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世界法系之分类的观察

第四节 独立法系

第二款 中华法系

中华法系，具有极深长之历史、博大之体系、精密之组织，拥有广大之领域，并在各法系中，因其特殊之背景，而具有特异之精神。吾生息于中华法系下之民众固不容妄自菲薄者也。为述其崖略如次。

(甲)中华法系之发生与发达

中华法系之发生及发达，可大别为四期:①萌芽期，自伏羲至陶唐;②成熟期，自陶唐至商纣;③发达期，自周初至战国;④因袭期，自汉迄今。

(一)萌芽期

中华法系，肇始于太昊伏羲氏，《易·系辞》下卷“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附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此为体会天地自然之大，活用于人类社会之始，其时约在西历纪元前三千四五百年间，去民国纪元五千三四百年也。

自是以后，学术、技艺、产业，均代有进步，社会组织、国家建置，亦次第完成。关于法律制度，亦因环境之需要，而陆续诞生。《易·系辞》下卷“神农氏作 -一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为商事法规之初祖。“重门击柝，以待暴客”为公安制度之始基。“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为“记事文书”及契约之所本。

(二)成熟期

洎乎唐虞，典章制度，己大有可观。当时之童谣曰“立我蒸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则”，法则也。帝室法度支配人民生活于此可见。其见于载籍者，有《尚书·尧典》、《尚书·舜典》，其内容涉及国家、社会、政教、刑狱全盘之典则。可称为我国最初之法典。《尧典》首载经国之大道，曰“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乃宣示政治纲领之诰令。“又曰命羲和，钦若昊天，厉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即为颁布历法之诰令。《舜典》载“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灾肆赦，怙终贼刑，钦哉，惟刑之恤哉。”即为颁布刑法之诰令。此种典籍，成于距今四千三四百年，即西历纪元前23世纪顷，不能不称为世界最古之法典也。

舜代政治组织，中央设“百揆”为百官之长，设“司空”使平水土，设“后稷”司播种，设“司徒”布教化，设“士人”理刑狱，设“虞”司田园草木鸟兽，设“秩宗”典三礼，设“典乐”司音乐，设“纳言”出纳帝令。另设十有二牧，分司各州政事，为地方官。又制定官吏考成之法，三载考绩，三考黜涉幽明。制度典章，可称完美。《禹贡》全篇，叙土地整理之大政，树版籍田制之典则，亦成功于虞代也。

欧美学者，公认罕摩拉比石柱法，[[2]]为世界最古之法典。但考古学家推考石柱年代，约在纪元前22世纪，与我国《舜典》《禹贡》者，尚百年。至埃及之《罕摩哈布法典》，则诞生于纪元前13世纪，去《舜典》《禹贡》近千年，更瞠乎其后矣。

夏启与有扈大战于甘，作《甘誓》，曰“予惟躬行天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社，不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开军法之先河。其时在西历纪元前二千一百九十余年，民国纪元前四千一百余年也。

商书《伊训》，伊尹为太甲，述烈祖之成德，有曰:“判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猎，时谓淫风;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惟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为官规之具体化，即后代官刑之所本也(此为西历纪元前 10 世纪之作)。

周书《洪范》，箕子为武王述夏朝典故，曰:“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初一曰五行，次1日敬用五事，次三日农用八政--“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至，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注:食以养生，货以懋迁，祀以崇本，工以利用，教以正德，刑以诘奸，宾以交际，师以御患，八者政之所自行也。”)此为夏后时代政制之大体，而商代因之。

(三)发达期

洎乎成周，典章制度，集于《周官》(即《周礼》)一书，礼乐政刑，尤灿然大备。上至王朝，下至分封列国，以逮庶民，内至王畿，外抵诸侯藩服，无论动定兴居，衣食服用，乃至死生凶吉，处常处变，各有一定之法度，总览全篇，实包含宪法、行政法、土地法、租税法、教育制度、民刑商事法规，乃至诉讼法、国际法之混成法典，规制之密，放诸近代最进步之国家，恐亦无其匹敌。此项法典之完成,在周成王初年，即西历纪元前1100年，民国纪元前三千年也。

《周官》组织，以六官为纲，即天官冢宰，总御百官，谓之治官。地官司徒，职司教化，谓之教官。春官宗伯，谓之礼官。夏官司马，职司军政，谓之政官。秋官司寇，职司刑狱，谓之刑官。冬官司空，职掌工事。六官皆属率六十，各有职事，复各于职事之中，遇事为具体的实律法之规定。同时叙列其手续，故《周礼》一书，又兼实律法与手续法两者之作用也。《周官》各篇，于法典规条中，多含政策推行意味。故学者间，有指《周官》为历史的事实，而非严格的法典也。(日本高桥贤三《法律哲学原理》四二三)余特举其法典特质之一斑，以辨其误。至内容之详细叙述，则让诸专篇。

周礼六官，除《冬官·考工记》残缺不全外，各于所属分列官名(如大宰、小宰、大府、司会、大司寇、小司寇之类)，并细别其官爵(各如卿、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之类);详订其员额(如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卅有二人之类);明定其职事(如大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之类)，则精密之官职也。

司马“以九畿之籍，施邦国之政职”,《秋官》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谓之侯服，岁一见，其贡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甸服，二岁一见，其黄嫔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男服，三岁一见，其贡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采服，四岁一见，其贡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为卫服，五岁一见，其贡财物;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要服，六岁一见，其贡货物;九州之外，谓之蕃国，世一见，各以其所贵宾为挚。”“王所以抚诸侯者，岁偏存，三岁偏类，五岁偏省，七岁属象胥论言语，协词令，九岁属瞽史，论书名，听声音，十有一岁达瑞节，同度量，戍牢礼，同数器，修典则，十有二岁巡狩殷国。”大宰施“典”于邦国，施“则”于都鄙，施“法”于官府。“典”，经守大法也，即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六种。“则”，训为法则，即祭祀、法则、废置、禄位、赋贡、礼俗、刑赏、由役八种。“法”，即官属、官职、官联、官常、官成、官法、官刑、官计八种之法。所谓八法是也。凡治，以“典”待邦国之治，以“则”待邦鄙之治，以“法”待官府之治。以“官成”待万民之治，以“礼”待宾客之治，即王朝与诸侯裂土分治，乃王朝统驭诸侯地方及民众之宪法。

大司马掌建邦国之九法，以佐王半邦国。制畿分封，以正邦国。设仪辨位，以等邦国。进贤与功，以作邦国。建牧立监，以准邦国。制军诘禁，以纠邦国。施贡份分职，以任邦国。简稽乡民，以用邦国。均守平则，以安邦国。比事大小，以和邦国。亦为天子统驭诸侯宪法之一部。

大司马以九伐之法正邦国，凭弱犯寡则眚之，贼贤害民则伐之，暴内凌外则坛之，野荒民教则削之，负固不服则侵之，贼杀其亲则正之，放杀其君则残之，犯令凌政则杜(杜塞，封锁也)之。外内乱，鸟兽行，则灭之。即古所谓“上刑用甲兵”，乃惩罚诸侯之一种特殊刑法。与瑞士联邦宪法、判裁各邦之办法立意相等。(惟周官则具体化而严重耳)此为封建制度统治中必不可少之法度，故亦当视为宪法之一部。

大宰以九职任万民，一曰三农生九谷，二曰园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泽之材，四曰薮牧养蕃鸟兽，五曰百工饬化八材，六曰商贾阜通货贿，七曰嫔妇化治丝苔。八曰臣妾聚敛疏材，九曰闲民无常职转移职事。乃分配人民、职业之宪法。与德意志新宪法之规定相似。

周制分授人民田土，以“夫”为单位(即成年之人)，小司徒乃“经土地，而井牧其分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邱，四邱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郡，以任地事。”“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大司徒“凡造邦鄙，制其地域而封讲之，以其家数制之，不易之地(每岁可种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界。上地夫一廛，田百亩，菜五十亩，余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亩，菜百亩，余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亩，菜二百亩，余夫亦如之。”则为国有土地分配民众之宪法也。

《秋官》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辨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生死。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献其数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以赞王治”。户籍法之规则也。小司徒“颁比法于六乡之大夫，使各登其乡之众寡、六畜、车辇，辨其物，以岁时人其数，以施政教，行征令。及三年则大比，受邦国之比要”，则动产亦有登记法矣。乡大夫“以岁时登其大家之众寡，辨其可任者，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至六十有五，皆征之。国中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岁时人其书。”是人民之身份，能力，年龄者，皆有精密之登记法矣。

此时之兵制，根于户籍，寓兵于农，即兵即民，有事时，地方长吏率领以至，即为之将领。尤为近代国家所难及，夏官司马为一部，可视为军事法规。

周官之地方制度，以“家”为组织之单位。大司徒“令民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耐。五州为乡，使之相宾"。遂人“以土地之法经田野，造县鄙形体之法。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五酂为鄙，五酂为县，五县为遂。皆以土地域沟树之使各掌其政教刑禁。以岁时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简其兵器，教之稼穑。”其民众及地方组织之整齐划一，亦为任何国家所不及。

周制交通水利，亦以“土地分配”、“民众组织”为根据。地官遂人“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经。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注)遂、沟、浍、洫皆所以通水于川也。遂广深各二尺，沟倍之，洫倍沟，浍广二寻，深二仞。经、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车徙于国都也，经容牛马，畛容大车，涂容禾车一轨，道容二轨，路宽三轨，其水利交通，度之便利整齐，世界宁有足与匹敌者乎!

周制国家大事，须咨询众庶。即所谓“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是也。秋官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地官州长正岁“令群吏考法于司徒，以退各宪之于其所治。大询之于众庶，则率其乡之众寡致于朝”。此为《洪范》“谋及庶人”之遗意，完全民主精神之体现。

以上为周官一班制度之崖略，而审判制度及民刑商事法规之发达，有足令人惊异者，惟吾国法学界未予以注意，欧美学者，更未能稳知尔，兹提叙如次。

审判刑狱之刑，发源最古，成周惟聚其大成耳。《易·噬嗑》“雷电噬嗑，先王以明刑敕法”;《旅》“山上有火，君子以明慎用刑，无留狱”;《丰》“雷电皆至，君子以折狱致刑”;《贲》“君子以折狱致刑”，盖自伏羲八卦之时，即蕴蓄刑狱之根本观念。据《路史》及《通鉴》所载，伏羲氏以龙纪官，白龙氏即为刑官之长。炎帝神农氏以西火为刑官，皇帝轩辕氏以白云氏为刑官。又称后土治刑狱，名曰“李”，“李”者,“理”也，为民理事之意。少昊氏金天氏，则称刑官为爽鸠，颛顼高阳氏，则称为金正。盖古义天地之气，“春生秋杀”，行刑之官，即所以代天讨罪，故皆含“秋”意。“白”为金色,“金”为秋属,“西”为秋之方位，故太古用以名刑官。

唐虞时代，尧聘皋陶为大理(见春秋元命苞)，舜命伯夷明刑。皋陶作士(见《舜典》、《广治平略》载)，虞廷法官，在朝者谓之士师，布列于外者，在六乡谓之乡士，在六遂谓之遂士，在各县谓之县士。夏承唐虞，仍称法官为大理，殷改刑官为司寇，惟具细粗识，无可考见。成周之世，乃灿烂大备。

周礼·秋官·司寇》“率其属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国”。分设大司寇、小司寇、士师、乡士、旅士、遂士、县士、方士、朝士等官，分布内外，职司断狱讼。又设司马、司刑、司刺、司约、司盟、司厉、司囿、掌囚、掌戮、司隶、罪囚蛮隶、司隶、夷隶、雒隶等官，以为之辅。又设布宪，以宜邦禁。设禁杀戮，禁暴民以司检察，而邦国之犯，则由大司马刑以甲兵。(即九伐之法)小刑狱、小争讼及违背政数禁令者，则大司徒所属听断之。但其附于刑者，则仍归士师听断。地官大司徒民万民之不服教，而有狱讼者，与其帝治者听而断之，其附于刑者，归之于士”，地官乡师“以国比之法，掌其戎令纠察，听其讼狱。”遂大夫“掌其遂之政令戎禁，听其治讼。”媒氏“凡男女之阴讼，听之于胜国之社，其附于刑者归之于士”。司市“市师莅于思次(市，亭也)而听大治大讼，胥师贾师莅于介次(小市亭也)而听小治小讼”又“市刑宪罚(博其罚于肆)中刑徇罚(示其罚于市)大刑扑罚，其附于刑者归于土”皆其例也。若国家有军旅、田役之事，而依法以集合民众，则狱讼听断之权，悉移于司徒所属各官(即兼顾军旅之长官)，而士师不与焉。地官小司徒“凡用众庶，则掌其政教，与其戎禁，听其辞讼，施其刑罚，诛其犯命者，乡师、大军旅、正治其徒役，戮其犯命者”。又“四时之田(田狩)-辨乡邑而治其政令刑禁，而戮其犯命者，断其争禽之讼。”族师“若作民而师田行役，则掌其治令，戎禁刑罚”皆是。此军法发达之状态也。

秦破周制，设廷尉于中央各郡置太守、郡丞，县置长令及县丞，乡置啬夫、游缴。郡守、县令、啬夫为地方长吏，兼主狱讼。郡县丞及游缴则专司刑狱囚徒，巡禁盗贼者也。汉代略师秦制，惟景帝、哀帝时，皆改廷尉为大理，成帝时，另置尚书三公曹，廷尉、大理为后代大理院之滥觞，三公曹则为刑部之权舆也。自是之后，虽历多数朝代之岁月，屡有变迁，而大体无异。

《周礼·秋官》讶士“掌四方之狱讼，谕罪刑于邦国，凡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造焉，四方有乱狱，则往而成之。”为后世按临审问之嚆矢。汉光武时，设绣衣直指御史，出巡州郡讨奸猾，理大狱。唐置监察御史十五人，掌分察百僚，巡按州县狱讼。又置评士八人，掌出使推按。宋置提点刑狱公事，掌察所部之狱讼，而平民曲直。所至审问囚徒，详覆案牍，凡禁系淹延而不决，盗窃捕逃而不获，皆劾以闻。辽设按察诸道巡狱使，分路按察刑狱。金设按察司提刑使，掌审录重刑。明置各道监察御史一百十人，按临所至，必先审问罪囚，吊刷案卷，有故出人者，理辩之。皆略具巡回审判之雏形也。

周制，司法离行政而独立，教官之属，如乡师、乡大夫、州长、党正，各掌其所属政教、禁令，虽有时亦掌狱讼，则近于行政处分，亦与英制治安判事所掌相近。刑官之属，如乡士、遂士、县士、方士各掌其所属之狱，则行使法权者也。降及秦仅以逮李唐，虽以地方长吏兼管法权，而州道则有司士、司法参军，县有县丞，乡官有啬夫、游缴，皆专司审判之事。唐制凡节度使、观察使、团练使、防御使，各置推官一人，推鞫狱讼，府、州、都督府、都护府，各置司法佐。宋制、府置判官、推官、日视推鞠，置司录参军相户婚之讼，或置通判、判官、推事、参军、厢官、司录、法曹、司理等官，分掌狱讼。诸州亦置曹官、司法参军，掌议法、断刑、司理参军，掌狱讼勘鞠之事。因未尝与行政相混也。金元明清始稍稍淆杂，而提刑按察使则仍为专掌刑名之官，惟比诸先朝，固多退化矣。

周制，凡以财货相告者，谓之讼;相告以罪名者，谓之狱。秋官大司寇，以“两造禁民讼，人束矢于朝，然后听之”，“以两剂禁民狱，人均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后听之”，民刑事件之分析，界限固极显然也。

周制，刑罚种类己极发达，最轻者为“诛让”，最重者为“杀戮”，列举如左:

1.诛让:凡有罪恶过失者，怒责，不即加罪。

2.罚:三让而不悛改者，挞击之，市制，犯质剂市令者罚泉布。

3.圜土:即狱城。为聚众罢民之所，处三罚而布改之过失者，害人而未丽于法者，迁徙而无旌节者。

4.嘉石:文石也，桎梏而坐其人，凡有罪过而未丽于法，及三罚而不改之罪恶者。

5.墨:刺其面而涂墨，又曰黥刑。

6.劓:割其鼻也。

7.宫:去其势。

8. 刖:断其足。

9.杀:夺其生命。

此外尚有从刑四种:

1.弗冠饰而加明刑:凡入圜土或坐嘉石者，皆书其罪恶过失之状而着之背。

2.役诸司空:凡坐嘉石者，役诸司空，自三月至一年。

3.举罪而没之:即没收也，凡犯关市法令者，夺并科此刑。

4.不齿:不得以年次列于平民，凡入圜土者，上罪三年，中罪二年，下罪一年，其能改者，则不待满期而释之，但不齿三年。

自诛让乃至嘉石，皆为行政性质之处罚。所谓“未丽于法”、“未附于刑”者，墨、劓、刖、宫、杀，谓之五刑，则本于唐虞时代之墨、劓、制、宫、大辟，乃吾国最古之刑。非经士师审断宣告，不能处之。所谓“附于刑者，归于士”也。

周制，死刑宣告，极为慎重。乡士、遂士、县士，听断狱讼，皆须异其死刑之罪，而为文以举其罪法之要词，以职听于朝。由司寇听之，集群士司刑，各丽其法，以议狱讼。讼成付诸士师，择日行刑，如欲赦免之，则王亲与会议。“或令公卿会之”，方士则上死刑之罪于国，司寇亦集群士司刑议成之，此种制度之精神，流传至今，在清代须经秋审勾决，在民元后，须经法部核准，始得执行也。

周代刑法，因地域职事，而分为五种，亦谓之五刑。各依政策而定，其科刑之目的，成进步之制度也。

秋官大司寇“以五刑纠万民，一曰野刑，上功纠力(上农功纠察勤力也);二曰军刑，上命纠守(上将命守郡任也);三曰乡刑，上德纠孝;四曰官刑，上能纠职:五曰国刑，上愿纠暴”惜五刑全文，己不可见。惟大司徒“以乡人刑纠万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姻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乱民之刑”可谓窥见乡刑之一斑耳。

五刑之外，又有五禁。秋官士师“掌国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罚。一曰宫禁，二曰官禁，三曰国禁，四曰野禁，五曰军禁，皆以木铎徇之于朝，书而悬诸门阊”

但其具体条文，今已不可见矣。五刑五禁之外，尚有市刑，则为教官所掌，殆无与刑官事也。

书传曰:“决关梁，逾城郭，而略盗者，其刑膑(刖也);男女不以义交也者，其刑宫;触其君命，革其舆服制度，奸究盗攘伤人者，其刑劓;非其事而事之，出人不以道义，而诵不祥之辞者，其刑墨;降畔寇贼，劫掠夺攘侨虔者，其刑死。”乃依墨、劓、宫、刖、死五刑，而举其略目。依秋官司刑所掌，则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合为二千五百之刑。科条繁密，可以想见。书传所言，殆举其大凡耳。

夏制，刑罚大辟二百，膑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共为三千，至周而删去五百，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也。

周代刑法，“刑事责任”及“正当防卫”之观念，已非常显著。秋官司刺“掌三剌、三宥、三赦之法，以赞司寇听狱讼- 壹曰宥不识，二曰宥过失，三曰宥遗忘”(注)“识，审也，殆不审其结果之意”,“过失，若举刃欲砍伐，而佚众人者;遗忘，若间帏簿，忘有人在，而以兵矢投之”此三者皆在可以宽宥恕之列，殆与近代刑法无异。壹曰赦幼弱，再曰赦老耄，三日赦蠢愚。(注)愚蠢生而痴童昏者，曲礼七年曰悼，七十曰老，八十、九十曰耄，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此则与“责任年龄”、“责任制度”之现代制度无二。而正当防卫之规定，则《秋官》朝士“凡盗贼，军、乡邑及家人杀之无罪”,“凡报仇雌者，书于士，杀之无罪”。报仇无罪之法，由“君父仇不共戴天”之观念所生，但周制亦恶其妨碍和平而破坏国法也，则于教官之属，设调人以和解之。“凡和难(难相与为仇雌也)父仇辟诸海外，兄弟之仇，辟诸千里之外。从父兄之仇不同国。君之仇视父，师之仇视兄弟。主友之仇视从父兄弟。弗辟则异与之瑞节而执之一。”又规定“凡杀人有反杀者使邦国交雌之”皆所以防止报复，但又有“杀人而义者不同国，令无雌，雌之则死”之规定，则不免与限制报复之精神稍稍矛盾矣。

周制诉讼法非常发达，凡审断刑事者曰“治狱”，审断民事者曰“听讼”，又因分土于诸侯，授田于民众，常有新造之国，关于法律之适用，即依其地位环境而不同。秋官大司寇“掌建邦之典，以佐王刑邦国，诘四方，一曰刑新国用轻典，二曰刑平国用中典，三曰刑乱国用重典”是也。

诸侯卿大夫及庶民，职事地位各有不同，其法律之适用亦因之殊异，大司寇“凡诸侯之狱以邦典定之，卿大夫之狱讼以邦法断之，庶民之狱讼以邦成弊之。”邦典即邦之六典，一、治典，所以经邦国，治官府纪万民者;二、教典，所以安邦国，教官府扰万民者;三、礼典，所以和邦国，统百官，谐万民者;四、政典，所以平那国，正百官，均万民者;五、刑典，所以诘邦国，刑百官，纠万民者;六、事典，可以富邦国，任百官，生万民者。邦法即邦之八法，一官属，二官职，三官联，四官常，五官成，六官法，七官刑，八官计，皆所以治官府者，邦成有官府之八成与士之八成两种。官府之八成，见《天官·小宰》:一曰听政役以比居(比居，伍籍也，行军政发兵役，皆以伍籍为据);二曰听师田以简籍(简籍，士卒兵器簿书也。教官之属稽察而登记之);三曰听闾里以版图(版，户籍，图，地图，听人讼地者以友图决之):四曰听称责以傅别(称责，称贷举债也，傅别，券书也，听讼债者，以券书决之);五曰听禄位以礼命:六曰听取予以书契:七曰听买卖以质剂:八曰听出入以要会(书契，符书也，质剂，见市制，要会，谓计时之符书，月计曰要，岁计曰会，即今之帐簿也，凡债务取予买卖出入之争讼，各凭证件以决之。)士之八成，则为成案之录集，所以供断狱者之参考。因案件之性质，而别为八篇，由士师掌之一曰邦约(盗取国家秘事之案);二曰邦贼(反逆叛乱之案);三曰邦谋(为异国反间之案);四曰犯邦令(干冒君王教令之案);五曰矫邦令(治称令之案);六曰为邦盗(窃取国家宝藏之案)，七曰为邦朋(朋党相阿使政不平之案):八曰为邦诬(诬枉君臣使事失实案)。凡三典之适用，六典八法及两种八成之依据，皆所以示审断官吏之准则，而官府八成，则为审断民事之依据，士之八成，则供审断刑事之参酌。其致密为不准及也。

周制听断狱讼之方法，亦有精密之规定。左近代犯罪学家所矜为精妙之技术者，周人已优为之。《秋官·大司寇》以五声能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观其言，不直则烦;二曰色听。观其颜色，不直则赧然;三曰气听。观其气息，不直则喘;四曰耳听。观其听聆，不直则惑;五曰目听。观其眸子视，不直则眊然。

《秋官·士师》“凡以财狱讼者，正之以傅别约剂”。《正士》:“凡有责者，有判书以治则听”。“凡属责者以地傅而听其辞”。《地官·小司徒》“凡民讼，以地比正之;地讼以图正之”。与“邦成弊庶民狱讼”之规定，相发明者，苟无傅别、约剂、地比、地图，以为讼争之佐证者，皆不予受理。其重视证据方法之诉讼法则，可以考见。

周制人民需用之土地，皆由国家分授。而土地之图，在上由大司徒掌之。凡九州地域广轮之数、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湿，皆有具细记载。郊野之分，则遂人以土地之图经田野，凡经、畛、泽、道、路、沟、洫、浍、川等水陆经界，亦各有明确记载。而民众之出生、死亡、婚嫁、年龄、身份、职业乃至六畜、车辇、兵器，皆有极详晰之登记。是大部分证据方法，早已储备于平时。而关于人民相互间之文契，所谓傅别盟约质剂，皆由国家吏员参与其事而保存之。《秋官·司约》“掌邦国及万民之约剂。治神之约为上，治民之约次之，治功之约次之，治器之约次之，治艺之约次之”。凡大约剂，书于宗彝，小约剂书于丹图。大约剂，邦国约也。小约剂，万民约也。“若有讼者，则珥而辟臧。开臧视约也，若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乱，则六官辟臧，其不信者杀”。《司盟》“凡民之有约剂者，其贰在司盟”。贰，副写本也。《地官·媒氏》“凡娶判妻人子者皆书之”。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质人》“凡买卖者，质剂焉，大市以质，小市以剂”(注)质剂者，为之券藏之也 又关于人口之迁徙，凡徙于国中及郊者，比长为之授，以证明其无罪恶，徙诸异乡者，则给旌节，以便放行。若无授无节，则纳之圜土。盖民间之一举一动，无论巨细，官府皆有案牍文书可稽。因诉讼法采用重证主义，而预为储备证据之方法，亦可谓无微不至者矣。

司寇听死刑之罪于朝，与群士司刑和议，尚以为未足，由小司寇以三刺断狱讼之中。“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听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又司刺掌三刺之法“一刺曰讯群臣，再刺曰讯群吏，三刺曰讯万民。求得民情期于必中，然后用刑”。日本学者指此制为我国之陪审制度。吾人于此虽不必附会强同。但死罪决诸民众，非刑官所得而专，则固有显明之规定也。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后。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后。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长众庶在其后”。此盖实行三刺制度时之形式。其隆重可以想见矣。

周制关于“时效”之规定极为谨严。《秋官·朝士》凡士之治有期日，国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日，邦国期，期内听，期外不听。市制治质剂之限期亦然。

周制判处罪刑，又因被告人之身份、地位、能力而有所轩轾，即所谓八辟之法是也。小司徒以八辟丽邦法附刑罚。一曰议亲之辟;二曰议故之辟，即王之亲故;三曰议贤之辟;四曰议能之辟，所以爱惜人才;五曰议功之辟，所以崇报功勋;六日议贵之辟，所以尊重公职;七曰议勤之辟，所以奖勤劳国事;八曰议宾之辟，谓所不臣者不施以国法。此种制度，隋唐改为八议。降及晚清，犹沿用之;且益以天文生犯罪收赎之制，其爱护人才之义，在刑事政策上，固有足多者也。

《周官·市制》，亦以井井有条之头脑，为紧密之组织。设司市为市官之长，司致刑度量禁令。设质人平定物价，检查货品，并司买卖之质剂，同一度量衡。设贾师均衡物价，设胥师领群胥。布禁令，巡禁出人。设司虢禁暴民，司稽巡察犯禁及盗贼。设廛人征集税金罚款。设泉府买收滞销货物。每二十肆设胥师一人贾师一人。每十肆设司虢一人，五肆设司稽一人，二肆设胥一人，每肆各设肆长。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日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此市组织之大略也。

关于市法律之重要者:①凡拾得遗失之货贿六畜者，仍置诸陈列之肆，以待原主之寻求。三日无人寻者则没入官。②凡治市之货贿六畜珍异，无者则使有，利者则使阜，若有害及侈靡之物，则抑其价而却之，③凡货贿通行，凭玺节以出入。犹今之护照。④凡诈伪欺饰，行卖恶物于市者有罚。⑤伪饰之禁，对民、商、贾、工，各有十二条，使毋得造作贩卖而收畜。犯禁者，没入其货，罚其人。(禁条四十八现无可考，据《礼·王制》所载，则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粥售通用

兵车不中度，不粥于市。布帛精粗不中数，不粥于市。兵车不中度不粥于市。奸色乱正，不粥于市。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粥于市。木不中伐，不粥于市。禽兽鱼鳖不中杀，不粥于市是也。)⑥凡买卖，大市凭质，小市凭剂，以为征信。凡持质剂以为讼争者。国中限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日，邦国期年，过期无效。质剂，券书也⑦凡赊取货物者，祭祀以旬日偿其值，丧纪以三月偿其值。⑧遇灾患，禁抬高货价。⑨凡入市衣服视占不与众同，所持货物不如品式者，均有罚，货物没收入官，用以养死国事者之父母与子女。⑩凡民之向官货资者，凭券与之，而收其息。⑪凡珍异之滞销者，由廛人出价买收，归于膳府。⑫凡一切货物滞销者由泉府就全市征收所得(如款金罚款之类)照价买收入官。以待不时之需用者，照原价卖出之。⑬凡货物不出于关，而绕越避税者，没收货物，并罚其人。⑭值凶荒札丧，则货物概免征税，多铸泉币以平货价。⑮禁售侈靡无用之物。此等官民合作忠实亲爱之商市制度界，历史中迨无其匹也。

周礼“婚姻制度”，其最足值吾人敬佩者，为“令男子三十二娶，女子二十而嫁”之规定。此种结婚年龄之限制，富有生理学之根据，且足维持家庭和谐和睦于永久，而发达其子姓。当时此种规定，赋以强行性质“凡无故不用令者罚之”。又虑其无结婚之机会也，于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又使媒氏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又恐嫁娶繁难，阻碍结婚也，令嫁子娶女，入币纯帛无过五两。又恶死后相从之习俗，足以造成怨女旷夫也，则禁迁葬者与嫁殇者。十九岁以下死曰殇，妇女嫁死人即清制所谓未婚守志者，以强其必从生人。

周代法律之公布，及昭示人民之方法，极为精密，《天官·大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国都鄙，乃悬治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治象，挟日而敛之”。《小宰》“正岁，帅治官之属，而观治象之法。徇以木铎，曰不用法者，国有常刑”。《地官》司徒布教，悬教象之法如大宰之制。小司徒观教法之象如小宰之置夏官司马,则布政悬政象之法，秋官司寇悬刑象之法?小司寇观形象如小司徒。士师“宪禁令于国及郊野”。《地官》州长正月属万民而读法，岁时祭祀州社，亦读法。党正、族师、闾胥，各有属民读法之任务。盖不仅悬而布之象魏，且使万民熟读之也。

周代法律制度之周备，立法精神及其采用政策之完善，可谓登峰造极矣。顾后代法学不昌，不能将此种种最适于人类社会生活之法律制度，发扬而广大之，不可谓非全世界之恨事也。

周穆王季年(民元前2860年，西元前950年顷)作《吕刑》布诸各国，参仿夏后氏之制，本“罪疑惟轻”之旨，增加罚金刑以处疑狱。所谓墨辟疑赦，其罚百锾。劓辟疑赦，其罚惟倍。荆辟疑赦，其罚倍差。宫辟疑赦，其罚六百锾。大辟疑赦，其罚千锾是也。又标举五过之疵，曰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其罪惟均。以防畏势报复，暗中勾结，公行货贿，观望将来之弊。开后来审断官吏处分之渐，即今律所称亵渎罪也。

吕刑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荆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盖墨劓加多，而死刑则减少矣。

我国法典之组织，盖始于《禹刑》,《左传》昭六年传“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尚书大传》“夏刑三千条”，《隋志》“夏后氏正刑有五”，《书》则据《逸周书》所载为周成王所作，由九篇而成，故又名《九刑》。原书由太史藏之盟府，但今无可考见，惟就《周礼》分别考之，亦可知其大略矣。

春秋昭六年，郑人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昭二十九年，晋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一时均受儒家攻击，为周九刑后有名之著作。

战国初期(即周威烈王十九年，民元前2318年，西元前407年)有李悝者，集诸侯之法，及历朝之制，作为《法经》六篇，东西学者，殆皆以此为吾国法典之始，因三代之刑书已不可见，而法经则首尾衔接，具有篇章也。六篇之内容，(一)盗法(二)贼法(三)囚法(四)捕法(五)杂法(六)具法，其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以为法之始。盗贼须加捕劾，则著为囚捕二篇。其轻佼、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悉人杂法。具法乃具刑名加减之率者。商君受之以相秦，改法为“律”。更令民为什伍，(五家相保十保相连)，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者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拿。宗室非有军功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行之十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职，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周制计口授田，至商君则强其分立，倍同居之赋。欲其各自树立而无所倚赖也。周制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无职事者出大家之征。所以惩怠民而强其作业。商君则更严其罚至于收拿。并罚及逐末利者，恶怠民、贱商人也。汉代奴婢与商人倍赋。仍为商君之遣制。

(四)因袭期

汉高祖人关，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久之三章之法不足以应用。丞相萧何乃就人关时所收秦律令，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即于《法经》六篇之外，增《兴律》、《厩律》、《户律》三篇。叔孙通益《傍章》十八篇。张汤作《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朝律》六篇，合为六十篇，谓之汉律，又汉时决事集为令甲以下三百余篇。及司徒鲍公撰嫁娶词讼决为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后叔孙宜、郭令卿、马融、郑元等十余家各为章句，家数十万言。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盖法律文书，至是发表极矣。惟过于繁难，引用为难。天子乃下诏择用郑氏章句，屏其余诸家。

孝武命张汤赵禹条定法律之时，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至成帝时大辟之罪增至干有余条。死刑之多，骇人听闻也。

汉文帝十三年，(民元前 2078年，西元前167年)，废除肉刑，而代以笞刑及城旦舂。为我国刑法上一大关键。盖墨劓宫制大辟，自夏后氏至此，行之已二千年。此后之五刑，则为笞、杖、徒、流、死，迄于晚清。无大变革也。

汉律原书，散佚无可考，存者百不得一。惟于后代律令，及诸史记载中，窥见一斑而已。

魏改定新制，就汉律加以分析。将具律移置篇首，改称刑名。其余盗律、贼律、囚律、杂律四篇仍旧。而新增劫略律、诈律、毁亡律、告劾律、系讯断狱律、请赇律、兴擅律、乏留律、邮驿令、变事令、惊事律、偿赃律、免坐律十三篇，合为十八篇。谓之魏律。又制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合百八十余篇。

晋文帝令贾充定法律，就汉九章增十一篇。凡律令九百二十六条，凡六十卷，故事三十卷。于晋泰始三年毕事。称为《泰始律》，嗣后宋、齐、梁、陈、周，各有修律之举。至隋高祖于开皇元年、三年，先后诏高颍、苏威等更定新律。厘为十二卷，一名例，二卫禁，三职制，四尸婚，五厩库，六擅兴，七盗贼，八斗讼，九诈伪，十杂律，十一捕亡，十二断狱。计删除死罪八十一条。又除枭辕等酷刑，及拿戮相坐之法，开唐律之先河。

李唐刑书有四，曰律、令、格、式者国家之制度。格者百官有司所常行之事。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有违背，及为恶而入罪戾者，一断以律。律因隋开皇之旧，凡十二卷。凡律、令、格、式，以太宗贞观间所修为定本，计律三十卷五百条，令二十七卷，一千五百四十六条。格一卷，七百条。式三十三卷，则取诸尚书省列曹及诸寺监十六卫之纪录者。历代相沿，迄于清初，犹奉为圭臬。日本法律，即直接承受唐律者，故律令格式之大略，日本法学家亦能道之。

李唐一代，以治刑法著名之学者，凡二十八家。著书六十一部，一千四百卷。自汉律以逮律令格式，皆有精密之研究。而至今流传之《唐律疏议》不与焉。《唐律疏议》系高宗诏律学之士所撰，颁行天下，以为析律之定本。如罗马公认法学者之意见然。

赵宋初用唐律，旋加以修订，称为《刑统》，凡三十一卷，计二百十三门，律十二篇，五十二条。疏令格式敕条一百七十七起，请条三十二。至今亦有传本，内容较唐律无多变革也。

胡元人主中国，曾于英宗至治三年，须定《大元通制》，内载诏制九十四条，格一千一百五十一条，断例七百十七条。皆篡集世祖以来法制事例者也。其编制则分卫禁、职制、祭令、学规、学律、户婚、食货、大恶、奸非、盗贼、诈伪、诉讼、斗殴、杀伤、禁令、杂犯、捕亡、恤刑、平反十九门，非复唐宋之旧矣。文宗天历中，修经世大典八百卷，共为十篇，前四篇，为皇家之事，后六篇则为治典官制钱谷封赠等、赋典典籍经农桑赋税事、礼典、政典、宪典大元通制所载、工典、盖为总括政刑之书，今已不传矣。

明太祖初平武昌，命诸臣作律令，颁行郡县。又令一百四十五条，律二百八十五条，皆准唐宋旧制而增损之。又令凡民间行事，均直解其义，俾人民易于通晓，为《律令直解》。洪武七年，又颁行《大明律》，篇目一准唐律。凡十二篇，内容系采用旧律，二百八十八条，续律一百二十八条。令改律三十六条，因事制律三十一条，掇唐律以补遗百二十三条，合六百有六条，分为三十卷。二十二年，更定《大明律》，将内容组织，大加改革，以名例律冠篇首。其余依中朝官职，分“吏”、“户”、“礼”、“兵”、“刑”、“工”六篇，计《名例》四十七条;《吏律》“职制”十五条，“公式”十八条;《户律》“户役”十五卷，“田宅”十一条，“婚姻”十八条，“仓库”二十四条,“课程”十九条,“钱债”三条，“市廛”五条，《礼律》“祭祀”六条,“仪制”二十条;《兵律》“宫卫”十九条，“军政”二十条，“关津”七条，“厩牧”十一条,“邮驿”十八条;《刑律》“盗贼”二十八条,“人命”二十条，“斗殴”二十二条,“骂詈”八条，“诉讼”十二条，“受赃”十一条，“诈伪”十二条，“犯奸”十条,“杂犯”十一条,“捕亡”八条,“断狱”二十九条:《工律》“营造”九条,“河防”四条。都四百六十条。另为“五刑之图”凡十二，首图五，次图七丧服之图凡八，置诸篇首。经八年而完成，于洪武三十年颁行天下。此为法经六篇后，律书编次最大之改革。有回复周礼旧观之倾向，惟该律载刑名法例之名例律，尚袭具法之遗，为周礼六官所无耳。

明初又有《大诰》峻令，计前篇七十四条，续篇八十七条，三篇四十三条，大诰武臣三十二条，于大明律之外另有专书行世。

朱明于法律之学，极力研究，自撰律令直解，便民通晓后，律令大诰，皆颁学宫，用以课士。里置塾师教之。罪囚有大诰者，罪皆减等，以奖学律。于时天下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研究法律之盛，为吾国历史中所仅见。

明弘治中颁布《问刑条例》，与《大明律》并行，自后嘉靖、万历间，曾数次修改。据万历十三年(西历1585，民元前327年)最后之定本，系将各种条例附诸律文之后，(以前系于律外另印单行本)附于名例律者九十一条，吏律三十一条，户律六十六条，礼律九条，兵律五十一条，刑条一百二十二条，礼律八条，共计三百八十条。与律文并计，都为八百四十条也。

明永乐中，定热审之例，远袭用制月令“孟夏断薄刑，决小罪，出轻系”之意。“凡死罪狱成者，待秋处决。轻罪即决遣，有连引待辨未能决者，令出狱听候审问"此制清代因之，定其限为小满后十日至立秋前一日，举行恤刑之典。又有寒审之制，于寒冬恤囚，免冻馁以死，此为诉讼法中重要之特例。

清顺治三年令法司详译明律，参以满洲制度，刊布《大清律集解附例》，雍正三年再颁《大清律集解》，乾隆五年，专设律例馆，定五年修例一次之制。同时颁《大清律例》，将律文及历年奏定成例，折衷损益，为四百三十六门，千有余条。嗣后道光二十九年，乃至咸丰二年，同治二年及至八年，均由律例馆将历年成案详加校订。据同治十年颁行之本，例案极繁。而律文条例，则一仍其旧。计《名例律》四十六条;《吏律》“职制”十四条,“公式”十四条;《户律》“户役”十五条,“田宅”十一条,“婚姻”十七条,“仓库”二十二条,“课程”八条,“钱债”三条,“市廛”五条;《礼律》“祭礼”六条，“仪制”二十条;《兵律》“宫卫”十六条、“军政”二十一条、“关津”七条，“厩牧”十一条，“邮驿”十六条;《刑律》“贼盗”二十八条，“人命”二十条,“斗殴”二十二条,“骂詈”八条,“诉讼”十二条,“受赃”十一条,“诈伪”十一条,“犯奸”十条，“捕亡”八条，“断狱”二十九条:《工律》“营造”九条,“河防”四条，通计四百三十六条。其丧服，亦依明律之旧。

此外各种行政及地方制度，明有《永乐大典》各部事例，清有《大清会典》、《六部则例》诸书，均卷帙浩繁，姑不备列。

清光绪季年，渐渐研究欧美法律，遣使出洋考察，或送派生徒出洋习学，二十八年诏沈家本、伍廷芳将现行律令律例，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同三十年设修订法律馆，着手修正法律。审判制度及刑律、商律等均先后变革，迄于今兹，法律形式及分类，已十九趋于欧化。

(乙)中华法系之背景与其特质

各种法系，各由其特定之背景而形成。中华法系因有特殊之背景，故与世界各种法系相较，有不少之特质，兹先述其背景，然后就其特质之重要，而可以确认者略举一班。

(一)先天的背景有二

(子)历史的背景。中华民族，由何处移植而来，虽无明确之断定，但战胜苗民，而据有其他，以从事稼穑，则为明了之事实。且与猛兽龙蛇为长时期之争斗，故“军旅田猎”至周初尚为国家大事，军事训练、群众组织为其生活所必须。严正均平，为其训练组织中必要之条件，在此种条件之下，群众服从首领，首领爱护群众之习惯，自然养成。而君、臣、上、下之分，忠、爱亲睦之义，即数千年法律秩序之骨干，皆以此为出发点。又由此种组织，推及家庭，号家长曰家君，赋以全家统率与爱护之责，以维持家庭间之秩序与统一。更由家庭而推及社会，使得相友相助之力。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五伦，乃以确定。

(丑)地理的背景。汉族初期占领之地，在黄河沿岸，弥望皆系沃野，宜于农作，故以农业为生活之基本。又以耕作之力，不能无所限制，田地分配，不能不求均一而普遍。且平原之地，便于划分，乃产生“分田”、“授田”之制度。更以支配民众之便利，产生“裂土分封”之制度。

(二)后天的背景有二

(子)政治的背景。"民为邦本，本固邦宁”,“顺乎天，应乎人”，为古帝王治国之圭臬。故一切政治，必以“福利民众”为其指归。而蒸民立极，作之君师，则“民无二王，尊无二上”又为尊君之极则。本此两义以为政治组织，一则曰“得乎丘民为天子”。一则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而一面又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自表面视之，似不免于矛盾，然民贵君尊，实具循环之道，立君所以为民。君之尊，为民众福利而尊之者也。君为民牧，故民为君之臣。而所以居民养民之土地，则为君所有。所谓“臣”者，即国家一分子之意义。对国家享有权利义务之身份也。所有土地非为君者，个人得而有之，特为民众司典守、分配之责，各依国家成法以授诸人民耳。故土地关系，皆受公法支配，人民及君，皆不得以意为左右。临民之君，既有教民牧民之责，对于民众行动，即不能不设为政教禁令，以为之轨范。为保持政教禁令之效力，凡越轨范者，即不能不加刑罚之制裁。故曰“不用法者”、“国有常刑”“不恭命者国有大刑”，成周以降，政教禁令之条规，已非常细密，涉及人民全般生活，苟人民行动有非法令所许者，即一律加以刑罚。固不问其所侵损者，为政府利益或私人利益，即抛弃本身利益者，但为法所禁制亦不曲加原宥。如“宅有不毛者有里布，田布耕者出屋粟，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无故不婚娶者有罚”，凡此数者，固未尝害及他人也。至不孝、不弟、不睦、不媚、不任、不恤、不信，之各予加刑，更无论矣。此种政治组织，国境以内，无不受土地之人民，无不授人民之土地，无不受法令支配之行动，亦无尺寸土地在法令支配之下。土地、人民、主权，确已构成混然之一体，有相互不可分离之关系，不可谓吾国政治之异彩也。

(丑)经济的背景。我国以农为事人民本业。贱视工商，谓为“驱逐末利”，恒用政治或法律方法以压制而窘辱之。至商君至唐代有此制益以严之廛市制度，以规范其行动。而农民耕作之田亩，则自有史以致赵宋，数千年间，皆由国家依一定之期间、一定之数量，以分授人民，并收还之。人民未尝握有土地所有权。故土地转移，即所谓“授田归田”，完全国家政事，成周以前无论矣，降至李唐，据《唐律》所载:凡“占田过限”即超过应受之程度及“卖口分田 ”即计口分授之者有刑。“里正收田违法令”者有刑。“田畴荒芜”者，州县、里正、户主，各有刑。“造器用绢布行滥不牢谓之行，不真谓之滥,短狭而卖”者有刑。“司市评论物价不平”者有刑。“买卖不和”者有刑。社会经济事情，全支配于政治权力强行法规之下，故关于欧美法学者所谓“私人利益”之规定，自无所用其详尽，此公法异常发达而私法殆不可见之来由也。

兹更述中华法系之特质，凡六种如左:

(甲)中华法系，为农业生活的法系。我国以农为立国之本，故保护农业之规定，特为精密。

(乙)中华法系，为家庭单位的法系。以家庭为国家组织之单位，故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个人者特组成家庭之一分子耳，故保护家庭和平及统一之法规，异常发达。

(丙)中华法系，为民本主义的法系。“国以民为本”立法所以齐民，即所以纳民轨物，单纯拥护君权或特殊阶级的利益之规定，于中华法系中极少见之。

(丁)中华法系，为非宗教的法系。古所谓“天子”、所谓“恭行天讨”虽托言于“天”，却不宗教的意味。盖以“民”意之集中，即拟为“天”意，故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虽不无神道设教之迹象，而仍为民本主义之表现，与他种法系多以僧侣操持法权者迥异其趣。

(戊)中华法系，为富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法系。“尽人之力，尽地之利”为我国法律之神髓，土地皆为国有，依一定之法律，以授予人民。人民及一定年龄，必受给一定数量之土地，供使用耕种，以资仰事俯畜。迨年既老迈，则举所受土地还诸国家，自公卿诸侯乃至士大夫等，所受俸禄有皆定限，不容侵越。所谓“奇技淫巧”“工商追逐末利”，且多方以抑制之。我国数千年之历史，无一大地主发见。陶朱、倚顿、卜式、凯崇之富，皆由商贩畜牧而来，故关于“富源之分配”确为我国法律所独具之特长。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不劳动者不得食”之社会主义的条件，尤为我国法律精神所独具。各种民主的社会的之法令，随在可以发见。固世界法系中，最具精彩之法系也。

(己)中华法系，为国家主义的法系。我国法律中，“无个人人格”之规定，其允认“个人自由”之规定，亦极少见。非贱视个人也，因我国社会之组织视个人与国家为混然之一体，故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所谓“天下”者即各国构成之“联邦”;所谓“国”者，即分权自治之“地方政府”;所谓“家”者，即国家组织之最低单位，为民众生活之本据;所谓“身”者，则家庭之一分子而已。此为我国古代国家组织之较详的释明。若更简而言之，则谓“国以民为本”，又谓“民为邦本”，盖其视国家与国民，不可分而为二。每一民众，皆为国家之一体。生聚教训，国家任之。指挥役使，国家司之。利害苦乐，国家共之。无民众无所谓国家，离国家亦无所谓民众。故民众不能离国家而有单独之利害，即不能离国家而有单独之意思。一切动定兴居，不能不悉依国家法令，以为规范。而国家法令，亦不能不干涉及于细微。积极触犯刑禁者无论矣，即消极之不孝、不弟、不姻、不睦、不任、不恤乃至于不信(欠债背约)、不勤(宅不毛田不耕之类)、不诚笃(货品不中度之类)无故不婚配等消极行为，一律附以刑罚或强制。以其违反国家意思，而害于公共生存发达也。且古制寓兵于农，一般民众，平时散处田间，有事台归卒伍。居恒以“礼”“乐”“射”“御”“书”“数”为教育民众之科目。“射”“御”两科，即所以备军事之用，故古时民众，直生生世世生息于军法部勒之中。“法令严明”、“信赏必罚”为军事组织中所绝对必要之条件，故一切法令，不能不附以干涉的强行力量，无容许私人意思自由之余地。此即我国公法特殊发展，一切法律尽含“刑事性质”之原因，持与各种法系相较，可认定为极端国家主义的法系， 同时可认定为军国民主义的法系也。

(庚)中华法系，为质地纯洁决不掺杂他种传统之法系。我国历史虽曾有几度异族之侵入，但如辽金元乃至满清，仅能一时握有政权，而法律系统，都仍沿旧惯，惟元代略有更张，而为时至暂，在我国社会，未能发生影响。汉唐之际，虽曾由西方输入佛教教义，而佛教法律，未掺人我国法律之中。故中华法系，不似混化法系与新兴法系，各含有他种法系之血液，或寄生他种法系之中而始终独立的纯洁的支持其生命。(待续)

[[1]] 该文原载于《法学论丛》1930 年第1卷第4期。

[[2]] 现通译为“汉穆拉比”。

此文摘录自张晋藩主编:《中华法系的回顾与前瞻》,第320-337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