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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杜甫诗歌的接受史上,对其诗歌“难度”的指认由来已久,但相关研究和诠释尚不多见。事实上,杜诗之所以难读,盖因其诗中有“学”,诗中有“道”,诗中有“神”;这三点,恰好对应着杜甫作为学者、儒者、诗人这三种文化身份认同。学者杜甫虽不以经学立身,却有着深厚的经学修养;儒者杜甫的圣贤志向和醇儒抱负,成就了杜诗的思想深度和诗学高度;诗人杜甫则“经学与诗学并重”,通过“以《诗》入诗”“经史并用”“以道运诗”的诗学创造,开出了一个崭新的“诗世界”。杜甫的儒教信仰和儒道实践,是他的诗歌获得“神理”并被后人师法的关键;而杜诗的“经典化”之路,因为伴随着中唐儒学复兴和北宋理学奠基的全过程,故而比任何一位古代诗人都更具“经学化”的内涵和思想史的意义。
【关键词】杜甫;杜诗;经学;诗学;经典化
一、杜诗的“难度”
读杜甫的诗,对于任何时代的读者而言,都不啻为一个巨大挑战。王安石《杜工部诗后集序》云:“予考古之诗,尤爱杜甫氏作者,其词所从出,一莫知穷极,而病未能学也。……诗其难,惟有甫哉!”[1]这话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诗学问题,即杜诗的“难度”。
纵观文学发展史,越是伟大卓绝的诗人,越是存在这种阅读的“难度”。原因很简单,伟大诗人总是具有某种相对于其时代的超前性或者说先锋性。杜甫的诗文创作,因其苦心孤诣,超迈时流,也就有了某种“天下莫能容”“不容然后见君子”(《史记·孔子世家》)的孤绝气质。他的真正知音不可能出现在盛唐,甚至不在有唐一朝,这一点从“唐人选唐诗”中杜诗所处的地位便不难窥见[2]。连杜甫都曾自叹:“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南征》)[3]杜诗无论对其同时抑或后世读者而言,皆有相当的阅读和理解难度。甚至可以说,自有诗人以来,还没有谁把本来诉诸听觉的诗歌写得这么严谨而典雅、厚重而阔大、细腻而动人。杜诗中不是没有一目了然、脍炙人口的篇什,但作为整体的杜诗,确实有着索解不易的“难度”。历代注释杜诗者前赴后继,至有“千家注杜”之谓[4],原因恐怕正在于此。
杜诗的难度还体现在一个比较普遍的接受现象上。在著名的“李杜优劣”之辨中,杜甫似乎不像李白那么容易接近,尤其是青春少年,往往喜爱李白更甚于杜甫;而在中老年读者中,情况刚好相反,大多数人似乎喜爱杜甫更甚于李白。正如汪元量的诗:“少年读杜诗,颇嫌其枯槁。斯时熟读之,始知句句好。”(《湖山类稿》卷二)毋庸置疑,李白和杜甫堪称中国古典诗歌天空中璀璨无比的“双子星座”——“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韩愈《调张籍》)——他们同时出现在盛唐既是历史的慷慨馈赠,也是后世读者的莫大福音。李白天马行空,每能锦上添花;杜甫地负海涵,常可雪中送炭。但我越来越觉得,在这个波诡云谲、无明无常的“人间世”中,可以没有李白,却不能没有杜甫。朱东润先生就说:“杜甫所处的地位和他在诗篇里作出的反映,都比李白重要的多,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5]李白天才纵放,直可羽化登仙;杜甫厚德载物,始终是“悲惨世界”中托举着整个民族道德心灵于不坠的共工和夸父。这种读者接受心理的微妙变化,一方面是人生阅历和心智成长的必然过程,一方面也可见出相比李白,杜甫诗歌更具阅读和理解的“难度”,少不更事者实在难窥堂奥,欲从莫由。后来的“宗杜”者远远超过“宗李”者,绝不是通常所谓李诗难模仿、杜诗可师法这么简单,其中未尝不隐含着一种对于“难度”和“法度”的敬畏、企慕和膜拜。
为什么杜诗“难”读?一言以蔽之,盖因其诗中有“学”,诗中有“道”,诗中有“神”。在长达千余年的流传接受史上,杜诗的地位不断提升,经典化程度日益加强,可以说,杜诗早已不仅是“集部”的文本,而是一跨越并会通经、史、子三学的文化生命和艺术世界。宋人王禹偁所谓“子美集开诗世界”[6],也许只有在这一层面去理解才算允当。所以,如果没有在学识、阅历、思想诸方面下过“真积力久”的工夫,是很难进入杜甫所开拓的“诗世界”的。闻一多就曾感叹杜甫是一位“伟大得可疑”的天才,“你只顾呕尽心血来悬拟、揣测,总归是隔膜,那超人的灵府中的秘密,他的心情,他的思路,像宇宙的谜语一样,决不是寻常的脑筋所能猜透的。你只懂得你能懂的东西”[7]。质言之,如果我们人云亦云,仅把杜甫当作一位舞文弄墨、逞才炫技的诗人,那就永远不可能真正走近他,进而读懂他。
历史上不断有人强调这一点。如宋人张戒就说:“至于杜子美,……乃圣贤法言,非特诗人而已。”(《岁寒堂诗话》卷上)陆游亦云:“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咨嗟。”[8]孔平仲谓其“直侔造物并包体,不作诸家细碎诗”[9],无不欲把杜甫与一般诗人区别开来。《杜诗详注》的作者、清人仇兆鳌也说:“论他人诗,可较诸词句之工拙,独至杜诗,不当以词句求之。盖其为诗也,有诗之实焉,有诗之本焉。……故宋人之论诗者,称杜为诗史,谓得其诗可以论世知人也。明人之论诗者,推杜为诗圣,谓其立言忠厚,可以垂教万世也。”[10]可以说,以“诗史”“诗圣”论杜甫,正是因为杜诗具有“出入经史”“以文为诗”的跨文体特征与“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经典性价值。
然则,究竟是怎样一种渊源和禀赋,塑造了杜甫其人其诗?其家学家风对其人格与思想有何作用?既然杜甫“非特诗人而已”,那么“诗人”之外,杜甫还有哪些值得注意的人格特质、身份认同与生命定位?杜诗所呈现出的独特风貌与其经学修养、儒家情怀和诗学创造有着怎样的关系?……诸如此类的问题,对于我们进一步走进杜甫的心灵世界,了解其人格与文格之成因,其思想殊趣与诗歌创作之关系,无疑都是大有助益的。本文不拟、也无法面面俱到,只想就杜甫之“经学与诗学”这一论题展开讨论,具体说就是通过掘发其作为学者、儒者和诗人的多重文化身份,来剖析其诗歌如何因“难度”而形成“深度”,又如何因“温度”而成就“高度”的。
二、学者杜甫的经学修养
前文已说,杜诗之所以有“难度”,盖因其诗中有“学”、有“道”、且有“神”。这三点,恰好对应着杜甫作为学者、儒者、诗人的三种文化身份。
先看杜甫作为学者的判断是否成立。要回答此一问题,首先需辨明“学者”之义。今天的学者含义似乎已经专业化和社会化,但按照古典的标准,“学者”的含义应更宽泛,只要是读书人和有志求学问道者,皆可称为学者。杜甫所处的盛唐时代,科举仕进之路已经打开,尽管当时的科举主要有明经与诗赋(进士)二途,但总的来说,能考上科举的人无不有学缘师法,都可算是广义的“学者”。不过,如果杜甫仅是这一浅层意义上的“学者”,也就不足以为杜甫了。杜甫作为学者的独特性,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把握。
一是对传承家族文化和家学传统的强烈自豪感与使命感。杜甫出身于儒学世家,京兆杜氏历代簪缨,人才辈出。杜甫曾撰文追溯其家族世系:“吾祖也,吾知之。远自周室,迄于圣代,传之以仁义礼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11]此文是杜甫为其姑母杜氏所写,称其“既早习于家风,以阴教为己任,执妇道而纯一,与礼法而终始,可得闻也。……加以诗书润业,导诱为心,遏悔吝于未萌,验是非于往事,内则置诸子于无过之地,外则使他人见贤而思齐。”可见京兆杜氏秉承优良家风,诗礼传家,颇重德教,连女子都能得到“诗书润业”的熏陶,男子自不必说。又其《祭远祖当阳君文》云:“初陶唐氏,出自伊祁,圣人之后,世食旧德。降及武库,应乎虬精。恭闻渊深,罕得窥测,勇功是立,智名克彰。缮甲江陵,祲清东吴,邦于南土,建侯于荆。河水活活,造舟为梁。洪涛奔汜,未始腾毒。《春秋》主解,稿隶躬亲。呜呼笔迹,流宕何人。……”[12]这里的“远祖当阳君”,正是杜甫的第十三代祖、西晋著名政治家和经学家杜预,其所撰《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至今仍是最权威的春秋经解著作。杜甫虽非志在经学,但“春秋学”应是其家学的重要内容,故其诗中经常征引、化用《春秋》事典自然也就顺理成章了。
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与李峤、崔融、苏味道并称“文章四友”,系近体五律的奠基者之一。杜甫曾言:“亡祖故尚书膳部员外郎先臣审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故天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13];《新唐书》本传则作“迨审言以文章显中宗时。臣赖绪业,自七岁属辞,且四十年”云云;在《赠蜀僧闾丘师兄》一诗中,又有“吾祖诗冠古”之句,足见其颇以祖父的诗学成就为傲。因为有杜审言榜样在前,杜甫很早就确立了自己的诗学宗旨,并骄傲地宣称:“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宗武生日》)大有当仁不让、舍我其谁之概。可以说,继承家族的学术传统,绍述祖先以“经学和诗学”立身扬名的伟大志业,正是杜甫终生一以贯之的文化理想与人生抱负。
二是纯良的家风家学熏陶和深厚的经学诗学修养。杜甫自幼好学,饱读经书,有着得天独厚的学术修养和诗文训练,其诗文的格局和气象可一言以蔽之,即“经学和诗学并重”。他在《进封西岳赋表》中说:“臣本杜陵诸生,年过四十,经术浅陋,进无补于明时,退尝困于衣食,盖长安一匹夫耳。……岂意头白之后,竟以短篇只字,遂曾闻徹宸极,一动人主,是臣无负于少小多病,贫穷好学者已。”[14]这里的“经术浅陋”当属谦辞,而“贫穷好学”倒是实情。其《壮游》诗云:“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观其所写文赋,广引六经,出入史乘,驾轻就熟,顺手拈来,足可见其“才富学博”[15],非同凡响。又如其《进三大礼赋》(即《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有事于南郊赋》),洋洋洒洒近万言,尤见其文采、襟怀及学力。尽管杜甫并不以经学为志业,但其经学修养绝非一般文士诗人之可比,谓其“经明行修”“通经致用”,庶几恰如其分。在《进雕赋表》中,杜甫说自己“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馀篇……则臣之述作,虽不能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扬雄、枚皋之徒,庶可企及也”[16]。从其将“诗笔”与“六经”并言就可窥见,杜甫贯穿一生的诗歌事业,实埋藏着一个推明六经、再造经典的伟大抱负。再看他的《又示宗武》诗:
觅句新知律,摊书解满床。试吟青玉案,莫羡紫罗囊。假日从时饮,明年共我长。应须饱经术,已似爱文章。十五男儿志,三千弟子行。曾参与游夏,达者得升堂。
此诗虽是写给儿子的,亦可见杜甫早年的影子。其中“经术”与“文章”对举,再次表明杜甫的“诗学”始终与“经学”并行不悖,如影随形。“应须饱经术,已似爱文章”一联,甚至隐含着“经术”乃“文章”之基础的意思——这几乎可谓杜甫诗学的“修养工夫论”。
和今天一些只读诗、不读书、更不读经的新潮诗人迥异,杜甫终生都在经典的阅读熏习中滋养自己的诗歌生命。他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既是诗歌创作论,也是其读书境界的写真。苏轼对此颇有会心,曾说:“读破万卷诗愈美。”[17]黄庭坚也说:“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18]这里的“无一字无来处”,“后人读书少”,正是杜甫读书广博、学养深厚的最佳证明。清人黄生云:“杜诗所以集大成者,以其上自《骚》《雅》,下迄齐梁,无不咀其英华,探其根本。加以五经三史,博综贯穿,如五都列肆,百货无所不陈,如大将用兵,所向无不如意。”又说:“杜公近体分二种,有极意经营者,有不烦绳削者。极意经营,则自破万卷中来;不烦绳削,斯真下笔如有神助矣。”[19]沈德潜也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始有第一等真诗。”[20]皆是强调诗才与学养之关系。
三是对“人情物理”的深思密察与开疆拓土的宏大格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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