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成河:苏格拉底与现代政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82 次 更新时间:2007-04-23 21:4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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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成河  

  

  1.苏格拉底与柏拉图主义

  

  苏格拉底是尼采批判的两个主要对手之一(另外一个当然是耶稣基督),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苏格拉底与我难解难分,我几乎每时每刻都在与他战斗。” 尼采对现代文化的批判也表现为对苏格拉底的批判(对耶稣与基督教的批判本文不论),在他看来,现代世界的根源可一直追溯到苏格拉底。尼采认为,苏格拉底开始了某种全新的东西,一种既非狄俄尼索斯也非阿波罗的东西,苏格拉底是一个新的神祗, “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和旋涡。” 换言之,苏格拉底并不是作为一个具体的人而存在的,他是一个象征。对苏格拉底的批判是尼采早期著作《悲剧的诞生》的一个重要成份,他后来在评价《悲剧的诞生》时,自认为该书有“两点决定性的创新,”其一是对“希腊人狄俄尼索斯精神”的理解,其二便是对“苏格拉底主义”的理解。

  苏格拉底带来一种全新的东西,这种全新的东西就是用逻辑和辩证法来寻求关于世界的知识。在尼采看来,苏格拉底不承认悲剧所揭示的、恐怖和虚无的世界真相,不承认原始自然生灵那种混乱的狂欢,而确信世界是可以认识的,事物是可以寻根究底的,通过辩证法,关于事物的知识是可以建立起来的。甚至,在尼采看来,苏格拉底根本不是人,他只是辩证法的代表而已,他身上没有什么人的因素。雅典人指控苏格拉底引进了新神,尼采认为,这个新的神祇不是别的,就是苏格拉底本人。这一点首先表现于“‘苏格拉底的守护神’这个奇怪的现象。”“苏格拉底的守护神”有时会传递给苏格拉底一种“神秘的声音”,阻止苏格拉底体内那种辩证法的运作,因而,“直觉”在苏格拉底这里表现为劝阻和否定的,而“在一切创造者那里,直觉都是创造和肯定的力量,”凡正常人都是按照“本能”、习惯行事的,对于他们,知识和认识才起批判、劝阻和否定的作用。而苏格拉底不同,对苏格拉底而言,辩证法才是积极的力量,他身上没有其他积极性的力量了,只有他的守护神才有可能不时地保护他。因而,苏格拉底只是辩证法的化身,他身上没有别的东西。对于辩证法来说,苏格拉底只是个若有若无的、透明的“影子”,人们透过这个影子,看到的是辩证法剧烈运转中的“巨大齿轮”,看到的是辩证法那汹涌澎湃的力量。就像柏拉图《申辩篇》记录的那样,苏格拉底本人只是听从苏格拉底之神即辩证法的。因此,苏格拉底能够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执行着辩证法的使命,“即使在他的审判官们面前。”于是,对于这样一个怪物,这一个让文明的雅典人人吃惊的东西,人们能做的只能是他放逐了。但是结果并非如此。对于苏格拉底来说,生与死都不能妨碍他体内辩证法的运作。他“毫无对死亡的本能恐惧,”生与死都是在凡人身上才具备的现象,苏格拉底好像没觉得与自己有没什么干系。于是,他最终被糊里糊涂地被处死了。

  逻辑和辩证法的目标是获得关于世界的知识,因此尼采也说苏格拉底是“理论人”的代表。 然而,关于世界的知识却不只是他的前辈哲人们那种仅仅关于“自然”的知识,真实的世界是一个整体,比如说它包括着道德问题,“甚至最崇高的道德行为,同情、牺牲、英雄主义的冲动,以及被阿波罗式的希腊人称作‘适度’的那种难能可贵的灵魂宁静,都可以由知识和辩证法推导出来,因而是可以传授的。” 柏拉图和康德都是要把伦理问题建立在本体论之上,而在尼采看来,后来的这些哲学家都是神祇苏格拉底的代言人而已。西赛罗说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降到了地上,从自然转到了人间,在尼采看来,苏格拉底现在要把世界的一切都纳入辩证法所管辖的范围之中了。

  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把阿波罗神视为希腊传统与希腊文明的创建者,是希腊的立法者,或者说,阿波罗神就是希腊正统的代表。随后的希腊历史则是阿波罗与他的对手狄俄尼索斯相互冲突的历史,或者说,现实的历史是两个神祇相互冲突的外在表现。苏格拉底则是登场的第三个神祇。就像黑格尔“理念支配历史”一样,在尼采这里,支配历史的也是依次而来的几个神祇:“阿波罗”、“狄俄尼索斯”、“苏格拉底”,而且,“苏格拉底的影响像暮色中的阴影,愈来愈浓,”它不仅笼罩着希腊,也“笼罩着后世,直至今日乃至未来。”在尼采看来,希腊这样一个“只有昙花一现的历史光彩、只有狭窄可笑的公共机构、只有十分可疑的风俗传统、甚至以丑行恶习著称”、而又“胆敢一切非本土的东西视为‘野蛮’”的“自负小民族”,却是后世一切文化的源泉和始祖,它“像一切御者一样执掌着我们的文化和一切文化。”同阿波罗与狄俄尼索斯一样,“苏格拉底也享有这种御者的尊严。” 不仅如此,苏格拉底,作为希腊的“更加晚近也更加衰落”的东西,“注定拥有最巨大的历史力量,”真正支配着着后世、今日甚至未来的,不是别的,而是神祇苏格拉底。

  现在,苏格拉底则首先在希腊大地上发生作用了。苏格拉底要用辩证法获得关于世界的确定知识,因而,这个新的神祇不接受狄俄尼索斯世界观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不接受悲剧所揭示的冷酷世界,不相信狄俄尼索斯所揭示的世界真相,因为辩证法所获得的确定知识可以克服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从而获得温暖,达到乐观主义。由此,苏格拉底的“博大目光”转向了悲剧。为了使悲剧揭示和传达真理,必须抛开狄俄尼索斯,脱离音乐精神,用辩证法支配悲剧,使悲剧能够表达关于世界的真正知识,使悲剧“乐观”起来。于是,苏格拉底要制造悲剧,这不是说苏格拉底本人要亲自创作悲剧,而是苏格拉底这个神祗要支配悲剧。于是,悲剧现在不是受感召于阿波罗和狄俄尼索斯这两个艺术神,不再把音乐精神作为它的基础,而是屈从于苏格拉底这个新的神祇。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正是神祇苏格拉底的代理人。尼采援引雅典的传说,说苏格拉底真的是经常帮助欧里庇得斯创作。

  在苏格拉底这个新的神祗的笼罩下,欧里庇得斯的悲剧脱离了狄俄尼索斯因素。这一点表现在他对歌队的背弃上。本来,狄俄尼索斯精神所支配的歌队是悲剧的“初始原因”,是悲剧的本原、创始者、统治者、发出命令者,然而,欧里庇得斯不再把悲剧的主要成分委托给歌队,而是限制了它的范围。从欧里庇得斯开始,悲剧歌队的人数越来越少,而且歌队的作用也越来越弱。于是,狄俄尼索斯和音乐这对于悲剧来说是本质性的东西,在欧里庇得斯这里“被逐出了悲剧。” 因而,悲剧不再有那种发现世界真相的悲壮,也不再能够展示原始生灵的狂喜。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欧里庇得斯添进了“炽热的情感”,让戏剧不时动一动感情,这样当然达不到悲剧的那种形而上的震撼。

  在尼采看来,为了呼应苏格拉底的“知识就是美德”,欧里庇得斯把“理解然后美”作为他的创作原则和教规。狄俄尼索斯被逐出了悲剧以后,剧情不再是由音乐在阿波罗的感召之下从狄俄尼索斯迸发和“魔变”出来的,而是通过认识和计算得到的,欧里庇得斯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制造剧情。于是,美丽和令人喜悦的阿波罗幻相也不复存在,代替它的是“冷漠悖理的思考”。“思考”与“情感”毫无关系地、外在地连接在一起,二者始终有着一道裂痕,就这样构成了一种既非悲剧又非史诗的不伦不类的怪东西。

  然而,“思考”终究是“悖理”的,由理解和知识所产生的剧情始终存在着理解和知识解决不了的矛盾。逻辑和辩证法没有办法了,这时候,欧里庇得斯就只好毫无“道理”也不加“思考”地安排一个解决剧情矛盾的“机械之神”(deux ex machina) 。机械之神从天而降,剧情矛盾于是在神的干预下化解了,好像是剧作者由此向观众担保剧情和神话的真实性一样。于是皆大欢喜,欧里庇得斯的戏剧也就此完成了。 显然,这个从天而降的“机械之神”并不符合辩证法,是在辩证法之外的,是为了解决辩证法解决不了的矛盾而生硬地加进剧情当中的。然而剧情确必须依赖这样一个“机械之神”来救场,“机械之神”就像苏格拉底的守护神一样,它在这里正是欧里庇得斯悲剧的守护神。

  正如悲剧从狄俄尼索斯的音乐精神中诞生一样,它也必然因为脱离了音乐精神而灭亡。 这样,苏格拉底这个新的神祇,借助于欧里庇得斯,就这样把悲剧葬送了。苏格拉底的目的当然不只是消灭悲剧,而是建立关于世界的坚固知识。于是,在被他“败坏”的雅典“青年”中,柏拉图就脱颖而出了。从苏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图,开始了尼采称之为“柏拉图主义”的哲学形而上学运动。从柏拉图一直到康德和叔本华,苏格拉底支配着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致力于用辩证法寻求真理的努力,并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哲学体系。但是,他们“就像那些想凿穿地球的人,”任何一个人,即使穷尽毕生的努力,“他也只能挖开深不可测的地球的一小块,而第二个人的工作无非是当着他的面填上了这一小块土,以致于第三个人必须自己选择一个新的地点来挖掘,才显得仿佛是有所作为。”因而,历史上的一个又一个柏拉图主义的哲学体系并未真的揭示了世界的真相,打着真理的幌子,这些体系不过都是谎言而已。

  正如欧里庇得斯的戏剧里面最终存在着不可解决的矛盾,而只好靠一个“机械之神”来帮忙一样,柏拉图主义的哲学体系也总是要靠一个“机械之神”来为自己圆谎。也就是说,那些貌似严密的哲学体系在逻辑的链环中不时中断,最终要靠一个辩证法之外的因素才能把它连接起来,以骗取人们的信任。因而,柏拉图主义的哲学体系在历史上就像走马灯一样,一个推翻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场”地换来换去。这些哲学体系之“多”,就说明它们没有任何一个揭示了真理。

  进而言之,尼采认为,“根本没有什么知识和真理冲动,实际上只有真理信仰冲动。人们对纯粹知识是没有冲动的。” 人们用知识寻求真理,但目标根本不是在寻求的过程中也就是在辩证法中获得什么,目标是最终的知识。只是因为关于世界的确定的知识才能为人提供家园,人才去寻求知识。因而,在寻求知识的过程中,人们的主观性会污染辩证法的进程,从而使辩证法的链环不是那么环环紧扣地前后相续,换言之,寻求确定知识的急切性会使人不时地打断辩证法的行进,饥不择食地抱住一某个信条,以获得那种找到家园的感觉。人们是在“机械之神”的帮助下获得了某种貌似真实的“知识”,因而他不过是在信仰某种东西。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不过是一种信仰。

  在尼采看来,在这个哲学家序列中,康德和叔本华最终 “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取得了最艰难的胜利,”使历史上那些哲学体系暴露出其撒谎的本来面目。康德的批判哲学揭示出,那历史上一个又一个独断论哲学体系不过是建立在“现象界”之上,因而并没有真理性,而关于真实世界即“自在之物”的真理是辩证法所无能为力的,只能靠宗教和信仰。 因而,苏格拉底的逻辑和辩证法到了康德和叔本华这个阶段的时候,终于走到了自己的界限,走入了虚无主义。

  然而,历史上那些被康德驳斥柏拉图主义的形而上学体系,就它们是谎言而言,它们跟阿波罗精神有所符合。而尼采认为,事实上正是如此。一个又一个谎言真的把一代又一代的人成功地欺骗了,作为“大众哲学”而创建了时代习俗,创建了“大众文化统一体”。 尼采认为,谎言和神话是文化和历史的基础,没有“谎言”就没有文化,就没有人们的家园,阿波罗正是用“谎言”创建了希腊文明。哲学谎言同样能够成为大众文化统一体,因此在政治上有肯定性的作用。就像苏格拉底只有依赖他的守护神才能过俗常人的生活一样,哲学也只有通过一些外在于辩证法的因素,变成谎言,才能介入历史,起到政治的作用。有谎言总比没有谎言好,总比现代的普遍放纵和没有家园要好。早期的尼采甚至肯定性地评价后期他所切齿痛恨的基督教。因为现代社会也是基督教衰败和“上帝之死”的时代,人们从基督教这个家园出走,没有了目标。因而,尼采说,“一种宏而适宜的克制是唯一可取的态度,因此我尊敬宗教,虽然它正在死亡。” 。

  对于康德批判哲学对古往今来的柏拉图主义形而上学体系的去魅,尼采除了赞扬他的“非凡的勇气和智慧之外”,也对他破坏了人们的固有信仰而对他表示不满:“在某种意义上说,康德的影响是不好的,因为对形而上学的信仰被抛弃了。没有谁会把他的‘自在之物’当作一条可以支配什么东西的原则来信仰。” 康德破坏了以往的柏拉图主义哲学体系,使现代人没有了“大众哲学”所提供的大众文化统一体,从而失去了家园。

  康德的批判哲学对哲学家也同样具有危害,“对真理的绝望”“伴随着每一个从康德哲学起步的哲学家”。 在《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中,尼采把“对真理的绝望”作为哲学家叔本华成长过程的危险之一。 真理“首先断送的是说出真理的个人”, 然而,只有康德和叔本华这种顽强个性的哲学家才能够承担虚无恐怖的世界真相,(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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