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确定性中复苏是当前经济的基本特征,其中包括了两个关键词:不确定性和复苏。“不确定性”是指,复苏环境的不确定性并未持续收敛;“复苏”是指,我们正在努力摆脱三年来全球疫情等因素综合造成的负面影响,推动经济回归正常轨道。
当前美欧均面临着三大任务:反通胀、防衰退、稳金融。近期海外金融风险事件较多,如硅谷银行破产、瑞信事件等。同时全球正面临泛安全化的趋势,全球经济运行的逻辑开始改变。之前的经济运行是效率逻辑,现在的经济运行是安全逻辑,许多国家甚至提出了本币交易的构想。各国从效率竞争转向安全竞争,全球经贸的底层逻辑发生变化,国家和企业的行为方式正在发生质变。
谈及国内经济恢复性增长情况,用“复苏”这个词来描述当前经济比较准确,是恢复性增长。复苏不等同于繁荣,如果经济已经达到正常增长,那么可以把后续的状态称为繁荣。从复苏到繁荣还有一段路要走,这与社会心理预期密切相关。从近期看,居民与企业信心有所上升,但不稳固。一季度人民币存款比贷款多出5万多亿元,人民币存款余额3月末增长12.7%,高于人民币贷款增速,存款环比、同比都在加速。捂住钱袋子的倾向仍很明显,存在经济再次收缩的风险。
当前财政货币政策的信号是清晰的。但财政货币政策传导受阻,亟待体制政策创新。在现行体制下,地方财政紧运行可能与积极财政政策加力提效的要求相悖,即使扩大全国财政赤字,扩大地方债券规模,政策信号传导也会受到梗阻。此外,货币传导也遇到了同样问题。一边大量增加货币供应,货币存量增长达到两位数,远远快于经济增长速度,另一边,存款比贷款增长更快,在宏观上贷款似乎出现了“空转”现象。为解决货币传导不足,央行创设了另一通道:资金直达机制,即结构性货币政策。目前共有15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其中3项是长期性的,12项是阶段性的。
那么,如何解决财政货币政策传导受阻的问题?需要先“提效”,再“加力”,关键是全面深化体制改革。
为此建议:一是创新宏观调控模式。2008年以来,地方承担的宏观调控责任不断增大。现在我国地方债规模超出了中央债规模,这种靠地方宏观调控的模式效果在下降,而风险在上升,应当归位,让宏观调控的决策、执行完全回归中央。
二是加快各项体制改革创新。按照中央改革文件精神,事权、支出责任应当适当上移,避免地方小马拉大车。一些事权履行的空间单元,应根据城镇化、人口分布趋势,调整优化布局,根据不同事权特性在全域、省域、市域、县域之间进行配置,避免一刀切和上下一般粗。同时,随着我国发展的整体性特征越来越凸显,辖区外溢性问题越来越多,跨省域的需要中央承担、跨市域的需要省级政府承担,以此类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应打破静态的地域基准“跟人走”。社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专项债项目应瞄准经济社会的主体空间形态,布局的空间单元应从县乡上移到市域以上,人口净流出、且发展潜力小的地方,应当减少项目布局。
三是降低政府债务成本。中央地方债务存量越来越大,其利息负担越来越重。这也是地方财政紧运行的重要因素。我国利率近年来有所下降,但与社会平均利润率相比依然偏高。应当建立一体化的财政货币政策协同新框架,从国家治理的高度发挥好两大政策的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