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涛:照相与清末民初上海社会生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67 次 更新时间:2007-11-08 01:4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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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涛  

  

  [摘 要]照相自从传入上海之后,由于本身所具有的一些优点,很快便在社会生活的某些领域中得以施展身手。多姿多彩的各类人像照片被许多人所钟爱,应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实用化和市场化,使清末民初的上海照相业深深地融入了社会生活之中,发挥着某些不可替代的作用。

  [主题词] 照相;清末民初;上海社会生活

  

  照相具有写实、便捷等优点,这使它很快在一些社会生活领域中得到了运用。首先人像照片使人们更准确、更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的容貌,进而在社会管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验证身份的重要工具。照片还成为人们追求时尚和美丽的道具,成为寄寓情感的纪念品。由于照相具有这些优点,喜爱它的人越来越多。在各种条件的综合作用下,清末民初的上海照相业完成了市场化,顾客群迅速壮大。

  

  一 照相成为人物写真的重要工具

  

  在照相诞生以前的漫长岁月中,如果想知晓某人的容貌,无外乎以下几种手段:道听途说、阅读文字描述、观看肖像绘画以及亲自目睹其人的真容。在交通不发达、等级分明以及礼教森严的年代,要亲眼目睹某些人的容貌是很不容易的事。相对而言,肖像绘画倒是记载某人容貌的比较真实和方便的工具,不过即便如此,在特定的情况下,人物肖像的真实性还是存在疑问。例如明太祖朱元璋流传于世的两幅画像中, 一幅容貌丑陋、面目狰狞,另一幅则是标准的帝王肖像,究竟哪一幅是他的真实写真,不得而知。按照常理进行推断的话,这两幅画像应该与朱元璋本人的相貌都存在着差距。

  即便不夹杂政治等因素,画师能否依靠经验和技法逼真、传神地描摹出一个人的相貌,不确定性仍然很大。相对而言,照相真实、可靠得多。早期的照相师多从“影像铺”的画师转行而来,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许多画师在职业上受到了巨大压力的结果。

  照相问世之初,人们首先感兴趣的就是人物摄影,人物是摄影艺术的主要表现对象。但是由于技术和设备尚不成熟,人像摄影一时还不具备推广的条件,所以人像画师的经营尚无大碍。19世纪70年代的《申报》上,时常可以看到文人墨客为妓女或变相从事色情业的女书寓先生等的“小照”或“小影”题写的诗篇,有的还附序,着力描绘当事人的容貌。《申报》在刊登这些作品时并不配发原图,读者也只能凭借文字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了。

  照相的优点首先就在于它具有强烈的写实性,十分传神。《沪游杂记》收录的“申江杂咏”中有一首“照相楼”:

  显微摄影唤真真,较胜丹青妙入神。客为探春争购取,要凭图画访佳人。(注:葛元煦:《沪游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57页。)

  这首小诗指出了照相的三大优点:一为“显微”,二为“真真”,三为“入神”,意即照相能尽显人物于微毫,准确地反映出人物的神态和精神风貌,所以胜于丹青。

  表达同样意思的竹枝词尚有若干,如有一首咏日成照相馆的:

  日成照相绝无伦,电气传神信有神。何必画师挥彩笔,依然纸上唤真真。(注:顾炳权:《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第52页。)

  另有一首也堪一读:

  鬼工拍照妙如神,玉貌传来竟逼真。技巧不须凭彩笔,霎时现出镜中人。(注:顾炳权:《上海洋场竹枝词》,第43页。)

  照相胜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的价格逐步趋向低廉,而且能够批量印制,易于销售和普及。“照相楼”的后两句就描述了这种情况,“客人”为“探春”而争相购取“佳人”的照片,这表明当时的照相馆已经能够批量印制照片,将其作为商品在市场上销售,并且销路很好。照相的问世是艺术匠心与近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结果,照片除了具有艺术性之外,还具有近代工业产品的特征,能够进行标准化和量化制作,可通过提高工艺来降低制作成本。虽然这一点在照相问世之初并不明显,但却是照片与肖像画在本质上的区别。

  绘制人物肖像时需要被绘制的对象久坐,而拍照则不须如此,这也是一些人转而选择照相的缘故。《上海闲话》记载了光绪初年《申报》的“郭嵩焘画像”一案,当时《申报》捏造了时任驻英公使的郭嵩焘与为之画像的英国画师顾曼的一段对话,使他大为震怒。其实郭嵩焘因不耐久坐,与顾曼商量后,特意先到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然后交给顾曼绘制肖像,他与顾曼之间并无《申报》上所刊登的那段对话。(注: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0页。)

  虽然肖像画作为一种实用工具的地位日益被照相所取代,但是它本身也在进步。清末,油画等西洋画派传到了上海,为传统的肖像画注入了新的内容。肖像画与照相之间的关系逐渐地得以固定,从竞争对手演变为具有互补性质的关系。上海恒兴照相馆在照相放大技术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兼营油画肖像业务,根据拍摄的照片绘制大幅人物肖像。

  著名漫画家、作家丰子恺在1934年撰写的散文《学画回忆》中描述了童年时在家乡学习绘画的经历,这位日后的漫画大师在学画伊始就是从肖像画入手,并且与照相也有关系,他写道:

  我向二姐丈请教了些画法,借了些画具,又借了一包照片来,作为练习的范本。因为那时我们家乡地方没有照相馆,我家里没有可用玻璃格子放大的四寸半身照片。回家以后,我每天一放学就埋头在擦笔照相画中。这是为了老妈子的要求而“抱佛脚”的;可是她没有照相,只有一个人。我的玻璃格子不能罩到他的脸上去,没有办法给她画像。天下事有会巧妙地解决的。大姐在我借来的一包样本中选出某老妇人的一张照片来,说:“把这个人的下巴改尖些,就活像我们的老妈子了”。我依计而行,果然画了一幅八九分像的肖像画,外加在擦笔画上面涂以漂亮的淡彩:粉红色的肌肉,翠兰色的上衣,花带镶边;耳朵上外加挂上一双金黄色的珠耳环。老妈子看见珠耳环,心花盛开,即使完全不像,也说“像”了。自此以后,亲戚家死了人我就有差使——画容像。活着的亲戚也拿一张小照来叫我放大,挂在厢房里;预备将来可现成地移挂在灵前。我十七岁出外求学,年假、署假回家时还常常接受这种义务生意。直到我十九岁时,从先生学了木炭写生画,读了美术的论著,方才把此业抛弃。到现在,在故乡的几位老伯伯和老太太之间,我的擦笔肖像画家的名誉依旧健在;不过他们大都以为我近来“不肯”画了,不再来请教我。前年还有一位老太太把她的新死了的丈夫的四寸照片寄到我上海的寓所来,哀求地托我写照。此道我久已生疏,早已没有画具,况且又没有时间和兴味。但无法对她说明,就把照片送到照相馆里,托他们放大为二十四寸的,寄了去。后遂无问津者。(注:丰子恺:《学画回忆》,《丰子恺散文精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82页。)

  作为一位画家,丰子恺先生对这段早年学画经历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己走了弯路:

  假如我早得学木炭画写生,早得受美术论著的指导,我的学画不会走这崎岖的小径。唉,可笑的回忆,可耻的回忆,写在这里,给学画的人作借镜吧。(注:丰子恺:《学画回忆》,《丰子恺散文精编》,第82页。)

  丰子恺先生的回忆,给我们展现了一幅昔日照相与肖像画之间关系的画卷。虽然照相越来越普及,但是肖像画也没有衰亡,在某些特殊的领域,例如为死者画容像等方面,依然大受欢迎,生意兴隆。可是,即便是在这些非由画师出场不可的领域,照相依旧挥之不去。为了追求容像的真实,许多人还是不忘将照片送到画师的手中,希望他们的妙笔能够在真实的基础上生花。经过演变,照相与肖像画已经不再完全是竞争对手,它们在社会生活中都已经重新得到定位。

  宣统年间上海环球社印行的石印画报——《图画日报》,描绘社会百态,非常有影响,其中有一个栏目名为“营业写真”,图文并茂地介绍了当时上海的各行各业,其中就包括“拍小照”和“画小照”。《图画日报》第一百三十四号并列刊登了“画小照”和“拍小照”,“画小照”的说明文字为:

  千看万相画小照,一笔不可偶潦草。部位要准神气清,方能惟妙更惟俏。只恐名虽写真写不真,五官虽具一无神。拿回家婆儿子不认得,多说何来陌路人。

  “拍小照”的说明文字则为:

  拍照之法泰西始,摄影镜中真别致。华人效之亦甚佳,栩栩欲活得神似。拍照虽无男女分,男女不妨合一桢。不过留心家内胭脂虎,撕碎如花似玉人。(注:《图画日报》,第134号第8页。)

  这两段文字将时人对肖像画与拍照片之间的区别、对比描述得十分清楚。

  肖像画与照片的互补关系还有另一种表现方式。上海城隍庙附近的古董店内至今还有旧时供奉的祖先画像,它们堪称照相与画师之笔相结合的产物,画像中的列祖列宗身着正装,男为顶带花翎,女为凤冠霞披,各幅画像都差不多,可能有一定的格式。画中人的穿戴都是画的,也可能是按照画样印制的,但是画中人的脸却是根据照片印刷而成,整幅画逼真而泛黄,透着一股阴森的气息,初看时给人的感觉很是微妙。这是在同一画面中笔画与照相的有机结合。

  

  二 照相的娱乐和纪念功能

  

  同样的事物可以使用在不同的方面,原因在于社会需求是丰富多样的。人们之所以钟爱照相,固然有着种种原因,但是照相能够使人娱乐却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清末上至最高统治者,下到普通百姓,以拍照自娱者大有人在。慈禧太后晚年在她的宫禁园林中曾经化装照相,她扮成观音,李莲英扮成善财童子,其他人也各自分派了角色;袁世凯在他的彰德府邸中,穿得如同钓翁一般拍照取乐,还可以凭此存照到上海出版的《东方杂志》上发表。至于一般人等,则更是千姿百态,不一而足:

  然而名士风流,又何代蔑有呢?雅人早不满于这样千篇一律的呆鸟了,于是也有赤身露体装作晋人的,也有斜领丝绦装作X人的,但不多,较为通行的是先将自己照下两张,然后合照为一张,两个自己即或如宾主,或如主仆,名曰‘二我图’。但设若一个自己傲然地坐着,一个自己卑劣可怜地,向了坐着的那一个自己跪着的时候,名色便又两样了;‘求己图’。这类‘图’晒出之后,总须题些诗,或者词如‘调寄满庭芳’‘摸鱼儿’之类,然后在书房里挂起。至于贵人富户,则因为属于呆鸟一类,所以决计想不出如此雅致的花样来,即有特别举动,至多也不过自己坐在中间,膝下排列着他的一百个儿子,一千个孙子和一万个曾孙(下略)照一张“全家福”。(注:鲁迅:《论照相之类》,《鲁迅杂文全集》,九洲图书出版社,1995年,第61页。)

  借助照相来回味、领略古诗文的意境,或直接扮作古人,过一把神游魏晋、身为玄学之士的瘾,称得上中国传统文人情趣与照相的绝妙结合。即便是被揶揄为“呆鸟”的大户们,也可在照片中尽情地做其家大业大、子孙万年的美梦。人们利用照片来娱乐,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暂时地脱离一下现实,尝试着达到理想境界的一些滋味。在照片中,大清国的当今圣母皇太后可以成为南海观世音,慨叹“余生也晚”的现时文人可以回到古代去,而欲问鼎天下的枭雄也可以化为闲云野鹤般的钓翁。只要花得起银子,任何人都可以拍照,都可以在不招惹麻烦的前提下用照片寻寻乐,或者是圆圆梦,照相对所有的顾客都一视同仁。上海花街柳巷的什么“七美”、“八美”,以及她们周围的一些人,可以说是这方面的高手。

  照相在清末民初的上海是一种时尚,一些时髦场合是不会缺少它的。在十九世纪末沪上著名的公共活动与社交场所——张园,照相已经充当了为前来游园的红男绿女们提供余兴的角色。熊月之先生在《张园与晚清上海社会》中曾经指出张园是最能体现上海时尚、最能反映上海人气质、听到上海人声音的地方,而照相就是这块宝地中的一个重头戏。

  张园主人张叔和将光华楼照相馆引进园内,为游客们提供服务,明码标价,且价格亦不算便宜:四寸六角,六寸一元,八寸二元,十二寸四元。而用六角钱就可以在园内的酒楼叫上一斤黄酒、一盘狮子头、再来一碗汤面,一个人笃定混一顿醉饱;一元钱就能点洋酒加一碗鱼翅;二元钱则可以安排若干酒菜,朋友对酌了;四元钱这个数目有点尴尬,不要紧,再添上一块钱,厨房便可以为你置办一桌酒席,让你风风光光地宴客了。(注:熊月之:《张园与晚清上海社会》,“世纪中国”,2002年2月A期。)在张园内拍照娱乐或留念的还真有不少人,其中许多都是所谓“名花”,也就是当红的妓女。风和日丽,佳人游园,拍照留念,既可以增加乐趣,又可作为纪念礼品馈与情郎,也算是一大美事。

  《图画日报》曾在“上海社会之现象”的栏目中,刊登过“妓女在张园拍照之高兴”的绘画,画中的两位女子身处楼台之中,一坐一立,神色恰然,面对她们的照相师却是头顶罩布,忙着摆弄被三脚架支起的相机。图画的上部有署名为“解虚”的一段说明文字,先将照相的来历、特性等做一简要说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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