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斯蒂格勒哲学的中心命题之一是“技术创造人”。基于勒儒瓦-古汉的工作，他为此提供了古人类学论证。首先，斯蒂格勒提出“后种系发生”概念，用以刻画人的非生物学遗传过程，其载体是技术。其次，通过回顾人类进化史，他指出直立行走和工具的使用促进了人的进化。再次，技术的进化与人的进化是耦合关系。工具既反映大脑皮层的分化，也推动着后者。最后，“技术生态位”概念进一步为“后种系发生”提供了支持。总之，人是技术的产儿，这就是技术助产术。

　　 现代人作为智人（Homo sapiens）是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的产物，这已是老生常谈。自达尔文发表《物种的起源》以来，人被迫告别“万物之灵”的自我形象，逐渐接受“人是动物”的残酷事实。尽管如此，人与其他灵长类动物之间依然存在重要差异。几乎所有动物都生活在“自然环境”中，唯独人生活在由科学、技术、政治、艺术等营造的“人工环境”中。人不仅是自然存在者，而且是技术存在者，置身于可世代传递的“技术生态位”（technical niché）。那么，这对人的进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它是否超出了纯粹的自然选择？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提出“后种系发生”（epiphylogenesis）概念，试图证明技术在人类进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人起源于技术，是技术的产儿，这就是技术助产术（technological maieutics）。本文尝试对斯蒂格勒的“后种系发生”思想进行考察，以展示技术对人的构成性意义。

　　 一、问题背景

　　 斯蒂格勒哲学的核心主题是技术与人。与流行的工具主义技术观不同，他试图论证“技术创造人”或“技术构成此在”（Dasein）。通过批判性地解读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他在存在论（ontology）层面上完成了这项工作。此在的生存具有实际性（Faktizit?t），实际性意味着“在世界之中存在”，“在世界之中存在”即置身于由技术构成的存在论处境。对于这种人为创造的、可世代传递的技术处境，斯蒂格勒称为“已经在此”（déjà-là）。另一方面，“已经在此”是代具性的（prosthetic），此在之生存是“代具性存在”（being-prosthetically）。这意味着技术不是可有可无的工具，它作为代具不断为无本质的人提供替补（supplément），使之充盈起来。因此，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应奠基于“技术存在论”。必须强调，斯蒂格勒的技术概念是广义的，一切不属于“自然”（physis）的事物都可以归入“技术”（techne）。

　　 除上述存在论论证外，斯蒂格勒还提供了古人类学论证。通过德里达的《论文字学》，他了解到法国古生物学家勒儒瓦-古汉（AndréLeroi-Gourhan）的工作。[1]“有关史前史的研究让我有机会与古人类学家勒儒瓦-古汉的团队开展密切合作，我们一起实践所谓实验性科技……这些研究引导我从人类学的角度思考技术问题，我在《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一书中的部分论述就以此为基础”。[2]在英语和汉语学界，勒儒瓦-古汉并不出名，事实上他对德勒兹、德里达等法国哲学家产生过重要影响。正是基于他的工作，斯蒂格勒提出“后种系发生”概念，初衷是从人类进化的角度为“技术创造人”提供古人类学论证。

　　 何谓“后种系发生”？在生物学中，“种系发生”（phylogenesis）与“个体发生”（ontogenesis）是一组相互对照的概念，它们由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Ernst Haeckel）于1866年提出。个体发生指称的是单个生物体的发育过程，比如人如何从受精卵长到成人。种系发生指称的是某类或某群生物体的进化过程，比如智人作为一个物种如何从直立人进化而来。从辞源上说，epi的意思是在……之上（upon）或在……之后（after),phylo的意思是种（race）、枝（branch）、族（tribe),genesis的意思是发生、起源。斯蒂格勒为phylogenesis加上前缀epi，旨在为人的进化寻找生物学之上或之外的因素，这种因素首先是技术。后种系发生意味着人的进化不仅仅是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遗传进化，同时也是作为技术史的非遗传进化。因此，“人类学”（anthropo-logy）离不开“技术学”（techno-logy）。

　　 二、“后种系发生”概念辨析

　　 让我们从记忆（memory）的角度进一步澄清后种系发生的内涵。记忆是斯蒂格勒哲学的关键词，他也时常交替使用胡塞尔的“滞留”（retention）概念。这里要对记忆做广义理解，它不仅包括通常意义上的大脑神经记忆，而且包括文化传承、生物遗传等等。比如，史籍是对历史事件的记忆，墓碑是对斯人已逝的记忆，DNA是对生命进化的记忆等等。大体而言，记忆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或者说存在三种记忆。第一，人与其他动物一样，从受精卵发育为成年个体的过程是由“遗传密码”或基因决定的。这是一个纯粹生物学过程，不受短期后天经验的影响，可称之为“遗传记忆”（genetic memory）。例如，我们目前的DNA序列记载着远古祖先的漫长进化史。第二，人与其他动物一样拥有“后遗传记忆”（epigenetic memory），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大脑记忆。不同于遗传记忆，后遗传记忆是后天的。后遗传记忆的生理基础是大脑神经系统，是生物体在特定环境中后天获得的记忆。比如，人有儿时的记忆，猫有对主人的记忆等等。在这两个记忆层次上，人与动物没有本质区别。

　　 人之为人的独特性表现在第三个层次上，即后种系发生记忆（epiphylogenetic memory）。动物拥有后天习得的大脑记忆或后遗传记忆。但是，这些记忆均随着个体的消亡而消亡，无法被保存并传递给下一代。唯独人是例外。当然，这绝不意味着人类个体的短期后天经验可以改变遗传结构，这在生物学上显然是荒谬的。例如，无论我读多少书，都不可能把阅读所得遗传给子女。但是，通过雕刻、建筑、史籍、语言、器具、文字等等非生物学手段，后遗传记忆能够而且事实上总是已经得到了保存和传递。前人的思想、经验或技能通过书写、制作等被保存下来，成为一种外化的、物化的、可传递的记忆。正是这种记忆使得后人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不必从零开始。

　　 这就是文化的意义。人不仅是自然存在者，还是文化和技术存在者。正是这一点使得人区别于所有其他灵长类动物。斯蒂格勒说道，“此在这种生命现象在生命史中变得与众不同，因为对此在而言，生命的后遗传层次并没有随着生物体的死亡而消失，它得到保存和沉淀，在身后流传下去”。（[3],p.140）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提出的“觅母”（meme）概念也表达了类似思想。类比于遗传基因，可以把觅母看作是自我复制的文化基因。“曲调、概念、妙句、时装、制锅、或建造拱廊的方式都是觅母。正如基因通过精子或卵子从一个个体转移到另一个个体，从而在基因库中进行繁殖一样，觅母通过广义上可以称为模仿的过程从一个大脑转移到另一个大脑，从而在觅母库中进行繁殖”。[4]如果基因的自我复制是对一切生命体都有效的遗传进化，那么觅母的自我复制则是人类所特有的文化意义上的非遗传进化。

　　 回到“后种系发生”。后种系发生是对后遗传记忆的保存、沉淀、积累和传递。“这一后遗传的沉淀，对发生之事的记忆，就是人们所说的过去，而我们称之为人的后种系发生，其意义是对连续不断的后遗传的保存、积累和沉淀。后种系发生是与纯粹生命的断裂，因为在纯粹生命中后遗传恰恰无法得到保存（[遗传]程序不接受经验教训）”。（[3],p.140）正是这种断裂使得人置身于作为后种系发生的“已经在此”中。人不仅处于“自然环境”中，而且处于“文化环境”中，后者首先是技术的，即非自然的、人为创造的。如果一切生命体都在生物学意义上进化，那么只有人通过非生物学媒介进化——“生命体在生命之外进化”。这就是后种系发生。

　　 三、“一切从脚开始”

　　 后种系发生在人类进化中如何发挥作用？一切后遗传记忆的保存、积累与传递都是人为的，属于技术范畴。因此，后种系发生本质上是技术的，追问后种系发生的作用就是追问技术的作用。为此，斯蒂格勒在勒儒瓦-古汉的《姿势与言语》（Le geste et la parole）的基础上讨论了“东非人”到“新人”的进化过程。1这是人的形成（hominization）或“人的起源”。需要提醒读者，《姿势与言语》发表于1963年，距今已有五十余年。所以，书中的一些术语或论断难免有些陈旧。例如，勒儒瓦-古汉将人类进化分为：南方人（Australanthropians，现称南方古猿）、古人（Archanthropians，现称直立人）、旧人（Paleoanthropians，尼安德特人为代表）、新人（Neanthropian，现称智人）。这与当前的分期有所不同。2

　　 长久以来，脑容量被认为是人之为人的首要标准。然而，1959年利基发现东非人，1974年约翰逊发现“露西”（Lucy）以及1976年利基对三组脚印的时间测定，彻底改变了科学家们对人类进化的理解。“约翰逊和利基的发现，彻底颠覆了人类进化理论。露西还没有出现之前，科学家大多都很肯定，倘若我们的祖先与猿类表亲真有任何差异，那也应该在双方的脑部，而并非在它们的脚上。因为根据理论推断，是大脑促成了双足步行，反过来讲并不成立。”[5]对此，勒儒瓦-古汉早有预见，《姿势与言语》写道：“这些两足动物直立行走，有标准长度的手臂，通过轻敲卵石薄片制造模型化工具。它们部分肉食。这些对人来说十分平常的描述与猴子无关，但既适用于尼安德特人，也适用于猿人（Pithecanthropus）[现称直立人]。唯一重要的差别是——程度而非本质差别，南方古猿的脑尺寸出奇得小”。（[6],p.64）在勒儒瓦-古汉看来，尽管脑容量很小，但直立行走并使用工具的南方古猿已经是人，所以“南方人”比“南方古猿”的称谓更显贴切。

　　 基于此，斯蒂格勒提出了一个重要论断：“人并非始于大脑，而始于脚。……大脑的发展某种程度上是次要标准3。”（[3],p.145）并非脑容量决定双足行走，而是双足行走促进脑容量。首先，南方古猿（东非人）化石的解剖学特征表明，它们拥有与人相似的髋骨、膝关节与足弓。（[7],pp.147-154）这意味着南方古猿是双足行走的，而非如猿那样四足爬行。在人类进化中，直立姿态具有重大意义，人之为人的“第一个而且最重要的标准是直立姿态”。（[6],p.18）其次，双足行走解放了双手，为人类制造和使用工具提供了条件，为技术开辟了可能性空间。“手的解放几乎必然蕴含着不同于猿的技术活动，手从行走中解放、较短的面部、没有獠牙，这一切促成了人工器官（artificial organs）即用具的使用”。（[6],p.19）再次，双足行走改变了面部的功能。“直立姿态确定了‘前部区域’两极之间的新关系：在运动中手的‘解放’也是面部从攫取功能中解放出来。”（[3],p.145）直立行走使得东非人的面部离开地面，不再从事攫取活动，从而为言语的发展开辟了可能性空间。最后，大脑不再是人之为人的首要标准。“我相信，大脑的发展某种程度上是次要标准，这是确凿无疑的。一旦人宣告完成，大脑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但从严格进化的意义上说，它无疑是直立姿态的相关项，并非如人们长久认为的那样是源初的”。（[6],p.19）斯蒂格勒的结论是，直立行走以及工具的使用促进了智人的进化。

四、技术助产术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