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宋初期的河湟

西藏兴起于公元7世纪初年，极盛时期版图辽阔，武力强大，堪与大唐帝国相媲美。

西藏奴隶制政权极盛而衰，出现崩溃瓦解局面来得很快。9世纪中叶，达磨赞普统治时期，内乱频仍，本、佛二教互哄；各地奴隶、平民起义不断，对吐蕃奴隶主贵族，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给予沉重的打击。从此，逻些政权便失其发号施令的作用，吐蕃奴隶制全面瓦解，逐步向封建制过渡，吐蕃领域出现了为数众多、分立割据的地方势力。

汉族史家较普遍的看法，认为吐蕃源出西羌，或者羌族的一支进入西藏高原与原有居民长期融合同化，便形成了隋唐时期的吐蕃。吐蕃势力崛兴，向外扩张，兼并了许多国家和民族，特别是把分布在今青海、甘肃、四川一带的羌族，加以服属，强迫同化，也被称为吐蕃；他们既是吐蕃化的羌人，与早先羌化的吐蕃人在社会地位上是有所不同的。唐宋以来，汉族人对这些和他们住地邻接的吐蕃化的羌族，有时称为吐蕃，有时叫作羌人，甚至学者文人，崇尚简雅，称“蕃”作“胡”，也往往而有。例如《宋史》卷四二九《吐蕃传》所叙的吐蕃，指的乃是河、湟、洮、岷等地的吐蕃化羌族，而和西藏本土（元代称乌斯藏）的吐蕃则是很少关涉。如果根据具体史实进行分析考察，当时分布在今青、甘、川一带的吐蕃族，除羌族成分显居首位外，还有绝非少量的汉族成分，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因为河西陇右地区，中原王朝设置州县已久。8世纪50年代，唐朝发生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尽撤河西戍卒内援，造成边防空隙。王溥《五代会要》卷三○《吐蕃》条：“吐蕃乘虚，遂取凉、陇，华人百万，陷于腥膻。开成（836—840年）之际，朝廷遣使还番，过凉、肃、瓜、沙，城邑如故，华人见汉旌使，齐夹道泣诉，问：‘皇帝还念陷蕃生灵否？’当时已经再世，虽语言小讹，而衣服未改。”后唐天成（926—930年）中，权知西凉府留后孙超派遣大将拓跋承海朝贡，承海对唐明宗说：凉州旧有郓（今山东郓城）人二千五百为戍兵，因黄巢大起义，阻绝留居，超和城中汉户百余，都是戍兵的后裔。还说凉州城中有县令、判官、都押衙、都知兵马使，衣服语言略如汉人。这时“凉州郭外数十里，尚有汉民陷没者耕作，余皆吐蕃” [1] 。这仅是汉族人被吐蕃同化未尽的遗迹，至于更多数的汉族人则早已变成吐蕃人而不复辨识了。所以宋初张齐贤就明白谈道：“西凉蕃部多是华人子孙，例会汉语，颇识文字。” [2] 河、湟、洮、岷一带，也是古代羌族生息的地区，唐时吐蕃统治其地既久，羌族自然成了吐蕃，而其间有不少的汉族居民也是如此。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王韶经略熙（今甘肃临洮）、河（今甘肃临夏），征服吐蕃，“拓地二千里，招附三十余万口”。王安石便对宋神宗说：“今三十万众，若能渐以文法调驭，非久遂成为汉人；此本皆汉人故也。” [3] 这些事实使我们看到，唐末以来今青、甘、川一带的吐蕃，在体质和文化风习上已渗入了其他各族（主要是羌族，还有汉族、回鹘族等）的成分。

在吐蕃奴隶制瓦解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佛教徒深受压迫，在藏区立足困难，纷纷逃徙，一部分北走西域，经于阗（今新疆和田）向东，进入河西走廊，定居甘、凉一带；而更多数的佛教徒则逃奔今青海东部地区，与各地世俗封建势力结合起来。这些喇嘛教僧侣，能阅写藏文，讲经说法，引古证今，出谋划策，是那些封建割据势力不可少的神学导师和统治助手，他们互相勾结，沆瀣一气，逐渐形成带有政教合一意味的封建主专政形式。

处于大分裂状态的五代时期，吐蕃和中原王朝只有稀疏的联系。例如：梁开平二年“二月，以吐蕃入朝使嗢末首领杜论悉伽、杜论心为左领军卫将军同正；嗢末苏论乞禄为右领军卫将军同正”。“后唐天成二年十一月，遣使野利延孙等入贡，并番僧四人，持番书二封，人莫识其字。”这里所说“番僧”当指喇嘛教僧侣，“番书”则指藏文文书。长兴三年七月，“复遣使入朝，引对于端明殿。问本番牙帐去京师远近。对曰：‘在泾州（今甘肃泾川）西二千里。’”周广顺二年九月，河西节度使申思厚“奏：‘自泾州安国镇至西凉府沿路，三处控扼，各立州名，欲补大首领为刺史。又管州界部落大首领三十余人，各赐空名告身。’并从之” [4] 。

北宋王朝建立，社会较前安定，和沿边吐蕃的关系日益加强，吐蕃部落多进贡马匹，以换取自身需要的物资；有的还献纳土地，愿意归属，或者请求授给官称封号，以示尊荣，等等。西凉府的吐蕃首领表示倾向宋朝，甚至主动“请帅” [5] 。双方关系一般协调，大约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吐蕃生产落后，需要生活物资殷切，建立起亲善友好关系，对取得经济上的好处便有保证。二是党项族兴起，正在扩大他们的割据政权；党项贵族犷悍好战，对不相统一的吐蕃部落是严重的威胁，为了抵抗西夏进犯的共同利益，宋朝和吐蕃实有相互联系、加强合作的必要。从整个北宋时期来看，吐蕃和宋朝大体维持着同盟的关系，基本原因在此。

西夏政权的奠基者李继迁，纠合党项贵族和宋朝斗争20年，搞得宋统治者晕头转向、手足无措，终于夺取了西北重镇的灵州，接着又攻占了西凉府（今甘肃武威）。吐蕃族大首领潘罗支向外扩张势力时向李继迁伪降，实行突击，李继迁因伤致死，这是对党项贵族向外扩张势力的一次沉重打击。后来宋朝统治者谈到这件事，引以为慰，十分欣赏 [6] 。李德明继立，他策动部落势力又袭杀了潘罗支，宋朝支持潘罗支弟厮铎督统率部落抗御西夏，但没有成功，西凉府终为西夏所攻取，从此河湟地区的吐蕃族的地位就突出和重要起来了。因为唃厮啰政权在11世纪初期的建立，是吐蕃贵族由分散而基本统一，由衰落而逐步兴盛的转折点。在唃厮啰势力尚未形成的时期，吐蕃人数虽众，分布虽广，但组织涣散，一盘散沙，是十分落后的；汉、唐两代成为统治中心的关中地区，这时从仪州（今甘肃华亭）、渭州（今甘肃平凉）、泾州（今甘肃泾川）、原州（今甘肃镇原）、环州（今甘肃环县）、庆州（今甘肃庆阳）、镇戍（今甘肃固原）、秦州（今甘肃天水）以至灵州（今宁夏灵武）、夏州（故治今属陕西靖边），都有吐蕃部落的分布。他们聚族而居，大的数千家，小的百十家，各有部落首领，互不统摄 [7] 。宋琪在宋太宗时论述过吐蕃风俗，说与党项类似：“其族有生户、熟户，接连汉界。人州城者谓之熟户，居深山僻远、横过寇略者谓之生户。其俗多有世仇，不相来往，遇有战斗，则同恶相济，传箭相率，其从如流。虽各有鞍甲，而无魁首统摄，并皆散漫山川，居常不以为患。” [8] 后来韩琦在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也谈到吐蕃部落分布的情况说：“泾原、秦凤两路，除熟户外，其生户有：蹉鹘、者谷、达谷、必利城、腊家城、鸱枭城、古渭州、龛谷、洮、河、兰州、叠、宕州，连宗哥、青唐城一带，种类莫知其数。然族帐分散，故不能为中国（按指中原王朝）之患。” [9] 根据上两段论述，使我们知道：在宋统治阶级眼里，吐蕃族帐分散，势力微弱，对他们不会构成威胁。但强劲好战的西夏，不断入侵，而且与契丹互相勾结，产生的危害程度就相当严重。吐蕃与党项族类相近，风俗与习惯略同，而他们的战斗力量又远难比上西夏，如被西夏兼并或拉拢过去，后患就不堪设想了。所以宋朝为了防备这一着，便决定和吐蕃结盟通好；吐蕃十分关注实际的经济利益，一般也总是倾向于联宋对夏，除非宋朝给予他们直接的危害，态度很少动摇。另外，我国中世纪后期的历史上，经过唐末五代十国的大分裂大动荡之后，辽、宋和西夏都相继建立封建政权，完成了局部的统一。刚跨入封建制的吐蕃农牧主阶级，面对着这种列国鼎立的新形势，自然要激发出民族自觉和统一团结的热情，他们回忆吐蕃王朝焜耀一世的过去，而憧憬于未来，产生了步武前人的想法。11世纪初年河湟洮岷一带的吐蕃首领纷纷从事建立“文法”的活动，其中获得成功的就是唃厮啰 [10] 。他领导河湟吐蕃（青唐羌）建立起一个稳固的和有影响的吐蕃民族政权，他一直深受吐蕃族人的拥护和爱戴，据说数百年来藏族民间演唱歌颂的格萨尔王就是他的化身。

二、唃厮啰政权的建立和发展

《宋史·吐蕃传》说：“唃厮啰者，绪出赞普之后 [11] ，本名欺南陵温篯逋。篯逋犹赞普也，羌语讹为篯逋。”宋人所记，都认为唃厮啰是吐蕃赞普的后裔 [12] ；古代边裔民族都有尊崇贵种的传统 [13] ，唃厮啰以一幼童受到广泛拥戴，与其尊贵的出身当有关系。范文澜同志在《中国通史简编》里谈道：“赞普统治下统一的吐蕃国，自达磨赞普被杀，国土分裂后，出现四个政权。一个在今后藏的阿里，即阿里王系；一个在后藏，即亚泽王系；一个在前藏，即拉萨王系；一个在山南，即亚陇觉阿王系。……亚陇王系后人青海一带，宋朝的唃厮啰即此系子孙。” [14] 但《宋史·吐蕃传》却说唃厮啰出生在高昌磨榆国（高昌故址在今新疆吐鲁番），年仅12岁，以相貌奇伟，为旅居其地的何郎业贤所赏识，才把他带到河州去的。这就会使人发生疑问：一个外地的孤儿，他的本名怎能叫“欺南陵温篯逋”来？许多大姓都抢着奉他为主，一定也还有他的背景势力或社会基础。《长编》取材汪藻的《青唐录》，有如下一段记载说：“初唃厮啰兄扎实庸咙为河南（指今青海东部黄河南岸一带地区）诸部所立，与唃厮啰分地而治，不相能也。” [15] 扎实庸咙之孙为溪巴温，溪巴温诸子有陇桚、杓桚、溪赊罗撒、益麻党征等，都是吐蕃部落首领；还有大族赏样丹，“辄作文法谋叛”，乃是唃厮啰之舅 [16] ，可见唃厮啰绝非出自孤弱，原是有来头的。起初何郎业贤把唃厮啰安置在 心城，大姓耸昌厮均接着又把他移居到移公城 [17] ，打算在河州“立文法”。“河州人谓佛‘唃’，谓儿子‘厮啰’，自此名唃厮啰。” [18] 吐蕃崇佛，他们称新立的“篯逋”为“佛子”，一如汉族称天子，匈奴之称“撑犁孤涂单于” [19] ，及西夏元昊之称“兀卒” [20] 一样，不过是要在政权外壳上涂抹一层神权的色彩，有利震摄人心，加固统治。11世纪初吐蕃地区出现了“立文法”的热潮。《宋史》卷二五八《曹玮传》说：“西羌将举事，必先定约束，号为‘立文法’。”也就是从事建立政权组织的活动。在唃厮啰建政的过程中，不少僧侣参加了多方面的活动，有时还亲自上阵，直接战斗。唃厮啰以赞普（王）的身份，兼具宗教领袖的形象，开创了后来西藏地方实行政教合一体制的端绪。

唃厮啰声誉鹊起，被宗哥城（今西宁市东的平安驿一带）大僧侣李立遵 [21] 和邈川（今青海乐都）大首领温逋奇 [22] ，把他抢过来，拥立于廓州（在今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县），部族依附益多，势力扩大；景德三年（1006年）李立遵又把唃厮啰迁回自己的老家宗哥城，身任“论逋”（义同辅相），控制着实权。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九月，“唃厮啰聚众数十万，请讨平夏人以自效” [23] 。宋朝疑其怀有变诈，命缘边加强防范。李立遵一再上表请求宋朝给予赞普称号，“朝议以赞普戎王也，立遵居厮罗下，不应妄予，乃……授立遵保顺军节度使” [24] 。李立遵所欲未遂，次年（1016年）对宋发动了武装进攻，负责主持边防的曹玮，在八月奏报宋廷说：“伏羌寨蕃部厮鸡波与宗哥族连结为乱，以兵夷其族帐。”九月又奏：“宗哥唃厮啰、蕃部马波叱腊、鱼角禅等寇伏羌寨，击败之，斩首千余级。” [25] 据《宋史·吐蕃传》所记，这次动员的吐蕃队伍，有马衔山、兰州、龛谷、毡毛山、洮河、河州等处的羌兵，范围不小，人数很多，进至伏羌寨三都谷为宋军击败，损失颇重。李立遵袭攻过西凉府，也未取得战果。立遵贪虐喜杀，行事专擅，蕃族不附，唃厮啰和他嫌隙日深，难以共处，便徙居邈川，以温逋奇为论逋，有兵员六七万人，为了抵抗西夏李德明的南侵，决心对宋合作，谋求援助。这样，唃厮啰和宋朝在防御西夏上有了共同的目的，彼此靠拢，双方的经济关系密切起来了。

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宋授唃厮啰为宁远大将军、爱州团练使，授温逋奇为归化将军。旋温逋奇为乱，囚禁唃厮啰，唃厮啰逃出，集兵杀逋奇，遂于景祐元年（1034年）徙居青唐城 [26] 。

景祐二年宋加授唃厮啰为保顺军节度使观察留后，这时李元昊统治西夏已经四年，正积极准备称帝建国，为了巩固后防，便发动了对吐蕃河湟地区的大进攻。元昊率军亲征，初战获胜，及还军，溃败于宗哥河 [27] 。唃厮啰重视侦谍工作，洞晓敌情，“自是，数以奇计破元昊，元昊遂不敢窥其境” [28] 。次年元昊再度举兵进攻回鹘，占肃、瓜、沙三州后，即回师据守兰州，筑城列置戍兵，以阻断吐蕃和宋朝的交通。宋宝元元年（1038年）元昊称帝，宋夏关系顿趋紧张，宋朝加官唃厮啰为保顺军节度使，仍兼邈川大首领，派左侍禁鲁经间道往使，要求唃厮啰出兵背击西夏，赠帛二万匹，许灭西夏后，即授银、夏等州节度使。唃厮啰承诺出兵攻西凉，然以西凉有备而止 [29] 。康定元年（1040年）宋又派刘涣前往联系，时西夏的戍兵已深入到河州以北，所以刘涣走的路线，是“出古渭州（今甘肃陇西），循末邦山至河州国门寺，绝河（黄河）逾廓州，至青唐” [30] 。唃厮啰对刘涣的到来给予热情接待：“唃厮啰迎导供帐甚厚，介骑士为先驱，引涣至庭。唃厮啰冠紫罗毡冠，服金线花袍、黄金带、丝履，平揖不拜，延坐劳问，称‘阿舅天子安否’。道旧事则数十二辰属，曰兔年如此，马年如此云。” [31] 接着召集酋豪，举行隆重宴犒，并表示对宋忠诚，约尽力无负，刘涣返回时，“遣骑护出境，得其誓书与西州地图以献” [32] 。当时西夏武力强盛，戒备甚严。以此唃厮啰“终不能有大功”，但唃厮啰时代，社会安定，人民拥护，阻止西夏的南侵，成为宋朝西疆的屏蔽，其作用也是不小的。宋朝加官唃厮啰兼保顺、河西节度使，洮、凉两州刺史，馈赠非常丰厚。宋统治阶级明白唃厮啰有举足轻重之势，一直是笼络的。此后20多年，唃厮啰和西夏偶尔发生战争，规模不大，且互有胜败。当时政权分立，要搞纵横捭阖的外事活动，因此吐蕃和契丹也建立起联系。契丹开泰七年（1018年），吐蕃王并里尊，请求假道夏境朝贡辽国，契丹主答应了 [33] ，李德明竟加拒绝，一时引起辽、夏间的纠纷。这个并里尊显然就是唃厮啰的论逋，一心想做赞普的李立遵 [34] 。契丹立国期间，吐蕃遣使入贡，不乏记载，分见于《辽史》的穆宗、圣宗、兴宗、道宗、天祚帝各纪。兴宗时，契丹的皇族学者耶律庶成，奉使吐蕃，住留达12年之久，清宁间（1055—1064年）始归 [35] 。辽道宗还把公主嫁给唃厮啰的儿子董毡，暗约南北夹攻，夺取凉州，作为吐蕃的地盘 [36] 。这是因为西夏强盛起来，造成和契丹关系的恶化，契丹便拉拢唃厮啰来共同对付它。西夏对外扩张，不断征服邻族，一方面固然使唃厮啰感到严重威胁，另一方面却也给唃厮啰带来好处，因为西夏既夺“取西凉府，而唃厮啰得厮铎督之众十余万，回纥亦以数万人归焉，其势遂强于诸羌” [37] 。

唃厮啰死于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终年69岁。唃厮啰的名字此后成为吐蕃（青唐羌）的族名。

三、唃厮啰族统治的衰亡

唃厮啰曾娶三房妻子，前二妻都是李立遵的女儿，生瞎毡和磨角毡。第三妻乔氏，生董毡。乔氏美丽而多智，居历精城 [38] ，有部众六七万人，号令严明，为众所惮服。李立遵死李氏失宠，出家为尼，被安置在廓州，子瞎毡也遭禁锢；磨角毡奔据宗哥，形成为一支独立势力。磨角毡死，众部立其子瞎撒欺丁，孤弱不能自立，仍然依附唃厮啰。后瞎毡逃命龛谷（今甘肃榆中县境）；瞎毡死，由长子木征继统部众，移居河州，也是一支独立势力。

唃厮啰钟爱少子董毡；唃厮啰死，董毡继承了他的权力，统治着今青海省东部黄河以北地区，仍以青唐城为首府。宋朝授他为保顺军节度使，兼邈川大首领。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西夏进攻宋朝环、庆二州，董毡乘虚遣兵深入夏境讨击，大有虏获，受到宋朝的嘉奖 [39] 。这时宋任王安石为宰相，实行变法，争取富强。王韶建议经略河湟以断西夏右臂 [40] ，得到王安石大力支持，负责主持经营，颇著成效；熙宁四年（1071年）招抚了吐蕃部落大首领俞龙珂，他率领12万口附宋，相继归附的小部落又近20万口，宋朝疆土便拓展了1200里 [41] 。次年秋季宋军发动了进攻吐蕃部落的战役，夺取了武胜城，置镇洮军，改名熙州，并创设熙河路，作为向河、岷进军的战略基地。熙宁六年（1073年）宋军进攻木征 [42] 所据守的河州，木征迎击，战败，宋军占领了河州。不久，木征陷河州，自出尾击宋军，为王韶所破，复取河州。在本年秋冬之际，王韶又率兵从河州出发，“连拔宕（今甘肃宕昌）、岷（今甘肃临潭）二州，迭（今甘肃迭部）、洮（今甘肃岷县）羌酋皆以城附” [43] 。这次战役，“军行凡五十有四日，涉千八百里，复州五，辟地自临江寨至安乡城东西千里，斩首三千余级，获牛羊马以数万计” [44] 。“于是西直黄河，南通巴蜀，北接皋兰，幅员逾二千里。” [45]

这次宋朝对吐蕃用兵的大胜利，不能不使董毡产生“唇亡齿寒”之感。他除派部将攻打河州一带外，并一变旧态和西夏修好。西夏梁太后以秉常妹嫁董毡子蔺逋叱，宋神宗担心董夏联合，设法阻止，没有成功 [46] 。西夏派出援兵助战，吐蕃部落声势复振，鬼章败死宋将景思立于踏白城（在河州北），木征也聚兵围攻河州。宋军处境陷于危急，王韶由宋京返前线，采取阻击敌援的战略，“直叩定羌城，破结河族，断夏国通路，进临宁河，分命偏将入南山，木征知援绝，拔寨去” [47] 。木征累败穷蹙，遂率首领80余人赴军门乞降。木征被俘送宋京，改姓名为赵思宗。宋朝新设熙河洮岷路，扩大了边面。

熙宁九年（1076年）二月董毡“以旗号蕃字至洮、迭州诱胁顺汉部族为寇” [48] ，说明青唐方面和宋朝存在矛盾。宋朝既以取得胜利，为了全力对夏，做好大进攻的准备，因此采取安抚措施，力图拉拢董毡，恢复和好。熙宁十年十月，董毡、鬼章使人入贡，宋朝回赐优厚，并授鬼章为廓州刺史，阿里骨为崧州刺史 [49] ，由于青唐方面获得了种种实惠，关系转好，所以元丰四年（1081年）宋朝发动五路大军进攻西夏，董毡也出兵助攻，并有战绩。议功推赏，董毡晋“封武威郡王，赐金束带一、银器二千两、色绢 三千（匹），岁赐增大彩五百匹、角茶五百斤”。并授阿里骨为肃州团练使，鬼章为甘州团练使，各赐金束带一、银器二百两、彩绢三百 [50] 。西夏这时也极力笼络董毡，“许割赂斫龙以西地，云如归我，即官爵恩好一如所欲” [51] ，但遭到董毡的拒绝。

董毡死，由养子阿里骨继掌权力。董毡死年，《宋史·哲宗纪》和《宋史·吐蕃传》都记为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是错误的。阿里骨的继位一幕，也令人感到十分蹊跷，有辨析的必要。《宋史·吐蕃传》说：

阿里骨本于阗人，少从其母给事董毡，故养为子。元丰兰州之战最有功。自肃州团练使进防御使，董毡病革，召诸酋领至青唐，谓曰：“吾一子已死，惟阿里骨母尝事我，我视之如子，今将以种落付之，何如？”诸酋听命。

把这段文字和下引《长编》卷三四○所载的记述一比，显然有很大的差异：

元丰六年冬十月……董毡死，阿里骨继立。阿里骨于阗人，非唃氏后，其母章穆瞎卜，尝事董毡，因养阿里骨为子。既而董毡得风痹病，卧帐内，委政事于阿里骨，甚亲信之。阿里骨又得幸于董毡妻乔氏，内外威服，遂谋篡夺。董毡先有子欺丁，夏人及回鹘皆以女妻焉。欺丁性轻佻，好易服微行。阿里骨阴使人贼杀欺丁。及董毡死，阿里骨与乔氏匿丧，出令如它日，悉召诸族首领至青唐城，矫董毡之命曰：“吾一子已死，惟阿里骨母尝事我，今当以种落付阿里骨。”仍厚赂大酋鬼章、温溪心等，于是诸族首领共立阿里骨为董毡嗣。阿里骨并取欺丁二妻为己妻，以母事董毡妻契丹公主，其贡朝廷犹如董毡在日，未遽以丧告。

《长编》告诉我们一些很重要的史实：第一，董毡的独子欺丁（全名作欺丁磨毡苏南蔺逋叱）是被阿里骨派人暗杀的；第二，阿里骨是玩弄了种种阴谋手段才得继位的；第三，阿里骨对董毡之死，匿不报丧，达两年之久。

董毡死于元丰六年（1083年）而不死于元祐元年（1086年），这在《长编》丰富翔实的史料里还可以找到不少佐证。例如元丰七年六月宋神宗就曾手诏熙河路统帅李宪（宦官），说已知道董毡死亡，要他查明奏报“今继立者为谁？” [52] 元祐二年二月九日，阿里骨所派使人到达宋京，始带来“董毡文字，称病且死，其藩族国土事，已令男阿里骨管勾”。还有阿里骨具名的一件，“称董毡已死，今代父王主蕃族进奉事”。李焘在这段记事后，有几句说明：“先是，阿里骨既代董毡领青唐事，然犹不敢以承袭告……及是，逾二年矣。因阿里骨来告，随加爵命。” [53] 为什么拖延这么久，阿里骨不敢以承袭告呢？当然是青唐统治集团内部有激烈斗争。当时的苏轼就评论过这件事说：“阿里骨，董毡之贼也。挟契丹公主弑其君之二妻。董毡死，匿丧不发，逾年众定，乃诈称嗣子，伪为鬼章、温溪心等名，以请于朝。” [54]

阿里骨在青唐政权中是第二号人物，宋神宗称其势位“在羌中居鬼章之右” [55] 。他在夺权胜利后，获得宋朝的“爵命”，授为西蕃邈川大首领、河西军节度使，封宁塞郡公。他们自己的名号则是称“王” [56] 。但吐蕃首领，特别是唃厮啰的子孙亲属，以其民种，心怀不满，阿里骨便大事诛杀，以图威慑，甚至引起宋朝的关注 [57] 。这时阿里骨秘密和西夏结盟，“约以熙、河、岷三州还西蕃，兰州、定西城还夏国” [58] ；又迫使地位相敌的鬼章东出侵宋，鬼章遂率众攻占了洮州（今甘肃临潭），分筑北南两城，跨洮河为飞桥，以相连结。又引步骑7万攻围河州南川寨，并引导夏兵数万人进攻定西城，杀宋都监吴猛而去 [59] 。阿里骨派出使人向宋进贡，借此和宋境内的蕃部秘密联系：“凡受要约者，以垩本族蕃塔为验。自熙、河五郡，秦、渭、文、龙、阶、成等州及镇戎军、德顺军两军，垩蕃塔应之者十已八九，而人不知也。” [60] 独知岷州种谔探得内情并上报宋朝，宋朝派出军器监丞游师雄前往熙河措置边事。“师雄既至，谍知西夏聚兵于天都山，前锋已屯通远境上，吐蕃之兵欲攻河州，鬼章又欲以别部出熙州。”宋军便采取了“先发以制之”的突击，“分兵为两道：姚兕将而左，破伦布宗城……攻嘉木卓城；断黄河飞桥，青唐十万之众不得渡。种谊将而右，破洮州，擒鬼章及大首领九人……遗铠仗刍粮数万。” [61] 鬼章被槛送宋京，后安置在秦州。这是阿里骨的一次大挫折，双方关系转入低潮。这时“廓州主鲁尊欲焚河桥归汉，熙州以闻”，宋朝以“纳叛”会加深裂痕，不许；还采取安抚的办法，“封其妻溪尊勇丹为安化郡君，子邦彪篯为鄯州防御使，弟南纳支为西州刺史” [62] 。因此局面得以维持下来。

宋哲宗绍圣三年（1096年）阿里骨死，子瞎征（即邦彪）继位。瞎征亦喜杀戮，部族携贰。他的叔父苏南党征雄勇多智，因被诬告遭到诛杀，追随苏南党征的首领篯罗结，逃奔到和阿里骨父子素来对立的溪巴温那里，溪巴温是唃厮啰兄扎实庸咙之孙，“自阿里骨之立，去依陇逋部，河南诸羌多归之” [63] 。笼罗结奉载溪巴温子杓桚据居溪哥城（在今青海贵德，后设积石军）。瞎征率兵进讨，杀了杓桚，篯罗结遂走河州，劝说知州王赡进取青唐。不久溪巴温进据溪哥城，自称王子。由于吐蕃统治集团的内争激化，北宋王朝认为有机可乘，出兵进攻。

元符二年（1099年）六月，王赡率军由河州北渡黄河，进入今青海东部，沿湟水河谷西进，攻占了邈川城。唃厮啰族各首领拥立溪巴温之子陇桚为主，瞎征穷蹙寡助，处境孤立，乃从青唐城脱身乞降。宋军向青唐推进，陇桚新立亦无力抵抗。九月，“陇桚遂及大首领结咓龊、心牟钦毡率诸族首领并在城蕃汉人部落子回鹘等并契丹、夏国、回鹘伪公主等并出城迎降” [64] 。瞎征、陇桚都解送宋京，后来陇桚改名赵怀德。“宋以青唐为鄯州陇右节度；邈川为湟州，宗哥城为龙支城，俱隶陇右。”又“以廓州为宁塞城” [65] 。宋军在战斗中，军纪不肃，剽劫滥杀，蕃族人民极为反感，见宋军占领几个据点军力有限，饷馈不充，首领心牟钦毡、篯罗结等啸聚数千人进围湟州。西夏派统军仁多保忠等领兵10万来攻，“先断炳灵寺桥（按桥在河州北黄河上），烧星章峡（在湟州城西）栈道，四面急攻” [66] ，攻16日，固守未破，会宋朝大部援军开到，夏军始渡湟水撤退。蕃部纷起，昌言恢复，合兵再攻湟州。宋朝被迫采取羁縻政策，起用陇桚（赵怀德）知鄯州，以木征的儿子邦辟勿丁瓦（唃厮啰的嫡长曾孙，宋改名为赵怀义）同知湟州。但这时首领多罗巴已奉溪赊罗撒为主，号召恢复故土，陇桚势弱畏逼，便离开青唐投靠河南种落去了。

宋徽宗立，蔡京当国，复主开边，任用前知湟州王厚（王韶子）为洮西安抚使，统兵进攻，打败了多罗巴；崇宁三年（1104年）再复湟、鄯、廓等州。这次进攻，以王厚和溪赊罗撒在宗水一战具有决定性意义。溪赊罗撒大败，“以一骑驰去，其母龟兹公主与诸酋开鄯州降” [67] 。同年十月陇桚（赵怀德）亦穷蹙出降。宋朝改鄯州为西宁州，是西宁之名在历史上最早的出现。

北宋王朝在其濒临崩溃的前夕，用兵征服唃厮啰族统治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不特虚耗大量的财富 [68] ，使骄兵悍将的腰包装满 [69] ，而且对吐蕃人民来说，“杀戮窜逐，所存无几” [70] ，把繁荣的河湟地区又变成荒残。由于这种民族压迫的非正义性质，宋朝在这一地区的占领虽然维持了20多年，吐蕃人民的反抗迄未停息下来。靖康元年（1126年）因金兵入侵，宋朝无暇兼顾西北地区，陕西制置使钱盖提出放弃鄯、湟、廓诸州的建议，认为自从占领这一带来，“无毫发之得，而所费不赀”，不如寻找一个唃厮啰的后裔，委其就地统治，尚可为宋朝效力。等到次年六月金兵已进入陕西，宋朝才以陇桚（赵怀德）弟益麻党征“措置湟鄯事”，封陇西郡王，赐姓名为赵怀恩 [71] 。南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金兵进侵今青海东部地区，占领乐州（原湟州，1119年改名）、西宁州、廓州、积石州等地，益麻党征便逃往阆州（今四川阆中）居住下来 [72] 。唃厮啰族在西北地区的一百多年统治从此结束了。

四、繁盛的青唐城及其交通

自唃厮啰徙居青唐城，青唐城成为吐蕃族的统治中心，历时将及百年。在这期间由于西夏兴起，东西商旅要通过河西走廊的著名“丝路”时，既苦苛征重敛，且常遭劫掠，风险不测，因此另辟较为安全的东西交通路线，便提到日程上来。青唐城为适应这种需要而迅速兴盛起来了。

《宋史》卷八七《地理志三》说：“西宁州，旧青唐城。元符二年，陇桚降，建为鄯州，仍为陇右节度，三年弃之。崇宁三年收复，建陇右都督府，改鄯州为西宁州，又置倚郭县。赐郡名曰西平，升中都督府。三年，加宾德军节度使。五年，罢倚郭县。”宋朝占领青唐城后，建州置节度使，设都督府，足以说明地位的重要。流传下来的《青唐录》，是宋人李远在元符二至三年（1099—1100年）随军进入湟、鄯地区所写的见闻实录 [73] 。其叙述：青唐城周围20里，共开8个城门，中有隔城，分为东西二城。唃厮啰部主的宫殿前面有两重谯楼，谯楼后设中门和仪门。仪门内东西为统治者的妻妾契丹公主和夏国公主所分居，房屋为土顶。在仪门以北二百多步为大殿，顶上复瓦，柱梁均加彩绘。殿基高约八尺，统治者座位高出地面一丈多，四面环绕绿琉璃砖，有“禁围”的称呼。凡首领升殿谈话，只许在“禁围”外陈述。殿廷旁边有一座金属冶铸的大佛像，高达数丈，饰以真珠，复以羽盖，辅臣亲要就在佛像两侧处理公务。从上述情况看来，青唐政权显然具有小朝廷的规模，而别开生面之处则是把大佛像放在殿廷里面，充溢着宗教气氛，突出地表达了作为“佛子”的统治者是在“替天行道”，成为后来西藏实行的政教合一的先驱。

西城内一条直南大街的西边，有面积亩余的三级祭坛，每三年统治者要在这里举行祭天大典一次。在西城内外居住着部民数千家。而在东城区居住的则是流散及被俘来的各族人，还有西域的于阗、回鹘商人数百家。东西城居民的区分，是一定程度的民族自觉精神的反映。

青唐城外的西郊，建有大寺院，占地五六里，房屋多至千余楹，塑有涂金的大佛像，护以高层的浮屠（塔）。

从青唐城乘善马西行三个日程便到青海湖，湖西地势平衍，是游牧地带，幅员辽阔，人口稀少。“其人善逐水草，以牧放射猎为生，多不粒食。”在进入游牧区处，立有“铁堠”百余，作为界标。界西黄沙漫漫，要经历两个月途程，才到回鹘、于阗地区。

唃厮啰族所统治的湟水流域，适宜农耕，汉、唐两代曾在此屯田，卓著成效，宋取湟、鄯后，为了解决运饷的困难，也曾重视耕垦，有所收获。例如何灌“引邈川水溉闲田千顷，湟人号为广利渠”。后来他又“提点熙河兰湟弓箭手；入言：‘汉金城、湟中谷斛八钱，今西宁、湟、廓即其地也。汉唐故渠沿可考，若先茸渠引水使田不病旱，则人乐应募，而射士之额足矣。’从之。甫牛岁，得善田二万六千顷，募士七千四百人，为他路最” [74] 。政和五年（1115年）知西宁州的赵隆也主持引宗河（指湟水中游）水灌溉西宁城附近川地，增加了水浇地数百顷 [75] ，还从河州募人到西宁佃种官田，“家选一丁，官给口粮” [76] 。生产搞得好，有利社会安定，因此“羌豪信服，十二种户三万六千，愿比内地” [77] 。

湟河流域是宋人进入唃厮啰族地区的要道。李远《青唐录》记载：“河州渡河至炳灵寺……三十里至墨城……自墨城西，下坡十余里，始得平川，皆沃壤，中有流水，羌多依水筑屋而居，激流而铠；由平壤中行三十里至湟州，城周七里，北临宗河桥，西入省章峡，上峻岭二十余里至湟，复由小径下十余里，道出峭壁间……四十里出峡，屈曲下至大川……宗河行其中，夹岸皆羌人居，间以松篁，宛如荆楚；又四十里至宗哥城，分东西二垒，广八里。北依山，南枕湟水，比诸城最高。……又二十余里至青唐城。”

这条交通动脉把唃厮啰族和内地的经济交流紧密联系起来，茶马互市占着首要地位。我国西北民族地处高寒，“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 [78] ，故自唐以来，饮茶大行于世。回纥、吐蕃皆以马易茶，需茶至殷，而中原王朝亦借以作为控制外蕃的手段。唐开元十九年（731年），唐和吐蕃在赤岭互市，这是在青海境内茶马互市的最早记载。宋代重视马政，收购马匹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方面通过各民族首领遣使进贡，宋朝则给予价值略等的回赐；另一方面是宋朝在沿边设置商务机构，“召募蕃商，广收良马” [79] ，以及民间的往来货贩。北宋初年每年得马仅五千多匹，到仁宗的“天圣（1023—1032年）中，蕃部省马至三万四千九百余匹。嘉祐（1056—1063年）以前，原、渭、德顺凡三岁市马至万七千一百匹，秦州券马至万五千匹” [80] 。其间来自吐蕃地区的马匹占最多数。

唃厮啰族和宋朝的茶马互市，下举数例，可见一斑：

大中祥符“八年二月，宗哥族唃厮啰、立遵、温逋、斯木罗丹并遣使贡马……估其值得钱七百六十万（文），诏赐袍笏、金带、器币、供帐什物、茶、药有差，凡有（中）金七千两，他物称是” [81] 。

大中祥符“九年三月，宗哥唃厮啰、立遵遣使来献马五百八十二匹；诏赐器币总万二千计以答之” [82] 。

熙宁十年十二月“十二日，西蕃邈川首领董毡进贡珍珠、乳香、象牙、玉石、马，诏依例估价，特回赐银彩及添赐钱，仍赐对衣、金腰带、银器、衣着、茶等……除旧请外，岁添赐大彩四百匹，角茶二百（斤）、散茶二百斤” [83] 。

元丰二年六月十七日董毡所遣贡奉大首领辞行，宋神宗对他们说：“归告董毡……今已许汝纳款，此后可数遣人来，任便交易。” [84]

元祐六年“六月二十六日，阿里骨进马一百七十九匹，诏户部逐匹估计，于都数内，增二分赐之” [85] 。

熙宁七年初定熙河，经略使王韶说过：“西人（按指吐蕃）颇以善马至边，其所嗜惟茶。” [86] “专用银、绢、钱、钞非蕃部所欲” [87] 。所以卖茶一项成为中原王朝控制边裔民族的有力手段。除马匹外，这时经由沿边吐蕃输入的货物，品种也是繁多的。王韶在熙宁五年三月曾向宋朝谈道：“沿边州郡，惟秦凤一路与西蕃诸国连接，蕃中货物四流，而归于我者岁不知几百千万，而商旅之利尽归民间。欲于本路置市易司，借官钱为本，稍笼商贾之利，即一岁之人亦不下一二十万贯。” [88] 稍后担任经制熙河路边防财用的李宪也谈道：“卢甘、丁吴、于阗、西蕃，旧以麝香、水银、硃砂、牛黄、真珠、生金、犀、玉、珊瑚、茸褐、驼褐、三雅褐、花蕊布、兜罗锦、硇砂、阿魏、木香、安息香、黄连、牦牛尾、狨毛、羚羊角、竹牛角、红绿皮交市” [89] ，这个商品单主要是为宋朝统治阶级提供珍贵药物和奢侈品的。宋朝输出的物品凡有关军用的如铜铁之类，禁止外流，唃厮啰政权和宋朝有同盟关系，因此这类物资也能获得特许。例如元丰三年，“董毡欲建一城，来求铁器，且及援兵”。宋朝慷慨答允：“修城铁器已令应副，先具数来；至修城时，当令经略司遣兵照管。” [90] 元祐六年阿里骨请求过一批熟铜，宋朝也特许拨赐千斤 [91] 。

关于河湟吐蕃的社会风俗，《宋史·吐蕃传》有着如下概述：

市易用五谷、乳香、硇砂、罽毯、马牛以代钱帛。

乳香、硃砂非当地所产，把它作为交换媒介，可见西域商品在青唐城一带非常流行。

穿着方面，“贵虎豹皮，用缘饰衣裘。妇人衣锦，服绯紫青绿”。吐蕃历来珍尚虎豹皮。至道元年凉州吐蕃当尊，获赐虎皮，便欢呼至谢；景德元年潘罗支也为所属首领阎藏乞讨虎皮翻披，即其二例 [92] 。

饮食方面，“人喜啖生物，无蔬茹醯酱，独知用盐为滋味，而嗜酒及茶”。

居住方面，“居板屋，富姓以毡为幕”，以屋顶盖瓦示尊贵，唯有宫殿和寺院才能这样，比之西夏“有官爵者，始得复以之瓦” [93] 的规定，显得更加严格。

宗教迷信十分浓重。“尊释氏，不知医药，疾病召巫觋视之，焚柴声鼓，谓之‘逐鬼’。信咒诅，或以决事，讼有疑，使诅之。”唃厮啰时期在今青海省地区佛教非常流行，属于藏族宗教史上的所谓“后宏期”，佛教吸收了早来本教的神祇的崇拜仪式，形成喇嘛教，喇嘛教僧人与各地封建割据势力结合紧密，互相利用，因此居于社会的崇高地位。

在处理讼诉和刑罚方面：“讼者上辞牍，藉之以帛，事重则以锦。亦有鞭笞扭械诸刑具。”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二则说：“每有公事，量大小以绵果其讼牒物，多者为有理。”

历法纪年方面，“道旧事则数十二辰属，曰：‘兔年如此，马年如此。’”这是一种简略纪年法。吐蕃历法9世纪初即见于文字记载，它是以五行、阴阳和十二生属相配合来纪年的。自宋天圣五年丁卯（1027年）藏历阴火兔年开始，每60年称为一个“饶琼”；到宋元祐元年丙寅（1086年）藏历阳火虎年，就是第一个饶琼。这正当唃厮啰的统治年代。

其他风俗习惯方面：“唃厮啰更鼓，自昏达旦，三挝而已。” [94] 河湟吐蕃族“多并水为秋千戏。贡献为之‘般次’，自言不敢有贰曰，‘心白向汉’云。”吐蕃族有崇尚白色的传统，广泛流传藏族民间的《格萨尔王传》就突出地反映了这种意识的习俗。

唃厮啰时期，河湟社会安定，青唐城出现了繁荣兴旺气象，这和当时出现的交通新情况大有关系。《宋史·吐蕃传》说：“唃厮啰居鄯州，西有临谷城通青海，高昌诸国商人皆趋鄯州贸卖，以故富强。”临谷城在青唐城西40里，为今西宁市西郊的通海区旧林金城，后改宁西城 [95] 。林金或写作林擒。当时从西域东来的商人，他们为避开西夏河西走廊的旧路，由今新疆东南境，过阿尔金山，进入青海省西北，穿行柴达木盆地，沿青海湖南边，到达临谷城，再进驻青唐城，和中原西来的商贾进行交易。西域商人还可继续由此前往契丹和宋朝的汴京。要去汴京的商旅循湟水先至邈川，再东南行，渡黄河至河州、熙州以达秦州；秦州是北宋和西方交往的门户，华夷走集，贸易兴盛。由此顺渭河东下，出潼关，泛黄河，就直抵开封。

历史上著名的“丝路”，其河西走廊一线，把中原和西域连结起来，历来是东西交通的大动脉。但非常的情况仍然出现过。4世纪，河西走廊形成群雄割据的局面，由于战祸频仍，旅行的人难以平安通过，便只好另辟蹊径，改道青海地区。例如：东晋隆安三年（399年）僧人法显 [96] ，南朝宋永初元年（420年）僧人昙无竭（法勇） [97] ，及北魏神龟元年（518年）宋云等之赴西域 [98] ，都是避开河西走廊的一段或全程，由青海地区前往的。北周武成元年（559年）乾陀罗人阇那崛多东来长安，也仍是取道青海 [99] 。

还有吐谷浑王慕利延西奔一事也说明问题。北魏太平真君六年（445年），北魏遣将进攻吐谷浑，慕利延走白兰；魏复命将进讨白兰，慕利延恐惧，驱其部众渡流沙，西入于阗国（今和田），杀其王，复南征罽賔（今克什米尔）。慕利延的统治中心是在今青海西宁市西南的浇河（今贵德县境）至赤水（故城在旧兴海县治）一带地区。慕利延带着大部队西奔，还征服了西域的国家。综合这些事例来看，青海西部地区虽然荒凉，渺无人居，但从这里开辟一条东西通道完全是可能的。

唃厮啰时期，从西域东行的人，避开西夏河西走廊，有南北两道，南为青海路，北为鞑靼路，尤以南道为重要。两条路线的分叉点在今新疆罗布泊之南，有黄头回鹘 [100] 散居在这一带。《宋史》卷四九○《拂菻传》记载：元丰四年十月，拂菻大首领你厮都令厮孟判赴宋朝贡，其路线是“东自西大食及于阗、回鹘、青唐，乃抵中国。”走的就是南道青海路。但《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一九所载，据拂菻来使口述的行程则是：“东至西大食及于阗王所居新福州，次至旧于阗，次至约昌城，乃于阗界。次东至黄头回纥。又东至鞑靼，次到种榅。又至董毡所居，次至林擒城，又东至青唐，乃至中国界。”其中为《宋史·拂菻传》所无的“又东至鞑靼，次至种榅”九字，羼在里面，不好解释。因为据现代学者研究 [101] ，种榅即仲云，居住黄头回纥的东北，散布在以哈密盆地为中心的地区，牙帐设于胡卢碛。从这里向东走就是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南疆地带，当时属契丹的上京道，为鞑靼族生息流动之所，通过这条位于西夏北侧的“鞑靼道”，便可到达上京临潢府。我的理解，认为“又东至鞑靼，次至种榅”这两句，只是拂菻使者口头谈到有这样另一条北行的路线；而他本身实际所走的则系南道“青海路”。

还有通过西夏境内的南北纵断路。例如从契丹上京道西部鞑靼区，沿今内蒙古额济纳河道南行，经由甘州或凉州，穿越南山，便直达湟水北岸；又如从上京道南下，在狼山及贺兰山的西边，西南向经今腾格里沙漠边缘，进入凉州，也可到达青唐城。契丹清宁四年（1058年）把公主嫁给董毡，“数遣使由回鹘路至河湟间，与唃厮啰约举兵取河西，河西谓夏国也” [102] 。所谓回鹘路就是指的后一条纵断路。

青唐城以南的广大地区分布着吐蕃部落，虽处于割据状态，但交通联系还是存在的。从青唐城西南行，自唐以来就有和藏区逻些城相连的旧道，至宋代虽已衰废，但不会完全断绝。在青唐城的东南和南方也有往来的途径。例如吐谷浑立国青海，6世纪初益州（今成都地区）就一度成为吐谷浑人和南朝互相贸易的枢纽；吐谷浑派赴南朝的使者络绎于途 [103] 。说明青海和四川的交通也是通畅的。由青唐城东南出，便到陇南、蜀北，这一带是羌蕃族人的住区，因此宋朝每当西夏侵进时，就担心敌人会从此乘隙而入。宋仁宗时，“利州路转运使张宗彝言：‘西贼（按指西夏）自文州（今甘肃文县）有路直达益州’。”李焘是蜀人，认为所言未免太夸张 [104] ，但宋朝后来对文州及龙州、清川等处特别注意，“以当西界之路，谨备御也” [105] 。《宋史》卷三五三《蒲卤传》谓：“蒲卤……通判文州。有献议者，欲载文州径路达陕西。卤言：‘洮、岷、积石，至文为甚迩，自出江油，邓艾取蜀故道也。异时鬼章欲从此窥蜀，为其阴隘而止。夏人志此久矣，可为之通道乎？’议遂塞。”

又李远《青唐录》说：“青唐之南有沪戎，汉呼为芦甘子，其人物与青唐羌相类，所造铠甲刀剑尤良。沪戎之南即为西蜀之背，沪戎至蜀有崇山绝岭之国。”卢甘是宋朝的朝贡国之一，地理位置不明，根据这条材料，卢甘可能就在今四川境内的大金川流域一带。宋代科学家沈括盛称过“青堂羌善锻甲”，谓“铁色青黑，莹澈可见毛发”；并说镇戎军藏有这类铁甲一副，“相传以为宝器” [106] 。大约即是与“青唐羌相关”的卢甘人的手工产品。

综合以上论述，我们认为唃厮啰在他的50多年的统治期中，把河湟流域分裂割据的吐蕃部落基本上统一起来。他成了吐蕃族人所拥戴的中心人物，他的首府青唐城在适应新的政治经济条件的情况下，迅速发展起来，各族聚居，商旅如云，使东西交通的大动脉重新跳跃起来，并对河湟地区的生产起着推动的作用，也有利于各族的友好和团结。唃厮啰生存的年代正是宋、辽、夏几个政权鼎峙互竞的时期，他作为一个吐蕃族的杰出领袖，在当时祖国历史上，对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各方面都有不小的影响。我认为，应该把这个时期的河湟吐蕃族作为在宋、辽、夏以外的第四种力量来加以注视和衡量，这样做，将是有益于更深入地去了解当时祖国的整体历史的。其次，流传下来的藏族民间说唱体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它是从11世纪以来，多数人陆续创作的成品，在藏族、蒙古族、土族等地区广泛流行。史诗描述了格萨尔这个民族英雄保卫祖国、爱护人民、抗敌锄奸、驱魔除怪的英勇事迹。据有些学者研究，格萨尔的形象是以一个历史人物为蓝本集中创造出来的。任乃强先生首次提出格萨尔王就是《宋史·吐蕃传》中的唃厮啰，王沂暖先生从史诗的历史背景出发，也认为格萨尔王是宋代活跃在甘青交界地区的唃厮啰王朝的唃厮啰的写照。《格萨尔王传》是驰骋着丰富想象的文学创作，当然绝非历史的实录，但藏族人民把格萨尔作为唃厮啰的形象来讴歌，只就这一点，便足以说明唃厮啰是一个被人民群众所爱戴的杰出人物。我们应该对唃厮啰和河湟吐蕃的真实历史进行探索研究，使统一的多民族的祖国文化历史，更加充实丰富，绚丽多彩。

附：唃厮啰世系表

（原载《宋史研究论文集》1982年年会编刊，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1] 《宋会要辑稿·方域》二一之一四。

[2] 《长编》卷一五，咸平五年正月癸亥记事。

[3] 《长编》卷二三三，熙宁五年五月辛卯记事。

[4] 以上引文俱见王溥：《五代会要》卷三○《吐蕃》。

[5] 《宋史·吐蕃传》：至道二年，“凉州复来请帅，诏以丁惟清知州事，赐以牌印”。

[6] 《宋会要辑稿·蕃夷》六之一八，载宋神宗给李宪的诏书说：“昔六谷首领罗支、厮译（铎）督输忠朝廷，协力击贼，后终成奇功，杀李继迁于三十九井。”

[7] 《文献通考》卷三三四及《宋史·吐蕃传》。

[8] 《宋史》卷二六四《宋琪传》。

[9] 《皇宗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四六《修水洛城》。

[10] 《宋史》里记述的唃厮啰，清人辑本《长编》改作嘉勒斯赉。按《长编》书里的少数民族人名，清人多加擅改；有关这类情况，本文一律以《宋史》为准，用归一致，不再注明。

[11] 《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上》：“其俗谓强雄曰赞，丈夫曰普，故号君长曰赞普。”钱大昕《廿四史考异》卷八二说：“《长编》\[赞普\]作钱逋，钱与赞，声尤相近。吐蕃种族，多称折逋。迹赞普之讹也。元时河西贵族，有称甘卜者，或译为钤部，要亦赞普之讹。”按西夏大臣有阿沙敢不，《元史》色目人传，唐兀氏有昔里钤部，其子称小钤部，又有也蒲甘卜、敢按不、钤部、甘卜、绀孛等称皆Sgampo的译音，等于领袖、首领的意义。

[12] 曾巩《隆平集》卷二○及张方平《乐全集》卷二皆载有“绪出赞普之后”和“吐蕃赞普之苗裔”的记述。

[13] 宋熙宁中王安石为相，支持王韶，锐意经略熙、河，安石在和宋神宗的谈话中，一则说：“蕃人但见贵种，则已阮慕附从”；另一处又说：“缘羌惟畏大种”。见《长编》卷二三三，熙宁五年五月辛巳及同年五月丁亥记事。

[14] 见《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二册，477～478页。

[15] 《长编》卷五○七，哲宗元符二年三月庚午记事。

[16] 《宋史》卷二五八《曹玮传》。

[17]   心城、移公城俱在河州境内。移公城，又名一公城，也名循化城，见《宋史》卷八七《地理志三》。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六○，谓在河州西南135里。

[18] 《宋史·吐蕃传》及《长编》卷八二，大中祥符七年五月己酉记事。

[19] 《汉书》卷九四《匈奴传上》：谓“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其国称之曰：撑犁孤涂单于。匈奴谓天为‘撑犁’，谓予为‘孤涂’。单于者，广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单于然也。”

[20] “兀卒”，党项语译音，又作“乌珠”“吾祖”。《长编》卷一二二，宝元元年九月条：“乌珠者，华言青天子也，谓中国为黄天子。”

[21] 《宋史·吐蕃传》：“立遵或曰李遵，或曰李立遵，又曰郢成蔺逋叱。”当时吐蕃许多僧侣，在译名上都带上一个“尊”字，这与“和尚”“上人”“喇嘛”的含义相同。

[22] 《宋史》原作温逋哥，《长编》作温布且。中华书局标点本《宋史》据《宋会要辑稿·蕃夷》六之一及《太平治迹统类》卷一六改。

[23] 《宋史》卷八《真宗纪》及《宋会要辑稿·蕃夷》六之一。

[24] 《宋史·吐蕃传》及《长编》卷八六，大中祥符九年三月辛酉记事。

[25] 《宋史》卷八《真宗纪三》。

[26] 《长编》卷一一一，明道元年八月辛酉记事。

[27] 《长编》卷一一七，景祐二年十二月壬子记事。

[28] 《宋史》卷四九二《吐蕃传》。

[29] 《长编》卷一二三，宝元二年六月丙寅记事。

[30] 《梦溪笔谈》卷二五。

[31] 《长编》卷一二八，康定元年八月癸卯记事。

[32] 《宋史》卷三二四《刘涣传》。

[33] 《辽史》卷一六《圣宗纪》。

[34] 参拙著《西夏史稿》，93页及100页小注⑤，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

[35] 《辽史》卷八九《耶律庶成传》。

[36] 《长编》卷一八八，嘉祐三年九月乙亥记事。

[37] 曾巩：《隆平集》卷二○。

[38] 《读史方舆纪要》卷六○，河州条，谓历精城在河州西，与西宁东境相接。

[39] 《宋会要辑稿·蕃夷》六之七及《宋史·吐蕃传》。

[40] 《宋史》卷三二八《王韶传》：王韶在熙宁元年上《平戎策》说：“西夏可取，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则夏人有腹背受敌之忧。夏人比年攻青唐，不能克，万一克之，必并兵南向，大掠秦、渭之间，牧马于兰、会，断古渭境，尽服南山生羌，西筑武胜，遣兵时掠洮、河，则陇、蜀诸郡当尽掠扰。……幸今诸羌瓜分，莫相统一，此正可并合而兼抚之时也，诸种既服，唃氏敢不归？唃氏归则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

[41] 《长编》卷二三三，熙宁五年五月辛卯记事。

[42] 按《宋史·王韶传》把木征误作瞎征，中华书局标点本对此作了校正，木征是瞎毡的长子，唃厮啰的嫡长孙。

[43] 《宋史》卷三二八《王韶传》。

[44] 《长编》卷二四七，熙宁六年十月庚辰记事。

[45] 《长编》卷二四七，注引吕惠卿撰王韶墓志。又同上书，熙宁六年十月辛巳记事：“宰臣王安石等以收复熙、河、洮、岷、迭、宕等州，幅员二千余里，斩获不顺蕃部万九千余人，招抚大小蕃族三十余万帐，各已降附，上表称贺。”

[46] 见《长编》卷二三三，熙宁五年五月丁亥记事。戴锡章《西夏纪》卷一五，注引。

[47] 《宋史》卷三二八《王韶传》，《读史方舆纪要》卷六○，河州条下，谓定羌城在州南90里，本吐蕃所置阿诺城；宁河城在州南60里，本吐蕃所置香子城。按结河族，他书又作结河川，旧史称在兰州之南的马衔山附近，今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地名结（音戈）河者有二，一在令河政县境。

[48] 《西夏纪》卷一五，熙宁五年正月条下，注引《长编》。

[49] 《宋会要辑稿·蕃夷》六之一三。

[50] 以上引文见《宋会要辑稿·蕃夷》六之一七。

[51] 《宋史·吐蕃传》。

[52] 《长编》卷三四六，元丰七年六月乙亥记事。

[53] 《长编》卷三六五，元祐元年二月辛未记事。

[54] 《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二三，又张舜民的《画墁集补遗》卷三，亦有相同记载。

[55] 《宋会要辑稿·蕃夷》六之一七，元丰五年三月五日诏。又《长编》卷四○四，元祐二年八月戊申记事，李焘原注引《旧录》云：“始董毡以鬼章为将，阿里骨为相，倚二人为重。”

[56] 《长编》卷三六三，元丰八年十二月丙子记事：“阿里骨差首领结厮鸡赍到蕃字，译称：蕃家王子结施揽哥邦彪篯阿里骨文字，送与熙河赵龙图……”经熙州奏报上去，当即受到了申斥。“诏：赵济回答阿里骨文字，不先奏及便称为蕃家王子，特放罪。”这时阿里骨匿董毡之丧未报，故称蕃家王子，至于董毡在位当然是称蕃家王子。

[57] 《宋会要辑稿·蕃夷》六之二一，元祐元年六月十六日，宋帝诏语有“闻卿主管以来，颇竣刑杀，部族之众，谅不遑宁……”云云。

[58] 见《长编》卷四○○，元祐二年五月癸丑记事。

[59] 见《长编》卷四○○，元祐二年五月癸丑记事。

[60] 《长编》卷四○二，元祐二年六月甲申记事。

[61] 《长编》卷四○二，元祐二年六月甲申记事，李焘“原注”引张舜民撰《游师雄墓志》。

[62] 《宋史·吐蕃传》。

[63] 《宋史·吐蕃传》。

[64] 《宋会要辑稿·蕃夷》六之三三及三四。

[65] 《宋史》卷一八《哲宗纪二》。

[66] 《西夏纪》卷二一。

[67] 《宋史》卷三二八《王厚传》。

[68] 《宋史》卷一七五《食货志上三》：“招纳青唐，用王厚经置，费钱亿万……而湟州戍兵费钱一千二百四万九千余缗。”又同书卷一九○《兵志四》载：赵挺之在崇宁五年说：“湟、鄯之复，岁费朝廷供亿一千五百余万。”

[69] 《梁溪漫志》卷六《青唐燕山边费》，载童贯对河北转运使吕元直的谈话说：“贯昨收复青唐时，朝廷支降一千八百万贯，辟置官属六百余员；每一次犒赏，得金孟重五十两者比比皆是；至结局第功，上等转五官，升五职，其下增秩亦如之。”又《宋史·兵志四》载赵挺之还谈到，既取湟鄯，蕃民死亡剩下来的田地，被“将官、帅臣、千州多召闲民以居，贪冒者或受金乃与之地，又私取其羊马驼畜，然无一毫租赋供官”。

[70] 《宋史》卷一九○《兵志四》。

[71] 《文献通考》卷三三五《四裔考·吐蕃》。

[72] 《宋会要辑稿·蕃夷》六之四二。

[73] 《青唐录》旧作一卷，见《说郛》涵芬楼本第三十五册。李远，《宋史》无传，据《直斋书录解题》卷七记：“远，绍圣中武举人，官镇洮，奉檄军前，记其经历见闻之实。”

[74] 《宋史》卷三五七《何灌传》。

[75]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三之八二。

[76] 芈一之：《青海地方史略》引《西宁府新志》，81页。

[77] 《宋史》卷三五○《赵隆传》。

[78] 《青海地方史略》引《滴露漫录》，76页。

[79] 《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五。

[80] 《宋史》卷一九八《兵志一二·马政》。

[81] 《宋会要辑稿·蕃夷》六之一。

[82] 《宋会要辑稿·蕃夷》六之二。

[83] 《宋会要辑稿·蕃夷》六之一三。

[84] 《宋会要辑稿·蕃夷》六之一五。

[85] 《宋会要辑稿·蕃夷》六之二四。

[86] 《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七》。

[87] 《宋史》卷一九八《兵志一二·马政》。

[88]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七之一四。

[89] 《长编》卷二九九，元丰二年七月庚辰记事。

[90] 《宋会要辑稿·蕃夷》六之一六。

[91] 《宋会要辑稿·蕃夷》六之二四。

[92] 《宋会要辑稿·方域》二一之一五。

[93] 曾巩：《隆平集》卷二○。

[94] 《渑水燕谈录》卷二。

[95] 《宋史》卷八七《地理志三》，陕西秦凤路西宁州条下。

[96] 法显为了绕过当时地方势力争夺的中心姑臧（今甘肃武威），乃从长安经今兰州、西宁、大通、门源，越祁连山到张掖，再循河西走廊进入今新疆地区。参日本足立喜六：《法显传考证》，30页，商务印书馆，1937年。

[97] 昙无竭经今兰州、乐都、西宁、海晏进入柴达木盆地，到达今新疆吐鲁番。见释慧皎：《高僧传》。

[98] 宋云从洛阳西行，经今乐都、西宁、湟源，越过日月山，穿行柴达木盆地，到达今新疆鄯善县，见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五。

[99] 释道宣：《续高僧传》卷二。

[100] 《元史》称为萨里畏兀儿，日本白鸟库吉在《西域史上的新研究》中说：“萨里”即突厥语的Sari或Sarigh，系“微黄”的意思。

[101] 参日本前田正名：《西夏时代避离河西的交通路线》，载《史林》第42卷1号，1959年。

[102] 《长编》卷一八八，嘉祐三年九月乙亥记事。

[103] 参《青海历史纪要》，18页。

[104] 《长编》卷一二九，康定元年十一月乙亥记事。

[105] 《宋会要辑稿·兵》二七之四○。

[106] 《梦溪笔谈》卷一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