿来,比较我们定义的“扭曲”和他们定义的“扭曲”的差异,用他们所用资料重新验证计算,比较其结果。

其次,既然扭曲是内生的,那么,消除扭曲要达到预期的效果,就不能像把扭曲当作外生的主流文献那样,认为去掉扭曲就可以,而是必须针对扭曲产生的原因,创造合适的条件以消除那些原因,然后才能水到渠成地去掉扭曲使结构恢复到最优。

仔细了解新结构经济学对“休克疗法”和“双轨制渐进式改革”的论述,就可以了解把扭曲当作内生和外生导致的转型结果为何不同。这方面可以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题目也非常多,例如:为何“休克疗法”导致经济崩溃而“双轨制渐进式改革”却带来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华盛顿共识”把取消预算软约束、消除财政赤字以实现“宏观稳定化”作为转型的三大改革内容之一,但是,在多数国家实行“休克疗法”的结果却是预算软约束越来越严重,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而继续维持预算软约束的国家反而宏观经济稳定,在转型期避免了高通货膨胀,这是为什么?私有化的改革在中小国有企业一般效果好,在大型国有企业一般效果差,为何会有这种差异?多数发展中国家受到主流思潮的影响,金融结构模仿发达国家而不是“最优的”,金融扭曲如何影响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金融结构有扭曲,如何消除才能维持稳定并改善经济绩效,包括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

经济运行

现代经济学的各个子领域,包括货币、财政、金融、劳动、产业组织、制度、区域、环境、国际发展等,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经济如何运行。从亚当·斯密以来,对这些子领域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基于发达国家的问题和现象,在总结其背后的道理成为理论时,由于理论越简单越好,人们通常从众多的社会经济变量中“抽象”出几个能够解释所观察现象的变量,用这几个变量来构建一个具有因果关系的模型,舍象了其他和这个现象没有直接关系的变量,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理论模型其实都内嵌于被舍象的诸多变量之中,这些没有直接关系的变量就成了这个理论的暗含前提。当这些被舍象的变量发生变化,适用的理论也就可能发生变化。

例如,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之时,内嵌于产能过剩和不充分就业的结构环境之中,到了60年代,产能过剩和不充分就业的情形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基本已经不存在,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也就不能带来就业和经济增长率的增加,得到的结果只是滞胀,因此,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到了70年代就被反对政府积极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理性预期学派宏观经济学取代。

因为暗含的结构有差异,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在发展中、转型中国家不适用的情形可以说比比皆是。例如,宏观经济学的新古典理论,包括理性预期学派,认为提高利率是治理通货膨胀的最优政策选择,其暗含前提是这个经济体不像社会主义国家或转型国家那样,存在大量需要低息补贴才能生存又不能倒闭的战略性企业;又比如,新增长理论认为创新等于新知识的产生,只能从自主研发或自己的工作经验中获得,并研究其成功的条件和影响,暗含前提则是这个经济体的产业、技术已经处于世界产业、技术的前沿,但对有后来者优势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好的创新机制可能是引进、消化、吸收,不能因为新增长理论只研究自主创新或从干中学来获得新知识,发展中国家也就只能依样画葫芦。

总而言之,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以来,现在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来自发达国家现象的总结,是内嵌于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制度、文化的结构之中,所以,实际上研究的是生产力水平一直处于世界前沿的发达国家的经济运行原理。受到现代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学家由于缺乏对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结构差异和差异内生性的认识,以为适用于发达国家的经济运行理论也适用于发展中国家,才会有那么多美国顶级大学的经济学家拿着经济学的教科书到处指点江山,却不知理论的适用性取决于理论的前提条件,在发达国家构建理论时被舍象的许许多多社会经济变量在发展中国家不见得相同。然而,这些不同的社会经济变量使理论成立的前提发生了变化,把发达国家的经济运行原理运用在发展中国家,产生“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结果也就不足为奇了。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运行,在一些根本原则上会有“共性”,例如,经济发展有赖于创新,金融应该服务于实体经济,财政政策有反周期的功能,等等。但是,在具体的措施上,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技术等有内生的差异,其规模、风险特征以及和世界产业、技术前沿的差距有差别,对各项硬的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和需求,以及合适的软的制度安排的要求也有差异,因此,在经济运行上也会有“殊性”。例如,同样以创新推动经济增长,发达国家主要靠自主研发来获得新技术,发展中国家则可以从发达国家购买新的嵌入了更好技术的设备来获得新技术,前者在增长核算中会表现为剩余项或全要素生产率,后者则由于资本的增加而不表现为经济的剩余,但并不代表没有技术创新,而且,其实是以更低的成本和风险获得了技术创新。发达国家在运用财政政策做反周期的基建时,由于基础设施已经存在,大多时候是挖个洞补个洞,对提高增长潜力作用有限,可能出现“李嘉图等价”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则可以运用反周期财政政策来消除基础设施的瓶颈,提高增长潜力,破除“李嘉图等价”对财政政策运用的限制。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挖掘、探索清楚这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差异导致的经济运行的“殊性”是使经济学理论在发展中国家运用时,实现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的必要前提,也是新结构经济学要致力的方向。

在研究任何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象和问题时,我希望不要像现在学界惯常做的那样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异都看成可以也应该消除的扭曲。而是要先问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要素禀赋、产业、技术到各种制度安排层面的结构有什么不同,这些不同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如何从要素禀赋结构这个根本的自变量出发推导出内生的产业、技术、软硬基础设施,以及从不同层面结构变迁自发协调的滞后性和政府过去好心干坏事导致的许多内生扭曲等视角来看,对照现在主流的观点,有什么新的认识。凡是以这种方式来研究经济问题的,都属于新结构经济学研究。

其实,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结构的差异性和内生性引进现代经济学以后,等于将现代经济学从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为暗含结构的二维经济学变为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有不同结构的三维经济学,系统研究的结果会在各个子领域有许多新的重要理论见解,产生新结构货币经济学、新结构财政经济学、新结构金融学、新结构劳动经济学、新结构产业组织学、新结构环境经济学、新结构区域经济学、新结构制度经济学、新结构政治经济学,这也是为什么新结构经济学不仅是发展经济学、转型经济学的一场结构革命,也是现代经济学的一场结构革命,我们现在正处于这场革命爆发的前夕。[18]我很高兴看到新结构金融学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并逐渐成形。我期盼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者在自己所属的子领域里都能按照上述建议,在做研究时都自觉把发达国家的结构差异性和内生性,以及存在扭曲时扭曲的内生性等,放在理论模型的构建和实证检验中,这样才有可能成为各新结构经济学子领域的开创者。

怎么做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

做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应该把结构的内生性引进理论分析,使二维的主流经济学变成三维的经济学,来推动现代经济学的结构革命。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则。

从现象出发,而非从理论模型或流行的研究方法出发

理论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重要的理论揭示了重要现象背后的因果逻辑,使得人们能够了解这个现象,进而能够对症下药改造这个现象。任何现有理论的运用都是“刻舟求剑”,因为这些理论都是过去的经济学家总结他所观察到的现象构建出来的。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要从现象出发,而不能从现有的理论模型或流行的研究方法出发,不能因为对某个理论比较熟悉,就拿这个理论去套新观察到的现象,或是在这个理论模型上加个变量、减个变量,将之改写成一个新的模型,也不能因为某种研究方法用起来比较得心应手或比较流行,就找能使用这个研究方法的问题来研究。

从现象出发,一定要把现象的来龙去脉、谁是这个现象的主要决策者、所要达到的目标、可动员的资源、不可绕过的限制条件等了解清楚,不能只看到表层,比如看到了国有企业效率低、出现了通货膨胀等,在未深入了解现象的内生性时,就去写模型、做实证了。

从现象出发首先必须对观察的现象有兴趣,因为理论都是在解释现象背后的因果机制,如果两耳不闻窗外事,即使有许多有趣的现象在我们的身边发生,我们也不会发现。

其次,要吃透现象,把复杂的现象背后的因果机制用最简单的、最根本的经济学逻辑来解释。我在芝加哥大学时参加研讨会,那些老师总是先问论文的发表者对研究的问题的经济学直觉是什么。所谓经济学直觉,就是要一眼看穿是收入效应还是相对价格效应影响了决策者的选择,而不是一开始就谈理论模型。理论模型固然重要,但是理论模型是根据经济学直觉来构建的,只有把经济学直觉搞对,理论模型才有意义。而要搞对经济学直觉,就要把要研究的现象是收入效应还是相对价格效应影响了决策者的选择弄清楚。一个好的研究者要对现象感兴趣,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要不断兴高采烈地讲故事,通过讲故事,把现象背后谁是决策者、影响他做决策的到底是收入效应还是相对价格效应、这个效应如何导致了这个现象的逻辑弄清楚。

养成讨论真实世界现象的氛围,碰到同行或对这个现象可能有所了解的人,就把自己的看法讲给他们听,和他们讨论,直到自己的经济学直觉很清晰,所讲的故事别人挑不出逻辑的漏洞,根据自己构建的因果逻辑进行各种推论也和各种已知的事实不矛盾,才开始看文献,构建理论模型。在观察现象时多找人讨论是很重要的,因为其实每位学者做研究都是盲人摸象、雾里看花,只有多讨论,才能尽可能吃透现象,摸清背后谁是真正决策者,他面临的限制条件是什么,导致他的选择的收入/预算效应或相对价格/替代效应是什么。

秉持“常无”心态

面对现象,秉持“常无”心态就是不以任何现有的理论和经验来看现象,要自己吃透现象,自己把现象背后的因果逻辑想通。发现一个现象时,在自己想通前不去看现有的文献是保持“常无”心态的一个重要法门,否则容易对号入座,认为这个现象是某个现有理论所揭示的因果机制造成的。以“常无”的心态来研究现象有两种可能的结果:一种是提出的解释和现有文献里的解释不同,那就是提出了一个有原创性贡献的理论;另外一种是提出的解释在现有文献里已经有了,这也无碍,既然已经对这个现象的因果逻辑有所了解,应该也清楚有哪些资料可用,那么,就不难写出检验现有理论的实证文章。

对我们这些一开始就学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尤其在国外受到严格训练后回国的人来说,尤其要警惕“对号入座”的倾向。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转型中国家,确实存在很多问题,用在国外学习到的理论似乎能把导致问题的原因讲得很清楚,于是我们不知不觉就“对号入座”了。例如,看到国有企业没有效率就认为是产权的问题,认为私有化就能把问题解决了,但是,这种流行的看法是不是抓到了国企效率低这个现象背后真正的原因?对于大型国有企业效率低的问题,不难从现有的产权理论逻辑构建一个模型,说明在国有体制下,所有者不是经营者,没有剩余索取权,经营者的积极性和企业的效率就会低,亏损了,国家只好承担下来而有了预算软约束。这样的解释逻辑一环扣一环,似乎很有说服力,然后有人看到国企的经理积极性果然不高,效率果然低,有亏损时国家不会让企业破产而是给它兜底,就对号入座,认为国企效率低和预算软约束是国有产权造成的问题。这样的文章因为和主流的理论观点一致,在学术期刊上容易发表。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一个理论无非讲的是几个社会经济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存在于真实世界的社会经济变量很多,一个现象如果能用一个逻辑自洽的理论来解释,也必然能够选取不同的社会经济变量构建其他逻辑自洽的理论来解释。例如,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一个经济体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内生于该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而大型国有企业一般是在资本很密集的产业,这样的产业违反比较优势,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国家之所以会投资这样产业中的企业并让其继续经营下去,是因为这些产业关系到国防安全或国计民生,因此,这些企业承担了国家赋予的“战略性政策性负担”,有了政策性负担,就会有政策性亏损,政府必须为政策性亏损负起责任,就会有政策性补贴。由于政府不参加经营,在实际政策负担造成的亏损上信息不对称,只能把所有的亏损,包括经理道德风险或是无能、不积极所造成的亏损,都承担下来,导致了预算软约束现象和国有企业经理人员改善经营的积极性不高等现象。

这两种解释的逻辑都是自洽的,但是政策的含义完全不一样。如果国企的问题是产权造成的,那么,将其私有化就解决了。[19]但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政策性负担不消除的情况下,私有化反而会造成寻租腐败等更为严重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在苏联、东欧国家开始转型时,劳伦斯·萨默斯和杰弗里·萨克斯等都支持私有化,是因为他们确信国有企业的问题是国有产权引起的。但是,结果怎样呢?各种实证研究发现,那些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后,如新结构经济学的预测,普遍拿的补贴比过去更多,被利益集团捕获的问题比原来更严重。所以,看问题的时候,要避免从现有的理论来看世界,包括自己过去提出的理论。一定要用“常无”的心态直面现象,从真实世界的现象去探索背后的逻辑,不然很容易“对号入座”。

我有一次到莫斯科参加会议,发现国内和俄罗斯的经济学界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国内的经济学界基本上还是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当道,俄罗斯学界则对新自由主义有很多反思。我想原因在于俄罗斯推行了新自由主义,深受其害。我国因为没有推行新自由主义,存在的许多问题从新自由主义的角度大多可以提出一个自圆其说的解释,在缺乏“常无”思维的训练时,很容易“对号入座”地接受新自由主义的观点。

不从现有的理论来看真实世界,是成为一位有具有原创性理论的经济学家的前提条件,也是抓住这个时代给予我们的机会的必要条件。而且,反过来讲,如果不这样做,我们的研究还可能强化了一些似是而非的流行想法和错误的政策思路,以及舆论环境,对一位有社会责任感的经济学家来说,这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

回归对现象的本质和决定因素的探索

我常说的回归到亚当·斯密,不是回归到《国富论》里提出的各种理论论断,而是回归到亚当·斯密得到那些论断的方法。这是“鱼”与“渔”的区别。亚当·斯密研究问题的方法一清二楚地写在他的书的全称上,《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也就是对国民财富的本质和决定因素的探索。亚当·斯密想研究的是国民财富如何增加,整本书讨论的是国民财富的本质是什么,他所处时代、所在社会的财富水平由什么因素决定,并由此得出他的论断。我们想成为有原创的经济学家,要研究任何现象,同样要先弄清楚这个现象的本质是什么,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1988年,我从主流经济学理论的镣铐中解放出来,之后一直坚持这种思考问题的方法。1988年有两件事让我顿悟。1987年我从芝加哥大学回到国内工作,1988年国内出现前所未有的高通货膨胀,国外理论都认为应该提高利率来治理通货膨胀,但是,国内推行的是治理整顿,不调整利率,而是用行政办法砍投资、砍项目来压需求、降通胀。另外一件事是,我在国内当研究生时学到的理论都说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特性决定的,那年我到印度去参加会议,印度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以私有产权和民主宪政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国家,但是也有计委,而且印度计委和我国的计委讨论的是同样的问题。这两件事情让我突然明白,理论的适用性取决于理论的前提条件,以及一个现象可以用一个理论来解释,也可以用其他理论来解释,不是任意一个自洽的、能够解释某个现象的理论就是揭示这个现象真正原因的理论。慢慢地我把当年顿悟后思考问题的方式总结为以“一分析、三归纳”的方式来探索“问题的本质和决定因素”的方法。

计划经济的本质是什么?是政府用行政手段来配置资源。放手让市场来配置资源对政府来说不是更省事吗?为什么政府要自找麻烦,劳心劳力地去配置资源?政府需要直接配置资源到某些产业,造成政府对价格有许多干预扭曲,供给和需求不平衡,但为什么要扭曲?是现在主流文献上说的政府被利益集团捕获所致吗?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集团和印度那样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利益集团显然不同,怎么会有同样的制度安排?仔细思索不难发现,是因为在二战后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以后的印度和中国都想快速追赶发达国家,以致超越阶段去发展违反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这种产业中的企业不具有自生能力,只能靠扭曲各种要素和投入品的价格给予补贴,价格扭曲导致供需不平衡,就只能用行政手段根据计划来配置资源,保证廉价的资源要素会被配置到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产业。因此我想通了,产业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不管是什么社会性质,若想拔苗助长,只能依靠政府对市场的各种干预扭曲和直接配置才能实现。

理论的适用性取决于理论所暗含的前提条件是否存在,也是我在1988年想通的,根据我在芝加哥大学受过的理论训练来说,解决通货膨胀,应该提高利率:提高贷款利率,投资成本增加,就会减少投资需求;提高利率也会增加储蓄意愿,减少当前消费。投资和消费减少,总需求下降,通货膨胀率就下来了。而且这样做很好,好的项目能付得起高的利率,会被保留下来,坏的项目就会被淘汰掉,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中国当时不这么做,好像很不理性。但后来我认识到这是因为限制条件不一样,当时中国有许多资本密集、违反比较优势、缺乏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没有廉价资金的支持,这些企业根本活不了。如果提高利率,它们全部都会严重亏损,如果它们破产垮台,那社会稳定怎么办?国防安全怎么办?不让它们破产就只能由财政给予补贴,财政赤字就会增加,当时财政和货币是互通的,财政赤字增加只能靠增发货币来弥补,货币供给增加,通货膨胀就又来了。所以,了解决策者所面临的限制条件以后就会发现,看似不理性的选择,其实是理性的选择。

在那之后,我就放弃了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现象的做法。碰到一个现象,自己想清楚谁在做决策,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可动用的资源有哪些,限制条件又是什么,有哪些可供选择的方案。也就是抱着“常无”的心态,根据经济学的“本体”,自己来分析所观察到的现象。如果,决策者的选择从现有的理论来看好像“不理性”,那一定是我们自己对决策者的限制条件不够了解,此时要站在决策者的立场来看问题,进一步下功夫去看决策者有哪些可动员的资源,有哪些不可逾越的限制条件。所以,碰到看似“不理性”的现象时要感到很兴奋,因为这正是提出新的原创性理论的机会。

在《本体与常无》那本方法论对话集里,对如何秉持理性人的“本体”以“常无”的方式来观察现象,我归纳成“一分析,三归纳”。所谓“一分析”就是根据事物的本质,以演绎的方式分析所要研究的现象谁是决策者,要达到什么目标,有什么可动员的资源,又面对什么不可逾越的限制条件,存在哪些可行的选择。“三归纳”则是历史纵向归纳法、当代横向归纳法和多现象综合归纳法。

以计划经济的形成为例,从“一分析”来说,其本质上是政府用行政手段来配置资源。那谁是这个体制的决策者?是政府。想达成什么目标?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资本密集、技术先进的现代化工业体系。可动员的资源是什么?一穷二白的农业经济。限制条件为何?资本极端短缺。可选择方案为何?市场配置或政府直接配置。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这种产业违反比较优势,企业有没有自生能力,企业家不会自发去投资,即使因为信息或决策失误而投资建了工厂,也不会有意愿继续经营下去,所以,显然靠市场配置资源无法把这种产业建立起来。因此,只能靠政府直接动员资源来投资,并给予保护补贴来维持其经营。如果这套产业的规模占GDP的比重很低,像发达国家的军工产业那样,政府可以采用财政直接补贴的方式来实现其目标。但是在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全国的GDP而言,要发展的产业的规模非常大,财政直接补贴受到税收能力的限制,就只能用扭曲价格的方式来暗补。价格扭曲以后,凡是价格被压低的那些要素和产品都会出现短缺,有短缺就要有计划,用行政手段根据计划来配置资源,才能保证有限的资源会被配置于要优先发展的产业,于是形成了《中国的奇迹》那本书里所描述的宏观价格扭曲、资源计划配置、微观企业没有任何自主权的“三位一体”的计划体制。

用历史纵向归纳法来理解,过去计划经济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然而,苏联的计划经济是从1929年才开始的,1918年到1929年是市场性质的新经济,并没有计划经济,所以,并不是社会主义就一定要推行计划经济。在1929年发生了什么变化?斯大林开始推动发展重工业,过去没有优先发展重工业,现在要优先发展重工业,那么,计划经济体制必然和重工业的优先发展有关。当时,苏联也是一个资本短缺的农业经济国家,因此,就像前面分析的那样,只能用计划体制来实现这个目标。在中国也是这样,革命战争期间的宣传说社会主义会是民族资本家的天堂,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后却开展了公私合营运动?因为发展目标变了,从1953年开始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需要扭曲价格才能把重工业建立起来。民族资本家拿了低价的物资去从事生产,利润归民族资本家,没有办法保证那些利润会优先投资于要发展的重工业,所以,就只能将民族资本家逐步取缔。这是历史纵向归纳法的理解。

第二个方法是当代横向归纳。中国和印度有不同的政治体制,怎么会都有计划经济体制?再往远一点看,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经济管理体制跟社会主义国家也很相似,比如都有金融抑制,对投资、金融、外汇都要管制和配给。这些不同社会性质的国家有什么共同的地方?苏联和中国的斯大林模式、印度的重工业优先发展,以及拉丁美洲国家的进口替代战略,名称不同,目的其实都是相同的,都是为了在资本相对稀缺的条件下优先发展违反比较优势的重工业。所以,可以用这种跨国的大视角来分析思考,这是当代横向归纳法。

第三个方法是多现象综合归纳。例如,许多发展中国家有政府干预,有金融抑制,有汇率扭曲,等等,这些干预扭曲是各自独立的,还是相互关联的?背后有无共同的原因?20世纪70年代麦金农(MacKinnon)和肖(Shaw)观察到了金融抑制[20],但是没有做综合分析,他们把金融抑制当作独立的、外生的,认为金融抑制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于是建议进行金融自由化。发展中国家按照他们的建议推行金融自由化,结果经济危机不断,为什么?因为有大量资本很密集、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存在。金融自由化的结果是那些产业活不了,同时,金融自由化以后外国资本进来,也不会进入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本国资本反而外逃,金融危机也就不可避免。在观察现象时,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要把一个经济体同时存在的现象放在一起分析,看这些现象有无共同的决定因素。例如,计划经济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干预、扭曲同时存在?归纳起来都是为了在资本短缺的经济中优先发展违反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结果就如前述“三位一体”分析的那样,一个扭曲成为另外一个扭曲的因,这个扭曲又会造成其他扭曲,如此循环反复。把同时存在的多现象放在一起综合分析最有可能找到最根本的因,这个起始点通常会和问题本质的分析相关。所以,“一分析、三归纳”是分开讲的,在运用时则需综合运用,相互印证,以找到现象背后最根本的决定因素。

从特殊到一般

从现象观察出发,经常会停留在现象的表层,把现象的存在归于特殊原因。尤其在研究中国问题时,能不能从特殊性看到更底层的一般性,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如果停留在特殊性,那是中国经济学,没有一般意义。

新结构经济学固然总结于中国的经验但不是中国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是关于经济发展、转型和运行的一般理论,是对主流经济学的结构革命。我鼓励诸位从现象出发来研究问题,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一般观察的是中国现象,中国作为一个由坚强的共产党领导的发展中、转型中大国,有太多特殊性,不难从特殊性构建理论模型来解释中国的现象。例如,中国过去40年的发展很成功,可以写个模型强调党的坚强领导是成功的关键。党的坚强领导确实十分重要,但如果以此来解释中国的成功,那就没有一般意义,因为其他国家很难有像中国共产党那样具有坚强领导力的政党。还有,在改革开放前同样有党的坚强领导,为何那时经济发展绩效欠佳?所以,这样的论断通不过历史纵向归纳。毛里求斯是一个多党制国家,没有一个坚强的党领导,经济发展绩效也很好,所以这个论断也通不过当代横向归纳。改革前和改革后最大的改变是从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向符合比较优势的因势利导战略转变,毛里求斯发展成功也是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从进口替代战略转而开始根据比较优势发展出口导向型的产业。所以,把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取得成功归因于遵循了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就有了一般意义。

另外,二战以后东亚发展成功,学界一个流行的解释是东亚有儒家文化下的权威型政府。同样可以写理论模型,把东亚的成功归因于此。这种观点和马克斯·韦伯的文化决定论如出一辙。只不过把韦伯强调的基督新教换成了儒家文化。但从历史纵向来看,东亚经济体一直有儒家文化,但是过去发展不成功;从当代横向来看,毛里求斯三分之二的人口是印度人,没有儒家文化,也没权威型政府,但其经济发展同样成功。所以,儒家文化对东亚的成功也许有贡献,但不是东亚成功的根本原因。如前所述,根本的原因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新结构经济学要从现象出发,但要超越特殊性去了解背后更根本的、具有一般性的原因。

总结经济发展成功的经济体,固然各有特殊性,那些特殊性对其成功也许创造了一些有利条件,例如中国所拥有的坚强的党的领导、东亚的儒家文化下所形成的权威型政府,但这些都是有利因素而非全部因素,就像在谈禀赋时指出的社会资本、地理条件等给一个地区的成功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成功与否更根本的原因是新结构经济学所强调的经济发展、经济运行要成功,发展的产业要符合比较优势,才能在企业家的努力和政府的因势利导下形成竞争优势,是否符合比较优势跟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相关,发展的产业可能不一样,例如,在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加工出口产业,有成衣,有制鞋,有玩具,这些产业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符合东部沿海地区在发展早期劳动力多、资本相对短缺的比较优势。所以,符合比较优势就是归纳总结出来的具有一般意义的决定性因素。

在做研究时,首先观察到的通常是现象的特殊性,如果不上升到一般性,它的贡献就会小得多。只有从特殊性上升到一般性,才会对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有真正的贡献。要从特殊性现象的观察飞跃到一般性原因的总结,其方法是在观察一个现象时,对此现象提出一个暂时的假说,不要有一个假说对此现象能够解释就接受了,要反复用历史纵向、当代横向和多现象综合的归纳法来检验这个假说,只有通过这三个归纳法检验的假说,才有可能揭示这个现象背后真正的因果逻辑。要运用上述三个归纳法,必须对古今中外的历史有足够的认识,随手拈来各种历史的、跨国的现象经验来做比较分析,而不仅是就事论事。这就要求研究者具有“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胸怀,平常多看、多想、多积累,不能坐井观天,不能双耳不闻窗外事,也不能临时抱佛脚。

附带说一点,做学术研究和做政策研究的方法不完全一样。做学术研究要从特殊性上升到一般性,做智库、政策研究则正好相反,要从一般性原理结合所研究的经济体当地的特殊条件来提建议。每个地方总是有一些当地特殊的有利条件,如要素以外的禀赋,以及特殊的限制条件,如过去的赶超所遗留下来的扭曲等。要充分利用当地的有利条件,也要充分考虑当地的特殊限制条件,把有利条件动员起来,绕开不利条件,发展符合当地比较优势的产业来推动结构的转型升级。

把二维经济学变为三维经济学

做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要把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作为给定结构的二维主流经济学变为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内生不同结构的三维经济学。前面谈到的四点对任何想要有原创性贡献的学科或任何理论流派而言,都是必须遵守的。中国经济学家,尤其是要推动新结构经济学的结构革命的经济学家,则还需要有认识理论创新金矿的能力。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是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所谓奇迹就是不能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的现象,但是,任何现象的产生必然有其道理,把这个道理揭示出来就是一个新的重要的理论。新结构经济学是对现代经济学的一场结构革命,试图把主流的、总结于发达国家经验、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为给定的暗含结构的二维经济学变为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内生不同结构的三维经济学,涉及现代经济学的各个领域。这场革命现在还只是星星之火,尚未燎原,到处是做出具有原创性贡献研究的机会。我常说“不要坐在金矿上挖煤矿”。什么是挖煤矿?就是只会萧规曹随,跟着国外的热门问题和方法去做研究,不会自己找出新的问题、采用新的方法来做研究,或是根据主流文献的理论视角来看中国的现象,不会提出新的、更到位的视角来分析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这样的研究不会有原创性的贡献,是在挖煤矿,也许会有不少可以发表的成果,但不会对人类知识的增长,尤其不能对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知识增长做出贡献。

我想,作为经济学家,都会有挖金矿做出原创性贡献的意愿。之所以做不到,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没有新的现象,另外一个原因则是没有认识新现象的眼光。在发达国家,更多的原因可能是前者,因为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已经接近稳态,新的、大的社会经济现象,如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70年代的滞胀,不经常发生,因此,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只能在一个有原创能力的经济学家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或方法以后,跟着去做一些脚注性的研究。在我国,更多的原因则是后者,我国的经济学者从本科开始就学习、接受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不自觉地就会带着主流理论的有色眼镜来看中国的现象,容易“对号入座”,难于提出不同于主流理论的新的观点看法。

如何挖金矿而不是挖煤矿?需要知道“金”为何物,以及“金”与“煤”有何不同。首先,从分析中国的经济现象而言,最重要的是必须了解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各种结构和发达国家有内生性的差异,中国作为一个转型中国家,也存在各种内生性的扭曲。了解了这两点,就不会简单地以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经验,以及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为暗含前提的理论作为参照系,来分析中国的问题,上述两点正好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精髓所在。所以,挖金矿就要先熟悉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

其次,要认识到现有的主流理论来自对发达国家经验现象的总结,是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为给定结构的二维经济学,可以在现代经济学的各个子领域引入发展中国家的内生结构不同于发达国家这个前提条件,使现有的二维主流理论变为新结构经济学的三维理论,以数学建模深挖理论扩维以后的新视角、新见解,并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数据来检验这些新视角和新见解。上述两点说来容易也不容易,如果能开悟,知道了“各种结构是内生于禀赋结构,扭曲是内生于对上述内生结构的偏离所致”,就能做出许多不同于主流而有新观点的新结构经济学研究来。但是,真要把上述观点运用自如也不容易,因为主流理论的影响容易如影随形,挥之不去,让人在思考问题、观察现象时一不小心就对号入座。

禅宗讲“顿悟”和“渐修”,绝大多数人是经由“渐修”而达到“开悟”,难以像六祖慧能那样只是偶尔听人念了《金刚经》中“无所住而生其心”的一句就开悟了。对于有心认识和挖掘中国经济和新结构经济学的金矿的人,我有两点建议:首先要下功夫好好学习新结构经济学的有关论著,尤其是《新结构经济学导论》,这本书全面介绍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框架,必须有这样的一个全面的框架,才能分清何者是“金”,何者是“煤”,不会看到金子却不认识,而把煤当作宝贝;其次要根据自己的研究领域,不断探索深挖结构的内生性和扭曲的内生性在这个领域的意义和影响,并用中国和跨国的经验数据来检验由此得出的认识。

总的来讲,我觉得我们很幸运生活在这个可以有大作为的时代,让我们有底气放弃“西天取经”的做学问取向,总结我国的经验进行自主理论创新。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知识界、学界一般崇尚“西天取经”,鲁迅这么伟大的学者也倡导拿来主义,主张外国有的、好的拿来用就是。五四运动的那代知识分子,倡导的是全盘西化,无非有全部照搬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和照搬资本主义的道路之争,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这样的情形还是比较普遍。到习近平在2016年5月17日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上提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也必然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也必然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这代人才有这个文化自信,自己去总结中国的经验,形成一个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体系。

要引领时代的新思潮,必须有敏锐的眼光,也要有敢为人先的勇气。在一个引进国外先进理论还处于主流的时代,沿着主流理论做研究容易发表,而且,沿着主流理论做批判家也容易获得社会的掌声。因为作为发展中、转型中国家,总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拿发达国家的理论作为武器来批判政府、批判社会的黑暗面会让人觉得是有勇气的,而总结自己国家成功的道理,在掌握理论和话语权的主流学界不容易被接受,在国内也容易被人误解为“歌德派”。但是,根据中国的现象进行理论创新是我们的机遇,也是我们的责任。

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推行休克疗法,格拉杰夫是当时的执行者之一,他今天已经承认当时的做法是错误的。但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用休克疗法来进行经济转型是主流的社会思潮,这个思潮的形成固然与杰弗里·萨克斯等美国经济学家的鼓吹有一定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俄罗斯本国的学者接受了这个想法,并大力鼓动宣传才使之成了社会上大多数人接受的思潮。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休克疗法的失败是直接照搬西方的主流理论,对结构的内生性和扭曲的内生性缺乏认识的结果。休克疗法方案的主要制定者是莫斯科大学经济系主任盖达尔,后来我和他见过多次面,和其他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一样,他是一位爱国的、充满民族自豪感的学者,当时他确实对休克疗法深信不疑。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局限性,如果还去推波助澜,不仅辜负了时代给予我们的理论创新的机会,而且还没有承担作为知识分子应该承担的推动国家社会进步的责任,我们应该要有“岂因祸福避趋之”的道德担当。

从亚当·斯密以来,世界的经济中心就是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随着中国的发展,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必然会逐渐转移到中国来。作为在中国工作的经济学家,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学家,我们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机,因此,不应该把这个推动理论创新、引领时代思潮的机会,让给在外国工作的经济学家。

理论创新从被提出到被学界和社会接受的每一步都是一个艰难的历程,但最难的是第一步,发现有趣的现象,真正吃透现象背后的因果逻辑。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不要对号入座,拿现成的、自己熟悉的理论来解释,而要秉持“常无”的心态,根据“一分析、三归纳”的方法,从特殊性深入到一般性,去了解背后的道理。在思考发展中国家的现象时,要谨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结构的差异性和内生性,在分析扭曲的影响以及做改革建议时,也要考虑扭曲的内生性。我相信掌握好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以上述的方式来做研究,可以做出很好、很有创见的新结构经济学学术成果来,不仅能够推动学术进步,也能使理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功能统一起来,贡献于社会的进步,达到“知成一体”的目标。

[1] 本文及本章之后内容为作者2019年2月17日在新结构经济学学术团队内部研讨会上的发言稿,略有改动。

[2] 以理性人为基本假设的研究方法,请参考《本体与常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中的详细讨论。

[3] Maddison,A.,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1820–1992,Paris: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1995.

[4] Kuznets,S.,Modern Economic Growth:Rate,Structure and Speed,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66.

[5] Pomeranz,K.,The Great Divergence:China,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

[6] Pattean,Clifford F.,“The Manufacture of Pins”,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80,18(1):93-96.

[7]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邹建平译,中国画报出版社,2012年。

[8] Leibenstein,H.,“Allocative Efficiency vs.X-Efficienc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6,56 (3):392-415.

[9] Piyabha Kongsamut,Sergio Rebelo and Danyang Xie,“Beyond Balanced Growth”,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01,68:869-882.

[10] Daron Acemoglu,“Equilibrium Bias of Technology”,Econometrica,2007,75:1371-1410.

[11] Akamatsu,K.,“A Historical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Tokyo),1962,1:3–25.

[12] 虽然要素可以流动,但是,相对于存量禀赋而言,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且,要素所有者是逐利的,流动到一个地方,只有利用了当地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才能使其要素有最高的回报。所以,要素的流动并不改变新结构经济学提出的一个地方的比较优势和最优产业技术结构是内生决定于该地的要素禀赋结构的论断。

[13] 在上述分析框架中,可用的产业和技术集是外生给定的,但是,一个经济体实际上进入哪种产业和采用何种技术来生产则是内生决定于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在简化的模型中可以把技术的学习成本简化掉,必要的话也可以像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强调的那样把学习成本和学习能力的问题引进模型中,不过要学习哪种产业和技术才是合适的仍然取决于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另外,产业和技术集是外生给定的设置,对于处于追赶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是合适的,但对于产业和技术已经处于世界产业和技术前沿的发达国家,或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放在同一个框架来分析,则必须将处于世界前沿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按内生增长理论的方式内生化。

[14] Akamatsu,K.,“A Historical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Tokyo),1962,1:3–25.

[15] 上述论述侧重于供给侧,强调了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对其产业、技术和软硬基础设施的决定性作用,这是否意味着需求侧和其他因素对产业、技术和其他结构没有影响呢?当然不是,例如,在一个一般均衡的模型中,除了要素禀赋结构之外,偏好对产业结构也会有影响,不同产业有不同的技术进步速度也会有影响,只不过收入水平是内生于产业技术水平的提升。而且,像加里·贝克尔主张的那样,人的偏好特性是外生的给定的,技术进步的有偏性也是外生的、给定的。只有要素禀赋结构能够给予前述的三个经验事实一以贯之的解释。

[16] Acemoglu,D.,Johnson,S.and Robinson,J.A.,“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1,91:1369-1401.

[17] 林毅夫,《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18] 新古典经济学通过边际革命解决了古典经济学解决不了的价格决定的问题,新结构经济学则在边际革命的基础上通过结构革命解决新古典经济学解决不了的生产方式如何决定的问题。

[19] Lin J Y,Tan G F,“Policy Burdens,Accountability,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9,89(2):426-431.

[20] MacKinnon,R.I.,Money and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73.Shaw,E.S.,Financial Deepening in Economic Developmen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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