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征:在文学场域中提高批评能见度——2020年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综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5 次 更新时间:2021-04-17 23: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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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征  

   2020年注定在我们的记忆中难以忘却。这一年,疫情改变了世界和生活,也让我们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和尊严。无数的逆行背影和坚守岗位的平凡人感动中国,抗疫故事催人泪下。同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新的远景目标到来,表现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期盼。这些都成为时代的鲜明印记,在人们心中持续激荡。大时代催发人文知识图景的变动和重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不可能自外于这个时代。2020年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立足传统,捕捉追索各种文学现象和文学潮流,在不断深化各类学术议题的研究中丰富自身知识图谱,增强现实感和学理性。我们的文学批评更迫切感受到复杂文学场域中的各种问题,诸如文学创作介入现实的力度、文学形象塑造的期待、作家作品研究的活力、批评话语的自我更新、新媒介文学带来的理论挑战等,这些促使研究者在因应现实、把握世界的基础上不断反思文学观念、调整批评向度、寻求新的理论和方法,推进文学批评转型发展、更新拓路。

  

   一、见证与表现:文学书写时代的笔力

  

   记录和表现时代重大事件,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2020年的文学批评聚焦反映抗击疫情、扶贫攻坚等时代大事的创作潮流,关注文学介入现实这一持续讨论的话题,多层面反思文学把握现实的能力和书写现实的笔力。

  

   一是关于抗疫文学的研究。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发挥着短、平、快的优势,迅速推出反映人民战胜疫情的作品,而微信、微博等移动平台也异常活跃,借由网络传播多媒体形式的文艺作品。“从广义的角度来看,那些来自武汉和湖北抗疫前线的医护人员及患者病友的一些诗句一般的‘金句’、战地日记、方舱医院里的群体歌舞、走廊的涂鸦漫画等,都是战‘疫’期间产生的重要文艺成果,而由于来自一线,完全自发,这些作品更带有‘精诚由衷’的本质特性。”文学见证和记录历史的作用得到强调。面对时代激发的诗情和传播方式的变化,一些报刊、网站、自媒体等纷纷开设与抗疫文学相关的评论专栏,讨论文学对抗疫的关注和表现。

  

   杜学文的《文学应该提供战胜困难的精神力量》认为,立足于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传统和人类面对灾害依然顽强前行的历史事实,文学在重大疫情面前不能缺席。汪政的《我们需要怎样的“抗疫文艺”?》认为,当前抗疫文艺还处在第一个阶段,而从长时段来看,作家艺术家将会全方位地总结提炼抗疫过程中的精神内涵,从生命、伦理、道德等多角度观照这场灾难,从而创作出具有强烈现场意识、自觉超越意识的灾难文艺作品,为世界灾难文艺奉献经典之作。可见,在特殊时期面对重大事件时,研究者认为文学的社会功能应得到凸显,即便出现不少短、平、快的宣传鼓劲型作品,也不应过分苛责。

  

   一些研究者强调文学在记录抗疫历史的同时,也要追求艺术表现力,对疫情和抗疫展开深入思考。这需要长时间沉淀和淬炼作品,需要作家自我意识的反省和精神的升华。霍俊明在《“要有光”:非常时期的抒情诗人——关于“抗疫诗潮”的思虑或提醒》一文中认为,社会责任感和良知要求诗歌具有社会性和现实性,同时诗歌自身必须具有语言和修辞层面的责任意识。面对“抗疫诗潮”的高涨,诗人眼中要有“现实”,也要有“诗”,具备把个人经验上升为历史经验的特殊能力。王晖的《对战疫时刻的即时直击与艺术再现——关于报告文学、“情景报告”和“时代报告剧”》认为在坚持“新闻性”和“形象化”的基础上,应继续发挥报告文学“轻骑兵”的优势,并呼唤将来出现如阿来小说《云中记》一样更为深刻的作品。

  

   此外,一些研究将视角伸向有关疫病、灾害等题材的文学作品,总结这类特殊题材的创作经验和成就,发掘独特的社会价值和伦理意义,从而为关于疫情的文学创作不断成熟提供有益借鉴。如桫椤的《网络文艺中的瘟疫书写与抗疫精神》回顾了网络文学中的疫病及人类抗疫精神书写;教鹤然的《现当代中国医疗题材文学作品述评》梳理了现当代文学史上关于医疗题材和医生形象塑造的文学作品;吴岩的《科幻小说中的流行疾病》总结了中国科幻小说中传染病题材的书写类型,探讨其中表现的社会心理、道德困境、科学发展等问题。还有的研究者认为“疫情文学”应深入社会启蒙与个体启蒙、自然生态启蒙与生命意识觉醒、伦理道德净化与现代自我启蒙的良性互动之中。这些研究表明,疫情所带来的社会变化和心理冲击,已经成为研究者进入文学批评的背景和底色,甚至影响和刷新了他们对文学和人生的再认识。

  

   二是关于新时代乡村书写的研究,尤其是脱贫攻坚题材。在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如何书写新时代中国乡村成为专家学者关注的焦点。2020年7月15日,中国作协在京召开了“全国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号召广大作家与人民同心、与时代同行,书写一部部新时代的“创业史”。《光明日报》在2020年7月30日、31日刊发了两组“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笔谈”文章,探讨深入推进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问题。施战军认为作家应实实在在进入新时代乡村的内部与细部,做知情者、知心人,摆脱以往乡村题材创作的单一观念以及简单化、概念化的矛盾设置模式。白烨认为从宏观层面来看,新时代的乡村文学写作需要在三个方面精耕细作:深入了解和把握日新月异的农村生态与农民生活,深入内部写出立体化、整体性的农村全方位的新演变,精心塑造时代新人。研究者们强调要继承从鲁迅到柳青再到路遥等作家的创作经验,重新认识乡村生活、更新创作经验,这样才能突破旧的思维惯性和知识框架,真正为新时代乡村画好像。

  

   关于扶贫题材的报告文学的兴盛是近年来重要的创作潮流。相关研究在肯定报告文学描写脱贫攻坚题材优势的基础上,也不回避创作带有的应时应景色彩和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丁晓原的《新时代的中华民族史志——论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总结了从历史到当下关于扶贫主题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认为时代特征鲜明、直面现实矛盾、关注事业中的人是这些作品成功的经验。对于这一问题,李朝全的《脱贫攻坚主题文学:国家大事的时代表达》系统回顾了近年来以脱贫攻坚为主题的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和小说等作品,同时指出当前脱贫的文学书写存在全景式叙事较少、思想性不足、缺乏艺术感染力等问题,而更多地描绘人与脱贫攻坚事业的互动影响则是今后创作努力的方向。

  

   二、焦虑与期待:文学“新人”形象的塑造

  

   得到普遍认可的文学“新人”形象往往是一个时代文学成就的显著标志。2020年,文学批评对塑造新的文学形象这一话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这一方面反映出人们对增强文学创作的思想性和现实感的热切期待;另一方面也凸显出种种社会问题所带来的焦虑感,因为新的人物形象被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是具有广泛社会表征意义的文化符号。

  

   其一,揭示当代文学“新人”塑造的历史轨迹和动因。贺仲明的《论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文学中的农村“新人”形象——从人物主体性角度出发》考察20世纪50—80年代的农村“新人”形象,既分析了这些形象蕴含的时代合理性和个人创造性,也指出他们在表现精神自主性和人物主体性方面的不足。张均的《1950—1970年代文学中的“新人”问题》考察了特定时代“新人”塑造的社会文化动因及其叙事机制。文章始终将人物形象塑造与现代中国自我重塑的文化表征联系起来,不仅批评了用“意识形态”简单否定这一时期“新人”塑造的观点,而且通过论述表明那些形象与当今“佛系青年”“失败青年”的差异。这两篇文章结合历史语境展开分析,对过去小说中的“新人”形象价值和相关文学观念给予肯定,将其作为当下塑造“新人”形象的重要遗产。

  

   其二,对当下“新人”形象塑造的期待。塑造反映时代精神并具有艺术感染力的新的人物形象,成为当下文学的诉求,这样的形象也体现出我们力图把握时代本质和发展趋势的努力。孟繁华的《历史、传统与文学新人物——关于青年文学形象的思考》认为新时代文学新人应是能够表达时代要求、与时代构成同构关系的新的人物形象,但我们还缺少具有普遍认知意义的青年形象。而对当下一些作品中出现的陈金芳(石一枫《世间已无陈金芳》)、翟小梨(付秀莹《他乡》)等青年形象,要在城乡一体化的环境中理解其追求及意义,因为他们遇到的问题也反映出我们时代的问题。徐勇的《从“失败青年”到“文学新人”有多远?》认为要想塑造出与80后作家笔下“失败青年”不一样的形象,当下文学应当思考如何重构或重建个人和社会之间的有效联系,而科幻小说和新生代军旅小说中青年形象所体现的积极因素应得到重视。

  

   《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3期推出“文学‘新人’形象的书写”专题文章,集中探讨了当代文学“新人”塑造的问题。吴俊的《新中国文学“新人”创造的文学史期待》认为,“‘新人’是具有时代的现实性(乃至直观的感性)并体现新的发展或进步价值观、主流意识形态倾向的人物形象”,其塑造应体现出文学的政治性、创新性、世界性追求,彰显中国当代价值观。他同时提到,新媒体使我们对现实和人的理解发生改变,文学创造“新人”的实践必须面对这一新挑战,实现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贡献。张柠的《作为审美理想的文学“新人”形象》认为革新精神、时代色彩、理想情怀等要求决定了塑造“新人”形象的高度和难度,而具备充分合理的美学意义更是题中应有之义。陈国和的《近年来农村“新人”形象书写的三个维度》从进城者、返乡者以及乡村干部三个维度分析了当下文学塑造农村“新人”的探索,清醒认识到当前小说还没有创造出具有时代共名的人物形象。显然,批评家们期待当下文学能够塑造出体现社会历史意义和时代精神特征的“新人”形象,为这一时代的文学“立传”,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对当下文学创作影响力的担忧。

  

   三、传统与当代:重要作家作品研究的张力

  

   作家作品研究是文学批评的“常规动作”,在分析作品的过程中,作者与读者的地位、史料与理论的轻重、观念与方法的差异等都可以清楚呈现出来。2020年,当代作家作品研究一方面回溯中国文学传统,寻找文学观念和艺术笔法的深厚渊源,显示出活化文学传统的努力;另一方面观照当下创作弊端,以强烈的问题意识在接续传统和反思当下中显示出研究的活力和张力。

  

   2020年关于路遥、汪曾祺和周立波等作家的研究成果都值得重视,研究者将他们的创作与古今中外文学传统进行比较,与文学前辈和同时代作家的创作进行比较,拓宽了研究视界和空间。

  

在路遥研究方面,李建军的几篇文章这几篇文章值得关注。《论路遥与柳青》论述了路遥对柳青文学创作经验、创作理念和艺术手法的继承和超越。《论路遥与史铁生》认为路遥和史铁生是我们时代值得尊敬的伟大作家,他们都注重伦理精神和善的力量的展示,作品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和爱,但在各自精神的形成机制、文学观念和写作方式上又存在差异。《“我不愿意再像你们一样”——重读〈人生〉》则从城乡户籍制度入手,一方面质疑了用“资产阶级”“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等概念为高加林定性的观点;另一方面认为作家最终仍然没有摆脱用流行的观念来阐释生活和批评人物,结果造成了简单化的道德批评,弱化了小说的说服力和悲剧性效果。对作家性格和创作的精细化比较以及凸显有态度的文学创作理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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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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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学批评》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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