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曾子学派在孔子仁本体基础上，直承有子“孝悌为仁之本”，对孝道伦理从哲学本体论高度系统深入阐释，把孝发展为一切道德行为的根本，成为其思想的主体内容，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结构。孝为至德要道，诸德之本；孝为修身之本，落实在立身行道和心性修养；孝为教化之本，德教施与百姓，范型天下；孝为治理之本，移孝为忠，孝治天下。以此，曾子学派构建起以孝为道德之本为体，以孝为修身之本、教化之本、治理之本为用，体用不二，互为涵摄，不可相离的“孝本论”体系。它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孟子、宋明理学都有重要影响，在儒家道统和学统传承中处于承前启后的地位，对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影响既远且大。尽管在历史上孝本论发生异化，产生了消极作用，但在今天其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曾子学派；孝本论；道德；修身；教化；治理；影响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0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委托项目“儒家思想的当代诠释”（20JZDW010）阶段性成果。
一、曾子学派与孝本论
曾子学派是先秦儒家分派之一。《韩非子·显学》曰：“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其中子思之儒、孟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就出自曾子门下。《孟子·离娄下》说：“曾子居武城……从先生者七十人。”曾子设教武城，有七十多人追随其后，培养出子思、乐正子春、单居离、公明仪、公明高等著名弟子，发展了孔子关于孝道的思想，形成了有影响力的学派。《汉书·艺文志》有《曾子》十八篇，书已佚。《大戴礼记》中有《曾子立事》《曾子本孝》《曾子立孝》《曾子大孝》《曾子事父母》《曾子制言》（上、中、下）《曾子疾病》《曾子天圆》十篇都冠有曾子的名字，被认为出自《曾子》一书。《大学》《孝经》也出自该派学人之手。
孔子“集”上古以来中国文化之“大成”，构建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其主体思想可以说是“仁本论”。曾子在孔子仁本论的基础上，继承孔子孝道思想，以及有子的“孝悌为仁之本”，对孝道伦理从哲学本体论高度进行系统深入的阐释论述，把孝发展成为一切道德行为的根本和核心，形成了孝本论，创立了儒家的孝道派，使孝成为儒家乃至中国文化的基石。《大戴礼记·曾子大孝》云：“夫孝者，天下之大经也。夫孝，置之而塞于天地，衡之而衡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孝是天底下的至高无上的常道常法。从空间上把它立置便顶天立地，把它横放便涵盖四海；从时间上把它延续到后世便一直存在。孝是超越时空、普遍适用、无所不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礼记·祭义》引孔子说：“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曾子尊崇孔子的教诲，提出“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这就把违背树木鸟兽鱼虫生长规律、肆意而行视为忤逆不孝。这样，曾子把孝从对父母的家庭伦理，推衍到对君主、朋友的社会伦理，又从社会伦理推衍到禽兽、草木的生态伦理，使孝成为衡量个人行为、社会关系乃至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准则，成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终极法则，使孝在其思想体系中具有本体地位，可称为“孝本论”。胡适指出，儒家有两个大观念：一个是“孝”，一个是“礼”，“这两个问题，孔子生时都不曾说得周密。到了曾子一般人手里，方才说得面面都到。从此以后，这两个字便渐渐成了中国社会的两大势力……孔子何尝不说孝道，但总不如曾子说得透彻圆满……孔子的人生哲学，虽是伦理的，虽注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却不曾用‘孝’字去包括一切伦理。到了他的门弟子，以为人伦之中独有父子一伦最为亲切，所以便把这一伦提出来格外注意，格外用功……便把一切伦理都包括在‘孝’字之内。”肖群忠认为这是对孝的“泛化”。
《孝经》为曾子学派的代表作，集中阐发了“孝本论”。《孝经·三才章》“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把孝提高到天经地义的高度，认为孝是人最根本、最重要的品行，就是在告诉人们孝道是人之为人必须遵循和践行的道理和律则。唐君毅指出：“此孝被定为一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而有一天地或宇宙的意义，及为人一切德行与文教政治之本，则盖始于《孝经》。此书自汉而后，渐渐被尊崇，影响及于汉人之倡孝悌力田之政，后渐定为十三经之一，而后世中国人之一切德行，莫不以孝为本。其对中国社会文化政治之影响，至深且巨，而不可不一论也。”因此，《孝经》为历代儒者所重视，获得不断诠释和发展。
二、孝为道德之本
在儒家仁、义、礼、智、信、忠、敬、勇、恭、宽、惠、敏、温、良、恭、俭、让等众多的德目之中，曾子学派以孝作为一切道德的根本和基础，以孝统摄其他德目。孝行是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尊贵于万物的道德行为，孝是诸德之本，百行之首。《大戴礼记·曾子大孝》云：“夫仁者，仁此者也；义者，宣此者也；忠者，中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礼者，体此者也；行者，行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这里仁、义、忠、信、礼、强与孝不是平行概念，而是源流本末关系，是孝向人生不同方面的拓展，都是孝的不同体现，于是以孝为中心，将诸德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孝”统摄诸德。在这里，孝是人的一切道德实践的根源、动力和目标，奉行孝道是实践各种美德的起点，是对各种美德发扬光大的过程，可以说，实践了孝道就兼修了各种美德。
《孝经·开宗明义章》就指出“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把孝看成先代圣帝明王传下来的最高尚的德行和最重要的道理，是一切道德的根本。项霦《孝经述注》注释本章云：“道德名二而理一，圣人因人心本然自有之德性道理，以顺天下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上下，和睦无怨，皆由孝道始。”他认为道与德名为二而理实一，是人心本然自有的德性道理。以道德理顺人伦，和睦无怨，就要由孝道开始。本章又说：“孝，德之本也”，唐玄宗《御注》云：“人之行莫大于孝，故为德本。”在人的道德行为中没有超过孝的，所以孝为德本。
《孝经·圣治章》把孝看成圣人最高的德行：“曾子曰：‘敢问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夫圣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圣人的最高德行是孝。人在天地之间最为尊贵，故要效法天地之道，而圣人是通天地人的出类拔萃之人。人的行为中最大的是孝行，而在行孝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尊敬严父，而尊敬严父莫过于以父配天举行祭祀活动。这当然不是普通百姓的事情，是圣王才能做到的。以周公为例，周公能令后稷配天、文王配上帝，因而四海的诸侯前来助祭，这是无以复加的孝，也是圣人之德的最高表现。
《孔子家语·弟子行》说：“满而不盈，实而如虚，过之如不及，先王难之；博无不学，其貌恭，其德敦；其言于人也，无所不信；其骄大人也，常以浩浩。是以眉寿，是曾参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孔子从曾子的孝行中概括出孝悌为道德的本源和次序。
“孝为德本”还见于《南齐书·文惠太子传》。南齐皇太子萧长懋喜好《孝经》，甚有研究。有一次，临川王萧映问萧长懋说：“孝为德本，常是所疑。德施万善，孝由天性，自然之理，岂因积习？”萧长懋说：“不因积习而至，所以可为德本。”萧映说：“率由斯至，不俟明德，大孝荣亲，众德光备，以此而言，岂得为本？”萧长懋指出孝是道德的根本，因为孝出自人的天性，合乎自然之道，是众德之源，故为德本。
在儒家诸德中，仁与孝的关系特别重要，孔子儒家的主体思想是“仁本论”，而曾子学派以孝为仁之本，当源于有子。《论语·学而》载有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何晏《论语集解》注曰：“本，基也。基立而后可大成。先能事父兄，然后仁道可大成。”皇侃《论语义疏》解释得较详细：“本，谓孝悌也。”“若其本成立，则诸行之道，悉滋生也。以孝为基，故诸众得悉为广大也。”“此更以孝悌解本，以仁释道也。言孝是仁之本，若以孝为本，则仁乃生也。仁是五德之初，举仁则余从可知也。”孝悌为做人之本，是实践仁道的基础，也是包括仁在内的诸德之本。通过孝悌实践，仁道才能实现。
因为孝为德之本，所以百善孝为先，在人的所有道德行为中，孝行是最重要、最根本也是最优先的。
三、孝为修身之本
曾子继承孔子“修己”之学，提出“修身为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把修身看成所有人做人的根本，而孝又是修身之本。《中庸》云：“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要成为君子必须要修身，而修身的过程和结果都与孝道有关，行孝是修身的基本内容。《孝经·感应章》载：“宗庙致敬，不忘亲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在宗庙里祭祀表达恭敬之心，是表示不忘自己的亲人。修养身心，谨慎行事，是因为恐怕因自己的过失而使先人蒙受羞辱。《韩非子·六反》谓“上治懦而行修者，曾、史也”，曾子在行孝过程中克服了自己性格的弱点，以孝为修身之本。清代阮元也说：“曾子修身慎行，忠实不欺，而大端本乎孝。”曾子一生以孝为本，修身践行，形成其性格特点和思想特色，为构建“孝本论”奠定了基础。
曾子学派的修身首先落实在“立身”。《孝经》提出的“立身”，大致有三重含义：一是爱身，爱护自己的身体，身体发肤，不敢毁伤；二是全身，身体是父母的遗体，要保全自己的身体；三是成身，立足社会，建功立业，扬名后世，以显父母。修身与立身是因果关系，通过修身，才能立身。修身是立身的前提，立身是修身的结果。《孔子家语·六本》载：“孔子曰：‘行己有六本焉，然后为君子也。立身有义矣，而孝为本。’”立身行事有六个根本，然后才能成为君子。而其中立身有仁义，孝就是根本。曾子学派将孝推衍到人生的诸多领域，《大戴礼记·曾子大孝》云：“故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孝子在各方面都严格要求自己，居处庄、事君忠、莅官敬、朋友信、战阵勇，这些事项包括了一个人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都是孝的具体呈现，可见孝是人生修养的根本。正因为如此，孝成为一个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动力，贯穿一生。
“爱身”是孝道的开始。《孝经·开宗明义章》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论语·泰伯篇》载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这里曾子既是对自然生命的爱护，也包含了对生命价值的尊重与道德实践的尊崇。《礼记·祭义》也载曾子说：“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大戴礼记·曾子大孝》还引曾子说：“身者，亲之遗体也。行亲之遗体，敢不敬乎？”我们的身体是父母所给，是父母遗留给我们的遗产，珍惜爱护、保全好我们的身体就是在行孝。
“全身”是孝道的要求。《礼记·祭义》通过乐正子春之口引曾子讲“全身”：“天之所生，地之所养，无人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不辱其身，可谓全矣。故君子顷步而弗敢忘孝也。”乐正子春自己也认识到：“壹举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举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径，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遗体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不辱其身，不羞其亲，可谓孝矣！”曾子的意思是，人的生命广义地讲是天生地养，而具体讲实是父母生育的，所以孝子保全自己的身体才称得上孝。不损害身体，不辱没身体，就叫保全身体。乐正子春进一步发挥说，人时时刻刻、一言一行都应想到父母，不屈辱自身，不羞辱双亲，才称得上孝。这就把保全身体作为一种孝行和美德，如果损伤了身体，就是对父母的不孝。《吕氏春秋·孝行览》也引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杀。父母置之，子弗敢废。父母全之，子弗敢阙。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径，能全支体，以守宗庙，可谓孝矣。”我们的身体是父母所生，父母完全给予了我们生命，我们就要完全地回归天地，让父母的这部分遗产得以保全，这就叫孝。因此，孝子要避免自然灾害和社会危害，以保全自己的身体，“孝子不登高，不履危，痺亦弗凭，不苟笑，不苟訾，隐不命，临不指，故不在尤之中也……孝子之事亲也，居易以俟命，不兴险行以徼幸。孝子游之，暴人违之。出门而使，不以或为父母忧也。险涂隘巷，不求先焉，以爱其身，以不敢忘其亲也”（《大戴礼记·曾子本孝》）。不去危险的地方，不玩危险的游戏，不使身体缺损，不让身体受辱，这就叫全。
“成身”是孝道的完成。《孝经·开宗明义章》云：“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把孝与人一生的行为连在一起，由事亲开始，通过事君，扬名声，显父母，人生才算完成，孝道也完成了。《大学》说“事有终始”，行孝也要有始有终，善始善终。《礼记·祭义》亦云：“父母既没，慎行其身，不遗父母恶名，可谓能终矣。”即使父母去世以后，还能够谨慎地修养自身，不给父母留下坏名声，这才叫终身行孝。《说苑·敬慎》载曾子曰：“官怠于宦成，病加于少愈，祸生于懈惰，孝衰于妻子；察此四者，慎终如始。《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行孝要善始善终，中间不能受其他影响而有衰歇。所以孝道既是孝敬父母，更是成就自己。
曾子学派的修身其次落实在修心。曾子认为，实行孝道的情感基础存在于所有人的心灵当中，都有发出血缘亲情的可能，只是表达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而已。《大戴礼记·曾子立孝》说：“礼以将其力，敬以入其忠，饮食移味，居处温愉，著心于此，济其志也。”曾子把行孝与修身结合起来，当作不断自我反省的精神修炼过程，开拓了“内省”“诚意”和“慎独”等心性修养途径。
“内省”就是通过反省自我审视省察。《论语·学而》载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每天多次反省自己的言行，就能够发现自己的不足和过错，并及时加以改正，这是一种“反求诸己”的修养方式。《荀子·法行》载曾子曰：“无内人之疏而外人之亲，无身不善而怨人，无刑己至而呼天。内人之疏而外人之亲，不亦远乎！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刑己至而呼天，不亦晚乎！”本篇又载曾子曰：“同游而不见爱者，吾必不仁也；交而不见敬者，吾必不长也；临财而不见信者，吾必不信也。三者在身，曷怨人？怨人者穷，怨天者无识。失之己而反诸人，岂不亦迂哉！”能够做到“反求诸己”，发现自己的不足，就不会怨天尤人乃至愤世嫉俗而走上违法犯罪之路。
曾子在内省的基础上提出“诚意”“慎独”。《大学》云：“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诚其意”即保持意志、意念的诚敬，不自欺欺人，就像厌恶污秽的气味，要像喜爱美丽的女人，喜欢就是喜欢，厌恶就是厌恶，不要欺骗自己，追求自我的快意满足，这样就做到了慎独。而小人在私下里无恶不作，一见到君子便想掩盖自己的恶行而表现出善良，其实是枉费心机。君子修身要内外一致，外面有监督和审判，所以要诚其意，内外一致。“诚意”和“慎独”密切联系，“慎独”是“诚意”的功夫，通过“慎独”才能实现“诚意”。《大戴礼记·曾子立事》载：“昔者天子日旦思其四海之内，战战惟恐不能乂；诸侯日旦思其四封之内，战战惟恐失损之；大夫士日旦思其官，战战惟恐不能胜；庶人日旦思其事，战战惟恐刑罚之至也。是故临事而栗者，鲜不济矣。”“慎独”工夫由内而外，即孔子说的“临事而惧”（《论语·述而》），遇事谨慎戒惧，从天子到庶人无论地位高低、权势大小，做事都要保持一种战战兢兢、唯恐有失的心态，才能功成名就、人生圆满。曾子学派修身的“内省”“诚意”和“慎独”的心性修养，是与孝行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对父母的孝要发自内心的真诚，要通过不断的自我反省，做得更好。正如朱熹所说：“曾子工夫已到，如事亲从兄，如忠信讲习，千条万绪，一身亲历之。圣人一点他便醒，元来只从一个心中流出来。”
可见，曾子发展了孔子的“修己”之说，其修身包含身和心，可以说是身心双修，合内外之道，以孝为枢纽，把修养论和工夫论结合起来，以构建其思想体系，成就其圣贤人格。
四、孝为教化之本
曾子把孝看成是进行社会教化的重要途径。《礼记·祭义》载曾子云：“众之本教曰孝”，孔颖达疏：“言孝为众行之根本，以此根本而教于下，名之曰孝。”即是说孝是人们所有行为的根本，以这一根本教化人们，就称为孝。《大戴礼记·曾子大孝》“民之本教曰孝”也是此意。《论语·学而》载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通过丧祭之礼潜移默化地教化，民德民风就会归于纯厚朴素。《荀子·大略》载曾子曰：“孝子言为可闻，行为可见。言为可闻，所以说远也；行为可见，所以说近也。近者说则亲，远者说则附，亲近而附远，孝子之道也。”孝子奉行孝道的言行传扬开来，能使远近悦服，进而亲近附远。
曾子学派以孝为教化之本源，重视发挥孝作为“至德要道”的“德教”功能。《孝经·开宗明义章》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是道德的根本，一切教化都源于孝道，揭示和奠定了孝在古代道德教化中的地位。《孝经·圣治章》载：“圣人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圣人能够用孝道的爱敬之义成就“德教”，推行政令。项霦《孝经述注》云：“五常之中，仁为心德总要，而主慈爱。爱莫大于爱亲，故孝为德性之根本。至于立政教以化治天下，皆由教道出。然‘德教’二字，虽总括一书之纲领，而其节目非一言可尽。”在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中，仁统摄其他四德。但仁又发端于孝，故孝为德性之本，由此确立政教就能化成天下。所以，“德教”就是《孝经》一书的纲领。“德教”又见于《孝经·天子章》：“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以爱敬事奉双亲，以德教施予百姓，范型天下，也会成为慕化四夷的法则。
《孝经》的《广要道章》和《广至德章》是对首章“至德要道”的进一步阐述，强调孝的道德教化功能。《广要道章》云：“教民亲爱，莫善于孝。”从血缘亲情开始推行教化最容易让世人接受，培养民众懂得亲情之爱，进而互相亲爱，孝是最好的办法。《广至德章》云：“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见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君子如何教以孝？不是要一家一户地走到，天天见面教人行孝，而是以身作则行孝道，为天下做表率，就能使天下为人子、人臣者知道孝悌父兄、尊敬君王。由家庭的孝悌扩充到普天之下，使天下人子皆知敬其父，人弟皆知敬其兄，臣子皆知敬其君，皆可以归结到一个“敬”字。
《孝经·圣治章》揭示了以孝教人的人性基础：“故亲生之膝下，以养父母日严。圣人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圣人之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其所因者本也。”父母生养儿女，儿女感恩孝敬父母，是发自内心的天然亲情。古代圣人都知道循着人的天性来教化，根据父母的尊严来教儿女学会敬父，根据父母与儿女那种亲情来教儿女学会爱父母。圣人的教化之所以不必严厉推行就可以成功，圣人对国家的管理不必施以严刑峻法就可以治理好，是因为他们因循了孝是人自然天性的这一根本。
曾子学派的孝为教化之本在顺应天性人情的基础上推行教化，合乎人性，其过程温和平顺，其效果更为理想，这就突破了儒家以礼乐为主的教化传统，发展了孔子的德教思想，丰富了儒家的教化理论和实践。
五、孝为治理之本
《孝经·孝治章》明确提出明王、诸侯、卿大夫如何以孝治天下：“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遗小国之臣，而况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治国者，不敢侮于鳏寡，而况于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欢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于臣妾，而况于妻子乎？故得人之欢心，以事其亲。夫然，故生则亲安之，祭则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孝治属于以德治国。按照本章意思，圣明的君王以孝治天下，要做到小国之臣不敢遗忘；诸侯以孝治国要做到鳏寡孤独不敢欺侮；卿大夫以孝治家要做到臣妾不敢失礼。这样就能赢得人人的欢心，家庭和睦，国家和谐，天下大治。可见，治家、治国、治天下都离不开孝，要靠行孝来实现，这就是孝治的精义。
“孝治”属于德治，而对不孝之罪施以刑罚，维护以孝为本的道德规范，是保证孝治落到实处的应有手段，属于“法治”。德法结合，以德治为主，辅之以法治，是儒家治道的基本思路。《孝经·五刑章》载：“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无上，非圣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上古以来的罪罚很多，而其中没有比不孝的罪过更大的了。要挟君王的人，目无君上；非难圣人的人，目无法纪；反对孝行的人，目无父母。这三种人的行径，是天下大乱的根源所在，圣人制定刑法就是为了惩治他们，防止天下大乱。曾子学派把不孝看成是天下大乱的根源，是因为孝是一切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的基础，而不孝会威胁到这一基础，是所有犯罪条目中最严重的一条，应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曾子学派把孝看成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吕氏春秋·孝行览》当为曾子学派学者所作，一开始就说：“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植之谓，务其人也。务其人，非贫而富之，寡而众之，务其本也。务本莫贵于孝。人主孝，则名章荣，下服听，天下誉；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临难死；士民孝，则耕芸疾，守战固，不罢北。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也。夫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者，其惟孝也！”意思是说，治国平天下要务本，而本就是孝。如果君臣士民都行孝道，天下就会大治。孝，是三皇五帝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是各种事情的纲纪。如果掌握了这种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所有的好事都会出现，所有的坏事都能去掉，天下都会顺从。
孝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以“移孝作忠”的方式加以推行。《孝经·广扬名章》载：“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君子事亲孝，所以能够忠君；尊敬兄长，所以能顺从官长；治家有方，所以可以治国理政。这就通过孝悌之道内涵推衍，把齐家的孝悌伦理推衍到治国的忠顺伦理，为建立稳固的政治秩序提供了道德保障。《大戴礼记·曾子立孝》载：“曾子曰……为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为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顺其弟者；为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故与父言，言畜子；与子言，言孝父；与兄言，言顺弟；与弟言，言承兄；与君言，言使臣；与臣言，言事君……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谓也；未有长而顺下可知者，弟弟之谓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修之谓也。故曰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长。君子一孝一悌，可谓知终矣。”这是从父子、兄弟、君臣三重伦理关系来探讨各自的道德要求，强调孝悌与忠顺是一种逻辑递进关系，由孝敬父母、敬爱兄长就可以知晓一个人是否能够到社会上、在官场中忠君顺长，这样就使处理家庭伦理的基本原则——孝悌之道成为治国平天下的基本原则和出发点。黄道周《孝经集传·广扬名章》传文部分引此段话发挥说：“一家之老达于天子，一市之邑通于天下，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无它，亦曰孝弟而已。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临之以庄，君臣之义也；孝慈则忠，父子之道也；举善而教不能，兄师之务也。合是三者，亦可以治天下矣。”由父子孝慈、兄友弟恭的家庭伦理就可以推到君礼臣忠的政治伦理，三者合治，乃可以治理天下。《大戴礼记·曾子立事》载：“君子为小由为大也，居由仕也，备则未为备也，而勿虑存焉。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师长；使子犹使臣也，使弟犹使承嗣也；能取朋友者，亦能取所予从政者矣。赐与其宫室，亦犹庆赏于国也；忿怒其臣妾，亦犹用刑罚于万民也。”君子处理父子、兄弟、夫妻、主仆等家庭伦理关系与处理君臣、长幼、朋友等社会政治伦理关系是相似的，所用庆赏刑罚的手段也是相近的。中国古代社会是家国一体，家庭伦理与政治伦理相通，治国之道与治家之道相通，在家庭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孝悌就是从事政治的演习，而政治的基本原则是“忠”，所以可以“移孝作忠”，治家之道可以移于为政之道，这就是孝治的基本原理。
“移孝作忠”就是要把孝道推衍到事君之道，实现忠孝一体。《大学》云：“孝者，所以事君也。”对父母的孝顺可以转化为侍奉君主。《大戴礼记·曾子立孝》曰：“孝子善事君。”《孝经·事君章》专论孝子如何事君：“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大戴礼记·曾子大孝》云：“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事君不忠，做官不敬，不能保有俸禄，赡养父母，光宗耀祖，也属于不孝。《吕氏春秋·孝行览》也有同样的话。这就从忠君的角度把忠与孝联系在一起，使“忠”属于“孝”的范畴，或者说“忠”是“孝”的延伸。《后汉书·韦彪传》载：“夫国以简贤为务，贤以孝行为首。孔子曰‘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子对父的“孝”是臣对君的“忠”的基础，因此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古代多将忠孝并举，如《吕氏春秋·劝学篇》云：“先王之教，莫荣于孝，莫显于忠。忠孝，人君人亲之所甚欲也。显荣，人子人臣之所甚愿也。”这里从人君和人臣双向角度来论忠孝，认为古代圣王的教化是既要考虑通过忠孝实现人君人亲之欲，也要通过显荣实现人子人臣之愿，并不是后来一味地从君父角度强调的忠孝，而忽视了人臣显荣之愿。中国古代忠孝一体的思想有其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基础，家国一体的传统社会政治结构，决定了政治以伦理为本位，伦理以血缘为根基，家族的血缘伦理上升为治国礼法。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国是家的扩大，家是国的缩影，子事父的孝道伦理必然发展为臣事君的政治伦理，这就是移孝为忠，忠孝一体，借以实现孝治天下。
历代统治者对孝道特别重视，从汉代朝廷不遗余力倡导推行孝治始，孝道思想不断落实到社会政治实践中。汉代统治者身体力行，倡导孝道，实践孝道。两汉时代，绝大多数皇帝以“孝”为谥号，表明朝廷对孝道的尊崇，是汉以孝治天下最明显的标志之一。汉代实行孝悌力田，奖励有孝父母、敬兄长的德行和能努力耕作的人，中选者经常受到赐爵、赐帛或免除徭役的优抚政策。在选官制度上，汉代把“孝”作为选拔官员的一个基本标准，“举孝廉”，察举善事父母、做事廉正的人做官。汉代褒奖孝悌，据《汉书》与《后汉书》帝王纪中记载，自西汉惠帝至东汉顺帝，全国性对孝悌褒奖、赐爵达 32次，地方性的褒奖更多。汉代以降历代统治者基本上延续这种孝治传统，“以孝治天下”就成为贯穿两千年帝制社会的治国纲领之一。
六、孝本论的历史影响和现实意义
曾子学派以人对父母的血缘亲情这种源于天然的本性为基础，发展了以孝为核心的伦理体系，将其扩展到社会政治各个领域、各个阶层，构建起以孝为道德之本为体，以孝为修身之本、教化之本、治理之本为用，体用不二，互为涵摄，不可相离的“孝本论”体系。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子学派的“孝本论”体系体现了中国人的道德品质和精神修养，形成了尊老、敬老、养老等优良传统，在历史上发挥了维护社会良风善俗、和谐稳定国家的功能，对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影响既远且大。
曾子学派的“孝本论”对孟子、宋明理学都有重要影响，在儒家道统和学统传承中处于承前启后的地位。《孟子》一书多载曾子学派的言行，《孟子·告子下》说：“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把尧舜之道概括为孝悌之道，就是说尧舜之道的道德根本是孝悌。孟子对大舜恭行孝悌的事迹进行了重构和阐释，成为其思想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韩愈在《送王秀才序》中论及了曾子对子思、孟子的影响：“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皆得其性所近；其后离散分处诸侯之国，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原远而末益分……孟轲师子思，而子思之学盖出曾子，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宋明儒家赞同韩愈之说，并加以发挥。二程说：“孔子没，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没，传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传，至孟子而圣人之道益尊。”二程还说：“孔子言参也鲁。然颜子没后，终得圣人之道者，曾子也。观其启手足时之言，可以见矣。所传者子思、孟子，皆其学也。”朱熹云：“人言今人只见曾子唯一贯之旨，遂得道统之传。此虽固然，但曾子平日是个刚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观其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底言语，可见。虽是做工夫处比颜子觉粗，然缘他资质刚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传夫子之道。后来有子思孟子，其传亦永远。”陆九渊也说：“孔门惟颜曾传道，他未有闻。盖颜曾从里面出来，他人外面入去。今所传者，乃子夏子张之徒，外入之学。曾子所传，至孟子不复传矣。”如孟子“亲亲仁民”之说，把亲亲之孝放在道德修养由内而外、由近及远、层层推衍的开端，就是曾子孝为诸德之本的发展；曾子修身的“内省”“反求诸己”也被孟子继承，“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孟子·公孙丑上》）。传统上认为儒家道统是由孔子而曾子，由曾子而子思，由子思而孟子，由孟子而宋明理学是有道理的。
毋庸讳言，曾子学派的“孝本论”对孝道的泛化，在实践中出现了极端化的情况，在历史上被统治者利用，也产生了诸多消极作用。“孝本论”的形成“是孔门人生哲学的一大变化。孔子的‘仁的人生哲学’，要人尽‘仁’道，要人做一个‘人’。孔子以后的‘孝的人生哲学’，要人尽‘孝’道，要人做一个‘儿子’。这种人生哲学，固然也有道理，但未免太把个人埋没在家庭伦理里面了。”就是说，“孝本论”的弊端是把人的独立人格消泯在家庭伦理之中，这与孔子“仁本论”注重人的道德人格主体性不同。“移孝作忠”实际上赋予孝以政治礼法规定，“忠孝一体”造成政治伦理对孝道伦理的压制，“孝本论”遭到反噬，并不断发生异化，被政治化、功利化、实用化，孝道不再以天性人情作为评判的标准，而是以维护贵贱、尊卑、长幼等级秩序为标准，出现了“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只有不是的子女”“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孝愚忠，助长了家长专制和君主专制，沦为维护统治秩序的工具，留下了沉痛的历史教训，需要我们反思批判。
就积极作用而言，孝道是以血缘亲亲为基础，以家庭伦理为载体的一种道德规范，具有超越性和形上性，成为人们追求参赞化育、天人合一理想之境的基本途径，能够安顿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是中国人的一种安身立命之道、终极关怀之道，贯穿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全过程。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孝道，孝为道德之本，孝道成为儒家伦理的核心之一。孙中山先生曾说：“讲伦理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孝是无所不适的道德，不能没有孝。”孝道是中华文化绵延不断的一种纽结，成为中国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根本特征。黑格尔说：“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罗素说：“孝道并不是中国人独有，它是某个文化阶段全世界共有的现象。奇怪的是，中国文化已达到了极高的程度，而这个旧习惯依然保存。古代罗马人、希腊人也同中国一样注意孝道，但随着文明程度的增加，家族关系便逐渐淡漠。而中国却不是这样。”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当今公民道德建设中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有益于维系家庭的和睦、完整，促进社会和谐、国家治理。现今社会婚姻家庭领域乱象纷呈，探其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孝道文化的遗失，使人们不能体认孝道真义，不能实践孝道，造成家庭伦理颠倒悖乱，家庭破裂，单亲家庭猛增，导致养老问题、青少年教育问题日益严峻。因此，当务之急就是如何使大家重新深刻体认孝道价值，重建家庭伦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文明进步。
【原文刊登于《伦理学研究》202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