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勇鹏:愧对晋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71 次 更新时间:2017-03-21 23:06

蒙勇鹏  


一、曾经的晋商


一百多年前,晋商曾经是震撼全中国的一个响亮的商帮。一百多年之后,这个商帮被战乱和时势碾得粉碎。到现在,晋商连影子也找不到了,只剩下一付干瘪的躯壳,只剩下失去灵魂的喧闹,只剩下乔家大院、王家大院、渠家大院、曹家大院、常家庄园、日升昌票号、平遥古城这类只能招揽游人的干尸,只剩下晋商银行这类打着晋商招牌全然找不到晋商影子的国有银行,只剩下官商勾结、权力通吃、买官卖官、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一幕幕丑剧,只剩下尔虞我诈的社会,只剩下著名导演王朝歌女士《又见平遥》那部很能给演艺场带来门票收入的鼎鼎大作,只剩下前山西省委宣传部长申维辰手里攥的那《一把酸枣》,只剩下那部光靠打打杀杀吸引眼球、奸污晋商的《走西口》.......


晋商被砍头了,早已成为丢失灵魂的没头鬼!


晋商的后代们,早已沦落为丢失了父辈遗风、谨小慎微的草民。


走到今天,我们不能不追问:当年的晋商到底是怎样一番模样?


打开有关晋商研究的史料,那是一部沉甸甸的历史。


那是艰辛的创业,那是坦荡的生意,那是精明的拼打,那是心与心的真诚合作,那是精巧的设计,那是抱团打天下的攻坚商团,那是人人懂得守信、讲规矩比生命还重要的时代,那是面向全世界的商业铺排,那是堪比犹太人创业更为艰辛、更为出色的商海大战,那是把古老农耕社会领向商业社会的壮丽篇章,那是人才辈出的灿烂风景,那是股东与掌柜、掌柜与伙计、财东与贫民精诚合作的时光,那是令满清政府权贵们和各国大商家刮目相看的商海群英!那是山西人真正扬眉吐气、纵横捭阖的历史长镜头!


打开这一页页历史,你不能不敬仰!比起他们,以后的这个高官,那个巨富,这个劳动英雄,那个红旗手,统统不值一提。


那是一页璀璨的历史。


在这个群体中,走出来一帮不畏艰辛、敢冒风险、前赴后继的开拓者。


他们出生在地瘠民贫、难得温饱的穷地方,大多是一帮赤腿穷汉,却充满朝气,他们不满足于在脚下这块贫穷的土地上刨土过光景。这些穷汉们心怀远大的志向,盯上了外面精彩的世界。为凑足经商本钱,有的不惜举家筹资,有的甚至靠变卖妻子的首饰筹措。由于本小资薄,他们迫不得已从肩挑负贩艰难起步。别妻舍子,拉着骆驼,千里走沙漠,其中的艰难困苦可想而知。从河北张家口至恰克图一段商路约有三千华里,地旷人稀,溯漠大荒,流沙无定。在这条商路上,夏季酷暑难耐,数日不见水源;冬天溯风呼啸,气温至零下30摄氏度以下,途中冻僵冻死者时而有之。春秋两季,时遇风沙骤至,填路埋人。间或突遭匪劫,丢命失财,死于天灾人祸者,时有所闻。每次运货颇费时日,约经数月至半年,若逢不顺,有终年不得达者。至于赴外国经商,一去无回埋骨异域者,屡见不鲜。


零零总总的记载,记载了山西商人创业的艰难。


山西定襄人邢九如,“少贫乏,年十四失情,……越二载,其大父即辞世,家道益困,公以母老弟幼苦无资,不得已弃学就商,甫弱冠远服贾于京东之赤峰县,……勤劳四十余载,而家道卒致丰。”


榆次人李智春,“生贫家,幼父母卒,兄佣工,仲兄且殇,于是学商于直隶顺德府布店,数十年勤劳无间,为执事者所重,积有余资,乃旋里娶妇王氏,……三子皆成立,长商于赤城,次二、三子耕作,后家渐起。”


著名的大盛魁商号创始人——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幼年家贫,为生活所迫,曾为人佣工,在清军费扬古部充伙夫,服杂役,后来与山西祁县人张杰、史大学一起随营贸易,先是肩挑负贩,拉骆驼,后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开“吉盛堂”商号,其后改名为“大盛魁”,几经磨难,终于白手起家,到雍正时大盛魁已经是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商号。


正是凭着这样一种不畏艰辛的开拓精神,他们一代接一代创造了惊人的辉煌。


在清代,晋商们开辟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戈壁大沙漠,到库伦,再至恰克图,进而深入俄境西伯利亚,又达欧洲腹地彼得堡、莫斯科的国际商路,这是继我国古代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在清代兴起的又一条陆上国际商路。今天,内蒙的包头、甘肃的兰州、青海的西宁、新疆的伊犁、塔尔巴哈台等等商业城市,有哪一个不是由山西商人开拓的?


正是凭着这样一种自强不息的创业精神,晋商的足迹踏遍半个世界。


晋商从明代已在日本贸易,清代乾隆时山西商人范氏是赴日贸易的最大洋铜商。清末,晋商又在韩国、日本开办了银行。


晋商的活跃,古代文献多有记载,到明代已在全国享有盛誉。清代初期,晋商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从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坂、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旧时曾有人说:“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他们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们在商界以群体的形式活跃五个多世纪,经营范围十分广泛,上至绸缎,下至葱蒜,他们在清初即创建中国最早的银行———钱庄,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


这些事业的成功,没有非常的气魄与胆略是不可能实现的。


经商犹如打仗,险象环生是常事。他们不仅要经历天气环境之险,而且还常常遇到被盗贼抢掠及至丧失生命之险。山西商人到包头经商,杀虎口是必经之路。有民谣称:“杀虎口,杀虎口,没有钱财难过口,不是丢钱财,就是刀砍头,过了虎口还心抖。”但是旅蒙晋商并不因此退缩,而是人越去越多,势如潮涌。为了适应社会不安定的现状,还有一些山西商人,自己练就武功。明代嘉靖时,为防日本海盗入侵,山陕盐商家属善射骁勇者500人曾组成商兵守城。苏州是晋商活跃之埠,“有山西客商善射者二三十人”。


这是一帮一心一意做商业、把商业做精粹了的人群。


在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王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从商鞅变法时就开始,君主们就推行重农轻商的治国方略,总是把臣民们死死地捆在土地上,想出头,只有走科举考试的路。士民工商,以士为一等,商为末等。明清的山西商人偏是不理官家这一套,把商事看得重重的。清人纪晓岚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这就是说,事业不成,甚至连妻子也不娶。可见山西人是把经商作为大事业来看,他们通过经商来实现其创家立业、兴宗耀祖的抱负,而这种观念正是使他们在商业上不断进取的极其巨大的精神力量。


榆次富商常氏,有清一代不绝于科举,但绝不轻视商业,把家族中最优秀的子弟投入商海。常氏家族弃儒经商、弃官经商的子弟就有一大片。有记载说,十三世常维丰,幼年从师就读,词章粹美,识者器重。长大后放弃科举,赴张家口经商。维丰极具才能,办事干练,尤精用人、通变之道,凡事一经裁酌,立即决断,为同仁所不及。十四世常旭春,是清末举人,曾任晚清法部员外,书法艺术名冠三晋,诗词也做得很好,时人称他是“书宗李北海,诗步王渔洋”。但他最热衷的还是经营商业。常氏一家一改“学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商”,数代集中优秀人才锐意经营商业,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文化底蕴的商人群体。他们把儒家教育的诚信、仁义、忠恕精神引入商界,由此有了常氏商业之繁盛。


这是一帮善于审时度势,灵活多变的商帮。


旅蒙晋商经历200余年长久不衰,其中有一条经验就是组织货源有针对性,营销方式灵活。蒙古牧民以肉食为主,喜饮砖茶,大盛魁便自设茶庄进行砖茶的加工,满足牧民需要。蒙古牧民喜欢穿结实耐用的斜纹布,大盛魁便大量组织货源,满足供应,并将布料按照蒙古牧民的习惯,裁成不同尺寸的蒙古袍料,由蒙古牧民任意选购。蒙靴、马毡、木桶、木碗和奶茶用壶等是蒙古牧民和喇嘛生活中的必需品,大盛魁便按照牧民和喇嘛的习惯要求,专门加工定做。到后来,蒙古牧民只要见是大盛魁记商品就争相购买。蒙古牧民过的是游牧生活,居住点不固定,居民皆分散而居,大盛魁便采用流动贸易形式,组成骆驼商队,深入到蒙古牧民居住的帐篷中做买卖,对蒙古牧民非常方便。蒙古牧区货币经济不发达,大盛魁便采取以物易物和赊销方式,甚至到期也不收取现金,而以牧民的羊、马、牛、驼和畜产品、皮张等折价偿还。由于大盛魁商号货源组织有针对性,营销方式灵活机动,从而在蒙古草原的经商活动中取得了巨大成功。


明代蒲州商人王海峰,当蒲州人大多西到秦陇、东到淮浙、西南到四川经商时,他却深思熟虑看中了到人们不愿意去的长芦盐区去经商。当时长芦盐由于官僚显贵、势豪奸绅上下勾结,使这一盐区的运销不能正常进行,商人纷纷离去。但王海峰在了解该盐区运销史、盐政情况的基础上,审时度势,断然决定在长芦盐区经商,并向政府提出了整顿盐制、杜绝走私的建议。后来,长芦盐区经过整顿,盐的运销又繁荣起来,盐商又蜂拥而至,长芦盐区的税收也随之比过去增加三倍多,王海峰也成为这一盐区的著名富商。


这是一个善于防范经营风险的精明商帮。


精明的山西商人在人事与组织制度安排、业务经营、信息传递技术与管理以及晋商会馆的信用管理等方面都有许多成功的经验,总结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风险防范与控制的方法。


这里,我们不妨看看他们是怎样做事的。


首先是用人。在山西票号中,晋商所用员工起码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第一,必须为山西省人,这样既减少风险,又惠及同乡。从总号到分号、从经理到学徒全为同乡,这是山西票号的一大特色。而伙计稍有过失,即予开除,别的票号也不用,而且职员既多是山西人,若有作弊情事,老板很容易找到他的家族追究。任何一方的失信行为都要付出相当大的名誉损失,而这种成本是整个家族要承担的。第二,必须有家道殷实者的担保。“票号使用同人,委之于事,向采轻用重托制,乃山西商号之通例。然经理同人,全须有殷实商保,倘有越轨行为,保证人负完全责任。须先弃抗辩权。”“倘保证人中途疲歇或撤保,应速另找,否则有停职之虞。同人感于如此厉害,再受号上道德陶冶,故舞弊情事,百年不遇。”在这样的背景下,所有打工者的理性选择就是守信。员工们几乎人人兢兢业业,忠于职守,因为自己出了问题还要使担保人的名誉和利益受损。这是晋商有效控制风险的一个有力武器。


新员工进入票号后,还须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才能够独立从事工作。新员工的训练,时间一般为三年。培训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业务技术,包括珠算、习字、抄录文稿、记账、写信等,学习蒙、满、俄语,了解商品性能,熟记银两成色。二是职业道德训练,主要有“重信义、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妒、幸辛苦、戒奢华”,并派往繁华商埠,以观其色。通过内部教育、培训,使商号伙计等职员,不仅劳动技能提高,而且形成正确的劳动态度和职业意识,以崭新的面貌,更加积极地工作。


晋商在录用、选拔员工时一般都是经过亲朋好友介绍并经面试,考察后才进号工作的,这样严格的选拔,再加上师傅的严格教导,训练及号规的约束,不仅增进了对商号的了解,而且也在合作中增进了相互的信任和感情,团体意识得以加强。山西商人数百年不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江山代有才人出”,尤其是在实际的业务工作和艰苦的环境中给予每一个人的锻炼、考验,使他们不仅具备了商人的基本素质,还特别地具备了战胜困苦的大无畏精神,才使山西商人在明清五百年间纵横捭阖,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竞争者能够阻挡他们南征北战的进军,甚至犹太商人亦望之生畏。


晋商对经理的聘用也有一套独特的办法。“得人者兴,失人者衰,认真察看则得人。不认真察看则不得人”,这是山西票号经理李宏齡的经验之谈。票号总经理称为大掌柜,经理既受财东信赖与委任,其权限近乎独裁。在财东决意创办票号时,通过面谈加以考察,从拟聘者陈述的经营主张、用人方略等方面来判定其能力高下,能否承担经理之职责。财东在选中所聘之掌柜之后,便将号内的资本、人事全权委托给掌柜负责,一切经营活动并不干预。而掌柜则在商号内部实行高度集权制,一切大事均由其一人裁夺。每到例定账期,或三年,或四年,即决算期,由经理谒请,约日聚会,办理决算,凡扩充业务,赏罚同仁,处置红利,全由财东裁定执行,经理为建议首席,听其咨询。财东与经理(或伙计)之间主要依靠双方之间的信任来约束自己的行为,或依靠无字据的“君子协定”来使双方自觉履行经济或其他义务。这种基于同乡价值观念和社会行为准则的特殊信用行为,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委托代理中的选择成本,财东作为资产所有者一方,将资本委托于经理之后,基本上不再干涉企业的运营。晋商一般以两权分离的掌柜负责制为核心,在经营业务、经营范围和掌柜权责等方面均有明文规定。号规由东家和掌柜共同议定,在字号内部具有法的权威和约束力,一切必须按号规办事,否则以违规论处。


山西票号制定的号规极严密,杜绝了字号中人可能造成的疏漏与损害,也尽可能地堵塞了诈骗活动的发生,把经营纳入了一个严谨规范的轨道,可谓“滴水不漏”。票号中有”上下班“的说法,伙计被派往分号是谓“上班”,回总号是谓“下班”。班期一般定为三年,或二年半,其间无特殊原因禁止私自回家。为了防止伙计利用“上下班”机会作弊挟私,号规规定上班伙计临行时必须将自身随带的衣物交总号人员检查登记。下班之时,不能私自回家,而必须先在总号报到,核实所携衣物有无出入。如有差错不符之处,即按违反号规处理。另外,分号伙计如要往家中汇款或寄物,必须经过总号转手,不准私自汇寄家中,以防有挟私犯科之嫌。号规规定有“十不准”:不准接眷外出,不准在外娶小妾,不准宿娼赌博,不准吸食鸦片,不准营私舞弊,不准假公济私,不准私蓄放贷,不准贪污盗窃,不准懈怠号事,不准打架斗殴。对于违规者,无论是经理还是伙计,都要严加处理。直至开除出号。这些号规的实施,加强了对职工的约束,使山西商人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张石麟是蔚泰厚票号中业绩卓著的分庄经理,他在担任福建分号经理时,交友甚广,在当地商界官场中左右逢源,生意因而也相当兴隆,前后获利六十多万两,名列分号前茅,但他在交际场合中,不知不觉染上了赌博恶习,而且积重难返,成为赌博场上的常客,影响了业务的开拓。当张石麟因丧母回家,总经理毛鸿翙严厉斥责他违反号规,并予辞退。山西票商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要归结于票号号规的严密。


精明的晋商建立了一套能够鼓励员工奋发的激励机制。在票号员工中,除主要经理人之外,都有薪金,一般按年计算,一年一次或两次发放。薪金的数量因年资、职务的不同而不同。根据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太谷《协成乾人名折》记载,协成乾票号员工的薪金,最高者为白银100两,其次为80两、70两,再次自66两起,以2两的幅度递减,直至4两。山西票号员工,除薪金收入以外,到年底还有一种类似于年终奖金的收入,称为偿金。晋商在人事劳资上创立的人身顶股制,是一种协调劳资关系,调动工作积极性的办法。总经理身股多少由财东决定,商号内部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分号掌柜、伙计是否顶股,顶多少,由总经理确定。正是这种顶身股的激励机制,把职工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从掌柜到伙计,无不殚精竭虑,尽心尽力,这是山西商人纵横捭阖商界五百年的法宝之一。


晋商的制度建设相当完备和精妙。山西商号多为合资经营,最早采用了股份制。票号的资本分为正本和副本两种。正本是票号经营的基本资金,为了抵御风险,防止亏损倒账,他们还筹集各种副本。正本是股东的合约投资,没有股息,享受红利,每股几千两到一万两。副本结算时不参加分红,而是享受利息。


山西票号创造了一整套防伪、密押办法。为了保证汇票的真实性,不至于被造假汇票者冒领汇款,他们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作了精心设计,创造了一系列防伪制度。会票表面上看似简单,容易伪造,但特制的纸是不易伪造的,如平遥蔚泰厚只使用专用的在平遥蔚泰厚总号统一印制的空白“会票”,纸质为麻纸,上印红格绿线,绘有复杂的图案或者周边雕刻蝇头小楷的五经四书的某些段落。各分号均用总号之纸,如坏了一张,必须寄到总号备数。会票内加水印,如日升昌会票的水印为:“昌”字,后来为“日升昌记”四字。蔚泰厚票号会票的水印为“蔚泰厚”三字。各总号书写会票,责定专人,用毛笔书写,其字迹在总号及各分号预留备案,各号收到会票,与预留字迹核对无异,方能付款。会票书写完成,须加盖印鉴,有抬头章,押款章、落地章、骑缝章、套字章、防伪章等。更令人叫绝的还属票号经营者们创造的以文字代替数字的密码法。汇票金额、汇款时间均设有暗号,即银数暗号、时间暗号,汇款人、持票人均不知道,只有票号内部专人才能辨认真假。号商们把代表签发汇票银两数目的10个数字、一年中的12个月、每月30天的这些数字,编写成易于背诵的汉字口诀歌,以便记忆,作为汇票的密码,只有票面上所记载的时间、款额相符,并与出票分号邮寄来的信函情况相吻合时,才能兑票。在票号盛行的百年时间里,未曾出现过一例会票被冒领的事。


晋商票号的簿记制度也有一套办法。他们在中国首创复式簿记制度——龙门账,进行财务稽核,管库与管账分开,出纳、会计分设,相互监督。山西票号的各类账簿其数量多达16种,且各有功用。


晋商以谨慎闻名。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敢经营大的业务,恰恰相反,他们对大业务抓得很紧。但他们不轻易冒风险,不打无准备之仗,而是要在充分调查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才拍板成交,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以放款来说,这是山西票号的一项重要业务,但又有风险,他们对放款对象一定要在详细调查对方资产、用款目的、还款能力、财东情况等的基础上,才决定放款与否。有的票号对用款户透支数额还作了明确规定:上上等户不得超过3万两,上等户不得超过5千至1万两,中等户不得超过3千两,下等户则不与之交往。这一规定,就是出于谨慎行事之目的。


这是一个把商业诚信放在首位的商帮。


他们提出他们的商规,这就是:“重信义,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幸辛苦,戒奢华”。他们提出,利以义制、立信为本。晋商在经营上不惜折本亏损,也要保证信誉。晋商训道中一句流传最广的口头禅,就是“信义为本,禄利为末”。“信”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无形资产,它对广大顾客有强大的吸引力,以致各地百姓购买晋商的商品,只认商标,不还价格。这是晋商商业兴旺发达的源泉。晋商视信誉为命根,坚持信誉第一。强调做买卖必须脚踏实地,不投机取巧,赚钱不骄傲,赔本不气馁,宁赔本也不做玷污商号招牌的事。


1823年,雷履泰开办的平遥日升昌票号成立,成为中国金融史上的创举和革命。山西票号仅凭千里之外区区一纸汇票,万两银子即刻提取,在当时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下,丝毫没有相关的法规和金融制度加以制约和保障,要真正雄踞天下,如若没有行业道德规范的魅力体现,如若没有一种内在的商业精神支撑,是很难达到这样的水平和高度。而晋商的票号,在中国金融业独领风骚上百年,实现了“汇通天下”,归根结底就是一个“信”字。1888年,英国汇丰银行在上海的经理回国前,对晋商曾有过这样一段评论:“这25年来,汇丰银行与上海的中国人(晋商)作了大宗交易,数目达几亿两之巨,但我们从没有遇到过一个骗人的中国人”。晋商以诚实守信为商业精神,以雄厚资本为物质基础,才创造出令世人瞩目的商业辉煌。当时中国从陆路对俄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个俄国城市,都有过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


这是一个和衷共济、团队合作的群体商帮。


多年来,晋商形成了一个个在血缘关系上以嫡系为核心、以内亲为基干的经商世家或商贾望族。如盐商中的蒲州籍王家、张家,介休籍范家,平阳籍亢家等等。除了这种血缘关系以外,在外经商的晋商,还以同乡或同宗为纽带组织和发展起来的一些以同乡为主的商帮。如太原帮、汾州帮、闻喜帮、平阳帮、泽潞帮、蒲州帮,以及祁县帮、太谷帮、平遥帮。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晋商这种商帮群体精神,首先来源于家族间的孝梯和睦。祁县乔映霞主持家政时,把其兄弟集中在一起,让练有武艺的九弟先把一双筷子折断,接着又让其一次折九双筷子,结果折不断,映霞喻义让众兄弟团结互助。随着山西商人活动区域和业务范围的扩大,商业竞争也愈来愈激烈,于是山西商人从家族到乡人间,逐渐形成“同舟共济”的群体。明代隆庆、万历年间,蒲州张四维家族、王崇古家族、马自强家族,均是大商人家庭,三家联姻为亲戚,张四维曾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土参赞机务,王崇古官居宣大总督、兵部尚书,马自强曾任礼部尚书。三家的联姻,增强了其商业竞争实力。王崇古在河东业盐,张四维的父亲是长芦大盐商,累资数十百万,张、王二氏联手,结成了盐商团伙,控制了河东、长芦两处盐利,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在亲缘集团的基础上,晋商又逐渐发展为地缘组织。


晋商在明清时期就开始在各地建立晋商会馆。晋商利用会馆这一合法形式团结起来,既与其它商帮竞争,又联合抵制官府的肆意压榨。在清代,全国重要商业城镇几乎无一处没有山西商人及其行会,晋商会馆大多有明文规定,要求入会商重视商业信誉,买卖公平,戥秤准确,取信于民,违者处罚。晋商会馆对信用的管理直接反映到行会规约的具体条款中,对入会者有严格的入会约束。会馆是晋商公议行规监督执行场所,晋商对不守信、违规者有三种处罚方式,一是财产处罚。晋商行会内部共同议定的对于掺假者的财产处罚规则中,既有罚金处罚,也有没收货物的处罚,如会馆中的《公议杂货行规碑记》中写道:“卖货不得包用,必要实落三分,违者罚银五十两”。买货不得论堆,必要逐宗过秤,违者罚银50两“落下货本月不得跌价,违者罚银50两”,“不得在门口拦路会客,任客投至,违者罚银50两”,“不得假冒名姓留客,违者罚银50两”,等。晋商行会还流行一种比较有特色的惩罚方式,即罚违规者花钱请戏班子给大家演一台戏。当这两种方式依然不能解决问题时,行会就合力将违规者扭送官府,进入诉讼程序。


这是一群爱国爱民、舍生取义、乐善好施的奉献型商帮。


在晋商兴盛的500年中,晋商继承了民族自强的优良传统和爱国主义精神,最突出的是光绪二十四年 (1898年),英帝国主义的福公司与山西政府签订了山西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色矿产资源章程20条,对山西的矿产资源进行掠夺。面对这种丧权辱国的情况,山西士绅挺身而出,以前任山西巡抚胡聘之、山西平定士绅黄守渊、祁县三晋源票号财东渠本翘、山西平阳士绅刘笃敬等为首,领导了商界、学界轰轰烈烈的保矿运动。经过艰难的谈判,最后议定以白银275万两赎回,为了按时支付这一笔巨额赔款,渠本翘联合祁县、太谷、平遥各票号火速筹集275两白银,从英国人手中夺回了山西人的矿权。在当时,连蛮横的英国人都为之惊讶不已。


乔家大院的老板乔致庸对票号里的伙计要求很高,他教育雇员不仅要有远大的目光,而且要有真才实学,心里要时刻装着老百姓,为老百姓排忧解难。在乔致庸看来,人的抱负越大,他追求的目标就越大,越能考虑到全局,考虑得长远,事业之基才能昌盛永固。即使店里的普通伙计,都应有崇高追求与社会责任心。乔致庸一生心系天下,始终以取之社会,报之社会的责任意识,来教育要求员工和子弟。在乔致庸的引导和影响下,其侄子乔景泰一举考取状元,出使德国,并为收回洋人强行开采的矿山做出了贡献。而乔致庸正是基于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胸怀天下,经世济民,以天下苍生为己任,以此作为自己毕生的壮志和追求,才使乔家的资财富甲天下,事业鼎盛辉煌,乔致庸也成为清末最富有的商人。


辉煌了明清500年的晋商后来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有的人归之于战乱,因为其间有过太平天国的十几年不太平,中国有四分之一的人消失,连脑袋都保不住,谈何做生意?有过军阀混战,有过日本人的侵略,确实使晋商大伤元气。有的人归之于晋商自身没有跟上时代的变迁,但这个说法不能成立,在晋商的后代渠本翘创办山西保晋公司之际已经同心协力从英国人手里赎回了价值达275万两白银的山西矿权,还有比这更难的事吗?后来是日本人的入侵才使保晋公司不得不中断了自己的创业步伐,这能归罪于晋商本身吗?应该公正地说,所有这些不可抗拒的原因,都不是晋商整体覆灭的原因,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要有承认私有产权的政治架构,不屈不挠的晋商还会再重新站起来的。只有中国确立了共产制度,将所有人的私有产权统统收归国有,那才是对晋商的致命一击!所有的私人财物都共产化,所有的公民连自己的土地、树木、牲畜、农具都共产了,出门都要有公社、大队的证明,户籍制度将所有人的人身自由都剥夺殆尽,成天叫喊割资本主义尾巴,晋商这种资本主义的大尾巴在中国大地上能安生吗?晋商不死才怪!共产制度与晋商的创业环境是水火不能相容的两个概念,不能确立私有产权制度,产权不明晰,所有振兴晋商的美好设想都是一句空话!


中国在实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遭到惨重失败之后,迫不得已选择了改革开放,选择了市场经济,晋商这一早已消失的干尸被拿出来装点风景,乔家大院、王家大院、曹家大院、等等这些早已被在土改运动中被贫农们瓜分殆尽的大院又经过收归、装修拿出来煊耀。可是,那些当初的主人们现在却连大气也不敢吭一声。21世纪初,山西榆次区领导要开辟常家庄园,常家的一位小老婆跑出来说,那是她们家的家产,现在应该有一个说法。眼看就要剪彩了,这位领导没了主意,不知如何是好。他就向晋中市公安局求助,晋中市公安局法制处的一位资深干部给他出了高招:土改几十年了,当时有《土地法》,地主的房产和土地就是要归贫下中农所有,这个法至今没有宣布废除,你就对他说,你这是反攻倒算,看她怎么说!这位领导恍然大悟,果然拿出这个杀手锏,吓得这位地主老太婆屁滚尿流。


如今,消失了许多年的晋商竟被山西的后代们糟塌得一塌胡涂。门面上的事看起来做得风风光光。这些年,山西有好多有权有势的人就靠晋商这个招牌发了大财,研究会、电视纪录片、电视连续剧、歌舞剧等等比比皆是。你在太原城遛遛,到处都是晋商银行的牌子。在山西大地走走,旅游名胜又是晋商,乔家大院、王家大院、常家庄园、渠家大院、曹家大院、侯家大院、日升昌票号等等,令人目不暇接。多辉煌呀!平遥、祁县、太谷这些小小县城的那些并不起眼的街巷,竟然掌管着偌大中国的钱袋子,那有多荣耀呀!看看,我们的祖先多么阔!我们山西的有钱人当年可是全国一流的,连那个慈禧太后落魄之日都向晋商借钱过日子。当年在浩劫之中得以幸存的平遥古城如今成为山西省的一张亮丽名牌,早已申报成功世界文明遗产,每年的摄影节搞得风风光光,这个获了大奖,那个捧得了桂冠。那位现在被判刑的山西省委宣传部长申维辰更是借助晋商这一品牌出足了风头,由他主导的平遥古城摄影节年年游人如织,抽空还能捞一把。再闹得好,还有知名养女陪睡。那位十分善于导演的王导演导了一部《又见平遥》的片子赚得盆满钵满。当地官员乐不可支,连平遥的小商贩也喜不自胜,宰客成为屡禁不止的常事,端一盘平遥牛肉,仅有几片,余下的就是青椒,竟敢开口要百十元,客人想吵你就吵吧,你愿来不来,我可是全中国最有名的旅游胜地。


远去了,我们的晋商!


二、践踏晋商品牌的晋商银行董事长


2015年春,腐败的重灾区山西又挖出一名厅级女贪官,她就是声名显赫的晋商银行董事长上官永清女士。


这年的全国“两会”期间,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在山西团开放日中列举腐败案例时曾说,山西省某金融机构党委书记、董事长组织了12家企业,花了3.9亿元人民币从国外购买公务机,方便自己;在给企业贷款时,要求企业以2%的顾问费形式支付给她控制的公司。这位巨贪就是上官永清。


此后不久, 山西纪委网站通报称,经查,上官永清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出入私人会所;多次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打高尔夫球等活动;公款送礼;豪华装修单位接待场所并超标准接待;违规使用公务用车;违规用公款支付个人费用。严重违反组织纪律,违反议事规则和程序擅自决定重大问题;不按规定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并收受财物;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子女、亲友在就业、入党、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取利益;不按规定上交因公因私护照,未经组织批准擅自出国。严重违反廉洁纪律,收受礼金、礼品;违规从事营利活动。严重违反工作纪律,擅自延长在国外期限、变更出国路线。严重违反生活纪律,生活奢靡、贪图享乐。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取侵吞、骗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在发放贷款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财物;非法占有公司(企业)财物;挪用公司(企业)资金。其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在干部选拔任用、发放贷款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财物等问题涉嫌犯罪。决定给予上官永清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这位晋商银行董事长上官永清女士真的不简单哟!


不妨从媒体披露的材料看看这位身为晋商银行董事长的女士到底干了些什么。


首先是她的作假的功夫真的了不得。


知情人揭露,她本是1959年生人,履历显示,她是1963年出生的。这就是说她15岁就上了大学,3岁就上了小学。这有人信吗?


履历显示,上官永清,山西财经大学毕业,在山西省从事金融工作33年。历任临汾地区工商银行副行长、党组成员,工商银行山西省榆次分行行长、党委书记,工商银行山西省晋中分行行长、党委书记,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太原办事处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总经理,山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书记。2009年,晋商银行正式成立,上官永清出任董事长,2014年又任山西国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在近十七八年中,上官永清女士长袖善舞,和山西省多名政府领导关系异常密切。她的一路攀升,就是靠与山西政府某些领导的特殊关系铺就的。


就是她,上世纪90年代因为会跳舞,博得上级领导的欢心,提拔为副行长。


就是她,被提拔到榆次分行担任行长之后,胆子特别大,与时任晋中市委书记申维辰打得火热,当地官员提出的贷款要求几乎是有求必应,被人们称为“胆大妄为”、“胡作非为”。后来越级提拔为晋中分行行长。


就是她,被工商银行山西分行调到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太原办事处担任副总经理之后,频频告发总经理曹耕夫,直到将这位总经理气死。


就是她,在山西省整合全省农村信用联社的时候,看准了机会,找领导要到这里担任副总经理,后来没有达到目的。过了一段,终于被某领导安排到农信联社出任党委书记。一跃成为正厅级高官。在党委书记任上,她又不停地插手信贷业务,遭到本单位员工的告发,在几乎呆不下去的时候,又凭借领导的关系到晋商银行担任了董事长,越告越灿烂。


就是她,违规贷款给吕梁那位巨富邢利斌,致使几十亿元贷款打了水漂。


就是她,2009年2月28日,晋商银行挂牌,上官永清成为第一任董事长,她给自己定的年薪是170万元。


就是她,通过上层关系,不断地捞取名誉和地位,被列为全国三八红旗手、省级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政协委员,三晋名人、“中国金融业改革创新十大杰出巾帼”。


就是她,2015年7月23日晚被中央纪检部门带走。24日,她的办公室被搜查。据媒体从接近办案人员的有关人士处获悉,上官永清被调查之后,在其家中抄出70箱纪念币,有面额50元的建国50周年纪念币、面额100元的龙币等。


就是她, 2012年11月组建了山西晋商飞行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晋商飞行俱乐部有十多名吕梁老板为成员,他们筹资购买了一架商务飞机,由北京航空公司托管,该飞机主要为上官永清及其贵宾服务。


就是她,组建了“山西汾酒会”,在北京的会所是位于旧鼓楼大街152号的山西汾酒会所。该“会”总人数有近40人。其中很大一部分被调查,如聂春玉、申维辰、王茂设、洪发科、杨森林等。山西汾酒会由一个临街四合院投资改造而成,最先是山西官员子女在京聚集、相亲的一处场所。据接近山西汾酒会的人士介绍,上官永清因和山西多名高官关系密切,且是该群体中少有的金融界人士,据称为山西的官商连结及处理官员个人资产提供了具体的帮助。


就是她,利用晋商银行成立后,注入大量国资,帮助有关省官员安插其关系人,形成了庞大的“亲友关系网络”。


就是她,从韩国空运牛奶供自己享用。


这位神通广大的前晋商银行董事长被查之后,媒体曾说,上官永清女士是山西政商大老虎的“关键一环”,意味着必将挖出曾经长期与她秘密勾结的关键人物,然而,令人颇为失望的是,时间已经过去一年半了,至今再没了下文,难道说,又有更神通广大的人物就此斩断了这根导火索不成?难道说,上官女士的步步升迁就是她一个人所为?难道说,几十亿的违规贷款就此了结?难道说暗中支持上官女士的人就没有得到她给的一星半点的好处?难道说提携她的只是那个已陷入牢狱的申维辰一人?难道说山西的塌方式腐败追根溯源就此打住?难道说中国式反腐败只能由某些人说了算,不要给老百姓一个交代?这些疑云,一直在山西上空盘旋。


如果晋商银行真的能够承继晋商精神,那么当初一个劲地提拔上官永清这位金融界巨贪的“保证人”哪里去了?为什么不站出来承担连带责任?如果不能承继晋商精神,那个只由某些官方要人说了算的“晋商银行”索性改名吧,免得让死在九泉之下的晋商先祖们感到无比的耻辱。


没有私有产权的真正落实,没有相关的法律保障,所有的国有企业能真正实行有效的监督吗?国企的掌管人监守自盗,又有谁能管得了呢?


我们,愧对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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