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图书馆李小文研究员在2008年发表的《国家图书馆藏左联烈士手稿》（《鲁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7期）一文中，据国家图书馆的档案，介绍国家图书馆在上世纪50年代征集到殷夫、柔石和冯铿三位“左联”烈士手稿的情况，指出手稿均注明由冯雪峰捐赠，但是国家图书馆档案中没有当时冯雪峰捐赠物品的交接清单，所以不清楚冯雪峰当时捐赠的具体物品的情况，以及这三位“左联”烈士的手稿在被捐赠给北京图书馆（按：北京图书馆后来在1998年12月12日更名为国家图书馆）之前的保存情况。

笔者近日在北京鲁迅博物馆查阅冯雪峰文库中的文献时，发现了北京图书馆在1955年接收冯雪峰捐赠革命烈士的手稿的相关文献，现结合李小文在文章中披露的国家图书馆档案中的相关文献，梳理出冯雪峰捐赠柔石、殷夫等革命烈士的手稿的大致经过。

北京图书馆与冯雪峰的通信

北京图书馆在1954年开始征集名家的手稿。当时负责征集名家手稿工作的冯宝琳在1955年1月18日致信冯雪峰说：

在征求五四以来著名作家手稿方面，由于时代较远，征集不易，尤其是革命先烈的作品，在过去白色恐怖时代，他们的原稿更难保存，所以今天来进行征集是比较困难的，但我们相信在各方面的大力帮助下仍是会有收获的。您和柔石同志当时来往比较密切，您手中是否还保存有他的文稿或信札？ 我们曾函询许广平先生，她来信指出向您询问或可得到一些线索。所以我们迫切希望您告诉我们一些搜求的线索，以便进行征求。如您手边能检寻一二，请慨然见赠，藉光馆藏。文学出版社去年出版的殷夫诗文选序文中曾提到诗稿，不知现存何处，如在出版社，亦请一并见赠或指出殷夫同志手稿的线索，以便征求。（转引自李小文《国家图书馆藏左联烈士手稿》，《鲁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7期。）

李小文在文章中引用了冯雪峰在1955年4月9日的回信，因为这封信失收于《冯雪峰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特转引全文如下：

北京图书馆：

善字第69号信，一月二十二日收到，迟到今天才回信是因为您们所要的手稿都不在我手边。现在有殷夫、柔石、叶紫等三人的一些遗稿，已收集在草厂胡同27号王士菁同志处（电话五二一二七），我托他交给您，请您们先和他在电话上联系一下，派人到他那里去拿去，并请您们给他收条。

此致 敬礼

冯雪峰四月九日（按：李小文没有引用信末的署名和时间，这里参照冯雪峰同期书信尝试添加了署名和时间。）

据国家图书馆的档案，时任北京图书馆善本部主任的赵万里在4月11日批准冯宝琳去取冯雪峰捐献的手稿，在4月13日这些手稿就被接收收藏于北京图书馆。冯雪峰在信中说的“收条”，目前保存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中，是一张台头是“北京圖書馆收据”的信纸。现转引这个“收条”中的文字如下（按：原件上的文字是竖行从左到右书写）：

北京圖書馆收据字第72號今收到 柔石

殷夫 插圖8页

葉紫  同志遺稿 共549页又 剪报1页

冯铿         空面7页项甡

北京圖書馆具（并盖北京圖書馆印）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二日

由这个收据可以确认，冯宝琳是在1955年4月12日从王士菁手中接收了冯雪峰捐赠的革命烈士的手稿。很遗憾《冯雪峰全集》附录的“冯雪峰大事年表”因为缺乏相关文献，没有能够记录冯雪峰在1955年4月12日向北京图书馆捐献革命烈士的手稿的情况，从而使冯雪峰捐赠柔石、殷夫等革命烈士的手稿的贡献鲜为人知。

捐献烈士遗稿清单内容

北京图书馆在1955年5月3日致信冯雪峰感谢捐赠革命烈士的手稿，信中还附录了用毛笔书写的《冯雪峰同志捐献柔石殷夫等烈士遗稿清单》。这封信现在也保存在北京鲁迅博物馆，转引全文如下（按：下划线部分的文字是手写的，其余的文字均是打印的）：

馮雪峯同志：

承您惠赠柔石、殷夫、馮鏗、项甡、葉紫等同志遗稿十三種六〇九页，無任感谢！ 我们决定将這珍贵的稿本，编入手稿特藏專库，并予妥善保藏，以垂永遠。

谨此申谢，并致敬禮！

北京圖書馆启（并盖北京圖書馆印）

一九五五年五月三日

鉴于国家图书馆档案中没有保存冯雪峰捐献革命烈士的手稿的具体物品清单，现将北京鲁迅博物馆保存的这份清单的文字转引如下：

馮雪峯同志捐献柔石殷夫

等烈士遗稿清单殷夫：孩兒塔 詩稿 一〇六頁序 一頁附白 一頁空白紙 一頁共一〇九頁附白波繪插圖八幅

柔石：詩稿 十八頁附剪報 一頁

他與骷髅 原稿 九六頁空白紙 二頁

柔石译 金牙齿 M·淑雪兼珂 原著

譯稿四頁

老老鼠 M·淑雪兼珂 原著譯稿六頁

永遠的流配 Z·托爾斯泰 原著譯稿六頁

“物事”V·凯泰業夫 原著譯稿七頁

業紫：日记 一九三九年二月一日——六月二十六日

稿本 八九頁附剪报 一页

馮鏗：最后的出路 原稿 一八五頁

一團肉 原稿 五頁胎兒 原稿十六頁

馮鏗的詩 詩稿 六頁

项甡 罪 遺稿 六〇頁附空白紙 四頁

共計手稿十三種計六百零九頁又剪報二頁空白紙七頁插圖 八幅北京圖書馆具（并盖北京圖書馆印）

一九五五年五月三日

从这份清单后面注明的时间可以看出，北京图书馆是在1955年5月3日清点并登记好了冯雪峰捐赠的革命烈士的手稿的具体数量，并在致信感谢冯雪峰捐赠的同时也寄去了这份捐赠物品的清单。此外，北京鲁迅博物馆还保存着北京图书馆将这份清单邮寄给王士菁转交给冯雪峰的信封，信封上的文字如下：

东总布胡同  草廠胡同二十七號

王士菁同志转交馮雪峯同志北京圖書馆缄

信封上的邮戳时间是55年5月6日。由此可以知道北京图书馆致冯雪峰的感谢信，是通过王士菁转交给冯雪峰的。冯雪峰后来将这些资料捐献给北京鲁迅博物馆收藏。

捐献烈士遗稿清单解惑保存、捐献过程

李小文在文章中说“手稿的保藏还有不少谜团”：

那么这些手稿在入藏北京图书馆之前究竟存放在何处，由谁保管？ 冯雪峰先生与许广平先生对这批手稿曾经有过怎样的协商？ 还有哪些人参与了烈士手稿的保管？ 他们原本是准备如何处理的？ 另外，冯雪峰先生在给北京图书馆的信中提到“现在有殷夫、柔石、叶紫等三人的一些遗稿……”（国家图书馆有叶紫的日记手稿），没有提冯铿的手稿，是漏写了，还是原本就不在一起，由于没有查到原始的手稿交接单，因此冯铿的手稿是否同其他烈士的手稿一起入藏就不敢确定……研究和介绍左联烈士及其手稿的文章不少，但上述问题较少涉及，随着时间的流逝，当事人的离去，要梳理这些问题就更不易了。

《冯雪峰同志捐献柔石殷夫等烈士遗稿清单》可以解释这批手稿保存及捐献过程中的一些谜团。

首先，从这份清单中可以看出，冯雪峰委托王士菁将冯铿烈士的手稿与其他烈士的手稿一同捐献给北京图书馆。冯雪峰在这封4月9日致北京图书馆的信中出现了笔误，“现在有殷夫、柔石、叶紫等三人的一些遗稿”，其中的“三人”应为“五人”，因为除了殷夫、柔石、叶紫这三人之外，在4月12日捐给北京图书馆的手稿中还有冯铿和项甡的手稿，一共是五位革命烈士的手稿。此外，还可能有一种情况，即北京图书馆冯宝琳致信冯雪峰时虽然谈到了北京图书馆正在征集五四以来著名作家的手稿和革命先烈的手稿，但主要是向冯雪峰询问柔石和殷夫的手稿的线索，而冯雪峰看到冯宝琳的来信之后，考虑到冯宝琳在信中不仅提到了北京图书馆希望征集柔石和殷夫的手稿，而且也希望征集五四以来著名作家的手稿和革命先烈的手稿，所以就在把柔石、殷夫的手稿收集好之后，同时把搜集到的“左联”五烈士之一的冯铿的手稿，著名左翼作家叶紫的手稿，以及在上饶集中营牺牲的中共党员项甡的手稿一起捐给北京图书馆。需要指出的是，鲁迅当时保存的应该是殷夫、柔石、冯铿这三位左翼作家的手稿。项甡的手稿应当是冯雪峰保存下来的，因为项甡在1941年1月被捕后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当时也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的冯雪峰负责办监狱的墙报并刊登过项甡的诗歌《歌蔷薇》，冯雪峰由此可能保存了项甡的文稿。叶紫于1939年病逝后，叶紫的妻子汤咏兰将叶紫的日记和文稿保存下来，后来叶紫的小儿子余雪驹在50年代初将叶紫的遗稿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于编辑叶紫的文集，冯雪峰可能是征得叶紫家人的同意才将叶紫的日记一并捐给北京图书馆。

其次，从这份清单中可以看出，这批手稿都是由冯雪峰捐献的，也就是说，这批手稿在捐献给北京图书馆之前，最后的收藏、保管者应当是冯雪峰。

鲁迅在1936年4月11日写的《续记》（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一文中说：“其实，白莽的《孩儿塔》的稿子，却和几个同时受难者的零星遗稿，都在我这里，里面还有他亲笔的插画，但在他的朋友手里别有初稿，也是可能的……”（《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495页。按：《孩儿塔》的8幅插图实际上是女画家白波绘的，并不是殷夫绘的，另外，“几个同时受难者的零星遗稿”是指柔石、冯铿的遗稿）柔石、殷夫、冯铿等“左联”作家在1931年2月7日被国民党政府杀害之后，鲁迅和冯雪峰为纪念这几位牺牲的“左联”作家，在1931年4月25日秘密编辑出版了《前哨》杂志“记念战死者专号”。可能就是在编辑《前哨》“记念战死者专号”的过程中，因为要撰写这几位牺牲的“左联”作家小传，鲁迅和冯雪峰搜集到柔石、殷夫、冯铿等“左联”作家的遗稿，并由鲁迅保存下来（因冯雪峰从事地下工作，后来又于1933年11月到江西苏区工作，所以也无法保存这些“左联”作家的遗稿）。在鲁迅去世后，许广平将鲁迅手稿和这些“左联”作家的遗稿一起保存在英商麦加利银行的保险库中。新中国建立之后，冯雪峰在1951年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因为人民文学出版社要编辑柔石、殷夫等革命作家的文集，而冯雪峰知道鲁迅保存下来的柔石、殷夫等“左联”作家的遗稿尚保存在许广平处，所以就向许广平借用这些“左联”作家的遗稿用于编辑这些“左联”作家的个人文集，这些“左联”作家的遗稿由此保存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在许广平同意将这些“左联”作家的遗稿捐献给北京图书馆之后，冯雪峰才将这些“左联”作家的遗稿连同项甡的遗稿一同交给王士菁转交给北京图书馆的冯宝琳。

遗稿的捐献者应包括许广平

虽然北京图书馆注明这些革命烈士的遗稿是由冯雪峰捐献的，但是考虑到其中的柔石、殷夫、冯铿的遗稿在鲁迅逝世之后都是由许广平设法保存下来的，因此不应当忽略许广平在捐献这些革命烈士的遗稿时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北京图书馆的冯宝琳在1955年具体经手了征集柔石、殷夫等革命烈士的遗稿的工作。她在2001年接受研究者访问时，详细谈了征集这些革命烈士的遗稿的经过：

我做手稿征集工作，常常设想还有哪些名人手稿没有征集到。联想到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曾经提到殷夫的《孩儿塔》手稿，这启发了我。柔石、殷夫等几位烈士的遗稿会不会是由鲁迅先生给保存下来了？ 鲁迅先生的手稿大部分都已收藏在我馆名人手稿库里，为什么没发现柔石等烈士的（手稿）呢？ 是否另行保存了？ 还是去问问许广平先生吧。当时许先生住在北海东边，我去问，许先生不谈，让我去找冯雪峰。冯先生人很好，说这件事我作不了主，还是要找许先生。许先生就说手稿不在。当我第四次去她家时，许先生不见我。后来，有一次文化部开大会，许、冯都坐在主席台上，当时丁（志刚）馆长也在台上。我就递小条给丁馆长，说我要向许、冯二位征集手稿，丁馆长同意地点点头。大会休息时，我就走过去问他们左联烈士的手稿到底在哪里，下落如何？ 在“三头对案”下，许先生就说好吧，你过两天到冯雪峰那儿去取。后来我去找冯雪峰先生，仍问他这个手稿到底在哪里，冯先生说：既然许先生已经同意把手稿给（北京）图书馆了，你就别问了。几经周折，我终于征集到柔石、殷夫、冯铿等烈士的珍贵手稿，以及左联成员叶紫的日记手稿。（李小文整理《冯宝琳先生访谈录》，《文津流觞》第二期，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国家图书馆经典文化推广中心编，2001年11月铅印）

大约是因为年代久远、记忆不清的原因，冯宝琳这次只谈到拜访许广平和冯雪峰询问“左联”作家的遗稿的事，没有提到她先后写信给许广平和冯雪峰，以及分别收到许广平和冯雪峰回信的事。从冯宝琳的上述回忆可以看出，在冯宝琳的不懈努力之下，许广平最后同意将这些革命烈士的遗稿捐献给北京图书馆，此后，冯雪峰才按照许广平的意见委托王士菁将这些革命烈士的遗稿捐献给北京图书馆。因此，建议国家图书馆能将这些革命烈士的遗稿的捐赠人修改为：许广平、冯雪峰捐赠。一方面，这样修改是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的，另一方面也可以表达出国家图书馆对这些革命烈士的遗稿的捐赠人的尊重和感谢。

项甡烈士遗稿值得重视

国家图书馆所藏柔石、殷夫、冯铿和叶紫等的手稿已经公开展示过，一些学者对上述手稿也做过学术研究，但是项甡烈士牺牲时年仅22岁，他在文学创作领域好像没有发表过什么文章，只能算作文学青年，因此学术界可能对项甡烈士了解不多。值得欣慰的是，冯雪峰在1955年4月将项甡烈士撰写的《罪》的手稿捐献给北京图书馆收藏，目前尚不清楚国内保存下来的项甡烈士的手稿有哪些，笔者估计这份《罪》的手稿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但是笔者目前尚未见到这份手稿，好像学术界还没有对《罪》的手稿进行研究，所以不清楚《罪》的文体是诗歌，还是小说或散文。

检索有关资料，发现项甡烈士是浙江省瑞安市人。福建省武夷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在2019年11月致函瑞安市有关方面希望帮助寻找项甡烈士的后人，不知后续消息如何。马邦城在《项甡：铁窗斗士 血荐轩辕》一文中介绍了项甡的生平经历：

项甡(1920-1942)，瑞安城关人，少年丧父，家境贫寒，小学毕业后，即去塘下白门一家中药店当学徒。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加入瑞安县政治工作队，后转入青年救国服务团，在第一救亡干部培训班工作。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城区党组织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运动。“青救团”被国民党当局强行解散后，他撤离至丽水、金华等地隐蔽。1941年1月25日，夜宿金华《浙江潮》杂志社时被捕，押解至江西上饶集中营，在狱中坚持斗争，英勇不屈。次年，日寇逼近上饶，在集中营迁移途中参加逃狱暴动，因身患痢疾，体虚力弱，结果被敌人抓捕，在赤石镇虎山庙旁惨遭杀害。

……

如今，在上饶集中营革命烈士纪念馆里，仍保留着项甡当年所写的《歌蔷薇》这首诗。铁窗斗志，血荐轩辕。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项甡流尽了身上最后一滴血，犹如一朵用鲜血灌溉出来的蔷薇，在祖国的大地上绽放，点缀着人间的美丽。（马邦城《项甡：铁窗斗士血荐轩辕》http//www.66ruian.com2021年12月01日）

另外，冯雪峰在1967年8月23日撰写的外调材料《有关上饶集中营特训班情况的几点参考材料》中写到了项甡，文字如下：“项甡 42年3、4月间编入第3中队，42年6月间赤石暴动后被杀。”（《冯雪峰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第179页）可能是处于特殊的时代环境之下，冯雪峰没有提到他保存项甡烈士的手稿，并将这些手稿捐献给北京图书馆的事。幸运的是，项甡烈士的遗稿《罪》现在仍然完好地保存在国家图书馆，这应当感谢冯雪峰历经艰险将这份手稿保存下来的功劳。

（本文作者系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馆员，本文是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北京鲁迅博物馆藏稀见及未刊文献整理与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