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台湾岛上，民进党当局主导的“去蒋化”声浪一波接一波，先是军营内的100多座蒋介石铜像陆续被拆除，移到蒋介石灵柩所在的慈湖，那里几乎成了一个蒋氏铜像展览园。最近，高雄又拆除全台最大的蒋介石铜像，并将“中正文化中心”改名。民进党方面还提出要把台北“中正纪念堂”改名为“台湾民主纪念馆”，并且拆除围墙。　　

针对民进党的“去蒋化”，3月31日，国民党在台北发动反制游行。从凤凰卫视的画面上看，民众参与并不踊跃，和“反贪腐”为主题的红衫军运动不可同日而语。今天的国民党虽然在台下，但作为合法的在野党，它完全可以不同意民进党当局的决定，它拥有各种合法的反对途径，包括游行示威在内。随着2008年选战的愈演愈烈，在野和执政的两大政党之间，就“去蒋化”等问题还将会有一次次的较量。表面上看起来这都是政治斗争的需要，是争夺下一轮执政地位的角逐，不过，就“去蒋化”而言，还是有着更深层的原因，牵涉到历史的恩恩怨怨，牵涉到一个重要历史人物生前的是是非非，牵涉到对那段历史的重新评价。

早在1945年的重庆，毛泽东就已窥破蒋介石“搞独裁无胆，搞民主无量”，即使蒋在失去大陆之后有所反省，在台湾实行土地改革，推动经济建设，关注民生，有过许多亲民之举，但他扮演的仍然是一个传统型政治强人的角色，缺乏现代政治的追求，在他的时代，个人崇拜、一党独大、党大于法、世袭制，这些都没有根本性变化，他是岛上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他的个人权力不受任何约束，也不容任何置疑，无论这种置疑来自体制内还是体制外，都是他不能容忍的。在他生前死后，小小的台湾岛上曾经劳民伤财为他铸造了4.5万座铜像，就是最好的见证。　　

蒋统治台湾数十年，推行的是威权统治，也就是在经济上相对开放，重视民生建设，在政治上集权，不容许不同意见，不容许反对力量的存在。任何人只要挑战他的权威，向他的至尊地位说不，就要付出包括失去自由、流亡异国他乡在内的沉重代价。作家柏杨曾经虔诚地信仰三民主义，仅仅因为一幅漫画被莫须有地定为讽刺蒋氏，就锒铛下狱10年。哲学教授殷海光因为思想言论被台湾大学解雇，虽未入狱，却在贫病交加中，以50岁的盛年黯然离世。对于体制内的孙立人、吴国祯、雷震等名将高官，蒋同样毫不手软。“雷震案”当年曾震惊一时，作为蒋的浙江同乡、股肱之臣，1949年来到孤岛后，雷震创办《自由中国》杂志，倡导民主自由，批评专制腐败，义无返顾地踏上一条追求理想的不归路，终于在1960年被蒋以军法判刑10年。面对这样的结局，包括胡适这样享有国际声望的大知识分子也唯有暗中垂泪，给狱中的雷震送去宋人杨万里的诗：“万山不许一溪奔”，表示心中的不满和同情。

这一切都在台湾历史上留下了难以抹杀的伤痕。在蒋败退台湾之前发生的“二二八”惨案，对岛上老百姓反抗运动的血腥镇压，更是一个永远的创口。平反也好，赔偿也好，马英九以国民党主席身份鞠躬道歉也好，都不可能完全愈合这些历史的创伤。如果不是他儿子蒋经国最终放弃威权统治，开启和平变革的进程，使台湾顺利实现和平的政权转换，世人对蒋的评价可能还要负面得多。在很大程度上，小蒋晚年的作为替蒋家挽回了不少的历史体面。

随着岁月的推移，在当地同胞心中，蒋氏时代留下的伤痕和阴影可能会逐渐淡化，但不会消失，民进党随时都可以翻出老帐本，把曾经的历史恩怨重新拿出来说事。蒋氏确实欠下了历史债，这已经成为国民党转型后一个沉重的包袱。国民党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台湾执政半个多世纪，树大根深，留下了深厚的历史遗产，这既是优势，也成了劣势，换句话说，它的负资产太多，斑斑史实俱在，随时都可能重新唤醒历史的记忆，让民众想起封闭时代一桩桩痛苦的往事。这一点，我们从民进党当局推动“去蒋化”，并没有遭遇岛内民众的强烈反对，就不难看出。也许，到这个时候，国民党才会深切地感到蒋时代的历史遗存正在渐渐发生负面效应，它们被那些不堪回首的历史、被死人所纠缠，想摆脱也摆脱不了。雷震当年在狱中写信给儿女：“我是缔造中国历史的人，我自信方向对而工作努力，历史当会给我做证明。”现在，历史已经给他做出证明。

对于缺乏宗教的中国人来说，历史几乎拥有近于宗教的功能，我们的精神版图中没有末日审判，却有历史审判。我们头上没有一个公正的上帝，却相信有公正的历史。我们没有天堂、地狱的概念，却有历史中的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绵延不绝的史家传统，保存了最完整的历史记载，秉笔直书成为后人尊敬的传统，包含道德褒贬的春秋笔法，为国人长期所认可。支撑文天祥从容赴死的是“留取丹心照汗青”，“青史凭谁定是非？”是林则徐晚年留下的诗句，刘少奇留下的一句话也是“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历史成了弱势、边缘的善良人们逆趋利避害的本能而行事的唯一寄托，成了一切坚持良心选择、身处逆境的人们全部希望所在。蒋介石或许做梦都没有想到，在他垂拱而治的岛上还有“去蒋化”的一天。权杖在握的他或许不明白，历史的裁判终究高于任何现世权力的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