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星:曾子学派的孝本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59 次 更新时间:2023-01-26 2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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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星 (进入专栏)  


摘要:曾子学派在孔子仁本体基础上,直承有子“孝悌为仁之本”,对孝道伦理从哲学本体论高度系统深入阐释,把孝发展为一切道德行为的根本,成为其思想的主体内容,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结构。孝为至德要道,诸德之本;孝为修身之本,落实在立身行道和心性修养;孝为教化之本,德教施与百姓,范型天下;孝为治理之本,移孝为忠,孝治天下。以此,曾子学派构建起以孝为道德之本为体,以孝为修身之本、教化之本、治理之本为用,体用不二,互为涵摄,不可相离的“孝本论”体系。它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孟子、宋明理学都有重要影响,在儒家道统和学统传承中处于承前启后的地位,对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影响既远且大。尽管在历史上孝本论发生异化,产生了消极作用,但在今天其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曾子学派;孝本论;道德;修身;教化;治理;影响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0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委托项目“儒家思想的当代诠释”(20JZDW010)阶段性成果。


一、曾子学派与孝本论

曾子学派是先秦儒家分派之一。《韩非子·显学》曰:“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其中子思之儒、孟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就出自曾子门下。《孟子·离娄下》说:“曾子居武城……从先生者七十人。”曾子设教武城,有七十多人追随其后,培养出子思、乐正子春、单居离、公明仪、公明高等著名弟子,发展了孔子关于孝道的思想,形成了有影响力的学派。《汉书·艺文志》有《曾子》十八篇,书已佚。《大戴礼记》中有《曾子立事》《曾子本孝》《曾子立孝》《曾子大孝》《曾子事父母》《曾子制言》(上、中、下)《曾子疾病》《曾子天圆》十篇都冠有曾子的名字,被认为出自《曾子》一书。《大学》《孝经》也出自该派学人之手。

孔子“集”上古以来中国文化之“大成”,构建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其主体思想可以说是“仁本论”。曾子在孔子仁本论的基础上,继承孔子孝道思想,以及有子的“孝悌为仁之本”,对孝道伦理从哲学本体论高度进行系统深入的阐释论述,把孝发展成为一切道德行为的根本和核心,形成了孝本论,创立了儒家的孝道派,使孝成为儒家乃至中国文化的基石。《大戴礼记·曾子大孝》云:“夫孝者,天下之大经也。夫孝,置之而塞于天地,衡之而衡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孝是天底下的至高无上的常道常法。从空间上把它立置便顶天立地,把它横放便涵盖四海;从时间上把它延续到后世便一直存在。孝是超越时空、普遍适用、无所不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礼记·祭义》引孔子说:“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曾子尊崇孔子的教诲,提出“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这就把违背树木鸟兽鱼虫生长规律、肆意而行视为忤逆不孝。这样,曾子把孝从对父母的家庭伦理,推衍到对君主、朋友的社会伦理,又从社会伦理推衍到禽兽、草木的生态伦理,使孝成为衡量个人行为、社会关系乃至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准则,成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终极法则,使孝在其思想体系中具有本体地位,可称为“孝本论”。胡适指出,儒家有两个大观念:一个是“孝”,一个是“礼”,“这两个问题,孔子生时都不曾说得周密。到了曾子一般人手里,方才说得面面都到。从此以后,这两个字便渐渐成了中国社会的两大势力……孔子何尝不说孝道,但总不如曾子说得透彻圆满……孔子的人生哲学,虽是伦理的,虽注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却不曾用‘孝’字去包括一切伦理。到了他的门弟子,以为人伦之中独有父子一伦最为亲切,所以便把这一伦提出来格外注意,格外用功……便把一切伦理都包括在‘孝’字之内。”肖群忠认为这是对孝的“泛化”。

《孝经》为曾子学派的代表作,集中阐发了“孝本论”。《孝经·三才章》“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把孝提高到天经地义的高度,认为孝是人最根本、最重要的品行,就是在告诉人们孝道是人之为人必须遵循和践行的道理和律则。唐君毅指出:“此孝被定为一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而有一天地或宇宙的意义,及为人一切德行与文教政治之本,则盖始于《孝经》。此书自汉而后,渐渐被尊崇,影响及于汉人之倡孝悌力田之政,后渐定为十三经之一,而后世中国人之一切德行,莫不以孝为本。其对中国社会文化政治之影响,至深且巨,而不可不一论也。”因此,《孝经》为历代儒者所重视,获得不断诠释和发展。

二、孝为道德之本

在儒家仁、义、礼、智、信、忠、敬、勇、恭、宽、惠、敏、温、良、恭、俭、让等众多的德目之中,曾子学派以孝作为一切道德的根本和基础,以孝统摄其他德目。孝行是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尊贵于万物的道德行为,孝是诸德之本,百行之首。《大戴礼记·曾子大孝》云:“夫仁者,仁此者也;义者,宣此者也;忠者,中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礼者,体此者也;行者,行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这里仁、义、忠、信、礼、强与孝不是平行概念,而是源流本末关系,是孝向人生不同方面的拓展,都是孝的不同体现,于是以孝为中心,将诸德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孝”统摄诸德。在这里,孝是人的一切道德实践的根源、动力和目标,奉行孝道是实践各种美德的起点,是对各种美德发扬光大的过程,可以说,实践了孝道就兼修了各种美德。

《孝经·开宗明义章》就指出“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把孝看成先代圣帝明王传下来的最高尚的德行和最重要的道理,是一切道德的根本。项霦《孝经述注》注释本章云:“道德名二而理一,圣人因人心本然自有之德性道理,以顺天下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上下,和睦无怨,皆由孝道始。”他认为道与德名为二而理实一,是人心本然自有的德性道理。以道德理顺人伦,和睦无怨,就要由孝道开始。本章又说:“孝,德之本也”,唐玄宗《御注》云:“人之行莫大于孝,故为德本。”在人的道德行为中没有超过孝的,所以孝为德本。

《孝经·圣治章》把孝看成圣人最高的德行:“曾子曰:‘敢问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夫圣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圣人的最高德行是孝。人在天地之间最为尊贵,故要效法天地之道,而圣人是通天地人的出类拔萃之人。人的行为中最大的是孝行,而在行孝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尊敬严父,而尊敬严父莫过于以父配天举行祭祀活动。这当然不是普通百姓的事情,是圣王才能做到的。以周公为例,周公能令后稷配天、文王配上帝,因而四海的诸侯前来助祭,这是无以复加的孝,也是圣人之德的最高表现。

《孔子家语·弟子行》说:“满而不盈,实而如虚,过之如不及,先王难之;博无不学,其貌恭,其德敦;其言于人也,无所不信;其骄大人也,常以浩浩。是以眉寿,是曾参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孔子从曾子的孝行中概括出孝悌为道德的本源和次序。

“孝为德本”还见于《南齐书·文惠太子传》。南齐皇太子萧长懋喜好《孝经》,甚有研究。有一次,临川王萧映问萧长懋说:“孝为德本,常是所疑。德施万善,孝由天性,自然之理,岂因积习?”萧长懋说:“不因积习而至,所以可为德本。”萧映说:“率由斯至,不俟明德,大孝荣亲,众德光备,以此而言,岂得为本?”萧长懋指出孝是道德的根本,因为孝出自人的天性,合乎自然之道,是众德之源,故为德本。

在儒家诸德中,仁与孝的关系特别重要,孔子儒家的主体思想是“仁本论”,而曾子学派以孝为仁之本,当源于有子。《论语·学而》载有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何晏《论语集解》注曰:“本,基也。基立而后可大成。先能事父兄,然后仁道可大成。”皇侃《论语义疏》解释得较详细:“本,谓孝悌也。”“若其本成立,则诸行之道,悉滋生也。以孝为基,故诸众得悉为广大也。”“此更以孝悌解本,以仁释道也。言孝是仁之本,若以孝为本,则仁乃生也。仁是五德之初,举仁则余从可知也。”孝悌为做人之本,是实践仁道的基础,也是包括仁在内的诸德之本。通过孝悌实践,仁道才能实现。

因为孝为德之本,所以百善孝为先,在人的所有道德行为中,孝行是最重要、最根本也是最优先的。

三、孝为修身之本

曾子继承孔子“修己”之学,提出“修身为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把修身看成所有人做人的根本,而孝又是修身之本。《中庸》云:“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要成为君子必须要修身,而修身的过程和结果都与孝道有关,行孝是修身的基本内容。《孝经·感应章》载:“宗庙致敬,不忘亲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在宗庙里祭祀表达恭敬之心,是表示不忘自己的亲人。修养身心,谨慎行事,是因为恐怕因自己的过失而使先人蒙受羞辱。《韩非子·六反》谓“上治懦而行修者,曾、史也”,曾子在行孝过程中克服了自己性格的弱点,以孝为修身之本。清代阮元也说:“曾子修身慎行,忠实不欺,而大端本乎孝。”曾子一生以孝为本,修身践行,形成其性格特点和思想特色,为构建“孝本论”奠定了基础。

曾子学派的修身首先落实在“立身”。《孝经》提出的“立身”,大致有三重含义:一是爱身,爱护自己的身体,身体发肤,不敢毁伤;二是全身,身体是父母的遗体,要保全自己的身体;三是成身,立足社会,建功立业,扬名后世,以显父母。修身与立身是因果关系,通过修身,才能立身。修身是立身的前提,立身是修身的结果。《孔子家语·六本》载:“孔子曰:‘行己有六本焉,然后为君子也。立身有义矣,而孝为本。’”立身行事有六个根本,然后才能成为君子。而其中立身有仁义,孝就是根本。曾子学派将孝推衍到人生的诸多领域,《大戴礼记·曾子大孝》云:“故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孝子在各方面都严格要求自己,居处庄、事君忠、莅官敬、朋友信、战阵勇,这些事项包括了一个人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都是孝的具体呈现,可见孝是人生修养的根本。正因为如此,孝成为一个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动力,贯穿一生。

“爱身”是孝道的开始。《孝经·开宗明义章》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论语·泰伯篇》载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这里曾子既是对自然生命的爱护,也包含了对生命价值的尊重与道德实践的尊崇。《礼记·祭义》也载曾子说:“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大戴礼记·曾子大孝》还引曾子说:“身者,亲之遗体也。行亲之遗体,敢不敬乎?”我们的身体是父母所给,是父母遗留给我们的遗产,珍惜爱护、保全好我们的身体就是在行孝。

“全身”是孝道的要求。《礼记·祭义》通过乐正子春之口引曾子讲“全身”:“天之所生,地之所养,无人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不辱其身,可谓全矣。故君子顷步而弗敢忘孝也。”乐正子春自己也认识到:“壹举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举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径,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遗体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不辱其身,不羞其亲,可谓孝矣!”曾子的意思是,人的生命广义地讲是天生地养,而具体讲实是父母生育的,所以孝子保全自己的身体才称得上孝。不损害身体,不辱没身体,就叫保全身体。乐正子春进一步发挥说,人时时刻刻、一言一行都应想到父母,不屈辱自身,不羞辱双亲,才称得上孝。这就把保全身体作为一种孝行和美德,如果损伤了身体,就是对父母的不孝。《吕氏春秋·孝行览》也引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杀。父母置之,子弗敢废。父母全之,子弗敢阙。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径,能全支体,以守宗庙,可谓孝矣。”我们的身体是父母所生,父母完全给予了我们生命,我们就要完全地回归天地,让父母的这部分遗产得以保全,这就叫孝。因此,孝子要避免自然灾害和社会危害,以保全自己的身体,“孝子不登高,不履危,痺亦弗凭,不苟笑,不苟訾,隐不命,临不指,故不在尤之中也……孝子之事亲也,居易以俟命,不兴险行以徼幸。孝子游之,暴人违之。出门而使,不以或为父母忧也。险涂隘巷,不求先焉,以爱其身,以不敢忘其亲也”(《大戴礼记·曾子本孝》)。不去危险的地方,不玩危险的游戏,不使身体缺损,不让身体受辱,这就叫全。

“成身”是孝道的完成。《孝经·开宗明义章》云:“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把孝与人一生的行为连在一起,由事亲开始,通过事君,扬名声,显父母,人生才算完成,孝道也完成了。《大学》说“事有终始”,行孝也要有始有终,善始善终。《礼记·祭义》亦云:“父母既没,慎行其身,不遗父母恶名,可谓能终矣。”即使父母去世以后,还能够谨慎地修养自身,不给父母留下坏名声,这才叫终身行孝。《说苑·敬慎》载曾子曰:“官怠于宦成,病加于少愈,祸生于懈惰,孝衰于妻子;察此四者,慎终如始。《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行孝要善始善终,中间不能受其他影响而有衰歇。所以孝道既是孝敬父母,更是成就自己。

曾子学派的修身其次落实在修心。曾子认为,实行孝道的情感基础存在于所有人的心灵当中,都有发出血缘亲情的可能,只是表达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而已。《大戴礼记·曾子立孝》说:“礼以将其力,敬以入其忠,饮食移味,居处温愉,著心于此,济其志也。”曾子把行孝与修身结合起来,当作不断自我反省的精神修炼过程,开拓了“内省”“诚意”和“慎独”等心性修养途径。

“内省”就是通过反省自我审视省察。《论语·学而》载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每天多次反省自己的言行,就能够发现自己的不足和过错,并及时加以改正,这是一种“反求诸己”的修养方式。《荀子·法行》载曾子曰:“无内人之疏而外人之亲,无身不善而怨人,无刑己至而呼天。内人之疏而外人之亲,不亦远乎!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刑己至而呼天,不亦晚乎!”本篇又载曾子曰:“同游而不见爱者,吾必不仁也;交而不见敬者,吾必不长也;临财而不见信者,吾必不信也。三者在身,曷怨人?怨人者穷,怨天者无识。失之己而反诸人,岂不亦迂哉!”能够做到“反求诸己”,发现自己的不足,就不会怨天尤人乃至愤世嫉俗而走上违法犯罪之路。

曾子在内省的基础上提出“诚意”“慎独”。《大学》云:“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诚其意”即保持意志、意念的诚敬,不自欺欺人,就像厌恶污秽的气味,要像喜爱美丽的女人,喜欢就是喜欢,厌恶就是厌恶,不要欺骗自己,追求自我的快意满足,这样就做到了慎独。而小人在私下里无恶不作,一见到君子便想掩盖自己的恶行而表现出善良,其实是枉费心机。君子修身要内外一致,外面有监督和审判,所以要诚其意,内外一致。“诚意”和“慎独”密切联系,“慎独”是“诚意”的功夫,通过“慎独”才能实现“诚意”。《大戴礼记·曾子立事》载:“昔者天子日旦思其四海之内,战战惟恐不能乂;诸侯日旦思其四封之内,战战惟恐失损之;大夫士日旦思其官,战战惟恐不能胜;庶人日旦思其事,战战惟恐刑罚之至也。是故临事而栗者,鲜不济矣。”“慎独”工夫由内而外,即孔子说的“临事而惧”(《论语·述而》),遇事谨慎戒惧,从天子到庶人无论地位高低、权势大小,做事都要保持一种战战兢兢、唯恐有失的心态,才能功成名就、人生圆满。曾子学派修身的“内省”“诚意”和“慎独”的心性修养,是与孝行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对父母的孝要发自内心的真诚,要通过不断的自我反省,做得更好。正如朱熹所说:“曾子工夫已到,如事亲从兄,如忠信讲习,千条万绪,一身亲历之。圣人一点他便醒,元来只从一个心中流出来。”

可见,曾子发展了孔子的“修己”之说,其修身包含身和心,可以说是身心双修,合内外之道,以孝为枢纽,把修养论和工夫论结合起来,以构建其思想体系,成就其圣贤人格。

四、孝为教化之本

曾子把孝看成是进行社会教化的重要途径。《礼记·祭义》载曾子云:“众之本教曰孝”,孔颖达疏:“言孝为众行之根本,以此根本而教于下,名之曰孝。”即是说孝是人们所有行为的根本,以这一根本教化人们,就称为孝。《大戴礼记·曾子大孝》“民之本教曰孝”也是此意。《论语·学而》载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通过丧祭之礼潜移默化地教化,民德民风就会归于纯厚朴素。《荀子·大略》载曾子曰:“孝子言为可闻,行为可见。言为可闻,所以说远也;行为可见,所以说近也。近者说则亲,远者说则附,亲近而附远,孝子之道也。”孝子奉行孝道的言行传扬开来,能使远近悦服,进而亲近附远。

曾子学派以孝为教化之本源,重视发挥孝作为“至德要道”的“德教”功能。《孝经·开宗明义章》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是道德的根本,一切教化都源于孝道,揭示和奠定了孝在古代道德教化中的地位。《孝经·圣治章》载:“圣人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圣人能够用孝道的爱敬之义成就“德教”,推行政令。项霦《孝经述注》云:“五常之中,仁为心德总要,而主慈爱。爱莫大于爱亲,故孝为德性之根本。至于立政教以化治天下,皆由教道出。然‘德教’二字,虽总括一书之纲领,而其节目非一言可尽。”在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中,仁统摄其他四德。但仁又发端于孝,故孝为德性之本,由此确立政教就能化成天下。所以,“德教”就是《孝经》一书的纲领。“德教”又见于《孝经·天子章》:“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以爱敬事奉双亲,以德教施予百姓,范型天下,也会成为慕化四夷的法则。

《孝经》的《广要道章》和《广至德章》是对首章“至德要道”的进一步阐述,强调孝的道德教化功能。《广要道章》云:“教民亲爱,莫善于孝。”从血缘亲情开始推行教化最容易让世人接受,培养民众懂得亲情之爱,进而互相亲爱,孝是最好的办法。《广至德章》云:“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见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君子如何教以孝?不是要一家一户地走到,天天见面教人行孝,而是以身作则行孝道,为天下做表率,就能使天下为人子、人臣者知道孝悌父兄、尊敬君王。由家庭的孝悌扩充到普天之下,使天下人子皆知敬其父,人弟皆知敬其兄,臣子皆知敬其君,皆可以归结到一个“敬”字。

《孝经·圣治章》揭示了以孝教人的人性基础:“故亲生之膝下,以养父母日严。圣人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圣人之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其所因者本也。”父母生养儿女,儿女感恩孝敬父母,是发自内心的天然亲情。古代圣人都知道循着人的天性来教化,根据父母的尊严来教儿女学会敬父,根据父母与儿女那种亲情来教儿女学会爱父母。圣人的教化之所以不必严厉推行就可以成功,圣人对国家的管理不必施以严刑峻法就可以治理好,是因为他们因循了孝是人自然天性的这一根本。

曾子学派的孝为教化之本在顺应天性人情的基础上推行教化,合乎人性,其过程温和平顺,其效果更为理想,这就突破了儒家以礼乐为主的教化传统,发展了孔子的德教思想,丰富了儒家的教化理论和实践。

五、孝为治理之本

《孝经·孝治章》明确提出明王、诸侯、卿大夫如何以孝治天下:“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遗小国之臣,而况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治国者,不敢侮于鳏寡,而况于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欢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于臣妾,而况于妻子乎?故得人之欢心,以事其亲。夫然,故生则亲安之,祭则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孝治属于以德治国。按照本章意思,圣明的君王以孝治天下,要做到小国之臣不敢遗忘;诸侯以孝治国要做到鳏寡孤独不敢欺侮;卿大夫以孝治家要做到臣妾不敢失礼。这样就能赢得人人的欢心,家庭和睦,国家和谐,天下大治。可见,治家、治国、治天下都离不开孝,要靠行孝来实现,这就是孝治的精义。

“孝治”属于德治,而对不孝之罪施以刑罚,维护以孝为本的道德规范,是保证孝治落到实处的应有手段,属于“法治”。德法结合,以德治为主,辅之以法治,是儒家治道的基本思路。《孝经·五刑章》载:“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无上,非圣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上古以来的罪罚很多,而其中没有比不孝的罪过更大的了。要挟君王的人,目无君上;非难圣人的人,目无法纪;反对孝行的人,目无父母。这三种人的行径,是天下大乱的根源所在,圣人制定刑法就是为了惩治他们,防止天下大乱。曾子学派把不孝看成是天下大乱的根源,是因为孝是一切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的基础,而不孝会威胁到这一基础,是所有犯罪条目中最严重的一条,应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曾子学派把孝看成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吕氏春秋·孝行览》当为曾子学派学者所作,一开始就说:“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植之谓,务其人也。务其人,非贫而富之,寡而众之,务其本也。务本莫贵于孝。人主孝,则名章荣,下服听,天下誉;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临难死;士民孝,则耕芸疾,守战固,不罢北。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也。夫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者,其惟孝也!”意思是说,治国平天下要务本,而本就是孝。如果君臣士民都行孝道,天下就会大治。孝,是三皇五帝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是各种事情的纲纪。如果掌握了这种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所有的好事都会出现,所有的坏事都能去掉,天下都会顺从。

孝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以“移孝作忠”的方式加以推行。《孝经·广扬名章》载:“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君子事亲孝,所以能够忠君;尊敬兄长,所以能顺从官长;治家有方,所以可以治国理政。这就通过孝悌之道内涵推衍,把齐家的孝悌伦理推衍到治国的忠顺伦理,为建立稳固的政治秩序提供了道德保障。《大戴礼记·曾子立孝》载:“曾子曰……为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为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顺其弟者;为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故与父言,言畜子;与子言,言孝父;与兄言,言顺弟;与弟言,言承兄;与君言,言使臣;与臣言,言事君……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谓也;未有长而顺下可知者,弟弟之谓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修之谓也。故曰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长。君子一孝一悌,可谓知终矣。”这是从父子、兄弟、君臣三重伦理关系来探讨各自的道德要求,强调孝悌与忠顺是一种逻辑递进关系,由孝敬父母、敬爱兄长就可以知晓一个人是否能够到社会上、在官场中忠君顺长,这样就使处理家庭伦理的基本原则——孝悌之道成为治国平天下的基本原则和出发点。黄道周《孝经集传·广扬名章》传文部分引此段话发挥说:“一家之老达于天子,一市之邑通于天下,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无它,亦曰孝弟而已。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临之以庄,君臣之义也;孝慈则忠,父子之道也;举善而教不能,兄师之务也。合是三者,亦可以治天下矣。”由父子孝慈、兄友弟恭的家庭伦理就可以推到君礼臣忠的政治伦理,三者合治,乃可以治理天下。《大戴礼记·曾子立事》载:“君子为小由为大也,居由仕也,备则未为备也,而勿虑存焉。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师长;使子犹使臣也,使弟犹使承嗣也;能取朋友者,亦能取所予从政者矣。赐与其宫室,亦犹庆赏于国也;忿怒其臣妾,亦犹用刑罚于万民也。”君子处理父子、兄弟、夫妻、主仆等家庭伦理关系与处理君臣、长幼、朋友等社会政治伦理关系是相似的,所用庆赏刑罚的手段也是相近的。中国古代社会是家国一体,家庭伦理与政治伦理相通,治国之道与治家之道相通,在家庭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孝悌就是从事政治的演习,而政治的基本原则是“忠”,所以可以“移孝作忠”,治家之道可以移于为政之道,这就是孝治的基本原理。

“移孝作忠”就是要把孝道推衍到事君之道,实现忠孝一体。《大学》云:“孝者,所以事君也。”对父母的孝顺可以转化为侍奉君主。《大戴礼记·曾子立孝》曰:“孝子善事君。”《孝经·事君章》专论孝子如何事君:“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大戴礼记·曾子大孝》云:“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事君不忠,做官不敬,不能保有俸禄,赡养父母,光宗耀祖,也属于不孝。《吕氏春秋·孝行览》也有同样的话。这就从忠君的角度把忠与孝联系在一起,使“忠”属于“孝”的范畴,或者说“忠”是“孝”的延伸。《后汉书·韦彪传》载:“夫国以简贤为务,贤以孝行为首。孔子曰‘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子对父的“孝”是臣对君的“忠”的基础,因此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古代多将忠孝并举,如《吕氏春秋·劝学篇》云:“先王之教,莫荣于孝,莫显于忠。忠孝,人君人亲之所甚欲也。显荣,人子人臣之所甚愿也。”这里从人君和人臣双向角度来论忠孝,认为古代圣王的教化是既要考虑通过忠孝实现人君人亲之欲,也要通过显荣实现人子人臣之愿,并不是后来一味地从君父角度强调的忠孝,而忽视了人臣显荣之愿。中国古代忠孝一体的思想有其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基础,家国一体的传统社会政治结构,决定了政治以伦理为本位,伦理以血缘为根基,家族的血缘伦理上升为治国礼法。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国是家的扩大,家是国的缩影,子事父的孝道伦理必然发展为臣事君的政治伦理,这就是移孝为忠,忠孝一体,借以实现孝治天下。

历代统治者对孝道特别重视,从汉代朝廷不遗余力倡导推行孝治始,孝道思想不断落实到社会政治实践中。汉代统治者身体力行,倡导孝道,实践孝道。两汉时代,绝大多数皇帝以“孝”为谥号,表明朝廷对孝道的尊崇,是汉以孝治天下最明显的标志之一。汉代实行孝悌力田,奖励有孝父母、敬兄长的德行和能努力耕作的人,中选者经常受到赐爵、赐帛或免除徭役的优抚政策。在选官制度上,汉代把“孝”作为选拔官员的一个基本标准,“举孝廉”,察举善事父母、做事廉正的人做官。汉代褒奖孝悌,据《汉书》与《后汉书》帝王纪中记载,自西汉惠帝至东汉顺帝,全国性对孝悌褒奖、赐爵达 32次,地方性的褒奖更多。汉代以降历代统治者基本上延续这种孝治传统,“以孝治天下”就成为贯穿两千年帝制社会的治国纲领之一。

六、孝本论的历史影响和现实意义

曾子学派以人对父母的血缘亲情这种源于天然的本性为基础,发展了以孝为核心的伦理体系,将其扩展到社会政治各个领域、各个阶层,构建起以孝为道德之本为体,以孝为修身之本、教化之本、治理之本为用,体用不二,互为涵摄,不可相离的“孝本论”体系。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子学派的“孝本论”体系体现了中国人的道德品质和精神修养,形成了尊老、敬老、养老等优良传统,在历史上发挥了维护社会良风善俗、和谐稳定国家的功能,对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影响既远且大。

曾子学派的“孝本论”对孟子、宋明理学都有重要影响,在儒家道统和学统传承中处于承前启后的地位。《孟子》一书多载曾子学派的言行,《孟子·告子下》说:“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把尧舜之道概括为孝悌之道,就是说尧舜之道的道德根本是孝悌。孟子对大舜恭行孝悌的事迹进行了重构和阐释,成为其思想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韩愈在《送王秀才序》中论及了曾子对子思、孟子的影响:“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皆得其性所近;其后离散分处诸侯之国,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原远而末益分……孟轲师子思,而子思之学盖出曾子,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宋明儒家赞同韩愈之说,并加以发挥。二程说:“孔子没,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没,传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传,至孟子而圣人之道益尊。”二程还说:“孔子言参也鲁。然颜子没后,终得圣人之道者,曾子也。观其启手足时之言,可以见矣。所传者子思、孟子,皆其学也。”朱熹云:“人言今人只见曾子唯一贯之旨,遂得道统之传。此虽固然,但曾子平日是个刚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观其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底言语,可见。虽是做工夫处比颜子觉粗,然缘他资质刚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传夫子之道。后来有子思孟子,其传亦永远。”陆九渊也说:“孔门惟颜曾传道,他未有闻。盖颜曾从里面出来,他人外面入去。今所传者,乃子夏子张之徒,外入之学。曾子所传,至孟子不复传矣。”如孟子“亲亲仁民”之说,把亲亲之孝放在道德修养由内而外、由近及远、层层推衍的开端,就是曾子孝为诸德之本的发展;曾子修身的“内省”“反求诸己”也被孟子继承,“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孟子·公孙丑上》)。传统上认为儒家道统是由孔子而曾子,由曾子而子思,由子思而孟子,由孟子而宋明理学是有道理的。

毋庸讳言,曾子学派的“孝本论”对孝道的泛化,在实践中出现了极端化的情况,在历史上被统治者利用,也产生了诸多消极作用。“孝本论”的形成“是孔门人生哲学的一大变化。孔子的‘仁的人生哲学’,要人尽‘仁’道,要人做一个‘人’。孔子以后的‘孝的人生哲学’,要人尽‘孝’道,要人做一个‘儿子’。这种人生哲学,固然也有道理,但未免太把个人埋没在家庭伦理里面了。”就是说,“孝本论”的弊端是把人的独立人格消泯在家庭伦理之中,这与孔子“仁本论”注重人的道德人格主体性不同。“移孝作忠”实际上赋予孝以政治礼法规定,“忠孝一体”造成政治伦理对孝道伦理的压制,“孝本论”遭到反噬,并不断发生异化,被政治化、功利化、实用化,孝道不再以天性人情作为评判的标准,而是以维护贵贱、尊卑、长幼等级秩序为标准,出现了“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只有不是的子女”“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孝愚忠,助长了家长专制和君主专制,沦为维护统治秩序的工具,留下了沉痛的历史教训,需要我们反思批判。

就积极作用而言,孝道是以血缘亲亲为基础,以家庭伦理为载体的一种道德规范,具有超越性和形上性,成为人们追求参赞化育、天人合一理想之境的基本途径,能够安顿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是中国人的一种安身立命之道、终极关怀之道,贯穿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全过程。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孝道,孝为道德之本,孝道成为儒家伦理的核心之一。孙中山先生曾说:“讲伦理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孝是无所不适的道德,不能没有孝。”孝道是中华文化绵延不断的一种纽结,成为中国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根本特征。黑格尔说:“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罗素说:“孝道并不是中国人独有,它是某个文化阶段全世界共有的现象。奇怪的是,中国文化已达到了极高的程度,而这个旧习惯依然保存。古代罗马人、希腊人也同中国一样注意孝道,但随着文明程度的增加,家族关系便逐渐淡漠。而中国却不是这样。”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当今公民道德建设中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有益于维系家庭的和睦、完整,促进社会和谐、国家治理。现今社会婚姻家庭领域乱象纷呈,探其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孝道文化的遗失,使人们不能体认孝道真义,不能实践孝道,造成家庭伦理颠倒悖乱,家庭破裂,单亲家庭猛增,导致养老问题、青少年教育问题日益严峻。因此,当务之急就是如何使大家重新深刻体认孝道价值,重建家庭伦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文明进步。


【原文刊登于《伦理学研究》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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