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勇鹏:悲情徐继畬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353 次 更新时间:2023-05-05 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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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勇鹏  

 

200多年前,就在统治中国达60年之久的乾隆皇帝即将咽气的前一年,公元1795年,山西五台县东冶镇35岁的官宦徐润第喜得一子,取名徐继畬。

170多年前,即道光二十八年,时任福建巡抚的徐继畬用五年时间,完成了一部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的重要著作《瀛环志略》,问世之后,有人拍手称快,更有人严厉抨击。

《瀛环志略》在中国朝野遭到抨击后,偏偏在日本却受到追捧。日本再三翻刻,以为是认识世界的指南,与魏源的《海国图志》同对日本明治维新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咸丰三年六月,就在撰写《瀛环志略》的作者徐继畬被攻讦罢官之后,宁波基督徒将徐继畬《瀛环志略》中关于评价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的片段,刻在一块巨大的花岗石上,远渡重洋,赠送给修建中的美国华盛顿纪念塔,砌在第十层内壁。

同治六年,即公元1868年3月,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在北京举行了一次隆重的仪式,代表美国总统约翰逊将一幅华盛顿画像赠送给时任同文馆管理大臣的徐继畬。1868年3月29日,《纽约时报》刊登了蒲安臣的讲话,讲话中说:

“自从阁下编写一部专讲中国域外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以来,已过了将近18年。阁下为写此书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展示了正确的判断与令人叹服的渊博学问。阁下详述了各国的伟人,推崇华盛顿为众伟人之首。阁下还宣称华盛顿恢复了贵国三代传贤不传子孙的遗风。为了表达美国人民对这些赞许的感激,敝国总统要求国务卿聘请著名画家画了这幅像送给阁下。当阁下看到这幅画像的慈祥面容时,请不要伤心地回忆起为了使贵国人民熟知华盛顿和西方国家而尝到18年之久的辛酸后果。阁下现在又兼任同文馆管理大臣,而这个机构的目的,就是提倡一些阁下而受到弹劾的观点,并使贵国人民学习华盛顿的语言和原则。华盛顿像贵国人民一样,重视农业,也主张和平。他支持孔子两千多年前讲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原则。我们中美两国人民为什么不该相互交流我们的思想呢?我们美国为什么不该了解孔子和孟子的箴言呢?贵国为什么不该了解敝国的科学、铁路、电报以及火轮船呢?伟大的中国曾发明过纸张、印刷、瓷器、罗盘、火药以及‘民为邦本’这个学说。为什么不该把这些发明贯彻到底,去享受它们全面发展的成果呢?敝人以美国人民的名义,将这幅画像赠送阁下,希望这幅画像可以永远使阁下和贵国人民回忆起美国人民和贵国的悠久友谊以及他们对贵国道德高尚的代表——阁下所表示的热爱与敬重。”

1954年,著名美国学者费正清与邓嗣禹合著《中国对西方的反应:1839-1923年文献综览》。编者指出,“徐巡抚的研究,将西方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充分论据摆在他的国人面前,一清二楚地说明,西方夷狄体现出一个迥然不同和十分强大的社会。困难在于,如何从这种差异中吸取经验教训,将它运用在提高管理国家事务的水平上。”

近六十多年来,以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教授龙夫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陈存?、原《忻州日报》社高级编辑任复兴为领军人物的一批学界人士为研究徐继畬的史料做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

1998年6月29日,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在访问中国期间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时对华盛顿纪念碑上当年由时任福建巡抚徐继畬撰写、由宁波基督教徒镌刻在花岗石上送到美国的一段铭文给予高度评价,称赞它是一份十分高贵的礼物。

时至今日,撰写《瀛环志略》的作者徐继畬已经逝去160多年了,他的经历,是一段悲情的故事。

一、徐继畬生平回顾

据史料介绍,徐继畬字健男,号松龛,生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逝于同冶十二年(1873年),享年79岁。其先祖在洪武年间迁到山西五台县。在五台县东冶一带,地少人密,创业很难。徐继畬的高祖幼年孤贫,只好到塞外牧牛羊维生,再加上做些买卖,家业渐渐丰裕。颇有见识的高祖开始办起私塾培养本家族子弟。徐继畬的爷爷考上举人,朝廷授予九江府同知。徐继畬的父亲徐润第,乾隆年间中了进士,先后任内阁中书、徐继畬从6岁时跟母亲续氏启蒙,以后赴京跟随父亲读书。18岁州试第一,19岁山西乡试第四,22岁就在五台崇实书院担任教师了。以后,徐继畬随父亲和叔父苦读约10年,32岁参加科举考试,被选为庶吉士。此时,正逢父亲徐润第去世,丁忧服阙后,朝廷授以编修,后来授以陕西江南两道御史。在担任朝廷御史巡游各地期间,刚直不阿的徐继畬在亲身了解了地方官相互勾结、贪污腐败的一系列情形后,秉笔直书,连续上书,就“州县入省钻营”、“州县讳灾催征”、“退赃诱结”、“藉端科敛”和“整顿晋省吏治”、“除大臣回护调停积习”等事,发表了自己所了解的情形和见解,引起道光皇帝的重视,专门召见他,询问民情,召见之后的第二天,就任命徐继畬为广西浔州知府。第二年又将他调升福建延津邵道。上任之后,徐继畬就根据当地治安混乱的情形,制订了《捕治盗匪办法》,在得到巡抚的批准后推行,成效显著。

此时,正逢鸦片战争开始。1840年,因林则徐禁烟爆发鸦片战争,英国派出远征军,其中有战舰16艘,另有运兵船和运输船27艘,总兵力达六七千人,先行封锁虎门口,然后北上,进攻舟山、厦门等地,直逼天津大沽口。慌乱无招的道光皇帝进退失据,一会儿主剿,一会儿主抚,朝令夕改,先是罢免了他先前高度信任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将罪责推到禁烟功臣林则徐身上。为了加强防守,朝廷将徐继畬调任汀漳龙道。在任期间,徐继畬尽忠职守,督兵防守,志与漳州共存亡。此后的几年间,徐继畬先后被朝廷调来调去,先是广东盐运使,广东按察使,后又返回福建任布政使。过了两年,又被任命为广西巡抚,还没到任,朝廷又让他返回福建任巡抚。就是在任福建布政使和福建巡抚期间,徐继畬在办理通商事务过程中,接触了美国传教士雅裨理,从雅裨理那里获得了大量域外的资料,潜心了解西方各国政治、经济、法律、地理、风俗、民情、历史的实际情形,逐步开阔了眼界,真正意识到封闭的专制王朝与近代工业文明之间的巨大差距,意识到追赶世界先进文明的紧迫性。为了帮助长期闭关锁国、妄自尊大的天朝臣民打开久久郁结的心结,他决心通过从传教士那里了解到的域外文明的现实情况,以一本书的形式,向国人介绍西方各国政治、经济、地理、法律等诸方面的具体情形,这就是后来为许多明智人士称道、也为极端保守的守旧派攻讦的那本《瀛环志略》的写作初衷。

徐继畬在任福建巡抚期间,办理洋务过程中信守条约义务,一时相安无事,而广州方面则因为地方官吏随意变卦、敲诈勒索、族际矛盾纠纷频频引发事端。

然而,好景不长,福建的地方守旧派也坐不住了。就在道光帝去世、咸丰帝登基的那一年,时任云贵总督的林则徐返抵福州,回家养病。因为究竟该不该让英国人住在福州一事,地方官绅提出坚决抵制,徐继畬以为此事大可不必小题大做,防备英人另有长策。于是,争执骤起,一封封的弹劾文书发至京城皇帝,终于,说动了闭目塞听、骄妄自大的咸丰皇帝,一时龙颜大怒,将徐继畬召至京城,降职为太仆寺少卿。以后不久,又以闽抚任内迟报起解军犯官案,兴师问罪,将徐继畬革职回家。

徐继畬被革职后,曾经奉命协助办过防备太平军的团练。后来在平遥超山书院担任了十多年的主讲,领取一份微薄的工资。

一直到咸丰皇帝死了之后,同治四年闰五月(1865年),治国无能的皇帝突然想起当年治闽有方的徐继畬,命他帮助参谋通商事务,以在籍办团练功赐二品顶戴,以三品京堂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此时,遭受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沉重打击、被洋人一把火将圆明园烧了个干干净净、骄妄自大的咸丰皇帝被迫逃到承德宫终于一命呜呼、迷茫了二十多年的朝廷大臣们渐渐感到洋人不是想象得那样容易对付的。拿起当年徐继畬编写的那本《瀛环志略》翻翻,这才发现原来这本书介绍的西方各国的情形还是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真知灼见,一帮研习孔孟之道的僚臣们实在应该好好了解才对,于是,总理事务衙门重刻《瀛环志略》。既要培养一批懂西文、懂国外先进技术的人才,总不能埋头钻研孔孟之道了,那就须办一所皇朝直统的学校,这就要采纳奕?的建议,办一所同文馆了。办同文馆让谁主持最好?当然首推懂西方情形的徐继畬了。

二、从真老虎到纸老虎

如同数学上确立一个点的真正位置,必须确定这个点的三维坐标一样,在搞清徐继畬在历史上所处的价值和地位之前,我们应当追溯徐继畬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

公元1644年,明朝开国君主朱元璋精心设计的纸牌屋垮塌了!

这一年是干支纪年的甲申年。

这一年是一个真正的多事之秋,一个天崩地解的年代。

这一年,大明崇祯十七年,陕北那个闹腾得天翻地覆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率兵攻入北京,无奈之下,大皇帝崇祯悄悄找了一根绳子,跑到景山后面那棵歪脖子树上,上吊死了。镇守山海关的明军大将吴三桂倒戈清兵,清兵入关。

对于衰朽不堪的明王朝来说,对于本来想过一把皇帝瘾的陕北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来说,对于上亿大明王朝的臣民们来说,摧枯拉朽、势如破竹、风卷残云的清兵是一只真老虎。

努尔哈赤问鼎中原王朝是一个奇迹。

努尔哈赤从明朝辽东总兵李成梁部下一个小兵开始,在祖父和父亲被明朝官兵误杀之后,回到建州继承父亲的职务,担任建州左卫指挥,他用五年时间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然后用三十多年时间,统一了海西女真和黑龙江女真,结束了女真族长期分裂和动荡不安的局面,使满族形成一个民族共同体。在满洲,努尔哈赤创造了八旗制度。八旗共有六万人。努尔哈赤是八旗的最高统帅,以其子侄分别统率各旗。努尔哈赤主持创制了满文。努尔哈赤把女真各部由分裂割据的混乱状态,组织在统一的管辖之下,使得刚刚形成共同体的满族,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诸方面,都得到迅速的发展和壮大。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自立为汗,正式建立“大金”地方割据政权,很快成为与明王朝相抗衡的强大势力。努尔哈赤的军队与明军展开了一场又一场决战,明军逐步由进攻转入防御,后金政权却由防御转入进攻。1626年,努尔哈赤在与明军作战时,身患毒疽,不治而死。

努尔哈赤死后,围绕争夺皇权,他的几个儿子和后妃展开激烈的斗争,最终八子皇太极夺得皇位。皇太极是一位有智谋的政治家,后金政权的日臻完善,为有清一代打下了基础。皇太极于1643年八月初九突然死亡。他死于清军入关的前夕,其夺取全国政权的夙愿,几个月后由多尔衮实现了。顺治元年五月初二(1644年6月6日),多尔衮率领清军占领北京,是年九月,皇太极的遗孀孝庄文皇后随年幼的顺治帝来到北京之后,看到多洋衮结党营私、打击异己、独揽大权,关内关外咸知睿王一人。这种形势无疑时刻威胁着幼帝福临的皇位,于是孝庄文皇后按照满族的习俗,下嫁给多尔衮。她企图以此来笼络的控制多洋衮,巩固自己及其儿子福临的地位,这个包含政治目的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延缓与阻止多尔衮夺位称帝的作用。顺治七年,多尔衮死了,孝庄文皇后辅助十三岁的顺治皇帝开始亲政。顺治十八年(1661年)福临死了,由玄烨即位,此时康熙年仅8岁,而孝庄文皇后已是整个清朝统治集团中德高望重、一言九鼎的人物。她十分注重培养康熙处理政务的能力,她教导康熙说:“祖宗骑射开基,武备不可驰。用人行政,务敬于承天,虚心裁决。”康熙曾说:“忆自弱龄,早失怙恃,趋承祖母膝下三十余年,鞠养教诲,以致有成。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有今日成立。”

不容否认,康熙继承的皇权主线是满清王朝一如既往的杀伐传统。

满清军队侵吞中国的过程中,曾在全国各地遭到了汉族等各族人民的武装抵抗,满清军队为报复汉人的激抗,发生过多次屠杀抗清军民事件,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八十一日、广州大屠杀、还有在苏州、南昌、赣州、常熟、沙镇、南京、盩厔、无锡、昆山、嘉兴、海宁、济南、金华、厦门、潮州、同安、沅江、舟山、湘潭、南雄、泾县、大同、浑源、汾州、太谷、沁州、泽州、朔州、四川等地也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公元1645年,豫亲王多铎已经率领清兵攻占了亳州、徐州等多地城池,到了这年的四月中下旬,扬州也被清兵水军陆军重重围困。扬州的守将名叫史可法,是南明朝有名的忠义将领,他在扬州城已经坚守了很多天,但最终还是被清兵打败,史可法被清兵残忍杀害,扬州城也被占领。清兵占领扬州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屠城,屠城的命令是由豫亲王多铎下达的,屠城共进行了十天,历史上称之为“扬州十日”。

清兵攻入扬州城后,首先是进行财富掠夺,他们大规模的搜集金银财宝,然后进行大屠杀,他们将百姓绑成一团,然后用刀剑长矛乱刺乱打,即使是婴儿妇女,孤寡老人他们也不放过,甚至还用火烧了百姓的房屋。还有一些市民,则成了清兵的奴隶,为他们洗衣服做饭。那些想要逃跑的人,有些是被摔断了腿,有些是被抓住毒打刺杀。藏起来的人,要么被火烧死,要么被清兵抓到然后被杀死。城中的百姓,在烧杀抢掠中被恣意焚烧和砍杀,血流成河,尸横遍野。十天过后,太阳出来了,而清兵也停止了杀戮,一些和尚开始去整理尸体,然后进行集体焚烧。至于扬州十日死了多少人,据当时幸存的人统计,大约有八十万人在这场屠杀中丢失了生命。

为了推行满清制度,清兵颁布了一道法令,即“剃发令”,命令所有江南兵民,一律剃头剃发,否则就要丧命。这对汉人而言是难以承受的,不仅是违背了传统,也是莫大的耻辱,所以各地官民纷纷起义,制造动乱,嘉定很快就被占领。但是城内的民众抵不过清将领李成栋的大炮轰击,很快嘉定便被夺回,然后李成栋下令屠城,一天时间,就有三万人遇害,这是第一次屠城。不久后,反清民众又夺回嘉定,于是李成栋命部将在嘉定郊区进行镇压,这是第二次屠杀。过了不久,降兵吴之藩造反,又夺回了嘉定城,随后李成栋愤怒地杀入嘉定城,开始了第三次屠杀,这次杀戮有两万多人丧生。这就是“嘉定三屠”。

清军入关时的人口应在8000万到一亿五千万之间。而清军凡烧杀三十九年始定。满清最初的全国人口统计,为10633326人(减少了4000多万)在满清入关后,中国人口损失的总数,很可能是一个大大超过5000万人民丧生。如果再考虑人口出生的因素,在满清入关后,中国人口损失的总数,很可能是一个大大超过五千万人民丧生,最多可能超过一亿。还有一说是至少六千万人惨死,可能远不止此数,还有很多被掠为农奴。也就是说这个时期中国的人口大量消失,多半是死于战乱、饥荒等原因。

满清大屠杀是野蛮民族对先进文明的残酷破坏,从此中国步入了专制王国的深渊,奴性从此深深地刻在在了华夏子孙的脸上。给中国人民造成极大痛苦,亦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和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严重摧残了明朝中后期以来方兴未艾的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的经济直到乾隆年间才基本恢复到明代万历时期的水平。

清代有文字狱对于文化来说是一场大浩劫,统治者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禁锢人们的思想,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的悲剧。文字狱的数目非常多。顺治年间曾兴起文字狱7次,康熙年间兴起12次,雍正帝则兴起过17次文字狱。次数最多的是乾隆帝,兴起文字狱130多次。涉及到的人下场非常惨。一般文字狱涉及的人员基本都是三到九族,上上下下能有几千人。使思想禁锢,文化扭曲,社会闭塞也是文字狱的特点之一。

公正地说,清代专制主义统治者利用手中统驭四方的权力,动员举国体制,确实曾经创造过中华民族的辉煌,这就是后来被人们称道的“康乾盛世”。在“康乾盛世”,其经济取得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成就。它的农业、手工业、贸易、城市发展等,都曾达到世界先进水平。18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平均从中国购买茶叶值银400万两,而英国商人运到中国的来销售的主要商品的总值,尚不足以抵消从中国运出的茶叶一项。为了平衡贸易收支,英国商人必须运送大量白银到中国。康熙年间,清朝征收的关税正额有银43000两,实际上关税收入大大超过“正额”。乾隆末,每年“盈余”已达85万两,超过康熙年间所定关税正额的20多倍。正是为了平衡对华贸易逆差,英国把大量鸦片运进中国,并发动了罪恶的鸦片战争。

正是在康乾盛世,当满清君主们牵引着中国这艘古老的大船,沿着原有的航线驶行的时候,曾经落后的欧洲各国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光荣革命之后,萌动了改革新潮,新政、新法、新学、新器喷涌而出,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封建专制统治逐渐灭亡,民主政体陆续建立。1640年,英国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美国1775年开始了独立战争;法国1789年爆发了大革命。意大利从1859年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俄国从1861年废除农奴制,日本从1868年在美国的炮舰威胁下打开门户,这些国家不约而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17世纪以后,科学革命席卷了欧洲。哥白尼、伽利略、牛顿之后,大批科学家、技术家、实验家涌现,大批科学成果诞生,大批科学研究机构成立,研究自然科学在欧洲蔚然成风。一个科学、技术、实验三足鼎立、互相牵引的互动新机制形成,为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盛的动力。从18世纪60年代起,英国率先开始工业革命,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应用摆脱了人类对自然能源的依赖,使劳动生产率几倍几十倍地提高。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西方国家向全世界扩张的步伐也骤然加快。他们纷纷走出国门,建造大舰巨舶,组织商船队和贸易公司,进行航海探险,致力于海外贸易,到世界各地寻找商业机会,掠夺金钱、土地和人口,进行原始积累。贪婪的西方商人,确信自己的好运在远方,行走于全世界并把商品带到世界各地,追逐丰厚的利润。炮舰和军队用刀和剑在各个殖民地上建立起统治。据估算,英国在1757-1857年的100年中,仅从印度运回本国的货物和货币总值达120亿金卢布。

然而,在变化了世界面前,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几位爱新觉罗王朝的君主们却表现出惊人的麻木和极度的愚昧:妄自尊大、拒绝开放,囿于传统、反对变革,满足现状,固步自封,特别是限制工商业、蔑视科学技术、闭关锁国、加强集权,禁锢思想的做法,严重制约着社会的进步。

清王朝君主们的愚味和固步自封在法国作家佩雷菲特笔下被描绘得淋漓尽致。阿兰·佩雷菲特生于1925年,法兰西学院院士,学者,法国《费加罗报》编辑委员会主席,曾担任过七任部长。他在1989年5月出版了《停滞的帝国》一书,他曾在此前6次访问中国,搜集了1.2万多页原始资料,他打开故宫的大门,研究了清朝有关接待英使的所的文件,同时他还从英国、法国、美国、日本、南非等地阅读了大量未发表的内部档案。在这本54万字的专著中,佩雷菲特详细再现了当年马戛尔尼勋爵率领的庞大使团的出访经过。书中写道:“先进社会和传统社会相遇,我还从未听说过有比马戛尔尼出使中国时第一个爆发工业革命的国家和最杰出的文明国家之间高傲的相遇更有说服力的例子。最为奇怪的是一件表面上微不足道的小事导致马戛尔尼最终的失败:他拒绝叩头——即根据宫廷礼仪,在皇帝面前下拜叩头九次。天朝被得罪了,皇帝缩短了使团逗留的时间,两国关系破裂引起了悲剧性的连锁反应:两个民族的对抗;中国的崩溃;19世纪英国在东南亚的统治。马戛尔尼及其伙伴们是来提议进行交往和贸易的,但他们在中国社会里见到的却是一个封闭社会的典型。满清时的中国对商人十分蔑视,对经商极不信任,对外国的发明创造拒不接受,这些都无不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尽管国内的市场经济相当发达,对外贸易却被官僚政权的控制和垄断所扼杀。”

佩雷菲特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直到16和17世纪仍能以大量的发明和讲究文明领先于西欧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为什么随后它却让别国赶上,然后被人超过,而到19世纪它的部分领土竟像由停留在石器时代的部落居住的地方一样沦为殖民地呢?以至到了20世纪,它竟成了世界上最落后、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某些国家是又是如何觉醒的,而其他国家——或者就是那些醒了又睡回去的国家——为什么,又是如何‘沉睡不醒’的?中国昔日的命运会不会成为我们的命运呢?”

2000年7月16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指出:“清朝从1644年到1911年共延续了268年。从1661年到1796年是史称的“康乾盛世”。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水平在世界上是领先的。乾隆末年,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对外贸易长期出超。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快速发展。但是,当时的清朝统治者却不看这个世界的大变化,夜郎自大,闭关自守,拒绝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最后,在短短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就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直至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这个历史的教训刻骨铭心啊!”

著名历史学家茅海建先生在他所著的《天朝的崩溃》一书中用详实的历史资料揭示了当年那场被称为改变国运的鸦片战争的全部经过。原来,我们从历史教科书中所宣示的历史叙说并不符合历史的真相,事实真相是,我们这个古老封闭的中国在强大的工业文明潮流下要不要打开国门、迎接先进的工业文明的挑战的问题。原来,当年率领官兵焚烧鸦片的林则徐并不能称颂为“爱国主义者”,他是一个时而“精忠报国”、时而顽固保守、时而“睁开眼睛看世界”、时而坚持“夷人不可与华人平等交易通商”的激进分子。在儒家文化长期洗脑的过程中,难得有徐继畬这样悉心研究西方国家长处的儒士,更多的人只是一帮抱定闭关锁国理念的大清顺民和义和团。

既然抱着一腔热情、率领庞大船队、历时10个月之久的1793年英国派出马戛尔尼的使团在顽固的乾隆皇帝面前铩羽而归,那么设想,除了炮舰这种能使满清王朝能够听得懂的语言之外,还有别的办法吗?而恰恰是,英国殖民者的炮舰政策轰开了满清王朝紧闭的国门,不义之举为古老的中国带来了生机,如果不是英国侵略者租借香港,以后的香港能成为繁荣多年的世界金融中心吗?指望乾隆?指望道光?指望慈禧太后?中国的近代化真的有希望吗?可悲的是,直到本世纪初,中华民族中的许多人还是没有对满清王朝的闭关自守没有真正做到“刻骨铭心”。二十多年前,打开电视,一部部歌颂大清王朝的电视连续剧点燃了无数“爱国心”,什么《康熙王朝》、《雍正王朝》、《乾隆大帝》、《汉武大帝》、《大秦帝国》之类的歪曲历史真相、误导国民意识的错误导向不绝于耳,甚至有歌词作者为康熙皇帝写出“让我再借五百年”之类的胡言乱语,难道词作者真的要回到康熙王朝、雍正王朝,梳起辫子来,捣毁火车、电报、电话,见了皇帝三拜九跪那个极度封闭的时代?

回溯满清王朝那个时代,当时的统治者就是一拨顽固保守、极端自私的专制主义者,他们在一盘散沙的明王朝面前曾经是真老虎,在上亿手无寸铁的民众面前是真老虎,在一大帮念惯了四书五经的儒士们面前是真老虎,而在强大的世界列强面前却是一堆无用的废物,是一帮极度怯懦的纸老虎!他们是中国人通往世界文明的拦路虎、绊脚石!误国误民,是早该被扔进垃圾堆的历史的罪人!

三、时代变革漩涡中的徐继畬

生活在这样一个冥顽不化的年代,逐步清醒起来的正直的满清大臣徐继畬注定是一场悲剧。

要理清徐继畬与他所处的时代的困扰,首先必须廓清那个时代有哪些社会基本矛盾。首先是满清统治阶级与汉民族和其他民族的统治与被统治的矛盾,其次是满清统治者所坚守的农业专制主义逻辑与西方发达国家统治集团所推行的殖民扩张主义政策之间的矛盾,再次是中华民族两千年来以儒家文明为主的东方农耕文明与西方国家逐渐确立的资本主义文明之间的矛盾,再下来,矛盾更加错综复杂,其中有汉族地主阶级与满清贵族的矛盾,有最高统治者与满清贵族集团内部的矛盾,有归顺满清统治者的汉族士绅与拒绝服从统治的汉族士绅之间的矛盾,在归顺满清统治集团的汉族士绅集团内部,又有守旧派与革新派之间的矛盾。在归顺满清统治的汉族人民中,又有依附统治者的官吏依仗权势贪赃枉法与基层民众被压迫之间的矛盾,还有,游民无产者聚众滋事与安分守己的普通民众和满清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新兴的商人集团和小手工业者与统治集团的矛盾,与这些矛盾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满清时期政治、经济、外交、文化互相冲突的复杂局面。

首先,必须对满清统治阶级作一个定性。满清统治者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统治王朝呢?有两点必须首先明确,其一,满清统治者是一个在中国东北靠武力征服异族最后入主中原以游牧文明战胜农耕文明的野蛮统治者,其二,满清统治者建立大清王国之后,在拉拢了一大部分汉族官僚士绅之后,仍然延续的是中国两千多年的东方专制主义皇权体系。说到东方专制主义体系,马克思曾在多篇著作中分析说,这是有别于西方欧洲的封建王朝体系,植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东方专制主义尽管也曾创造过惊艳世界的灿烂文化和惊人的物质财富,但却长期形成顽固保守和皇权体系,是走向世界先进文明的巨大障碍。曾参加过德国共产党并曾长驻莫斯科共产国际并被纳粹德国拘禁多年的著名学者魏特夫1936年专程来中国考察一年多,然后收集了大量史料,1957年发表专著《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此书出版后,引起国际学界的极大重视,被认为补充和丰富了马克思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分析,也补充了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分析,是一部划时代的重要著作。魏特夫在书中指出,东方专制主义起源于东方地区的治水社会,因农耕文明必须依赖于灌溉和防洪,这些大型灌溉河渠的建设必须组织大批人力,因而形成集权的统治者。这种社会形态经过长期的武力征伐,再加上儒表法里的文化传承,形成了极大的文化惰性,抗拒外来文明,拒绝变革,由此形成了长期的帝国停滞。

很长时间内,在我们的主流话语中,西方传教士是一帮文化侵略的“匪徒”。而事实真相却是,恰恰是西方传教士们打开了时任福建布政使和福建巡抚徐继畬的心结。难能可贵的是,身为巡抚的徐继畬不囿于儒士传统,尽管他没能踏出国门半步,但他却能坐下来不厌其详地倾听美国传教士雅俾理对外面世界的详细叙述,雅俾理打开世界地图,原来长期以来儒家宣传的“我朝乃世界中心,我朝独尊,我朝物阜民丰,勿须机巧”之类的话语根本就是一堆谎言,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中华帝国的复兴大业就是要从知道外面有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开始起步。

窗户一旦打开,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徐继畬下决心做一件利国利民的大事,那就是著述《瀛环志略》,经过五年辛苦,终于在道光二十八年在福建刻板问世。他在初版中叙述成书经过。书中提到帮助过他的外人有美国传教士雅裨理、英国领事李太郭与美国医生甘明,另外还有后任英领事阿礼国与夫人。《瀛环志略》体例不同于一般地理书,书中共有总分图40多幅,先叙地球概貌,后叙四大洲各国。对各国的疆域形势、气候、物产、风土人情、历史沿革、典章制度、政治得失、兵力强弱、兼并征伐、海外扩展以及与中国的交往等等方面,叙述有详有略,夹叙夹议,常有按语表示自己的独特见解。这是当时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史地并重的世界地理书。徐公在书中试图探讨西方力量的根源与性质,给国人提供了一幅世界史的基本画面、一种多元化世界各国相互争雄的景象。儒生徐继畬通过这些域外情况的介绍,告诉人们,这个世界除了古老中国以外,还有另一种社会组织模式,他们老早就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封建割据,对皇权形成制约。尤其是侵略中国的英国,由贵族和平民分别组成上下两院,凡王朝重大决策,都必须由两院讨论表决后方可施行。对于美国,徐公除详述其疆域、山川、气候、物产、人口、财经、教育、风尚以及民主制的国会等等方面以外,还详述了美国人民在华盛顿领导下,奋起抗英并取得胜利的经过。徐公评述说:“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呜呼,可不谓人杰矣!”他还说:“美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数千年来,所谓忠君爱国一直是文人学士们津津乐道的重大话题。爱国的榜样,有屈原的叹国君之昏庸、哀民生之多艰、平生抱负不得施展自投汨罗江而死的悲壮志士,有苏武牧羊式的矢志不渝,有文天祥式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凛然正气,有岳飞式的“精忠报国”,长期以往,爱国成为一种统治阶级喜欢的定势,而像徐继畬这样的既能在侵略者入侵时率领军民英勇抗击又能在处理外交事务中善于把握分寸化解矛盾、主张在积极研究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特点的基础上探讨应对之策的开明之士却被一帮顽固守旧派诬为投降派必欲除之而后快,这既是徐继畬一个封疆大吏的个人悲剧,更是一个民族的悲剧。

作为一位从小接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海防大臣,徐继畬在鸦片战争前后经历了一场精神洗礼。自1838年春到1851年初,徐继畬长期在闽、粤两省做官,由道员递升到福建巡抚,并曾两度署理闽浙总督。他既亲身参与了禁烟和抗英活动,战后又长期负责福建省的对外交涉事务。他是禁烟和抗英的支持者。战争失败后,当他认真倾听美国传教士雅俾理和其他一些人对另外一个世界的描述之后,他渐渐进入一场艰难而痛苦的精神嬗变。

1838年仲春,徐继畬抵达福建后,正值全国即将围绕如何禁绝鸦片展开大讨论之际。他因位卑官低,还没有资格上奏皇帝,参与这场大讨论。不过,从他1841年写的《禁鸦片论》一文来看,他是主张严禁吸食鸦片的严禁派。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朝当局为了加强福建沿海防卫,把徐继畬从闽西北的延津邵道调署闽东南的汀漳龙道。他刚刚到任,厦门即告急。漳州离厦门仅70里,并且有一水相通,居民一日数惊,人心惶惶。徐继畬为堵死英军进攻之路,即刻采集大木为排桩,塞住镇门各个港口,同时调集民兵,扼险固守。英军知道有备,没有发动进攻,防区幸得安全。将近两年的抗英防御斗争,徐继畬尽职尽责,兢兢业业,努力整顿和加强防务,常备不懈。徐继畬亲眼见证了清朝军队彻底腐化、不堪一击的惨败局势。他在一封写给朋友的书信中这样写道:“两年以来,当事只知调兵,而不忧兵之不可用,饥与寒莫之恤,诛为赏莫之用,其名为兵,实则市人。水中已矣,逆夷登陆来攻,望风辄走,堕名城直如弹纸。”他分析腐化到这步田地的原因,一是士兵薪饷太低,食不充腹,衣不蔽寒,自然没有积极性;缺乏训练,素质很差。1841年冬,徐继畬在给家乡老友的信中说,英人“见官兵连年败挫,知中国孱弱无能,其志愈侈,其谋愈狡,非大挫其锋,其势未有所止,而水战非我之所长,仓卒无制胜之术;欲与之议和,则彼且索银一千数百万,又必索沿海各要地为码头,岂能听之耶!二百年全盛之国威,乃为七万里外之逆夷所困,至使文武将帅接踵死绥,而曾不能挫逆夷之毫末,兴言至此,令人发指眦裂,泣下沾衣”。经过鸦片战争,徐继畬深知敌人船坚炮利,以中国孱弱之兵,断断无法取胜,加鸦片战争后,道光帝的态度已经改变,只求民夷相安,竭力避免引起新的争端。

按照《南京条约》规定,东南沿海共计开放五口对外通商,其中厦门、福州两口都属于福建省。徐继畬从出任布政使起,到1851年解除福建巡抚职务为止,厦门、福州的对外通商事务一直由他管理,当时这样的事务对大清官员可是说是一片空白。1847年初,徐继畬在接任福建巡抚后向道光帝报告说:“闽省素号瘠贫,福厦两口,现又为夷人互市之区,官民交困,催科与抚字两难;番汉杂居,弹压与羁縻匪易。臣受恩深重,固不敢困积疲难返而相率循延,亦不敢困嫌怨易生而少存畏葸,惟有勉策弩始,将地方夷务与督臣刘韵珂悉心商榷,督同属吏力图妥善,冀酬高厚鸿慈于万一。”道光帝对此作了朱笔批示,嘱咐他“一切认真勉力,夷务尤当细心妥办。”前后九年,徐继畬始终按照道光帝的旨意,坚持“内安民心,外察夷情,不敢有偏袒之私,不敢存苟且之念,总期民夷相安,上慰圣怀。”

处在对外开放的风口浪尖,徐继畬在处理涉外事务过程中显示了他的精明与智慧。

1846年3月末,有一只英国小船驶入福州南台港停泊,水手先后到市场上购买鱼肉,由于语言不通,钱未付足,水手即将鱼肉带走,各店铺认为是短价强买,为此愤愤不平,恰好一名英国人阿金在街上行走,乡民林森森误碰了他一下,阿金就拿起木棍打伤林森森的额角,居民看了,都认为英国人欺人太甚。正当群众议论纷纷之时,英国商人记连等人先后走出,被愤怒的群众殴打致伤。4月1日,又有老百姓扛着一只酒瓮路过英国领事馆门口,被管门的广东人误将酒瓮碰破,引起一场争论。当地群众听到消息后,纷纷聚集,竟有英国领事馆雇佣的广东人开枪打伤群众两人。当地群众久久积聚的怒火一下子点燃起来了,他们拥至领事馆,将馆外的栅栏挤毁,并在街上殴伤一名外国黑人。当地一些匪徒混在闹事的人群中,乘机将领事馆内的货物搬抢,一时搞得乱哄哄的。当地执勤的清兵赶到,将抢夺财物的匪徒全部捉获,解送到衙门,众人才走散。事件发生后,福建当局一方面审讯了抢劫的匪徒和斗殴各犯,为了解除群众的怀疑情绪,发布公告说明原委。另一方面,徐继畬约见了英国领事馆领事阿利国,通报了事件经过,徐继畬当面告诫阿利国说:“此后必须严行约束英国驻地公民,中国官员也禁止众百姓,不许欺凌远人,两不相袒,方可永敦和好。”英国领事阿利国心悦诚服,欣然接受。此事由于处理公正及时,事态很快得到平息。

1850年11月13日,瑞士人发士、吕吉士雇佣小船到五虎门外,在金牌洋突遇一条贼船抢劫。发士用小鸟枪击伤一名抢劫匪徒,另一匪徒将发士刺落水中淹死了。吕吉士泅水逃回,船中洋银200元被抢走。事件发生后,徐继畬限令三天内拿获其余匪徒。18日,清兵将该船船主朱茂科拿获,后又将朱瓜婆等3 人拿获。

就在这事发生后的17日,停泊在南台的葡萄牙国护货船上黑人淹波罗吐和含壁上岸购买丝烟,淹波罗吐因与铺户陈炉炉争论价格,竟用尖刀划伤陈的面额。当地人林举为上前拦阻,竟被淹波罗吐刺伤肚腹立马毙命。淹波罗吐畏罪潜逃,含壁被群众抓获。不久,淹波罗吐在船主的协助下也很快被抓获。徐继畬秉公执法,依照《南京条约》中关于领事裁判权的条款,将葡属黑人淹波罗吐、含壁二人解送广东,由两广总督徐广缙交给葡萄牙驻澳门领事,交由葡萄牙法庭依照他们的法律审理惩办。这在古老中国看来,这是从未有过的有损大清王朝司法主权的重大事件,洋毛子在中国土地上犯了案,就应该依照大清律法,凌迟、斩首、剥皮、示众等恶法,以警示国内民众。现在不一样了,自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其中的条款就明文规定,外国人在中国犯案,管辖权由外国司法机关审理。应该说,在长期受封建专制政权洗脑的儒士们看来,这是极大地损害大清国国威的大事。然而,既然条约已经签订了,你再不情愿,也得依照条约来办。这是咬碎牙往肚里咽的不得已之举。现在,应该公正地说,正是外国侵略者用炮火推动了中国司法领域的进步。这两个案件报请朝廷后,军机大臣发文至闽浙总督裕秦和徐继畬,同意他们分别照例办理。

四、神光寺事件:陷入困惑中的徐继畬

1850年6月,两名英国人(传教士、医生各一)在福州神光寺租屋居住。引起福州绅民(包括原云贵总督林则徐在内)的反对和对徐继畬的不满。不久,就有翰林院侍读学士孙恩铭、工科给事中林扬祖和湖广道御史何冠英等人,对徐继畬交章弹劾。1851年1月,咸丰帝对徐继畬“传旨申斥”,命裕泰为闽浙总督前往查办,还命两广总督徐广缙“逐加查访”,据实奏闻“。该年4月,尽管裕泰回奏徐继畬并无“措置失当”之外,但咸丰帝仍然罢掉了徐继畬福建巡抚的官职。

两名外国人住进福州城内,本是区区细微之事,但事情虽小,却形成了一场政治风波,而且历时达十个月之久。随着徐继畬的被罢官,风波也宣告平息。

造成这一结局的原因,首先同官僚派系斗争有一定的关系。从道光帝开始禁烟起,以对鸦片和战争的态度为分水岭,以满汉官僚旧有的矛盾为脉络,或明或暗地存在着两个集团的冲突。一方面以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为首,在各个时期以琦善、耆英等为主要成员;另一方面以林则徐为首,在朝辅以军机大臣王鼎为首的一伙人。1841年林则徐被发配到新疆之后,穆彰阿一直握有朝内实权,直到咸丰帝上台后情况发生变化。自命不凡的咸丰帝不去认真研究东西方的形势,自认为导致鸦片战争的失败仅仅是因为投降派决策的原因,追其原因,将失败的责任推到穆彰阿头上。1850年底,咸丰帝索性罢黜了穆彰阿,对耆英也降级使用。而同时起用了林则徐。对徐继畬的处理,恰恰也在同一时期。

契约精神,这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根本基石。而守旧保守的满清统治者,恰恰就是一帮被人摁住脖子时翻白眼、松开手就想赖账的政治流氓。执掌皇权的道光皇帝和继承皇位的咸丰皇帝就是这样一帮毫无底线的角色。

为廓清事件真相,现将1842年8月满清政府与英国政府签订的《南京条约》全文照录如下:

兹因大清皇帝,大英君主,欲以近来之不和之端解释,止肇衅,为此议定设立永久和约。是以大清大皇帝特派钦差便宜行事大臣太子少保镇守广东广州将军宗室耆英,头品顶戴花翎前阁督部堂乍浦副都统红带子伊里布;大英伊耳兰等国君主特派全权公使大臣英国所属印度等处三等将军世袭男爵朴鼎查;公同各将所奉之上谕便宜行事及敕赐全权之命互相较阅,俱属善当,即便议拟各条,陈列于左:

一、嗣后大清大皇帝、大英国君主永存平和,所属华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国者必受该国保佑身家全安。

二、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往来;令英人按照下条开叙之列,清楚交纳货税、钞饷等费。

三、因大英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四、因大清钦差大宪等于道光十九年二月间经将大英国领事官及民人等强留粤省,吓以死罪,索出鸦片以为赎命,今大皇帝准以洋银六百万圆偿补原价。

五、凡大英商民在粤贸易,向例全归额设行商,亦称公行者承办,今大皇帝准以嗣后不必仍照向例,乃凡有英商等赴各该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且向例额设行商等内有累欠英商甚多无措清还者,今酌定洋银三百万圆,作为商欠之数,准明由中国官为偿还。

六、因大清钦命大臣等向大英官民人等不公强办,致须拨发军士讨求伸理,今酌定水陆军费洋银一千二百万圆,大皇帝准为偿补,惟自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五日以后,英国因赎各城收过银两之数,大英全权公使大臣为君主准可,按数扣除。

七、以上三条酌定银数共二千一百万圆应如何分期交清开列于左:

此时交银六百万圆;

癸卯年六月间交银三百万圆,十二月间交银三百万圆,共银六百万圆;

甲辰年六月间交银二百五十万圆,十二月间交银二百五十万圆,共银五百万圆;

乙巳年六月间交银二百万圆,十二月间交银二百万圆,共银四百万圆;

自壬寅年起至乙巳年止,四年共交银二千一百万圆。倘有按期未能交足之数,则酌定每年每百圆加息五圆。

八、凡系大英国人,无论本国、属国军民等,今在中国所管辖各地方被禁者,大清大皇帝准即释放。

九、凡系中国人,前在英人所据之邑居住者,或与英人有来往者,或有跟随及候候英国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御旨,誉录天下,恩准全然免罪;且凡系中国人,为英国事被拿监禁受难者,亦加恩释放。

十、前第二条内言明开关俾英国商民居住通商之广州等五处,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今又议定,英国货物自在某港按例纳税后,即准由中国商人遍运天下,而路所经过税关不得加重税例,只可按估价则例若干,每两加税不过分。

十一、议定英国住中国之总管大员,与大清大臣无论京内、京外者,有文书来往,用照会字样;英国属员,用申陈字样;大臣批覆用札行字样;两国属员往来,必当平行照会。若两国商贾上达官宪,不在议内,仍用禀明字样为著。

十二、俟奉大清大皇帝允准和约各条施行,并以此时准交之六百万圆交清,大英水陆军士当即退出江宁、京口等处江面,并不再行拦阻中国各省商贾贸易。至镇海之招宝山,亦将退让。惟有定海县之舟山海岛、厦门厅之古浪屿小岛,仍归英兵暂为驻守;迨及所议洋银全数交清,而前议各海口均已开辟俾英人通商后,即将驻守二处军士退出,不复占据。

十三、以上各条均关议和要约,应候大臣等分别奏明大清大皇帝、大英君主各用朱、亲笔批准后,即速行相交,俾两国分执一册,以昭信守;惟两国相离遥远,不得一旦而到,是以另缮二册,先由大清钦差便宜行事大臣等、大英钦奉全权公使大臣各为君上定事,盖用关防印信,各执一册为据,俾即日按照和约开载之条,施行妥办无碍矣。要至和约者。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即英国记年之一千八百四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由江宁省会行大英君主汗华丽船上铃关防。

按照当初签订的条约,明文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那么,两名英国人在福州城租住,这不是完全合乎条约之规定吗?还用得着爱国人士林则徐怂恿地方乡绅掀起一股大浪吗?

原来,满清政府本来就不想认真履行条约。在炮火胁迫下签订的条约,满清统治者不敢明面上拒绝英国人入城居住,却密令地方官员暗中抵制。办法之一就是暗中策动民众反对。他们怕的是英国人一旦与当地人有了密切接触,西方国家的治国理念传播开来,大清王朝苦心孤诣驯服的奴隶不听他们的管教那可就麻烦了。早在《南京条约》签订之后的1846年,广州人民就掀起一股反对英国人进入广州城的斗争,而且喊出了“官方清道以迎洋鬼”、“官吏“事夷不复为大清官”的口号。道光帝担心百姓们对官吏的不满引起事端,于是在上谕中屡屡告诫耆英等要以“固民心为本”、“俾使民夷相安”。耆英在广州周旋到1847年初,暗中默许英人两年后入城。继任的两广总督徐广缙抵任后,他觉察到“民情若是,其坚且众。夷一动则民刻生变,势难终日”。于是他给道光帝上折,说对英人的入城要求,婉拒之未必遽开边衅,轻许必至立起兵端。且阻其入城而有事,则人心瓦解,必至内外交讧。这个意见受到道光帝的赞赏。1849年春,英公使文翰要求兑现与耆英的密约,谈判中广东群众武装示威,徐广缙以众怒难犯为理由,拒绝了文翰的要求,最后迫使文翰宣布罢议进城问题。道光帝得报后,大喜过望,在大力嘉奖徐广缙等人的同时,下令各地“务当团结民心,激扬士气,以安民为抚夷之本”。道光帝的这种两面派手法得到了咸丰帝的继承,继续支持徐广缙“利用民气”的作法。

就在这种形势下,发生了福州神光寺事件。

在神光寺事件之前,身为福建巡抚的徐继畬是深得闽浙总督刘韵珂信任的。在当时,身为福建布政使的徐继畬,在处理涉外事务中所表现的才干,得到闽浙总督刘韵珂的高度称许。道光二十六年十月二十日,刘韵珂在得知皇帝任命徐继畬到广西任巡抚的消息后,连忙给道光皇帝上奏了《密陈夷务急需得人》的奏折,其中写道:“臣自莅闽以来,时深顾虑,幸得新授广西巡抚徐继畬,熟悉八闽利弊,洞晓各夷情伪,遇事熟筹密商,时向厦门道恒昌指授机宜。故虽英夷或间有背约要求,或夷商因纳税狡狯,或华夷因语言不通,口角争斗,均可设法随时了结,相安无事。”刘韵珂坦诚地说:“是闽省事务,日形繁重,其得以无误,并可数年相安者,徐继畬之力十居八九,臣实不敢掠人之美为已有也。而欲求如徐继畬之人地相宜者,实难其选。”道光皇帝接受了刘韵珂的意见,即刻下了谕旨,将新任广西巡抚徐继畬与福建巡抚郑祖琛互调。

道光三十年,英国驻福州领事若逊回国,由翻译官金执尔代理领事,办理通商事务。六月间,一名英籍传教士和一名英籍医生来福州,金执尔代他们向城内乌石山下之神光寺僧人租屋一间,并将租约送侯官县盖印。侯官县令兴廉也没有请示徐继畬,就在这份半年租约上盖了章。徐继畬获知这一消息后,根据皇帝的密令,对兴廉训斥了一顿。兴廉马上向英国领事金执尔言明错误,让金执尔安排搬移。金执尔提出索要照会,兴廉根据刘韵珂、徐综畬与英国人议定的条约,照会金执尔,让寄居神光寺的英人在福州城外另行租赁。金执尔将照会抄呈香港总督文翰查核,并回答侯官县令兴廉,英国人是否应出城,须等到文翰批回后办理。在这以后,福州绅士在因病回家休养的云贵总督林则徐的策动下,书写了一份公启,质问侯官县令兴廉,要求租住神光寺的英国人立即搬出。福州街头出现了“某日定取夷人首级”的字条。金执尔接到公启,又见公白字条,两次到巡抚衙门投递他的主张,声称是否退租神光寺需待英国香港总督文翰批复处理,并要求福建巡抚保护。身为巡抚的徐继畬当然应当按照按照外交事务常规去安排士兵在神光寺附近巡防保护,他同时照会金执尔“以讲经夷人,现尚未得住处。岂忍逼令搬移,致使露处,但省中绅民,既不情愿,必难日久相安,只好在神光寺内暂行借住,不准租赁,一俟城外觅有妥善房屋,即行退还。”为避免酿成大事,徐继畬致书士绅,称“此时若将两夷人逐出”,英国势必借为口实,以兵船入港滋扰”。他还安排所属各府县,“密谕生童,从缓设法”,使“英人心愿情服,自行搬迁,方可正办,断不宜操之过急,致令别生枝节。”让“生童多体此意,勿再肇衅”。此后不久,闹事的士绅们就默默止息了。当闽浙总督刘韵珂从外地返回之后,知道此事的处理经过后,对徐继畬的冷静处理极为赞赏。

然而,激进的爱国派林则徐却不肯就此罢休,他联络了在京的福建籍官僚,先后上奏谴责闽浙总督刘韵珂和福建巡抚徐继畬。七月十八日翰林院侍读学士孙铭恩上奏,英人借住神光寺,“经迭次士民呈控,并公给该夷书信,明白劝止。现闻致信之后,该夷仍执印文,不肯退租。地方官意存迁就,有带兵护送该夷入神光寺之说。”孙铭恩痛斥福州官吏:“强民从夷,是何肺腑”。七月二十八日,工科给事中林扬祖上《英人租住神光寺绅民反对而官方不为办理折》。林扬祖说:“福建省城内乌石山积翠寺,被奸僧赁与英夷为望远探船公馆。经督臣刘韵珂从权应允,夷官居住省城内,民间惶恐已非一日”。他进一步指出:“设官所以卫民,官非民无与共守,民非官无与为依。夷人无他伎俩,所恃者,官民未能一心,因得售其奸耳”。八月初一,湖广道御使何冠英上《英人租住神光寺民人反对而巡抚徐继畬一味畏葸折》,言词激烈,指责徐继畬袒护属员,徇庇汉奸,不能振作以胜疆寄。十月十八日,何冠英又上了《福建英人占寺院民房钉塞大炮督抚畏葸请查办奏折》及《闽浙商船多雇英轮护送英人并枪伤幼孩奏片》。何冠英说:“闽省夷情叵测,渐有蔓延。霸占省城内外各寺,强买民房起造楼屋,并钉塞炮眼。骑马数人四处踏勘,经各乡民驱斥,地方官反为禁阻。”何冠英怒斥刘韵珂、徐继畬“畏葸性成,苟安旦夕,以通商为掩耳之计,以和约为护送之符,即谕旨森严,亦不过含混其词,一奏塞责,惟有仰恳皇上天恩,俯念夷情叵测,省会濒危,特简公忠体国威望素著之大员,迅赴闽疆,严密查办。”

在接二连三的参奏之下,咸丰帝谕令两广总督徐广缙,按照何冠英参奏折内片所指各情,“逐加访查,果否实有其事,并督抚现在能否设法抚驭之处,据实具奏,毋须瞻顾。”徐广缙遵旨调查英人在闽情况,在未得到前往闽省确查英情人员回复的情况下,就上奏咸丰帝:“该省民夷既不相安,官民又复不协,诚恐别生枝节,相应请旨,将该督抚先予薄惩。一面责成抚夷安民,民心既不动摇,夷情自归驯服,抚民防夷,责无旁贷。乃于降旨敕查至再至三之事,日久并不奏闻。是既已错误于前,又复因循于后,漫不关心,成何事体?徐继畬传旨申斥。”

以后不久,新任闽浙总督裕泰到任后,立即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表明,何冠英参奏刘韵珂、徐继畬各情节,均与事实不符。裕泰的调查表明,除侯官知县兴廉办理英人租住神光寺事件一案实为荒谬,刘韵珂、徐继畬未能参革外,“此外实无措置失宜及迁延消弭之处。”裕泰最后的结论是:“福州口岸,自道光二十四年通商以来,迄今八载,民夷贸易互通,彼此均极相安,绅耆亦无异说。”

神光寺事件使得刘韵珂、徐继畬最终被罢官免职,刘韵珂因病开缺,徐继畬于咸丰元年降补太仆寺少卿。

这年九月初六,徐综畬在写给堂兄的一封信中简略介绍了这次事件的大体经过:“弟在闽办理夷务,已阅八年。不知历多少艰难,幸得平安无事。今年夏间,有夷人租住城内寺屋一事,事本细微,系侯官县兴令一时疏忽,误与用印。从容劝谕,本可了结。乃巨绅林少穆则徐,意在沽名,急欲驱逐。既出绅士致夷人公启,又写生童告白,遍城粘贴,声势汹汹,几致酿成大事。弟以英夷今年正在上海投文、天津赴诉,方欲挑衅生端,不可使之藉口。劝诸绅士从缓图之,大拂林少翁之意,偕诸绅士致弟公启,弟剖析利害答之。刘玉坡制军旋即回省,与弟意见相同。林少翁又欲劝绅士捐资雇募水勇,办理防堵。弟与玉坡制军以英夷此时并未露蠢欲动形迹,今忽先自张皇,是召之来攻,大为失计,不肯附和其说,愈得罪林少翁,寄信京中,嗾令弹射。于是攻之者一学士、两御史。八月一旬之内,连奉寄谕三次。初参弟为抚驭无方,继又参弟为袒护属员,徇庇汉奸,现已一一复奏,尚未知旨意如何。此间公事,本万分艰难掣肘,弟与刘制军俱怀退志。因但受宣庙特达之知,又值新主初登大宝,不敢遽作乞身之想。不意群小乘言路宏开之际,吠影吠声,轰然交作。弟与玉坡制军先后俱遭弹劾,深悔见之不早。此事尚未见分晓。将来因此罢斥归田,固属万幸,即使平安过去,亦断不可一朝居。早则今年腊月,迟则明年正月,决定引疾。”

咸丰元年二月,咸丰皇帝召徐继畬入京陛见,召见之中,咸丰帝对大臣们说:“徐继畬乃老诚人,非欺诈一流”。尽管裕泰为他说了公道话,咸丰皇帝还是罢免了他的巡抚,降三级任为太仆寺少卿。显而易见,这是受了言官弹劾与《瀛环志略》引起的谤议的双重影响。

咸丰三年,徐继畬不顾个人安危,上了《三渐宜防疏》,一宜崇尚节俭,不宜大兴土木;二以养德为主,以防宴安;三宜广开言路,宜防壅塞。咸丰皇帝对此折很重视,特别将这道折子放置在身旁,列为座右铭,时时省览。《清史稿·本传》有徐继畬“直针君德,所举三防,陈义尤高”的赞语。这一年秋天,咸丰皇帝任命徐继畬为四川乡试正考官,乡试完毕之后,朝中那帮将徐继畬看作眼中钉的言官们还是不罢休,又以徐继畬在巡抚期间起解军台官犯迟误为名,上疏弹劾,徐继畬被再次罢官。这年十一月,他在祭祖文中写下这样一段话:“谨守祖训,饮冰茹蘖,不取一钱,矢勤矢慎。惟谨洁自守,尚未玷先人清白”。这年冬天,他从四川归来后,用多年积攒的四千余金,盖了几间房子,又置地十余亩,为埋骨之所。

现在看来,当年那场清朝政府策动的反入城斗争其实就是究竟是真开放还是假开放的流氓把戏,可悲的是,开明而睿智、尽心履职的福建巡抚和闽浙总督刘韵珂竟做了皇帝和“爱国志士”林则徐等人掀起的汹涌“爱国浪潮”的牺牲品。

五、一落千丈后的徐继畬

公元1853年,咸丰三年,时年58岁的封疆大吏徐继畬成为一介平民。这位在开放前沿任官二十多年的前任巡抚大人却恪守祖训,两袖清风,家境萧条,他正准备开设一家书馆,设帐授徒。然而,太平天国的北伐军来了,已经挺进河南怀庆府,山西戒严。危难时刻,时任山西巡抚恒春首先想到了被罢官的徐继畬,他传旨徐继畬帮助当地官绅办理防堵事宜。咸丰四年初,徐继畬奉命抵达上党地区,组织了民间团练,有效地堵击了太平军的进攻。奔波二年,终于完成了防堵任务。

此后,徐继畬接受平遥超山书院的邀请,出任该书院的山长,年俸240两,从此过起了“绝口不谈时事,邸报亦从不借看,暇时则浏览古书,间作小诗自娱”的苦闷的教书生涯。但是,要让这位看清了时势的前封疆大吏彻底忘却日益陷入危难的时局,那是不可能的。咸丰九年,徐继畬在一封致朋友的信中表达了老骥伏枥的壮心:“以获咎之故,转得置身事外,偃息林泉,局外之人多以塞翁失马相庆,弟每闻此言,寸心如割。气力衰残,不任金革。惟此热血未寒,寸心不死,心中有欲吐之数言,关系安危大计,此言朝达宸枫,夕依秋柏,毫无遗憾。欲效一喙之忠,竟无上达之路。不知其心头眼底,有死不瞑目四字,念念不忘也。”

罢官回家教书的徐继畬心中的悲凉可以从他晚年写的一些诗作中看出一点眉目。此时的徐继畬身边无有子嗣,这对于崇尚传宗接代的儒士来说,可谓心头的一个结。他在归里执教时,曾写过一首《自题种松小照》,诗中写道:

昔人闭户著书早,种松皆作龙鳞老。我此苍颜亦种松,非关铅椠穷幽讨。忆我生时感慈梦,盆植小松供三宝。科名仕宦两平平,徒愧出山为小草。中年似续频关心,捧壶孑立萦怀抱。偶然作此种松图,意望萌芽发丛葆。迄今白发已披肩,未见呱呱觅梨枣。每顾此图一慨然,凉德自惭申默祷。无后之愆难谢责,敢怨天公同伯道。数卷残书付有人,荑发枯杨亦自好。

在这首诗后面,作者自注道:“畬生时,先母续太夫人梦人赠盆植小松,置佛座前。先师谭兰楣先生为命别号曰‘松龛’。奇怪的是,当徐继畬吟作此诗后,天公果似行起仁道,徐继畬纳的妾马氏居然生一女婴,而且由于产前梦见松根长出新芽,起名“松芽”。他在超山书院获得弄瓦喜信,喜赋《归里有期》云:“一芽初试抱,却笑瓦同璋”。

徐继畬白衣还乡之后,对百姓忧乐念念在怀,他继承《诗经·国风》、汉乐府、南朝民歌的传统,为“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爱者歌其情”,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作品。比如他写的关于北方故乡的《啖糠词》和《驮炭道》这两首反映民生疾苦的诗,真实地反映了当地人民饥寒交迫的生活状况。

《啖糠词》是这样写的:富食米,贫啖糠。细糠犹自可,粗糠索索刷我肠。八斗糠,一斗粟,却似抟来沙一掬。亦知下咽甚艰难,且用疗饥充我腹。今年都道秋收好,囤有余粮园有枣;一半糠秕一半米,妇子欣欣同一饱。昨行都会官衙头,粒米如珠流水沟;对之垂涎长叹息,安得淘洗持作粥。

《驮炭道》是这样写的:隔巷相呼犬惊扰,夜半驱驴驮炭道。驴行黑暗铎丁东,比到窑头天未晓。驮炭道,十八盘;羊肠蟠绕出云端。寒风塞口不得语,启明十丈光团栾。窑盘己见人如蚁,烧得干粮饮滚水。两囊盛满捆驴鞍,背负一囊高累累。驮炭道,何难行;归时负重来时轻。人步伛倭驴步碎,石头路滑时欲倾。日将亭午望街头,汗和尘土面交流。忽闻炭价今朝减,不觉以内怀烦忧。价减一时犹自可,大雪封山愁煞我。

据方闻教授记载,民国十八年夏,阎锡山邀请冯玉祥将军来五台,宴席间,冯玉祥举杯回敬主人说:“贵乡贤徐松龛先生全集我已读过,其中《啖糠词》、《驮炭道》两章,尤能道出当地人民疾苦,我都能背诵。”遂高声朗诵,举座感叹。

赋闲执教的徐继畬心有不甘,灵魂深处却充溢着眷恋朝政、关注时局的热情。且看《夜梦早朝二首》:一从放逐远长安,京洛风尘久未弹。凤阙忽通千里路,貂裘仍怯五更寒。似闻吴楚天戈捷,又道江淮露布刊。宵旰忧劳何日已,梦回孤枕泪汍澜。

壮年曾忝鹭鹓班,岭海驰驱数往还。葵藿向阳虽自信,蓬蒿作柱总嫌孱。时艰讵敢谋归卧,年迈端应得赋闲。谁扫攙枪天宇肃,夜阑频望斗牛间。

从这两首七律中,可以看出诗人是何等的忧国恋政。他借古咏今,以唐喻清。自己虽然被放逐,但京尘未弹,貂裘仍旧,还注视着平定内乱的“吴楚天戈”,谛听着江淮捷报。每每忆起御使台和闽粤为官时像鹭鹓一样井然有序地列于朝廷。虽说自己像蓬蒿,不堪挑大梁,却如葵花似的向着宵旰忧劳的咸丰帝。国难当头,置身事外本非所愿,也决不敢逃避为臣的天职,在夜阑人静之时,仰望斗牛二宿之间兵戈之气郁结,因想到在其分野之下的安徽、江苏、江西、浙江一带战乱不已,谁来扫清天宇的妖星兵气和人间的战乱呢?年迈归卧的诗人只落得两泪涟涟。蕴藏在诗行中的那种炽烈的为国分忧的情感是如此的强烈!

同治四年闰五月,徐继畬奉陛见之旨,勉强扶病入京。沈桂芬在《松龛徐公墓志铭》中记述说:“两宫皇太后慰劳甚至,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旋补太仆寺卿。各国使臣闻公至而皆欢抃,持酒榼诣署谒公,其为异国所敬服,与辽人中国司马之言无异。而公所著《瀛环志略》,中外奉为指南矣。复充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纶音褒嘉有老成持重,品学兼优,足为士林矜式之语。旋以前在籍团防功,赏加二品顶戴。”当时,总理衙门总管大臣为恭亲王奕?。徐继畬兼任新成立的培养外语和科学人才的同文馆管理大臣后,聘请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等为教习。

对于同文馆的成立,当时任翰林院掌院大学士的倭仁,反对尤烈。两次丧权辱国的鸦片战争竟未能削弱倭仁这类士大夫的盲目排外顽固思想,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徐继畬很难有大的作为。同治八年四月,徐继畬告老还乡。四年之后,徐继畬病逝于五台县家中,享年79岁。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徐继畬与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渝吉的不同遭遇

从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到18世纪完成工业革命,标志着人类社会开始进入世界性“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时期。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的一个必然的过程,一般是指社会发展由自给自足的手工业自然经济,到近代大工业的,社会化生产的资本主义经济。这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由“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的过程,“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正是由于“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革命的革命”,才促使社会生产力有了迅速的提高。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工业革命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从此,永远结束了中世纪的黑暗时代,揭开了人类历史的一个崭新的时代。

在这场大变革时期,地处亚洲的两个国家——中国和日本,分别作出了不同反映。

古老的中国此时由满清王朝一帮极端自私保守的顽固分子把持朝政,自鸦片战争打开国门之后,仍然固守那一套顽固保守的执政路线,一误再误,被动挨打,经过第二次战争、甲午海战、庚子之变之后,仍然抱残守缺,最后直到被辛亥革命的隆隆炮火推翻。

而隔海相望的日本,也是被迫打开国门的。1853年7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修·培里将军,率领四艘军舰开到江户湾口,以武力威胁幕府开国。舰队中的黑色近代铁甲军舰,为日本人生平第一次见到。培里赠给幕府显示工业文明的火车机车模型和电报机,而幕府却只能用力士搬运回赠的大米来展示实力。培里来航令日本人震惊,深切感受到日本与外国的巨大差距。日本人称这次事件为“黑船来航”。由于这四艘军舰合共有六十三门大炮,而当时日本在江户湾的海防炮射程及火力可与这四艘军舰相比的大约只有二十门,在不开国就开火的威吓下,幕府不敢拒绝开国的要求,但又恐怕接受培里带来的国书后,会受到全国的抨击,于是当时幕府的首席老中阿部正弘藉口要得到天皇的批准方可接受条约,并约定培里下一年春天给予答复。1854年2月13日,培里再次率领舰队来到日本,这次一共有七艘军舰,而且舰队一直深入江户湾内,到达横滨附近才停船,面对培里的强硬姿势,幕府只好接受开国的要求了。于是双方在横滨签定了《日美亲善条约》,也是日本与西方列强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其他西方列强跟随著美国,纷纷向日本提出通商的要求,于是英国、俄国、荷兰等西方列强都与日本签定了亲善条约。日本被迫结束锁国时代,幕藩体制也随之瓦解。

在被迫打开国门的时期,中国出了一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徐继畬,日本在以后的时期出了一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福泽渝吉,他们在不同国度里遭受了不同命运。

作为大清王朝的海防巡抚,徐继畬未踏出国门一步,仅靠美国传教士雅俾理手头拥有的资料和叙说,经过五年时间,1848年写出一部研究近代世界的地理、政治、经济、军事的综合著作——《瀛环志略》,他告诉中国人,在“天朝帝国”之外,另有一个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崭新世界,一个民主化的近代世界。他向中国人介绍了另一个世界的首领的楷模——美利坚合众国的大总统华盛顿。徐继畬在《瀛环志略》中推崇的理念对古老中国无疑是振聋发聩之声。徐继畬写作这本书的动机是很清楚的,就是为了启蒙中国的无知和愚昧,把中国之外的另一个新世界的信息和成就告诉中国人民,以便让中国有应付新世界挑战的思想准备。

1861年,出身贫寒之家的福泽谕吉依靠自己获得的英语知识,获得了担任幕府译员的机会。这一次赴欧,他对于社会经济各种问题,诸如医院的经营、银行的业务、邮政、征兵法规、政党、舆论或选举等问题,都能做比较深入的了解。旅行一年期间,所见所闻,没有一样不是新奇的。和上一次在美国只观察到表面壮观的情形不同,这一次谕吉已能留意到欧陆各国内部的观察,并作详尽的笔录。这次幕府派遣使节访欧,并没有什么收获,但一行中偶然有谕吉参加。回国之后,他根据这些笔记资料,另参考原书,撰写了《西洋事情初编》(1866)。在这部书里,主要向日本人启蒙的知识有:①西洋的政治制度,议会选举法等;②西洋经济发展,如介绍机械工业、汽车、汽船等近代交通运输业等;③介绍西洋的新的文明开化的福利事业;(4)介绍西洋的电信、邮政事业及有关法令等。在访问中,一问一答,渐渐问到该国议院的由来,帝室与议院的关系、舆论的力量、内阁更迭的习惯等等问题,逐个听其解答后,才得知它的实情。这部书好比一座警钟,敲醒了民众的蒙聩,启迪了无知的社会对先进文明国家的认识,甚至深刻地影响维新政府的政策。这部《西洋事情》共十卷,发行部数约有二十五万之谱。忧国爱民的人士,几乎人人一部,把它当作金科玉律一般看待。但它的价值,不只在介绍欧西文物而已。此书是第一部福泽谕吉呕心的杰作,充满着睿智的表现,显示谕吉的思想体系初告成立。

1867年,谕吉随从幕府的军舰采购委员,再度赴美,考察了美国东部各州的都市。这前后三次的国外旅行,使谕吉深切体认到日本在国际社会上所处的地位,痛斥当时幕府的压制政策和陈腐的门阀制度。这种体验,决定了他于幕府末期到明治维新的一段转折期,在日本的文教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回国之后,他更致力于从事教学和译著工作,积极倡导西学,作育英才。

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2月3日,福泽谕吉终因宿疾--脑溢血症复发,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六。噩耗流传所及,日本全国上下,不问识与不识,都惋悼这颗巨星的殒落。他的逝世,确是日本最大的损失;全国的报刊杂志,齐声哀痛不已。众议院也破例对谕吉发布吊词,使他身后备享哀荣。以后,福泽渝吉的头像印在日本万元纸币上。

拿《西洋事情》的内容与《瀛环志略》相比,可以看出,徐继畬的书是全面介绍当时整个世界的地理、政治、经济状况,而且不论从系统性、理论性而言,都比福泽渝吉的书超出一头。

但是,中国近代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徐继畬的命运要比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渝吉的命运悲怆很多。更多的启蒙思想家呢?

启蒙思想家郭嵩焘的命运就令人唏嘘不已。

光绪元年(1875年)初,经军机大臣文祥举荐,郭嵩焘再度出山,授福建按察使。时清政府筹议兴办洋务方略,郭嵩焘慨然命笔,讲自己办洋务的主张和观点写成《条陈海防事宜》上奏。认为将西方强盛归结于船坚炮利是非常错误的,中国如果单纯学习西方兵学“末技”,是不能够起到富国强兵的作用的。只有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中国的工商业才是出路。郭嵩焘因此名噪朝野。恰在此时,云南发生“马嘉理案”,英国籍此要挟中国,要求中国派遣大员亲往英国道歉,清政府最后制派郭嵩焘赴英“通好谢罪”。八月,清廷正式加授郭嵩焘为出使英国大臣,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使节。消息传开,顽固派纷纷指摘、讥讽,更有文人编了一副对联讽刺郭嵩焘:“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只有李鸿章为他撑腰。

由于中英尚未就马嘉理案谈判妥当,郭嵩焘出使延期。十一月四日,郭嵩焘署理兵部侍郎,上《请将滇抚岑毓英交部议处疏》,弹劾云南巡抚岑毓英,要求将对马嘉理案负有直接责任的云南巡抚交部严处,奏折还抨击了那些盲目自大,封闭守旧的官僚士大夫。自然郭嵩焘又遭到毁谤,“汉奸”、“贰臣”之类的指责咒骂,汹汹而至。

光绪二年(1876年)冬,郭嵩焘率副使刘锡鸿等随员三十余人启程赴英,在伦敦设立了使馆。光绪四年(1878年)兼任驻法公使。赴英途中,郭嵩焘将沿途见闻记入日记《使西纪程》,盛赞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主张中国应研究、学习。后该书寄到总理衙门,不料遭到顽固派的攻击、漫骂,直到郭嵩焘去世,该书仍未能公开发行。郭嵩焘到达英国后,非常留意英国的政治体制、教育和科学状况,访问了学校、博物馆、图书馆、报社等,结识了众多专家学者,并以六十高龄潜心学习外语。还将考察心得不断寄回国内,提出很多中肯的建议。

在英国,郭嵩焘目睹英国国内的禁毒措施,不禁感慨万千,两次上疏要求严禁鸦片,并提出具体建议。郭嵩焘还从中外交涉日益广泛的现实出发,建议总理衙门编纂《通商则例》发给各省并各国驻华公使,使在处理外交事务时有所参本。总理衙门接受了建议,后来虽未编成《通商则例》,但翻译了大量西方法律规章备用。郭嵩焘出使期间,还处理了相当多的具体外交事件,并接待了中国第一批海军留学生,与严复等建立了友谊。因郭嵩焘在对外交往中不卑不亢,分寸合度,处理外交事务合乎国际惯例,给驻在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以致郭嵩焘卸任回国时,英、法两国政府均依依难舍。

光绪三年(1877年)七月时,郭嵩焘与守旧顽固的副使兼驻德公使刘锡鸿发生激烈冲突。刘锡鸿还公然在使馆中扬言:“这个京师之内都指名为汉奸的人,我肯定不能容下他。”并又密劾郭嵩焘罪责“十款”,极尽罗织诬陷之能事。刘锡鸿指责郭嵩焘的罪状,不仅是鸡毛蒜皮,而且都合乎国际礼仪,并可印证英人所说郭为“所见东方最有教养者”的称誉无误。国内顽固派亦强烈响应,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参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想对英国称臣”等语。

光绪五年(1879年),郭嵩焘与继任公使曾纪泽办理完交接事务后,黯然回国,称病回籍。五月五日乘船抵达长沙。由于湘阴发生守旧排外风潮,形势颇为紧张;连用小火轮拖带木船到省城都受到长沙、善化两县的阻止,大骂郭嵩焘“勾通洋人”的标语贴在大街之上。尽管郭嵩焘钦差使臣的官衔暂时尚未解除,而自巡抚以下的地方官员都对他傲慢无礼。

郭嵩焘蛰居乡野后,仍然关心国家大事,经常就时事外交上疏朝廷、致书李鸿章等重臣。晚年在湖南开设禁烟会,宣传禁烟。郭嵩焘一直保持着大年初一赋诗一首以纪年的习惯。光绪九年(1883年)正月初一,65岁的郭嵩焘在纪年诗中写道:“眼前万事随云变,镜里衰颜借酒温。身世苍茫成感喟,盛衰反复与谁论?”

光绪十七年(1891年),郭嵩焘病逝,终年73岁。他去世后,李鸿章曾上奏请宣付国史馆为郭嵩焘立传,并请赐谥号,但未获朝廷旨准。清廷上谕再次强调:“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的书籍,颇受外界争议,所以不为其追赠谥号。”

1934年,鲁迅先生曾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说:中国人是在发展着“自欺力”。

“自欺”也并非新东西,只不过日见其明显,笼罩了一切罢了。然而,在这笼罩之下,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时至今日,面对诸多粉红们自吹自擂的话语,缅怀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家徐继畬的开拓性工作,缅怀他为中国启蒙所作的贡献,应该是相当重要的工作。因为,徐继畬正是鲁迅所说的“中国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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