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浩:法教义学与体系解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8 次 更新时间:2022-12-07 18: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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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浩  

  

   【摘要】体系解释是法教义学的基本作业方式之一,其解释过程与结论属于法教义学的实践和成果。学说史上形成的外部体系与内部体系的思想,构成了体系解释的方法论基础。与之相应,可将体系解释的运用归为两种模式:以外部体系为基础的定位型解释和以内部体系为基础的协调型解释。体系解释应贯彻无矛盾、无赘言和无漏洞的“三无”原则。其基本功能在于使法律处于协调的状态。在具体类型上包括法条本身的协调、法条之间的协调、司法解释的协调以及部门法的协调。

   【关键字】法教义学;体系解释;外部体系;内部体系

  

   随着法教义学成为法学研究的主流范式,法学方法论也日益受到国内部门法学者的重视。其中,法律解释作为法学方法论的核心内容,与法教义学的关系更是亟待澄清。在诸多法律解释方法中,体系解释由于适用的广泛性而一直受到学界关注,近来研究热度更有增长之势。有学者认为“没有体系性思维及其体系解释方法就不可能有法律的恰当使用”,甚至将体系解释的重要性提升到能否建成法治思维的高度。[1]尽管如此,关于体系解释的思想背景和具体类型,特别是在部门法中的实际操作,理论上仍然存在持续扩展和充实的空间。本文将廓清体系解释与法教义学的关系及其方法论基础,并着力探讨体系解释在刑法中的运用。

   一、作为法教义学基础作业的解释

   自“法教义学”的表述在国内学界被传播使用以来,关于法教义学与法解释学有何区别的疑问此起彼伏。有的观点认为二者并无本质区别,[2]更有论者由此质疑引入“法教义学”的必要性。[3]若从最广义上界定“解释”,即不止于对已有法条文本含义的阐释,而且包括法律续造、概念建构、体系形成等法学方法论上的多重作业,则“解释”一词的确可以被用来表示法教义学的全部任务和产物。“法教义学意味着对于现行法而言具有决定性的基本价值、理由根据和问题解决方案的解释。”[4]就此而言,解释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教义是一个静态的结果。刑法教义学即可被定义为“有条理的科学的刑法解释的结果”。[5]在此意义上,法教义学可谓是一门关于法律解释的学问,法教义学与法解释学也可以大致约等地使用。

   但是,若将“解释”一词做通常的狭义理解,则解释的前提是存在作为解释对象的文本。此意义上的法解释学,以特定的制定法文本(文字)为工作对象。研究工作的主要形态,是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和目的解释等解释方法的运用。然而,法律解释方法只是法学方法论中的一部分;通过具体解释来寻求法条含义,也只是法教义学工作的一部分。以刑法为例,要想得到正确的理解和适用,往往需要很多比个别条文的解释本身更为复杂和基础的理论模型。例如,因果关系与客观归责、正犯与共犯的区分、不作为犯的保证人地位等,这些概念在刑法典中找不到文字出处,也不能依靠传统的解释方法做出回答。“在法律解释的过程中会产生概念,但概念的产生未必是解释的结果,因为有一些概念在法律规范中并非出现。”[6]此类更为复杂的,不是由立法者明确规定而是由实践和理论创造出来的概念,经过与制定法文本构建起关联性,进而链接到法律适用中,与那些直面文本的狭义的解释工作一起,构成了法教义学的知识内容。[7]在此意义上,法律解释不等于全部的法教义学,而只是法教义学的一部分。

   这一广被承认的看法由来已久。拉德布鲁赫早就指出,作为狭义的法科学,法教义学的作业主要包括三个层次:解释、建构和体系。[8]这里的所谓“解释”,显然不是那种广义上的,甚至将整个法教义学涵括在内的法解释学,而是指狭义的,以制定法文本作为解释对象的工作。所谓“建构”,即上文所说的在文本解释的基础上,对法律材料进行加工塑造形成新概念的过程,曾被耶林认为是比“解释”更高一个层次的法学知识形态。[9]当建构工作关联的不仅是各个法律制度而且是法秩序的整体之时,就是拉德布鲁赫所说的“体系化”。如果通过解释工作即可圆满地完成司法实践的任务,则概念建构以及体系化的工作就不必展开;正是由于单纯的解释工作常常尚不足以胜任,因此才有概念建构和体系化的需求。在此意义上,法律解释可谓是法教义学的基础作业。

   作为法教义学基础的解释,以制定法文本为工作平台。换言之,解释的对象是“承载”规范意义的制定法文本,解释就是要理解这种意义。“解释是一种媒介行为,借助解释,解释者使得在他看来有疑问的文本的意义,变得可以理解。”[10]在刑法领域,制定法解释往往与罪刑法定原则密不可分,时刻缠绕在一起。从历史上看,首倡罪刑法定原则的经典作家都是要求法官严格地依照法律规定判案,甚至由此否认法官具有解释法律的权力,而只能机械地按照三段论进行推理。[11]但实际上,法律规定本身不可能是自明的,制定法通常使用的日常用语与数理逻辑和科学性语言不同,它没有使用精确界定了外延的概念,而是使用多少带点弹性的措辞。这种措辞的可能意义在一定的波段幅度内是游移不定的,要随情况、所指的事件、演说的关联脉络、术语在句中的位置以及强调重点等的不同而变化。甚至是相当确定的概念仍然经常包含一些本身缺乏清晰界定的特征。[12]

   在这个意义上,不仅有疑义的文字需要解释后才能适用,甚至任何法律规定都要经过解释才能适用,或者一个似乎含义十分明确的概念在遇到具体案件时也会使文义发生含混而需要解释。[13]今天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对于刑法适用而言,由于刑法用语的模糊性和歧义性、概念术语的不确定性、刑法内在价值的隐藏性以及刑法规定相对于生活变化的稳定性和滞后性等原因,刑法解释是不可或缺的。绝对的罪刑法定主义只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理想,而在相对罪刑法定主义的原则下,刑法解释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正当性,也是法官适用法律的基本前提和主要使命。

   在罪刑法定的视野中,如何展开刑法解释,首先涉及一个解释方法的问题。关于法律解释方法的种类,众说纷纭。但是,迄今为止最无争议的四种方法是: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和目的解释。[14]从法条文字含义出发的文义解释,根据体系内外的逻辑或意义关联展开的体系解释,借助历史特别是立法史的相关性进行的历史解释,以及基于法条目的和客观理性的目的解释,这四种解释方法(标准/要素),构成了“(自萨维尼以来的)法律解释学中相当固定的组成部分”。[15]探讨解释方法不仅具有理论上类型化的效果,而且经由追寻方法背后的思想,总结实践经验,有助于提升法律解释的质量,为立足于本土的法教义学“大厦”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限于篇幅,本文不能对各种解释方法逐一探讨,下文仅在狭义的法律解释的语境下,讨论作为解释方法(要素)之一的体系解释。

   二、体系解释的方法论溯源

   体系解释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理解“体系”。这里首先要阐明体系解释与体系化的关系。体系解释是法律解释的方法之一,而解释属于法教义学第一个层面的基础作业;至于“体系化”,则是另一个层面的法教义学工作。

   体系化的工作目标,是研究者将心中的“体系大厦”的理想模型付诸实现。这是一种从局部材料出发构建整体秩序的工作。体系解释是通过或借助体系展开的解释方法,就解释标准而言,则是使得解释结论符合体系的要求。只有解释者面前先放置一幅关于体系的实然地标或应然图景,才能以此作为方法和标准。与体系化相反,体系解释的工作性质是以整体作为方法和标准来处理局部。萨维尼很早就指出这两种工作的对向关系:“对单个规则的解释应当产生这样的效果,即单个规则借此可以与立法的整体两相契合,从而得到更好的理解。整体的构建不是此处的任务,而是‘体系’部分的任务。然而,假如没有整体,势必难以理解各个具体部分,因此我们必须将其与整体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这项工作类似于体系性研究,但二者的目的却是相反的。”[16]

   虽然体系解释与体系化的工作性质和层次不同,但是在“体系”这一点上存在交汇链接。因此,探究法学方法论上的“体系”问题,有助于理解体系解释的思想渊源和方法论基础,正确地运用体系解释开展工作。

   尽管罗马时期的法学家即已提出了体系解释的要求,[17]但是在学说史上有影响力地正式阐述体系解释,始于萨维尼。在萨维尼的方法论讲义中,法科学是历史科学与哲学科学的统一。这里的“哲学”不是指自然法意义上的法哲学,而是指法科学的内在统一性的特质,也就是所谓的“体系”。因此,萨维尼的早期著作是在相同含义上使用“体系”与“哲学”。具体到法律解释的研究中,为了实现“对法律内容的重建”这一解释任务,解释者应当站在立法者的立场上,模拟立法者形成法律思想。早期的萨维尼提出,解释需要三个要素的配合:逻辑、文法和历史。这里的“逻辑要素”存在于从法律形成的视角对其内容进行阐述的过程中,并且表明法律各部分的关系,因此是对包含于法律之中的思想的发生学阐述。[18]在晚期的《当代罗马法体系》中,萨维尼更全面地阐述了他的方法论学说,将早期的三要素调整为四要素:文法、逻辑、历史和体系。体系要素被正式提出来,关涉“将所有法律制度和法规则连接成一个大统一体的内在意义脉络。”[19]

   在拉伦茨看来,萨维尼的方法论最为突出的就是将“历史的”与“体系的”方法结合起来。前者关注每一制定法恰好得以产生的某种特定的历史处境;后者旨在将法规范以及立基于其上的法制度的总体,理解为一个融贯一致的整体。通过将萨维尼早期和后期的著作进行比较分析,拉伦茨从中发现了两个不同的“体系”:“萨维尼的早期著作只是将法体系理解为法律规则的体系,这些法律规则彼此之间是种逻辑联结关系,特殊规则被理解为源自一般规则并且能够被回溯到一般规则。与此相反,他的后期著作毋宁是以存在于普遍意识中鲜活的‘法律制度’的‘有机’脉络为出发点。相较于早期著作中严格固守制定法的文义表达的立场,在后期著作中,萨维尼更加倾向于更多注重制定法的目的以及制度的直观中彰显的意义脉络。”[20]

   萨维尼早期著作中的第一种“体系”思想,受到他所处时代的德国唯心论哲学的“内在理性”标准的影响,也成为后来概念法学的肇端。这种体系的统一性形式,是抽象的统一性,是从特殊性中抽离出的普遍概念的统一性,由此获得的统一性通向形式的逻辑。按照形式逻辑规则构建的概念体系,即通常所称的“概念金字塔”。[21]在这座金字塔内部,概念之间存在上下位的秩序关系。每一个导出的下位概念都具备上位概念的全部特征,并至少拥有一项新的特征。简言之,上位概念统摄下位概念。[22]滥觞于萨维尼而由普赫塔发展壮大的概念法学的方法论,旨在以“概念金字塔”的方式构建一个“形式-概念”的逻辑体系。此一逻辑体系也就是普赫塔意义上的“概念谱系”,能够演绎出其他所有概念的最高位阶的概念,以其内容共通地决定着其他概念。[23]

   这种作为概念法学理想的体系,被拉伦茨称为“外部体系”。它的优点显而易见:保持着最高程度的概观性和安定性,在其体系框架内,任何法律问题只需要借助逻辑思维程序就能解决,并确保由其推导出来的所有结论不出现逻辑上的矛盾。但它的缺点也同样明显。在学说理论上,只要不同学者所持的最高概念的设定不同,那么由此推演出来的整个法律体系都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金字塔面貌,彼此之间无法经由沟通形成共识。[24]更重要的是,“体系构造同样可以完全以内容空洞的方式来进行,即便是现代逻辑,由于其形式主义,也极少为法律实务所运用,但法总是涉及关于人类行为之有拘束力的内容性命题”。[25]法律体系可以按照逻辑编排,但是人类的生活却不是按照逻辑的剧本来上演。体系为了换取自身的逻辑自洽,不惜付出封闭的代价,面对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实践中的各种利益和价值考虑,直接降下了用概念封锁的大门。

为了抽象地形成概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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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律评论》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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