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昌期是北宋四川地区的卓越学者和思想家，曾“名动士林，高视两蜀”，“缙绅之流，靡不服推” [1] 。他的论著，除主要阐释儒家经义外，兼及道、佛及诸子之学，思想活泼，不受羁缚，观其会通，能探隐微。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诸书所载，他的论著凡二十余种，百余万言。他辛勤的一生是在读书、写作、授徒、讲学中度过的。由于他的治学认真，有创辟见解，议论很不平凡，不免“排斥先儒”，轻议“六经”，甚至诋毁周公，这就招来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不满和抨击，结果遭受禁锢；随着龙昌期的去世，其学说思想也就不大为世所知，在时近千年的漫长岁月中，连他的名字也几乎被人遗忘了。现在掇拾残存的点滴资料，对龙昌期其人及其思想学术作考索如次。

一、龙昌期的生平事略

龙昌期在《宋史》里无传，他的生平活动，我们今天所知甚少，只能粗述一个轮廓。

龙昌期字起之，号竹轩 [2] ，世称武陵先生，或称君平先生，陵州（今四川仁寿）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六《文儒》说他“年八十九卒”，李焘《长编》卷一九○，嘉祐四年（1059年）八月癸未记事，谓昌期“年几九十”，其说相合。本年昌期受夺赐遣归的打击，旋即逝世。由此上溯89年，昌期当生于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

《宋史》卷二九九《胡则传》中，有一段文字记载着龙昌期的事迹：

（胡则）在福州时，前太守陈绛尝延蜀人龙昌期为众人讲《易》，得钱十万。绛既坐罪，遂自成都械昌期至。则破械馆以宾礼，出俸钱为偿之。

昌期者，尝注《易》《诗》《书》《论语》《孝经》《阴符经》《老子》，其说诡诞穿凿，至诋斥周公。初用荐者补国子四门助教，文彦博守成都，召至学府，奏改秘书省校书郎，后以殿中丞致仕。著书百余卷，嘉祐中，诏取其书。昌期时年八十余，野服自诣京师，赐绯鱼，绢百匹。欧阳修言其异端害道，不当推奖，夺所赐服，罢归，卒。

上述一段文字，虽基本勾画出这位所谓“异端害道”的知识分子的风貌，但叙事过于简略，很难使人了解龙昌期在思想学术上的地位与价值，是需要作些补充说明的。龙昌期得享高龄，身历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四朝，正是中国封建社会转入后期阶段的关键变革时期，我们想对龙昌期的思想学术实质获得了解，就特别需要把他生活的社会背景结合起来进行考察。现在能够看到的有关龙昌期的文献资料，是从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年）谈起的，他开始前往汴京（今河南开封市）究竟在这个年号共有9年中的哪一年还难以判断，这时龙昌期正是志盛力强的壮年（38到46岁）。他携带着新注的《易》《诗》《书》《论语》《孝经》《阴符经》《道德经》等著作，显然是抱有“学而优则仕”的想法去找寻政治出路的。他到汴京后有些什么活动，不见记载，完全茫然，可以肯定的是他曾经把他的著作进献朝廷，因献书之便或许还上过什么条陈，但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龙昌期是寒士，漂泊异地，为了疗饥，总得要找工作做，所以天圣二年（1024年）他才远赴福州讲学。本年龙昌期54岁，受知福州陈绛的邀请为当地人士讲《易》，很受欢迎，事毕酬钱十万（即一百缗），返回家乡。哪知陈绛坐罪罢官 [3] ，案子牵连到龙昌期，官差把他从成都押解到福州，路程遥远，大约循岷江南下转长江东出，作为一名罪犯，拘系奔波于凶滩恶水之区，其境遇之困苦狼狈，不难想象而知。清人冯云濠在《宋元学案补遗》的按语中叹息说：“先生之所遭亦蹇矣！” [4] 继任知州的胡则 [5] ，为人性情豪爽，对龙昌期富有同情心，便慷慨解囊，为他赔偿了这笔官钱，并优礼相待，时为天圣三年（1025年） [6] 。

从本年到宝元二年（1039年），凡14年之久，不见有关龙昌期的直接记事。天圣五年（1027年）晏殊罢枢密副使，出知宣州，旋改应天府（今河南商丘） [7] ，殊有《答枢密范给事书》 [8] 云：“惠贶与侍讲孙公书，述岷山人武陵昌期博贯诸经，召置门下，枢铉之隙，与之论议。”这个范给事即范雍，被《宋元学案补遗》卷三误为范仲淹；范雍以给事中任枢密副使，是从天圣六年（1028年）三月起，到明道二年（1033年）四月，始出知荆南府 [9] ，计任枢密副使凡五年一月。他在“枢铉之隙”得与龙昌期“论议”就只能在这段时间里。据晏殊给范雍这封信的提示，我们可以推知，龙昌期第二次离闽，由于交通或别的原因可能又到京师，在范雍门下作客，住了一段时间之后才返家乡的。

宝元二年（1039年），蜀中大饥，韩琦受命安抚剑南，为了收拾民心，笼络地方士人，龙昌期获奏授试国子四门助教，才有一个学职称号，时年69岁。《韩魏公集》卷八《龙昌期等授试国子四门助教制》说：

敕益州进士龙昌期等：……以尔等学以为己，名不求达，或治术有本，而尽经府之奥；或诲人甚广，而为州塾所称；白首无违，环堵自乐。属使车之去后，迹乡举以来闻，宜谆远俗之风，偕缀上庠之籍。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知道，龙昌期是益州的乡举进士，在地方上有些声望。其中所谓“诲人甚广，而为乡塾所称”的话，可能就是指的龙昌期其人。

龙昌期被特授试国子四门助教，仅得列“上庠之籍”，直到庆历五年（1045年）由知益州文彦博的奏荐，奉宋廷命，“守秘书省校书郎充益州州学讲说”，才算有了正式官衔。文彦博从秦州改知益州，在庆历四年十一月，七年三月调京任枢密副使 [10] ，计在成都两年八个月。这时龙昌期已达75岁的高龄，著书传经，乃为士林代表人物。文彦博的父亲文洎曾任蜀州（今四川崇庆）幕官，彦博少时随父入蜀 [11] ，李焘谓“彦博少从昌期学” [12] ，殆在其时。《文潞公文集》卷一一有《送龙昌期先生归蜀序》，这篇文章系文彦博早期作品，从中不特可以看到文彦博对龙昌期的深厚情谊，而且也反映出龙昌期志学的早期生活，对了解龙昌期的为人是很重要的，现转录于下：

井络之区，炳岷嶓之秀，是以异人间出，俊义凤集；长卿导清源于前，子云扇芳尘于后。历此而降，鸿硕颇繁，然或以浮诞相高，流荡忘返者，十室而九，其励志坟典，游心圣奥，盖亦鲜矣。达斯道者，其惟武陵先生。君平先生，陵阳人也。藏器于身，不交事务，闭关却扫，开卷自得，著书数万言，穷经二十载，浮英华而沉道德，先周、孔而后黄、老，杨、墨塞路，辞而辟之，名动士林，高视两蜀。遂不远万里，上书公车，累叩天阍，久而不报，乃喟然叹曰：“道未亨矣，吾其归欤！”因假道阆川，获挹眉宇，是故经籍奥义，得与咨焉。或撞钟侍问，则多多而益辨；或盱衡高问，则娓娓而来逼。缙绅之流，靡不推服。且以堂有慈亲，贫乏甘旨，遽轸南陔之思，遂谋西辕之役，掺执之际，乌得默然。因举酒而言曰：夫古之人患乎不明经也，苟明一经，取朱紫若拾地芥尔，何况先生之经明行修乎？但老氏所谓“大器晚成”也尔。行矣自爱，先生其志于斯言！

上文“藏器于身”以下一段文字，同书《附录》又作：

藏器于身，不离事务，闭关著书，开卷独得。杨、墨塞路，辞而辟之。名动士林，高视两蜀。不远万里，累诣公车，上书自荐，寄食上都，久而不报。遂复喟然叹曰：“命未泰矣，吾其归欤！”因假道阆川，获挹眉宇，仰碧鸡之雄辨，鄙吝顿祛；听黄马之剧谈，客座皆靡。方以陡岩在念，戒途有期，送君河梁，聊复赠言，勉哉，是行以保远。

文彦博此序究竟作于何时，尚难确知。按文彦博生于景德三年（1006年），卒于绍圣四年（1097年）；若估计为其23岁至26岁期间所作，或较为切合实际：即天圣六年至九年（1028—1031年），这时龙昌期的年龄则为58岁至61岁，不特与上述范雍以给事中任枢密副使、龙昌期在京师与之论议《易》学的条件相合，而且与序文中所说“穷经二十载”，“累叩天阍”，迄无所成的情况也甚贴切。正因为龙昌期已是“花甲一周”上下，才发生“道未亨矣”或“命未泰矣”的迟暮之感，而文彦博则用“大器晚成”的话来安慰他。龙昌期仕进绝望，终生处于社会下层，乃能免除权势利欲的侵染干扰，有助于冷静地观察现实、思考问题，发表他不同于一般封建御用文人的独立见解。

龙昌期被授守秘书省校书郎，充益州州学讲说 [13] ，是文彦博于庆历五年七月十三日奏请，经宋廷批准的。这对地方上是一件体面的事情，所以次年五月在益州州学里就把宋廷下达的“诰敕”和文彦博上请的“状咨”，刻石保存起来。益州州学是沿用汉代文翁石室的遗址，在城内文庙前街，今为成都第四中学所在。有关龙昌期的这块碑刻，曾经刘喜海《金石苑》 [14] 著录，也一直保存下来，在“十年动乱”中才被打毁了。诰敕写道：

敕将仕郎试国子四门助教龙昌期：朕以益蜀去京师远，俗剽地大，选于诸臣而得彦博镇抚之。今乃以汝为益州之讲说，则远方之经术用矣。夫为政而以经术为首，朕于是知彦博为能治蜀矣。岂不休哉！

再看文彦博所上奏状，把推荐的理由陈述得更为详细明白：

窃见……龙昌期气正行介，学纯虑深，窥古今治忽之源，穷圣贤变通之旨，旁贯百氏，阐发微言，别注六经，颇有新义，高出诸儒之疏舛，洞见圣人之旨归。注《周易》《尚书》《毛诗》《孝经》《道德经》，并撰《礼论》《八卦图》等书，凡六十余卷。今资政殿大学士范雍旧尝与通进；宝元中，本路安抚使韩琦。知益州张逸 [15] 、转运使明镐 [16] ，并曾奏举，遂授初命。而昌期疏于声利，乐于丘园，说经诲人，取重乡闭；著书传道，动成简编。午逾七十之龄，家无斗升之禄，观其所守，益励初心。……今昌期生于遐僻，学有本元，惜其暮年，止于散试。臣欲望……改昌期一京官，充本州州学讲说，以激颓俗，以劝远方，使野无滞才之嗟，朝有养贤之咏……

由此，龙昌期才算有了一份官禄，其后经明镐再奏 [17] ，宋廷授予太子洗马；致仕，又以明堂泛恩，改殿中丞。这时龙昌期年事已高，但精神旺健，不惮辛苦，仍著述不辍，而且范围广阔，三教九流，俱有涉及，如他所撰《政书》《帝王心鉴》《入神绝笔书》《河图》《炤心宝鉴》《春秋复道论》《三教圆通论》《天保正名论》等，从这些论著的名称看，已不囿于儒学的范围，而是确实做到“旁通百氏，阐发微言”了。去陈言，申新义，是龙昌期思想学术的一大特色；但正由于他敢于畅所欲言，有时纵笔一挥，不免要触动封建统治者最敏感的痛点，这就会招来以正统自居的儒学家们的呵斥，认为龙昌期离经叛道，罪不可逭了。

嘉祐四年（1059年）龙昌期已是89岁了，他把所著书一百余卷进献朝廷，仁宗诏两制看详，审阅的结果，两制官员持反对意见，认为“昌朗诡诞穿凿，指周公为大奸，不可以训，乞令益州毁弃所刻板本”。这时朝廷因文彦博力荐已下令赐龙昌期五品服，绢百匹。争执发生，昌期闻讯，携弟子十余人，野服诣阙自辨。翰林学士欧阳修、知制诰刘敞等纷起弹劾“昌期异端害道，当服少正卯之诛，不宜推奖” [18] ；何郯同知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也封还诏书，极力抵制 [19] 。于是，成案撤销，追夺昌期所赐，遣归。一个年几九十的老翁，经不住这种刺激，大约返家之后就含恨逝世了。死后，阆州阆中人鲜于侁曾为龙昌期撰写“墓志铭” [20] ，可惜也和龙昌期的著述一样，没有流传下来，使后人无从较详细地了解其身世与学术造诣，实在是一大遗憾！

二、龙昌期的思想学术

王辟之说龙昌期“为通人所罪，而其书亦不行”；在千年之后谈他的思想学术，自然不能不感到困难，残存文献资料提到的，多是反对他的一面之词。他被定为“异端害道”，这在封建社会中是一个很重的罪名。以下我们录列这些批判的意见。《宋史》卷二九九《胡则传》：

其说怪诞穿凿，至诋斥周公……欧阳修言其异端害道，不当推奖。

《宋史》卷三一九《刘敞传》：

龙昌期著书传经，以诡僻惑众。……敞与欧阳修俱曰：“昌期违古畔道，学非而博，王制之所必诛，未使即少正卯之刑已幸矣，又何赏焉。”

《宋会要辑稿·崇儒》五之二四至二五：

翰林学士欧阳修等以为异端害道，不可以推奖。

《东都事略》卷七五《何郯传》：

郯言：“昌期异端之学，不宜崇长。”

《渑水燕谈录》卷六《文儒》：

昌期该洽过人，著撰虽多，然所学杂驳，又好排斥先儒，故为通人所罪，而其书亦不行。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杂家类：

《天保正名论》八卷，龙昌期撰。其学迂僻。专非周公，妄人也。

以上谈得都较简略，刘攽的《彭城集》卷三五有《朝散大夫、给事中、集贤院学士、权判河南留司御史刘公（敞）行状》，记述了此事，指出龙昌期是“以诡辩炫众，至诋周公，杂用佛说”，朝廷“以所著书示两制”，公以同列并奏：“昌期非圣不经，请下益州，毁弃板本。”刘敞的《公是集》卷三二载有《上仁宗治龙昌期学术乖僻疏》，劾论最力，摘录于下：

前日朝廷以龙昌期所著书下两制，臣等观其穿凿臆说，诡僻不经，甚至毁訾周公；疑误后学，难以示远。……按昌期之书，违古背道，所谓言伪而辨，学非而博，是王制之所不容而诛者也。……昔孔子作《孝经》，以非圣人者无法，乃比不孝之罪，要君之罚，而朝廷顾多昌期之毁周公，臣所不晓也。……置臣等之言而不用，纵昌期之妄而不诛，乃反褒以命服，厚以重币，是非贸乱，沮劝颠倒，使迷国之计行于侧，而非圣人之俗行于下，臣窃为陛下不取也。《书》曰；“天伞有德，五服五章哉。”夫章服固天所有，而财力又民之所出也。陛下奈何曲徇大臣之意，而苟荣小人之身乎？将使远方浅见寡闻之民，奔走于辩伪之学，沈没于非圣人之论，迷而不反，非国家之利也。伏乞追还诏书，断天下之疑义，毋使有识之士，窥朝廷之浅深。

对龙昌期加以批判的论点大略如上，封建朝廷的调子既定，龙昌期旋即下世，被人遗忘，其学术是非也很少有人过问了。其实龙昌期生时，对他的学术造诣加以肯定和赞扬的也大有人在：有过从关系的文彦博不用说；韩琦、张逸、明镐等的先后奏荐，或出于朝官笼络地方人才的政治用意，也姑置不论。但称誉龙昌期较早且最力的范雍，却是深明经术，善于识鉴的行家，在晏殊和范仲淹的笔下，也都特别提到龙昌期。晏殊给范雍的信说：“惠贶与侍讲孙公书，述岷山人武陵昌期博贯诸经，召置门下，枢铉之隙，与之论议。且欲出其撰述，质于大儒，辨正否臧，以明公共，斋盥披读，载欣以扩。” [21] 范仲淹给范雍撰的“墓志铭”说：“公性恭和，有风鉴，门下所举，多至贵显，为时名卿。藏书仅万卷，惟小书《五经》则常提携左右，不可一日无此。岷山处土龙昌期治《易》，深达奥微。以昌期所著书奏御，遂行于时。” [22] 前者说昌期“博贯诸经”，后者说“治《易》，深达奥微”。足见对龙昌期的学术成就，当时评价是很高的，因此他才会受到士林的欢迎，被远邀到福州讲《易》。

在实行科举的封建时代，要寻求政治出路，学习儒经是必然的。龙昌期早年不惜耗大量精力时间，去别注群经，可能也是想从这里跨进统治阶级的门槛。但其道不亨，终生过着教读生活。在最后30年的岁月里，他阅历日深，经验益丰，抒发心得，就更加惊世骇俗了。我认为他的思想学术特色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他在熟悉儒学的基础上，不满足于只为经传作注释，而是要突破传统思想的束缚，根据自己的理性思维，作出认为合乎实际的判断。他在晚期所撰的一系列著作，大都是论述有关历史、制度、礼俗、文化方面的。他直抒己见，是畅所欲言的。庆历（1041—1048年）以来，学者弃旧图新，本是时代的风尚。龙昌期有他自己的见解，不迷信权威和墨守成规，也是容易理解的。我国历代封建王朝，把周、孔神化，极力尊崇。宋真宗时特立周公庙，赋予以圣王的高大形象。而龙昌期一介寒士、偏方小民，乃敢公然诋斥，这就必然要使维护封建统治利益的官僚学者难以容忍了。

龙昌期“指周公为大奸”，出现在他的《礼论》 [23] 中，主要依据为《尚书·金縢》篇。他认为《金縢》篇的故事，就是周公专权行诈的实证。故事说：周武王病，周公祷于太王、王季、文王，愿以身代，史官纳其祝策于金縢（金属制的匮子，即金匮）。其后周公因管叔、蔡叔放出流言，避居东都，和成王隔阂很深。成王后来开匮见祝文，乃知周公的忠勤，感动得流泪，遂迎周公归成周。这个给周公脸上贴金的传统说法，唐代史家刘知几早就怀疑过了。他在《史通》卷一三《疑古》中说：

《尚书·金縢》篇云：“管、蔡流言，公将不利于孺子。”《左传》云：“周公杀管叔而放蔡叔，夫岂不爱？王室故也。”案《尚书·君奭篇·序》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说。”斯则旦行不臣之礼，挟震主之威，迹居疑似，坐招讪谤。虽奭以亚圣之德，负明允之才，目睹其事，犹怀愤懑；况彼二叔者，才处中人，地居下国，侧闻异议，能不怀猜？原其推戈反噬，事由误我。而周公自以不诚，遽加显戮，与夫汉代之赦淮南，宽阜陵，一何远哉！斯则周公于友于之义薄矣，而《书》之所述，用为美谈者，何哉？

龙昌期具有和刘知几相同的看法，还向前发展了一步；说明他对传统儒学，决不盲从轻信，而是富有批判和务实的精神。他所撰的《天保正名论》 [24]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在著录时，强调：“其学迂僻，专非周公”；既云“专非”，可见批判周公的地方还多，不限于《金縢》所载一事。

龙昌期为什么要“专非周公”？我认为，除开他内心深处对宋王朝的政治现实尤其是它在川蜀的统治措施颇有意见外，从他的治学精神上看他也保持有自己的特色。陈振孙说他“迂僻”，如果说直伸己意，不投合时好，这就是“迂”；见解新颖，不人云亦云，这就是“僻”，还是比较合乎事实的。在封建专制主义流行的社会，思想学术定型化是必然的倾向。刘知几看到评论人物的通弊是：“美者因其美而美之，虽有其恶，不加毁也；恶者因其恶而恶之，不加誉也。故孟子曰：‘尧、舜不胜其美，桀、纣不胜其恶。’魏文帝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25] 周公是被传为圣贤型的大人物，自然也会“不胜其美”了，龙昌期要挑周公的眼，自然是怀有要打破这种传统的惯性的用意的。

还有“六经无皇道”一语，也是被指为龙昌期的异论之一的。封建时代的人们把“六经”视为道德伦理的最高准绳，说它“无皇道”，岂非故意诽谤！宋代学者讨论“皇道”，具有特定的意义。龙昌期发表上述意见，可能是首发其义的人，所以才被特笔点到他的头上。把皇、帝、王、霸作为历史上社会阶段性划分的标志，这个论点引起学术界重视，是在北宋中叶。李觏对此曾表示过异议，说：“皇、帝、王、霸者，其人之号，非其道之目也。” [26] 道家尚自然，以太古时期为淳美之世，因此视皇道为最高的看法，应该是道家的理想。时间略同于李觏的邵雍，其学胎息于道家，颇傅以儒义，对于皇、帝、王、霸四者，他是大讲特讲的。邵雍在所撰的《观物内篇》中，谈到《易》《书》《诗》《春秋》是圣人的四府，足以觇礼乐隆污。他说：“皇、帝、王、伯者，《易》之体也；虞、夏、商、周者，《书》之体也；文、武、周、召者，《诗》之体也；春秋齐楚者，《春秋》之体也。”这显然是为了尊经而牵合起来的。他在下文中又说皇即三皇，帝即五帝，王即三王，伯即五伯，其道各有不同，那就是：三皇以道，五帝以德，三王以功，五伯以力。什么叫“三皇以道”？他解释说；“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归之，故尚自然，无为无有之谓也。无为者非不为也，不固为者也，故能广；无有者非不有也，不固有者也，故能大；广大悉备而不固有者，其惟三皇乎！” [27] 按照道、德、功、力的次序，时代愈后，所尚愈下，这正是道家所主张的社会退化观。龙昌期和邵雍显然都接受了这种道家的观点，不过二人所不同的是：邵雍为了强调崇儒尊经，便把皇、帝、王、霸说成是“《易》之体”，这样六经之中自然就有了“皇道”；而龙昌期则以《尚书》始述唐、虞，尧、舜以前事无闻，所以径称“六经无皇道”罢了。晁说之说：“《尚书·中侯》，纬书也。嘉祐学者未尝道也。孔子定《书》，断自二帝，尚复皇之贵哉！武陵先生曰‘六经无皇道’，刘道原亦云然。” [28] 刘恕字道原，助修《资治通鉴》，并撰《通鉴外纪》，是著名古史专家，他和龙昌期在皇道问题的看法上是相同的。

第二，龙昌期思想开阔，治学范围宽广，不拘守一家之说，这是他的又一显著特色。他虽遍注儒家群经，却不喜欢作先儒的仆从，还别开生面，打破常规，以佛说解经 [29] 。他擅长《易》学，具有哲学家的深厚素养，在对复杂而变动的宇宙和人生方面，能虚心体会，观其会通，以求综摄全面。他的主要著述固然是儒学方面，但从《道德经注》《阴符经注》《八卦图》《河图》《人神绝笔书》《帝王心鉴》《炤心宝鉴》以及《三教圆通论》等的书名看来，他对道家、阴阳家以至谶纬之学也是深有研究的。《阴符经》一书，旧题黄帝撰，经文只有384字，言虚无之道，修炼之术；唐人李筌有注，此书晚出，疑即李筌伪作。明曹学栓《蜀中广记》卷九四载，“《黄帝阴符经》五十六万七千言”，乃指注说的，并云：“《成都古今集记》：绵竹郑山古授之军校黄承真者，其字一点一画，皆以五行属配，实奇书也。五代孙光宪犹及见之。仁寿龙昌期作注。”《阴符经》也被认为是讲权略阴谋之书，列在兵家。至于《三教圆通论》虽不详其内容，必然是主张儒、佛、道三教并重，提倡会通合作的论著。这在当时也算得上是一个大胆的创议。因为佛、道二教，唐以来俱颇盛行，入宋儒学思想在社会上逐渐活跃兴起，许多儒学者在振兴传统道德理论观念的思潮之下，对佛道著文排斥，如孙复的《儒辱》，石介的《怪说》，欧阳修的《本论》，李觏的《潜书》等皆是。这时佛、道信徒也因应时势，以调和论来缓解矛盾。他们认为三方有一共通的目的，都教人为善，以相互补充、彼此扶持。后来甚至在一些儒学者中也引起了响应，认为教化相辅，不可偏废。龙昌期主张会通三教，正是一般儒家学者著文反对佛、道二教最激烈的时候，也可说明他不独尊儒学的基本态度。在当时社会思潮极力抬高儒学地位并迈步走向理学（道学）形成的关键时刻，龙昌期竟然发出“三教圆通”、一视同仁的论调，在主张儒学独尊的学者心目中，被视为其学杂驳不纯，那也是十分自然的了。马端临《文献通考》列昌期著作于杂家类就体现着这种看法，但后人也有不同意这种故加贬抑的作法，清末人吴福连就指出过：“名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龙昌期之论，有窥斯旨矣，郑樵列其书于名家，而马端临乃列之杂家，殊为失之。” [30]

龙昌期治学涉猎很广，深通儒、道、佛三家之学，也兼贯阴阳、兵、名、杂诸家。他以深于《易》学见称，研究问题，辄能探其隐微，把他誉为一个富有卓识的思想家，可谓当之无愧吧。龙昌期也是高逸的诗人，所写诗歌辑为《竹轩小集》，惜乎也均散失，我们今天仅能看到三首：两首是七言绝句，一首是七律。读之有助了解他的性情学识，兹录于下：

三山即事 [31]

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市垂帘。

苍烟巷陌青榕老，百露园林紫蔗甜。

福州 [32]

等闲田地多栽竹，是处人家爱读书。

饮宴直尝千户酒，盘餐唯候两潮渔。

咏门 [33]

枢动本为荣辱主，长因外户细推寻。

乾坤出入无穷象，夷狄关防有限心。

揜到善人非远大，开当古道自高深。

九成载举箫韶奏，穆穆元凶合在今。

按明人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一○三载：“仁寿龙昌期初谒王荆公安石，投刺称‘诗人’；左右曰：‘何物书生，敢于丞相面前称“诗人”耶！’公揖之入，值军人运沙，遂命赋此。应声云：‘茫茫黄山塞，漠漠白铺汀；鸟去风平篆，潮回日射星。’公大赏之。”以年事核之，俱不相合，必非昌期所作，殆出伪托。

附龙昌期著述表：

《周易祥符注》，一○卷，见郑樵《通志》卷六三《艺文略·经类》。焦竑《国史经籍志》经类作《祥符注》，朱彝尊《经义考》卷一六作《周易注》。

《周易绝笔书》，四卷，见《通志》卷六三《艺文略·经类》、清嘉庆《四川通志》卷一三八《经籍志》。

《尚书注》，无卷数，见嘉庆《四川通志》卷一八三。

《诗注》，无卷数，同上。

《礼注》，无卷数，同上。

《礼论》，无卷数，见《渑水燕谈录》卷六、刘喜海《金石苑》第六册《宋赐龙昌期敕并文潞公札子》。

《春秋正论》，三卷，见《通志》卷六三、《经义考》卷一七九。

《春秋复道论》，一五卷，同上。

《孝经注》，无卷数，见《宋会要辑稿·崇儒》五之二四、《经义考》卷二二五。

《论语注》，无卷数，见《宋会要辑稿·崇儒》五之二四。

《政书》，无卷数，见《渑水燕谈录》卷六、嘉庆《四川通志》卷一八四、嘉庆《资州志》卷二一。

《天保正名论》，八卷，见《通志》卷六八《子类·名家》，《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及《文献通考》卷二一四俱列《子类·杂家》；并见《宋史·艺文志》与《国史经籍志》。

《泣歧书》，三卷，见《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及《文献通考》卷二一四。陈振孙谓：“称上昭文相公，有后序，言求荐进之意。”

《道德经注》，无卷数，见《宋会要辑稿·崇儒》五之二四至二五。

《阴符经注》，二卷，见《宋会要辑稿·崇儒》五之二五，无卷数；惟嘉庆《四川通志》卷一八五作二卷。

《八卦图精义》，无卷数，见文彦博奏荐《札子》及《渑水燕谈录》卷六；惟《札子》作《八卦图》。

《河图》，无卷数，见《渑水燕谈录》卷六。

《帝王心鉴》，无卷数，见《渑水燕谈录》卷六、嘉庆《资州志》卷二一。

《炤心宝鉴》，无卷数，见《渑水燕谈录》卷六。

《入神绝笔书》，无卷数，见《渑水燕谈录》卷六。

《三教圆通论》，无卷数，见《渑水燕谈录》卷六、《蜀中广记》卷九五。

《竹轩小集》，无卷数，见《渑水燕谈录》卷六、《蜀中广记》卷九八。

《龙昌期集》，八卷，见《宋史》卷二○八《艺文志·集类别集》。

总计23种，列有卷数者8种53卷，未列卷数者15种。

三、龙昌期学术思想的湮没及其形成的社会背景

宋王朝在我国封建历史时期是以尚文教重人才见称的，而欧阳修、刘敞等人又是蜚声政学界的头面人物，对于龙昌期这样一个衰老的书生，竟然采取严厉措施，禁其学术，毁其书板，到底为了什么呢？我认为是值得探索一下的。

刘敞、欧阳修等从崇儒尊经的立场出发，指责龙昌期思想学术不正，败坏社会风气，不利于封建统治，我觉得这只是可公开的表面理由。由于龙昌期放言无忌，在他著述中的某些论点，可能触动了当代敏感的政治问题，例如指“周公为大奸”，一经揭出，必然会犯宋皇帝的大忌，其结果自然难免迫害性的惩罚。龙昌期论定周公是大奸，主要根据显然就在《尚书》的《金縢》篇。首先怀疑《金縢》故事而指斥周公是唐代的刘知几，龙昌期不过赞同其说或加强调罢了，为什么就偏偏出了大问题呢？我以为是两人所遇的具体条件不同之故。宋太祖开宝九年（976年，龙昌期时年7岁）十月，赵光义以皇弟继统是否合法，是宋代开国一大疑案，我早年写过《烛影斧声传疑》一文，根据史实探考分析，断言其事绝非正常，而所谓“金匮之盟”一事，实由赵普捏造。这件虚伪的事情，经过一些修饰，便基本上成为李焘《长编》卷二（《宋史》卷二四二《后妃列传上》略同）所述，一直流传下来：

（建隆二年）六月甲午，皇太后崩。……疾革，召（赵）普入受遗命。后问上曰：“汝自知所以得天下乎？”上呜咽不能对。后曰：“吾自老死，哭无益也，吾方语汝以大事，而但哭耶？”问之如初。上曰：“此皆祖考及太后余庆也。”后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儿主天下，群心不附故耳。若周有长君，汝安得至此？汝与光义皆我所生，汝后当传位汝弟。四海至广，能立长君，社稷之福也。”……普即就榻前为誓书，于纸尾署曰“臣普记”。上藏其书金匮，命谨密宫人掌之。

事属宫廷绝密，经过当代皇帝认可，谁敢怀疑，复生异议。但这个伪造的故事，一经推敲，破绽还是掩盖不了的。例如：这样庄严的继统大事，据李焘考证，《旧录》（按指《太祖实录》 [34] ）根本没有记载；《正史》（按指《三朝国史》 [35] ）和《新录》（按指《重修太祖实录》 [36] ）虽记载了此事，但称赵光义“同受顾命”，本人既在场，岂有不知，还要待多年以后由赵普来“上章自诉”，再加证明一番？赵光义既是杜太后的亲生爱子，居住京城，近在咫尺，太后临终之际，岂有母子不作最后诀别，反去把一个外臣赵普召来内寝榻前之理？且赵普“上章自诉”的时间是在太平兴国六年（981年）九月，上距杜太后之死已有20年之久。在赵光义袭位之时，赵普正好表功何以不谈？赵光义为了垄断帝位，下决心要排除其弟廷美，赵普窥见其隐，不失时机，挺身而出，“愿备枢轴，以察奸变” [37] ，借此一举，既可迎合希宠，恢复失去的权势，又可打倒宿敌卢多逊，报仇雪忿。所以从“金匮之盟”的宣布时间来看，赵普的话也是靠不住的。所谓“金匮之盟”还有一个大破绽也是需要指出的：“金匮之盟”的主要理由，乃是“能立长君，社稷之福”。按杜太后死时，赵匡胤（927—976年）年35，才做皇帝一年多，其子德昭（951—979年）也已年11，一个人以中寿衡量，大约可活60岁，这个估计并不算高，何况赵匡胤方面大耳，身强体壮，本不像会要短命的人，他只要活到60岁这个年龄，到那时德昭就是36岁的壮夫，怎么还能说成是个“幼儿”呢？赵匡胤是在不明不白的“烛影斧声”中的离奇情况下死的，只活了50岁；如果不发生这一“疑案”，他只要活到60岁，那末其子赵德昭也就是36岁的大青年，也便绝难说他不是能主持“社稷”的“长君”了。因为赵普凭空伪造，脱离实际，就会不知不觉地违背从事物发展看问题的原则而露出马脚来。赵普读书不多，但是个开国元勋，在标榜以“半部《论语》治天下”之后，又挖空心思，效法“金縢”故事编造“金匮之盟”，使正处尴尬地位的赵光义骗取舆论支持，所以一拍成交，便做了这笔政治生意。宋臣王禹偁是肯讲真话的人，就多次遭受贬谪，他曾写《赵普挽词》，有句云：“大功铭玉铉，密事在金縢。” [38] 他把“金匮之盟”直称为“金縢”，然则赵韩王也可谓是周公了；而且事涉绝密，非一般臣民所敢“说三道四”，就如俗语所云，只有“天晓得”了！宋人王得臣在《麈史》卷下《谗谤》中云：

蜀人龙昌期为《礼论》，以为周公金縢之请，以代武王，盖其诈也。予谓方周公之时，近则王不知，远则四国流言，至于后世，犹有仁智未尽之说，盖圣人诚伪谁知，呜呼！不如是，不足以为周公！

我认为，这段文字颇有弦外之音，不能不使人联想到赵普所搞的“金匮之盟”。这件写着“臣普记”的遗嘱，一直保藏皇宫之中，连做了皇帝多年又爱搞特务活动的赵光义都毫无所闻，还需要赵普挺身出来大事宣传说明，这不也是“近则王不知”吗！一件关系重大的“密事”秘密到只有一个人才知道的程度，是难免不发生“流言”的。但不为统治阶级所喜的“流言”，一经察觉有人胆敢传播，统治者是必不手软的。翰林学士李淑在景祐中知郑州，奉时祀于后周恭帝陵，作了一首诗：“弄楯牵车挽鼓催，不知门外倒戈回。荒坟断陇才三尺，犹认房陵半仗来。”经人揭发，学士叶清臣等言，“本朝以揖让得天下，而淑诬以干戈。”仁宗大为生气，李淑便受到落职的处分 [39] 。

龙昌期指斥周公搞“金縢”，诈伪不诚，实为大奸，这当然会影射到赵普所精心制造的“金匮之盟”。这件事本是赵光义与赵普勾结，搞出来的骗局，很不光彩，是深怕揭露的。仁宗赵祯是以赵光义的孙子继承皇统的，当他了解到两制官员对龙昌期的一再抨击牵涉及于“金縢”“金匮”问题的时候，就不能不感到龙昌期是在碰撞他的痛点。以此文彦博虽是亲信的贵臣，但明白龙昌期已陷于触礁沉船的绝境，他再也无能为力给这位老先生解危了。

龙昌期的思想学术遭受宋王朝的禁锢，以致长期埋没，应该说政治原因是主要的，而学术原因则属于次要。

龙昌期生活的北宋前期，是学术文化随社会经济基础剧烈变动而焕发光彩的时代。唐初以来《五经正义》所体现的注疏训诂之学，已不能范围人心，新儒学在佛、道思想的交流影响下，注入了时代气息，力图振作，显露头角。宋初思想富有活力的学者大都在野，如戚同文、王昭素、陈抟、种放、穆修、孙复、胡瑗等，他们有感于唐末五代的长期混乱，怀世道人心之忧，着重阐明义理，谋求实现治平的理想。仁宗庆历时期，政治改革提上日程，同时也是学术更新的关键时刻。所谓“经学变古”，对传统注疏之学，倡怀疑之风，指摘瑕疵，多所否定；而各述新义，以为契合儒学真谛，直接古圣先贤的心传，这样道统之说大行，把儒学推上压倒佛、老的独尊地位。中叶以后，濂（周敦颐）、洛（程颢、程颐）、关（张载）诸大家出，深扬儒义，兼摄取佛、老思想的有用部分，洗练益精，体系臻于完整，在实质上也带有一定的宗教性，这就是理学（道学）形成，越来越占有优势。龙昌期治学，倡广大圆通之风，虽遍注群经，而不强调尊儒，且有蔑视道统之说，至于诋斥周公；他主张兼收并蓄，视儒、佛、道地位平等，相辅相成，不宜偏废。这同正在形成和得势的理学要求把旧儒学纯净化的旨趣和发展方向是大相径庭的。理学和理学家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和改善我国后期封建社会的统治，企图平息不断发生的严重危机，通过努力，形成时代思潮，这一儒学体系终于为封建统治阶级所承认并加以利用；而龙昌期的思想学术，显然表现了不同的趋向，因此一经禁抑，后继无人，顿归冷寂，遂不复为世人所知，被埋没起来了！

关于龙昌期的思想学术，何以形成他的那种风格特色，最后我想申说几句。

一个人的思想意识总是他生活着的社会影响下的产物。社会影响可从两方面考察：一是空间的自然环境，一是时间的传统风习。龙昌期生长蜀地，家境贫寒，接近下层，多知情伪。蜀地历来易与中原政权发生隔阂，在赵宋开国的几十年中是最突出的多事之区。对宋王朝来说，蜀地具有“远”“险”“富”三个字的特点。蜀地重镇是成都，距北宋汴京就有3700里之遥 [40] 。四周崇山峻岭，北阻剑关，东锁夔门，平时控制不易，有变进讨困难。川西平原水利兴修，物产丰饶，自给自足，不假外求。自来发生割据叛乱，常成中原政权的深忧大患，五代时隐士张立诗云：“朝廷不用忧巴俗，称霸何曾是蜀人。” [41] 就反映了中原王朝一贯猜忌戒备蜀人，而蜀人亦怀有愤恨的心理。北宋灭蜀，歧视压迫很厉害，祸乱也年年不息。994年的王小波、李顺大起义，革命烽火遍及全川，只梓、遂、眉、陵四州城未下，其中的陵州，就是龙昌期的故乡，他时年24岁，目睹其事，对北宋封建统治必然是有切身实感的。起义被镇压，张詠知益州，其人精明干练，对虐政颇有改良。范镇《东斋记事》卷四载：“初蜀人虽知向学而不乐仕宦，张公詠察其有闻于乡里者，得张及、李畋、张逵，屡召与语民间事，往往延入卧内，从容款曲，故公于民情无不察者，三人之佐也。其后三人皆荐于朝，俱为员外郎，而蜀人自此浸多仕宦也。” [42] 这时所谓“蜀人虽知向学而不乐仕宦”，乃是一种委婉的修辞语言，实际是蜀人深受猜嫌，没有政治地位，和朝廷联系的渠道很少，做官不容易，因此向隅了。由于蜀地反抗事件多，后来宋王朝被迫改弦易辙，慎择守吏，吸引地方人才，借以加强联系和巩固政治，也渐渐蔚为风气，如薛奎之于范镇，文彦博之于龙昌期、张俞、文同，张方平之于三苏父子，皆是其例。这些受到笼络的当地人士，也大多能就切身见闻，抒发意见，以期宋廷施政有所改善。例如张俞 [43] 、苏洵 [44] 、苏辙都先后写过这类文章。苏辙的《蜀论》 [45] 分析问题的实质，极为深刻，富有心理学的研究价值。我国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家，特别在封建社会时期，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带有特殊性是突出的。北宋初期的几十年中，川蜀人民所受封建统治的压迫剥削，龙昌期不会一无所感，无动于衷；他自然也希望进入仕宦之门，但究竟书生本色，钻营乏术，从少至老，漫长一生，始终过着贫困的教读生活，虽有怀抱，难以施展。这样的社会阶级地位就决定了他的思想言行，无意去颂周公之“圣德”，赞“六经”之“皇道”，也是容易理解的。

蜀地对外交通不便，横的联系稀少，但山川之秀美，物产之富饶，人民资质聪颖，在学术文化创造方面也颇著成绩。近代以前，川蜀自然环境无大变化，长时间以来形成富有特点的学风。汉代的扬雄，甘守寂寞，性好深思，似可作为代表。南宋人青阳梦炎说：“蜀在天一方，士当盛时，安于山林，唯穷经是务，皓首不辍，故其著述往往深得经意，然不轻于自衒，而人莫知。” [46] 把他的话解释一下，就是说蜀学者习惯于长期在野研究学问，自寻其乐，不喜标榜吹嘘，造就的学问基础坚实，多有创见心得，是其长处，其短处则“人莫知之”，特别对现实政治方面就很少产生影响和起作用了。龙昌期也就是青阳梦炎所说的那种类型的士人，他的学术造诣，为通人所赏识的，尤在“深达微奥”的《易》学。《易》学在蜀是一门富有传统的学问，龙昌期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宋代建立理学完整体系的大师程颐撰有《易传》，在学术界评价极高。程颐游蜀就曾在这门学问上深受启迪。《宋史》卷四五九《谯定传》载：“初，程颐之父垧尝守广汉，颐与兄皆随侍，游成都，见治篾箍桶者挟册，就视之则《易》也，欲拟议致诘，而篾者先曰：‘若尝学此否？’因指‘《未济》男之穷’以发问，二程逊而问之，则曰：‘三阳皆失位。’兄弟涣然有所省，翌日再过之，则去矣。其后袁滋入洛，问《易》于颐，颐曰：‘《易》学在蜀耳，盍往求之？’滋入蜀访问，久无所遇。已而见卖酱薛翁于眉、邛间，与语，大有所得。”在龙昌期以后一段时间，蜀地学者治《易》蔚为风气，粗略估计有著述者在百人以上。龙昌期早年到京师和范雍讨论的是《易》，赴福州讲学，也是讲《易》，又写了不少《易》学著作，我们认为蜀中《易》学繁荣，是应有他的一份功劳在内的。例如给龙昌期写过“墓志铭”并比他年轻半个世纪的鲜于侁 [47] 就著有《易传》《周易圣断》等书，南宋著名儒学家魏了翁称道鲜于侁经术卓然成家，受过孙复的赞许 [48] 。从鲜于侁为龙昌期撰“墓志铭”一事来看，他们当有一定交谊，说不定还有师承关系。在古代交通困难的情况下，龙昌期以生长西南的蜀人偏偏远去东南海隅的闽地讲《易》，这也是耐人寻味的。北宋中期以后，党派斗争加剧，也闹封建地域观念的矛盾，不特有南、北区分的成见，甚至还出现了专门讥刺闽、蜀人的挖苦语：“朝中有语云：‘闽蜀同风，腹中有虫。’以二字各从虫也。” [49] 虽属讥刺，也是事出有因的。闽、蜀都距中原遥远，传统思想学术对它们的控制显得薄弱，这时随经济文化的蓬勃发展，素来在政治上没有地位的闽、蜀人士，也要加入竞争行列，分庭抗礼，同享禁脔，而且他们赡学而有文采，机警而多智略，成为不好应付的对手，所以就会引起那些既得权益者的讨厌和不满了。说闽、蜀学者的思想不合“正规”，真是无独有偶：后于龙昌期五六百年的李贽（1527—1602年），他反对礼教，抨击道学，也得了“敢倡乱道，诬世惑民”的罪名，竟致被迫自刎而死 [50] ；这个封建社会的叛逆者，就是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人！他的著作到清代也被列入《禁毁书目》，不过他幸运一点的是，著作被保存下来了；而带有先驱意义的“异端”学者龙昌期的大量著作，却没有一本被保存下来，这是令人很惋惜的。

北宋中期，儒学更新，由在野进而登上朝堂，成为官学。中原的学术空气和蜀、闽两地颇有不同。中原是封建政府发号施令的神经中枢，儒经中的《春秋》学能与现实政治紧密结合，为之服务，所以最居重要地位。“尊王”有利加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攘夷”对抵御辽、夏入侵也可发挥精神堡垒作用。至于独崇儒术，自立道统，限制佛、老二教泛滥，既是思想学术问题，实际也是有关封建国家的安定和统一的重大政治问题。上面谈过，蜀地儒学最发达的要算《易》学，看来闽地在北宋也有这种同好，《易》学是一门思辨之学，范围包括宇宙、人生、历史、社会各方面，理论性强，多涉抽象论述，和现实政治得以保持一定距离。因此，龙昌期深于《易》学，乃是哲学家，却不免昧于实际的政治，他不会看风向，缺乏揣摩及投合时好的本领，所以他终于碰壁。刘敞批判龙昌期学术乖僻，说倘不加以禁罚，“将使远方寡见浅闻之民，奔走于辨伪之学，沉没于非圣人之论”，同时难以办到“毋使有识之士，窥朝廷之浅深”，这几句话的政治味是很浓的。堪称哲学家的龙昌期，是一向在脱离政治实际的地方传统学风中培养出来的，虽治学甚勤，著作颇多，但和正在厉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宋王朝的封建统治要求是挂不上钩的，因此难以获得青睐和使用机会，也是不足为怪的。宋代蜀地循唐、五代之风，佛、道二教仍极流行，而闽地也素“重浮屠之教” [51] ，山奇人秀，寺院林立。杨亿为建州浦城人，尝云：“今（建州）所管六县，而建安佛寺三百五十一，建阳二百五十七，浦城一百七十八，崇安八十五，松溪四十一，关隶五十二，仅千区，而杜牧江南绝句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六朝帝州之地，何足为多也。” [52] 佛、道特别流行的事实，正可说明儒学在闽、蜀地区社会上还远难形成独尊的优势。龙昌期治学主广收兼揽，在佛、道思想影响之下，因此公开提出了“三教圆通”的主张，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龙昌期之后的赞同这种三教合作的儒家学者，著名的有张商英（1043—1122年）和李纲（1115—1184年），一为蜀州新津人，一为福建邵武人。这种“闽蜀同风”的事例，是偶然的呢，还是由于一定的社会背景造成的呢？我认为属于后者。如主要建造于宋代的四川大足石刻群，内容丰富，艺术精湛，虽以宗教为题材，其别致特殊的地方在于，一方面既真实而广泛地反映了宋代的社会生活风习；另一方面它的石刻造像，包罗有圣人、王者、佛、菩萨、神仙、鬼怪，不主一家，平等相待，完全体现出“三教圆通”、教化相辅的精神。这也不是偶然出现的事实，而是有其深厚的社会根源的。龙昌期思想学术的形成，我认为也是相同的。

（原载《宋史研究论文集》1987年年会编刊，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1] 文彦博：《文潞公集》卷一一《送龙昌期先生归蜀序》。

[2] 据廖用贤：《尚友录》卷一。

[3] 陈绛知福州，自天圣元年一月至三年六月。绛以受民真珠及生银获罪，责受昭州团练副使，见吴廷燮《北宋经抚年表》卷四。

[4] 《宋元学案补遗》卷三，见《四明丛书》第三集第六册。

[5] 胡则，字正言，婺州永康人。胡氏《梦远楼丛稿》中有《胡正惠公年谱》，记述其生平。

[6] 《北宋经抚年表》卷五《成都四路》。

[7] 《长编》卷一○五，天圣五年庚申记事。

[8] 《宋文鉴》卷一一二。

[9] 万斯同：《宋大臣年表》卷四。

[10] 《北宋经抚年表》卷五《成都四珞》。

[11] 《邵氏闻见录》卷九。

[12] 《长编》卷一九○，嘉祐四年八月癸未记事。

[13] 《长编》卷一九○，谓文彦博“召知州学”，是则昌期所任“州学讲说”，实同今之“校长”一职。益州系成都府改称，故州学亦得称为府学。

[14] 《金石苑》第六册《宋赐龙昌期敕并文潞公札子》。

[15] 张逸知益州，始景祐四年十二月，至康定元年四月，见《北宋经抚年表》卷五。

[16] 明镐字化基，密州安丘人。薛奎知益州，镐任录事参军；程琳继知益州，改节度判官，通判州事。其后任益州转运使，均在庆历前，见《宋史》卷二九二本传。

[17] 文彦博知益州后，明镐未尝任官蜀地，疑镐再次奏荐，时在庆历八年，因文彦博与镐于其年初镇压贝州王则起义，彦博拜相，镐则拜参知政事，二人相得，实为再次奏荐之适当时机。

[18] 引文并见《长编》卷一九○。

[19] 《长编》卷一九○及《东都事略》卷七五《何剡传》。

[20] 《渑水燕谈录》卷六《文儒》。鲜于侁，字子骏，《宋史》卷三四四及《东都事略》卷九二并有传。

[21] 《宋文鉴》卷一一二《答枢密范给事书》。

[22] 《范文正公集》卷一三《忠献范公墓志铭》。

[23] 《麈史》卷下。

[24] “天保”，上天保安之意。《史记·周本记》：“惟天建殷，其登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寝！”此书当论姬周图殷，有关礼法名分之事。

[25] 《史通》卷一三《疑古》。

[26] 《直讲李先生文集》卷三四《常语下》。

[27] 邵雍：《观物内篇》。

[28] 《嵩山文集》卷一三《皇帝》。

[29] 《彭城集》卷三五《刘公（敞）行状》。

[30] 《尊经（书院）课艺初集》卷九《拟四川艺文志》。

[31] 厉鹗：《宋诗纪事》卷八，原注见《翰墨大全》。三山为福州郡名，因城中有九仙、闽、越王三山得名。

[32] 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卷六。

[33] 《宋文鉴》卷二四。

[34] 《太祖实录》，太平兴国三年正月命李昉等修撰，至五年九月成书五十卷，见《长编》卷一九及卷二一。

[35] 《三朝国史》一百五十卷，吕夷简等撰。初景德四年诏撰太祖、太宗两朝国史；天圣五年又诏添入真宗国史，至九年成书。参《郡斋读书志》卷二上及《长编》卷一○九。

[36] 《重修太祖实录》咸平二年成书，仍五十卷，大中祥符十年又有再修本，惟至南宋旧本已不易见。今三本俱佚。

[37] 《长编》卷二二，太平兴国六年九月丙午记事。

[38] 《宋诗纪事》卷四，原出吴处厚《青箱杂记》。

[39] 《宋诗纪事》卷一○，原出魏泰《东轩笔录》。

[40] 《元丰九域志》卷七《成都府路》。

[41] 王辟之有相同论调，谓：“世以为蜀人好乱，殊不知公孙述及刘辟、王建、孟知祥辈，率非土人，皆以奸雄乘中国多事，盗据一方耳。”见《渑水燕谈录》卷八《事志》。

[42] 《宋史》卷八九《地理志五·福建路》云：“庠塾聚学者众，然怀土罕趋仕进。”此闽蜀同风之又一例。

[43] 参张俞：《送张安道赴成都序》及《颁诏厅记》，分别载《成都文类》卷二二及卷二九。

[44] 参苏洵：《张益州画像记》，载《嘉祐集》卷一四。

[45] 载苏辙：《栾城应诏集》卷五。

[46] 傅增湘：《宋代蜀文辑存》卷九五，载《春秋经筌序》。

[47] 鲜于侁（1019—1087年），较龙昌期生晚49岁，死晚28年。

[48] 《鹤山大全集》卷五九《跋鲜于子骏帖》。

[49] 《邵氏闻见后录》卷二○。

[50] 《明史》李贽无传，《明史》卷二一一《耿定向传》略附其事。容肇祖有《李贽年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出版。

[51] 《宋史》卷八九《地理志五·福建路》。

[52] 《宋朝事实类苑》卷六一《建州多佛刹》，引载《杨文公谈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