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杜甫诗歌的接受史上，对其诗歌“难度”的指认由来已久，但相关研究和诠释尚不多见。事实上，杜诗之所以难读，盖因其诗中有“学”，诗中有“道”，诗中有“神”；这三点，恰好对应着杜甫作为学者、儒者、诗人这三种文化身份认同。学者杜甫虽不以经学立身，却有着深厚的经学修养；儒者杜甫的圣贤志向和醇儒抱负，成就了杜诗的思想深度和诗学高度；诗人杜甫则“经学与诗学并重”，通过“以《诗》入诗”“经史并用”“以道运诗”的诗学创造，开出了一个崭新的“诗世界”。杜甫的儒教信仰和儒道实践，是他的诗歌获得“神理”并被后人师法的关键；而杜诗的“经典化”之路，因为伴随着中唐儒学复兴和北宋理学奠基的全过程，故而比任何一位古代诗人都更具“经学化”的内涵和思想史的意义。

　　 【关键词】杜甫；杜诗；经学；诗学；经典化

　　 一、杜诗的“难度”

　　 读杜甫的诗，对于任何时代的读者而言，都不啻为一个巨大挑战。王安石《杜工部诗后集序》云：“予考古之诗，尤爱杜甫氏作者，其词所从出，一莫知穷极，而病未能学也。……诗其难，惟有甫哉！”[1]这话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诗学问题，即杜诗的“难度”。

　　 纵观文学发展史，越是伟大卓绝的诗人，越是存在这种阅读的“难度”。原因很简单，伟大诗人总是具有某种相对于其时代的超前性或者说先锋性。杜甫的诗文创作，因其苦心孤诣，超迈时流，也就有了某种“天下莫能容”“不容然后见君子”（《史记·孔子世家》）的孤绝气质。他的真正知音不可能出现在盛唐，甚至不在有唐一朝，这一点从“唐人选唐诗”中杜诗所处的地位便不难窥见[2]。连杜甫都曾自叹：“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南征》）[3]杜诗无论对其同时抑或后世读者而言，皆有相当的阅读和理解难度。甚至可以说，自有诗人以来，还没有谁把本来诉诸听觉的诗歌写得这么严谨而典雅、厚重而阔大、细腻而动人。杜诗中不是没有一目了然、脍炙人口的篇什，但作为整体的杜诗，确实有着索解不易的“难度”。历代注释杜诗者前赴后继，至有“千家注杜”之谓[4]，原因恐怕正在于此。

　　 杜诗的难度还体现在一个比较普遍的接受现象上。在著名的“李杜优劣”之辨中，杜甫似乎不像李白那么容易接近，尤其是青春少年，往往喜爱李白更甚于杜甫；而在中老年读者中，情况刚好相反，大多数人似乎喜爱杜甫更甚于李白。正如汪元量的诗：“少年读杜诗，颇嫌其枯槁。斯时熟读之，始知句句好。”（《湖山类稿》卷二）毋庸置疑，李白和杜甫堪称中国古典诗歌天空中璀璨无比的“双子星座”——“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韩愈《调张籍》）——他们同时出现在盛唐既是历史的慷慨馈赠，也是后世读者的莫大福音。李白天马行空，每能锦上添花；杜甫地负海涵，常可雪中送炭。但我越来越觉得，在这个波诡云谲、无明无常的“人间世”中，可以没有李白，却不能没有杜甫。朱东润先生就说：“杜甫所处的地位和他在诗篇里作出的反映，都比李白重要的多，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5]李白天才纵放，直可羽化登仙；杜甫厚德载物，始终是“悲惨世界”中托举着整个民族道德心灵于不坠的共工和夸父。这种读者接受心理的微妙变化，一方面是人生阅历和心智成长的必然过程，一方面也可见出相比李白，杜甫诗歌更具阅读和理解的“难度”，少不更事者实在难窥堂奥，欲从莫由。后来的“宗杜”者远远超过“宗李”者，绝不是通常所谓李诗难模仿、杜诗可师法这么简单，其中未尝不隐含着一种对于“难度”和“法度”的敬畏、企慕和膜拜。

　　 为什么杜诗“难”读？一言以蔽之，盖因其诗中有“学”，诗中有“道”，诗中有“神”。在长达千余年的流传接受史上，杜诗的地位不断提升，经典化程度日益加强，可以说，杜诗早已不仅是“集部”的文本，而是一跨越并会通经、史、子三学的文化生命和艺术世界。宋人王禹偁所谓“子美集开诗世界”[6]，也许只有在这一层面去理解才算允当。所以，如果没有在学识、阅历、思想诸方面下过“真积力久”的工夫，是很难进入杜甫所开拓的“诗世界”的。闻一多就曾感叹杜甫是一位“伟大得可疑”的天才，“你只顾呕尽心血来悬拟、揣测，总归是隔膜，那超人的灵府中的秘密，他的心情，他的思路，像宇宙的谜语一样，决不是寻常的脑筋所能猜透的。你只懂得你能懂的东西”[7]。质言之，如果我们人云亦云，仅把杜甫当作一位舞文弄墨、逞才炫技的诗人，那就永远不可能真正走近他，进而读懂他。

　　 历史上不断有人强调这一点。如宋人张戒就说：“至于杜子美，……乃圣贤法言，非特诗人而已。”（《岁寒堂诗话》卷上）陆游亦云：“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咨嗟。”[8]孔平仲谓其“直侔造物并包体，不作诸家细碎诗”[9]，无不欲把杜甫与一般诗人区别开来。《杜诗详注》的作者、清人仇兆鳌也说：“论他人诗，可较诸词句之工拙，独至杜诗，不当以词句求之。盖其为诗也，有诗之实焉，有诗之本焉。……故宋人之论诗者，称杜为诗史，谓得其诗可以论世知人也。明人之论诗者，推杜为诗圣，谓其立言忠厚，可以垂教万世也。”[10]可以说，以“诗史”“诗圣”论杜甫，正是因为杜诗具有“出入经史”“以文为诗”的跨文体特征与“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经典性价值。

　　 然则，究竟是怎样一种渊源和禀赋，塑造了杜甫其人其诗？其家学家风对其人格与思想有何作用？既然杜甫“非特诗人而已”，那么“诗人”之外，杜甫还有哪些值得注意的人格特质、身份认同与生命定位？杜诗所呈现出的独特风貌与其经学修养、儒家情怀和诗学创造有着怎样的关系？……诸如此类的问题，对于我们进一步走进杜甫的心灵世界，了解其人格与文格之成因，其思想殊趣与诗歌创作之关系，无疑都是大有助益的。本文不拟、也无法面面俱到，只想就杜甫之“经学与诗学”这一论题展开讨论，具体说就是通过掘发其作为学者、儒者和诗人的多重文化身份，来剖析其诗歌如何因“难度”而形成“深度”，又如何因“温度”而成就“高度”的。

　　 二、学者杜甫的经学修养

　　 前文已说，杜诗之所以有“难度”，盖因其诗中有“学”、有“道”、且有“神”。这三点，恰好对应着杜甫作为学者、儒者、诗人的三种文化身份。

　　 先看杜甫作为学者的判断是否成立。要回答此一问题，首先需辨明“学者”之义。今天的学者含义似乎已经专业化和社会化，但按照古典的标准，“学者”的含义应更宽泛，只要是读书人和有志求学问道者，皆可称为学者。杜甫所处的盛唐时代，科举仕进之路已经打开，尽管当时的科举主要有明经与诗赋（进士）二途，但总的来说，能考上科举的人无不有学缘师法，都可算是广义的“学者”。不过，如果杜甫仅是这一浅层意义上的“学者”，也就不足以为杜甫了。杜甫作为学者的独特性，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把握。

　　 一是对传承家族文化和家学传统的强烈自豪感与使命感。杜甫出身于儒学世家，京兆杜氏历代簪缨，人才辈出。杜甫曾撰文追溯其家族世系：“吾祖也，吾知之。远自周室，迄于圣代，传之以仁义礼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11]此文是杜甫为其姑母杜氏所写，称其“既早习于家风，以阴教为己任，执妇道而纯一，与礼法而终始，可得闻也。……加以诗书润业，导诱为心，遏悔吝于未萌，验是非于往事，内则置诸子于无过之地，外则使他人见贤而思齐。”可见京兆杜氏秉承优良家风，诗礼传家，颇重德教，连女子都能得到“诗书润业”的熏陶，男子自不必说。又其《祭远祖当阳君文》云：“初陶唐氏，出自伊祁，圣人之后，世食旧德。降及武库，应乎虬精。恭闻渊深，罕得窥测，勇功是立，智名克彰。缮甲江陵，祲清东吴，邦于南土，建侯于荆。河水活活，造舟为梁。洪涛奔汜，未始腾毒。《春秋》主解，稿隶躬亲。呜呼笔迹，流宕何人。……”[12]这里的“远祖当阳君”，正是杜甫的第十三代祖、西晋著名政治家和经学家杜预，其所撰《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至今仍是最权威的春秋经解著作。杜甫虽非志在经学，但“春秋学”应是其家学的重要内容，故其诗中经常征引、化用《春秋》事典自然也就顺理成章了。

　　 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与李峤、崔融、苏味道并称“文章四友”，系近体五律的奠基者之一。杜甫曾言：“亡祖故尚书膳部员外郎先臣审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故天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13]；《新唐书》本传则作“迨审言以文章显中宗时。臣赖绪业，自七岁属辞，且四十年”云云；在《赠蜀僧闾丘师兄》一诗中，又有“吾祖诗冠古”之句，足见其颇以祖父的诗学成就为傲。因为有杜审言榜样在前，杜甫很早就确立了自己的诗学宗旨，并骄傲地宣称：“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宗武生日》）大有当仁不让、舍我其谁之概。可以说，继承家族的学术传统，绍述祖先以“经学和诗学”立身扬名的伟大志业，正是杜甫终生一以贯之的文化理想与人生抱负。

　　 二是纯良的家风家学熏陶和深厚的经学诗学修养。杜甫自幼好学，饱读经书，有着得天独厚的学术修养和诗文训练，其诗文的格局和气象可一言以蔽之，即“经学和诗学并重”。他在《进封西岳赋表》中说：“臣本杜陵诸生，年过四十，经术浅陋，进无补于明时，退尝困于衣食，盖长安一匹夫耳。……岂意头白之后，竟以短篇只字，遂曾闻徹宸极，一动人主，是臣无负于少小多病，贫穷好学者已。”[14]这里的“经术浅陋”当属谦辞，而“贫穷好学”倒是实情。其《壮游》诗云：“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观其所写文赋，广引六经，出入史乘，驾轻就熟，顺手拈来，足可见其“才富学博”[15]，非同凡响。又如其《进三大礼赋》（即《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有事于南郊赋》），洋洋洒洒近万言，尤见其文采、襟怀及学力。尽管杜甫并不以经学为志业，但其经学修养绝非一般文士诗人之可比，谓其“经明行修”“通经致用”，庶几恰如其分。在《进雕赋表》中，杜甫说自己“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馀篇……则臣之述作，虽不能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扬雄、枚皋之徒，庶可企及也”[16]。从其将“诗笔”与“六经”并言就可窥见，杜甫贯穿一生的诗歌事业，实埋藏着一个推明六经、再造经典的伟大抱负。再看他的《又示宗武》诗：

　　 觅句新知律，摊书解满床。试吟青玉案，莫羡紫罗囊。假日从时饮，明年共我长。应须饱经术，已似爱文章。十五男儿志，三千弟子行。曾参与游夏，达者得升堂。

　　 此诗虽是写给儿子的，亦可见杜甫早年的影子。其中“经术”与“文章”对举，再次表明杜甫的“诗学”始终与“经学”并行不悖，如影随形。“应须饱经术，已似爱文章”一联，甚至隐含着“经术”乃“文章”之基础的意思——这几乎可谓杜甫诗学的“修养工夫论”。

　　 和今天一些只读诗、不读书、更不读经的新潮诗人迥异，杜甫终生都在经典的阅读熏习中滋养自己的诗歌生命。他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既是诗歌创作论，也是其读书境界的写真。苏轼对此颇有会心，曾说：“读破万卷诗愈美。”[17]黄庭坚也说：“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18]这里的“无一字无来处”，“后人读书少”，正是杜甫读书广博、学养深厚的最佳证明。清人黄生云：“杜诗所以集大成者，以其上自《骚》《雅》，下迄齐梁，无不咀其英华，探其根本。加以五经三史，博综贯穿，如五都列肆，百货无所不陈，如大将用兵，所向无不如意。”又说：“杜公近体分二种，有极意经营者，有不烦绳削者。极意经营，则自破万卷中来；不烦绳削，斯真下笔如有神助矣。”[19]沈德潜也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始有第一等真诗。”[20]皆是强调诗才与学养之关系。

三是对“人情物理”的深思密察与开疆拓土的宏大格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